国际金融消息范文第1篇

后危机时代，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成为各国金融监管改革的重点。不过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境金融机构将发达国家大量的金融创新产品传导到全球，国际金融关系日益复杂。加强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已经不仅是一个国家可以解决的问题，它还依赖于国际监管合作。因此，有必要从全球化的视野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进行研究。

一、金融全球化对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带来的影响

（一）金融全球化加剧了我国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伴随着金融全球化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跨国大型金融机构在我国境内开设分支机构，我国消费者与国外金融机构的联系日趋紧密。相对而言，中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种类少，服务意识和质量落后，因此，国内越来越多的高收入阶层选择跨国金融机构提供的私人银行业务，以满足他们资产增值、保值和分散风险的需求。私人银行业务往往涉及到跨行业、跨市场的金融衍生产品，这些设计极其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具有信息不透明、不对称性和交易的高杠杆性、高关联性特点。由于我国现有的法律对金融机构信息披露义务及法律责任规范不足，销售人员在赚取更多佣金利益推动下，往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消费者隐瞒产品可能的风险，片面夸大收益，金融消费者无法掌握其产品的相关信息。同时，由于国内对金融消费者金融方面知识普及教育的速度远远落后于国际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速度，造成大部分的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知识贫乏，风险意识淡薄。所以即使他们掌握了这些信息，他们也不具备理解这些信息真实含义的能力，他们更容易迷信权威，盲目购买由跨国金融机构所谓“高级理财师”所推荐的各种风险性极高的金融衍生产品，导致巨额亏损从而引发了大量的交易纠纷。

例如，2007年香港投行出售的koda①高达1 000多亿美元（香港当年的gdp才1 600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合约卖给了内地投资者，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和企业高管群体，使得他们的数百亿美元财富化为泡影。再例如，花旗、渣打等外资银行的qdii类理财产品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出现全线亏损事件，暴露出“产品风险提示不足”等侵害消费者利益的问题。

加大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信息不对称的又一原因是我国金融消费者很难获得提供服务的境外金融机构的信用信息。国外金融消费者一般可以通过企业征信②系统或者是征信机构的评级评分服务获取金融机构的信用信息。由于国内企业征信系统不完善以及征信机构规模小，评级等增值业务开展不多，我国金融消费者获取金融机构信用信息难度大。已经建立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征信数据库并没有反映金融机构信用信息数据。国内的企业征信数据库主要有三个：一个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建立的银行企业征信数据库，这个数据库主要收集了借款企业的基本信息、信贷业务信息及社会公共信息，它主要反映企业信贷行为记录；另一个是由商务部建立的企业征信系统，这个系统主要收集外贸企业注册及其在经营运作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信息资料，主要反映外贸企业经营行为记录；还有一个是由国家发改委建立的企业征信数据库，这个数据库主要是通过各地信用公司采集本地的信用数据，主要反映国内企业经营行为记录。可见国内三大企业征信数据库都没有反映金融机构信用信息记录。因此，我国金融消费者很难通过企业征信系统获取金融机构的信用信息，他们通常是通过自己长期接受金融机构服务的经历以及与周围朋友、同事的沟通了解他们对金融机构的评价等方式获取金融机构的信用信息。不过当提供服务是跨国金融机构时，这些方式就失灵了。由于跨国大型金融机构进入国内的时间不长，其服务对象仅限于国内最高收入阶层，而不是普通的老百姓，所以很难通过沟通获取信息；又因跨国金融机构进入我国的时间并不长，由自身长期接受服务获取经验的信息渠道也行不通。因此，当跨国金融机构对消费者提供虚假信息，让其承担过量风险或者甚至存在欺诈行为时，金融消费者由于信息高度不对称无法识别。

（二）金融全球化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越来越多的跨国大型金融机构涉足跨行业、跨市场的金融衍生产品，以金融衍生产品为代表的金融创新作为资产价格、利率、汇率及金融市场反复易变性的产物，它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资产价格和金融市场的易变性，由此产生的风险也越来越多，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转移机制与不断延伸的金融产业链进一步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对这些金融衍生产品需要从更广阔的视角和更多样化的手段来监管，我国对金融衍生产品监管经验不足，监管准则严重滞后于金融创新的速度，造成了金融衍生产品领域的监管大量空白，监管漏洞多，难以防范其对金融消费者带来的风险。

我国还没有专门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法》或类似法规，并且近年重新修订的《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公司法》等法律以及新的破产法草案也没有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给予应有的关注。迄今为止，我国对金融衍生品法律层面的关注仅限于2005年10月通过的新修订的《证券法》，它对金融衍生品交易新增的规定则是只言片语的概括。我国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规范主要散见于监管部门的各种通知、暂行办法等行政规范性文件中，法律效力层次低，根本无法有效监管这些跨国金融机构以私人银行方式向国内金融消费者提供大量风险性极高的金融衍生产品。

（三）金融全球化使金融消费者维权的成本大大增加

由于没有对金融消费者权益进行专门立法，我国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只能参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是这部作为我国消费者保护的基础立法并没有将金融消费者列入保护范围；其他已有的金融立法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往往只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而对金融消费者应当享有的各种权利，如交易安全权、知情权、公平交易权、人格尊严和金融隐私权等缺乏明确细致的规定。比如，《商业银行法》将“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利益”与“商业银行的利益保护”简单地并列在一起，没有强调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金融消费者利益保护的特殊性，也没有对产生纠纷如何处理列入其中。

 

目前也没有一家监管机构明确承担和履行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处理消费者与银行之间的投诉纠纷，主要依靠银监会2007年下发的《关于加强银行业客户投诉处理工作的通知》进行协调处理，投诉平台与联动机制都不完善，因此，大量的金融消费者在权益受到侵犯后往往直接诉诸司法途径。由于司法诉讼容易激化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的对抗，极容易损害金融机构的声誉，因此，法院在受理、审理和执行这类案件时有诸多顾虑，往往较为谨慎，最高人民法院发出的争议颇多的“三暂缓”、“三中止”通知都是针对此类案件的，这就造成金融消费者采用司法途径保护自己权益时，存在诉讼周期长、诉讼费用高、立案难、举证难和执行难等问题。金融全球化后，当提供金融服务的对象是跨境大型金融机构时，金融消费者通过司法途径维权的成本就更高了。

【关键词】问题,研究,保护,消费者权益,金融,加强,

综上所述，金融全球化进一步恶化了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加剧了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提高了金融监管难度；增加了金融消费者维权的成本，从而使金融消费者保护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这与稳定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目标相矛盾，长此以往不仅损害了金融消费者的合法利益，还会破坏金融业赖以生存及发展的基础，进而影响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因此，研究如何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加强对我国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国外加强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改革措施与启示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创新浪潮的推进和金融衍生工具以及大型金融控股公司的广泛出现要求从更广阔的视角和多样化的手段来进行金融监管。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加强了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taylor（1995）的金融监管的“双峰”理论受到热捧。双峰理论认为金融监管最主要的目标有两个：一是从维护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和金融系统稳定以防止系统性金融危机或金融市场崩盘出发，针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审慎性监管；二是从保护中小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出发，对金融机构机会主义、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行为进行监管，以防止欺诈行为的发生。

美国在原有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基础上专门设立了一个保障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消费者保护委员会”（consumer protection commission）。2009年10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计划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cfpa），将目前分散在美联储、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等机构的监管职权集中到消费者金融保护署，致力于保护美国金融消费者免受不公平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滥用。该机构将拥有与其他监管机构同样的权力，包括制定规则、从事检查、实施罚款等惩戒措施，cfpa的具体职责包括：负责在信用卡、储蓄、房贷等银行交易中保护消费者利益，防止各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制止“不公平的条款和交易”，要求所有放贷人必须向借贷人提供标准、简单的贷款合同，确保消费者获得清晰全面的信息，并将对条款复杂的贷款要进行严格的审查。由于金融消费者涉及面很广，该机构可以监管各类银行和非银行机构，包括所有资产规模在100亿美元以上的信贷机构和各类金融中介，并且可以独立制定监管条例并监督实施。

英国的金融服务局（fsa）③负责监管各项金融服务，fsa的四大监管目标之一就是“确保消费者得到适当水平的保护”，将是否有效保护金融消费者纳入对金融机构评价的重要指标。fsa肩负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能，并对因金融机构破产而蒙受损失的消费者提供赔偿，向消费者提供咨询服务、出版金融消费者刊物和开展消费者调查。早在2001年6月，fsa就实施了“公平对待消费者计划”（tcf），要求英国最大的35家金融集团每年报告实施项目情况。同时fsa要求各金融机构在推销自己的金融产品时都要保证高度透明，使每个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时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风险。2005年5月，fsa《关于金融服务投诉指引》，详细列举说明消费者可对金融机构的服务或产品投诉的情形以及消费者不能或没有理由向金融机构投诉的主要情形。2006年10月，fsa出台了新的金融机构《业务原则》，其中确定11条原则作为金融机构是否符合监管标准的依据，这11条原则中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就有5条，如“有义务向消费者提供其需要的信息，并且用清晰、公平、无误导的方式向消费者传达信息等。目前tcf是fsa对零售金融产品的监管导向，将tcf纳入整个监管框架，要求金融机构在2008年底满足要求。2009年tcf还被纳入英国金管局的arrow评级内容。fsa特别重视对事后投诉处理的信息披露以及消费者赔偿。对一些采取高压销售策略、不能公平对待消费者的公司进行惩罚甚至关闭。

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更是严格按照taylor的“双峰”理论成立了审慎监管局（apra）、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sic）两个金融监管机构。apra负责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并被赋予广泛的监管权力，它对所有的金融机构进行审慎监管，负责制定银行、保险、养老金等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标准，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金融危机，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直接接管问题金融机构；asic主要负责对公司和金融市场实施监管，负责在退休金、保险金、保证金领取和社会信用方面的消费者维权，负责保护金融领域的消费者利益和市场诚信建设。这样的体制架构，使得保护金融消费者权利的机构既具有了完整性，又能够同审慎监管分级并行，互相监督，互相制衡。澳大利亚政府还专门成立了消费者金融知识委员会和全国金融知识基金会，旨在推动金融常识的普及，提高全民金融知识水平，贯彻政府“让国民有机会更好地管理自己的金钱”的承诺。

此外，各国还加强了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以及监管的国际合作。美国通过的金改法案特别强调了对场外交易otc的衍生产品和资产支持证券等产品监管，重要内容包括：将大部分场外金融衍生产品移入交易所和清算中心；要求银行将信用违约掉期cds等高风险衍生产品剥离到特定的子公司（但银行可保留常规的利率、外汇、大宗商品等衍生产品）；对从事衍生品交易的公司实施特别的资本比例、保证金、交易记录和职业操守等监管要求；为防止银行机构通过证券化产品转移风险，要求发行人必须将至少5%的风险资产保留在其资产负债上；加强对高风险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例如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及其他投资顾问机构，要求其在sec登记，披露交易信息并定期接受检查；而对于银行类的金融机构，主要通过发达的私营征信机构的信用评级等方式向消费者提供其信用信息。

尽管危机后，各国都进一步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监管，不过由于各国对金融母子公司之间的监管仍然存在巨大差异，跨境的大型金融机构，例如一些全能银行还是极有可能通过母子公司之间进行前后台隐性配合，以“前台拆分，后台集团化”模式实现实际上的综合经营，将其业务涵盖到十分广泛的领域，可以跨越信贷市场、结构化工具市场、交易市场、衍生工具市场等市场和交易环节。因此，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倡议监管的国际合作。g20金融峰会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统一的流动性资本监管的标准；新近成立的金融稳定论坛己经成为协调各个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重要协调者；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监管银行）、国际证监会组织（监管证券）、国际保险监管协会（监管保险）、独立审计机构国际论坛（监管审计）四个监管机构形成了全球重要的金融监控组织。它们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和国际组织一起共同推动监管的全球合作。美国的金改法案也建议加强对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提高对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标准，并且建议金融稳定委员会和各国监管部门按照g20倡议，通过建立和持续发展监管的联席会议，加快改进全球金融机构跨境危机处置程序，并敦促各国监管部门改善信息共享制度安排。在实践上，欧美等国已经对一些大型跨境金融机构采取了监管团制度，由金融机构的母国作为监管的主导者，其他东道国监管机构共同监管的方式。

上述各国及国际组织的改革措施对我们加强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尽管我国加强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时，不能脱离具体国情和面临问题的特殊性，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汲取消费者保护的规则和经验。例如设立独立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以及监管的国际合作等做法。笔者在上述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金融消费者所处环境的特殊性，就如何加强对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三、全球化背景下加强对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几点建议

（一）由健全企业征信系统着手，优化我国的金融生态环境

国内金融业的发展主要以银行为主导，且银行业的集中程度较高。我国的征信系统倾向以公共征信系统建设为主，私营征信机构少且规模较小。因此，对金融机构信用信息的提供难以依靠私营征信机构的信用评级提供。可考虑由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消费者协会牵头建立一个专门针对金融机构信用的信息数据库。对金融机构的信用信息进行采集主要侧重于是否采用相应措施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采信范围应该至少包括：一是在境内经营的金融机构（包括跨国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的分支机构）过往销售产品的情况，包括金融机构销售环节的市场行为是否符合监管要求，金融机构是否有按照监管机构要求加强售前阶段、销售过程中及售后的信息披露。关于产品的说明要求简洁、易懂，要说明在市场双向波动的情况下可能的损益。同时在销售产品价格出现大幅波动时可能出现的损益、产品条款的变更等情况是否提前通知投资者，尽到告知义务。二是境内经营金融机构对消费者投诉的信息披露及处理方式。金融机构是否按照监管机构要求对消费者投诉信息及投诉处理进展进行及时的披露，并且对于金融机构对消费者投诉的处理，比如修正错误，加强说明以及及时赔偿，等等。建立一个金融消费者投诉数据库，为今后监管规则的制定、改革提供参考。三是境内经营金融机构是否曾经出现过对消费者的欺诈案件及其监管机构和法院对其的处罚与判决以及最终赔偿情况。四是境内经营金融机构是否对消费者进行必要的教育。这个数据库要较全面地反映金融机构在信息披露方面是否尽职，业务操作是否规范、对消费者教育是否到位等信用信息，从而可以疏通我国金融消费者获取提供服务金融机构的信用信息，降低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二）对金融消费者保护进行专门立法，成立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

尽管金融消费者的提法已比较普遍，但是在我国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消费者地位尚未得到法律确认，金融消费者还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并无法定内涵，范围也不明确，甚至对于如何定义金融消费者，对哪些行为属于金融消费行为的问题上，甚至连监管机构的态度也不明确，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一部分学者认为购买金融产品和服务是投资者，他们追求更高的收益因而承担更高的风险，因此，应该遵循买者负责、风险自负的原则，政府无需采用倾斜的保护政策。这种简单地以风险承担、获利与否来界定金融消费与投资显然已落后于金融实践的发展。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个人财富的不断积累，消费需求已经由衣食住行的基本生存消费需求扩展到金融消费需求，金融需求是更高级别的、长久、间接性自然消费需求的体现，这是个人为了在未来获得可能但不确定的收益而放弃现在的消费，并将其转换为资产的过程，他们的投资决策的最终目的在于消费，这点与储蓄决策实际相同。他们的投资需求具备金融消费的基本要素，并且由于他们在知识水平、信息收集与处理能力、交涉能力、经济承受能力等各方面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他们不可能左右和操纵行情的发展，甚至无法把握自己投资的安全性与收益性。他们弱势地位导致的利益失衡符合消费者保护的基本原理，他们都应该被视为“金融消费者”。因此，应该在法律上明确界定金融消费者，对金融消费者保护进行专门立法，明确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基本目标和原则，界定提供金融商品和服务的金融机构种类以及金融商品和服务的具体范围，明确金融消费纠纷的范围和解决机制，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在金融消费者保护中的职责等。

考虑到金融消费者在信息辨别和理解方面的弱势地位，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经验，成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代表金融消费者享有对金融机构的产品和服务进行监督的权利，以确保金融消费者享有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损害赔偿权、受教育权等权利。例如，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可以利用投诉数据库对金融机构是否有效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进行评价，并且提供给金融消费者。同时，加强对金融消费者金融知识的教育。在当前日益复杂的金融市场上，金融教育是帮助消费者为本人及其家庭做出更好的决定的关键。让消费者接受良好的教育就是最佳的消费者保护方式。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经验，由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开展“金融知识进社区”、“农村金融教育培训”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加强消费者金融知识教育。此外，像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也可以通过其官方网站建立消费者金融教育专栏并及时更新材料内容。从长远看，消费者金融知识教育应该纳入到公民基础教育范畴。

（三）重视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加强监管的国际合作

金融创新，尤其是创新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促进了国际金融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在客观上要求我国国内金融监管体制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趋势作出回应，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加强对国内金融机构和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

首先，我国应逐步将国际通行的监管标准引入国内法中，加强对境内金融机构的监管，为金融消费者创造公平的交易平台。如在损害赔偿权方面，应改变《银行卡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对于“借记卡遗失或被盗”的持卡人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的现状，即由持卡人承担挂失手续办妥前的全部责任的规定，而应确立新的适当限制持卡人责任限额的规则。在包括住房按揭等大额消费领域或以电子商务、上门推销等特殊推销方式缔结合同中引入合同撤销权，允许消费者通过行使撤销权解除合同，因为在金融消费中，购买金融商品或者接受金融服务通常关系到个人的生存发展等重大问题，然而由于各种劝诱型或欺诈型的广告以及金融服务的专业性，金融消费者有时往往不能有效理解金融条款和识别金融风险，引入合同撤销权，不仅有利于解决由此引发的消费合同冲突，也有利于引导金融机构自觉建立行业自律意识。

【关键词】问题,研究,保护,消费者权益,金融,加强,

其次，还应尽快制定对金融衍生工具和结构性产品监管的法律法规以及跨境金融机构监管的法律法规，加强对跨境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监管，增加信息透明度，减少其与我国金融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再次，还要积极融入全球性监管体系的建设，加强对跨境金融监管合作。例如，加强与跨境金融机构的母国合作，与其监管机构进行信息交流与合作，采用监管团制度对跨国金融机构进行全面监管；又例如，与各国监管机构合作，建立共同应对危机的联合应急机制，及时披露风险信息，对重大事件及时沟通并予以解决；再例如，加强与g20成员国的合作，建立有效的对话机制，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全球化监管改革和标准制定，增加中国的话语权；等等。

注释：

{1}koda是一项跟股票挂钩的风险极高的复杂金融衍生品，翻译成中文就是“累计期权合约”，其特点是收益有限，风险无限。在国际上，打折股票被称为“金融鸦片”；而在香港，accumulato则被形象地解读为“i kill you later（我迟早会杀了你）”。

{2}指在对企业、债券发行者、金融机构等市场参与的主体的信用记录、财务状况等诸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信用能力和信用能力迁移所作的综合评价。

{3}2001年12月1日实施的英国《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的规定。

参考文献：

［1］何颖.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原则［j］.法学，2000，（2）：48-55.

［2］巴曙松.金融消费者保护：全球金融监管改革重点［j］.资本市场，2009，（10）：56-58.

国际金融消息范文第2篇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隐私权；保护

金融消费者隐私权在我国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其主要是金融信息的持有者对信用和交易过程中所享有的控制与支配的权利。与普通的消费者隐私权不同，金融消费者的隐私权是具有财产利益的信息隐私。

一、金融消费者隐私权的具体表现

其一，金融消费者隐私权的隐瞒表现。在金融交易过程中，金融消费者有对自己隐私信息进行隐瞒的权利。尤其是对于某些与交易中的公共利益无关的隐私，或者是有利于金融消费者权利的隐私，在没有法律规定必须信息明确化的条件下，金融消费者有权将信息隐瞒不被其他人所知。其二，金融消费者隐私的利用权。通常来讲，金融消费者的隐私都具有较高的经济利用价值，出于对金融消费者信息利用的规律以及对消费者权利主体的保障，应给予权利金融主体人的隐私利用权。同时，信息主体人通过对隐私的合理利用，既可以满足其精神上的需求，又可以满足其物质上的需求。但在这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金融主体人对隐私信息的利用不可以违反法律规定。其三，金融消费者隐私的维护权。在金融交易过程中，如果金融消费者自身的利益受到侵害，金融消费者有权寻求法律保护。例如，当金融消费者在金融交易中出现隐私泄露问题时，有权向司法机关要求查看交易记录、请求复制文本文件、请求更正隐私信息、请求停止处理或利用、请求删除隐私信息、请求相关部门赔偿等权利。其四，金融消费者隐私支配权。金融消费者隐私权涉及金融主体权利人可以拥有自己控制及流转隐私信息，即在金融消费过程中，金融消费者可以自行控制与支配自己的隐私信息，并享有决定权，决定第三方经济人或其他金融消费者是否可以获得自己隐私的权利。这种隐私的支配权是金融消费者隐私权的发展走向。

二、金融消费者隐私权的特点

首先，金融消费者隐私权具有较高的财富性。具体来说，金融消费者隐私权可以说成金融消费者的人格权，但人格权是不具有任何的财富意义的，而金融消费者隐私权却具有较高的经济利用价值，金融消费者可以通过对财产权的开发和利用，来获取更大的利益空间。因此，金融消费者的隐私权可以作为消费者的财产加以利用，并可以得到预期的财产价值。其次，金融消费者隐私权具有隐私信息性。所谓的隐私信息性主要体现为三种形式，即金融消费者个人信息、金融消费者个人领域、金融消费者个人私事。在这三种形式中，个人信息属于金融消费者的隐性信息，具有隐性特征。个人领域信息是金融消费者有形的隐私信息。个人私事属于金融消费者动态的隐私信息。在金融行业，消费者的隐私主要是指个人的信息隐私，这种信息隐私不仅与金融消费者的主体有关，还包括金融经营者在为金融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时所获得的与金融消费者相关的交易信息以及其他隐私等。最后，金融消费者隐私权具有积极性。一般来说，隐私权具有消极防御性。尤其是在信息社会，随着高科技技术的发展，隐私随时都有可能被泄露出去，而对已经被泄露出去的隐私再进行事后补救也无济于事。因此，对隐私进行前置性的保护是十分必要的，也就是说，在金融消费者隐私保护中，需要将个人隐私消极防御转化为积极控制形态，从而才能更有利地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隐私权。

三、金融消费者隐私权的保护措施

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隐私权是金融经营者在服务过程中必须做到事情。笔者针对金融消费者隐私权的保护办法进行了研究与分析，并提出了几点具体要求：

1.加强立法保护

首先，必须加强立法部门对金融消费者隐私权保护的力度。就目前来说，我国的宪法对金融消费者隐私权的保护还不全面，立法部门更应该着手于金融消费者隐私权保护的根本问题，在宪法中制定出详细的金融消费者隐私权保护条例，并明确金融消费者隐私权保护的概念。其次，立法部门在着手制定金融消费者隐私权保护法时，可以引进国外先进国家对金融消费者隐私权保护的法律制度，从而制定出一部针对性较强的、具有科学性依据的隐私权保护法规。

2.规范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机制

在金融交易中，金融机构的服务人员与金融消费者之间所处的地位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性。因此，规范金融机构内部的管理体制势在必行。首先，金融机构的监管部门要对金融交易活动进行监督，确保金融机构在与金融消费者进行交易时不会发生隐私泄露的情况。其次，金融机构的监管部门要对金融服务人员进行监督，一旦发现在金融交易操作中有恶意泄露金融消费者隐私的情况，要及时制止并给予严肃处理。

3.加强与国际间的相互合作

目前在国际中，还没有一套完全针对金融消费者隐私权保护的法律出台。但是，在如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单单依靠于国家自身的力量对金融消费者隐私权进行保护显然是无法达到其效果的。因此，在金融消费者隐私权保护中，我国金融机构要积极参与到国际化的金融消费者隐私权保护活动中去，通过与国外金融机构的沟通，建立起全球均认可的金融消费者隐私权保护法律法规。

4.设立执法机构

在金融消费者隐私权保护中，必须设立专门的执法机构来执行关于消费者隐私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细化执法机构人员的相关工作，明确执法人员所管辖的范围及内容。另外，要对执法部门的人员进行专业性的培训，使执法人员能够清楚地明白自身所担负的职责，切实将金融消费者隐私权保护落到实处。

四、结束语

加强对金融消费者隐私权的保护，提升群众对金融机构的信任度，有利于金融机构开展各项金融服务，更有利于金融机构自身的经济发展。

作者:万蓉 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国际金融消息范文第3篇

关键词：危机 金融监管 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11-185-03

一、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改革

1.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内容。（1）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负责监测和处理威胁国家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2）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负责对提供信用卡、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等消费者金融产品及服务的金融机构实施监管。（3）强化场外衍生品市场监管，将之前缺乏监管的场外衍生品市场纳入监管视野。（4）设立新的破产清算机制，以防止金融机构倒闭再度拖累纳税人救助。（5）限制银行自营交易及高风险的衍生品交易。（6）赋予联储更大的监管职责，同时对其实施更严格的监督。（7）美联储将对企业高管薪酬进行监督，以确保高管薪酬制度不会导致对风险的过度追求。

2.英国金融难监管改革的主要内容。英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包括三个新机构的建立。第一，英格兰银行成立一个独立的金融政策委员会（FPC），以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掌握宏观政策工具。第二，英格兰银行成立一个下属机构——审慎监管局 （PRA），以促进金融公司的稳定性。第三，成立一个金融行为监管局（CPMA），以保护消费者和管理金融市场。2011年6月英国政府还了《金融监管新方法：改革蓝图》白皮书，对英国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全面改革，明确了新成立的金融政策委员会将专门负责宏观审慎监管，将金融服务局原有的微观监管职能划分给新成立的审慎监管局和金融行为监管局承担，同时着重规定了各类法定监管机构间的协调机制。

3.日本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内容。（1）促使金融机构加强全面的风险管理。要求金融机构要给与风险管理部门应有的地位和优先性；更加关注金融机构资产风险状况与资本充足率适应性；督促综合性金融集团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2）加强对资产证券化的约束和改进不恰当的激励机制。强化了对金融机构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审查。提出基于金融风险的薪酬调整机制，避免金融高管过于重视短期利润而忽视长期金融风险。（3）加强信息披露，增强市场诚信度和透明度。特别是增强证券化产品的透明度，加强对金融机构信息透明度的要求，改进会计准则。（4）扩大监管范围，着眼于系统性风险。改变以往注重保护储户利益，重点监管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做法，将监管范围扩大至保险证券银行等所有金融机构。（5）实施全面审慎性监管，并加强监管机构的国际合作。

4.欧盟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内容。（1）创设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设立欧洲系统性风险管理委员会（ESRB），其主要由成员国央行行长组成，主要职责包括控制欧盟信贷总体水平和抑制“泡沫”，监测整个欧盟金融市场上可能出现的宏观风险，及时发出预警并提出应对相关情况的措施，以确保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更好地应对未来可能的金融危机。（2）建立超国家金融监管机构。成立三个超国家金融监管局：一是欧盟银行业监管局，责对银行业的监管。二是欧盟证券与市场监管局，负责对证券行业的监管。三是欧盟保险与雇员养老金监管局，负责对保险业的监管。（3）把保护消费者作为金融监管的中心目标。欧盟金融改革法案成功将消费者保护列为欧洲金融监管局工作的绝对核心。

二、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特点

纵览各主要国家、经济体和国际金融组织推出的监管改革措施，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市场主导原则和市场自由发展仍是金融体系运行的基础。从各改革方案的内容来看，其主要目的在于弥补监管漏洞，纠正由于市场过度自由而导致的市场参与者之间、市场与监管之间的失衡状态，而非对市场自由做出严格限制，市场主导原则和市场自由发展的环境仍然是金融体系运行的基础。

2.强调金融信息对金融监管和金融市场的重要意义。金融是一个信息行业。无论是金融监管当局还是金融市场主体其工作开展及效果都完全依赖于其所掌握的金融信息。金融危机的发生和蔓延同以下两方面有关：一方面，金融市场交易主体在贪婪的驱使下，在未获得充分的交易相关信息之前就参与了交易，从而产生其无法承担的损失；另一方面，金融监管当局未能充分掌握相关信息，进而未能作出及时反应。因此，各监管改革方案都重点强调了金融信息的收集与处理。

3.通过设立制度化实体机构加强监管协调。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现行金融体系中，一般都存在多个金融监管主体。多头监管容易出现各监管机构之间的职责与权限划分不清，导致监管套利，从而变相地降低了监管标准。但不可否认的是，多头监管体制也存在很多的优越性：一方面，在金融分业经营格局依然比较清晰之时，分业多头监管的专业性依然具有制度优势；另一方面，多头监管可以形成激励机制，促进监管竞争，为市场提供更有效的监管。权衡利弊，多头监管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各个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为此，各监管改革方案都要求加强监管协调，设立实体化、制度化的监管协调机构。

4.强化货币当局的金融稳定职能。各改革方案都着力强化了货币当局的金融稳定职能，这反映了现代经济体系中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之间关系的深化。在现代金融体系中，银行类金融机构大规模介入资本市场，这就使得后者成为了银行体系的重要风险来源之一。与此同时，如果不考虑金融市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将无法建立，货币政策也就无法有效实施。此外，在金融机构出现财务困境时，货币当局作为最后贷款人也需要并且最适合于承担救助职责以避免系统性风险。在这一背景下，对于货币当局来说，维护金融稳定就成为了与货币政策制定具有同等重要性的职责，其关注的范围和领域也显著扩大，不再局限于银行类金融机构，而是涵盖了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

5.突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随着现代金融体系的不断复杂化，系统性风险越来越成为金融稳定的重要威胁，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有鉴于此，此次世界主要国家与地区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很自然地将系统性风险的监管放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

6.加强监管当局的危机处置能力。在这次危机中，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于问题金融机构的救助极为不力，这一方面是由于对危机进程和严重性的误判，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金融监管当局缺乏危机处置的手段与能力。为此，各改革方案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明确监管当局在危机处置中的权限和程序，突出的一点的就是强调建立危机处置的完备预案，同时授予监管当局在危机状态下“便宜行事”的权力。

7.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高度重视。会计准则在反映表外业务风险上的局限性与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不透明性是此次危机爆发与恶化的重要原因。各个国家与地区的金融监管改革都对此给予高度关注，但令人遗憾的是，它们在相应的监管措施上则缺乏具体内容。这还需要国际协调合作与统一标准，而这也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8.加强对投资者与消费者利益的保护。本次危机暴露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现代金融产品的复杂性使得市场微观主体经常难以正确理解产品的特征和对产品蕴含的金融风险作出正确评估，从而无法基于审慎的判断作出交易决策，甚至落入欺诈陷阱。因此，保障投资者与消费者的知情权与索赔权是各项改革方案中的共同内容。

9.推进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在各项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中都提出了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的必要性。国际监管合作不仅是防范外源性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措施，同时也有助于统一各经济在金融监管改革上的尺度，避免其他国家和地区较为宽松的金融市场环境对自己国际地位造成威胁。

三、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政策选择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所受的冲击更多地是在实体经济层面而非金融体系层面上。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金融体系的开放性不足避免了外部系统性风险的传染，与此同时，中国的高储蓄率为金融机构提供了稳定、充足的资金来源，使得金融机构不必求助于高风险、高成本的融资渠道。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于金融服务多样性需求的日益增长，金融体系必将更为开放，金融市场也将更为活跃，从而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中国应借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金融监管改革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积极稳妥地推动中国金融监管改革。

1.坚持金融监管全面覆盖的原则。“全面覆盖”的监管理念是金融监管发展的潮流，不论是较早改革的英国、日本还是危机过后的美国，其金融改革都明显地反映出这种趋势。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一直秉承了全面覆盖的理念，并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我们不仅要继续坚持全面覆盖的监管理念，更应该付诸实践以有效保证这一理念的贯彻与落实。

2.坚持适度监管，鼓励金融创新。美国金融危机暴露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监管机构对金融创新，如金融衍生品的监管过于松散，甚至缺位。而中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都不发达，中国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权利限制过严。虽然这避免了类似于美国金融市场的高风险，但是也严重约束了金融市场的创新能力，阻碍了金融创新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现象所导致的结果就是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实体经济和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的需求。与此同时，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过度管制很容易削弱本国金融体系的竞争力和吸引力，导致金融资源的外流。因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由于担心市场风险而阻碍金融创新，相反，必须将金融创新的主导权还给市场。

3.加快推进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建设，实现金融信息联通与共享。金融监管当局充分掌握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部门的相关信息，对于进行宏观审慎性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实现金融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推进金融监管信息建设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完善征信体系，在为金融机构决策提供依据的同时，有助于监管当局通过违约率了解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为审慎性监管提供支持。第二，健全支付清算体系及其信息挖掘，汇集经济交易信息，以此反映交易活跃状况、经济景气程度和经济结构变化情况等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侧面，为金融稳定状况的评估提供背景。第三，加强金融监管当局内部及其与各经济部门之间的信息系统整合与共享，在可能的情况下制定明确的、有时间表的金融信息资源整合方案。

4.建立实体化、法治化的监管协调机构，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目前，中国初步形成了“一行三会”的金融分业监管格局，但是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缺乏正式制度保障，仅处在原则性框架层面，监管联席会议制度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因此，在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下，应将协调机制法治化、实体化。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组建有明确法律权限、有实体组织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以监督指导金融监管工作。

5.突出消费者利益保护这一金融监管目标。完备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措施是发达金融体系的共同特征，也是构成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如果金融监管只关注金融机构的利益诉求而忽视了对消费者利益的切实保护，就会挫伤消费者的金融消费热情而使金融业发展失去广泛的公众基础和社会支持。所以，要使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中有所作为，就必须对消费者金融产品和服务市场实行严格监管，促进这些产品透明、公平、合理，使消费者获得充分的有关金融产品与服务的信息。

6.加强宏观审慎性监管，维护金融系统稳定。在不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金融体系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的来源与传导机制存在着差异。目前，我国金融发展所处阶段和金融体系的特定结构决定了我国的金融市场并非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来源。但是，随着综合经营的发展和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开放，中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特征将会与当前发达国家进一步趋同，金融控股公司等大型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会快速发展。为了应对金融业快速发展对金融监管提出的新要求，我国应在明确系统性风险标准的前提下，确立监管系统性风险的专门监管机构。根据目前的情况，可以考虑将这一职责赋予中国人民银行。通过“牵头监管”模式，并与其他监管机构密切合作，解决监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盲区”。

7.加强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监管，改进监管手段。随着金融创新的飞速发展，中国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及表外业务规模也在迅速扩张之中。为此，中国必须加强资产负债表的监管。首先，完善资产负债表的编报规则，使金融机构的表外业务风险能够在资产负债表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其次，监管当局应当及时、充分掌握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变动情况，为微观审慎性监管提供依据。再次，监管当局应该在考虑到金融体系内部复杂联系的基础上，在宏观层面上对资产负债表的总体变化情况进行监控，并据此对金融体系的风险水平作出评估，在出现问题时发出预警。最后，监管当局需要通过资本充足率要求和会计标准的改进，消除或削弱与资产负债表相关的顺周期性，平滑金融体系运行中的波动，为实体经济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

8.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与国际金融发展步调一致。在当前形势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这是回应国际社会舆论的要求，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需要。其次，目前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仍然处于酝酿和起步阶段，中国的及早参与有助于争取主动，确立规则，最大程度地维护自身利益。最后，尽管现阶段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参与程度仍然非常有限，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开放，中国也将面临更大程度的传染性系统性风险，对于这些风险的防范与处置也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国际金融监管的协调与合作。

参考文献：

1.巴曙松.主要监管模式对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启示.中国经济时报，2012.10.8

2.何德旭等.美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新趋势及启示.上海金融，2011（1）

3.主要国家和地区金融监管改革对中国的启示.中国证券报，2009.10.20

4.史建平，高宇.宏观审慎监管理论研究综述.国际金融研究，2011（8）

国际金融消息范文第4篇

    后危机时代,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成为各国金融监管改革的重点。不过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境金融机构将发达国家大量的金融创新产品传导到全球,国际金融关系日益复杂。加强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已经不仅是一个国家可以解决的问题,它还依赖于国际监管合作。因此,有必要从全球化的视野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进行研究。

    一、金融全球化对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带来的影响

    (一)金融全球化加剧了我国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伴随着金融全球化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跨国大型金融机构在我国境内开设分支机构,我国消费者与国外金融机构的联系日趋紧密。相对而言,中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种类少,服务意识和质量落后,因此,国内越来越多的高收入阶层选择跨国金融机构提供的私人银行业务,以满足他们资产增值、保值和分散风险的需求。私人银行业务往往涉及到跨行业、跨市场的金融衍生产品,这些设计极其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具有信息不透明、不对称性和交易的高杠杆性、高关联性特点。由于我国现有的法律对金融机构信息披露义务及法律责任规范不足,销售人员在赚取更多佣金利益推动下,往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消费者隐瞒产品可能的风险,片面夸大收益,金融消费者无法掌握其产品的相关信息。同时,由于国内对金融消费者金融方面知识普及教育的速度远远落后于国际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速度,造成大部分的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知识贫乏,风险意识淡薄。所以即使他们掌握了这些信息,他们也不具备理解这些信息真实含义的能力,他们更容易迷信权威,盲目购买由跨国金融机构所谓“高级理财师”所推荐的各种风险性极高的金融衍生产品,导致巨额亏损从而引发了大量的交易纠纷。

    例如,2007年香港投行出售的KODA①高达1 000多亿美元(香港当年的GDP才1 600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合约卖给了内地投资者,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和企业高管群体,使得他们的数百亿美元财富化为泡影。再例如,花旗、渣打等外资银行的QDII类理财产品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出现全线亏损事件,暴露出“产品风险提示不足”等侵害消费者利益的问题。

    加大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信息不对称的又一原因是我国金融消费者很难获得提供服务的境外金融机构的信用信息。国外金融消费者一般可以通过企业征信②系统或者是征信机构的评级评分服务获取金融机构的信用信息。由于国内企业征信系统不完善以及征信机构规模小,评级等增值业务开展不多,我国金融消费者获取金融机构信用信息难度大。已经建立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征信数据库并没有反映金融机构信用信息数据。国内的企业征信数据库主要有三个:一个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建立的银行企业征信数据库,这个数据库主要收集了借款企业的基本信息、信贷业务信息及社会公共信息,它主要反映企业信贷行为记录;另一个是由商务部建立的企业征信系统,这个系统主要收集外贸企业注册及其在经营运作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信息资料,主要反映外贸企业经营行为记录;还有一个是由国家发改委建立的企业征信数据库,这个数据库主要是通过各地信用公司采集本地的信用数据,主要反映国内企业经营行为记录。可见国内三大企业征信数据库都没有反映金融机构信用信息记录。因此,我国金融消费者很难通过企业征信系统获取金融机构的信用信息,他们通常是通过自己长期接受金融机构服务的经历以及与周围朋友、同事的沟通了解他们对金融机构的评价等方式获取金融机构的信用信息。不过当提供服务是跨国金融机构时,这些方式就失灵了。由于跨国大型金融机构进入国内的时间不长,其服务对象仅限于国内最高收入阶层,而不是普通的老百姓,所以很难通过沟通获取信息;又因跨国金融机构进入我国的时间并不长,由自身长期接受服务获取经验的信息渠道也行不通。因此,当跨国金融机构对消费者提供虚假信息,让其承担过量风险或者甚至存在欺诈行为时,金融消费者由于信息高度不对称无法识别。

    (二)金融全球化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越来越多的跨国大型金融机构涉足跨行业、跨市场的金融衍生产品,以金融衍生产品为代表的金融创新作为资产价格、利率、汇率及金融市场反复易变性的产物,它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资产价格和金融市场的易变性,由此产生的风险也越来越多,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转移机制与不断延伸的金融产业链进一步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对这些金融衍生产品需要从更广阔的视角和更多样化的手段来监管,我国对金融衍生产品监管经验不足,监管准则严重滞后于金融创新的速度,造成了金融衍生产品领域的监管大量空白,监管漏洞多,难以防范其对金融消费者带来的风险。

    我国还没有专门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法》或类似法规,并且近年重新修订的《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公司法》等法律以及新的破产法草案也没有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给予应有的关注。迄今为止,我国对金融衍生品法律层面的关注仅限于2005年10月通过的新修订的《证券法》,它对金融衍生品交易新增的规定则是只言片语的概括。我国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规范主要散见于监管部门的各种通知、暂行办法等行政规范性文件中,法律效力层次低,根本无法有效监管这些跨国金融机构以私人银行方式向国内金融消费者提供大量风险性极高的金融衍生产品。

    (三)金融全球化使金融消费者维权的成本大大增加

    由于没有对金融消费者权益进行专门立法,我国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只能参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是这部作为我国消费者保护的基础立法并没有将金融消费者列入保护范围;其他已有的金融立法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往往只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而对金融消费者应当享有的各种权利,如交易安全权、知情权、公平交易权、人格尊严和金融隐私权等缺乏明确细致的规定。比如,《商业银行法》将“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利益”与“商业银行的利益保护”简单地并列在一起,没有强调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金融消费者利益保护的特殊性,也没有对产生纠纷如何处理列入其中。

    目前也没有一家监管机构明确承担和履行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处理消费者与银行之间的投诉纠纷,主要依靠银监会2007年下发的《关于加强银行业客户投诉处理工作的通知》进行协调处理,投诉平台与联动机制都不完善,因此,大量的金融消费者在权益受到侵犯后往往直接诉诸司法途径。由于司法诉讼容易激化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的对抗,极容易损害金融机构的声誉,因此,法院在受理、审理和执行这类案件时有诸多顾虑,往往较为谨慎,最高人民法院发出的争议颇多的“三暂缓”、“三中止”通知都是针对此类案件的,这就造成金融消费者采用司法途径保护自己权益时,存在诉讼周期长、诉讼费用高、立案难、举证难和执行难等问题。金融全球化后,当提供金融服务的对象是跨境大型金融机构时,金融消费者通过司法途径维权的成本就更高了。

    【关键词】问题,研究,保护,消费者权益,金融,加强,

    综上所述,金融全球化进一步恶化了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加剧了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提高了金融监管难度;增加了金融消费者维权的成本,从而使金融消费者保护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这与稳定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目标相矛盾,长此以往不仅损害了金融消费者的合法利益,还会破坏金融业赖以生存及发展的基础,进而影响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因此,研究如何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加强对我国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国外加强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改革措施与启示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创新浪潮的推进和金融衍生工具以及大型金融控股公司的广泛出现要求从更广阔的视角和多样化的手段来进行金融监管。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加强了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Taylor(1995)的金融监管的“双峰”理论受到热捧。双峰理论认为金融监管最主要的目标有两个:一是从维护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和金融系统稳定以防止系统性金融危机或金融市场崩盘出发,针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审慎性监管;二是从保护中小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出发,对金融机构机会主义、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行为进行监管,以防止欺诈行为的发生。

    美国在原有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基础上专门设立了一个保障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消费者保护委员会”(Consumer Protection Commission)。2009年10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计划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CFPA),将目前分散在美联储、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等机构的监管职权集中到消费者金融保护署,致力于保护美国金融消费者免受不公平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滥用。该机构将拥有与其他监管机构同样的权力,包括制定规则、从事检查、实施罚款等惩戒措施,CFPA的具体职责包括:负责在信用卡、储蓄、房贷等银行交易中保护消费者利益,防止各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制止“不公平的条款和交易”,要求所有放贷人必须向借贷人提供标准、简单的贷款合同,确保消费者获得清晰全面的信息,并将对条款复杂的贷款要进行严格的审查。由于金融消费者涉及面很广,该机构可以监管各类银行和非银行机构,包括所有资产规模在100亿美元以上的信贷机构和各类金融中介,并且可以独立制定监管条例并监督实施。

国际金融消息范文第5篇

[关键词]支付宝研究；互联网支付；发展文献综述；海外策略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背景

2014年11月，总理在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发言中明确指出，互联网作为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工具，将有效支持中国经济“新引擎”提质、增效、升级。次年3月，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并于同年7月由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互联网+”上升为国家战略。

在“互联网+”概念深入人心之前，互联网已经在我国消费、媒体、即时通讯、信息共享、金融、物流等多个行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在消费领域，伴随着淘宝、京东、亚马逊等一批中外电商平台从初创期到高速成长为具有影响力和品牌号召力的行业代表，它们也培育了如今已成为中国消费主力军的70后、80后、90后的互联网消费习惯。通过“互联网+消费”的模式植入，我国的消费环境得以改善，消费者可以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随时随地完成交易；同时消费者与商家的互动性得到了增强，提升消费参与感；更是优化了消费结构，有效的进行了资源优化，节约成本、避免浪费。凡此种种，使得互联网行业与消费行业的成长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如上文所述，在我国互联网消费行业发展的同时，我国互联网消费群体也逐渐扩大和成熟起来。他们往往接受过高等教育，学习能力和探索欲望都非常强烈，对生活品质也有更高的要求。伴随着我国消费市场与全球市场接轨的日益紧密，互联网为消费者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消费空间――海淘。海淘即通过互联网媒介直接通过境内、外销售商购买海外产品。传统的互联网消费由于生产、销售、物流、消费等链式行为均发生在我国境内，以人民币作为货款资金的支付结算存在诸多便利，消费者可以根据消费习惯选择网上支付、线下刷卡支付或货到付款的现金支付等多种支付方式。但海淘与传统的互联网消费不同，消费行为与销售行为分属两国，由于国家间法定货币不同，这就为买卖双方在货款的支付结算时带来了汇兑方式与汇率风险等诸多问题。美国在线支付公司Pay-PaI和调研公司Ipsos联合了《第二届全球跨境贸易报告》，据报告中显示，2015年有35%的中国网购消费者以海淘方式购买商品，相较于2014年上升了9个百分点；另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2014跨境电商调查分析报告》预计到2018年，中国的海淘人数将达到3560万，海淘规模将达到1万亿元。这为我国互联网支付在跨境消费领域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二、文献综述

随着跨境消费激增，国内学者已经开始关注互联网支付与跨境消费的关系，并且在跨境支付方面积累了大量研究经验，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

韩飚（1992）对国际经济交易中因汇率和利率的变动而产生的资产或负债的价值变化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外汇风险应分为交易风险、经济风险和储备风险。面对上述风险时，企业和国家都要做好汇率风险预测，对常用货币的汇率进行趋势分析，同时积极采取金融衍生工具和货币调换来进行交易风险管理。通过对汇率风险进行基本的分析，在互联网跨境支付场景中也应积极应用相关理论。

朱晓明（2011）研究了互联网支付公司的格局，他认为互联网支付与第三方支付的概念并不能完全重合，只是互相有交集。互联网支付包括了第三方支付和网络银行直接支付等方式，而第三方支付的特点在于凭借第三方参与交易使得交易更加可信、安全、方便，可以通过互联网、物联网等多种手段实现。同时他将互联网支付按照支付工具划分为七类，包括电子信用卡网络支付、数字现金支付、智能卡支付、虚拟货币支付、网银支付、电子支票网络支付、电子汇票系统等。该研究的部分观点得到了市场的后续检验。根据互联网支付产业的实践，由于第三方支付占据了互联网支付中绝大部分，因此遵循市场经济用语，本文中我们将第三方支付与互联网支付作为一定程度上等同的概念。

曾刚（2014）认为互联网金融的支付革新是对传统金融造成巨大冲击和深远影响的关键之点。将支付手段内嵌于互联网商业模式中，为互联网金融的产生奠定了市场基础，也必将引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方向。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在互联网商业模式中凸显，正是这种征信困难催生了第三方支付的产生和发展。账户粘性对于互联网支付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支付是最显著的优势，账户粘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用户粘性，从而决定市场份额。曾刚认为互联网支付方式通过提高支付效率，倒逼整个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对我国金融体系有着深远影响。互联网支付将对我国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随着跨国贸易和国际货币间结算中应用逐步普及，互联网支付还将影响国际汇率，同时对国际监管提出更高要求。

新华社金融世界栏目和中国互联网协会（2014）联合对互联网支付的创新情况与未来发展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安全性与便捷性将对互联网支付的发展产生长足的影响。相较其他支付方式，便捷性是互联网支付的内生优势，某种程度上它被定义为互联网支付业务发展的生命线。交易便捷、使用简便、良好的用户操作体验是互联网支付应用的必备要素，尤其在移动互联网支付中要求更为严格。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便捷性的实现通常需要以牺牲安全性为代价。

随着移动物联网和信息互联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陆续开展，互联网支付市场刚踏入蓬勃发展的朝阳时期，其创新发展和市场监管都将面临重大的机遇和挑战。

三、支付宝的海外策略

互联网支付是基于委托理论而形成的资金流动模式，其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机构增信降低买卖双方间信息不对称风险从而促进交易达成。随着用户数量积累和业务规模扩大，我国互联网支付平台业务已迈向国际市场，其业务也不断创新。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是阿里巴巴旗下的知名品牌，也是国内领先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主营支付和理财业务。支付宝的战略合作金融机构超过180家，包括国内外多个银行以及银联、VISA、Master Card等国际组织，支付宝也被金融机构认定为国内电子支付领域可信赖的合作伙伴。

早在2009年，马云在阿里巴巴集团的股东大会上明确了支付宝的国际化战略。随后几年，为了使不方便出境和缺乏外币支付手段的用户可以使用人民币在淘宝网和支付宝境外合作购物网站上购买外币标价的商品，也为了使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家和卖家在国内外汇管制条件下便捷的通过支付宝直接和境内消费者进行网上商品、服务的交易，支付宝一直在努力应对国际支付的挑战，创新产品与服务。

伴随阿里巴巴集团业务发展，支付宝推出境外收单业务和小额贸易担保交易，将市场拓展到俄罗斯、美国、新加坡、澳洲、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依据我国相关规定进行登记和年限额控制，通过其便捷的一站式支付解决方案让境外零售商减少为满足外汇监管而采取的繁琐手续，也让支付宝用户使用人民币支付在海外合作商家网站处购买的境外商品。同时，支付宝积极对接境内外物流公司信息系统，在资金和货物的处理上不断提高信息交互效率，提升买卖双方的用户体验。2013年支付宝移动支付金额达到9000亿元人民币，共27.8亿笔，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支付公司，其交易额是主要竞争对手Pay-Pal和Square当年交易额之和的3倍。

支付宝在2013年推出海外退税服务，支付宝用户出国购物可以领取退税单，在退税单中找到alipay填写支付宝账号绑定的手机号码，在海关完成盖章，投入退税信箱即可完成退税办理。使用支付宝退税服务，税金最快7个工作日到达支付宝账户，较统信用卡退税方式大大缩短时间。目前已有韩国、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荷兰、瑞士、西班牙等24个国家开通此项服务。

2013年3月，国家外汇管理局下发《支付机构跨境电子商务外汇支付业务试点指导意见》，同意在上海、北京、重庆、浙江、深圳等地开展试点支付机构跨境电子商务外汇支付业务，业务范围包括货物贸易、留学教育、航空机票、酒店住宿及软件服务。

支付宝在2013年与支付机构Uni-pay、PeerTransfer开展合作，实现英国、美国等300多所海外大学的学费支付功能，包括麻省理工、康奈尔、利兹等知名大学的留学生朋友可以通过支付宝用人民币支付留学费用。

支付宝与上海银行合作，通过支付宝移动端在2014年推出国际汇款业务，支持用户向海外银行账户进行直接汇款，款项约3-5个工作日到账，单次最高可汇款49986.5美元，支持美元、港币、欧元、澳元、英镑、加元、瑞士法郎、新加坡元、日元等多种货币。汇款人只需要填写收款账户的姓名、国家、地址、银行和账号，不需要填写汇款人信息，全程在线操作，相较传统银行的国际汇款，操作简单，流程便捷。该功能虽未限定汇款人，但目前主流使用者均为个人用户，企业用户不普遍。

2014年，支付宝将跨境服务延伸到境外交通出行，通过“海外交通卡”服务，出行者可提前买好旅行目的地的交通卡，到目的地兑换点领取即可使用。2016年，UBER和蚂蚁金融服务集团在全球移动出行支付领域达成重要合作，UberApp内将开通支付宝跨境支付功能，使中国内地的Uber用户在境外的用车也可以通过支付宝以人民币在线支付车费，从而进一步方便国人出境旅游，为在线跨境旅游消费提供便利。

2016年4月8日跨境电商税改政策正式实施，支付宝抢先接入新的海关总署版全国通用系统，成为第三方支付行业内首家接入国家海关总署跨境电子商务进口统一版信息化系统的支付公司。支付宝就此将对消费者提供海淘商品相关的电子化报单解决方案，消费者通过支付宝进行海淘购物，只需要一次提交支付人实名信息，由商户发起指令后几毫秒内，支付宝就能将支付信息推送海关，去完成电商企业提供的报关单、支付企业提供的支付清单、物流企业提供的物流运单的三单对比，从而缩短跨境商品通关的滞留时间。

随着支付宝用户数量增加，作为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支付宝在与境外机构合作时将拥有有更大的话语权，更高的公信力，为境外服务和商品的生产商提供一整套的资金解决方案，也帮助支付宝用户在跨境消费和出境旅游等方面享受到更优质的服务。

四、基于支付宝研究相关启示

互联网支付可谓互联网消费的基础之一，在该资金流动中有三重资金交互，一是支付平台机构与商户的账户资金循环，二是支付平台机构和平台用户的账户资金循环，三是支付平台机构与金融机构的账户资金循环。上述三重资金循环都可能涉及境外支付，衍生出不同的国际金融风险。互联网支付的发展大大丰富了我国个人的跨境消费方式，加速了传统金融业改革升级，也对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互联网支付的发展方便境内人民消费境外商品，个人在互联网消费中可选择以人民币或外币进行支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名币“走出去”战略的发展。但由于互联网跨境消费属于经常项目下的贸易收支，并非属于资本项目，所产生的外币消费往往将由个人信用卡外币额度实现，通常不包含在居民个人每年5万美元的结售汇限额。随着移动支付的网络规模效应日益显著，移动支付因其交易成本较低的优势大量减少人们对现金的需求，进一步改变了货币需求的形式，互联网跨境消费的普及将增加国家外汇储备管理压力，使外汇管制难度变大，汇率波动变强。

互联网金融和互联网支付的发展挑战了传统的国际金融格局和法律体系。国际贸易的资金往来以国际金融法律体系为框架，该体系由一系列的国际金融条约、规则、惯例、涉外金融立法构成，对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金融交易行为起到规范性作用。互联网金融和互联网支付因其参与主体所在地域不显著、金融交易行为自发、信息交互时限短暂等特征，大大超越了传统国际金融法律体系的约束范围，导致国际互联网金融行为目前难以约束，亟待形成国际金融法律体系的新格局。这一特点也要求我国在互联网金融和互联网支付快速发展的情况下，面对挑战尽快加强国际合作，希望建立一套各主流国家能遵循的互联网支付框架和结算标准，缩小各地区间的监管差异。

互联网支付的发展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跨境电子商务与传统贸易有较大区别，基于传统贸易制定的税法制度也面临重大的冲击。一方面支付宝、财付通等我国龙头互联网支付企业积极投身海外退税业务，为广大出境游和境外购物消费者提供便利。另一方面，由我国财政部、海关总署、国税总局三部委联合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企业对消费者，即B2C）进口税收政策，已于2016年4月8日起正式实施，同时调整行邮税政策，为国内营造统一的税收政策环境；该政策调整在社会上引起重大反响，境内外各大知名电商平台均对中国境内上线的业务做出调整，在此也提示国内互联网支付企业要规范管理，配合国家政策，合法合规经营，避免巨大的法律风险。

在我国实践中，监管部门对互联网支付机构的监管力度逐步提高。支付机构若严格依据监管法规制定经营策略进行管理经营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将降低支付业务和创新业务收入。与此同时，支付机构的管理成本和监管成本不断提升将影响地方政府发展互联网金融的决心，并影响相关政策的执行效力。尤其全球化的互联网支付机构帮助用户通过匿名账户划转资金，或以极低的成本通过虚假商品售卖完成资金转移，甚至配合跨境电商进行网络、交易和服务买卖，均为洗钱等非法行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当前国际“洗黑钱”情况频发，进一步完善虚拟商户信息监管、虚拟账户开户监管和可疑交易监测监管，提高互联网国际金融监管水平，对我国社会长治久安也有重大影响。

互联网支付是基于委托理论而形成的现实工具，是为在交易过程中解决买卖双方间信息不对称，因此互联网支付平台本身的信用风险集中体现流动性风险和外在声誉风险，互联网支付平台自身的信用评级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平台用户的数量和粘度。另外，通过将互联网支付平台上买卖双方纳入征信体系管理，在保护各方信息安全的情况下健全信用信息共享机制，有助于推动互联网支付业务发展，推动我国征信体系建设，最终将在国内外贸易中得到应用，切实降低交易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我国最具代表性的第三方支付公司――支付宝境外支付业务的系统性回顾，对其从境外购物支付服务、境外购物退税服务到境外消费支付服务等一系列战略布局的深入研究，获得了诸多启示。伴随着我国互联网跨境支付业务的快速发展，对我国的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均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对加速传统金融业改革升级提出了更具现实意义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