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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最多的国家

人口最多的国家

人口最多的国家范文第1篇

有增有减,越穷越生

PRB数据显示,非洲将是未来世界人口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到2050年,非洲人口将达到25亿;亚洲地区的人口将增加9亿,达到53亿;美洲地区的人口增幅相对较小,会增加2.3亿,达到12亿;人口最少的大洋洲增加数量最少,将从4000万增至6600万,但增幅超过50%;欧洲则是唯一人口会下降的大洲,到2050年,其人口会从现在的7.4亿降至7.28亿。

到2050年,排名世界前5位的人口大国分别是:印度(17.08亿人)、中国(13.44亿人)、美国(3.98亿人)、尼日利亚(3.98亿人)和印度尼西亚(3.60亿人)。

“越穷越生”,PRB数据也多少证明了这一现象。根据联合国的标准,目前世界上有48个最不发达国家,大部分在非洲,这48个国家的人口到2050年将翻倍,增至19亿。全球有29个国家的人口到2050年会增长一倍以上,这些国家绝大多数在非洲。目前全球生育率排名前10位的国家都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在这些国家,平均每个妇女会生育6个以上的孩子。

到2050年,有42个国家的人口会比现在低,这些国家分布在亚洲、欧洲及拉丁美洲。欧洲国家的生育率最低,其人口的下降幅度也最明显。在人口数量下降最多的8个国家中,排在第3位至第8位的都是欧洲国家。而排在前两位的则是亚洲国家。中国排名第一,2050年的人口数将比目前减少3410万,日本排在第二位,2050年人口数将比现在减少2470万。

结构失衡,问题突出

人口年龄结构失衡是许多国家面临的问题,同时还呈现出极端化倾向。有些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而一些国家的人口年轻化趋势明显。

数据表明,日本是目前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65岁以上人口超过四分之一;中东地区的卡塔尔和阿联酋的老年人比例则最小,65岁以上人口只占其总人口的百分之一。

人口最多的国家范文第2篇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3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12.41/1000,死亡率为6.4/1000,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01/1000。总人口中,乡村人口占59.47%,城镇人口占40.53%。人口预期寿命为71.40岁。

经过多年艰苦努力,中国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1.8左右,进入到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但这种低水平并不稳定。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少的基本国情没有根本改变,计划生育面临的主要矛盾没有根本改变,计划生育是天下第一难的工作性质没有根本改变,计划生育政策也将长期坚持。

中国13亿人口日是如何测算出来的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值

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不仅农业人口中出生人口性别比较高,非农业人口的出生性别比也呈升高趋势。有5个省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甚至高达130以上。一些省份不但二胎、多胎的性别比升高,一胎性别比也出现偏高的态势。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有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原因。在许多农村地区,生育男孩是重体力劳动和传统生活方式的需要,同时,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尚不健全,农民有后顾之忧,这是产生男孩偏好的经济基础;传统文化中养儿防老、男尊女卑、只有男孩才能传宗接代等传统生育观念一直延续并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社会性别不平等的种种现象在现实社会中刺激人们产生“男孩偏好”的情结。而性别比升高最直接的原因,是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等。

为了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势头,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等法律法规,并于2003年启动关爱女孩行动。

中国流动人口数量10年内翻番

当前,人口流动的基本方向是由农村流向城市,由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流动人口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省内流动的占65%,跨省流动的占35%。流动人口中年轻人口占绝大多数,其中15岁到35岁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70%以上。

流动人口的日益庞大,将不断加大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压力,因此要高度重视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及时有效地提供包括生殖健康在内的多种服务。

本世纪中国人口将先后迎来三大高峰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1世纪,中国将先后迎来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和老龄人口三大高峰。这是记者日前从国家人口计生委了解到的。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在总人口中,15岁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最大,为70.15%。因此劳动年龄人口将最先达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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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仅是人口大国,同时还是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不到20年的时间便进入发达国家近百年才出现的人口老龄化状态,成为老龄化速度最快、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占全世界的1/5。据中国老龄协会提供的数据,中国的人口老龄高峰将于

人口最多的国家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人口生态;人口政策;国际移民

人口政策的第一大特性,是必须具有充足的提前量和科学的前瞻性。因为,每个人一旦出生,就有生存、成长的权利,这已经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理念。按照目前人口寿命预测,全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67.2岁,也就是说,新出生人口的生存期平均长达六七十年,当下人口政策及其影响下的出生率,对社会劳动生产力供给及社会结构的潜在影响,一般要大约20年后才会显现,并且在那之后还将延续数十年。因此,虽然中国目前仍为世界第一人口和劳动力大国,但众所周知,目前中国人口结构的不合理现象已经开始显现,如何从世界其他国家人口政策中吸取经验教训,应对我国迫在眉睫的人口结构失衡问题,是笔者对《世界人口政策2007》(world population polcies)进行评述的主旨所在。

《世界人口政策2007》于2008年春由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及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出版。该书以数字量化的方式,对近30年来全球总计195个国家的人口生态及相关政府的人口政策进行了分类统计,为我们了解世界人口生态与各国政府人口政策的动向,提供了难得的全面数据。该书以时间、类别形成两个纵横交错的坐标系,对世界各国政府的人口政策进行分类评价。其中,时间量度为四(1975、1985、1995、2007年);类别组合为六,依次对相关政府的政策取向进行分类评价(如表1)。通过对《世界人口政策2007》所提供数据进行再统计与分析,笔者以为,当今世界人口生态及人口政策关注的三大问题依次为:人口增速减缓;老龄化加速;国际移民成为相关国家化解人口生态矛盾的一大重要对策。

一、世界人口增长率减缓,地区性差异凸显

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令主战场欧洲生灵涂炭,人口损失惨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五六十年代,出现了所谓人口出生率骤然高涨的“婴儿潮”,伴随着大规模经济复苏、世界重建中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多儿多女受到推崇。在中国,民间羡慕“多子多福”;在前苏联,养育多子女的女性被冠以“英雄母亲”的荣耀。反之,“家庭计划生育”在联合国机构中“几乎成了一句骂人的话”。充裕的人力资源被视为国力强盛的标志之一。

然而,进入上世纪70年代之后,全球人口增长趋势明显分化。在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仍然保持其强劲的增长势头,反之,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婴儿潮”却在人们尚未知晓其影响力时就开始减退。70年代中期,全世界人口平均总和生育率是4.47,其中较发达地区是2.13,最不发达国家则高达6.61。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在生育率上拉开了距离。

进入80年代后,人口基数的高速攀升与经济的有限增长,尤其自然资源的过量消耗与不可再生的矛盾,使众多国家政府感到了发展的沉重压力。面对人口生态与环境危机,越来越多政府认识到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大约到了90年代中期,国际社会已经达成基本共识:现在已经不是要不要推行计划生育,而是如何让全球育龄人口都能够享受全面、安全、方便的计划生育服务。全世界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开始相对减缓。

在发展中国家,总人口从1970—1975年年均增长24‰下降到2000-2005年的14‰,降幅可谓不低,但即便如此,2007年时仍然有半数以上发展中国家政府认为本国人口增长太快,需要进一步加以控制。在当今世界最不发达的50个国家中,1986年时,大约有半数国家政府认为本国人口增长过快,到了2007年,同一比例上升到78%。在非洲,1976年时,仅有35%的国家政府认为本国人口增长过快,但到2007年,该比例上升到66%。在亚洲,人口出生率在过去30年明显下降,但仍然有45%的亚洲国家政府认为本国人口增长过快,必须控制。2007年,47%的发展中国家和70%的最不发达国家实施了降低人口出生率的干预政策,其中以非洲增加比例最快。1976年,25%的非洲国家实施降低人口出生率的政策,该比例1986年上升到39%,1996年60%,2007年再上升到64%。反之,未采取任何干预人口增长措施的非洲国家比例,则从1976年的60%下降到2007年的21%。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都认识到,必须降低人口的增长速度,才有可能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实现为全体人民提供体面工作和基本社会服务的目标。

然而,几乎与此同时,众多发达国家却出现了与发展中国家相反的人口政策走向。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联合国界定为发达国家的49个国家中,认为需要采取措施以提高本国人口出生率的国家比例从1986年的18%猛增到2007年的45%。在22个认为人口增长过慢的国家中,21个是欧洲国家。2000到2005年,全世界已有19个国家人口出现负增长。

拉美与加勒比地区是另一个因人口增长下降过快而引起政府改变人口政策的地区。在该地区国家中,古巴人口增长率从1975年的16‰锐减到2007年的0,同期墨西哥人口增长率从31‰下降到11‰,巴西从24‰下降到13‰,巴拿马从27‰下降到16‰。因此,该地区对于本国人口出生率基本满意的国家政府比例从1976年的37%上升到2007年的73%;认为出生率太高的国家政府比例则从48%下降到24%,61%的国家政府的人口政策以“不干预”为基本原则。

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的差距拉大,世界人口地区性失衡现象明显。根据联合国2007年公布的数据,1950年欠发达地区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67.9%,1975年增加到74.3%,2007年又增加到81.7%,其中最不发达地区人口比例从7.9%上升到12.1%。反之,同期发达地区人口则从32.1%下降到18.3%。而且,按照人口中等增长率的预测,到2050年,欠发达地区人口所占比例将进一步上升到占全球总人口的86.5%,其中最不发达地区人口比例上升到19.0%,而较发达地区人口比例则再度下降到13.5%。

虽然科技的发展已经使人口总量在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竞争中的作用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人口已经成为一种经济负担。但是,当欠发达地区人口在全球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80%而成为压倒多数时,如此态势对世界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格局已经并且还将进一步产生的重大影响,决不能低估。

二、世界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年龄结构失衡

尽管不同国家人口增长率不同,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人口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全世界人口普遍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渡,其结果是全世界人口年龄构成明显提高。近一二十年来,所有发达国家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发展中国家,都面对前所未有的老龄化浪潮,这是全球各国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一大挑战。

国际人口学界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或人口中位年龄达到30岁,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处于老龄化社会;如果65岁以上人口比例在总人口中达到14%,即为老龄型社会;而如果65岁以上人口达到20%以上,即为超老龄型社会。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成为老龄社会。1980年发达国家65岁以上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就已经达到11.6%,2000年上升到14.3%,2020年将再度上升到19%。从人口角度反映人口与经济发展基本关系的另一重要数据是“抚养比”,或曰“负担系数”。在“抚养比”中,又分“儿童抚养比”及“老年抚养比”,前者一般以15年为限,其后即从被抚养者进入抚养者。但“老年抚养比”则不然,随着发达国家人口预期年龄不断延长,“老年抚养比”也不断上升。在欧洲,目前每100名劳动人口需抚养36名老年人口,到2025年,这一比例将增加到每100名劳动力人口需要抚养52名老年人口。而且,如果再加上未成年被抚养人口,总抚养比将高达1.1,即非劳动人口将超过劳动人口的总和,到2050年,将会出现每2名老人面对1名未成年人的情况。

相应地,在众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低下的发展中国家,老龄化趋势也开始出现。2005年,发展中国家60岁以上人口已达8.1%,预计2050年将增加到20.1%。由于未富先老,在一定意义上,发展中国家政府所面对的老龄化问题,将更为严峻。《世界人口政策2007》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时,高达81%的发达国家将老龄化列为国家人口政策“非常关注”的重点;在发展中国家,同一比例也高达45%,其中,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该比例则高达70%。

为减轻老龄化带来的巨大社会经济压力,欧洲、日本等国在国内主要采取三方面的对策。其一,增加劳动力队伍总量,具体包括鼓励更多女性参加工作,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不提倡甚至不允许提早退休;其二,减缓社会福利系统压力,具体包括建立更全面的强制性参保制度,提高享受社会福利的门槛,收紧保障范围;其三,鼓励本国国民多生育子女,具体包括提高对婴幼儿的补贴标准,使年轻的父母们能够将养育子女与维持或提高生活水准相互结合。在2002年至2006年期间,全世界共有41个国家提高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在发达国家中,60%的国家将男性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以上,40%的国家也将女性能够享受老龄人口福利的年龄标准提高到65岁以上。俄罗斯、法国、德国等也都采取了提高婴幼儿补助金等刺激生育的措施。然而,相关调查显示,以上对策迄今为止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在发达国家,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不仅没有明显提高,还出现了相当一部分的不婚族和不育族。而任何试图减少老年人社会福利的政策。都会激起公众的强烈不满甚至公开抗议,推迟退休年龄的政策也得不到老年人的认可。在欧洲,半数以上男性仍然希望在61岁之前退休,半数以上女性希望在60岁之前退休。在美国,半数以上接受调查的男性和女性都选择在62岁以前退休。

中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经从1975年的7%上升到2007年的11%,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按照中等增长率估计,中国到2050年时,60岁以上老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31%,届时也将出现每2名60岁以上老人面对1名未成年人的状况。”中国如何从发达国家应对老龄化的人口政策中吸取经验教训,已为当务之急。

三、人口生态制约下的国际移民政策

由于人口增减具有自身强大的惯性,政府采取鼓励或限制人口出生率的政策,可以对人口的未来增长施加影响,却绝对无法应对当下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因此,进入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为应对国内劳动力短缺而不得不实施的一项重要政策,就是通过不同方式接纳国际移民。二次大战结束初期,由于经济复苏对于劳动力的迫切需求,西欧国家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实施过从南欧、北非及西亚的土耳其引入大量“客工”(guest workers)的政策。但是,自战后70年代中期石油危机爆发后,西欧各国应对经济衰退采取的紧急措施之一,就是不仅立刻关上了引入移民的大门,而且采取种种措施将业已进入本国的外来移民“礼送”回国。进入后冷战时期,随着前集团解体,中国改革开放,原先严格限制人口外迁的国家打开了人口流动的大门,西方国家更是建立起了极为严格、繁琐的审核接纳移民的新体系。回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学术界关于国际移民的大量著述,基本观点普遍认为:面对当代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滚滚移民潮,发达国家控制国际移民的政策势必步步趋紧。

然而,《世界人口政策2007》所提供的进入21世纪之后的相关数据,却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与上世纪末专家预测不一样的图景。事实是,近十多年来,希望减少国际移民的国家政府比例从1996年的40%下降到2007年的22%,降幅近一半;反之,希望增加移民接纳的国家比例则从4%增加到6%,虽然绝对比例仍然很低,但就相对比例而言,却增加了50%;尤其是希望维持现有移民规模及不对移民进行特别干预的国家政府比例从55%上升到72%(见图1)。

应当说,过去十多年间,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对国际移民流动是不利的。美国“9·11事件”后反移民势力增强,法国、英国先后发生与移民相关的动乱事件,亦形成对外来移民有增无减的巨大政治压力;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的巨大差别,则促成发达国家资本源源流向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纷纷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再加上发达国家资本实施的各种各样的劳务外包方式,实际上已经将大量就业机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倘若仅限于此,发达国家国际移民政策从拒绝向接纳的转向,是得不到解释的。换言之,笔者以为,近数十年来世界人口生态变化所产生的深层影响,及其对于人口流动形成的潜在的、持久的推动力,才是国际移民政策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

笔者根据《世界人口政策2007》提供的数据,对当今世界主要移民输出国的基本情况做了一个统计。根据该资料集给出的数据,目前全世界明确制定了支持本国人民对外迁移政策的国家共有13个,其中亚洲国家有10个,即孟加拉、印尼、约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泰国、越南、也门、乌兹别克斯坦;另3个国家为:拉美的洪都拉斯、北非的突尼斯、西太平洋岛国图瓦卢。该资料集同时还标明,另一个非洲国家埃及政府也希望增加本国移民外出,但尚未采取有效政策推动人口外移。另外,据笔者多年搜集的资料,在以上14国之外的印度、菲

律宾和墨西哥,是当今世界的三个移民输出大国。在该资料集中,印度政府和菲律宾政府对目前本国人口输出情?r基本满意,其基本政策以维持现状为要;墨西哥政府则认为人口外迁太多,希望减少移民外迁。笔者以为,无论这三个国家的政策取向如何,作为当今世界重要的移民输出国,与其他移民输出国存在若干共性,因此将这17个国家的人口构成及移民情?r一并制成表2,以便分析。

表2的17个国家中,图瓦卢的情况较为特殊。图瓦卢陆地面积仅26平方公里,总人口仅1.1万,是一个由一些小珊瑚岛群组成的小国。近二三十年来,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该国可居住面积越来越小,有报道甚至认为,受害于温室效应和全球变暖,图瓦卢的岛屿可能于50年内被海水完全淹没,该国将可能成为第一个必须举国迁移的国家。近年来该国政府一直与邻近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商谈人口迁居之事。图瓦卢鼓励人口外迁的政策背景与其他16国有明显不同。

从人口构成的角度看,上表除图瓦卢之外16个国家的共同特点是人口增长率普遍较高,其中约旦和也门的年增长率高达3%,数倍于当今全世界年均1,2%的增长率。其次,以上16国总人口构成也相当年轻,尤其是15岁以下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除泰国、斯里兰卡分别为21%和23%,其余14国都在28%以上,高于或相当于全世界同一年龄组28%的平均水平,最高如也门达到45%。反之,60岁以上老龄人口除泰国与斯里兰卡为两位数之外,其余均为个-位数,低于全世界同一年龄组平均10.3%的水平,尤其是也门、约旦、巴基斯坦、尼泊尔、洪都拉斯、菲律宾等国60岁以上年龄组人口仅为总人口的4-6%。庞大的年轻劳动力人口构成,是这些国家鼓励本国人口加入国际劳动力市场竞争的重要基础。这些国家移民政策的一大共同点,是支持本国劳动力到国际劳动力市场上去竞争。因为,如此既能减轻本国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又能通过移民的劳务汇款增加本国的外汇收入。作为鼓励本国劳动力向外流动之基本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菲律宾、泰国和越南政府都设立了主管本国劳动力人口向外迁移的部门,通过与移民接纳国签订双边条约等措施,保护移民工人的权利。如果将上述鼓励移民输出国的人口构成,与当今主要移民接纳国和明确表示将在未来增加移民接纳国的人口构成进行比较,两者之间的人口基础差异更为明显。

除了当今人们所熟知的移民接纳大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之外,根据《世界人口政策2007》提供的国别资料,芬兰、德国、以色列、韩国、俄罗斯、新加坡和苏里南等7国也制定并实施增加吸引外来移民的国策。虽然美国宣布的移民政策是维持目前的移民接纳水平,但因为美国乃当今最大移民接纳国。维持现有水平意味着维持最大接纳国的水平,因此本文也将其列为移民接纳国一并分析(见表3)。

以上罗列的11个移民接纳国中,苏里南是唯一的发展中国家。苏里南矿产资源丰富,近年来又在近海发现了预计含量约3亿桶的海底油田,石油工业伴随着国际油价飚升而迅速发展。2007年,苏里南国家石油公司的年产量、营业额及上交利税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进入21世纪以来,苏里南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新时期,2001年苏里南人均gdpl447美元,2006年即猛升至4150美元,五年增长286%。吸引投资移民和劳动力移民,于是成为苏里南促进国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国策。”苏里南的情况与海湾石油国家的情况相似,而与人口构成的关系较不明显,是其中唯一的例外。

如果将除苏里南以外的10个移民接纳国的人口构成,与主要移民输出国进行比较,移民接纳国人口构成主要特点正好与表1所罗列的移民输出国的情况相反。其一,在10个移民接纳国中,除已经实施长期接纳移民政策的美国、澳大利亚、以色列、加拿大、新西兰之外,新加入移民接纳行列的都是人口增长率相当低的国家,其中芬兰、韩国2007年增长率仅0.3%,而德国和俄罗斯则更是处于人口负增长状态。其二,这些国家的老龄人口构成都远远高于全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德国高达25%,芬兰高达23%。反之,15岁以下年龄组比例除以色列之外,全都低于目前全世界28%的平均水平,最低如俄罗斯仅为15%。

鉴于人口构成无法在短期内实现逆转的生态环境,面临人口减少困境的国家只能从接纳国际移民得到弥补。目前发达国家接纳国际移民的总体趋势是:希望维持一定移民水准的政府数量明显增加,而希望减少国际移民的国家数目则明显下降。1996年时60%的发达国家制定了减少移民的政策,到2007年时同一比例只剩下8%。换言之,2007年时只有丹麦、爱沙尼亚、法国与荷兰4个发达国家要求减少移民入境总量,但其中的丹麦、法国与荷兰,国,在减少总量的同时则执行增加接纳高技术移民工人数量的政策。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俄罗斯等5个发达国家则希望增加接纳移民的总量。

总之,发展中国家庞大的劳动力人口,发达国家或曰高收入国家已经缩减的劳动力人口以及迅速壮大的老年人口,成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双方在人口构成上可以互补的人口生态基础。因此,尽管所有国家政府都对本国有限的资源小心翼翼,所有国家政府都对本国地域疆界寸土必争,而且,所有国家政府都意识到人口跨境流动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潜在矛盾乃至冲突难以消弭,但是,人口生态失衡的根本性原因,却促使当今世界移民输出国与接纳国政府之间,在移民跨国流出与接纳的问题上,达到了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最高水平的相互吻合。

人口最多的国家范文第4篇

在美国,收入多少才算是“穷人”,也就是说美国的贫困线如何划分?这主要是根据家庭人口和收入来计算。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一个四口之家年收入不足2.2万美元即算生活在贫困线下。人口普查局在同一份报告中指出,美国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为五万美元(49777美元)。也就是说,有一半美国家庭的收入比五万美元多,另外一半家庭的年收入不足五万美元。这个数字与2008年相比几乎没有差别。

从美国各种族年收入来看,亚裔美国人的家庭年收入最高,其中位数达65469美元;其次为白人家庭。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为54461美元;黑人家庭收入最低,年收入中位数为32584美元。美国族裔间的收入差别二十多年来一直保持不变。人口普查局自1987年开始在报告中单列亚裔美国人的家庭年收入。自那以后,亚裔美国人在各种族中一直保持最高家庭年收入。

最近几年来,受美国经济影响,美国穷人的日子比前几年更加艰难。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近距离观察可以发现,美国穷人还是得到了很多社会救助。这些来自政府、慈善机构的救助并没有计算在他们的年收入内。

美国穷人得到的第一种看得见的福利是“食品券”。还是以一个四口之家的普通家庭为例。如果这个四口之家的年收入不足两万四千美元就可以申请“食品券”补贴。四口之家每月可以得到668美元的食品券。以我周围的邻居为例,多数四口之家的家庭年收入在十二万美元以上。这样的四口之家平均每月花在购买食品上的钱远不到400美元,上餐馆除外。食品券可以在各超市购买食品,但不能用来购买酒和香烟,也不能当钱去餐馆使用。凡是低收入的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都可以申请。

穷人另外的福利包括房屋补贴、免费医疗服务,不用交收入所得税。我认识的一对华人教授给父母都办理绿卡。他父母随后申请资助,住进一个政府开办的两室一厅的公寓楼,外带一块小院子。他们在美国没有任何收入,除了得到食品券和房屋补贴外,每月每人还得到145美元的零花钱。如果生病,他们的医疗费用全免,连挂号费也不用交。他们做教授的儿女收入远在我邻居平均收入之上,这可以从他们家购买的大房子看出来。但美国政府照样补贴他们的父母。在美国,儿女的收入多少不能作为父母是否得到政府补贴的依据。

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家庭如果新增加了婴儿,除了生小孩的住院费全免外,婴儿配方奶、纸尿片等全部免费。认识一位来自中国的博士生,他就申请到这样的福利。他说,免费的牛奶(为母亲提供)和配方奶一家人根本喝不完。这样家庭的孩子以后上公立学校上学还不用付早、午餐费等(公立学校学费全免)。低收入家庭(不仅是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还常常得到由当地社区自发组织的“食品银行”的资助。

人口最多的国家范文第5篇

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最新数据。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从2000年的12.65亿增至13.39亿。过去十年人口年均增长0.57%,比上一个十年下降0.5个百分点;十年来我国人口增长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

其中,60岁以上人口占了总人口的13.3%,较2000年上升了近3%;0-14岁人口占比为16.6%,而这一数据在1990年为27.69%,新生人口增速快速下降。

这次人口普查数据进一步证实了此前专家们的担忧――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生育率水平较低,老龄化进程加快。一胎化为主的计划生育政策,调还是不调,如何调?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进入低生育水平

问:这次人口普查数据能看出我国当下人口总体形势如何?

于学军(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从普查数据看,目前我国人口发展处在劳动力充足、人口有活力、布局有余地的最好时机。但是,同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人口问题最严峻的时期还没到来。

到2030年前后,我国人口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将承受人口总量最大的压力、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凸显、城镇人口超过60%、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速度加快、人口老龄化走向高龄化等多重人口压力,将成为影响我国从中等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一个重要因素。

问:通过这次普查报告数据,我国处于低生育水平。生育率多高才算合适?

郑真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教授):按照人口统计学上的说法,如果能够维持两代人的简单再生产,女儿那一代就至少应该生育2个孩子。国际上一般采用2.1作为人口生育更替值。低于这个更替水平,就被称为低生育率。

2.1是个理论值,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都不会恰好达到这个数值,都是围绕这个数值上下波动。那么,我国目前的生育率到底是多少?还需要根据人口普查数据的下一步公开来计算。这次公布的是第1号公报,以后还会陆续公布2号、3号公报。目前看,专家们的观点介于1.3-1.8,这个数值表明,每一代人都比上一代人要少,这就表明我国进入低生育水平了。

梁中堂(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妇女生育率维持在6.0左右,1979~1980年降到2.8左右,1990年普查前一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为2.14。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计生主管部门宣布我国妇女生育率为1.8,进入低生育率阶段。

问:低生育率说明了什么,会带来什么样的人口后果?

张为民(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低生育率说明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得到了较好的执行,人口增长将继续下降,预计将在2032年前后达到人口零增长。

翟振武(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按照这个趋势,在2030年左右,我国人口将会实现零增长。我国已经从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高出生、高死亡率、高增长率”模式步入第三阶段“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模式。

陆杰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对零增长预测的时间虽然略有不同,但是大致都差不多。过去认为零增长是好事,那个时候是考虑到人口是人“口”,要占有消耗资源,但是后来也发现人口也是人“手”,是劳动力和家庭供养,到了零增长不完全是个好事,要看人口结构的变化。

未富先老带来隐忧

问:第六次普查公报数据显示,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的同时,老龄人口在增多。据预测,“十二五”期间,我国每年平均增加的老年人将从“十一五”的500多万提高到800多万。未富先老会带来哪些担忧?

郑真真:低生育率减少的是小孩的数量,直接导致社会年轻人数量的减少,随着人类寿命越来越长,社会上老人会越来越多。我国目前还是家庭养老为主,今后如何解决老龄化问题,需要国家综合统筹各方面的政策和法律。

老龄化还会严重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持续发展,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目前已经出现了人口结构不足以支撑劳动力市场的状况。

蔡(社科院人口所所长):我国在20世纪最后20年人均收入增长的四分之一可归因于人口红利,在2013年人口抚养比将呈不断下降趋势,而这相应会带来人口红利的转折。

马建堂(国家统计局局长):未来10年,每年适龄劳动力资源都能稳定在9亿左右。“十二五”期间,劳动力供应总体是充裕的。

2013年以后,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会逐步下降,特别是2020年以后会下降得较快。这意味着我国劳动力的成本将可能提高。那个时候,仅依靠劳动力数量的增长推动经济发展是做不到了,更要靠质来取胜,靠教育、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

政策不会全国性大调

问:当前我国计生工作的首要任务还是维持低生育率水平吗?

于学军:今年4月26日,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提出,要“充分认识人口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

现阶段为什么要强调稳定低生育水平呢?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十一五”后,我国正好面临一个小的生育高峰。第二,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对生育政策做了一些微调,对二胎的生育条件有所放宽。第三,近年来,一些地方对低生育水平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对工作的重视程度下降了。在这个时候,要做出生育政策大调整,可能会出现人口大起大落的后果,不利于人口平稳、健康地发展。

但是,计划生育政策的目的不是使生育率越低越好,它只是为了调节人口再生产,使人口再生产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与人的全面发展互相促进,所以,这个政策不会是永远不放开。

问:一胎化为主的计划生育政策,面临着微妙的调整,如何调?

郑真真:30年前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在人口急剧增长、近乎失控的状态下提出来的。其实,30年来,这个政策在各地一直进行着微调。今天来看,可以肯定的是,调整是应该的,但不会是全国性一刀切的大调。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今后要靠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社会政策来促进社会进步,而不是靠更加严格控制人口的办法来提高各项经济指标。靠这种减少分母的办法提升经济水平,会产生更大的社会代价。

问:1974年,联合国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世界人口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印度代表团团长说:“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郑真真: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从世界范围看,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和生育意愿比发展中国家要低,非洲生育率最高,北欧生育率就很低。从国内看,也是这个趋势。最近五年来,我们课题组在江苏调研城乡生育意愿时发现,即使是符合二胎生育政策的人,愿意生二胎和真正生了二胎的比例也都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