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书籍范文第1篇

【经典书籍推荐广播稿一】

英国作家伯格曾说过：爱好书籍的人绝不会缺乏真实的朋友、友谊的顾问和愉快的伴侣;我国历史学家、作家郭沫若说过：人是活的，书是死的。活人读死书，可以把书读活;死书读活人，可以把人读死。是的，我们一定要读书，读好书。星期五的班队活动课上，我们班举行了“推荐好书”的活动。

我们在一节课里推荐了许多好书，我推荐的书：《365天走遍世界》，这本书一天给我们讲述一些虽短却很神奇的故事，有介绍世界上最大的的岩洞;有介绍东南亚的食人鱼;有介绍神秘的金字塔，人们只要进去参观，不久就会死亡的金字塔，令人害怕……它们让我学到了许多知识。同学们也推荐了许多好书：《人鸦》、《我飞了》、《秘密花园》等，其中《人鸦》我也阅读过，它的作者是埃迪特施莱伯尔，讲述了一个奇妙的故事：一只神奇的乌鸦念动咒语，满头金发的小男孩瑞夏德变成了它，它自己变成了瑞夏德，在两人都经历了无数次冒险之后，有变回了各自。

其实，世界上存在的书籍有无数本，但只要我们用心去读，就能获取到无穷的快乐，那时候，你会感到书在你的人生中已经是必不可少了，就像你的真实的朋友和愉快的伴侣。好书推荐”栏目，2004年6月12日在罗湖书城首次开播。一个新的栏目，一种新的播音形式引起了众多读者的兴趣。作为该栏目的主要策划者和播音者，谈一谈对该栏目的一些看法：

第一、“好书推荐”，把原本静态的POP广告变为动态的广告。对于POP宣传单，书城通过“书海导航”来宣传。“书海导航”的派发日期是每月的月初，派发地点仅局限于总服务台的台面，也就是说如果读者不来总服务台查询或问讯的话，就很难发现书城有该项服务，况且“书海导航”的印发也需要一定的成本。而“好书推荐”栏目相对成本投入就少了许多，只需要一个图书信息采集员和一个播音员，在一周内推荐六种好书，同时可以为没有购买目标的读者起到导购作用，拥有卖场一位顾客胜于店外推销十个新顾客。

第二、“好书推荐”，一天之内可以循环广播。“好书推荐”目前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上午的十一点和下午的五点，我们正在考虑增加播出的次数。现在基于承担的广播任务过多，有促销广播、签名售书广播、问讯广播等等，又担心卖场广播次数太多引起读者的不满，适得其反。所以，应该把所有需要广播的内容进行合理安排。

第三、“好书推荐”，促进了书城推荐书目的销售。2005年2月5日至12日这周所推荐的《心灵的颤音感动中学生的100篇微型小说》，在星期四就出现了售缺状态，实现推销周出售85本书的好成绩。《女人花》在推荐周也出现售出38本的好纪录。历史书店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于推荐周销售121本，创该书店历史最好纪录。该栏目开办至今共推荐好书240本，对书城销售起到了促进作用。

第四、“好书推荐”，加快图书从新书成为畅销书的周期。2004年12月25日至2005年1月1日推荐的《像狼一样思考》，于2004年11月11日开始上架销售，推荐之前的最好日销售量是15本，推荐的第一天就销售28本，一周内共销售111本。

第五、“好书推荐”，提升书城品牌的形象。有几次，当“好书推荐”栏目播出之后，就有许多读者到总台来问讯刚刚推荐的书名和陈列位置，并仔细阅读“好书推荐”的广播稿，还有作者和我们商量想通过这个栏目来推荐他们著的书，并表示该栏目新颖、内容恰当、方式合理，给该栏目以充分的肯定。

接下来谈谈“好书推荐”栏目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第一，广播系统的硬件有待更新。现在的广播系统从1998年一直使用至今，广播器材残缺不全，播音过程中音量不稳定，时高时低，各楼层的音量也存在差别，当二楼卖场声音比较好的时候，四楼卖场就已过量了，而总台对各楼层的音量又没办法加以控制。

第二，没有固定的播音员。20xx年1月1日至8日的推荐周，由于元旦期间读者到总服务台问询、查询人数增多，总台工作人员应接不暇，对“好书推荐”的广播次数减少，该周推荐书目最好的仅售出35本。因此，设专职播音员增加播出推荐书目的次数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卖场对推荐书目情况跟踪不够，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2005年1月22日至28日推荐的《良好习惯》和《健康的哨兵》，当时卖场仅有10本左右，故在推荐周《良好习惯》只销售2本，《健康的哨兵》一本未售。再者，信息采集员与楼层的沟通不够，对于图书的陈列位置、陈列数量等都未作进一步的确认故出现以上情况。

“好书推荐”是总服务台的尝试，需要其他部门的大力支持才会做得更好。

【经典书籍推荐广播稿二】

我推荐的一本书是《中国寓言故事》。

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寓言，其中我最爱看的寓言是《不食盗食》。古时候有个人叫爰旌目。读了不少圣贤书。有一天出发到外地去，路上他用完了钱粮。饿得昏倒在地上。 正好有一个强盗，眼见爰旌目就要饿死了，就回去取来了汤饭，再一口一口地送进了他的嘴里。

喂了三遍以后，爰旌目就可以睁开眼睛能看东西了，一看到了强盗就问：“你是什么人?” 强盗看见他苏醒过来，十分高兴地回答：“我是强盗啊!” 爰旌 目 听了，就不吃强盗送的饭，饿死了。他只知道照着书本上说的去做：不要吃强盗给的东西，所以饿死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痴迷于书本。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我们不能完全相信书，要汲取书中精华，学习孟子的读书方法。同时也要学会变通，不能只遵守教条，要灵活运用知识。强盗的确不是好人，不能相信强盗。但是现在他快饿死了，却不愿吃强盗的东西。他不会权衡是活命重要还是抵抗强盗重要，完全不会变通，结果就是饿死。反之，他如果先吃强盗的东西活下来，再劝导强盗改邪归正，或把他绳之以法，结果就大不相同了。

寓言是古代人民的智慧结晶，是以前人们总结的经验道理。我们应该学习其中的寓意，就不会烦寓言中人们的错误了。

所以我推荐这本好书，希望大家能有所启发。看到一本书，是很就之前出的，不过近两年才红《城南旧事》

20年代末，六岁的小姑娘林英子住在北京城南的一条小胡同里。经常痴立在胡同口寻找女儿的“疯”女人秀贞，是英子结交的第一个朋友。秀贞曾与一个大学生暗中相爱，后大学生被警-察抓走，秀贞生下的女儿小桂子又被家人扔到城根下，生死不明。英子对她非常同情。英子得知小伙伴妞儿的身世很像小桂子，又发现她脖颈后的青记，急忙带她去找秀贞。秀贞与离散六年的女儿相认后，立刻带妞儿去找寻爸爸，结果母女俩惨死在火车轮下。后英子一家迁居新帘子胡同。英子又在附近的荒园中认识了一个厚嘴唇的年轻人。他为了供给弟弟上学，不得不去偷东西。英子觉得他很善良，但又分不清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不久，英子在荒草地上捡到一个小铜佛，被警-察局暗探发现，带巡警来抓走了这个年轻人，这件事使英子非常难过。英子九岁那年，她的奶妈宋妈的丈夫冯大明来到林家。英子得知宋妈的儿子两年前掉进河里淹死，女儿也被丈夫卖给别人，心里十分伤心，不明白宋妈为什么撇下自己的孩子不管，来伺候别人。后来，英子的爸爸因肺病去世。宋妈也被她丈夫用小毛驴接走。英子随家人乘上远行的马车，带着种种疑惑告别了童年。

经典书籍范文第2篇

史蒂夫・哈蒙(SteveHarmon)著

中国标准出版社、科文(香港)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7月出版

英文版简介：ZeroGravity：RidingVentureCapitalfromHigh-TechStart-Up tO BreakoutIPO

出版商：BloombergPr(October，1999)

ISBN：1576600327

推荐理由：本书从实际出发，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以最新的统计数据，对创业投资的最新动态和最有价值的观点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分析了创业投资家们对创业投资的最新看法，阐述了孵化器、创业投资的长期趋势等，并对创业者如何制定创业计划书、准备与创业投资家的面谈、准确定位自己的企业、说服创业投资家们相信他们的企业是可以成功的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讲解。书中内容大量取材于创业投资公司的实践案例和创业投资家的真知灼见，为创业者如何寻求风险资本提供了切实的行动指南。

《一个风险投资家的自白：高风险企业创始融资纪实》

茹西安・琨德林(RuthannQuindlen)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英文版简介：ConfessionsofaVentureCapitalist

出版商：WamerBooks；lstedition(Mayl5，2000)

ISBN：0446526800

推荐理由：本书的作者茹西安・琨德林是计算机软件和互联网这两个高科技大潮的弄潮儿，她也是微软和美国在线创业初期的积极倡导者。20世纪70年代末，她在软件行业中就很活跃。1994年以来，琨德林投资了网络基本设施、电子商务、网络服务、数字化媒体公司等多家公司。

《一个风险投资家的自白》是一本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创建人、CEO、初创企业、人才、市场、商业模式、融资、首期公开募股的书。本书对于梦想建立自己企业的人来说，非常难得：它会告诉你，创业投资家看重企业创建人什么样的品质、什么样的技术和商业构想以及他们之间的合作情况。

在美国风行一时的《创始》一书的作者、拍卖公司(OnSale)创建人杰瑞・凯普兰说：“《一个风险投资家的自白》是一个硅谷内幕知晓者最坦诚的自白，是初露锋芒的创业者们不可缺少的指南。忘却商学院那套书本知识吧，这里才解释了为什么有些新启动企业能生存，能走向首期募股上市，有些则成为墙头花。”

《风险投资周期》

保罗・冈珀斯(PaulGompers)、乔希・勒纳(JoshLerner)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

英文版简介：TheVenture Capital Cycle：2ndEdition

出版商：TheMITPress；2edition(December2004)

ISBN：0262072556

推荐理由：本书讲述了创业投资整个运行周期的各个阶段，我们可以对“创业投资背后还有什么”这个命题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对于希望争取创业投资的企业家来说，创业投资有以下一些基本的特点：(1)要求创新的科技和商业概念；(2)要求具有实证性的商业模型；(3)有严格的内部运行规则；(4)要求对股东利益的忠诚；(5)很注重经营团队；(6)认同创业者主导企业，但对风险和利益反应强烈；(7)一般是几家组合进行投资；(8)从一开始就着眼于退出。创业投资与创业企业的轨迹，构成了一个“人”字。两者分别从金融领域和实业领域出发，在一定时期结合。“人”字的顶点是创业投资的退出，而不是创业者的退出。

《开创事业――创立，管理新企业的企业家指南》(第5版)

威廉・J・斯托尔兹(WdliamJ．Stolze)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m年6月出版

英文版简介：StartUp：An Entrepreneur’S Guide toLaunching and Managing aNewBusiness

出版商：CareerPress；5thedition(August，1999)

ISBN：1564144321

推荐理由：这是一本关于创业者生涯和创立、经营新企业相关问题的书。本书与同类书籍相比，有信息量充分、涉猎问题广泛、理论与案例相触、历史与未来相得益彰等多方面特点。文字简洁明快，语言活泼生动，是一本内容丰富、风格独特的译著。

持之以恒、创新和发展撒销技能是创业成功的钥匙。《开创事业》一书的作者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作者用大量的笔墨来描述在实践活动中人们所要面临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甚至是一个创业者自己在创业时都不可能没有考虑过的。

作者还涉及到了在现实和未来经济条件下所必须涉及的专利、知识产权等等一系列不可回避的问题。最为重要的是，作者本人作为一个成功的创业者和对初创企业进行指导的顾问、学者拥有自身创业的丰富经历，以此来告诉读者在创业过程中的失败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比较验证，将创业问题剖析得真实、可信。

《天使融资――如何筹集和投资于私人权益资本》

杰拉尔德・A・本杰明(GeraldA．Benjamin)、乔尔・B・马古利斯(JoelB．Margulis)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

英文版简介：AngelFinancing：How to Find and lnvestinPrivateEquity

出版商：W'iley；2Rev edition(Octoberl9，1999)

ISBN：0471350850

推荐理由：本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开创性的、行之有效的融资战略。作者进行了广泛的学术调查，并提出了大量极具实践价值的建议。对所有需要进行早期资本筹集活动的人来说，本书是一本精确的学术著作，同时又是一本通俗的指导读物。

《天使融资》讲述的是成功的创业者、私人投资者和中介组织在从事这类商业活动时必须遵循哪些行为模式，告诉大家怎样才能高效率地了解自己所处的位置，明白自己的发展方向，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以及该如何去做。其中，既有创建了全国最大的私人投资网络数据库的专业人士给大家传授经验；又有被认为是领头专家的公司给大家传授技艺，这些公司知道如何接近投资者，并与之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本书描述了一种只适用于私人投资交易的资金筹集模式。这种融资模式是有意识地管理监管日益严格、程序日益复杂的融资过程，从而有效而便捷地筹集到资金的极佳方法。

《科技风险企业――硅谷的商业模式》

莫汉・索内(MohanSawhney)、兰杰・古拉提(RanjayGulafi)、安东尼・保尼(AnthonyPaoni)、凯洛格科技风险企业小组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102年9月出版英文版简介：TechVenture：NewRulesOnValueandProfitfromSiliconValley出版商：Wiley；1stedition(Aprill2，2001)

ISBN：0471414247

经典书籍范文第3篇

2、《国富论》作者是亚当·斯密。

3、《人口原理》作者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4、《政治经济学概论》作者是让·巴蒂斯特·萨伊。

5、《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作者是大卫·李嘉图。

6、《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作者是西蒙·德·西斯蒙。

7、《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作者是弗里德利希·李斯特。

8、《政治经济学原理》作者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9、《资本论》作者是卡尔·马克思。

10、《政治经济学理论》作者是威廉·斯坦利·杰文斯。

11、《国民经济学原理》作者是卡尔·门格尔。

经典书籍范文第4篇

同志在中央党校20__年春季学期第二批学员开学典礼上的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要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这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十分迫切。

其一，有助于从根本上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并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这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根本经验。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不可动摇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在新的形势下，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就要原原本本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其二，有助于从源头上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无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是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与时俱进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我们要学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必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其三，有助于从纵深层面上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素养。现在我们党已经拥有8000多万名党员，一大批具有高学历、高素质等特点的年轻干部走上重要领导岗位。但不少人没有经过长期严格的党内生活考验和艰苦条件锻炼，党性意识、理论素养相对比较欠缺。中央党校曾有学员反映，听老师讲《费尔巴哈论》原著课后，了解了唯物史观曲折发展的历程，认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区别，有了真正在思想上入党的感觉。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要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理论素养，加强经常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是其中一个重要途径。

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精要管用

中央党校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育和教学。从教学实践看，领导干部平时工作繁忙，难得静下心来读经典，即使到中央党校学习了一段时间，也不可能把所有经典著作读完。因此，读经典，一要精，二要管用。具体来说：

要选择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篇目来读。比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集中概括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再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为撰写“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而写的总的导言，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论证了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科学方法。还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用通俗的语言系统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类似这样的经典著作，一定要重点研读，从中感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涵和魅力。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哲学是基础。学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掌握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党员领导干部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作为重点，养成学哲学、用哲学的良好习惯。

要选择对当代中国实际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篇目来读。比如《资本论》这样的经典著作，虽然是以19世纪初期至中叶的资本主义为背景的，但其中阐发的关于商品、劳动、价值、货币、分配、生产、消费、流通等方面的原理，对今天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类似这样的经典，必须重点研读。要紧密联系当代中国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力求从新的视角读出新意，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认识。

要以《选编》作为基本读本来读。马列著作卷帙浩繁。目前已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有50卷，约3200万字；列宁全集有38卷，约1600万字。底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共10卷，《列宁专题文集》共5卷。要求一般党员干部自己从中选择出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具有代表性的篇目来读，是不切实际的。《选编》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编译局组织编写，重点遴选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具有代表性的著作25篇，还附有6个方面的专题论述摘编，比较完整准确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适应了当前广大党员干部的学习实际和理论需求，具有权威性、代表性、实用性，是党员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基本教材。

三、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在求真务实

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是为学习而学习，而应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既要通过学习经典原汁原味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又要切切实实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做到“四个结合、四个着力”：

一是结合坚定理想信念和增强党性修养，着力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体现着鲜明的群众立场和党性立场。《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读经典，要深刻体会这样的立场，牢记共产党人的立党宗旨，坚定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坚持真理，增强党性，自觉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

二是结合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共同的理论品质，具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特点。读经典，要深刻领会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从源头和基础上弄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观点和体系，以及这一成果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丰富和发展，更好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改造。

三是结合提高战略思维与领导能力，着力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方法论。领导干部读经典，要重点学习经典著作中所阐明和运用的科学方法，并善于运用这些方法，准确分析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全面看待前进道路上的主流和支

经典书籍范文第5篇

【关键词】北宋　经书典籍　刊刻　宋学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53(2012)03-0099-06

谈到北宋经史子籍刊刻，就不能避谈中国学术一以贯之的传统。什么是中国学术的传统呢?答案无疑是“经学”和“子学”。然而中国学术的此种传承，依靠的却是经书子籍的历史累积和注疏支撑。由此就隐含着一层深意：即中国学术讲究的是典籍的连贯性，而非“主义”的连续性。或者说，中国学术自古贯穿的是以“典籍”为中心，而非以“问题”为中心的主义。一方面，中央集权制度认可的典籍支撑了中国学术的历史主流。另一方面，以典籍为中心，纸张、书写、印刷等技术更新又推动着学术的发展进步。

1　典籍中心：经子学问的历史迷失

鲁迅说：“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十四年的“读经”》)。而由来已久的，更表现为古代典籍的累积传承。

在抄写时代，“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说的是子游、子夏掌握典籍文献最多，而孟子出于说理需要，也多引述《尚书》《诗》《论语》等典籍。自从某些儒家书籍在汉代成为官方经典，历代儒经注疏的工作就一直在进行。这在客观上造成典籍及其疏证受政教的需要，不断累积增厚。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儒学十三经。前人统计“十三经”字数为147560个字。到清代阮元主持校刻时，其收录汉至宋代经学家对“十三经”的注疏，总字数已有一千万字，成为卷帙浩繁的巨著。而《老子》《庄子》等子籍经过历代学者如王弼、郭象等人的研读阐释，也出现了多家注本。历代解经、注经的持续，中国学术才形成以典籍为中心的“经书子学”。对此，黑格尔也说：“中国人存有若干古代的典籍……中国人把这些文书都称为‘经’，做他们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因为中国传统思维是主体以自身为对象的意向型思维，而不是以自然为对象的认知型思维。人们遵循“述而不作”的传统，而非根植于现实恒常问题的自我生发和创造。加之，社会文明初始阶段，兼有文字载体简陋、书写困难、词汇有限等客观条件限制，也导致人们思想即便有发明，亦不能详尽阐述。故先秦以来，诸子百家撰述的著作相比于今天并不长篇浩繁。然这些著作历经“焚书坑儒”，口耳相传，孔宅坏壁，其传承之艰难，使后世学者对于残存的古籍累增崇敬。阐释起来尚嫌不足，更遑论修正与发明。于是，历代学者所关注的不再是现实人类所面临的问题，而是固化在典籍中的疑惑，他们所做的工作仅是对流传的“经典”予以注释或阐发大义微言。具体到某个朝代的学者，其注解与前人不同的只是文字多寡及程度上的差异，彼此没有本质性的区别。这就导致春秋争鸣以后，中国就少有自我生发的“主义”，缺少原创性的学术及思想。因此，关于“经书子学”，与其说是关于“经书子籍内容”的学问，毋宁说是一种“研究经书子学的历史”。由此，章学诚才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

事实上，从周公、孔子直至秦汉，中国人的学问中就没有“史学”这一类别概念。《汉书·艺文志》将天下图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等七略(类)，并无“史略”。《春秋》这类史书由此被归属到“六艺略”中。由于班固是根据刘歆《七略》撰写《艺文志》，将官方的“王官学”和民间的“百家言”严格区分，故天下学术也就此分为“经学”和“子学”两类。自此以后，中国学术主体就是关于“经学”“子学”两类典籍的历史性研究。随着典籍注疏的历代累积，这就逐渐形成中国学术的显著特点——即典籍历史化。对于这样的学术，黑格尔建议西方学者“用不着深入考究，因为这种历史本身既然没表现出有任何进展，只会阻碍我们历史的进步”。

当然，仅是说明典籍注疏的历史累积还不够，我们还要看到此种“专经”学术的内趋动力所在。究竟是什么导致“崇儒、专经”的学术传统呢?自西汉以来，由于官方集权政治的需要，汉武帝发现儒家学说对于皇权独尊的肯定。于是，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幌子下，汉武帝故意迫使士人进行“皓首穷经”的阅读，抑制异端思想的产生，强化自己的集权统治。一旦研读儒家典籍成为士人仕宦当官、实现社会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学术研究的动机就更加远离“解决问题”的初衷。读书人对于社会、人生，没有怀疑，没有分析，也自然谈不上批评与反叛。如此一来，汉朝皇帝就摆脱了秦人当初“焚百家言，以愚黔首”的简单草率，更具有一种思想舆论导向的智慧。因为长期研读某一类典籍，对于思想所产生的抑制作用更甚于禁止读书地“愚民”。北齐颜之推曾举邺下谚语，说“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颜氏家训》卷3)，借以嘲笑儒生的迂腐。以此为例，很能说明中国学术本源性的迷失。

自汉以来，儒家经典对于学术起着绝对标准的作用。人们惟有通过对古代经典的学习，向古人求教如何解决今世的问题。面对如此“崇儒、专经”的结果，颜之推总结说：“学之兴废，随世轻重。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弘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颜氏家训》卷3)这句话的意思是，学问的兴废，不同时代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汉代学者只要掌握某一种世人认可的所谓“圣人”经典，就可升官发财。此情况沿续到宋代，名利诱惑之下，苏轼认为惟有人君才能做到“不在求名与求知，不为章句科举计也”。而世俗之人多是由习学“典籍”直接联想到“卿相”，反而跨越“圣人之道”，失却了学术的纯粹。故宋人陈鹄也说：“学问当以《孝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为主。此数书既深晓，然后专治一经，以为一生受用。”人们视“经典”高于一切，其流俗泛滥的后果必然是对名禄的追求。

面对此种问题，就要反思中国学问出发的本源。无疑，谈到本源，任何学术最初都是因人而存在，是为解决现实问题而存在的。假若没有关注社会生活中人的问题，学问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从“圣人”身份的确认，我们或可窥见中国学问的初衷。《周易》解释道“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意谓圣人制作(创造)为万民所仰望。《风俗通》有言：“圣者，声也。言闻声知情，故日圣。”《洪范》说，“思日睿”“睿作圣”。《说文》解释，“圣，通也。”孔子也认为，所谓圣人者，其“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孔子家语·五仪解》)。缘此，冯友兰认为，“中国的圣人，不是高高在上，不问世务底圣人。他的人格是所谓内圣外王底人格。内圣是就其修养的成就说，外王是就其在社会上底功用说。”这些记载，一则说“圣人”通达事理，具有较高智慧及

思维能力，二则说圣人还能顺应自然法则，掌握自然规律，和顺地影响其所处的世界且惠及他人。按古人的认识，要想成为圣人，除了天赋异禀之外，更重要是学结前人留下的经验教训，并用之以实践。故孔子说：“夫不读《诗》《书》《易》《春秋》，则不知圣人之心，又无以别尧舜之禅、汤武之伐也。”(《孔丛子·论书》)，自称从《尚书》中的《尧典》《舜典》，看到了尧、舜的圣道。然而，毕竟普通民众多目不识丁，更不能知晓古代文献的奥义。如此，掌握文献的圣人逐渐被赋予神的色彩。是故，“圣人之道”本应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是为解决实际问题而产生的。只是在没有实证思想方法的古代，圣人之言作为过去经验的总结，自然被视作“真理(神喻)”，成为推证的前提、证明的论据或作为思维活动的结论。于是，学术步入权威崇拜和信仰的歧途，“唯圣”的思维方式和习惯开始左右或压抑着人们的创见。

众所皆知，如果学术不关心现实问题，仅作为书籍本身而存在，加上书籍数量稀少，知识阶层局限在少数特殊人群，那么学术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为学术典籍固化流传千年，没有突破、质疑的结果，必然失去原生活力。虽然学术以“问题”为中心，问题尽管有其恒常性，但是人们对于问题的关注，更应体现为人类在不同的历史生存语境下的深化、发展或变形。然而，中国学术奉行的“典籍中心主义”，恰使得学术本身缺乏这样的变化和关注。德国学者韦伯认为造成此种情形的原因，是因为“一个处于绝对的权力地位，同时又垄断官方祭司功能的世袭官僚阶级，除了保持一种注重典籍的传统主义的心态之外，别无其他选择。只有典籍的神圣性本身可保证支撑官僚系统之地位的秩序的合法性”。于是，“官僚体系就必须限制它(典籍)本身的理性主义”，他们仅是希望天下士人对典籍奉若神明，没有丝毫理性的质疑。此种情形发展到宋代，由于印本传播的繁盛发展，阅读(质疑)人群的扩大，垄断被打破，学术才恢复些许原生的活力。

宋代作为经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主要得益于雕印技术的普及。这一时期，中央及地方印书机构对于经子书籍印刷尤其热衷。宋代科举虽屡经改革，但推崇经义和诗赋的格局并没有变。这在客观上也导致整个社会对于经书文献有着广泛的需求。所以，在印本诞生之初，这类书籍的印刷自然成为优先重点。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经学的师徒相承虽然在形式上依然存在，但是印本经典的广泛传播，使得这样的师徒关系遭到了严峻挑战。师傅所说的并非绝对正确，因为印本书籍的流传，学生有更多的渠道获取标准的典籍来验证师傅解读的对错。陆游记载，北宋实行三合法时，有教官以《易义》出题，问为什么“乾为金，坤亦为金”?有学生怀揣国子监版本的《易经》到老师面前，忐忑请教：“先生恐怕是看了福建的麻沙印本。如是监本，这句应是‘坤为釜’。”教授对照监本后，惶恐愧谢学生(《老学庵笔记》卷7)。这个事例说明，普通学生有经书印本在手，就可较为容易地发现教师的错误。由此，表面上似乎维护了典籍尊严，实则上打破了典籍的权威，提升了质疑的勇气。因为典籍在流传过程中，从写本传抄到多种印本的印刷，这样的错误事实上是无法避免的。假若有这类舛误产生，人们又该如何对待这类经典呢?如此一来，最终启发的是宋人“问古疑经”的精神。故钱谦益说：“十三经之有传注、笺解、义疏也，肇于汉、晋，粹于唐，而是正于宋。”。钱谦益“正于宋”的说法，一是指宋代欧阳修、王安石、朱熹等人对十三经的怀疑和修正：另一个即是暗示十三经在北宋均得以定本、版印成书，天下学人得以是正。

2　北宋经子印本与“碘籍中心”思想修正

我们知道，自有印刷技术后，经书子籍的传播情形出现了重大变革。首先，只要刊刻无误，印本载体保证典籍的正确流传。在印本出现之前，经书传播依靠人们的背诵、手抄。这样的传播方式，很难保证经书准确无误。东汉熹平年间，为了维护儒家经典的正确流传，蔡邕曾“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特地在太学门外立下石经。然而，这样的典籍传播仍需学子现场背诵摹写，结果是“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后汉书·蔡邕传》)。

信息多元、文化多元终会导致思想多元，这是人类社会的进步。晚唐五代有了雕版印刷之后，时空限制被打破，传统学问以师徒口耳相传的界限也被打破。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取印本典籍，从而达到更为有效的知识传播。北宋延续了五代以来的儒家经典刊刻和传播工作，并且更加卓有成效。

北宋国子监作为中央机构，因负有更多社会文化传承的责任，其印刷主要以经、史、医三方面书籍为主，而地方机构印书则是经、史、子、集多有涉猎，尤与中央机构所印书籍加以区别。由于官方的书籍刊刻主要以经史书籍为主，从《周易》《周易正义》《尚书》《尚书正义》《左传》《论语》《孟子》等经传注疏，以及辅助阅读的《九经字样》《礼部韵略》《经典释文》等宋版的经类书籍中，我们可以察觉到经书刊刻对于支撑宋代经学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根据《五代两宋监本考》《读书敏求记》《皕宋楼藏书志》《经籍访古志》《日本访书志》等书记载的宋版书籍，我们可以看到北宋官方几乎出齐《诗》《书》《礼》《易》《春秋》在内的历代所有经书子籍及其注疏刊本。据说，宋人刻印书籍约有数万部，虽然历经千年，频遇战火，十亡七八。据统计，幸存至今，仅署名宋人的著作就有4855种，这还不包括那些从先秦流传下来、历朝历代不断增添的典籍。就目前所看的北宋经部印本书籍，也仅仅是北宋当年大量经籍印刷的九牛之一毛。

北宋科举与印本典籍的平民化普及，也客观上导致“治学”若没有经学书籍征引，文章引文没有出处，在当时宋人看来，成为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石林燕语》(卷8)记载苏轼当年参加省试时，“梅圣俞作考官，得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似《孟子》”。然苏轼文章中，“引皋陶日‘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事不见所据”。等到放榜，苏轼中了第二名。梅尧臣终以所疑问之。苏轼却回答：“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梅尧臣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梅尧臣“大骇”的原因，当然是苏轼引述的内容居然没有出处，全凭自己“想当然”。这则事例，一则说明当时由于北宋科举与印本书籍的普及较广，以致梅、欧等人见到苏轼文章所引内容时，首先考虑到典籍中必定有。如果没有，除了所看版本不同外，还有可能是自家看书时不够仔细。所以待到考试结束后，欧、梅等考官马上去问苏轼“典出何处?”再则，科举与典籍平民化也透露出以苏轼为代表的创新派人物对于典籍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这种转变即是典籍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不是拘泥于典籍，而是它在具体实践中的“经世致用”。如此转变，也验证了北宋涌现出二程、张载、邵雍、周敦颐等儒学大师也并非偶然。

据记载，当年“苏季明尝以治经为传道居业之实，居常讲习，只是空言无益，质之两先生(二程)”。

正叔先生(程颐)日：“治经，实学也。‘譬诸草木，区以别矣。’道之在经，大小远近，高下精粗，森列于其中。譬诸日月在上，有人不见者，一人指之，不如众人指之自见也。如《中庸》一卷书，自至理便推之于事。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如登九层之台，自下而上者为是。人患居常讲习空言无实者，盖不自得也。为学，治经最好。苟不自得，则尽治《五经》，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识达，所得多矣。有虽好读书，却患在空虚者，未免此弊。”

程颐与弟子苏季明的答问，一是说北宋治经被称为实学，为当时学术之首要，二是苏季明发现每天讲习经书，未切要实际问题，只是空言无益。而程颐的回答却是“苟不自得，则尽治《五经》，亦是空言”。此语何意?按程颐的看法，“治经”的确是实学，这是毋庸置疑的，只是“治经”要方法得当。所谓方法得当，即是“自至理便推于事”。意思是要从经书中发现其理(道理)而推及于事(实际问题)。因为“道”，本来就在经书之中，只是有人可见，有人看不见而已。重要的是自己要极力穷究，自见其理。这个说法后来被朱熹推衍为“格物致知”。苏、程二人的对话恰可说明，经籍在北宋的传播甚广，使得相关学问在当时得到很大的提升。二程等人正是基于这样的典籍普及程度，才能跳出“典籍中心主义”的窠臼，从经籍中见他人所未见，得他人所未得，脱颖而出，成为北宋一代儒学大师。总之，北宋由于印本的普及，科举平民化的追求，使得北宋士人多有机会和条件得以广泛研习经籍。

《石林燕语》(卷8)载：“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学时习之尔，故终老不忘。”北宋典籍“阅读门槛”和“科考门槛”的降低，导致北宋官方拥有如邢昺、欧阳修、司马光等饱学之臣，民间则出现二程、张载、邵雍等鸿儒大师。

承上所说，我认为印本经籍的广泛传播最大的益处是，它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挑战传统私塾式口耳相传的师徒传承制度。由此，自有印本传播以来，学生除社会生活、私塾业师之外，得到额外获取真知的渠道。由于媒介和传播方式的改变，导致信息由过去单一的口耳相传变为眼睛、文字、书面的传播。信息多元导致接受者必须对信息进行甄别、筛选，并做出自己符合理性的判断。这也成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最好注解。如此一来，也逐步开启北宋学术发明或改善发明的源头。

朱熹有诗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二首》)按培根的观点，如果学术的传承仍是传统“师徒的传承，而不是发明者与进一步改善发明者的继承”，那么，由此“流行的知识必然大多是只供争辩和文饰之用的、停滞的、僵化的，如同偶像，只受人崇拜的知识，不能帮助人们寻求真理、征服自然”。经学发展到宋代，其学术发展的确呈现出与前代异样的特点。过去，汉儒讲“章句之学”，特重“师法”，学生要遵守老师的传授。宋儒则讲“义理之学”，主张依个人的心得体会来解释古代经典，力求从“圣经贤传”中寻找立说的根据。清代经学大师皮锡瑞曾说：“宋人不信注疏，训至疑经：疑经不已，遂至改经、删经、移易经文以就己说，此不可为训者也。”又说：“且宋以后，非独科举文字蹈空而已，说经之书，亦多空衍义理，横发议论，与汉、唐注疏全异。”因而，虽然宋代与汉唐相比，版图和气势都逊色许多，但作为传统的注解经书的工作却是更为出色。由于印本书籍在北宋大量存在，造成北宋文人相比于唐代文人，一方面拥有更多的书本获取途径，宋人书籍阅读的范围也更为广博。由此，客观上也造成北宋拥有比唐代更为普及的文人阅读和创作群体。另一方面，因为北宋科举录取及文人创作的数量要超过唐代，识字文化阶层的扩大直接导致他们的作品拥有更多的、更大范围的读者层次与数量。

随着读者水平和数量的提高，追求原创、追求超越的北宋学人开始普遍质疑某些儒家经典的正确性及其章句的真正含义，其出色之处正如刘子健所说：

同前代相比，宋儒将经作为阐发自己理论的基础，更加孜孜不倦地为这些权威书籍讲解作注。从总体上看，大部分北宋经学研究令人耳目一新，具有挑战性和原创性。而到了南宋解经著作的质量开始下降，变得喜欢争辩，过于关注细节，研究的范围趋向狭窄，文字冗长啰嗦，缺乏学术的多元性和创造性。

刘子健认为，宋代经学尽管仍将经学作为自己阐发的基础，但是经学有了挑战性和原创性。“原创性”，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评价。事实上，经学发展到宋代，由于经学典籍的广泛印刷和传播，才从过去的“我注六经”发展成为“六经注我”。这或许是信息传播快捷多元催生思想多元的一次成功范例，其原因当然并非仅是印刷术那么简单，但是印刷术的出现，所导致的印本典籍的广泛传播，无疑对宋代经学的影响是巨大的。皮锡瑞考查了《唐书经籍志》，认为“唐人自为之书二万八千余卷，《五经》义说著于录者凡数十种，则亦未为匙矣。而今所传不及什一，由于其时刊本未出，传钞不易，一遇兵燹，荡为煨烬”，而“宋则刊刻已行，流传甚易，宜其存多佚少。今所传宋人文集说部皆十倍于唐人，非止经说”。因此，皮锡瑞总结说：“宋人说经之书传于今者，比唐不止多出十倍，乃不以为盛而以为衰者，唐人犹守古义而宋人多矜新义也。唐人经说传世绝少，此亦有故……逮两宋而刻本多。此宋以后之书所以多传于今日也。”

自然，历史上对于典籍的理解，还有一点需要了解。这就是“作为儒家编著书籍通称的‘经’这一名词的出现，应在战国以后。而‘经’的正式被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为‘经典’，则应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那些没有得到官方认可的书籍尽管也可以自称为“经”，但它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内发挥一点作用，不可能对社会人生发生重大影响。故所谓“经学”概念中的“典籍”，只有在它具有法定地位，被官方认可后，才拥有其法定性、权威性和适用性。“经”固然是具有法律涵义的文化表征，但是“经”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经”的地位和权威性会随着时代需要而不断变迁。原先不是“经”的可以成为经。比如《论语》《孟子》在宋代以前一直位列“诸子”之中，只是到了宋代才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经典。而原来位列经典的“五经”及其义疏，在宋以后则被长期束之高阁，虽然名义上仍然是“经”，但实际上已经无人问津，实际上失去了经典的现世权威性。此种情形与中国社会的文化惯性需求密切相关。由于中国社会自汉朝开始就奠定了思想上“儒家独尊，诸子辅佐拱卫”的集权格局，这就导致中国的经史子集书籍贯穿千年，流传绵延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