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胡同文化范文第1篇

读汪增祺作品，无论散文，无论小说，给人一个鲜明印象，那就是平淡如水。“平淡如水”，不是没有味道，不是没有东西，“君子之交淡如水”之淡，清纯至极，清纯而没有一点杂质，令人心气也不禁随之清纯，心境也随之平淡如水。同时，读其作品，如同一位时间老人，在向你展示一幅文化长卷，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和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西方基督教超人文的精神，在于必须从另一个世界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植根于大农业土壤的文化，这种文化顺应人情，重视常识，讲究中庸之道，体现出一种现世的精神，因而“亲亲、仁民、爱物”成为这种传统文化的核心。

汪增祺作品，正体现了这一特点。

一、汪增祺作品与中国农业大文化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六千年的农耕文明孕育了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这种农业大文化的积淀，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思想内涵。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却把这种大农业的传统文化笼统地与旧文化等同起来加以否定而不被人们认同，如早在时期，革命先驱、陈独秀等就借助张扬科学和民主的浪潮，对这种农业大文化进行猛烈抨击。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对中国农业大文化所造成的“以安息为本位”、“以家庭为本位”、“以感情为本位”予以批判和否定。从这以后，因中国革命和社会变革的迅猛，这种传统文化历来处于一种被否定的地位。但是，由于这种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势必与变革中的社会产生激烈的碰撞，这种碰撞的直接后果，表现为一些像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作家对都市生活感到压抑和孤独，不由自主地对五四以来受冲击的农业大文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依恋。深受沈从文影响的汪增祺，也像他的老师沈从文一样，在作品中也表现了对这种农业大文化的依恋。

正是这种依恋，由此对以农业大文化为土壤所培养的精华，他都顶礼膜拜，大加颂扬。如《随笔两篇》之《水母》，与“中国的百姓——主要是农民，对若干神圣都有和统治者不尽相同的看法，并且往往编出一些对诸神不大恭敬的故事”不同，对于“应该是制服了一场大洪水”的“小媳妇”的水母，却大加颂扬，顶礼膜拜（这与吴伯箫的《难老泉》极为相似），只因“这是农民自己的神，农民按照自己的模样塑造的神。这是农民心目中的女神：一个能干善良且俊俏的小媳妇。农民对这样的水母不缺乏崇敬，但是并不畏惧。农民对她可以平视，甚至可以谈谈家常。”可见，这种农业大文化是一种平民文化，是一种顺应人情的文化，这也正是它能根深蒂固地影响几千年并使作者为之依恋的根本原因。

同时，汪增祺真正从事创作的时期，正是我国处在激烈地进行改革开放的时期，他平静地对待并欢迎这一变化。但由于他长期受农业大文化的哺育，对农业大文化种种精华和最了解，也最依恋，因而担心这种种精华和美会消失，因而也像他的老师沈从文一样不可避免地灰产生一种心理紊乱。《香港的高楼和北京的大树》、《香港的鸟》等都显示了这种紊乱。从北京到香港，他是“换一个地方坐着”，面对高楼林立的的繁华的香港，整天萦绕在心头的是“北京的大树、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天坛的柏树，白海的白皮松”。这种“树”的崇拜心理，实质上是把树幻化为有根的古老的农业大文化的象征。同样，在《随笔两篇》之《葵.薤》中，“小时侯读汉乐府《十五从军征》，非常感动。”“然而有一句我不明白。”这弄不明白的就是“葵”为何物，直到读了吴其睿的《植物名实图考》，又直到“到了四川、江西、湖南等省”，“有一回住在武昌的招待所里”才真正懂了“葵”即冬苋菜时那种激动溢于言表，而“蔬菜的命运，也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有其兴盛和衰微，提起来也可叫人生一点感慨。”“我写这篇随笔，用意是很的。”这“感慨”是什么？这“很清楚的”是什么？正是为这种传统的农业大文化的消失而担心，而这种担心又恰恰基于一种深深的依恋，故而连一贯“不主张伤感主义”的汪先生在《胡同文化》中对北京胡同文化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的衰败和没落，表现出明显的伤感情绪。

以“和”为贵，在平等和宽容中实现和谐

汪增祺在《自报家门》一文中说道：“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了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一点。我在昆明教中学时案头常放的一本书是《庄子集解》。但是我对庄子感到极大兴趣的，主要是其文章，至于他的思想，我到现在还不甚了了。我自己想想，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们知道，自古以来，对中华民族思想体系影响的是儒、释、道三家，其中，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根基。儒家思想强调中庸，讲求心气平和。这一点，在汪增祺作品中的反映，即是以和为贵，在平等和宽容中实现和谐。这可以从《胡同文化》中得到印证。

汪增祺一生对传统文化怀有深情。他长期生活在北京胡同中，对于“精义”是“忍”的胡同文化十分熟悉，对北京胡同文化的内涵十分了解，十分推崇那种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安分守己的胡同生活。于是，他满怀深情地写四合院；写四合院中市民的闲逸，下棋、喝酒、遛鸟；写市民们简单而满足的生活；写爱瞧热闹却不爱管闲事的性格。并且指出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是安分守己，是逆来顺受。

但是，他对于这种封闭的小市民的文化，也并不是完全沉醉其中，而是以一种平静的态度来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推崇和有所批判，有所反思。对在时代大潮冲击下行将消失的胡同文化给予理解，表达了一种无奈。他知道这是下层平民的文化，旧时代的文化，跟不上时代的文化，无力抗争的文化。他虽然在理智上知道它走向终结是必然的，但一贯“不主张伤感”的他在感情上也还是怀着伤感的情绪的。

不仅对待传统文化，汪曾祺还以这种以“和”为贵，在平等和宽容中实现和谐来对待现实。他对现实采用“随遇而安”的态度，他的解释是“‘遇’，当然是不顺的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然如此，何不想开些。”正是这种态度，使他对现实能似“水”一样去化解一切问题，去处理矛盾。也正如此，在他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研究所劳动，受冲击等，始终能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去面对。最精彩的还是《牙疼》：

中，我正要出剧团的大门，大门“哐”地一声被踢开，正摔在我的脸上。我当时觉得嘴里乱七八糟！吐出来一看，我的上下四颗门牙都被震下来了，假牙也断成了两截。踢门的是一个翻跟斗的武戏演员，没有文化。……这人一向是个冒失鬼。剧团大门是可以里外两面开的玻璃门，玻璃上糊了一层报纸，他看不见里面有人出来。这小子不推门一脚踹开了。他直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对那么个人，我能说什么呢？他又不是有心。掉了四颗门牙，竟没有流一滴血，可见这四颗牙已经衰老到什么程度，掉了就掉了吧。假牙左边半截已经没有用处，右边的还能凑合一阵。我就把这半截假牙单摆浮搁地安装在牙床上，既没有钩子，也没有套子，嗨！还真能嚼东西……

这就是汪曾祺！面对现实，他的态度都非常现实：于他人，是以“他又不是有心”予以宽容；于已，是以“掉了就掉了吧”和“还真能嚼东西”而。这种处世态度，正如在《跑警报》中所说：“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中‘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好一个“儒道互补”，好一个“不在乎”，正是这，才使汪曾祺能真正达到那种“宁静以致远，淡泊而清心”的高境界！

三、以静为本，崇尚静趣的审美情趣

汪曾祺创作，是要给读者以“文 化休息”，这正如美国人看体育比赛的心态一样，他们往往以休闲的态度去欣赏一场紧张激烈的比赛，他们不像其他地方尤其是英国，球迷的热情够得上是狂热，但却产生了众多令世界各国都头疼的“足球流氓”。文学作品也一样，文笔的尖刻犀利，不见得就能创造出一种高境界。

汪曾祺善于勾勒静境，形成了一种以“静”为核心的审美情趣。如《葡萄月令》，从一月到十二月，整个葡萄园的内核始终充满活力，在激烈动着，但个个月却是处在一个和谐的恬静的情境之中。再如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而《跑警报》，大学生们还能在洼地里静静地谈情说爱；两个大学生不跑警报，反而利用这个机会，一个洗头，另一个从容地煮冰糖莲子。

汪曾祺胡同文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汪曾祺 中华 人文精神 仁爱和谐

汪曾祺在《自报家门》中说：“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了两 千多年前的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一点，我在昆明教中学是 案头常放的一本书是《庄子集解》。但是我对庄子感极大的兴 趣的，主要是其文章，对于他的思想，我到现在还不甚了了.

我自己想想，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儒家是爱 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 人道主义即为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作为Humannism 的译词而被广泛使用的，它在中国新文学初期有以下几种译 法：学衡派胡先骕在1922年评论《尝试集》是译为“人文主义”； 周作人在1919年初的《人的文学》中译为“人道主义”；梁实秋 在《现代文学论》中则将其译为“人本主义”。其实这三种译法 恰是西方人文精神的三个重要阶段：人文主义——人道主义 ——人本主义。然而，“人道主义”原本是人文精神在一定历 史条件下产生的新内涵，是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阶段，是 强调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新发展，但它现在在中 国好像具有独立存在的含义，可被看作是人文精神的代名词.

人文精神指关怀人的精神，其核心应该是人，它是对人的关 切，有对普通人、平民、小人物的命运和心灵的关切，也有对人 的发展和完善、人性的优美和丰富、人的意义和价值的关切.

中华人文精神就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各种文化所形成的 基本的文化精神和优良品格，其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 行为方式和价值理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主导性文化 精神。中华人文精神以人为本，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 现出的“天人相与”观，有助于保持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在对 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表现出的人伦秩序和“安老爱幼”观， 有助于保持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和和谐；在对待人与自身 的关系上表现出的自省意识、价值自觉和修身养性，避免了人 的肉体和灵魂、感性和理性的分裂。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熏 陶的汪曾祺在创作中很自然地表现出这种中华人文精神，这 也就是他自称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的原因.

虽然汪曾祺在刚刚步入文坛是受过西方现代主义派的影 响，但是进入文学创作成熟期后他毅然回归了现实主义文学 传统。纵观其创作全貌，他的小说背景主要是他的家乡江苏 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因为他在这几个地方呆过.

“我的以这些不同地方为背景的小说，大都受了一些这些地方 的影响；风土人情、语言——包括叙述语言，都有一点这些地 方的特点。”他笔下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受苦受难的下层小人 物，和尚尼姑、中小学教员、卖卤味的、药店伙计、挑夫、锡匠……汪曾祺用优美的笔致给与他们中国的传统美德，寄托着 作者所赞美的扶危济困、相濡以沫的中华人文精神.

汪曾祺是从情感上而不是从理性上认同儒家的“仁爱”思 想的。孔子的“仁”是以亲子之爱为人类学心理情感基础的， 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爱人”“泛爱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等仁学理想。这种讲人情的、朴素的人道主义精 神，是汪曾祺小说叙述的主要情感动力。这种“仁爱”的情感 倾向在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构成其作品的世俗文化氛围、人 物行为方式以及人物形象的精神内核。在《大淖记事》中，我 们看到锡匠们在十一子遇到水上保安队的非法殴打时，揭竿 而起，自动组织起来上街游行，在世俗的情谊中生发出一种高 尚的原始正义，而这种原始正义与他们日常的行为方式密切 相关，他们平时相互之间从不抢生意，若是合作做活，工钱也 分得很公道，这其中联系着他们对于“仁爱”的理解，在他们 看来，人和人之间应该平等相处，应该以仁爱之心对待自己、 善待别人、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源自于儒家的“仁爱”观念， 汪曾祺不仅赞扬普通人重义、重情、爱人的美好情怀，而且对 于他们纯真自然的人性表现形式给予了热情的肯定，同时对 那些不合理的人性形式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和悲哀。《鸡鸭名 家》中的炕房师傅余老五是孵小鸡的能手，孵小鸡，对他来说 并不仅仅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高于生产之上的精神创造，在 孵小鸡的那几天，他“尊贵极了，也谨慎极了，还温柔极了…… 他聚精会神，身体的各部全在一种沉缅，一种兴奋，一种极度 的敏感中，用他的感觉判断一切，炕房里暗暗的，暖洋洋的，潮 濡濡的，笼罩着一种暧昧的缠绵怀春似的异样的感觉”。余老 五身上也有着一种母性，他体验着一个一个生命正在完成.

在汪曾祺笔下，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在劳动中闪现出庄严的光 彩，人超越了劳动本身的层面，而具有了人之为人的意义和价 值。与余老五不同，陆长庚虽然也有着超人的技艺，养鸭给他 带来了极大声誉，他是个聪明的人，乡下的活计没有一样能难 倒他，但他的运气不好，干什么都没有余老五那样幸运，日子 越过越穷，安份中有了些卑屈，懒散中有了深深的绝望。在这 个人物身上作者虽然也有着对其劳动技艺的赞美，但更多的 是同情，寄寓着对那个时代的生活的批判.

在儒家仁爱学说外，汪曾祺一直在作品中追求和谐，“构 造出一片没有权利浸染而宁静的乡土，一片近乎沉淀着淳朴 和温情和谐的所在”，平淡的叙述营造了散文化小说的诗意氛 围，在这种诗意的氛围中洋溢着人性的自然，）健康和美。中国式的“人道主义”必然会打上 封建道德规范及社会制度的烙印，其“社会性”的本质属性或 多或少都约束着人的行为包括作家的创作，而在汪曾祺的作 品中“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顺乎人的自然本性，自由自在，不 受任何清规戒律的束缚”，也“没有用政治群体意识观察、表 现生活，而是钟情于个人的经历与命运，个人的性格特点、操 行甚至个人隐私”.

首先，汪曾祺作品体现着人性的和谐。他通过作品展示 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受戒》中众和尚并不受清规戒律束缚， 仁山在荸荠庵里从不穿袈裟，仁海的老婆每年还要来庵里消 夏，仁渡不只有一个相好的，庵里和尚们也杀生喝酒加， 各路生意人将这里视为娱乐场所，甚至连全县最有名的善因 寺方丈都有一个十九岁的小老婆。因为作者认为“和尚也是 一种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凡作为人的七情六欲，他 们皆不缺少，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虽然爱情是人类生活 的重要一环，但汪曾祺作品的背景时代多是对爱情讳莫如深 的，但他却执著于追求美好的爱情，尽管这爱情并不是那么 浪漫。《大淖记事》中巧云被水上保安队的刘号长霸占，但十 一子并不嫌弃她一破了身，真诚相爱使二人冒着生命危险结 合在一起，周围的朋友们也给予他们很多帮助，当十一子被 打后，巧云勇敢得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并且照顾十一子。《受 戒》中明海虽然是和尚，但他和小英子两小无猜，两人顺着人 性自然成长而生发出的朦胧情感，让小英子自然地说出了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这样的话语，明海开心地接受.

其次，汪曾祺作品体现着人与人关系的和谐。过去的故 乡生活中一定有种种不合理、不平等的事物甚至有丑恶的人 性存在，但经过时间的过滤，剩下的仅有美好，加之作者坚持 “小说就是回忆”的创作主张，就使他的作品中谱出一曲又一 曲人与人的和谐之歌。在他的小说中，人物的思想、言论、行为是自由的，一切以人性为前提，而且人与人的相互依存不 带一点功利色彩。《鉴赏家》里叶三与季淘民两个人明显不 是一个层次，前者是一个普通市民，后者却是当地知名画家， 季淘民能将自己的画无偿的送给朋友，叶三即使家庭困顿， 也不肯将画卖掉，并嘱咐儿子在自己死后将画和自己一起埋 葬。他们和谐关系的基础之相互尊重、相互理解.

再次，汪曾祺作品体现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法国人 安妮?居里安女士曾经问为什么汪曾祺的作品中总有水，即 使没有写到水，也有水的感觉。的确，汪曾祺的家乡高邮是 一个水乡，他在水边长大，整日所见无非是水，因此“水不但 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 说的风格”。也就是说，他敬人与自然环境结合起来写。《大 淖记事》开头先对大淖的来历及其自然景观，接着写轮船公 司往东往西的两丛人家和其迥异的乡风，再然后是锡头锡匠 们的活计、家伙，他们的义气，引出十一子这个重要人物；再 写东头挑夫们的生活，过年过节的像素，男婚女嫁的情况，引 出巧云。在这样一个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中，十一子和巧云 的爱情产生的合理、自然而且必然，虽然生存的艰难时时影 响着小说中的人物，但美好的心灵总是战胜了贫困和丑恶.

综上所述，汪曾祺的作品中充满中华人文精神，体现了 人性自身、人和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深深打动了读者，具有 不可磨灭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汪曾祺．自报家门·汪曾祺自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

[2]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序言．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

[3]汪曾祺．汪曾祺小说经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汪曾祺胡同文化范文第3篇

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善良、谨慎、与世无争、自足自乐，虽然也有悲哀，但是这些悲哀和悲伤是读者所感受到的，而那些小人物却是很平静坦然的接受了。在这些小人物的一生中我们没有看到轰轰烈烈的奋斗，也没有看到悲壮的反抗和斗争，有的只是沉默、平凡和与世无争。这些并没有给读者的心灵上以强烈的情感震动和深刻的思考，只是让人读后感到伤感。

【关键词】 汪曾祺小说；小人物；悲剧内涵

汪曾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独具特色的作家。他一生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著有《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等多篇小说。我们综观汪曾祺的全部小说，对故乡及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生活的描绘，是其创作的主要部分也是其成就最大的部分。在这些作品中，有很多是通过对故乡的小人物的描写，来展现故乡民俗风情的融洽和美丽的，但是也有很多小人物的命运是很悲哀的，充满了悲剧色彩。汪曾祺自己也曾说过：“我自己觉得：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情感是忧伤的，比如《职业》、《幽冥钟》；一部分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快乐，比如《受戒》、《大淖记事》；一部分作品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化出一种带有苦味的嘲谑，比如《云致秋行状》、《异秉》。在有些作品里这三者是混合在一起的，比较复杂”［1］。如《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和陶虎臣，《徙》中的高北溟，《八千岁》中的米店老板“八千岁”，以及《陈小手》中的妇科医生陈小手等人。他们都是勤劳于本、无取于他人的小人物。他们的愿望也十分平常、无一丝非分之想。王瘦吾虽然想发财，其动机只不过是想让女儿穿上雨鞋、儿子穿上球鞋，以让他们跟上学校里的大众水准；高北溟只不过是想保住一个教职，以求积累点来实现自己的两个愿望；“八千岁” 似乎想拒绝各种人际关系，通过自己一家人勤勤俭俭、本本份份，来发家致富，但是当“八舅太爷”一出现，“八千岁”勤俭致富的的美梦也随之破灭；陈小手是一位医术精湛、救人于危险之中的男性妇科医生，他救活了团长的妻儿，却命丧观念封建落后的团长枪下，让人一阵痛心。

一

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善良、谨慎、与世无争、自足自乐，但是他们也有悲哀，这些悲哀来自于理想与命运、现实的冲突，使理想在现实和命运中破损。但是这些悲哀和悲伤是我们作为读者所感受到的，而那些小人物却是很平静坦然的接受了这一切。在这些小人物的一生中我们没有看到轰轰烈烈的奋斗，也没有看到悲壮的反抗和斗争，有的只是沉默、平凡和与世无争。这些小人物的遭遇，并没有给读者的心灵上以强烈的情感震动和深刻的思考，其悲惨的遭遇只是让人感到很悲哀和伤感。为什么汪曾祺小说中的小人物大多能从其笔下得到了“超脱”呢？文学博士胡河清通过分析高邮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中心区域之一的地利形势、历史、人物，结合汪曾祺具体作品指出：汪曾祺是一个典型的汉文化中心地域中产生出来的知识分子，其作品折射出传统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强大的心理规范力量［2］。因此我认为汪曾祺小说的悲剧内涵为什么没有“爆发”而是走向了“沉默”，是因为汪曾祺对其小说中的“小人物”的成功描写而体现出来的。

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对生存的要求是很低的，但是他们往往却处于矛盾的最前沿，深受着生存环境加给他们的种种限制和催迫，甚至是凌辱。作者有很多小说其实并不像其所说的那样“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3］。小说中很多小人物并没有过着幸福美满，和谐融洽的田园生活，而是处在一个到处充满了欺压、鄙视的生存环境，活得很凄苦和悲凉。下文主要以汪曾祺《自选集》中的小说来感受其小人物的悲哀。

《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和陶虎臣，都是身怀高超技艺的小市民，他们想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努力来实现发家致富。但是他们最终都失败了，王瘦吾把自己苦心经营的草帽厂廉价的卖给了竞争对手，陶虎臣却是把自己的女儿卖给了丧心的军人。最后他们仅能靠朋友把惜之如命的田黄卖掉的钱来维持生活。《八千岁》中的“八千岁”是开米店的，他以两块七角钱起家，想靠自己的勤俭节约发家致富，但是当一方恶霸“八舅太爷”一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他以勤俭致富的美梦也就破灭了。《珠子灯》中的孙家大小姐孙淑芸是一个熟习中外文化的才女，但是却逃不脱封建思想的枷锁，她一个人默默的守节十年，最后忧闷而亡。《陈小手》故事中提及的李花脸是一个传其父业的女医生，由于地方封建观念的笼罩，她一直没有婚嫁，成了一个老姑娘。这些小人物的命运都很悲哀和凄凉的，其中我认为《陈小手》中陈小手的命运是最有代表性的。

陈小手是一位有名的妇产科医生。他很出名并不是因为他的医术精湛，而是因为他又是一名极少见的男性产科医生。

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腻。他专能治难产。横生、倒生，都能接下来（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据说因为他的手小，动作细腻，可以减少产妇很多痛苦。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请他的。中小户人家，忌讳较少，遇到产妇胎位不正，老娘束手，老娘就会建议：“去请陈小手吧。”①

但是陈小手这样一位优秀的妇产科医生却得不到同行的认可并且看不起他，看内科的，外科的，都认为他不是医生，只是一个男性的老娘。陈小手去为团长夫人接生，团长在陈小手让他的夫人“母子平安”后，却认为他侵犯了自己的夫人，一枪把他打死于马下。

陈小手这样一位有责任心、医术精湛的妇科医生，却被团长这样轻易的杀掉了。难道团长可以这样随意的杀人吗？而且陈小手是他的大恩人，救活了他的夫人和儿子。救人于危难之中是中华传统思想中的大恩大德，况且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救人之子，这本是一种中国传统思想中认可的大恩大德，涉及到了血缘的维系，涉及到了人性中的至深至爱的亲情［4］。团长为什么还要杀他呢？其实这里的真正元凶是中华传统的封建思想，团长只不过是一个杀人的傀儡。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更深一层理解这个问题。

首先，江南水乡是深受中华传统思想和习俗影响的地区。陈小手从一开始就没有摆脱这种传统封建思想的笼罩。

我们那地方，过去很少有产科医生。一般人家生孩子，都是请老娘，什么人家请哪位老娘，差不多都有固定的。一家宅门的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三少奶奶，生的少爷、小姐，差不多都是一个老娘接生的，老娘要穿房入户，生人怎么行？老娘也熟知各家的情况，哪个手长的女佣人可以当她的助手，当“抱腰的”，不须临时现找。而且一般人家都迷信哪个老娘“吉祥”，接生顺当。——老娘家都共着送子娘娘，天天烧香，谁家会请一个男性的医生来接生呢？……男人学医，谁会去学产科呢？……

……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请他的，中小户人家，忌讳少，遇到产妇胎位不正，老娘束手时，老娘就会建议“去请陈小手吧”。……②

其次，团长说的“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她的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许碰！这小子，太欺负人！日他奶奶！”这里已经指明了谋害陈小手的真正元凶是——我国传统的封建思想。

最后，陈小手是一个彻底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没有任何的社会背景，在社会上没有丝毫的威望。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就是一个骑着白马到处去治病救人的男性“老娘”。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社会背景，团长才会没有丝毫的顾虑就把他杀掉了。

高北溟、孙淑芸以及“八千岁”，他们在生存的道路上，都遇到了很多的挫折和困难，有的甚至还失去了生命，但是他们都是很平静的对待这样的结局。虽然这些小人物的失败和死都没有呈现出真正的悲剧色彩，但是他们的结局，却提示我们应该去细细品读汪曾祺的小说，去发现他小说中小人物的悲剧内涵及表现方式。

二

汪曾祺曾强调自己“对现实生活有很深的沉痛感”，有感于人们对他的片面理解，他申辩说：“一些写我的文章每每爱写我如何恬淡、潇洒、飘逸，我简直成了半仙！你们如果跟我接触的较多，便知道我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5］。汪曾祺的这个自我辩解，已经说明他其实对生活有很深的感触和深刻的思考。他的这个辩解也指明我们应该换个角度去细读他的小说。因为汪曾祺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他的小说都是“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6］他把自己对生活的感触以及深刻的思考留给了自己，而不是把这些感触和思考原原本本的倾泻在小说中。汪曾祺在对待他小说中的小人物时，始终如一个旁观者一样，在旁边默默地注视着小说中的一切，很少把自己的情感和感触，倾泻出来，就如《皮凤三楦房子》中的“高大头”一样，在街边不露声色地机警地观察着每一个过路人。

……但详考高大头的一生，似乎没有和外宾干过一次杯。他只是整天坐在门前的马扎子上，用一把木锉锉着一只胶鞋的磨歪了的后跟，用毛笔饱蘸了白色的粘胶涂在上面，选一块大小厚薄合适的胶皮贴上去，用他的厚厚实实的手掌按紧，连头也不大抬。只当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人从他面前二三尺远的地方走过，他才从眼镜框上面看一眼。……一天就是这样，动作从容不迫，神色安静平和。他戴着一副黑框窄片的花镜，有点像个教授，不像个修鞋的手艺人。但是这个小县城里来了什么生人，他是立刻就会发现的，不会放过。而且只要那样看一眼，大体上就能判断这是省里来的，还是地区来的，是粮食部门的，还是水产部门的，是作家，还是来作专题报告的新闻记者。他那从眼镜框上面流露出来的眼神是彬彬有礼的，含蓄的，不露声色的，但又是机警的，而且相当的锋利。③

作者的这种机警说明他是很会捕捉生活中的细节的，对社会生活有着很深的感触和见解的，但是他不想把对生活的沉痛感倾泻进自己的小说中。汪曾祺说：“我有一个朴素、古典的说法，就是写一个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的”［7］。所以作者很机警的，不露声色的，就把自己对生活的沉痛感从自己的小说中过滤去了，呈现给我们的似乎只有生活的表面。因此他的小说常常给人以平淡恬静、和谐温馨的阅读感觉。

《受戒》写的是明海和小英子的纯情爱情。小说中的和尚们是可以杀猪的，吃肉的，他们还打牌、搓麻将，给人呈现了仙境一般的生活。《大淖记事》了写了巧云与十一子的恋爱故事。巧云被刘号长破了身子，但她“并没淌眼泪，更没想到跳到淖里淹死”，而是一心想和十一子好，并悉心照顾受伤的十一子。《八千岁》就像是作者坐在其米店对面的茶馆对八千岁的生活进行观察一样。八千岁被八舅太爷敲了一杠子，打破了他想靠勤劳发家致富的美梦。但是他并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心，而是给自己和儿子做了一身阴丹士林的长袍，长短与常人等，把老蓝布二马裾换下，在晚饭时候也大声要了一碗自己从前从不问津的“三鲜面”。 《异秉》中的王二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靠一个熏烧摊子而发家致富的。汪曾祺力图给读者塑造旷达超脱、适性随意的小人物形象，也力图通过描写健康、自然的人性美，给人呈现出平淡恬静、和谐温馨的田园生活。但是作者在创作时，难免有激动的时候，没有把文中的“感伤之气”完全除净。因此小说中也有很多小人物的命运是很凄凉的。

《徙》写的是高、谈两家的败落。高北溟是一代宗师谈甓渔高徒，他一直想如北海之鹏展翅高飞。他发愤勤学，准备考取功名，但是突然间时生了巨变，已经废科举，兴学校了。心存大志的他忽然一下没了前进的方向，生活的压力也压的他踹不过气来。正当他囊空咄咄，百无聊赖的时候，他的世家朋友沈石君给他指了条“明路”——读师范，去教书。这看似一条平坦的路，实则是充满了各种欺压，排挤倾轧，勾心斗角。面对这样的环境，高北溟试图以断绝各种社会关系来逃避——不宴请客人，不参加同事的聚会，不和同事聊天，全身心的投入了教学工作中。当教学有成之时，他又以为自己可以展翅高飞了。这时他的靠山被排挤走了，理想的工作也随之旁落。随着女儿、女婿的死，高北溟终于承受不住打击，郁闷的死去。当然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愿望也无法实现了。一是，把老师谈甓渔的诗文刻印出来；二是，送女儿高雪上大学。小说的结尾：“墓草萋萋，照落昏黄，歌声犹在，斯人邈矣”，恰如一首挽歌来描述高北溟的一生，让人感到悲哀不已。《关老爷》中的岑瑾因为在新婚之夜没有验证到那点女儿红，跪在床前被丈夫没头没脸地鞭打、怒骂。《郁症》中的裴云锦因为嫁过来三年没有怀孕，“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思想和家庭的经济重担终于压垮了她，她得了严重的忧郁症，上吊死了。

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很悲惨，但是他们并不是悲剧人物。悲剧人物往往都是为着他们的理想和目标去奋斗，去与阻碍他们实现理想的黑暗势力去抗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会不可避免地遭受很多挫折和磨难，但是其合理的意愿、动机、理想和激情却预示着胜利和成功的到来。鲁迅先生也曾说过，“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就是悲剧。”汪曾祺笔下的这些小人物的愿望就是能够好好的活下去，他们奋斗的目标就是生活，因此他们身上有价值的东西就只是一种生命的本能。所以说这些小人物说不上是悲剧人物。而且当他们的生存道路受到黑暗势力阻碍时，他们并没有站起来与黑暗势力进行抗争，而是默默的忍受着黑暗势力给他们的压迫和阻碍，放弃他们的理想和愿望。

三

汪曾祺本来对生活有很深的“沉痛感”，但是他在小说里却很少流露出对社会的感触和深刻的思考。他始终如一个旁观者给读者在讲述一个个平淡的小故事，刻画一个个小人物。汪曾祺一生都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在长期的创作实践的基础上，他对小说的创作有了自己的思想。我认为正是汪曾祺的创作思想影响了他的小说人物描写的重点和写法。

其一、汪曾祺说：“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他认为好的小说应该像散文诗：“如《钓人的孩子》、《职业》、《求雨》，就还有点散文诗的味道。散文诗和小说的分界处只有一道篱笆，并无墙壁（阿左林和废名的某些小说实际上是散文诗）。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点散文诗的成分”［8］。正是他对短篇小说 “散文化”的追求，使得他的小说淡化了情节，减少了对人物心理的描写，过滤了小说中的严肃性，让小说呈现出平静清新的味道。这一点也正如他自己所说，“散文化的小说不大能容纳过于严肃的、严峻的思考。这类作者大都是性情温和的人，不想对这世界做拷问和怀疑。许多严酷的现实经过‘散文化’的处理就会失去原来的硬度”［9］。这样，他笔下的小人物就不是叙述的重点了，人物命运前因后果的追问就被文体创新所省略了。所以陈小手这样的人生悲剧竟然也没有了悲的感觉。

其二、汪曾祺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有着相当深厚的认同感，是一个主张弘扬民族性中的互尊互爱，相濡以沫传统美德的人，是一个崇尚精神自由和美好人情人性的人。他说过，“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10］。这种人道主义思想体现在汪曾祺对小人物的描写中，悲剧不直接写，不扩展写，不加重悲剧的成份。

《虐猫》写的是几个小孩子在文革期间虐猫的故事。李小斌、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都是上小学三年级的小孩子。文革期间，大人们都忙于武斗和游街，没有人来管他们，他们就只有一起虐猫。

他们捉住一只猫，玩死了拉到。

李小斌起初不同意他们把猫弄死。他说：一只猫，七条命，姥姥告诉他的。

“去你一边去！什么‘一只猫七条命’！一个人才一条命！”

后来李小斌也不反对了，跟他们一块到处逮猫，一块玩。

他们把猫的胡子剪了。猫就不停地打喷嚏。

他们给猫尾巴上拴一挂鞭炮，点着了。猫就没命地乱跑。

他们想出了一种很新鲜的玩法：找了四个药瓶子的盖，用乳胶把猫爪子粘在瓶盖子里。猫一走，一滑；一走，一滑。猫难受，他们高兴极了。

后来他们出了一种很简单的玩法：把猫从六楼的阳台上扔下来。猫在空中惨叫。他们拍手，大笑。猫摔到地下，死了。

他们又抓住一只大花猫，用绳子拴着往家里拖。他们又要从六楼扔猫了。

出什么事了？九楼七门前面围了一圈人：李小斌的爸爸从六楼上跳下来了。

来了一辆救护车，把李小斌的爸爸拉走了。

李小斌、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没有把大花猫从六楼上往下扔。他们把猫放了。④

文中一开始指明他们本来是一群活泼可爱，顽皮淘气，尊重生命的小孩子。“李小斌的爸爸是走资派。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家里大人都是造反派。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不管这些，还是跟李小斌一块玩。没有人管他们了，他们就瞎玩。捞蛤蟆骨朵，粘知了。砸学校的窗户玻璃，用弹弓打老师的后脑勺。”他们为什么会“虐猫”，去做这种残酷的事呢？这与他们小小年纪是极其不相符的。 “看大辩论，看武斗，看斗走资派，看走资派戴高帽子游街。李小斌的爸爸游街，他们也跟着看了好长一段街。”很明显，他们是受了大人们的影响。大人们的行为给他们幼小纯洁的心灵带来了深深的伤害，因此他们小小年纪就做出了这样残酷的事情。

《虐猫》中蕴藏了几条悲剧内线。一是李小斌失去了爸爸；二是李小斌的爸爸跳楼身亡；三是李小斌、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他们在文革中失去了美好的童年。但是这篇小说却没有给人以悲的感觉。因为作者并没有去发掘这些悲剧内涵。他把悲剧内涵都隐藏在小孩虐猫的事件中，只用几句平淡的话提了出来。正是汪曾祺对悲剧的这种处理手段，没有让人物直接面对残酷的悲剧结果。所以李小斌悲惨的命运就不能让读者直接体会出来。

其三、一个作家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他的创作思想会受到许多作家的影响。当然汪曾祺在创作生涯中也会吸收其他作家的创作方法以及创作思想。董瑾认为汪曾祺小说继承了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对自然健康人性的讴歌和呼唤［11］。我们可以从《受戒》与《边城》的对比看出，他受其老师沈从文的影响是很大的。

《边城》沈先生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写的是湘西边城小镇茶峒一个古朴的爱情故事。在湘西风光秀丽、人情质朴的边远小城茶峒，生活着靠摆渡为生的祖孙二人，外公年逾七十，仍很健壮，孙女翠翠十五岁，情窦初开。他们热情助人，纯朴善良。两年前在端午节赛龙舟的盛会上，翠翠邂逅了船总顺顺的二少爷傩送，从此种下情苗。傩送的哥哥天保也喜欢上美丽清纯的翠翠，托人向翠翠的外公求亲。此时，王团总也看上了傩送，情愿以碾坊作陪嫁把女儿嫁给傩送。傩送不要碾坊，想娶翠翠为妻，宁愿作个摆渡人。于是兄弟俩相约唱歌求婚，让翠翠选择。天保自知唱歌不是弟弟的对手，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闯滩，遇意外而死。傩送因为哥哥的死悲痛不已，他无心留念儿女之情也驾船出走了。外公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终于在一个风雨之夜去世了，留下了孤独的翠翠。翠翠孤独地守着渡船，痴心地等着傩送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小说描绘了湘西山水图画和民情风俗，讲述了一个古朴的爱情故事，表现了湘西的自然、民俗和人性美，给人呈现出一幅诗情浓郁的湘西风情画。其实小说也隐藏了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

翠翠、傩送、天保三人之间的爱情纠葛，导致天保外出闯滩身亡，傩送驾船出走而失踪，翠翠爷爷经受不住打击而归天，顺顺家人及亲戚整天忧心忡忡，翠翠独自一人等待傩送的归来。这个爱情故事让两个人丧身，一个人失踪和两个家庭破裂，这应该是一个很悲惨的结局了。但是沈从文无意去开掘这个爱情故事的悲剧内涵，刻画悲剧性格，而是意在创造出一支理想的人性美的田园牧歌［12］。

为了继承老师对自然健康人性美的追求，汪曾祺在《受戒》描写了小和尚明海与村姑小英子的恋爱故事。小说除了写了明海和小英子的爱情故事，还写了和尚们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以及他们偷情世俗生活，描述了江南水乡和谐温馨、幸福美满的田园生活。和尚们的生活可谓冲破了人与宗教之间的隔膜，真挚感人，充分地显现了作者对于自然健康人性美的追求［13］。

在很多文稿中，汪曾祺也曾多次谈到过契诃夫对他的影响。“外国作家中，我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非常喜欢契诃夫……我喜欢他的松散自由、随便、起止自在的文体；喜欢他对生活的痛苦的思索和一片温情”［14］。对契诃夫的喜欢，让汪曾祺喜欢写说不上是悲剧形象的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

结语

总之，在汪曾祺的作品中，虽然读者常常看到很悲伤的结局，但是这些结局并不能给读者以悲剧感。这是因为作者以独特的艺术手段，对小说的审美内容进行了处理，过滤掉了沉重的悲剧色彩和成份。这样小说中余留下来的悲伤结局，就不能让读者感到悲剧的氛围。这就是汪曾祺小说悲剧不悲的原因了。

【注释】

①②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陈小手.漓江出版社，1987:420.

③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皮凤三楦房子.漓江出版社，1987: 365

④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虐猫.漓江出版社，1987:55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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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劲平.九十年代以来汪曾祺小说研究述评.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6）.

［3］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昆明：漓江出版社，1987.

［4］施文青.从《陈小手》看微型小说的叙述负重.维普资讯.

［5］摩罗.悲剧意识的压抑与觉醒——汪曾祺小说论.小说评论，1997（2）.

［6］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漓江出版社，1987.

［7］郭红欣.论传统文化对汪曾祺小说的影响.洛阳大学学报，2007（3）.

［8］叶向东.汪曾祺的小说思想.当代文坛，2006（4）.

［9］杨剑龙.恋乡的歌者——沈从文和汪曾祺小说之比较.小说评论，1996(2).

［10］徐海燕.汪曾祺小说中的自然人性观.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07（3）.

［11］李蔚松.汪曾祺创作个人成因初探.广西教育学院学报，1998（3）.

［12］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汪曾祺胡同文化范文第4篇

沈从文，1902年出生于湖南凤凰的一个军旅之家，其祖父沈宏富为湘军名将，曾官至贵州提督。到了父辈这一代，家道中落，沈从文只受过国小的教育就选择了参军，又辗转做过工人、书记员。1922年，沈从文来到北京大学旁听，1924年陆续发表作品，被胡适等人赏识，成为了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建国前多发表作品和各种文学评论，并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担任讲师和教授。建国后停笔，从事文物研究工作。中下干校劳动。1978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88年病逝。

生性幽默，放诞不羁

沈从文一生坎坷，青年时只身一人北漂，无依无靠险被冻死；中年时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自杀未遂；晚年时又被红卫兵抄家，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在困境中，他也想过自杀来了结生命，但磨难后的沈从文却更加坚强、忍让、谦卑、谨慎，这是沈先生留给世人的印象。他的学生汪曾祺说他总是笑眯眯的，“到了晚年，喜欢放声大笑，笑得合不拢嘴，且摆动双手作势，真像个孩子”。

沈从文以写小说成名，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沈从文不擅写如林语堂、梁实秋的幽默小品，但其人其事却很幽默。他初到北京时穷困潦倒，只好租用一间原来堆煤的公寓居住，并命名为“窄而霉小斋”，还常为弄不到一点东西“消化消化”而发愁。时，沈从文被安排到扫女厕所，通常女同志听见里面有扫地的声音都会问声：“有人吗？”每当这时候，里面的老作家都会大喊道：“为人民服务！”他还自豪地说：“我政治上虽然不靠谱，但是道德上是很可靠的。”当他看到写着“打倒反动文人沈从文”的大字报时，一向温顺的他却一把揭下，说：“那人的书法太不像话了，在我的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那时没有冰箱，亲戚怕放在屋里的食物发馊，他吃了会害病，沈先生却说，“我先吃两片消炎片就行”。

随遇而安，不以己悲

丁玲曾用“逆来顺受”形容自己的生活，汪曾祺则说为什么不是“随遇而安”呢？沈从文在生命中诸多的选择和被选择中，也如同自己学生那样随遇而安，或许说正是沈先生的性格才影响了汪曾祺的“随遇而安”。

沈从文是个高产且高质的作家，他在三十年表了诸如《边城》《长河》一类的小说，把他推向了一流作家的位置。没有任何学历，小学毕业的他却担任了中国最高学府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可是到了五十年代，他不得不放下写小说、散文的笔，在解放后出版的一本《沈从文小说选集》序言中写到：“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面对质疑和排斥，沈从文离开了北大，走下了讲台，褪去了著名作家和教授的外衣。但对于文物界却是一个惊喜，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期间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出版了《唐宋铜镜》《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学术专著，其中《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弥补了中国古代服饰历史的空白，并作为了赠送给外宾的礼品书。

八十年代初，沈从文出访美国，在很多外国朋友猎奇的心理下，沈从文没有讲自己的经历，也没有抨击，他只是说：“许多在日本、美国的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并不值得惋惜。因为社会变动太大，我今天之所以有机会在这里与各位谈这些故事，就证明了我并不因为社会变动而丧气。社会变动是必然的现象……在近三十年社会变动过程中，外面总有传说我有段时间很委屈、很沮丧；我现在站在这里谈笑，那些曾经为我担心的好朋友，可以不用再担心！我活得很健康，这可不能够作假的！我总相信：人类最后总是爱好和平的。要从和平中求发展、得进步的。中国也无例外这么向前的。”

不折不从，赤子其人

沈从文一生交友无数，年轻时被人提携，成名后也不忘帮助别人。在当年北漂时，尚在“窄而霉小斋”居住的沈从文曾被神交已久的郁达夫接济，让沈从文一生难忘郁达夫的恩情，直到七十年代郁达夫侄女郁风拜访，沈从文仍对此事念念不忘。沈从文初涉文坛时，多受胡适、徐志摩等前辈提携，也许因为与胡适走的太近，沈从文才在建国前遭到左派文人的批判。而当闻知徐志摩飞机遇难后，当时在座的青岛大学诸位同仁好友，只有沈从文一人搭夜车去了济南，为徐志摩送最后一程。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时家中常有来客，巴金、杨振声、金岳霖、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都是他的至交好友，且都是君子之交。沈从文帮助同仁和青年学生无数，曾帮助诗人卞之琳出诗集，竟还为资助青年诗人柯原登报卖字。而关于帮助他人的事情沈先生却多数忘记了。沈从文的得意门生汪曾祺和表侄黄永玉一生受其影响，可以说没有老师就没有后来的大作家汪曾祺，没有表叔就没有当代大师黄永玉。这两位也多少继承了沈先生的衣钵，才让乡土文学和湘西文化仍熠熠生辉。

开始时，兴起了一股揭发热潮，大字报贴的到处都是。当得知自己被一个老学生揭发时，沈从文却笑着说：“会，会，这人会这样的，在昆明跑警报的时候，他过乡里浅水河都怕，要个子比他矮的同学背过去……”在失去信任和真理的年代，沈从文选择躲避，即使面对“中山狼”也是一笑置之。

汪曾祺胡同文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童心 艺术手法 拟人修辞

语法包括词法和句法。词法关注词语的组合搭配，句法关心句式的结构方式。笔者仅从句法方面择其一二对《葡萄月令》进行数字解读。

一、多用短句

如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所言，文学语言是对日常语言或科学语言的扭曲、违反、变形，文学家总是不安于语言规则的摆布而努力地求新求变，因此，文学语言多是变异的、陌生化的语言。《葡萄月令》在句式上便突破常规，尤以多用短句为著。分段极多，有时一两句就是一段，有时甚至一两个字也成一段，很少一段超过五行的，有人称之为散文诗的句法，也有人誉之为电影剧本似的写法。

为说明这一特点，笔者把《葡萄月令》与《现代散文选读》中部分篇目作了比较（统计时不包括作者直接引用的语言）：《葡萄月令》中一至五个字构成的短句有25句，而徐志摩的《翡冷翠山居闲话》，梁实秋的《我的一位国文老师》均未出现一至五个字的短句。

由此可见，善用短句，是《葡萄月令》在句式上的一个显著特点。例如，文中第二部分中“树绿了。”三字而成句，不仅写出了树的生长变化情况，而且从侧面交代了此时葡萄生长所处的季节阶段，更能看出作者观察之仔细，因为，若一个人对万物默然了，便很难基于好奇而去仔细观察之；“碧绿。”一句仅有两个字，既是对前文的“茵陈蒿”的颜色的形象描绘，又是对葡萄生长季节的具体交代，同样可以看出作者对事物观察之仔细与其后的好奇之心。又如第三部分中“起！”一句只有一个字，简约而不简单，写尽了作者动机单纯的期盼之情与充满童真的好奇之心；第四部分中“真快！”只有两个字，亦单纯而直接地表达出作者的惊奇与喜悦，正所谓“在不可遏制的好奇心的驱动下，看之，看不够，琢磨之，琢磨不够，拆解之，拆解不够，描摹之，描摹不够，以至欢呼，以至雀跃” 。

明朝李贽主张以“童心”著文，因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京派作家注重人性美、人情美，不仅表现在他们喜欢用儿童的视角来写成人的世界，还表现在喜欢用儿童的句式来表现其拳拳童心，使文章充满口语色彩和童真趣味，这与作者的自然家常的行文主张不无联系，同时也是其充满“童心”的语言的生动体现，因为孩童的语言，造句平易，句子短小（“电报句”），充满口语色彩，总不会象徐志摩的《翡冷翠山居闲话》一文那样处处是书面语色彩极重的欧式长句。

二、拟人修辞，形象亲切

拟人修辞富有感染力和艺术性，可以使陌生的化为熟悉，使深奥的变为浅易，使抽象的变为形象，既能生动形象地写出某个事物的特点，又能鲜明地表明作者对所描写事物的感情，更能使文章充满童趣。

林超然曾言，汪曾祺的文字里常常忽闪着一双永远对一切充满好奇的孩子的眼睛……形状，颜色，状态，硬度，气味这些迥然有异的物理属性，一旦遇上一颗童心，则一切森严壁垒皆轰然崩塌再无阻隔。林超然还认为，“‘通感’在大人眼中是了不起的修辞手法，在孩子那里却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天赋能力，完全可以信手拈来。”；其实，“拟人”的修辞在孩子那里亦是一种天赋能力，各种“属性”可以任意往来不分彼此。笔者通过比较可知：《葡萄月令》中含有拟人手法的句子有19句，而徐志摩的《翡冷翠山居闲话》仅为3句，梁实秋的《我的一位国文老师》及胡适的《我的母亲》均未出现拟人手法。

可见，善用拟人也是《葡萄月令》在语言上的一个特点。为了造成叙述的亲近感，作者大量使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如文中第三部分第四段所言“浇了水，不大一会儿，它就从根直吸到梢，简直是小孩嘬奶似的拼命往上嘬。”中的“简直是小孩嘬奶似的拼命往上嘬”抓住了葡萄根梢吸水与小孩吸奶的相似性，写活了葡萄吸水的状态，逼真贴切，形象生动，天真可爱，充满童趣。第五部分第四段的“葡萄抽条，丝毫不知节制，它简直是瞎长！”中的“不知节制”纯属人的行为，用于葡萄身上，形象生动地写出了葡萄抽条的快速，读来满是纯真之情，尽是美感横溢。

至于爱用拟人修辞与儿童思维的关系，黎烈南在评价杨万里时，曾说“大量运用拟人的手法，正是透露了其诗的儿童思维特性”“杨万里不但喜爱关注儿童的活动，而且他的诗中还带有儿童思维的某些特点，这正是其童心在文学艺术中的自然显露”，同理可推，大量运用拟人的手法，亦透露了汪曾祺为文的儿童思维特性。《葡萄月令》善用拟人，与作者汪曾祺的那颗天真的童心有着不可否定的联系，因为孩童最爱把事物拟人化，做着天真的梦，说着天真的话；儿童的语言里常出现的是：小熊能从土壤里发芽长出，大树会拼命奔逃，风雨雷电乱发脾气，日月星辰都会挤眉弄眼，春夏秋冬皆能挥舞双臂载歌载舞。拟人化的语言，更富有感染力和童趣，其背后跳动着的则是一颗充满童真的“童心”。

参考文献：

[1]丁帆，杨九俊.现代散文选读[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