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简介
汪曾祺简介范文第1篇
在搜集中、阅读中，在重新学习中，终于觉得，若要真正懂得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了解汪曾祺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作家简介
汪曾祺（1920.3.5-1997.5.16），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主要作品
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羊舍一夕》；
小说集：《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初访福建》；
散文集：《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艺术小品集：《汪曾祺：文与画》；
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
剧本京剧：《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
京剧：《范进中举》；
文集：《汪曾祺自选集》《汪曾祺文集》《汪曾祺全集》《汪曾祺》。
人物自述
“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
“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
汪曾祺简介范文第2篇
1. 小说语言首先应当是真实准确的
“准确”是汪曾祺推崇的语言观，“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小说语言中，俗人说俗语即是大雅。汪曾祺小说中的对话语言大都较短，既注意到人物的个性特点，又关顾到全篇气氛。《羊舍一夕》写山里来的放羊姓看到温室里的黄瓜西红柿，“西红柿那样红，黄瓜那样绿，好像上了颜色一样”。汪曾祺认为，如果稍微华丽一点，就不是这个放羊娃的感受了。而在《徒》里，汪曾祺又有意用了一些文言的句子，如“呜呼，先生之泽远矣”，“墓草萋萋，落照昏黄，歌声犹在，斯人邈矣”。因为写的是一个旧社会的国文教员。“写《受戒》、《大淖记事》就不能用这样的语言”，《受戒》中写明海时，有这样一句：“村里都夸他字写得好，很黑。农民眼里的字好，用“很黑”二字就很传神，倘用工整、匀称、雄健之类，则脱离了语境的文化限制，就不是村里人夸他了。在汪曾祺眼里，语言中没有天然的“好词”或“坏词”，常用的、通俗的、不见特色的“俗词”、“俗字”，在恰当的上下文语境匹配下，照样能平字见奇、朴字见色，甚至大俗大雅，寻常词语显出极不寻常的生命力。
2. 小说语言是有暗示性的，是模糊的
小说语言的暗示性和模糊性主要源于中国古典文论对汪曾祺的影响。《文心雕龙隐秀》：“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义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梅尧臣阐发为“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小说语言富有暗示性自然就使其能指产生了多种理解的可能性，具有了模糊性。这种暗示性集中体现在汪曾祺小说诠释结尾方面。比如《异秉》，前部分只叙写卖卤味的王二的“发达”，药铺学徒陈相公的辛苦和忍气吞声。结尾写大家听到王二“大小解分清”的异秉后，陈相公不见了，“原来陈相公在厕所里。这是陶先生发现的。他一头走进厕所发现陈相公已经蹲在那里。本来这时候都不是他俩解大手的时候。“卒章显其志”，原来，他是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做到“大小解分清”，他渴望王二那样的生活，竟把希望寄托在这样微不足道的可笑的生理特征上。还有《八千岁》结尾：“是晚茶的时候，儿子给他拿了两个草炉烧饼来，八千岁把烧饼往账桌上一拍，大声说：‘给我叫一碗三鲜面！'八千岁省俭一世，吃了数不清的草炉烧饼，省下的钱却变成了八舅太爷的满汉全席。因此，他大声地叫一碗三鲜面，实有万般滋味在里面。
3. 小说语言应当气韵生动，有音乐性
汪曾祺小说能准确地把握语言的节奏，使作品呈现出一种整体的和谐美。汪曾祺认为要注意语言的内在节奏、语言的流动感，唯此，词句之间才顾盼有情，痛痒相关。“语言的奥秘，说穿了不过是长句子与短句子的搭配。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缰，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声之高下’不但造成一种音乐美，而且直接影响到意义。不但写诗，就是写散文，写小说，也要注意语调。”4]看来，气韵生动的小说语言既是一种情感浓郁的语言，也是一种富有音乐美的语言。汪曾祺对语言的运用表现为下面两方面：第一，大量短句的运用，长短句式的巧妙搭配，奇偶句式的交叉变换，避免了节奏上的呆板单调，形成了如诗词般的节奏回旋，达到文章的和谐美。第二，语句中暗合的韵脚，叠音、叠字的使用造就的韵律变化和协调，形成内部节奏的和谐美。
4. 小说语言是诗化的，具有超越性，“言有尽而意无穷”
为表现一种神思妙悟，文学语言有时可以突破一般语法规则的约束，灵活多变，不拘一格。俄国形式主义学说认为，诗的语言是对日常语言有目的、有组织的破坏和变形，汪曾祺称之为“诉诸直觉，忠于生活”。汪曾祺认为，“所谓诗化小说的语言即不同于传统小说的纯散文的语言。这类语言，句与句之间的跨度较大，往往超载了逻辑，超越了合乎一般语法的句式（比如动宾结构)”。比如《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人》中“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他说，这段话语“如果逻辑紧严，合乎语法的散文写，也是可以的，但不易产生如此恬淡的意境”。汪曾祺小说语言中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名词性词语和短小的非主谓句的运用。这种运用结构简单，形式短小，表意简洁明快，在特定的语境中，另成一种格局和气象，形成了中国画中的“留白”，很有些像戏剧剧本中的背景语言，耐人品味。
5. 语言的文化性
汪曾祺认为语言和文化是一种互相等同的关系：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背景是文化。像《故人往事花瓶》中对那只精美绝伦的花瓶的描写，就透露出一种深沉的文化气味。还有《受戒》中对江南小镇民情风俗的精细刻画，真不亚于观赏一幅现代中国的《清明上河图》，体现出浓郁的文化韵味和人文气息。这里的所谓“文化”，既有俗的一面，也有雅的一面。雅的，如《收字纸的老人》里写老白“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有浓厚的古典文学意味。俗的一面则来源于汪曾祺对民间文学的借鉴吸纳。在受民间叙述风格影响，其小说语言表现为少浮辞、不渲染，简洁明快的艺术特点。
汪曾祺简介范文第3篇
[关键词]安贫乐道；随遇而安；悲剧意识；汪曾祺
当代作家汪曾祺，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文坛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正象钱理群先生所说：“汪曾祺在四十年代与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曾经有过两度的辉煌。当年与七月派的新秀路翎一起，被评论家看好是‘两个最可注意的年轻作家’”，“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基本停止小说写作，另觅他业”，“八十年代起，又奇迹般复活，以独特、鲜明的艺术个性，成为八九十年代小说创作的重镇。”这样的人生经历，其作品除表现一种理想的境界外，还有更深的内容。有人认为汪曾祺是站在成年人或者说是现在的立场或时空之上，来审视儿时的人情世态的。
汪曾祺的作品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包含四十年代的作品和为数极少的六十年代作品。四十年代的作品，与作者当时初出茅庐的经历有关，表情达意更为纯净、单纯。这恰恰能够使我们更容易了解作者最为本真的思想；而后期，也就是八九十年代，经过十年浩劫以后，他的作品中凝集着更多、更繁杂的多重因素，有着深深的时代痕迹，较四十年代，更增添了几分厚度。
从作品中看，汪曾祺的创作思想，很大程度受儒、道、佛三教的影响。《复仇》讲述了一个复仇者在一个山村庙宇的一场遭遇，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复仇者命运的转变。小说刻画了一个对生活、对亲情有着无比眷恋的复仇者形象，并渲染了佛教的力量，从而达到重生的境界，表达了一个最具传统性的思想倾向――遁世归隐。然而，像《复仇》这样直接以某种古典的、虚幻式的情节来表达此种倾向的作品在汪曾祺的笔下，并不是很多，这种遁世归隐的思想在以后的作品中也没有更全面、深入的拓展。但它并不是孤立于汪曾祺小说之外的东西，我们应该换一种角度来研究《复仇》所隐含的作者的文化积淀及其思想基础，探究与此有关的新领域。
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大多重义轻财、安贫乐道，从作者思想这方面来考虑，这应是他那种未及发展的“遁世归隐”倾向在浅层次上的发扬光大。《鸡鸭名家》中的陆长庚，文中说：“他是个聪明的人，乡下的活计没有哪一件难得倒他。许多活计，他看一看就会，想一想就明白。”然而却背时倒运，“干什么都不成功”，他有一身放鸭的好本事，甚至能跟鸭通话，却总是碰到“鸭瘟”，只能无可奈何的看着鸭子死去。即使这样，他仍能在茶馆中赌得忘形，活得自在。《故里杂记・榆树》中的侉奶奶，一个靠给人家纳鞋底过日子的老人，一年到头都只喝那种米店里“最糙最糙”的米煮的粥，别人找她纳鞋，却也从“不讲个价钱”。《大淖记事》中那些在轮船公司东头草房里居住的挑夫，也依然能体味到生活的乐趣。作者的笔下这类“随遇而安”的人可以说是很多的，有时候，这种随遇而安甚至可以说成是一种逆来顺受，而这些人物之所以有这样的倾向，与汪曾祺自身的某种文化积淀有着不可磨灭的联系的。
在现实生活中，汪曾祺又不是一个完全的佛、道主义者，这种思想倾向在汪曾祺的心中是隐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汪曾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社会化的人，而这样一种隐性和显性意识的交汇，使他在再现生活时无形中流露出一种淡淡的悲剧感。
《落魄》是汪曾祺早期的作品，主人公是扬州人老板。文中最初有这样几处描写：“……他穿了一身铁机纺绸褂裤在那儿炒菜。盘花纽扣，纽襻拖出一截银表链。雪白的细麻纱袜，浅口千层底礼服呢布鞋。细细软软的头发向后梳得一丝不乱。左手无名指上还套了个韭菜叶的金戒指。周身上下，斯斯文文。”馆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木架上还放了两盆花，”墙上的菜单也是“一笔成亲王体的字”。由此可见，扬州人老板是一个小知识分子。而作者所讲述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小知识分子怎样由一个充满人情味、书卷气的饭馆老板，变成一个肮脏、迟钝、可怜、丑陋的“伙计”。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写了这样一句话，“对这个扬州人，我没有第二种感情：厌恶!我恨他，虽然没有理由。”这样一种情感所应有的根源，应该是作者自身对某一身份，某一地位的认同感。正是因为这种认同感，才产生了“我”的喜好、厌恶与怨恨。这实质上就是上述的那种显性的对时代的认同感。
《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大淖记事》中的挑夫、锡匠，《七里茶坊》中的“我”，《王全》中的王全，《故里杂记》中的侉奶奶，《徙》中的高先生等等，都是汪曾祺笔下的主人公。这些人物形象几乎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这完全可以从他对这类人的认同感中找到源头。汪曾祺对这一类人的定位与写作动因，在《小说三篇・卖蚯蚓的人》中可见一斑，玉渊潭边乌先生与莫先生说他们是：低级价值、社会的填充物、历史遗留物。然而正是这样一群传统习性的演习者、思想的滞后者，成了作者写作的对象。用作者的话就是：“糊火柴盒的、捡破烂的、捞鱼的、晒槐米的……我对他们都有兴趣，都想了解。我要了解他们吃什么和想什么。用你们的话说，是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汪曾祺花费前后约半个世纪去关注他们、了解他们，我认为，这与其自身的经历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曾经与这些人一同生活过，而且值得回味，了解他们的思想及其遭遇；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汪曾祺对自身价值的定位与这样一类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对等感，也就是对他们的认同感，使得汪曾祺在创作之时，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似有似无的悲剧意识。
然而，汪曾祺作品中的这种悲剧性倾向也不是孤立地存在于“认同感”之中的。那种隐性的儒家思想的存在，使得汪曾祺对传统文化有着极为强烈的眷恋之情，但是由于这种思想的被压抑，使这种对传统文化的眷恋以及传统文化本身在文中的地位不高。另一方面，显性的社会化意识所带来的悲剧性倾向，与在文中处从属的地位的有关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结合，则表现为一种传统文化趋于消亡、断代趋势。
《晚饭花・三姊妹出嫁》中秦老吉以及那副“楠木的，雕着花，细巧玲珑”，“不知道传了多少代”的馄饨担子，因为三个女儿的出嫁，面lf缶着失传；《故人往事・戴车匠》中的戴车匠，是一位典型的传统匠人，拥有一套原始的简单手艺，然而也“隐隐约约觉得”这门手艺恐怕不能再延续下去，并且在四十年后，他与他的店真的消亡了；《桥边小说三篇・茶干》中的连万顺遵循着“信用好”、“为人和气”、“勤快”的原则做着自己的生意，他监制的茶干因为制作优良而遐迩闻名。但是这些因连万顺的故去，也渐渐的被人忘却了。在作品中，这种文化趋势不单指某种传统技艺，还指那些具有某种传统气质的人，比如《晚饭花・珠子灯》中的孙小姐，《晚饭花・晚饭花》中的王玉英。不过，传统文化的积淀在作者心中毕竟存在，纵使不占优势，也依然起着作用，《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 人》就最为外化的表现为对文化的尊敬。
他的作品中，既有对传统文化的固守之情，又有传统文化趋于后退的趋势，矛盾之态不言而喻。这是隐性与显性意识在作者心中作用的结果。
汪曾祺小说中，除去遁世归隐、随遇而安倾向之外，悲剧化倾向是较为明显，但纵观其作品，并不带伤感之气，相反，轻松，乐观的格调占据了主要地位，并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小说《职业》中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小伙计，与其他的叫卖者一样，“一年四季，从早到晚”叫卖着自己的东西。“他非常尽职，毫不贪玩。遇有唱花灯的，耍猴的，耍木脑壳戏的”，他也不挤着去看，而是找一个引人注意的地方叫卖着，孩子们给他取名为“捏着鼻子吹洋号”。他倒也并不生气，只是某一天，到外婆家吃饭的路上才在一个没人的巷子里高兴的“大声地、清清楚楚地也吆喝一声：‘捏着鼻子吹洋号!’……”文章就是在这一声吆喝中结束的，初读似觉甚是有趣，但定心想来，不免又觉有些酸楚，这恰恰反衬出一种不曾被人注意到的童稚、真情的压抑与泯灭。作者正是用这种心理的落差感来展现其悲剧性的，这也正是汪先生对悲剧处理的一种表现模式。《八千岁》中对悲剧的处理，同样采用了这种方法。作者在平淡中揭示生活，让人在看似自然、合理的文字下，体味到深层次的辛酸。另一方面，作者又是恰恰利用作品中人物对生活的这种柔韧之气，来消减矛盾冲突的力度，使本应尖锐的冲突显得钝化。
用平淡的叙述语气和悲剧情节的从属地位是汪曾祺对悲剧进行冲淡化处理的又一方法。《星期天》中有时代的悲剧和人的遗憾，然而这些却都掺杂在繁琐的生活琐事之中，使本可以震憾人心的反抗与冲突，在平淡的叙述、杂乱的情节中显得黯然失色，从而削弱了冲突的力度。这一点，在汪曾祺的作品中运用的比较广泛，同时也是造成作品悲剧性倾向不明显的主要外部原因。这样的处理方法在《异秉》、《故里杂记》、《晚饭花》等作品中都很典型。
以时间来冲淡冲突对悲剧进行冲淡化处理。《桥边小说三篇・詹大胖子》通过主人公的相继死去，来化解人生中的一件苦事所产生的影响。实质上，这是以某种程度的宿命论为其依据的，以夸张时间的纵向特性，来削弱某一具体事件在横向上所应有的力度和所应产生的效应。
汪曾祺简介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京派”文学；汪曾祺；小说；水性
一、漫漫水意，泱泱水汽――水乡的背景底色
正如汪曾祺自己所说：“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的风格。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但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1]江苏高邮的水乡风光，在潜移默化中濡染浸润着他，造就了他温和闲适的人格，也使他的作品中浸透了淋漓的水意。他的小说《受戒》、《大淖记事》中的故事都是在一幅幅清婉秀丽的水乡画卷中徐徐展开的。《受戒》里的芦花荡子是明子和小英子这一对活泼可爱的小儿女初遇的地方，更是两人天真无邪的感情得到升华的场所。《大淖记事》中，巧云不慎落水，十一子的搭救加深了两人之间的感情；后来，十一字泅水到沙洲与巧云相会：水是两个人美好爱情实现的媒介。汪曾祺作品的这种水乡文化底色有些类似于其师沈从文的风格，《边城》中翠翠与傩送的故事同样也是在水边发生的，傩送的一句“回头水里大鱼来咬了你，可不要叫喊！”[2]的玩笑种下了两个人细水微澜而又枝节错生的缘分。
二、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水一样的人物性格
作品中的水乡风貌不仅滋养了人物的感情，还影响了主人公的性格。《大淖记事》中巧云的性格就明显带有水的特性。老子《道德经》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此乃谦下之德也；故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则能为百谷王。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此乃柔德；故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坚。”水柔和得可以随着各种器物改变自己的形状，在表面的逆来顺受中显示出对环境很强的适应性。巧云被刘号长破了身子后，没有流泪，更没有想到自杀。她想的是“人生在世，总有这么一遭”，而且马上想到自己还要照顾爹和烧饭。在她本能的、不自觉的“随遇而安”和“顺其自然”的意识里，展现了其对逆境极强的适应性。同时，水还具有一种特殊的韧性，看似柔弱无骨，实则刀切不断、坚韧不拔，刚强得可以穿透最坚硬的东西，“水滴石穿”即是此理。在十一子受重伤之后，巧云毅然决然地担当起爱的责任，将他抬到自己家悉心照顾，并且没有太多考虑就去挑担挣“活钱”了。她实现了从一个姑娘到一个能干的小媳妇的转变。这个看似柔弱的江南女子，在面对生活的重重挫折时，没有悲哀，没有哭泣，而是展示出水一般的韧性，内心里充溢着一种向上的信念，表现出一种健康的力。所谓弱能胜强，柔可克刚，此即“柔德”所在。水的风骨赋予了巧云外柔内刚的性格，她刚健的灵魂含蕴在秀美的躯壳里。而文中锡匠们上街游行和“顶香请愿”这一动人的场景也展现出一股沉默的韧性和威严的倔性，这正是“水性”品格的集中化表达。
汪曾祺在这里明显流露出道家哲学随缘自适、悠然任化的意味，由于人物所遭受的苦难而更增添了几分生命的重量。汪曾祺运用一连串的苦难挖掘出了笼罩在小人物身上的一种柔弱而刚强、宁静而浑厚的人世间最朴质的生活底色；挖掘出了这些小人物顺其自然的宿命主义深处，无时无刻不洋溢着的生命的激情和对命运非暴力性的抵抗。[3]而这种生存之态和处事之法，犹如流淌于民间大地上的河水一样恣肆随性而又连绵不息、藏污纳垢而又生机盎然[4] 。
三、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水一样的叙事结构
汪曾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受传统古典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南朝《世说新语》、宋人笔记到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和“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公安派，汪曾祺在古典文化的熏陶中逐渐养成了一种闲适自然、恬淡从容的名士风范。而明代吴中散文家归有光的文章叙事风格更是对汪曾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归有光文章的行文结构讲究“随事曲折”，不去刻意追求强烈的戏剧化情节，主张“直据胸臆、信笔写出”，不必专注于“绳墨布置”。这与“京派”小说对文体特征的主张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偏于古典审美趣味的田园牧歌风格的京派乡土小说，在文体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如沈从文所说的那样，把小说当诗来写，促进了小说与诗、小说与散文的融合与沟通，强化了作家的主观情绪，从而发展了“五四”以来的抒情小说体式。[5]汪曾祺作为“京派最后一个作家”，自然地承续了这一传统，形成了“散文化小说”和“诗化小说”的风格。其小说乍看似乎不讲究章法结构，然而那是苦心经营的随便，使文章在整体风格上类似于传统水墨山水画中的“散点透视”，在看似随意的勾斫和点染中，营造出一种行云流水般的气韵和意境。他的叙事节奏是缓慢而悠然的，没有紧张激烈的情节冲突，如汩汩流淌的小溪，既包孕着波澜不惊的安静平稳，又潜藏着生机盎然的活泼流动。这种顺其自然的闲话文体表面上看来不像小说的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正是这种随意漫谈，自然地营造了小说的虚构世界。这个世界中人的生活方式是世俗的，然而又是率性自然的，它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同时又有一种超功利的潇洒与美。[6]这就接近了苏轼所说的理想化的行文境界：“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当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四、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水一样的语言风格
归有光对汪曾祺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叙事结构方面，也表现在语言风格上。汪曾祺认为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 亲切而凄惋。这和他的气质很相近，并认为他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他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道理，倡导“用减法写小说”和白描手法，语言风格平淡如水、明白如话。然而“淡极始知花更艳”，其不事雕琢、看似平凡的语言却很有味道和品头。其文章继承了明清和五四散文传统，渗透了古代文言的元素；同时又多引入日常生活口语并以短句形式表达，朴实新鲜，像刚采摘的蔬菜一样有一股原野的清香与生命力。这两种看似不可兼容的“雅”与“俗”在汪曾祺笔下产生了神奇的“化合反应”，形成了一种特别的韵味。每句若拆开来，则显平常；但合起来，却意韵全出。如《诗经》般朗朗上口、清脆利落，也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般悦耳动听。《大淖记事》中写女人们的场景就很好地展现了其语言的魅力：“旧衣服，新托肩，颜色不一样，这几乎成了大淖妇女特有的服饰。一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好看得很！” 这种语言如一股活水似的绵延流淌着，展现出一种流动的生命力和美。
五、小结
汪曾祺执一支温情的笔，唱响了一首对深藏于民间的率真健康的人性及朴素人情的赞歌。他既有儒家入世的悲悯与深情，又有道家出世的恬淡与洒脱。他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以博大包容的民间情怀来表现散落在凡间的至美的人情人性，对待俗世红尘是一种“涂上胭脂活在戏中”的自得自乐，尽情感受生之喜悦。他构筑了一个个水性淋漓的桃源世界，并像阿尔卑斯山路上的标语那样向人们发出邀请：“慢慢走，欣赏啊!”这也体现了其作品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的美学价值。
参考文献：
[1]汪曾祺：《自报家门》，见《汪曾祺全集》（第4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沈从文：《边城》，见《沈从文文集》（第6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3]胡迟：《迷惘•沉溺•升华――从沈从文、汪曾祺、刘亮程与苇岸的乡土文学创作看“诗性家园”的演变》，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4]吴朝晖：《一个似水若云、如诗如画的世界――赏析》，《名作欣赏》2007年第1期。
[5]丁帆等著：《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汪曾祺简介范文第5篇
我们都知道，汪曾祺是一位非常讲究语言艺术的作家，他曾经讲到自己在语言上的追求：平淡而有味，用适当的方言表现作品的地方特色，有淡淡的幽默。我让学生依据这三点去研读第二、三自然段，仔细体会课文语言上的特色。以下是学生研读后我们师生的交流。
生：“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句中的“出鸭”“鸭多”，语言简练，运用方言，富有地方特色，我们平时也会这么讲的。
生：“双黄鸭蛋味道其实无特别处。还不就是个鸭蛋！只是切开之后，里面圆圆的两个黄，使人惊奇不已。”这里采用先抑后扬的写法，突出了高邮咸鸭蛋的好，体现出作者对高邮鸭蛋的喜爱和自豪。
师：很好。你们发现了作者运用方言、平淡而有味的语言风格。
生：“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这句话中的“所食鸭蛋多矣”，文白夹杂，充满了淡淡的幽默。
师：不错。用“文白夹杂”来概括，很到位，体悟出作者淡淡的幽默的语言风格。
生：“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这也是充满淡淡的幽默，引用古诗，增强了文章的文学色彩。
师：是啊！“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是元稹《离思》中的诗句，写的是，只要经历过沧海，对别处的水就难以看上眼了。作者对咸鸭蛋的赞美之情也就尽在其中了。
生：我们组发现，“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也是文白夹杂，语言上也体现“淡淡的幽默”。
师：对了。我们平时在写作中如果适时穿插一些“文白夹杂”的句子，是能够使自己的作文语言充满幽默感的。
生：“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这里的“挖”“扎”“吱”“冒”等词语写得非常生动形象，普普通通的几个词语，就把孩子们喜欢吃咸鸭蛋的情形以及咸鸭蛋质细而油多的特点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这里汪曾祺用富有地方特色的语言充分体现“平淡而有味”的特点。
……
品味完了汪曾祺的语言特点，接下来，我让学生模仿“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这个句子，写一段话，介绍岑溪的家乡小吃，写出它的特点来。
学生的兴致很高，有的写“三黄鸡”，有的写“河粉”，有的写“狗肉”，五花八门，各显其能。其中有一位同学这样写道：
三黄鸡是岑溪独具特色的传统名鸡，因其毛黄、脚黄、嘴黄而得名。其特点是肉厚而皮薄，骨酥而肉嫩，不似别处的肉硬皮坚，味同嚼蜡。其味道之鲜美当居两广之首。
显然，学生已经能够学以致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