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笔从戎的故事范文第1篇

八一精神演讲稿【一】

我时常想起汉朝的那个书生。他厌倦了笔墨纸砚间的劳顿与繁琐，感叹他的一生竟会消耗于如此无聊的生活。终于，他一转身，离开了原来的家园，投笔从戎。他选择了戎马倥偬，大漠风尘;他选择了为国效力，建功立业。他作出的是无悔的选择，他为汉朝建立了赫赫功勋。戎装在身，杨炯不也同样表达过对它的渴望，“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李白不也曾用冲天的豪气表达自己的梦想，“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李贺更是大发感慨，“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戎装在身，古人的梦想，今人的渴望，谁心中没有宏图万里，壮志凌云，“八千里路云和月”!戎装在身，便为梦想插上了神奇的翅膀!战火纷飞的年代，一身戎装，不仅仅是满足了自己的渴望，更为祖国为民族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即使是鲜血，甚至是生命!陆游终其一生孜孜追求的不就是报效国家，慷慨赴难吗?在他眼中，战死沙场，马革裹尸，远胜过僵卧孤村，身老沧州的平淡生活。我们适逢盛世，早已远离了战火，但战争不会因为我们的善良愿望而永久远离，只要祖国需要，我们就应该义不容辞的穿上戎装，向梦想进发!

戎装在身，这梦想应该与那些英雄有关，与他们伟大而平凡的业绩有关。

历史一页页翻过，多少往事已流逝在记忆的长河。但是，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苏宁、李向群、杨业功……一个个英雄的名字，却如璀璨星辰，闪烁于我军80年光辉的奋斗历程，让我们的目光久久为之仰望，让我们的激情更加为之昂奋。

一个激情澎湃的时代，必然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一支勇往直前的军队，必然是英雄云集的军队。今天，一次次聆听这些英雄的铿锵足音，我们会发现他们坚定的信仰，非凡的勇气，以及敢于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的大无畏气概，早已流入我们的血脉，成为我们共同的精神财富。

而一身戎装，也早已成为英雄的代名词。对英雄的赞美，对英雄的向往，也化做我们对那身橄榄绿的渴望。我们要像雷锋那样，让有限与无限的对立，在用生命为人民服务中统一;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为别人谋幸福上，以积极的精神超越，获得人生的幸福和幸福的人生。我们要像张思德那样为人民服务，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不计得失，虽没有“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豪迈之情，也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之举，却同样让生命重于泰山，用生命铸就辉煌。我们要像抗洪勇士李向群那样，不惧怕滔滔洪水，为了人民选择责任和使命，同时也选择了奉献和牺牲，把入党申请写在惊涛骇浪之上，把战士的坚韧和忠诚写在巍巍长江大堤之上，用生命把挚爱和忠诚演绎到极限，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戎装在身，无论他平凡还是伟大，都必须懂得为自己的国家、民族担当责任和义务，只有为祖国为人民奋斗牺牲的人，才永远值得敬仰和缅怀!

戎装在身，这梦想也许和它单纯而丰富的颜色有关。

看惯了戎装在身的英武与豪迈，即使是五彩缤纷的颜色迷朦了我的眼睛却始没有迷糊那耀眼的国防绿。总觉得陆军的军装是天之高原最坚贞的万年冰峰，总觉得空军的军装是蓝天中最深沉的一抹晨缕，总觉得的海军的军装是波涛汹涌大海中最矫健的浪花，总觉得武警的军装是橄榄树下最温和的一米阳光。多美丽的戎装，即使不够时髦不够耀眼不够引人注目，甚至单调甚至繁重甚至平凡的简单至极，可是这身戎装却让那些曾经穿过他的人，让那些现在还在穿着它的人，甚至是像我这样从未穿过它的人向往崇敬。

有的人这辈子就注定要戎装在身的，也许他已经离开，也许他还在驻守，也许他开始憧憬——可是这颗心却始终跳动着军旅的旋律。我知道他们的肩章是太阳炮制的颜色，温暖的照耀着万里山河下这群绿林中的兵;我知道他们的帽徽是月华的精彩，恒久的照耀着塞北江南这锦绣江山;我还知道他们的领章是英雄鲜血的墓志铭，即使无言却永远鲜艳;我更知道他们肩上的银星是无数军人魂魄的精华，永远朝着太阳的方向散发光华。

戎装在身，这梦想或者与年龄无关。

即使此时戎装已是你久远青春岁月中燃烧过的激情，也许此刻你仍然身处在火热的军中岁月中，甚至于你一直在远远的彼岸渴望着戎装在身那一刻的到来，可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始终对这绿色的世界有着一份深深的眷恋与崇敬。但是，对戎装的那份渴求与眷恋，不会因年龄的增长而减弱，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消退。无论是懵懂少年或是青春年华甚或是烈士暮年，戎装之梦都会在我们的心里刻下深重的一笔。已然实现或者永存梦中，都是人生中至为亮丽的图景。

戎装在身，是我的美梦，我的常做常新的美梦。

八一精神演讲稿【二】

尊敬的战友们：

上午好!

在建军8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自发地在这儿欢聚一堂，以满怀喜悦的心情，共同庆祝“八一”建军节。

我作为一名老兵，今日和战友们在一起庆祝军人的节日，心里非常高兴，心情非常激动，所以在这里发个言，以表达对部队的怀念之情、感激之情，以表达对战友情谊的珍惜之意。

人民解放军所走过的89周年，是成长壮大的89年，是快速发展的89年，是不懈奋斗的89年，是威武文明的89年，是服务奉献的89年，是胜利前进的89年!

我们今日能自发地在这里满怀豪情地庆祝“八一”建军节，是因为我们曾经是这支队伍的一员，今日来这里的战友们，都是在部队工作过二十多年、三十多年的老兵。，我们忘不了在部队那段热火朝天、丰富多彩、富有朝气、充满活力的战斗岁月。

各位在“八一”军旗的指引下，敢于冲锋陷阵，勇于努力奋斗，始终不渝地学习着、认真刻苦地钻研着、从难从严地训练着、勤奋扎实地工作着、高度警惕地战斗着、无私无畏地奉献着、不断健康地成长着……，训练场上，呈现着各位摸爬滚打的风采;执勤哨位上记录着各位忠于职守的身影;急难险重任务中，塑造着各位无私无畏的形象;工作岗位上，显露着各位乐于奉献的笑脸。

战友们都把青春年华献给了部队建设，献给了人民事业，献给了国家的发展，用实际行动谱写了自己在人生旅途中当兵的那段光荣历史。可以这么说，军旗，因有战友们的积极奋斗而更加鲜红，“八一”，因有战友们的不断拼搏而更加鲜艳。我相信，部队的光荣史册上必将记录着那些为之拼命奋斗过的每一位军人。

在这里，我们也自豪地说：人生最美是军旅，有了当兵的历史是光荣的、是值得的、是有意义的，也是难以忘怀的。“八一”将永远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军旗将永远紧贴在我们的心坎上。

今日我们在这里庆祝建军节，还表达了各位对部队的感激之情，因为是部队培育了我们。是的，在部队那种特定的环境里，我们奉献了不少，但同时我们也有很多收获。

是部队培养了我们的理想，这理想是事业有成的目标;是部队根植了我们的信念，这信念是事业有成的动力;是部队教给了我们的知识，这知识是事业有成的资本;是部队培育了我们的勤奋，这勤奋是事业有成的途径;是部队锻炼了我们的毅力，这毅力是事业有成的桥梁;是部队锻炼了我们的体质，这体质是事业有成的保证。战友们能在新的战线上施展自己的才华，竟现自己的才智，扬起不断奋斗的风帆，创造了丰硕的业绩，都充分表明了一点：部队确实能培养人、锻炼人、造就人，人民军队真正是一个大学校，更是胜过我们的母校。

在部队学到的东西，到地方新的岗位能够大有作为，能够大显身手，能够大展宏图。

今日我们庆祝建军节，就是要继承和创新。开拓进取，这才是一个老兵应该具有的本色。庆祝建军节的根本意义，就是要创造未来，为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而贡献自己的力量。所以，我祝愿在岗的战友们在建设重庆这个新特区的征途上，肩负新使命、开阔新视野、跟上新形势、盯着新目标、把握新特点、适应新环境、广纳新资源、建立新关系、占领新舞台、敢施新举措、迈开新步子、再攀新高峰、创造新业绩、作出新贡献、传播新经验、展示新形象、续写新历史、再谱新篇章!

在这里，也要祝愿退休的战友们确立新境界、掌握新政策、适应新规律、培养新乐趣、过好新生活、发挥新余热、争取新作为，有个好心态，做到健康长寿、安度晚年。

今日我们在这里聚会，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加强相互了解，珍惜战友情谊。由于缘分所致，我们在一起学习、工作、战斗、生活过或长或短的时间，各位在同一个堑壕里摸爬滚打、并肩战斗，互相关心、共同发展，所结成的战友情是值得珍视的。

今日提供这个场合，就是意在利用这个机会，战友们相互交换最新信息，交流工作经验，选播成功之道，尽献致富新招，指点理财迷津，以增加了解、增进友谊，让我们的战友情谊更加亲密、更加牢固、更加永恒。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让真情常在;无论工作如何繁忙，让联络常在;无论电话还是短信，让问候常在;无论天涯还是咫尺，让祝福常在;无论何时何地，让我们的友谊常在!

我的演讲结束，谢谢大家!

八一精神演讲稿【三】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战友们：

各位好!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xx战友对武装部的列位首长和xx战友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多年来武装部的列位首长十分重视、关心我复转军人的生存和工作，此表现衷心的感谢!今天，我们战友在这里欢聚一堂，隆重聚会，感到无比的亲切和异常地兴奋。让我举起酒杯，开怀痛饮，畅开心扉，互诉衷肠。数载军旅生涯，让我们结下今生不解的友情;二十年离别光阴，却割不断我浓厚的交谊!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友情，正如这一杯杯醇烈的美酒，韶光越长，其味越香。

再相逢，我们心境汹涌、万千感慨!忆往昔，二十年前，我们这些来自黄土高原的百余名热血男儿，响应故国的召唤，随同时代的步伐，乘坐开往大东北的列车，踏上了东北黑地皮，从此开始了绿色军营生存。

火热的军旅生涯锻炼了我们的意志，锻炼了我们的身体。固结了我们之间的友情，形成了我们劲松般坚忍不拔的军人作风，也铸就了有如磐石般倔强不屈的硬汉子性格。那段难以忘却的部队生存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打下了不灭的烙印，那块曾浸透着我们青春汗水的火热的黑地皮上，留下了恍如昨日的永久回忆;曾为之献出了青春珍贵韶光的蓝天长城上，面前目今了投笔当兵的光荣足迹;曾一起经历风雨，一起摸爬滚打的日子里，结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厚交情。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七飞行学院培养教诲下，发展为在社会各条战线上有不同贡献的有用人才。本日，每个人都可以这样自豪地说，人生历程中，为有这样一段光荣的经历而感到无比地骄傲!

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当我们挥泪告别军营，奔赴湘西各地走上不同工作岗位的时候，依旧以军人顽强拼搏的作风，为国家的各项事业贡献着青春和热血。现在，我们有的在国家机关忠于职守的人民公事员，有的在革新开缩小潮中发展起来的私企老板，还有的在农村默默耕耘做典范，尽管我们工作岗位不尽相同，但是战友之情依然如故。二十多年白驹过隙，二十多年弹指挥间，光阴交替，年轮转换，流逝的韶光能够衰老我曾风华正茂的容颜，但无论怎样也不能拉远我亲如兄弟的战友情缘。部队各人庭的生存虽然已离我久远，可亲密无间的战友交谊却将永驻我心间，随同我永久。

投笔从戎的故事范文第2篇

这支队伍自然受到高度重视，一路上敲锣打鼓，从盟里到旗里，都受到高规格的接待。9天后，其中200多名知青到达锡林郭勒盟的东乌珠穆沁旗。不过，那114名到达满都宝力格牧场的知青，却险些与日后承载了他们激情岁月的牧业队失之交臂。

为什么呢?

当时，场部的当权派“6・18”很希望知青们留在场部“搞革命”，先是给他们大讲睡热炕、住房子的好处，没过几天，又提出来年给他们单独办个分牧场，美其名曰“特殊待遇”。那些响应号召一心要“和贫下中牧结合”的知青，怎么甘心享受与牧民隔离的特殊待遇呢?去、留双方经过一场大辩论后，“6・18”一派大败，仓猝决定：全体下牧业队。

于是，知青们下到了紧邻外蒙边境的满都宝力格牧场，分散在4个牧业大队里――《狼图腾》的作者姜戎等21名知青住进了陶森(音译)大队的蒙古包里。

讲述陶森大队知青的故事，并以此描绘内蒙知青精神图谱，正是此文的主旨。蒙古包里出马列

陶森大队的北京知青，虽说都是按指出的青年运动的大方向自愿去到内蒙，不过他们各人家庭出身迥异，各自“下乡”的初衷终究也不尽相同。

刘小，“老高三”，到内蒙草原那年还不到20岁，他的姥爷刘澜波是新中国电力部的第一任部长。刘小曾是学校革委会主任，军管后还当上了市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作战部部长，不过他骨子里没有“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意识，厌倦了“打派战”的生活，在女友的“怂恿”下，辞去革委会主任的职务，两人当起了“逍遥派”，天天泡在北京图书馆里。

张华，刘小的高中女友。她的父亲出身旧官吏，解放前夕参加了民主运动，父亲的堂哥是军队的将军，解放前夕逃到台湾，虽然解放后父亲被送到“革大”学习，参加过运动，之后调到北京，在民革中央工作，但在“”中，和民社党的经历成了他抹不去的污点。

素来怕闻火药味的张华，自然厌恶阶级斗争。1967年10月，张华听说北京有10个学生到内蒙古插队，决定报名――从高二起，有人就天天痛表决心，高喊上山下乡，但命运开了个大玩笑，张华这个“资产阶级小姐”倒是走到了最前面。

“”刚开始，刘小的姥姥和姥爷就被造反派揪了出来，尤其姥爷，处境更糟，天天坐“喷气式”。再往后，的话也没保住刘澜波，革命派天天到家里折腾。1967年5月2日，母亲被水电部造反派批斗后突然辞世，从小跟随在姥姥和姥爷身边的刘小，对运动的方向发生质疑，决定摆脱学校的运动，与女友一道插队内蒙，下乡锻炼，走向社会。

全队只有两名女生，张华和张红军。张华第一次见到张红军，看她比分头还短的头发被军帽遮得严严实实，穿一身褪色军装，中间扎一根刺眼的武装带，就知道她是军队的干部子弟，是货真价实的“老兵儿”――的确，张红军的父亲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时被提拔为湖北省军区副司令。

张红军为什么去内蒙插队?据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张红军美院附中的同学李永存回忆，吕嘉民上内蒙古之前对他说，“我为什么上内蒙?上内蒙就是要把思想改造好，改造好就可以杀回来掌权”，于是吕拉了几个男同学陪着同去，还拉了一个女同学张红军。

“张红军是一个单纯的傻丫头，当时老在校门口低头坐着忏悔自己当老兵所犯的‘错误’。她是一个特别真诚的革命青年，一心想跟着，她认为自己犯了错误。吕嘉民给她指了一条光明大道：下乡改造思想。她马上打起铺盖就走。”李永存说，吕嘉民一拉张红军，他就知道张红军要当压寨夫人去了。

不出李永存所料，到满都宝力格牧场一个月左右，张红军与吕嘉民住进了同一个蒙古包，后成为他的第一任妻子。

吕嘉民，正是时下畅销书《狼图腾》的作者姜戎的本名。

在其他知青的眼中，吕嘉民是“干部子弟的另类”。其父吕炳奎，据吕嘉民讲参加革命前曾是江湖郎中，医术高明，结交过三教九流，抗战初期揭竿而起，拉起一支地方武装，后加入新四军，参加抗日。建国后，吕炳奎曾任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后调任国家卫生部中医司司长。据说，吕嘉民的母亲，曾在上海当过女工，参加革命比其父早，党内地位也比其父高，做地下工作时，曾与共事。

吕嘉民的哥哥吕嘉平，和他父亲是一对生死冤家。从吕嘉平寄到牧场的小字报中，知青们得知，吕父在老家曾有元配，参加革命后，隐瞒实情与吕母再婚。吕母知道后，已经是孩子一大堆，也无可奈何，只好关起门来吵。后来，吕母患上了癌症，重病期间，她安排让吕嘉民的姐妹和大弟改姓，由军界的舅舅抚养。母亲死后，父亲与家中小他20岁的小保姆结婚。对吕父所为。吕嘉平坚决抵制，吕嘉民则与哥哥站到了同一条战壕，如此一来，他站到了父亲的对立面，也被排除在干部子弟的群体之外。

据吕嘉平回忆，吕嘉民“上初中时曾受到其父和后母的残酷虐待，当时他年小体弱，因受折磨而得了肺结核，但身为中医司司长的父亲不仅不给治疗，反而在生活上百般苛刻，精神上横加打击，后母则更是谩骂不绝，大打出手，他们将他赶到别处一间小屋子里死活不管，又扬言要将他赶出去，致使他的病情加剧，濒临死亡的边缘……”在哥哥的救助下，吕嘉民逐渐康复，并在哥哥的调教下，学习绘画，初中毕业考上了美院附中，生活总算有了一线曙光。

“但自此(患肺结核病危)之后，我发现他逐渐变了，比如经常在我和其父之间用撒谎和挑动矛盾的手法两边骗钱，然后上馆子大吃大喝；他开始追求女同学，对女色和性关系特别关注；他特别崇拜拿破仑和希特勒，对‘无毒不丈夫’、‘宁可我负天下入，决不可天下人负我’赞不绝口……”吕嘉平说，他多次批评，吕嘉民却不以为然。

对于所谓“家丑”乃至生活的贫寒，吕嘉民当时在知青中并不讳言并广为宣传，与其兄在小字报中披露情况相符。

不过，虽说姜戎是“于部子弟的另类”，但如近期《南方周末》(2008年4月3日)刊登某文所言，“和那个年代所有干部子弟一样，姜戎从小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精英教育”。只是，他似乎比大多的干部子弟在“精英主义”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如姜戎第一任妻子张红军所说，“帝王情结是姜戎政治理想的核心。”

何以见得?

到内蒙后，某日知青聚会晚饭后聊天，姜戎侃侃而谈，话题不离“接班人问题”，还特别提出，接班不应该等待，要“抢班夺权”。把在场的知青听得一头雾水，被姜戎‘指点”为“中央委员”的知青吓得够呛，要知道，如在北京说这番话就得戴着“阴谋家”

的高帽子游街了。

不久，姜戎要创建“蒙古包里的马列主义”、做“职业革命家”的理想路人皆知，他也公开宣称自己将来是“红太阳”。“姜戎高度评价秦始皇称霸天下，延伸出去，就有成吉思汗、曹操、、希特勒和。他最赞赏的是希特勒和《我的奋斗》”，张红军说：“他认为自己的性格理想都很像。每次他打了我，他要取得原谅的理由就是……对于他这个要创建蒙古包里的马列主义的职业革命家的脾气，要学会容忍和理解。”

张红军的回忆，容易让人联想到德国汉学家顾彬那句“最激烈的批评”：“《狼图腾》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让中国丢脸。”

很自然，姜戎被一些人视为“野心家”，也赢得了一些知青的崇拜。“”红小兵“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分歧，依旧蔓延在如歌的草原。不过，虽说让大家都关心国家大事，将革命进行到底，但运动搞到这个份上，很多人都灰了心，到草原没多久，也就只有刘小、姜戎、闵琦和吟一(化名)几个从小受政治熏陶长大的干部子弟还关心“革命”。

牧场的“六月风暴”

“”后，满都宝力格牧场的旧领导班子基本陷于瘫痪。知青到陶森队不到一个月，大队开始酝酿成立新的生产班子。

那时，满都宝力格牧场就分为两派。一派因保牧场党委书记哈木图，被称为保守派，绝大多数成员是当地的贫下中牧；另一派叫“6・18”，专造哈书记的反，坚决支持“挖肃”运动，骨干多为“盲流”，再加上新迁来的布林大队――因为大雪灾布林队失去了草场，旗里让他们迁徙到满都宝力格牧场，离乡背井，心里有怨气。

所谓“盲流”，在当地指一些从东北农区辗转逃荒来草原的汉人和东北蒙古人，他们聚集于场部，干些零碎活儿。春天捡蘑菇，夏天打獭子。牧民指责“盲流”吃不了放牧的苦，爱干偷鸡摸狗的勾当，而“盲流”则抱怨自己没有放牧的“特权”，怨本地牧民排外。多年的积怨在“”中爆发，外来人组成“6．18”与贫下中牧唱对台戏，坚决造哈书记的反。

经过一段时间，刘小和姜戎从知青中脱颖而出，成了公认的知青领袖。这回大队成立新班子，希望有一名知青代表加入，刘小经知青推选出来，成为生产队副队长。不久，场部办学习班，开始讨论“革命委员会大联合筹委会”的问题。

临别北京，刘小的姥爷送给他一条语录，那是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进军新疆之前，给王震、王恩茂同志的电报指示：“你们到那里去，要本着替历史上无数压迫少数民族的反动统治者还债的精神在那里工作。”于是，刘小义不容辞地做起了贫下中牧的代言――既然贫下中牧说哈书记是好书记，知青就理所应当拼死保护他，应当反对“挖肃”。

经过一番斗争，酝酿多时的“筹委会”终于成立，成员包括哈木图等3名场部领导另加两名“6・18干将”。可惜，两个多月后，筹委会又了。不久，场部传来消息，“6・18”又把哈书记揪了出来。接下来的批斗变本加厉，挨打、挂牌子……3个大队的贫下中牧只好向刘小这些知青求助，最后大家决定：把哈书记抢到陶森队。

知青把哈书记抢到陶森队保护起来，也就意味着他们彻底与“6・18”派闹翻了。当时，场部已被“6・18”控制，知青的日子不再太平。头一回，几个知青去场部，遭“造反团”打手李树人(化名)一顿毒打。接着，姜戎和闵琦高烧不退，去场部看病，李树人又找上门打人，不但人挨了打，衣服还被撕成碎片。有一次，知青派人赶牛车去场部买粮，李树人扣押了牛车，还恐吓知青不得再去场部。

1968年6月1日，“抢牛车事件”的第二天，知青群情激愤，集合起来到场部找李树人算账，哈木图书记拦也拦不住。之前，大家商量好，只讲理，不动手，即便动手也是打胳膊和腿，让他失去打人的能力。不过，事情没有按照设计好的方向发展，知青们进屋就把李树人打趴下了。

陶森队知青一走，“6・18”骨干们抬起李树人，塞到卡车上。造反团的中坚，木医生(化名)给李树人打了一针兴奋剂，把他平放在卡车上，颠簸300里，直奔旗医院，到医院后人死了。

几天后，旗革委会和军管会派武装部政委等人下来，了解“六一事件”真相。6月9号，武装部政委又带一帮人到牧场，准备拘留主犯，但知青和3个大队的牧民集体抵制，旗里的第一次抓人行动未果。不过，“六一事件”并没有不了了之，最终酿成了牢狱之灾。

谁出卖了哈书记?

1968年夏末，牧场接到了红头文件，当时自治区革委会主任腾海清的讲话，大意是：解放后，内蒙古没有划过阶级，应该补上这一课。内地的搞得轰轰烈烈，分田地、抄浮财，，开诉苦会，镇压土豪劣绅……“”中有对“地富反坏右”进行过二次抄家，阶级斗争很彻底。相比之下，内蒙古的划阶级只是走了个过场，采取了赎买政策。

陶森队有20多户人家，牧主和富牧当初并不多，仅三四家。1945年，当时的苏联红军从蒙古打进来，内蒙古宣布解放，道尔基王爷带着一大批牧主和牧民逃到蒙古。据说，这些王爷和牧主的结局也很不幸，都被关在蒙古的集中营里，只有个别的逃回家。

划阶级一开始，大家的觉悟就提高了，开始访贫问苦，开忆苦思甜会。像张华在小说《洋油灯》中说的，一时“满山遍野都是牧主”。对牧民的历史，知青们一概不了解，只能由贫下中牧说了算。

再往后，“抄家”和批斗牧主开始，相当一部分解放后富裕起来的牧民也被定为牧主和富牧。刘小在学校时就反对抄家，他认为抄家就是掘祖坟，很缺德。但是，知青怎么能管得了贫下中牧的事呢?他只能做知青的工作。于是，刘小找姜戎商量，他俩各人负责两个班组。两天后，刘小去“拆匪包”串门，发现姜戎领着一班知青，歪歪斜斜靠着哈那，身边堆满了空酒瓶……原来，他们去抄家了。

知青们终究还是参加了牧民的抄家行动。牧民们看着满地金银财宝，吵着要分掉――这让刘小想起了的话，“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他见势阻挡不住，只好横插一杆：把每一笔分掉的财产登记在册――多年后，给牧主、富牧落实政策，正是根据这个本子记录退赔的。

1968年下半年，“挖肃”风也刮到了满都宝力格牧场。

所谓“挖肃”，即揪斗“内人党”的运动。“内人党”指“内蒙古人民党”。解放前，党为了有效动员和组织内蒙古人民的革命力量，派乌兰夫到内蒙古领导革命，以“内蒙古人民党”作为共产党分支机构进行活动。“”期间，康生和把“内人党”问题作为攻击自治区主席乌兰夫的炮弹，诬蔑“内人党”是一个庞大的组织，隐藏了大批坏人，声称“乌兰夫在内蒙古地区组织了新内人党’叛国集团”。一时间，“挖肃”风蔓延至整个草原，甚至刮到了全

国，矛头直指内蒙古自治区各级蒙古族干部。

于是，开始有传言说，哈木图书记可能是“内人党”，连过去保他的各级干部及战友也认定他是“内人党”。没多久，其他3个大队的领导也动摇了，他们找刘小谈话．说一来不了解哈书记历史，不敢再保他，二来陶森队离蒙古一步之遥，万一发生叛国投修事件，麻烦就大了。

牧民代表的话，让刘小含糊：万一发生逃跑事件，陶森队知青的政治生命全得完蛋，他如何交待?于是，他去找姜戎，提议把哈书记送回场部，派知青守着保护他人身安全。同时，刘小再去盟里、旗里外调，了解哈书记的历史。刚开始，姜戎想不通，不同意，后经刘小晓以利害，他才勉强同意。

想到场部有姜戎照应，刘小放心地走了。不过，等他回到场部，形势已经大乱。当晚，两名知青前来告状，大骂姜戎是投机分子。原来，刘小走后不久，旗里派了10人工作组，全是“支左”军人，专门来牧场帮助揭盖子。军人主动找在家主持运动的姜戎做工作，大讲“挖肃”的必要性，姜戎立刻180度大转弯，召开在家的知青开会，指出当前“挖肃”是大方向，“谁‘挖肃’谁主动，要求知青配合“6．18”抓哈木图和牧民代表王殿生。

第二天，哈书记眼睁睁被造反派带走，全体知青予以默认。据说，那些天姜戎“整天跟工作组的军人泡在一起，就差称兄道弟了”。

哈书记被带走后，拒不承认自己是“内人党”，遭到造反派毒打烙烫。哈书记无儿无女，只有一个相依为命的老伴，她听到消息后，在绝望中上吊自杀。造反派的倒行逆施日益猖獗，激起了公愤，贫下中牧和其他的陶森队知青一道，冲破姜戎的阻挠，“接管”了造反派关押所谓“内人党”的看守所。此后，3个大队的牧民和乌兰队知青轮流在场部守着，与造反派僵持了半年多。“挖肃”运动结束，哈书记重获自由，但她的妻子却永远地离开了。

张红军回忆说，“事后，姜戎把交出哈书记的过失推到了刘小身上，直到现在，哈木图仍然认为是刘小出卖了他……姜戎在别人已驱赶了牢里的‘挖肃派’之后，才和我一起出现在哈木图面前，让哈以为他是救命恩人。姜戎让刘小为他背了一辈子黑锅。”

姜戎在“挖肃”中的投机行为失去了知青的信任，威信扫地。“失败令他沮丧，他把怨气全发泄在我的身上，经常动手打骂，践踏辱没我的自尊，甚至将我踢得口吐鲜血昏倒在地。”张红军说。

在的直接干预下，“挖肃”运动总算走到了头――据官方统计整个内蒙古在揪斗“内人党”运动中，共有34万多人被审查，揪斗，关押，蒙古族占了75％，其中16622人被迫害致死，8．7万多人因刑讯逼供终生致残。不过，满都宝力格牧场在“挖肃”运动中无一人直接死亡，陶森队的知青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多年以后，旗里的牧民还把刘小当作反“挖肃”的英雄颂扬。

反的英雄

1969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接管了满都宝力格牧场。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又在全国展开，草原也不例外。

1970年9月30日，国庆节的前一天，刘小和姜戎等3人被兵团保卫处派来的军人拘押。同日，队里的18个知青被一辆卡车连同铺盖拉到团部。第二天，兵团保卫处宣布学习班正式开始，同时知青们被告知，他们中间存在一个“反革命小集团”，头头是刘小和姜戎，让他们背靠背互相揭发，尤其要揭发主谋的罪行。

上文详述的“六一事件”，也就是“李树人之死”，为这次兵团抓人埋下了伏笔。然而，另外一根导火索则是姜戎的所谓“反副统帅的反革命罪行”。

据知青回忆，当年姜戎常常在小圈子里讲的“天才顶峰论”(“思想是唯物主义的顶峰”)在理论上欠妥；说的“大树底下好乘凉”是要把架空，暴露了他越位篡权的野心；又说只有将才，没有帅才，不懂理论，不适合当领袖和接班人……事后，人们才知道，这些其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观点是姜戎从他哥哥吕嘉平那儿听来的。

知青的学习班办了快一个月才结束。

“姜戎很快承认自己犯了‘反林罪’，揭发他的哥哥是主犯，并将不知情的我也牵连入内，使我和张乃勇一起被关，张于一月后放回，而我被监督劳动，受尽屈辱。”张红军说。

1984年，其兄吕嘉平因姜戎抛弃第二任妻子德方(化名)一事去京，才透露因受“反林罪”牵连，1971年8月，他与爱人突然遭到搜捕，后遭关押，吕嘉平被判死刑，其妻被判死缓。“他(姜戎)在内蒙写了我们的揭发材料，无中生有地诬陷我和爱人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其联络方法是把秘密材料放在空暖瓶中由我爱人来往于湘京之间传递……”吕嘉平说。

幸亏及时了。吕嘉平家庭幸免于难。

“9・13”事件后，“”进入了新阶段，知青陆续返城。刘小等也满以为即将重获自由。事与愿违，他和闵琦并未免除牢狱之灾：刘小被判刑7年，理由是“他自己一直强调要负主要责任”，算主犯；闵琦．则被判刑5年。幸好，有张华等在北京活动，通过《人民日报》内参渠道将报告送达李先念副总理，李先念责成派出工作组到内蒙调查落实，才将刑期改判为3年――问题落实时，刘小已经在牢房里呆了3年零4个月。

姜戎虽比刘小晚出来几个月，但自由的含义对于他俩不太一样。刘小是劳改释放，既没有，也没有恢复荣誉。姜戎头上却什么帽子都没戴，反而添了“反英雄”的光环。

姜戎于1974年春夏之际返京后，常常对张华等知青大谈其在“三招”经受的磨难。姑娘们听得惊心动魄。后来，作家老鬼还把从姜戎那听来的“苏秦背剑”等种种酷刑写入其代表作《血色黄昏》。然而，无人能证实狱中究竟发生过什么。刘小不大谈及狱中生活，他说，被关的几个都是高干子弟，兵团的人对他们还算客气，倒是无边的寂寞难捱。

1975年，张红军顶着与家庭决裂的压力，回内蒙与姜戎结婚。不久，姜戎随张红军回到南方家中。

1976年，总理逝世。“四五事件”随后发生。待姜戎回到北京，镇压已结束。次年，姜戎以他在狱中遭毒打失去等种种理由说服张红军同意与其离婚。1978年，姜戎参加“民主墙”活动，并加入《北京之春》。其后，姜戎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生院，并与指挥家李德伦之外甥女、《北京之春》“同仁”德方(同是满都宝力格牧场知青)结婚。1984年，姜戎与德方离婚后再婚，精神和肉体遭受双重虐待的德方不堪重负，精神失常数年，生活贫病交加。姜戎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工运学院(现称“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任教。

从中学到“上山下乡”，从“反英雄”到“民主墙”到“天安门广场”，直至退休后写出《狼图腾》――姜戎认为《狼图腾》是他“拿命换来的一个故事”，而在熟悉他的故人看来，此书“是对姜戎本人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一个总结”。

刘小，“”后远离政治，投身于电力工业，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

更多的人，因“上山下乡”耽误了学业，也误了前途。

投笔从戎的故事范文第3篇

[关键词]秦文化；形成；文化整合

有关秦文化的研究至今在学术界仍是一个比较炽热的问题。在研究资料上不仅有流传已久的文献史籍供参照，而且还有陆续出土的考古实物史料相佐证。当前学者已从秦文化的形成渊源、发展历程以及具有的特征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指出秦文化具有多元文化融合的显著特征，但尚未从整体上对秦文化的形成进程进行系统剖析。有学者提出秦文化的发展历经三大时期，即秦族时期、秦国时期、秦朝时期。笔者以为正是在前两个历史时期秦文化经过两次大规模的文化整合，从而奠定了秦在完成统一后的主体文化形态。关于第一阶段的文化整合，笔者将借助已公布的相关考古资料与史籍中的相关记述对其进行综合考察。关于第二阶段的文化整合，主要依托相关史籍的记载对其进行分析。

一、第一次文化整合

关于秦族的族源，《史记・秦本纪》记载：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赐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游。尔後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1]p173

据《史记》记载最早的嬴姓族属原系分布于淮、济流域的东夷族一支。在历经数次迁徙后在今陕西关中地区稳定下来，通过不断吸收各种文化而崛起于诸侯之间。

在夏代末年，嬴秦先祖费昌参加了商夷联军反抗夏朝统治的斗争，因立有大功而受到商王的重用。《史记・秦本纪》记载：

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於霍太山。自蜚廉生季胜已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赵。[1]p175

从夏商之际开始一直到商代晚期，嬴秦族的活动区域一直在霍太山地区（今山西霍县境内）。嬴秦族因参与对夏战争，从原来的族源之地逐渐迁徙到西部地区，因立有战功而受到商王的重用，其活动区域距离商王朝的统治中心并不远。这一时期其文化的发展受到了商文化的影响。如商文化有关的贵族传统礼仪制度在秦文化中有着非常明显的传承，秦人与殷人有共同的狩猎与畜牧方式，相同的墓葬制度，秦人的宗庙制度直接承袭了殷人的天子五庙制度，与殷人一样，秦人也以牺牲来祭祀宗庙。

西周政权建立后，嬴秦族因忠于商，遭到周武王的打击。周孝王时又因与周王室有姻亲关系而受到重用，在非子时期，周孝王将嬴秦族封之于秦地。《史记・秦本纪》记载：

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

孝王曰‘：昔伯益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嬴秦。[1]p177

秦之地的方位《史记集解》解释为“今天水陇西县秦亭也。周太史儋云‘始周与秦合而别’，故天子邑之秦。”从非子被“邑之秦”以后，秦文化在保留原有殷商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开启了较大幅度地吸收羌戎文化和西周文化的历程，这一文化整合过程一直持续到春秋初期。

（一）对羌戎文化的吸收

由于嬴秦族所封之地与羌戎部族相邻，为拓展本部族的生存空间，就不可避免地会与戎狄争战。周厉王晚年，西戎反叛，秦仲力战西戎而殒命沙场。而后“周宣王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陲大夫。”[1]p178此次讨伐胜利之后，秦人的地盘大为扩展。在双方不断地战争冲突中，秦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受到羌戎文化的影响，笔者将以墓葬风格为例进行说明。

第一，在考古发掘的诸多陇东秦墓中，其葬式风格大多为屈肢葬式。其可能是受到甘青地区其它墓葬文化的影响，这一认识得到了学界较为广泛的认同，这也可以说是秦文化吸收羌戎文化的一个鲜明例证。大约从春秋开始，在秦墓中流行一种蜷曲特甚的屈肢葬。赵化成对关中地区已发掘的452座秦墓的葬式进行了详细统计，得出的结论为不明葬式者80座，直肢葬34座，屈肢葬338座，屈肢葬占全部葬式清楚墓的90%。甘青地区的屈肢葬传统，从半山、马厂、齐家、毛家坪到辛店文化，大体延续下来。这种屈肢葬仪应是当地土著习俗的承继与发展。

第二，春秋晚期以后秦墓的墓圹流行土洞室墓，而同时代的关东地区则是竖穴土圹墓。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秦墓中，洞室墓的比例有明显增多的趋势。如在西安半坡的战国时期的秦墓地，共发掘了122座墓葬，其中洞室墓就有101座。洞室墓最早见于马厂文化，最迟在卡约文化中已非常盛行。春秋战国时期，洞室墓能够成为秦墓中一种主要的墓室结构，正反映出了秦和羌戎之间文化交流融合的程度之深。

第三，在所发掘的秦墓中的葬者多为西首葬。墓形结构往往呈东西方向。当前史学界对秦墓的西首葬的葬俗有着不同的认识。主要有两种较有代表性的见解，一种说法认为是受甘青地区古代文化中也比较流行西首葬这一葬俗的影响，即齐家文化、卡约文化也有西首葬的葬俗。秦的西首葬可能也与甘青地区古代文化有一定联系。另一种说法认为葬式与族群渊源和信仰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头向表明族群的来向，足向表明族群的去向。尤其头向与族群渊源的关系尤为密切。根据秦公和秦王的陵墓所开掘的情况来看，西陲陵区、雍城陵区与芷阳陵区、秦始皇陵园。其葬式表明秦宗室流行东向直肢葬，东首葬是秦国公族的葬式传统。矛盾的葬式说明秦人是双源的，公族源于东夷，庶族源于羌戎，前者流行东首葬，后者流行西首葬。

以上关于秦国早期墓葬风格的说明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秦文化的发展融入了部分羌戎文化的特点。

（二）对西周文化的继承

自秦襄公起，嬴秦族因打击犬戎、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赐之岐山以西的领地。从此秦才成为一个诸侯国，开始“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早在西周初期，秦人便开始积极吸收、继承周文化。但全面吸收继承，则是在秦文公十六年（前750年）取得对戎战争胜利之后广收周余民，自此以后开启了秦人周化运动。其结果则是在穆公时期秦国步入了春秋霸主的行列。秦国之所以发展的如此迅速，与它建国于西周王畿故地并接受先进的西周文化有着极大的关系。这在出土的春秋前期秦国青铜器上反映的非常明显。如宝鸡西高泉村一号墓出土的青铜器，其中三角戈、甬钟等均是西周风格。另有壶、豆两器，直接就是西周遗物，正如李学勤所指出的：它们都是“从西周的传统中发展出来的”。这说明秦在建国之初便接受了当地周遗民所具有的较高的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此外，还突出地反映在文字上。秦的文字就是直接继承西周而来的，同属籀文系统。

二、第二次文化整合

春秋后期至战国初期，秦国的发展一度呈现衰颓之势。进入战国以后，东方各主要诸侯国相继变法革新，国力日渐强盛。在变革的历史环境下，为摆脱贫弱落后的面貌，从秦孝公时开始积极主张引进东方六国人才变法，由此秦文化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秦孝公支持商鞅以法家思想在秦国全面推行改革。第二，自秦孝公以后大规模引进东方六国的人才，对各国文化进行了有效吸收。商鞅变法的成功与东方六国人才的引进都为秦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从某种意义上讲，秦国能最终并吞六国而一统天下，就是此阶段文化大变革的直接产物。

春秋中期秦穆公一度使秦国跻身春秋五霸。但崤山之战后，秦国向东拓展的势头被晋国所阻挡。致使秦国与东方诸国的交流也日趋减少，使得秦国在战国初期兴起的改革浪潮中落后于其他诸侯国。史载“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诸侯卑秦，丑莫大焉。”[1]p202公变法而其势遂变。而东方文化之西渐，亦自孝公后而其迹益著。[3]p6通过力耕战、行县制、奖军功等一系列变法举措使得秦国实力大幅提升。所定各类律令均需严格执行，上至王公下至庶民只要违反律法都会受到惩治。史载“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后五月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1]p2231-2236由此可见，对律法的奉行已经深入到秦人的骨子里去了。商鞅变法通过法令强化的方式，使得秦国的主体制度完全建构在了法家思想的基础上，从而促使秦文化完成了新的革新，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秦文化主要特征的形成。

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图强后，以后历代国君均大量重用前来投效的东方六国人才，出现了大量客卿效命于秦国的局面。这不仅使得秦国更加强盛，而且也进一步促进了原有秦文化对六国文化的吸收与整合。秦国能够重用这些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秦国缺乏严格的宗法制，因此在使用人才方面也就显示出了宗法观念淡薄的特点。由于长期与戎狄杂处且经常处于战争状态，为能使国家稳固存续，秦人在君位继承问题上不分嫡庶，向来多是“择勇猛者立之”。而在选用官吏方面也多不拘泥于宗法制，由此在秦国能形成有效的客卿出仕的局面也就不足为怪了。秦惠文王十年（前328年）由魏人张仪出任丞相以后，秦国形成了以客出仕的高潮。按照黄留珠先生对秦国客卿的统计，得到重用的主要有张仪、司马错、甘茂、魏冉、白起、蒙武、范雎、吕不韦、王翦、李斯等。[12]p19这些“客卿”不仅使秦国实力日渐强盛，而且他们的思想言论与具体活动也影响到了秦文化的形成。成书于前239年的《吕氏春秋》可谓是一部兼采诸家学派思想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到：“不韦固小人，而是书较诸子之言为醇正。大抵以儒家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典于孔子、曾子之言。其他如论音则引《乐记》，论铸剑则引《考工记》，虽不著篇名，而其文可案；所引庄、列之言，皆不取其放诞恣肆者；墨翟之言，不取其非儒、明鬼者……”[2]p1009《吕氏春秋》著成于秦国统一天下的前夜，这也意味着秦文化也由原来的地域文化上升为统一之后的主流文化。秦文化以《吕氏春秋》的著成为标志完成了其与以齐鲁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的整合。

三、结语

在族群的迁徙过程中，本族原有的文化必定会受到外族文化的影响，并在不断地与外族文化进行交流碰撞之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由于秦人长期与羌、戎等游牧民族生活在共同的地域，使其文化特色也表现出了鲜明的游牧特色。[13]p16以致东方诸国多将秦人与戎狄相等同。自秦穆公成就霸业而为秦国实力奠定基础后，秦国积极吸收宗周礼乐文化，同时能不受旧制的束缚而积极引进东方六国人才。六国文士西渐不仅为秦国的强盛以及完成统一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东方主体文化能够有效地融入到秦国并最终完成双方的整合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历经两次文化整合之后，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秦文化。它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秦文化的形成也是不同文化相互传播与有效整合的结果。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投笔从戎的故事范文第4篇

关键词 遗赠扶养协议 社区养老 对策与思考

一、案例概述

2001年8月30日，住在瑞金路的居民周戎清来到街道民政科求助。周戎清67岁，无子女无配偶也无单位，过去一直靠摆摊修包、修车过活。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无力摆摊，靠捡垃圾和以前的积蓄维持生计。老人年老多病，积蓄用尽且无人照顾。为解决周戎清的养老事宜，街道于2001年9月2日为其办理了孤老手续，签订了遗赠扶养协议书，其日常生活支出均由政府救助直至死亡。

2005年6月，周戎清老人所居住的地块动迁，周戎清获得动迁款17万元，以其名义存入银行，由街道一直保管。

2008年8月30日周戎清因病吐血，其所在敬老院和街道民政科联系后及时将其送医抢救，后抢救无效，于2008年8月31日死亡。

周戎清死亡后，其哥、嫂、侄子侄女要求为其办理后事，并提出继承17万遗产的要求。街道民政科接待其亲属后，表达了关于周戎清遗产继承的态度：第一，关于老人后事问题。原则上是一切从简的，但从实际和人性化的角度考虑，可以从周戎清遗留的存款中支付正常、合理的支出。第二，遗产问题。原则上孤老的所有遗产归国家所有，办理后事以后的钱款全部上交国家。当务之急是先把后事妥善处理。家属表示同意，但保留对周戎清遗产处置的看法，希望能通过正当的途径处置遗产。

2008年9月19日，周戎清的侄女委托律师到街道联系周戎清遗产事宜，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或者是协商来继承周戎清的遗产。后因协商未果，2009年6月，周戎清的兄弟及周戎清嫂子、侄子侄女等五人状告街道办事处，以五位原告并未在遗赠扶养协议中签名为由，要求法院确认遗赠扶养协议无效。

接到法院的传票，街道在感到气愤的同时又十分无奈。气愤的是提出诉讼的五位原告是周戎清的亲属，却在他生活困难、身患重病之时对其不闻不问。在老人过世后得知老人有一笔遗产才突然向街道办事处提出继承遗产。但是，周戎清老人向街道提出政府救助的时候由于年事已大，身体不好，故申请书都是工作人员的，签字也比较模糊，协议书上也缺乏老人的指纹印章，对簿公堂之上，政府部门没有把握能够完全胜诉。

最终，双方选择了庭外和解。经法院调解，双方就周戎清名下存款分割达成一致，周戎清共计17万遗产，其中72278.90元归街道办事处所有（2001年9月起由政府承担周戎清各类养老费用直至其死亡共计72278.90元），剩余遗产归五位原告所有。街道提出由五位原告支付街道照顾周戎清的象征性报酬人民币1元，原告方表示同意。最终，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调解协议内容并在调解书上签名。

二、矛盾分析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承担扶养孤老的养老义务。而在老人去世后，“突然而来”的旁系亲属向政府提出了遗产继承。由于遗赠扶养协议的具体操作过程并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很容易存在瑕疵，政府以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对抗的结果必然是双方对簿公堂，引发许多矛盾，消耗很多的精力。

这个案例的最后，街道主张“一元钱”的象征性报酬，其实是在对这些未曾尽到赡养义务，却要继承遗产的旁系亲属行为的抗议，因为目前针对这种行为没有任何法律进行规制、约束。

三、对策与思考

我国现行《继承法》中有对遗赠扶养协议的规定，这是我国解决孤寡老人晚年生活赡养的重要法律制度，对于孤寡老人养老、减轻国家和社会负担、稳定社会秩序都有重要的意义。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遗赠扶养协议制度逐渐暴露出自身存在的缺陷，其养老功能受到一定的影响。目前，我国老龄人口急速增长，我国已经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愈发凸显。完善我国的养老机制，更好地发挥其养老功能，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迫切任务。

笔者认为，要解决社区孤寡老人的养老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完善遗赠扶养协议具体操作流程，明确相关法律规定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规定老年人可以与集体经济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养老机构等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或者其他扶助协议。负有扶养义务的组织或者个人按照遗赠扶养协议，承担老年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然而事实上，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的老人所遗留下来的存款、住宅只是挂在政府名下，并无任何处置的办法。正是由于缺乏相关操作细则，政府的工作人员不会轻易去处置孤老名下遗产，多年累积下来造成很多资源的浪费。可以探索建立社区公证机制，由社区代表、居委会代表、社区律师等组成公证团体，对孤老的遗赠扶养协议进行公证。在约束他人的同时，对老人进行真实意思的公证。同时，对政府使用遗赠扶养协议老人的遗产过程可委托相应团体机构进行第三方监督。

（二）扩大遗赠扶养协议的扶养人范围

按照《继承法》的规定，遗赠扶养协议的扶养人有两类：一类是自然人。一类是集体经济组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养老项目将采用商业化运作的方式，势必会有更多社会组织参与到养老这一行业中去。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将遗赠扶养协议的非自然人扶养主体扩大为法人和其他组织。法人和其他组织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有能力履行遗赠扶养协议的，法律都应当赋予其相应的资格。近年来，家庭养老带来的危机矛盾比比皆是，而养老行业的商业化模式开始逐渐发展。因此，在不久的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民事主体将加入到养老这一行业中来，如一些宗教机构、慈善机构或者其他民间养老机构等等。

（三）广泛开展社区养老服务

在社区中，不仅仅是孤寡老人，独居老人、空巢老人的数量也日益增多。老年人普遍愿意在自己的家里生活，不愿意去参加社会的机构养老，而且每个家庭的经济条件不同，相应的养老生活水平也会存在差异。一些机构养老基础设施陈旧，设施参差不齐，政府在资金的投入方面往往不足，还有机构养老的服务人员素质不高，对老年人的照顾不够细致周到，可能导致老年人产生心理问题。基于此，新型的社区养老模式应运而生，它结合了传统的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吸取两者的优点，建立一种符合大多数老年人需求的养老方式。以家庭为核心，社区为依托，以专业化服务为主要服务形式，积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以黄浦区为例，黄浦正在试点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专业化服务为支撑的，覆盖全社区”的多样化养老服务体系，组建“黄浦区社区养老服务合作社”，打造没有围墙的养老院。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服务对象为高龄独居老人，经评估为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根据老年人的需求，整合社会资源，为入社老人提供专业化、多元化、社会化、可选择的养老服务项目。服务包含基本生活照料、基本医疗护理、紧急救援、生活照料等各类特色项目。在收费上，对入社老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身体状况和家庭照护能力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给予分档补贴。对承担养老服务合作社的社会企业、社会组织、医疗卫生机构，根据每年签约服务的老人数量和质量，每年财政给予一定的补贴支持。这样一来，一是解决了目前中心城区养老院等养老机构资源的匮乏。二是能够个性化服务，更贴近每一位老人的需求，通过统一的区级服务平台，择优委托社会力量承担日常运行。

目前，我国已经提出建设老年友好型城市和老年宜居型社区的目标，还应该朝老年友好型社会、老年安养型社区和老年乐活型家庭目标做出努力，其中提升居家养老的社区支持能力、增加居家养老的社区资源供给是着力点。我国更需要在传统的社区中改善助老养老的功能，提高普通老年人居家养老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重视社区的医养护理功能和精神赡养功能。

（作者单位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作者简介：陈艺（1988―），女，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2014级MPA研究生3班。]

参考文献

[1] 穆光宗.美国社区养老模式借鉴[J].人民论坛，2012（15）：52-53

投笔从戎的故事范文第5篇

孙武之后，书香伊始

孙氏来源，据《中国姓氏寻根》记载有三支，其中一支出于齐国的田氏。田完六世孙田书，在齐国为大夫，因为伐莒有功，齐景公将乐安（今山东博兴县）赐封给他，并赐姓孙。著名军事家孙武就是田书的孙子。孙武的后人孙膑也是著名军事家。孙膑的儿子孙胜，曾在秦国为将，传40世至孙万登。孙武即是孙立人之祖。

孙万登在唐时曾官至金吾上将军。906年，孙万登奉令率军沿赣东进入皖地，屯军徽州休宁。不久，唐亡，孙万登无主可从，无令可奉，遂率部在休宁定居并选派军中身体强壮、精于农事的士卒就地辟荒耕耘。据《龙舒孙氏家谱》记载，孙万登定居休宁后，安居乐业，人丁兴旺。经历宋、元两朝，到明朝宣德三年，居住在休宁、祁门、款、黯四县的孙氏人口总数已超2万人。这些人皆尊孙万登为孙氏始祖，也有的称孙万登为“休宁一世祖”。

孙正仁是孙万登的第33代孙。清雍正初叶，孙正仁带全家到达庐州府舒城县东乡三河镇南岸定居。到孙立人时，已是第8代。

龙舒孙氏可称得上是书香世家。据《续修庐州府志・世族表》和光绪丁未年《续修舒城县志》记载，正仁公的后人中出有进士3人，举人3人，贡生3人，太学生7人，庠生4人，三品、六品军功做官的9人。而清代舒城一县仅出有进士13人，孙家就占了3人。

祖父迁户从商，父亲捉笔从文

孙炳炎是孙立人的祖父，在当地是很有影响的秀才。咸丰三年10月中旬，太平军攻下庐州后，在三河建城踞守。孙炳炎投奔时任杭嘉湖兵备道的堂叔孙观。待战事平息，孙炳炎回到三河，看到好端端的家被战火烧得只剩下断垣残壁，无奈只好举家移居庐江北乡金牛镇山南重建家园及孙氏宗祠。

移居后，孙炳炎着意经商，凭借显赫的家世和手中留存的家资，不几年就成为当地巨富。

孙炳炎生有3子，除长子臻泽过继给长兄德蕙外，次子熙泽、三子春泽均留在身边。 孙立人的父亲就是次子孙熙泽，生于同治八年，字焕庭，光绪甲午年举人。由于他中年蓄须，胡长且粗黑，当地人称“孙二胡子”。

孙熙泽在“江南乡试”中举时才26岁；朝廷派他去担任福建龙泉县教谕，他却以母亲年老拜辞，想必是年少得志，志不在此。光绪二十六年，孙熙泽参加进士考试，名落孙山。失意回乡后，与长兄臻泽共同编纂《续修舒城县志》。之后，孙熙泽曾被授为山东候补知县，济南、烟台地方审判厅丞，署理登州知府等职。光绪三十年，徐世昌创办青岛警察学堂，孙熙泽应邀出任总监，家眷也随着迁往青岛。民国元年，孙熙泽举家由青岛迁往北京，得皖籍军政要人相助，曾任山东全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国会议员、总统府谘议、中华大学副校长等职。民国十年，许世英主持皖政，特邀孙熙泽回皖任职。

孙熙泽的原配是金牛旺族方家的小姐。他与方氏育有三子（同人、立人、衡人）和三女（静人、作人、之人）。

孙立人在山东：

与德国人的第一次交锋

孙立人出生在1900年，当是时，满清已入耄耋之年，日薄西山。

6年后，孙立人进入私塾学校，如果大清的龙脉还能继续绵延，他就会像他的父辈们一样，沿着秀才、举人、进士的道路一直走上去，按照孙立人的天赋和努力，他最后一定会头戴花翎，脚蹬高靴，官拜御史大夫或者钦差大臣，甚至还会走得更高。

然而，1912年，大清王朝轰然坠落。学生们此后不再学之乎者也，而改习西学。这一年，孙立人随父到山东青岛，进入了一家德语学校就读。

现在，能够找到的最早关于孙立人的记载，是他在青岛上学的一个故事。有一次，孙立人在海边捡到一个漂亮石头，几个德国人想要，他不给，被打了两个耳光，石头也被抢走了。“这件事是我终生的一个耻辱。”60多年后，孙立人说。

那种情势下，幼小的孙立人肯定是打不过德国孩子，尽管孙立人明白这一点，但他还是冲上了，这反映出他从小就具有勇敢和正义的品质。他在遭到德国孩子打了耳光后，没有像莽夫一样冲上去拼命，这又能看出他懂得隐忍以行，审时度势。被打后不流眼泪，反映了他倔强和不服输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