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的代表作范文第1篇

关键词：唐代宗；王维；应制诗；庄园诗

abstract：wang wei was favorably commented as “the poet of poets” by emperor of daizong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emperor's appreciation of wang wei didn't represent only an ordinary reader's comment of an average poet but showed also the current supreme ruler's political attitude to and aesthetic interest in literary writing. in terms of imperial politics，wang's graceful and harmonious poems stood for a novel style of classics in the eyes of the emperor while in terms of everyday life，his poetry reflected the aesthetic norm and artistic taste of the aristocracy in the prosperous phase of the tang dynasty. as a result，of all poets in this historical period，wang wei was the only one that fell in with the political requirement and aesthetic expectation of the feudal rulers and their government.

key words：emperor of daizong in the tang dynasty；wang wei；imperially assigned poem；pastural poetry

面对同一位诗人及其诗歌创作，后世读者会做出截然不同的评价。就王维诗歌而言，后人的评价多是肯定性的，但也有否定性的看法。肯定也有程度上的差异：或以为王维在盛唐时代无人能及，唐代宗在《答王缙进王维集表诏》中誉之为“天下文宗”，据吴乔《围炉诗话》载唐时流行有“王维诗天子，杜甫诗宰相”的说法；或以为王维可以与李白、杜甫鼎足而立，徐增《而庵诗话》曰：“诗总不离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于人才得王摩诘。”后人将李白、杜甫、王维分别誉之为诗仙、诗圣、诗佛；或认为王维没有资格与李白、杜甫并列。陆时雍《诗境总论》曰：“世以李杜为大家，王维、高、岑为傍户，殆非也。”在今人的文学史中，多把李白与杜甫并列为中国古代诗歌天空中的双子星座，将王维与孟浩然并列为田园山水诗派的代表。否定性的评价可以朱熹和方东树为代表，魏庆之《诗人玉屑》载朱熹之言曰：“王维以诗名开元间，遭禄山乱陷贼中，不能死，事复平，幸不诛。其人既不足言，词虽清雅，亦萎弱少气骨。”方东树《昭昧詹言》曰：“辋川之于诗，亦称一祖。……然愚乃不喜之，以其无血色性情也。称诗而无当于兴观群怨，失《风》《骚》之旨，远圣人之教，亦何取乎?”

如何理解这种评价上的差异呢?西方接受美学认为，文学史乃是文学作品与不同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相互交融的结果。“期待视野”决定着读者对作品的取舍标准和基本态度。“所谓‘期待视野’，实际上是指在阅读一部文学作品时，读者原先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欣赏水平和要求，在具体阅读中，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审美尺度。”[1]在影响读者群之阅读动机、接受心态和评价尺度的诸多因素中，读者的社会地位至关重要。读者的价值取向、审美观念莫不与其社会地位相系。从社会地位的角度看，帝王权贵、文人雅士与庶民百姓之间必然会有审美观上的差异。

在王维诗歌接受史上，唐代宗是一位特殊的读者。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代宗好文，常为(王)缙曰：‘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常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王缙《进王维集表》云：“臣兄文词立身，行之余力，常持坚正，秉操孤贞，纵居要剧，不忘清静，实见时辈，许以高流。至于晚年，弥加进道，端坐虚室，念兹无生。……”唐代宗《答王缙进王维集表诏》曰：“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历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长揖《楚词》。调六气于终篇，正五音于逸韵。泉飞藻思，云散襟情。诗家者流，时论归美，诵于人口，久郁文房，歌以国风，宜登乐府。旰朝之后，乙夜将观。石室所藏，殁而不朽。柏梁之会，今也则亡，乃眷棣华，克成编录。声猷益茂，叹息良深。”据王缙《进王维集表》可知此表上于宝应二年(763)正月七日。代宗于宝应元年(762)四月即位，到宝应二年正月，只有八九个月时间。这八九个月对于代宗而言、对于大唐帝国而言都不是一段轻松的日子。宝应元年四月五日，太上皇唐玄宗去世，同月十八日唐肃宗去世。代宗即位之时，宦官李辅国、程元振把持朝政，碍于政治情势，代宗不得不在五月任命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此时，安史之乱还没有最后平定，史朝义叛军包围宋州数月。八月，浙江起义军袁晁攻占台州、越州等地。十月，唐军收复东都洛阳。这一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吐蕃攻陷临洮、成渭等州。在藩镇势力猖狂、宦官气焰嚣张、农民起义时有发生的即位之初，代宗为何时常会提到一位已经故去的诗人呢?

从普通读者的角度看，王维诗歌在少年代宗的脑海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在代宗33年的人生中，王维是当时名气最大的诗人。代宗生于开元十四年(726)，到天宝元年(742)时他已经16岁了，他常和其他诸侯王一起欣赏王维的乐章。开元二十九年(741)代宗被封为广平王，至德二年(757)进封为楚王，乾元元年(758)改封为成王，四月册为皇太子。在他成为皇太子的次年，王维去世。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当朝皇帝，他的“期待视野”自然不同于普通读者。普通读者的“期待视野”主要属于审美期待，而帝王的期待则含有政治因素；如果说普通读者的“期待视野”主要是一种个人期待，帝王的“期待视野”则同时含有“天下”成分。因此，代宗对王维的高度重视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拟探究代宗推许王维为“天下文宗”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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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宗誉王维为“天下文宗”，预示王维将“殁而不朽”，其中也包含着对其人格的肯定。代宗《增修学馆制》曰：“修文行忠信之教，崇祗庸孝友之德，尽其师道，乃谓成人。然后扬于王庭，敷以政事，徵之以理，任之以官，于周行，莫匪邦彦，乐得贤也，其在兹乎!朕志承理体，尤重儒术，先王设教，敢不虔行。”此制提出的用人标准也是历代统治者的共识，它首先要求士人自觉地接受儒家传统道德的教育，培养出“文行忠信”、“祗庸孝友”的人格，继而要求人才“扬于王庭，敷以政事”，忠心服务于封建帝国。

在政治生活中，王维终生奉行“文行忠信之教”。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他先后担任了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吏部郎中、给事中、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尚书右丞等官职。在不同的任内，王维都能够做到兢兢业业，恪尽职守。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序》说：“(王维)天机清妙，与物无竞，举人事之升沉得失，不以胶滞其中。”王维在《酬郭给事》中所描写的“晨摇玉佩趋金殿，夕奉天书拜琐闱”也正是他自己朝廷生涯的形象反映[2]。正因为如此，代宗才誉其“位历先朝，名高希代”，王缙才敢于用“常持坚正，秉操孤贞”8个字来评价其兄的官场生涯。后人对王维的诟病主要集中在出任伪职一事上，按照儒家的价值观，士人在危难时刻应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旧唐书·王维传》云：“禄山陷两都，玄宗出幸，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贼平，陷贼官三等定罪。维以《凝碧诗》闻于行在，肃宗嘉之。会缙请削己刑部侍郎以赎兄罪，特宥之，责授太子中允。”如果王维是唐帝国的叛徒，其行为不可宽恕，那么最为痛恨他的人首先应该是肃宗。面对失节的王维，肃宗嘉其诗，事后“特宥之”，稍后的代宗也没有对其人品提出异议。杜甫《奉赠王中允维》曰：“共传收庾信，不得比陈琳。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身。”也对王维表现出深刻的理解和同情，充分肯定了王维对皇帝的忠贞。

在人伦道德领域，王维“崇祗庸孝友之德”。《旧唐书·王维传》云：“事母崔氏以孝闻。与弟缙俱有俊才，博学多艺亦齐名，闺门友悌，多士推之。……居母丧，柴毁骨立，殆不胜丧。”王维为孝敬母亲而购置了辋川别业，其《请施庄为寺表》说：“臣亡母故博陵县君王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疏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臣遂于蓝田县营山居一所。”王维对弟妹也非常友爱。在《偶然作》中他写出：“日夕见太行，沉吟未能去。问君何以然，世网婴我故。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他写给弟妹的诗歌为数不少，如《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林园即事赠舍弟》、《山中示弟等》、《山中寄诸弟妹》等，他的《责躬荐弟表》受到了肃宗的褒扬。《旧唐书·王维传》云：“临终之际，以缙在凤翔，忽索笔作别缙书，又与平生亲故作别书数幅，多敦厉朋友奉佛修心之旨，舍笔而绝。”亲情，让王维至死难以割舍。对于朋友和同僚，王维从不恃才傲物，以仁厚之心待人处世。他与孟浩然、裴迪等人之间的友谊感人至深。晚年时，与杜甫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杜甫《奉赠王中允维》曰：“中允声名久，如今契阔深。”王维能够设身处地为朋友考虑，他总是给仕途得意的朋友以鼓励，给人生失意的朋友以安慰。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序》曰：“即有送人远适之篇，怀古悲歌之作，亦复浑厚大雅，怨尤不露。苟非实有得于古者诗教之旨，焉能至是乎?”

王维思想上具有明显的佛教色彩。《旧唐书·王维传》云：“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佛教禅宗的思想也直接影响了王维的诗歌创作。以安史之乱为界，佛教对王维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乱前，主要表现为诗人对佛教超越之境的向往；乱后，主要是对自己“失身”的忏悔。后期王维所表现出的内省精神、忏悔意识，在最高统治者眼里也是值得嘉许的。同时，王维也不排斥道家和道教思想，他在《奉和圣制庆玄元皇帝玉像之作应制》中表示：“愿奉无为化，斋心学自然。”唐代统治者提倡三教合一的思想，在思想上与最高统治者保持了基本一致。

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序》曰：“唐时诗家称正宗者，必推王右丞。”王维之所以被视为诗坛正宗，原因是多方面的。王缙曰：“实见时辈，许以高流。” 杜甫《解闷》曰：“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蔓寒藤。”天宝年间殷所编的《河岳英灵集叙》云：“粤若王维、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此集便以‘河岳英灵’为号。”该集收录王维诗歌15首，李白诗歌13首。殷对李白、高适等人都有人格或道德方面的不满言辞，说李白“性嗜酒，志不拘检”，说高适“性拓落，不拘小节”，但他对王维为人为文皆没有提出批评。

王维善于学习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代宗“抗行周雅，长揖《楚词》”云云，不仅以王维为正宗，而且隐含着以王维诗作为盛唐时代的新经典之意。顾起经《王右丞诗集笺注小引》云：“语盛唐者，惟王、孟、高、岑四家为最。语四家者，惟右丞为最。其为诗也，上薄《骚》、《雅》，下括汉魏，博综群籍，渔猎百氏。”王维的诗歌题材广泛，涉及了应制、山水、游览、寄赠、酬答、过访、行旅、饯别、哀悼等范围，尤其是在山水、应制、送别等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代宗说王维诗歌“泉飞藻思，云散襟情”，就是对其山水之作的肯定。王维在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绝句、六言诗及骚体诗等体式上皆取得了突出成就。代宗诏书中说他“正五音于逸韵”，强调了王维诗歌在声律方面的贡献。

刘勰《文心雕龙·征圣》曰：“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可见，“雅丽”是许多古代诗人共同追求的审美标准。胡应麟将盛唐诗歌特征概括为“秀丽雄深”，他在《诗薮·内编》卷4中说：“盛唐一味秀丽雄深。杜则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肥瘦，靡不毕具，参其格雕，实与盛唐大别。”在盛唐诗人中，李白峻急飘逸，杜甫悲凉沉郁，王维浑厚秀雅。李白为人个性张扬，这种性格特征难以为统治者所喜欢。杜甫诗歌感时伤事，歌哭万端，充满了忧患意识，属于盛唐时代的变风变雅之作。但在许多人的眼里，王维具有中正平和、儒雅谦退、文质彬彬的人格特征。相较之下，王维诗歌最接近“雅丽”和“秀丽雄深”的标准。殷《河岳英灵集》曰：“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著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李因培《唐诗观澜集》曰：“右丞诗荣光外映，秀色内含，端凝而不露骨，超逸而不使气，神味绵渺，为诗之极则，故当时号为‘诗圣’。”王维诗歌雍容大度，浑厚典雅，秀色内含，充分表达了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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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的诗歌创作，从内容上看，既有清庙之作，也有山林之作；从艺术风格上看，既有高华之作，也有清远之作。徐献忠《唐诗品》曰：“右丞诗发秀自天，感言成韵，词华新朗，意象幽闲。上登清庙，则情近圭璋；幽彻丘林，则理同泉石。言其风骨，固尽扫微波；采其流调，亦高跨来代。”叶燮《原诗》曰：“右丞五言律有二种：一种以清远胜，……一种以雄浑胜。”施补华《岘佣说诗》曰：“摩诘七律，有高华一体，有清远一体，皆可效法。”纵观王维接受史，也有一些读者把王维看做“侍从酬奉”者，例如《新唐书·文艺传》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若侍从酬奉则李峤、宋之问、沈亻全期、王维，……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其可尚已。”独孤及《唐故左补阙安定黄甫公集序》曰：“沈宋既殁，而崔司勋颢、王右丞维复崛起于开元、天宝之间。”可是，从整体上看，在王维研究中，特别是在20世纪以来的研究中，对其应制诗评价不高，重视不够。

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卷2云：“应制诗非他诗比，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于典实富艳耳。”初唐诗歌染有六朝诗歌中的雕饰艳丽之弊，在应制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王维以前，应制诗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嬗变阶段，出现了许敬宗、宋之问、沈亻全期等著名的应制诗人。初唐宫廷诗人大都自觉的把自己看做御用文人，把写作奉和应制诗视为自己的天职。他们揣摩皇帝的心意，阿谀奉迎，诗歌中缺乏个性色彩。开元贤相张说、张九龄也写有许多应制诗，应制诗在二张的手中有了一定改变，部分诗中凸现出了独立的人格。继二张之后，王维开创了应制诗的新天地，成为唐代应制诗的集大成者。正如吴乔《围炉诗话》所说：“应制诗，右丞胜于诸公。”

王维的应制诗，以皇帝为中心，描写了皇帝和身边大臣的各种活动，既有朝会之作、游览之作，也有宴饮之作、送别之作等。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云：“绛帻鸡人送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声归向凤池头。”此诗写于乾元元年春天，是对贾至的和作，同时和作的还有杜甫、岑参。吴火廷《唐诗选胜直解》曰：“应制诗庄重典雅，斯为绝唱。”胡震亨《唐音癸签》曰：“《早朝》四诗，名手汇此一题，觉右丞擅场，嘉州称亚，独老杜为滞钝无色。”胡应麟《诗薮·外编》说：“初唐七言律褥糜，多谓应制使然，非也，时为之耳。此后《早朝》及王、岑、杜诸作，往往言宫掖事，而气象神韵，迥自不同。”颔联写出了大唐之盛，可惜开天盛况在乾元年间已经不复存在，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出王维对开天盛世的向往之情。有时，皇帝会与宰臣们登高望远，为国泰民安而欣喜。其《奉和圣制登降圣观与宰臣等同望应制》云：“山川八校满，井邑三农竟。比屋皆可封，谁家不相庆。……渭水天边映。佳气含风景，颂声溢歌咏。端拱能任贤，弥彰圣君圣。”在皇帝组织的宴会上，君臣欢娱，饮酒赋诗，其乐融融。其《奉和圣制赐史供奉曲江宴应制》云：“侍从有邹枚，琼筵就水开。言陪柏梁宴，新下建章来。对酒山河满，移舟草树回。天文同丽日，驻景惜行杯。”[2]其《奉和圣制与太子诸王三月三日龙池春禊应制》云：“明君移凤辇，太子出龙楼。赋掩陈王作，杯如洛水流。金人来捧剑，画益鸟去回舟。苑树浮宫阙，天池照冕旒。宸章在云表，垂象满皇州。”[2]当大殿上长出了“灵芝”、天空中飘浮着“瑞气”的时候，他们会热烈欢呼。其《大同殿生玉芝龙池上有庆云百官共睹圣恩便赐宴乐敢书即事》云：“欲笑周文歌宴镐，遥轻汉武乐横汾。岂知玉殿生三秀，讵有铜池出五云。陌上尧樽倾北斗，楼前舜乐动南薰。共欢天意同人意，万岁千秋奉圣君。”[2]其《奉和圣制天长节赐宰臣歌应制》云：“德合天兮礼神遍，灵芝生兮庆云见。”[2]

如果说以上诗篇依然沿袭着初唐以来同类诗歌的内容，那么王维的另外一些诗篇则显示了诗人独特的个性。其《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是一幅帝城雨中春望图，诗云：“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玩物华。”[2]黄生《唐诗摘钞》曰：“风格秀整，气象清明，一脱初唐板滞之习。初唐逊此者，正是才情不能运其气格耳。”尾联的规劝之意符合封建诗教的温柔敦厚之旨，所以得到了沈德潜的推崇，他在《唐诗别裁集》中说：“应制诗应以此篇为第一。结意寓规于颂，臣子立言，方为得体。”其《奉和圣制送不蒙都护兼鸿胪卿归安西应制》云：“上卿增命服，都护扬归旆。杂虏尽朝周，诸胡皆自郐。鸣笳瀚海曲，按节阳关外。落日下河源，寒山静秋塞。万方氛息，六合乾坤大。无战是天心，天心同覆载。”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借“天心”传达了自己的反战思想。

此外，在王维的边塞诗中也有一些“赞圣朝之美”的诗歌。其《出塞作》云：“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度辽。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方东树《昭昧詹言》曰：“前四句目验天骄之盛，后四句侈陈中国之武，写得兴高采烈，如火如锦。……浑灏流转，一气磅礴，而自然有首尾起结章法，其气若江海之浮天。”其《从军行》云：“尽系名王颈，归来报天子。”其《少年行》写咸阳游侠少年们的报国精神。“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等句慷慨激昂；“天子临轩赐侯印，将军佩出明光宫”等句气宇轩昂。

以上诗歌既有对帝王之都周边环境的描写，也有对大唐声威的张扬；既有对皇帝圣明的歌颂，也有对臣下忠心的剖白。盛唐时代的繁盛空前绝后，王维写作应制诗的才能举世无双。是盛唐时代催生了王维的应制诗，王维的应制诗充分地再现了盛唐之盛，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庄重典雅，气格雄深，高华精警的清庙之歌，它们深刻表现出大唐帝国国力的强盛，皇都的气象，大国的风范，君臣的和谐，也表达了自己对于帝王的赤胆忠心。应该说，在所有诗歌中这是让统治者最为赏识的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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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维研究中，人们习惯上认为王维在张九龄罢相之后，对朝廷政治失望，对李林甫集团不满，从此不再关心世事，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就是用沉浸山水自然来逃避政治，对抗现实。其实，这种看法是似是而非的。在古代中国很早就有《后汉书·逸民传》中所谓“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的隐士，在晋宋易代之际，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毅然挂冠归去了；谢灵运在永嘉太守任内也辞别官场，回到始宁庄园隐居。陶谢此时的行为的确有与统治者分庭抗礼之意。但是，半官半隐的王维不仅对最高统治者——皇帝从来没有决裂之意，即使是对自己不满的宰相李林甫也始终虚与委蛇，不敢与之决裂。在张九龄罢相之后，王维《寄荆州张丞相》云：“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对张九龄表现出真挚的思念。但与此同时，王维又有《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颂扬李林甫，诗云：“谋犹归哲匠，词赋属文宗。司谏方无阙，陈诗且未工。长吟吉甫颂，朝夕仰清风。”王维与李林甫的亲信苑咸过从甚密，有《苑舍人能书梵字，兼达梵音，皆曲尽其妙，戏为之赠》、《重酬苑郎中》等诗与之交往。读者或以为《重酬苑郎中》中的“丞相无私断扫门”是对李林甫的讽刺，其实未必，正如陈贻火欣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他不满意不良政治倾向，不满意李林甫，但也不能不去歌功颂德。他不愿巧谄以自进，但又不干脆离去。他不甘同流合污，但又极力避免政治上的实际冲突，把自己装点成亦官亦隐的‘高人’，始终为统治者所不忍弃。”[3]正因为王维奉行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也由于他长期漂浮在社会上层，因此他对当时的社会危机没有杜甫那样深切的体会和清醒的认识。

王维走向山水、写作山水诗的重要原因并不在于逃避政治的黑暗。相反，王维山水诗的写作与统治者的热衷庄园山林密切相关。据《新唐书·食货志》载“自王公以下，皆有永业田”。从初唐开始，许多宫廷诗人都写到了园林别墅中的风光景致，可以说是初盛唐时代的庄园别墅之风促进了山水诗的发展。在帝王的鼓励下，一些台阁重臣们会时常组织山池宴集，据《旧唐书·杨师道传》载，贞观年间，侍中杨师道退朝之后，“必引当时英俊，宴集园池，而文会之盛，当时莫比。……太宗每见师道所制，必吟讽嗟赏之。”刘洎《安德山池宴集》云：“已均朝野致，还欣物我齐。”赞赏杨师道将朝臣与山野合二为一。唐中宗游幸世家望族韦嗣立的山庄，封韦嗣立为“逍遥公”，称其山庄为“逍遥谷”。张说《东山记》云：“韦公，体含真静，思协幽旷，虽翊亮廊庙，而缅怀林薮，东山之曲，有别业焉。……兹所谓丘壑夔龙，衣冠巢许。”《唐诗品》云：“开元之际，君臣悦豫，饯别临流，动纾文藻，而感旧瞩芳，探奇校猎，情欣所属，辄有命赋。”唐玄宗《王屋山送道士司马承祯还天台》云：“江湖与城阙，异迹且殊伦。间有幽栖者，居然厌俗尘。林泉先得性，芝桂欲调神。”对幽栖者的林泉生活不胜歆羡。玄宗还有《同二相已下群臣宴乐游园》等写自己与臣下的山林之乐。朝廷大臣们也多向往“丘壑夔龙，衣冠巢许”的生活方式，李颀《裴尹东溪别业》云：“公才廊庙器，官亚河南守。别墅临都门，惊湍激前后。旧交与群从，十日一携手。幅巾望寒山，长啸对高柳。……始知物外情，簪绂同刍狗。”储光羲《同张侍御鼎和京兆萧兵曹华岁晚南园》云：“公府传休沐，私庭效陆沉。方知从大隐，非复在幽林。”钱起《宴崔驸马玉山别业》云：“满朝辞赋客，尽是入林人。”利用政务之余走向山林，退朝之后休憩山庄，成为在唐代官员中盛行的风气。在他们眼里，山林生活是朝廷生涯的一个组成部分，山水诗是宫廷文学的自然延伸。王维很早就周旋在这个圈子里，从一定意义上说，王维山水诗是唐代帝王和权贵生活的记录，王维诗歌再现了上层贵族的林泉之趣。《旧唐书·王维传》云：“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前面提到的“逍遥谷”等庄园也是王维时常光顾之地，王维集中有许多描写贵族的山林生活的作品。其《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宴集序》记载了开元二十五年三月的一次集会中，诗人说：“逍遥谷天都近者，王官有之，不废大伦，存乎小隐。迹崆峒而身拖朱绂，朝承明而暮宿青霭，故可尚也。”[2]这正是王维所理解的半官半隐。其《同卢拾遗过韦给事东山别业二十韵》云：“谒帝俱来下，冠盖盈丘樊。……鸣玉满春山，列筵先朝暾。”这些山水描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帝国的富足安适，祥和宁静，折射了盛唐时代高级士大夫阶层悠然闲雅的生活方式。

相较于在他人别业中的盘桓，王维山水诗更多的还是在写自己的辋川别业。《旧唐书·王维传》云：“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尝聚其田园所为诗，号《辋川集》。”据《陕西通志》载：“(辋川)川口为两山之峡，路甚险狭，过去豁然开朗，村墅相望，蔚然桑麻肥沃之地，四顾山峦掩映，似若无路，环绕而南，凡十三区，其美愈奇。王摩诘别业在焉。有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等二十景。维日与裴迪游咏其间。”据王维在《辋川集》中的描写，这里“北湖水北，杂树映朱阑。逶迤南川水，明灭青林端”。他不仅与裴迪互相唱和，完成了庄园山水诗的代表作《辋川集》，还画有表现别业一代景色的名作“辋川图”。

王维的山水诗不染有官场的气息，他诗意的栖居在庄园山水中。其《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云：“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其《山居秋暝》云：“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其《归嵩山作》云：“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其《终南别业》云：“兴来美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人和自然合二为一，隐逸与山水对许多人而言，可能是附庸风雅。在王维是一种生命体验，是一种生存方式，他从山水中获得了道。半隐是官场生活的一种补充，半隐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仕宦。王维的一些山水诗喜欢描写“空”、“静”的境界，胡应麟《诗薮》曰：“如‘人闲桂花落’、‘木末芙蓉花’，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许学夷《诗源辨体》曰：“摩诘五言绝，意趣幽玄，妙在文字之外。……摩诘胸中渣秽净尽，而境与趣合，故其诗妙至此耳。”这样的空寂境界远离红尘，没有人间的烟熏火燎之痕，诗人自己超然物外，似乎与现实没有任何关系。其实，且不要说这样生活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作后盾，单说此一审美境界，它需要一定的思想深度和艺术修养才能领会把握，无疑，它是属于贵族阶层的精神世界。

施补华《岘佣说诗》云：“摩诘五言古，雅淡之中，别饶华气。故其人清贵；盖山泽间仪态，非山泽间性情也。”其实不仅是王维的五言古诗，王维所有的山水诗中都具有一定的清贵气。正因为王维诗歌再现了统治者阶层对山水的审美情趣。这也是代宗为首的贵族集团欣赏王维山水诗的重要原因吧。

概之，代宗对王维的评价不是一个普通读者对一位普通诗人的看法，这一评价折射了当时最高统治者对文学创作的政治态度和审美情趣。从朝廷政治的角度看，典雅平和的王维诗歌是代宗眼里的新经典。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王维诗歌反映了盛唐时代贵族阶层的审美标准和艺术趣味。从而可以说在盛唐诗人中，只有王维才最符合封建帝王及其政权对文学的政治要求和审美期待。

[参考文献]

[1] 姜建国.论尧斯接受美学中的“期待视野”[j].社会科学辑刊，1992(6)：119.

王维的代表作范文第2篇

关键词：皎然；诗式；王维；诗歌；接受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6—0144—05

作者简介：李本红，女，学术界杂志社副编审（合肥230009）。

在唐代大历诗坛，皎然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的诗僧身份、他对当时主流诗风的批评态度和他身处江南之偏而名动朝野的影响以及在诗歌理论方面的重要建树都使他成为当时诗坛上的关键人物。关于皎然对王维诗歌的接受，赵昌平先生在《从王维到皎然——贞元前后诗风演变与禅风转化的关系》①一文中，对皎然诗歌创作在禅宗观照方式上与王维一脉相承的关系作了深入精微的探讨和论述。本文不再重复赵昌平先生的研究，而是着重从皎然的诗论入手，通过皎然对大历诗风的纠偏以及在此背景下对王维诗歌艺术的独特体认，探讨皎然的诗歌创作理论对王维诗歌接受史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一

皎然主要活动于大历、贞元年间，和大历诗坛的主流诗人多有交往。然而皎然对大历诗风的态度却十分独特。在诗歌创作要求的某些方面，皎然和大历诗人有一致之处，如对“清丽”风格的崇尚和对修辞格律的重视。但是，他也对大历诗风刻意追求藻饰雕琢之风和创作中的模式化倾向提出了切中时弊的批评；与此相应，他对王维诗歌的体认也与大历诗人有了不同的侧重和取向。

皎然自称谢灵运十世孙，对谢灵运后裔的身份引以为豪，并有志继承其祖的文学传统。大历诗坛上谢灵运、谢朓也是颇受尊崇的前代诗人，大历诗人诗中经常表达对二谢的称赏和向往。②以对二谢的共同推崇为基础，皎然和大历诗人共同表现出对“清丽”风格的崇尚。皎然诗中常有对“清诗”、“清境”的称道和嘉许，如“楚思入诗清，晨登岘山情”③；他也很重视诗歌的“丽句”对诗歌艺术魅力的体现，认为：“虽欲废词尚意，而典丽不得遗”④、“佳句传零雨，诗流许盛名”⑤。但是，皎然对“清丽”的提倡是建立在诗歌富有情兴意旨的基础之上。其《诗议》说：“夫诗工创心，以情为地，以兴为经，然后清音韵其风律，丽句增其文彩。”⑥他赞扬谢朓是“情致萧散，词泽义精，至于雅句殊章，往往惊绝”⑦。从他对谢灵运的称赞来看，也是更提倡谢灵运诗歌的高情远韵，把谢灵运作为具有“文外之旨”的首席代表。如在《诗式》中说：“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⑧赞《临池上楼》“识度高明”⑨，评“池塘生春草”高在“情在言外”，“明月照积雪”妙在“旨冥句中”⑩。因此对大历诗人缺乏真情远韵而又拘于清词丽句表示了不满，而有“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之讥，赵昌平先生认为皎然所批评的并不是因为大历诗人写了青山白云，而是“诗写芳草白云而无归隐真情，则虽精工却已体变而道丧，故称‘窃占’”。这一分析是符合皎然一贯主张的。

皎然并不反对诗歌创作的格律精工。如《诗式》卷四说：“五言之道，惟工惟精。”但他要求将丽藻修辞和高情逸兴相结合，以“情多、兴远、语丽为上”。沈、宋就因达到了这一标准而被皎然赞为“有律诗之龟鉴”、“诗家射雕之手”。因此，皎然反对创作中为声律辞藻所缚失却自然情致。其《诗议》中说：“律家之流，拘而多忌，失于自然，吾常所病也。”与对创作主体性情识度的重视相应，皎然对诗歌创作“句句趋同，篇篇共辙”，形成“意熟语旧，但见诗皮，淡而无味”的陈俗格套提出了批评，揭示了诗歌创作中众多的“古今相传俗”。例如：

送别诗，“山”字之中，必有“离颜”；“溪”字之中，必有“解携”。“送”字之中，必有“渡头”字。“来”字之中，必有“悠哉”。如游寺诗，“鹫岭”、“鸡岑”、“东林”、“彼岸”。语居士，以谢公为首，称高僧，以支公为先。

同时，皎然也对诗歌鉴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反感那种徒知采集秀句的浅俗之选，斥为“以诱蒙俗。特入瞽夫偷语之便，何异借贼兵而资盗粮，无益于诗教矣”。皎然的这些批评，对大历主流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拘于字句、刻意求工以及由此而致的模式化倾向都是有力的纠偏补弊。与此相应，皎然对王维诗歌的态度与大历主流诗人注重从艺术表现形式方面追步有所不同，主要表现为对王维诗歌内在义旨的深入推究。《诗式》卷一《重意诗例》评曰：

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

从皎然将“但见性情，不睹文字”作为至高境界来看，诗歌蕴含的“意”越多越好，直至无穷。因此，虽然只举出两重意、三重意、四重意的诗例，但是皎然对多重意的倡导之意甚明。王维“秋风正萧索，客散孟尝门”被皎然作为“两重意”示例，此联出自《送岐州源长史归》，该诗原注：“源与余同在崔常侍幕中，时常侍已殁。”句中以孟尝君喻幕主崔希逸，不仅表现了离别友人的伤感，还流露出对已故幕主崔希逸的崇敬怀念和哀挽之意以及失去倚靠后对前途的忧虑和凄惶之情。其感情蕴涵之深厚丰富已不仅“两重意”可束。皎然特地举出，表明对王维诗歌深刻意蕴的重视。从《重意诗例》评语可见，皎然提出“重意”的主张是有其针对性的。主要是对人们在学习和鉴赏诗歌时仅满足于表面文字的“浮浅之言”而忽视了诗歌中体现的“性情”即内在的深远义旨的纠偏。皎然在《诗式》中明确表达了他对学习借鉴前代文学的正确方式的看法。在卷一《三不同：语、意、势》条中，他提出了著名的“三偷”说：

偷语最为钝贼。如汉定律令，厥罪不书，应为酂侯务在匡佐，不暇采诗。致使弱手芜才，公行劫掠。若许贫道片言可书，此辈无处逃刑。其次偷意，事虽可罔，情不可原。若欲一例，诗教何设？其次偷势，才巧意精，若无朕迹，盖诗人阃域之中偷狐白裘之手。吾亦赏俊，从其漏网。

皎然的“三偷”说实际上是对诗歌创作中继承与创新问题的深入思考。“偷语最为钝贼”结合前面“瞽夫偷语之便”之讥可知，皎然认为从字句意象方面的照搬袭用是最缺乏才情和创造力的。因而，大历诗人普遍从句法意象和语言风格等表层仿袭追摹王维诗歌的做法显然为皎然所不满。从后面所举诗例来看，这里的“意”主要指艺术构思，“偷意”则是对前人艺术构思的套用，也缺乏创新。皎然最为认可的学习方式是“势”之同。《诗式》卷一《明势》中对“势”有具体的解释：

高手述作，如登衡巫，觌三湘、鄢、郢山川之盛，萦回盘礴，千变万态文体开阖作用之势。或极天高峙，崒焉不群，气腾势飞，合沓相属奇势在工。或修江耿耿，万里无波，欻出高深重复之状，奇势互发。古今逸格，皆造其极矣。

由此可见，“势”主要是指创作主体具有的高逸情志和深远识度，属于精神内蕴的层面。在皎然看来，如果深入到“势”的层次，达成与作者性情风神的沟通，就能在接武前贤的基础上自成面目。由此，皎然在借鉴学习王维诗歌的方式上也必然不同于大历诗人的做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皎然诗歌中的禅宗观照方式能够与王维的一脉相承，这与皎然对接受文学遗产所持的这种态度有密切关联。

二

皎然在《诗式》中最为推崇的诗人显然是其远祖谢灵运。《诗式》虽大量引用王维诗句为例，却未加具体评语。但是由于王维诗歌与二谢诗歌之间有密切渊源，皎然对二谢诗歌艺术精当准确的概括和分析，也十分切合王维的诗歌创作实际，对后世把握王维诗歌特征也很有启发意义。

主张诗歌创作中人工与自然的辩证统一，是贯穿《诗式》的核心思想。如前所述，皎然重视丽词佳句而要求有真情远韵，不废格律技巧而又要求出于自然。《诗式》中对这一主张有更为全面系统的论述。皎然对一代文宗谢灵运的评价是：“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这表明了其诗歌创作理想境界的标准是既出于真情，又精于技巧；既具动人美感，又不留斧凿痕迹。《诗式》的五格品诗就是以强调“真于性情，尚于作用”为指归。他赞许的“作用事”要求作者的性情通过精妙的艺术构思作用于外界物象。在《诗式》卷二总评中，皎然认为，孟浩然《岳阳楼》中的名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二句是“三字物名之句，仗语而成，用功殊少”、“自天地二气初分，即有此六字。假孟生之才，加其四字，何功可伐，即欲索入上流邪”？孟诗虽自然天成，但缺少自己的精思和创意，因此仍不入上品。由此可知，皎然心目中的上品应该是“性情”与“作用”的统一。皎然的这种创作思想契合着王维对诗画艺术的创作主张。集画家和诗人于一身的王维，其诗画创作思维是相通的。王维对绘画原理有明确的看法，其《代画人谢赐表》有云：“传神写照，虽非巧心；审象求形，或皆暗识。”这里的“巧心”和“暗识”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皎然诗论中“性情”和“作用”的关系相似。“巧心”是画家精妙的艺术构思，包含创意和灵感等个性因素；“暗识”是建立在平素对事物的细致观察基础之上形成的敏锐审美感觉和把握事物特征的高超能力。王维认为，仅凭主观虚构和臆造无法实现对外物“传神写照”的目的；他主张通过“审象求形”，即对物象的细致观照和逼真描写达到形似中见神似之超妙境界。这里就要求画家的“暗识”与“巧心”相结合。与皎然强调诗歌高品应该是诗人的真实情志（“性情”）和艺术创造力（“作用”）相结合的产物出于同一原理。“传神写照，虽非巧心；审象求形，或皆暗识”一语体现出了王维以刻画之工达传神之境的思想，与皎然以人工技巧而达自然之境的主张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实际上皎然的诗画创作理论也是以形似达神似。皎然有《观王右丞维沧洲图歌》，极力描写了王维所画《沧洲图》的生动逼真以至令人如临其境的特点。诗曰：

沧洲误是真，萋萋忽盈视。便有春渚情，褰裳掇芳芷。飒然风至草不动，始悟丹青得如此。丹青变化不可寻，翻空作有移人心。犹言雨色斜拂座，乍似水凉来入襟。沧洲说近三湘口，谁知卷得在君手。披图拥褐临水时，翛然不异沧洲叟。

皎然另有《观裴秀才松石障歌》，对画家笔下的松树“势与真松争”大加赞赏，也表达了同样的见解：

谁工此松唯拂墨，巧思丹青营不得。初写松梢风正生，此中势与真松争。高柯细叶动飒飒，乍听幽飗如有声。左右双松更奇绝，龙鳞麈尾仍半折。经春寒色聚不散，逼座阴阴将下雪。荆门石状凌玙璠，蹙成数片倚松根。何年蒨蒨苔粘迹，几夜潺潺水击痕。裴生诗家后来客，为我开图玩松石。对之自有高世心，何事劳君上山屐。

皎然和王维在艺术创作思维上的这些一致性，是皎然深入体认王维诗歌艺术特征的重要基础。郭绍虞先生认为皎然是先于司空图的王维诗论的代言人，可谓知言。

三

皎然的《诗式》是现存唐代第一部较为完整且具有系统性的诗学理论著作。《诗式》的主要内容是五格品诗。卷一《诗有五格》条将诗划分为五等：

不用事第一；作用事第二；直用事第三；有事无事第四；有事无事，情格俱下第五。

以下《用事》和《语似用事义非用事》等节又作了较为集中的阐述和评论，其后各取汉魏至唐代诗人的诗句为例，用具体诗例以示诗格高下之别，作为后学法式。王维诗歌作为“用事”诗例在《诗式》中大量出现，且所选篇目大都是后世称赏的名篇，共计16首之多，在入选的盛唐诗例中占绝对多数，分别出现在卷二《作用事第二格》、卷三《直用事第三格》和卷四《有事无事第四格》中。这表明了皎然对王维诗歌的熟悉程度以及对王维诗歌艺术构思和艺术创造方面特点的独特品鉴。然而，皎然对王维诗歌接受史更具启发意义之处，还在于他以对诗歌艺术审美特征的重视和阐发为特点的诗歌理论与王维诗歌创作思维和创作实践之间高度契合，因而有力地促进了后人对王维诗歌艺术特征的深入体认。《诗式》卷一《取境》中对诗歌创作中以人工之力达自然之境的思想有集中的评论：

或云：诗不假修饰，任其丑朴。但风韵正，天真全，即名上等。予曰：不然，无盐阙容而有德，曷若文王、太姒有容而有德乎？又云：不要苦思，苦思则丧自然之质。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有时意静神旺，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若神助。不然，盖由先积精思，因神旺而得乎？

对于诗坛上存在的“自然天真”和“苦思修饰”两种创作倾向，皎然认为单纯地强调哪一方面都有不足。他既不赞成毫无“作用”、原始状态下的自然天然，也反对一味雕琢、刻意求工。他主张通过“至难至险”的构思锻炼过程，达到貌似“不思而得”的境界。在这一原则下，他又对诗歌创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如：“诗有七至：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至近而意远，至放而不迂，至难而状易”；“诗有四不：气高而不怒，怒则失于风流；力劲而不露，露则伤于斤斧；情多而不暗，暗则蹶于拙钝；才赡而不疏，疏则损于筋脉”。这些观点都是以辩证的眼光倡导一种着意用力而不露痕迹的创作原则。实际上就是通过诗人的精心艺术创造，达到一种超奇的艺术化境。

在唐代诗人中，王维正是以有技巧而达无技巧境界的典型代表。王维的高超入妙在于能够以高度的天趣自然掩盖住人工雕琢的痕迹。唐人已对王维诗歌秀雅精致风格出于对技巧的用力因素有所认识。清人陈仅《竹林答问》中的一段对话，较有代表性地展示了后人对王维诗歌这一特点的认识：

问：“有谓作诗不须苦吟者，唐人‘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杨升庵极力贬之。然陈去非尝引‘蟾蜍影里清影苦，蚱蜢舟中白发生’，为诗须苦吟之证。二说不同何邪？”

答：“此说王渔洋尝论之。要之即一人之身，亦有此两种诗境：有时伫兴而就，不假思索；有时千辟万灌，力追无朕；迨其成也，同归自然。摩诘走入醋瓮，襄阳眉毛尽落。今其诗俱在，绝不识何篇为苦吟而得者，可以悟矣。”

从这番回答可见，即使是强调“神韵”的王士禛也是承认王维诗歌创作有“苦吟”成分的，只是王维诗歌的“着力”达到了“平淡自然”的至高成就。清人潘德舆指出：

一唱三叹，由于千锤百炼。今人都以平澹为易易，知其未吃甘苦来也。右丞“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其难有十倍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者。到此境界，乃自领之，略早一步，则成口头语，而非诗矣。

这段话强调了王维诗歌通过锤炼精工而达到平淡自然，因此内蕴浑厚。后人一味从疏宕平淡处摹仿王维而往往导致率意浅薄，就是忽视王维诗歌锻炼用意的一个有力的反证。如前所述，皎然《诗式》之论已经奠定了后世“工巧之至而入自然”之说的理论基础，因此有助于后人对王维诗歌这一重要特征的认识和把握。

《诗式》的另一理论贡献，是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境界说作了先导。同时，也为后人深入体认王维诗歌以独特意境创造为特征的艺术成就预设了理论背景。其“取境”说已经有了对因象立意的初步表述，实际上隐含了诗歌意境的创造。其《辨体有一十九字》更是概括了在不同性情和境遇作用下所获得的不同诗境：

高，风韵朗畅曰高。逸，体格闲放曰逸。贞，放词正直曰贞。忠，临危不变曰忠。节，持操不改曰节。志，立性不改曰志。气，风情耿介曰气。情，缘情不尽曰情。思，气多含蓄曰思。德，词温而正曰德。诫，检束防闲曰诫。闲，情性疏野曰闲。达，心迹旷诞曰达。悲，伤甚曰悲。怨，词调悽切曰怨。意，立言盘泊曰意。力，体裁劲健曰力。静，如松风不动，林狖未鸣，乃谓意中之静。远，如淼淼望水，杳杳看山，乃谓意中之远。

这些诗境的审美类型已经具有了诗歌风格的意味，在后来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中几乎都能够找得到，可见《诗式》在诗歌审美类型上对后来境界理论的开启意义。在这“十九字”之前，皎然还说明了诗境对诗歌整体风貌的决定作用：

评曰：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才性等字亦然。体有所长，故各功归一字。偏高、偏逸之例，直于诗体、篇目、风貌不妨。一字之下，风律外彰；体德内蕴，如车之有毂，众辐归焉。其一十九字，括文章德体，风味尽矣。

这就已经涉及到诗歌艺术风格形成内因的探讨，实际上是对殷璠兴象风骨兼备审美理想的深化和发挥。有了这样的理论支持，注定了皎然对王维诗歌艺术的借鉴就不会停留在意象构成和语言风格等浅表层次，而会进入禅悟和审美观照等创作思维上的更高层次。

由于皎然诗论具有上承殷璠、下启司空图的重要意义，因此有学者认为：“《诗式》的意义或价值主要并不在于开启中唐诗学，而在于为初唐以至盛唐的近体诗学作了理论上的总结。”结合皎然《诗议》、《诗式》的理论思想和王维诗歌艺术在创作思维和创作实践两方面的契合全面分析，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结论：如果说，王维诗歌可以作为盛唐诗歌的一个艺术创作的典范，那么也完全可以说，皎然的《诗议》、《诗式》通过深入、全面彰显王维等诗人诗作的美学价值，当之无愧成为盛唐诗学理论总结的一个典范。

王维的代表作范文第3篇

摘 要：王维诗歌的传播是多元化路径的整合传播，主要有以歌为主的口语传播、以书为主的文字传播和偏向时间的碑、壁传播。这些路径各有特色，相互整合，形成了王维诗歌独特的传播模式。此外，整合传播也说明，王维诗歌并不是单一传播的，其文、其画、其人都在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王维诗歌 传播路径 整合传播

王维诗歌的传播并非只有单一的传播路径，而是多种路径的整合传播。柯卓英在她的博士论文《唐代的文学传播研究》中写道：“唐代的媒介文化是建立在口语、文字文化基础之上，以卷轴和碑石为主要特点的卷轴文化及碑文化……”[1]（P5）可惜王维卷轴真迹今已难觅，文献记载少之甚少。故王维诗歌在唐代的传播路径研究只能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以歌为主的口语传播

王维诗歌多被传唱，其中最有名的是《送元二使安西》，又名《渭城》《阳关》。中晚唐时期也有多位诗人提及此诗。其中提及次数最多的当数白居易，他共有五首诗提及《送元二使安西》。此外，还有刘禹锡《与歌者何戡》：“旧人唯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张祜《听歌二首》：“不堪昨夜先垂泪，西去阳关第一声。”李商隐《饮席戏赠同舍》：“唱尽阳关无限叠，半杯松叶冻颇黎。”可见其歌诗传播时间之久、范围之广。除受历代文士的追捧，唐代宗亦在王缙《进王右丞集表》后书《批答手敕》中说：“诵于人口，久郁文房，歌以国风，宜登乐府。”[2]（P510）描绘了王维诗歌在唐代被传唱的盛况。由此看来，王维歌诗之美誉由来已久。这与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密不可分。

其一，天时。《集异记》记载了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位士人“旗亭画壁”[3]（P11-12）的典故，任华《寄李白》一诗也描绘了李白之诗广为传唱的盛况：“新诗传在宫人口，佳句不离明主心。”[4]（P2895）这说明，盛唐注重歌诗创作，且这股创作热情普遍蔓延于中下层人士，这为盛唐歌诗融入了更多趣味性元素；但盛唐依旧是个标榜雅正的时代，因此只有符合“词秀调雅”和“在泉为珠”双重要求的歌诗才能进入上流社会并被广泛传唱。其二，所谓地利，便在于王维少时游历长安，长安是唐代的首都，亦是歌辞创作与歌诗传唱的繁荣地，王维生活于此，当属近水楼台。其三，所谓人和，是指王维自身的艺术才能和诗歌造诣成了他歌诗传播的首要条件。《集异记》即记载了他通过岐王面见贵公主，并以一曲自创的《郁轮袍》得公主青睐，终科场得意。这虽有夸张成分，但王维在音乐上的艺术才能可见一斑。此外，王维游历长安期间结交了王孙贵胄，并与他们保持着密切往来，也是其歌诗得以传唱的必要条件。《旧唐书》卷一九〇记载：“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5]（P5052）换句话说，“正是由于上流社会的欣赏，使王维成为当时的艺术明星，也使他在京城高层社交圈子里如鱼得水。”[6]（P103）在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王维的歌诗得以进入上流社会，广为传唱。

二、以书写为主的文字传播

唐代有关王维诗歌的文献资料颇丰，大致可分为两类：诗集、诗选，且以诗选为主。这些资料以文字的形式呈现，是王维诗歌传播过程中最为主流且有效的传播途径；且诗选家作为意见领袖，所发表的言论不仅具有代表性，也主导了受众对王维诗歌的认知，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传播学价值。

（一）诗集存世

王维存世的诗集并不多。他与裴迪在辋川别墅相互酬唱并将诗集编辑成册：

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尝聚其田园所为诗，号《辋川集》。[5]（P5052）

此外，《旧唐书》还记载了王缙为其兄王维编辑作品集之事：

代宗时，缙为宰相，代宗好文，常谓缙曰：“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缙曰：“臣兄开元中诗百千余篇，天宝事后，十不存一。比于中外亲故间相与编缀，都得四百余篇。”翌日上之，帝优诏褒赏。[5]（P5052-5053）

这两本诗集成了王维存世的原始诗集，后人的传播活动均建立在此二者之上。

（二）诗选流传

傅璇琮先生的《唐人选唐诗新编》共收录今存唐代诗选凡十三种，其中五种录王维诗歌，分别为《河岳英灵集》《国秀集》《极玄集》《又玄集》和《才调集》。

芮挺章编于天宝三载的《国秀集》共收录王维诗歌7首，收录数量仅次于卢僎（13首），占该诗集诗歌总数的3.2%。芮挺章对“礼乐大坏”[6]（P217）之现象感触颇深，因此极力标榜雅正，将“缘情而绮”“风流婉丽”“可被管弦”作为诗选的主要标准。王维诗歌收录其中，可见是符合这一标准的。

成书于天宝十二载的《河岳英灵集》共选王维诗歌15首，占全集的6.5%，仅比王昌龄少一首，排在第二位，可见王维诗歌在当时的传播盛况。全书有两处直接提及王维，体现了殷璠对王维的推崇：

粤若王维、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此集便以《河岳英灵》为号。[7]（P107）

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字一句，皆出常境。至如“落日山水好，漾舟信归风”，又“涧芳袭人衣，山月映石壁”，“天寒远山静，日暮长河急”，“日暮沙漠陲，战声烟尘里”。[7]（P128）

第一处，殷璠将王维列在“河岳英灵”之首，排于全集选诗最多的王昌龄之前，折射出了王维在当时的诗坛地位。第二处，从用词格调、立意情理、音乐美、绘画美等多角度赞扬了王维炉火纯青的诗歌技艺。如此高的评价不仅反映出王维诗歌在盛唐的传播盛况，更为其在后世的传播提供了助力。

中唐后期的《极玄集》选二十一人，共百首诗。选王维诗三首，占全集的3%。序曰：

此皆诗家射雕之手也。合于众集中更选其极玄者，庶免后来之非。[7]（P532）

“诗家射雕之手”可谓是至高评价。该集主选大历诗人，于盛唐只选王维、祖咏，并将王维列于诗选之首，可见姚合认为王维不仅是“极玄”诗人之冠，更是大历诗风之源头，他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也足以代表盛唐。

至于晚唐，有《又玄集》和《才调集》。《又玄集》目前经考核共选诗299首，盛唐以杜甫（7首）为主，选王维4首，占全集的1.3%。《才调集》共选诗歌千首，始于初唐沈佺期而终于唐末罗隐，重晚唐，盛唐重李白（28首），选维诗2首，占全集的2‰。中晚唐时期王维诗歌入选数量和比例下降，因为盛唐时期的昂扬精神发展至此已变为悲凉情绪，受这一情绪的感染，选家不再倍加推崇具有盛唐风貌的王维诗歌。

值得注意的是，盛唐《国秀集》所选诗歌题材全面，后世推崇的山水诗并非主流；《河岳英灵集》中，送别赠答诗成为主角，山水诗与咏史咏怀诗、边塞诗的地位相近。中晚唐时期送别诗依旧是主体，边塞诗其次，山水诗最末。这一排序不难看出王维受后世推崇的山水诗并非唐人诗选的主要对象。这是因为在盛唐两部诗选编撰时，王维辋川别业时期的山水诗并未完全面世，而中晚唐的社会气象又与王维的“富贵山林”不兼容，导致了王维山水诗的暂时沉寂；且唐代又是个注重社交的朝代，士人之间送别赠答、应和酬唱，情感真挚、缘情而发者自然能为诗家所瞩目。

通过分析可以得知：首先，王维诗歌在唐代各时期的选本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其诗歌的传播是较为有效的。其次，传播的主流是送别赠答诗，而非后世推崇的山水诗。

三、偏向时间的碑、壁传播

（一）碑石传播

哈罗德·英尼斯的“媒介偏向说”认为，任何媒介“不是具有远距离运送的倾向性以便于控制空间，便是具有长久保存的倾向性以便于控制时间，二者必居其一”。[8]（P219）碑石“可以长久保存，但不便于携带”，是偏向时间的媒介。碑石的传播者众多，由于唐代帝王的大力倡导，文人雅士纷纷投身其中，其间不乏优秀的文学家、书法家、篆刻家。《卢氏杂说》曾记载了一则趣闻：“唐宰相王玙好与人作碑志，有送润毫者，误扣右丞王维门。维曰：‘大作家在那边。’”[9]（P1987）这则趣闻从侧面体现了碑石在唐代的盛行程度，上至朝堂高官，下至在野文士都对其持有普遍热情。

王维作为盛唐有名的才子，亦写下不少碑铭文。清孙梅《四六丛话》云：“右丞之文，高华典贵，一如其诗，仰承燕公，后接柳州，为一大家。”[10]（P580）王维以诗为文的写作方法虽是以诗歌影响骈文写作，但是依旧可以从他的碑铭文中考察其诗歌的艺术特色。同时，碑铭文中所记载的内容也可以与书面史料互补，帮助后人更全面地了解历史、了解作者，从中解读时代风尚。这些对于王维诗歌的传播有所助益。

（二）壁的传播

壁作为重要的传播媒介，具有公开性、普遍性、互动性的特点，其主要目的便是传播。王维传世的题壁诗仅一首《题辋川图》：

老来懒赋诗，惟有老相随。

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

不能舍余习，偶被世人知。

名字本习离，此心还不知。[11]（P477）

此诗诸本皆作《偶然作》之第六首，然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曰：“（维）复画《辋川图》，……尝自题诗云：‘当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其自负也如此。”[12]（P16）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曰：“清源寺壁上画《辋川》，笔力雄壮。常自制诗曰：‘当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不能舍余习，偶被时人知。’诚哉是言也。”[13]（P192）由此可知，此诗当为《题辋川图》，而非《偶然作》，且题于清源寺壁，为题图之诗。“偶被世人知”一句说明王维当世时已名声大噪，而使他成名的并非其羽化登仙的佛禅造诣，而是他的诗画才能。在这里，王维自己也谦虚地道出了其诗歌、绘画广为传播并为当世推崇的盛况。

除了题壁诗外，王维壁画也十分有名，除了《辋川图》外，其他作品也多有文献记载：

王维画品妙绝，于山水平远尤工。今昭国坊庾敬休屋壁有之。[14]（P18）（李肇《唐国史补》）

烟中壁碎摩诘画，云间寺失玄宗诗。注云……王右丞山水两壁。[4]（P6618）（郑嵎《津阳门诗》）

天宝末，禄山初陷西京，维及郑虔、张通等皆处贼庭。……崔圆因召于私第，令画数壁。……画尚在焉。[3]（P10-11）（薛用弱《集异记》）

由此可见，王维壁画传播也相当广泛。壁作为一种公开发表作品的媒介，具有很强的传播性，其受众群也是无可预料的。看到壁画和题壁诗的受众有感而发，或添上几笔，或哄然一笑，美名骂名皆得以迅速传播。渐渐地，壁即演变为一种具有互动性的传播媒介，但其敝在于传播的时间跨度较大，时效性差。从文献记载来看，王维画品诗品皆优，今人观其画而读其诗，更有助于对诗歌的了解；此外，王维壁画的广泛传播也有助于提高知名度，从而促进其诗歌的传播。

以上各类媒介对王维诗歌有着直接或间接的传播作用，不同媒介有其不同的传播特色，相互整合才形成了王维诗歌的完整传播路径。同时，多元化的途径也说明，王维诗歌并不是单一传播的，其文、其画，甚至是其人，都在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注释：

[1]柯卓英：《唐代的文学传播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2]董诰等编撰：《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3]薛用弱：《集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4]彭定求：《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5]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6]王志清：《唐诗十家精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7]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8]陈龙：《大众传播学导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9]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

[10]孙梅：《四六丛话》，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11]陈铁民：《王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12]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四川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

[13]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

王维的代表作范文第4篇

关键词：王国维 戏曲 研究方法 考据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被公认为中国戏曲研究上的里程碑，为中国戏曲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此书不但为研究中国戏曲提供宝贵资料，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实事求是以历史考据为根本的研究方法更为后代学者提供了借鉴，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陈寅恪先生曾说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宋元戏曲考》等是也。”就我看来，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客观历史依据和主观个人情感的统一，是理性与感性的交融。但客观依据又与个人情感相矛盾，理性与感性也时有冲突。

先说理性的一面，《宋元戏曲史》追根朔源，将中国戏曲的发展脉络纵向展开。以年代为纬，从上古中国戏曲的萌芽开始，层层探源，从先秦之巫乐到汉代之角抵；从唐朝的歌舞戏到宋代的滑稽戏，将中国戏曲从滥觞到成熟的过程叙述详尽。中国戏曲研究在古代曾长期受到冷落，研究范围窄，研究成果很零散。在漫长的封建时代里，戏剧只是作为一种娱乐工具而存在，文人雅士不屑于对戏剧深入研究，故而成果较少。可以说王国维是中国戏曲研究的先驱者。许多生僻和久远的概念，早已被人遗忘，王国维先生却再度提出和定义，填补了文献上的空白。作为开拓者，要说清中国戏曲发展的脉络是很艰难的事，王先生引经据典，以翔实的史料和古代典籍为依靠，用考据的方法将许多鲜为人知的概念解释清楚，务求究其本源。开篇首章叙述上古至五代之戏剧，年代追溯久远，许多概念模糊不清，是前人从未涉及的领域。王国维先生于是率先对这个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和解释，他分别从两个方面来阐述。首先，从中国戏剧发展的内在因素来论述，他认为中国古代戏曲最初起源于远古的“巫”和“巫见”。对于这个概念王国维先生在书中是这样阐述的：“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楚语》：‘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如此，则明神降之。在男曰‘巫见’在女曰‘巫’。”静安先生在此只用寥寥数语就给中国戏曲的起源问题下了定义。这个定义既非凭空想象更不是武断臆测，而是有史料为证，王先生在这段话中引用了《楚语》中的解释，为定义中国戏曲的起源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史料支持，增加了可信度。给这个模糊的问题下了结论，同时也将“巫”和“巫见”这两个崭新的概念呈现在世人面前。对于这两个新的概念，作者又更进一步的扩展开来，指出两者的功用和区别，并将与“巫”相近似的“灵”和“保”等概念推出，加以细分，指出其对后世戏曲的影响。将一个复杂的问题由本探源，层层解析。作者为了将起源问题阐释清楚，先后引用了十几部典籍，务必使每一句话都有史可依，每下一个定义都出自认真考证，可见王先生治学之严谨，学识之渊博。王先生于本书的第五、六、七章分别考证了宋官本杂剧的段数和金院本名目以及古剧之结构。此三章的考证需要花费大量精力，作者煞费苦心并最终做出判断认为中国真正之戏剧起于宋代。此三章的论述几乎纯以考据为主，由此可见王国维先生以客观考据为指导的治学理念。其次，在纵向论述中国戏曲发展脉络的同时，王先生在横向上论述了异族文化对中国戏曲发展的影响。中国戏剧从中华文明的母体里萌芽产生，但要发展和成长更需要外界给予充分的养料。对于异族文化对中原戏剧的影响，作者在书中是这样表述的：“盖魏齐周三朝，皆以外族入主中国，其与西域诸国，交通频繁，龟兹、天竺、康国、安国等乐，皆于此时入中国；而龟兹乐则自隋唐以来，相承用之，以迄于今。此时外国戏剧，当与之俱入中国。”如作者认为《拨头》一戏出自西域，或出于拨豆国或由龟兹国传入中国。作者在此引用了《旧唐书》、《乐府杂录》以及《北史》里的可靠资料，从史料里寻找依据，从内外两方面将中国戏剧的起源问题阐述清楚，指出中国戏剧在其萌芽阶段，就是多种文化交融的结果。以文献考据为基本方法，以宽广的文化观点为基本原则，以一种独特新颖的视角来说明中国戏剧的起源问题，带给人们一种全新的观念。而客观考据则是王先生论述问题的基石。

再说其感性一面，《宋元戏曲史》一方面体现了王国维先生史学家的客观冷静，另一方面也展现了他文学家的感性气质。作者在第十二、十五章以充满感情的笔墨，以诗人的热情来评论元剧和元南戏之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元代戏曲的赞赏和喜爱之情，其对元剧的独特见解更是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王先生认为元曲其妙处在于两点，先来看这一段话：“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王先生认为元曲之佳处在于自然，并将元曲尊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这种观点已经带有较浓的主观色彩。接下来作者又说：“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王国维先生在这里直接把元代戏曲和明清戏曲区别开来，认为悲剧是元代戏曲的特色。可见元曲中含有悲剧，被作者认为是其第二个佳处。王先生更推举出关汉卿的《窦娥冤》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为中国悲剧之最，认为这两部剧“即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在这里，王先生运用西方的美学观点，将中国戏曲放在世界大范围中进行比较，将西方戏曲和中国戏曲相互对比，亦带有主观色彩。

在对元曲做出总体评价之后，王国维又分别对元曲的文章以及元剧作者谈了个人观点。他认为元剧文章之妙在于有“意境”，元剧文章“写情沁人心脾，写景在人耳目，述事如其口出。”在这里，我们已经能够看出作者对元剧的激赏之情溢于言表。紧接着作者更是以激情飞扬的文字评论元代曲家，我们来看这一段话：“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白仁甫、马东篱，高华雄浑，情深文明。郑德辉清丽芊绵，自成馨逸。均不失为第一流。其余曲家，均在四家范围内。唯宫大用瘦硬通神，独树一帜。以唐诗喻之：则汉卿似白乐天，仁甫似刘梦得，东篱似李义山，德辉似温飞卿，而大用则似韩昌黎。以宋词喻之：则汉卿似柳耆卿，仁甫似坡，东篱似欧阳永叔，德辉似秦少游，大用似张子野。”在这一段对元代曲家的评论中，王先生从冷静客观的学人转变为激情喷发的诗人，作者将元曲作家和唐宋诗人作对比，更加直观生动，短短几行文字就将元代曲家各自的特色及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概括清楚，即突出了本书“史”的特色，又很好的阐明了个人的观点，是史论的完美结合。让人读之精神振奋，时时为作者的情绪所感染。虽然这些评论仅仅是王国维先生的个人观点，但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其独特新奇的评论方式让人不得不信服。仔细阅读此书整个第十二章，可以看到王先生情绪波动起伏的痕迹。前半部分评论元曲之佳处，作者好像悠然品茗，乐在其中，情深而内敛。至于评论元曲文章之妙，则先生赞赏之情已溢于言表；直至谈到元代曲家，作者的感情已像飞瀑奔流，激情迸发，写得畅快淋漓。王国维先生在此强烈表现出了文人的情感。

上文从《宋元戏曲史》中看到了王国维先生治学中主观和客观和谐的一面。全书以历史考据为根本的章节约占90％以上，由此可以看出，王国维先生的治学态度是建立在客观基础上，感性以理性为依托。总体看来，作者在主客观一致的问题上处理得较好。但有时，两者又不免矛盾，王先生的一些个人观点就我看来还值得商榷，如谈到元代戏曲与明清戏曲之优劣时，王国维先生明显有抑明清而扬元代的态度，先来看他的一段话：“北剧南戏，皆至元而大成，其发达，亦至元代而止。嗣是以后，则明初杂剧，（中略）尚似元代中叶之作。至仁宣间，而周宪王有镦，最以杂剧知名，（中略）其词虽谐稳，然元人生气至是顿尽；（中略）此后唯王九思、康对山海，皆以北曲擅场（中略）虽有佳处，然不逮元人远甚。（中略）此戏明中叶以前，作者寥寥，至隆万后始盛，而尤以吴江沈伯英、汤义仍显祖为巨擘。沈氏之词，以合律称，而其文则庸俗不足道。汤氏才思，诚一时之隽，然较之元人，显有人工与自然之别。故余谓北剧南戏限于元代，非过为苛论也。”从上文所引的文字看来，王先生认为元代戏剧贵在自然本色，明清戏曲则过于匠气，不如元代戏曲之真实自然，因而鄙视明清戏曲，而独好元曲。王先生的话有合理的成分，但对明清戏曲的鄙弃不免偏激，对明清戏曲的评价有失公道，带有作者本人的主观偏好。在王先生看来，作品是否自然有意境是评判其优劣的最重要标准，这种评价方式依个人喜好来定，以至于连情辞俱美的汤显祖也被贬低了。在元代戏曲与明清戏曲孰优孰劣的问题上，不同的人存在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欣赏角度，王国维先生的观点虽有道理，但也有其不足之处。另外，王国维先生由于受到叔本华悲观思想的影响，似乎有一种以悲为好的观念，将悲剧看成是戏曲创作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将戏剧中是否含有悲剧作为判断一部戏剧优劣的主要标准，认为悲剧是元代戏剧能够代代流传，成为经典的根本原因。并以此作为评判依据，认为明清之戏剧不如元。这个观点深深带上了作者的主观烙印，含有悲剧因素只能说是元代戏剧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其区别于明清戏剧的主要标志，但不能作为一部戏剧优劣的评价标准。这与王国维先生本人的审美观念以及哲学理念有关，作者将这种独特的评价方式运用到学术著作中，并非人人都能接受，但他的评论仍然极富个性，读之使人获益颇深。

上文从理性和感性，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分析了《宋元戏曲史》的研究方法，王国维先生在考据方面力求客观准确，对文献上存疑的问题决不会妄下定论，从而能够看出王先生作学问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更是一种令人敬佩的学者风范。在文献考据方面作者力求客观，表现出理性的一面，在文学评论上，王先生则给出自己的见解，个人的喜好和偏爱表露无疑，在比较元明清戏剧的优劣上明显的带上了个人的主观烙印，把握不够全面。综上所述，王国维的这部《宋元戏曲史》是理性和感性的统一，感性评价建立在理性依据的基础上，体现了学者做学问的可贵品质，而其过于偏激的评价方式，以及依据个人偏好来判定作品的优劣，又是其主观不遵循客观的表现，这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宋元戏曲史》是王国维先生智慧的结晶，总体上说，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戏曲研究资料，其以历史考据为基础，文史交错且融合文化观念，以纵向分析主，横向评价交叉其中；以理性分析为主导，感性评价为辅的研究方法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参考文献：

［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叶长海.宋元戏曲史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

［4］解玉峰.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之今读.文学遗产，2005年02期.

［5］文必芳.西方实证方法对王国维学术研究的影响.燕山大学学报，2003年02期.

王维的代表作范文第5篇

论文摘 要：王国维被人们称作中国文化和文论的但丁。《人间词话》终结了传统文论，而《红楼梦评论》又开启了现代文论。《人间词话》的理论核心是“境界”，以“真”为审美标准，以自李白至近代词人的著名词作、词论为依托，将自己的美学标准和美学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 

 

王国维著作《人间词话》中包含了他对词论、词品、词人、词史等各个方面的独到见解，四者交错，而以“句”品词，就“格”论人，复由诗而词，由词而曲，窥文体之兴替盛衰。《人间词话》的理论核心是“境界”，而以“真”为审美标准，提出了“隔”与“不隔”等美学观点，这些既是王国维评价古今诗文成就，判别文学真伪的基本准绳，也是他以“境界”说建立其理论体系，超越于前人“兴趣”“神韵”等论说的美学基石，可以说“境界”既是其美学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其思想的归宿。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引用了自唐代至清代的著名词人的近百首词句及众多词论著作中的名言名句，来阐述自己的美学观点，或批评或褒奖，通过自己对美学独特的观点对这些词作进行逐字逐句的品评，大到时代的文学创作审美倾向，小到具体作家具体作品的具体字句，都有自己独到的标准和观点。 

一、词论：“词以境界为最上” 

《人间词话》开篇名义，将境界视为核心，“词以境界为最上”，境界不仅是词之“上”，而且是词之“本”。“有境界者自成高格，自有名句”［1］ ,有境界之词是时代之绝唱，词中之翘楚。其著名范例“‘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通过北宋词人宋祁的《玉楼春》以及张先的《天仙子》中独特的用字用词，分别将沉郁和活泼的境界全盘托出。 

“境界说”继承了古代传统文论的审美标准，同时又有所突破，王国维在提出“境界说”以后，不仅把境界当成艺术创作的根本，还当作判断作品好坏的最高标准。 

此外，王国维对于“境界”，有其独创的观点“三境界”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2］ 。“三境界”曾被王国维写入《文学小言》，分别引晏殊、柳永、辛弃疾词中的名句构成。这是借此论学，或者说是以词中名句喻为学之志，是从诗词、艺术的意境来通至人生、生命的境界。王国维的诗词鉴赏不仅仅是一种艺术的活动、审美的活动，同时也是一种生命与人生的存在方式。 

王国维的“境界说”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美学观点，就是“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朱光潜在《诗论》中评价王国维的“有我”和“无我”的分别是一个“很精微的分别”，但“所用的名词似待商酌”，而且“优美”和“壮美”是叔本华所提出的美学概念，在文学艺术创造中，意志摆脱了物我之间的利害关系，所创作的作品是优美的；相反，作家、艺术家受意志的困扰，不能摆脱物我之间的利害关系，所创作的作品就是壮美的。 

二、词品：“词之雅郑，在神不再貌” 

由此，王国维得出一个超卓的美学结论：“词之雅郑，在神不再貌”，我们评价诗人的高雅与浅俗，不是只看它外在的形式，更主要是看它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以“真”作为衡量标准，王国维将自己对词人的喜好表现得一览无余。显然，在形式与内韵的关系上，王国维更重视后者，他所谈的“忧生”“忧世”“雅量高致”“赤子之心”等，都是对一个词人内在性情境界的鉴赏，这是王国维《人间词话》所标举的一种重要的人生美学情致。 

以陶渊明的诗歌为例，如李泽厚所说，“他创造了超然事外，平淡冲和的艺术境界。”在他看来，不是外在的轩冕荣华、功名学问，而是内在的人格和不委屈以累己的生活，才是人生正确的道路。所以只有陶渊明，才算是找到了生活快乐和心灵慰安的较为现实的途径，无论人生感叹和政治忧伤，都在对自然的爱恋中得到安息。 

三、词人：“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必有高尚伟大之人格” 

《人间词话》中，对词人的评价很中肯，然而，作者喜爱的词人显而易见，从对他们的评价中，作者不自觉地流露出自己的“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必有高尚伟大之人格”的观点。 

王国维对李后主李煜的推崇，他按照“一代又一代之文学”的文学进化观，认为“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以“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为验证，旨在说明李煜的词“以血书者也”，突出“神秀”，因为李煜的词写真性情、真感慨，写出了“亡国之音哀以思”的心声，超出了宫廷，深入到人的精神世界去，写恨言愁，意、境两浑，扩大了词的境界。 

他在《文学小言》里提出文学有二元质，即“景”和“情”，所谓境界，就是情感与景物的融合，而李煜之所以受到他如此高的评价，也正是因为李煜在抒发情感时的境界，没有失去赤子之心，保持了一颗真挚的童心。 

还有一位五代词人为王国维所喜爱，就是被王国维称为“开北宋一代风气”的冯延巳，他的词虽然也写男女之间的离愁别恨，但是摆脱了“花间派”词人对女性容貌服饰的表面性的过度描绘，着重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以及对人生意义的体验，含蓄婉约，情深笔细，清新流丽。 

同样受王国维推崇的，还有“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评价“少游词境，最为凄婉。陶渊明和纳兰容若也是王国维眼中“真”的代表，尤其以纳兰容若为例，王国维对他的评价相当高，“北宋以来，一人而已”，源于他“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所以“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 

总之，《人间词话》不仅用境界来描述和揭示艺术的本体、精神、创作手法，还用境界来描述和揭示人生的精神境界，把艺术、审美与人生实践结合起来论述，形成了一种表达模式，这无疑是王国维对中国美学的一大创新［3］ 。 

而他所提出的“境界说”和依据“理想”和“写实”区分，构成“境界说”的“有我”“无我”“造境”“写境”“观我”“观物”“主观之诗人”“客观之诗人”等文学审美标准，开启了“一代之文学”的新理论，而王国维也称得上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新文学理论的先驱，是近代中国放眼“宇宙人生”，把传统的文学艺术，包括抒情的诗词和叙事的戏曲、小说，在理论上从封闭推向开放，从守旧引向创新，从古典转为近代的第一人。 

 

参考文献： 

［1］陈鸿祥编著.人间词话人间词注评［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