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的诗全集范文第1篇

关键词：盛唐;长安文化;王维;李白

中图分类号：I207.2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1-0154-005

盛世唐朝，诗坛万千气象，常为人道者自然是双子巨星――李白、杜甫，在诗的意义上，有唐一代能与此二子成鼎足之势的大概只有一个王维了。若将王维与前两者相比较，则可发现王维与李白有更多的相近之处：他们生卒年份相差不远，且主要活动时间都集中在开元天宝年间;他们都曾凭借文才接近过长安这一盛唐的政治文化中心，且在当世便名扬天下;他们都精通音律，都喜好山水，等等。

后世谈及盛唐气象，常以李白为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然而在唐人眼中，尤其是对处于长安文化区的文人和权贵来讲，王维似乎更能被称为是唐音的正宗。唐代宗在对王维之弟王缙《进王右丞集表》的《批答手敕》中云：“卿之伯氏，天下文宗”[1]494。当朝统治者的评价虽不能作为对诗人艺术成就的盖棺定论，但至少可以反应出统治者的喜好对当时当地的文学审美取向的影响。

一、盛唐气象与长安文化区

通常所谓的“盛唐”是指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期间的开元、天宝年间（公元712―756），这是唐代社会高度繁华而且极富于艺术气氛的时期，“盛唐气象”则是对这个时期诗歌的总体风貌特征的一种概括。宋代严羽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曾云：“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2]253此后的宋元明清等朝代的诗论虽也对盛唐诗歌的总体风貌多有论及，但并没有明确地将“盛唐气象”作为专有名词列出，直到1958年林庚发表《盛唐气象》一文，始有较为完整精确的定义，在该文中他认为：“盛唐气象所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由于他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这时代性格是不能离开了那个时代而存在的。盛唐气象因此是盛唐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3]

长安是唐代的都城，作为开元天宝年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可以说是盛唐景象的一个浓缩。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提出了“长安文化区”的概念：“当时汉化之中心在长安，以诗赋举进士致身卿相为社会心理群趋之鹄的。故当日在长安文化区域内有野心而不得意之人，至不得已时惟有北走河朔之一途。”[4]在这里，陈先生将长安视为一个文化区域主要是为了与胡族相对比，侧重政治意义上的划分，我们将其借鉴到文学史上也未尝不可。

在文学意义上，长安文化的核心和主导自然是其中的皇室贵族，因此长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着精英文化和贵族文化的意味。“从空间到时间再到精神维度，长安文化包含了环环相扣的三个层面：雄踞关陇的地域文化、兼容并包的都城文化以及开放外扩的盛世文化。……长安文化作为唐代的一种主流文化，表现出一种强大的向心力，在与唐代其他地域文化的交流中处于优势地位。唐代文人一般都怀有强烈的用世心理，走向长安意味着人生的成功和价值的实现。”[5]在长安，物质层面的文化包括城市、建筑、宫殿、园苑、宫廷气度、宴游生活、文酒之会等，制度层面的文化涉及生活中的升迁、贬谪、送别、交友、节序活动等民俗方面。唐朝政治开明，经济发达，社会繁荣，长安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含有高朗开阔的意味，而在不同皇帝执政期间，长安文化的侧重又有所不同。

唐太宗尊儒崇文，推行仁政，开创了“贞观之治”，而在高宗、武后执政时则“薄于儒术，尤重文吏”，造成了官员的才德不相配。到了玄宗时期，崇儒又成为了长安乃至全国的风尚。此时长安文化区对儒的崇尚不仅是帝王阶层的政治观念和举措，也是文人官员群体对于儒家道德品质的强调。出于政治目的之尚儒投射到了长安的文人群体中，形成了对于儒者风范之文士的推崇，王维便适时地得到了从上而下的大范围的接受。

唐代宗对王维的推崇备至能够有力地说明王维在长安文化区中的被接受程度很高，而这其中，代宗本人深受长安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期待视野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在代宗的少年时期，王维已是闻名长安的诗人，时常出入于皇室门庭，少年代宗便经常“于诸王座闻其乐章”。至代宗即位，唐王朝内忧外患困苦不堪，不复当年辉煌，在文学方面他自然会对少年时期接触的“位历先朝，名高希代”的王维多有追思。“代宗誉王维为‘天下文宗’，预示王维将‘殁而不朽’，其中也包含着对其人格的肯定。”[6]这不仅是代宗个人作为普通读者对王维的追忆，更是他作为长安文化区中心的特殊读者对官员在个人层面的要求的体现。

开元天宝年间，一大批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文人士子汇集到了长安，王维便在其中。科举制度令本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寒门学士有了入朝为官的机会，而唐代科举取试中一个重要的门类便是“明经”，即对于儒家经典的学习考核。经学教育在唐代教育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这表示唐朝统治者相当看重从官文人的儒家道德修养，要求文人不仅要具有传统儒家倡导的中庸平和、温柔敦厚的人格，更要有“扬于王庭，敷以政事”的忠国之心和进取精神。开元九年（公元721），王维中进士第，从此开始了其坎坷的从政之路，也从此进入了长安文化区，并逐渐成为开元天宝诗坛的核心人物。

二、悠游贵族之王维与自由散人之李白

长安文化的核心与主导也是政治的核心和主导，即握有政治大权的皇室贵族，代宗手敕所云“抗行周雅，长揖楚辞，调六气于终篇，正五音于逸韵，泉飞藻思，云散襟情”[1]494-495，既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准确地概括了王维诗歌的特点，也点明了王维诗歌被皇室看中的特质。

唐朝文学有承六朝余绪之处也有复汉魏之古的诉求，在诗歌上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形式的高雅化，二是内容的实质性，总体呈现出一种雄壮浑厚和积极向上的气韵。长安对于广大文人士子有着政治和文化双重意义上的吸引力，这也让长安文化区成为了盛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诗歌舞台，而在以长安为背景的情况下，精密雅致的宫廷文学更加符合皇室贵族的审美趣味和要求。从与政治的关系出发，长安文化中的诗歌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主体是当朝官员的应制唱酬之诗，进则表现为追求事功的边塞诗，退则表现为含隐逸意的山水田园诗。

《新唐书・文艺传》有云：“侍以酬奉则李峤、宋之问、沈缙凇⑼跷”，将王维归类于“酬奉”之诗人，可见王维的应制酬奉之作影响深远。初唐的应制诗多阿谀逢迎之色，谄媚无骨，缺乏生机。到了王维笔下，应制诗气象遂为之一变。王维的应制诗现存17首，占其诗歌总量的1/20。[7]王维虽仕途多有曲折，但几乎一直处于在朝为官的状态，其士大夫官僚的身份没有改变，故应制唱酬诗的创作是与其身份阶层相结合的。同时王维的宫廷经验较为丰富，自少年起便与宁王、岐王、薛王、玉真公主等皇室宗族常有来往，在以皇帝及其近臣的活动为主要题材的应制诗创作中，王维无疑有着远超李白等同代诗人的优势：于王维而言，应制诗并非纯粹是为奉诏而写，也是他对自身悠游贵族的生活记录和情感表达。因此，王维的应制诗虽然有着意修饰的精美外表，但其厚重富足的实质性之内在更为难得，故发而为诗绝非那些虚有其表的宫廷式雕饰的应制之作所能比拟。

元代杨载《诗法家数》中对王维应制诗评价道：“如宫商迭奏，音韵铿锵，真麟游灵沼，凤鸣朝阳也。”这种雄整高华、精密雅致正是长安文化所欣赏的风格特征。如《奉和圣制从蓬莱……应制》一诗：“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华。”[1]173此诗以壮阔的渭水、黄山开篇，高朗的背景下辅以柔雅的柳树花丛，在一片伟阔明澈中，帝城宫阙傲视着和风细雨中的万户人家，雍容气派之后缀以规劝之句，承袭诗教的温柔敦厚，令全诗气格顿高。黄生《唐诗摘钞》评曰：“风格秀整，气象清明，一脱初唐板滞之习。初唐逊此者，正是才情不能运其气格耳。”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评曰：“应制诗应以此篇为第一。结意寓规于颂，臣子立言，方为得体。”这种恬淡富足的气象正合于长安文化的主流。

李白虽也有过短暂的宫廷仕宦经历，但其职位仅为翰林供奉，相当于陪同皇帝宴游的词臣，虽可进出宫廷，地位却几乎等同于优伶，这使得李白在长安的政治身份与王维等正经的士大夫官僚有着本质的不同。[8]李白由民间入宫廷，加之本身又是极为天纵骄才的狂士，自然也就不能很好地适应以贵族为中心的长安文化了。故此，李白的应制诗不仅为数不多，而且缺乏足够的内在情感的支撑。对于李白，从诏而作的目的更多是通过文学手段来取悦君王，而他对于帝王家日常生活的参与度也仅是旁观而已，因此他更注重对诗歌外在形式的锤炼，较少对这类诗歌的内容进行甄别和雕琢，导致其应制诗有形大于质的嫌疑。且由于李白的身份定位便是“皇帝侍文”，故其诗中虽有谲谏之意也难以被君王重视。李白诗中最著名的应制诗应是《清平调》三首，而这组诗的成名在更多意义上已经脱离了它原有的应制诗的背景，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其中的艺术形式。

长安文化的一个特质在于士人对建功立业的普遍追求，而这其中最直接的方式便是从军赴边，“军谋宏远”在唐代科举中是与选拔政治人才并列的一科。王维与李白的边塞诗均有三十多首，其中都掺杂着建功报国的壮志和对戍边生活的种种思索。

曾有人这样定位王维的边塞诗“不仅为他的诗歌奠定了基础，而且为整个盛唐边塞诗派奠定了基础”[9]，可以说这些边塞诗是真正奠定其开天诗坛核心地位之作。王维自少年时期就有不少堪登大雅的边塞诗，根据其诗题下自注年代来看，他在十九岁已作成《李陵咏》，在二十一岁已作成《燕支行》。彼时正当王维少年英豪、意气风发，也正是开元盛世的初期，这些早期的作品正切合了盛唐初期长安文化中昂扬豪迈、积极向上的精神特质。王维早期的诗歌与同代诗人有着不少相似之处，即充满着为国效力、乐观进取的基调，这是受儒家思想的文人入世理想的体现。纵观王维一生，确实未曾真正脱离官场，可以说王维少年的入世精神是他人生轨迹的最大指向标。王维早期的边塞诗表现了一个雄姿英发、积极建功的少年形象，这种青春气息让王维更加贴近盛唐长安的脉搏。随着年岁渐长，尤其是王维有着在37岁时以监察御史身份出参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幕府，在凉州切身实地地参与了近两年边塞生活的经历，其边塞诗开始逐渐褪去早期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关注点更多地转向了现实，有了对不公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但即使是在抒发不满的诗篇中，王维仍抱有一颗矢志效国的心，在《老将行》篇末有云：“愿得弯弓射天将，耻令越甲鸣吾君。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立功勋。”[1]93正是由于如此这般地心系朝廷，王维的边塞诗才能很好地引起长安文化区之人的共鸣，从而成为长安文化的代表。

李白也有过不少边塞佳作，其早年作品与王维少年之作有不少相近之处，都洋溢着勃勃的生气。从《白马篇》中可以看出李白的政治理想轨迹是：“任侠一从军一功成一身退”[7]，其与王维的分野主要体现在后期。李白的“功成身退”理想主要是对个人价值和意义的追求，因此他的边塞诗必然更多的是自我意识的表达，不能够像王维一样有与统治者接近的立场。从现实经历来讲，不同于王维曾以官职深入边塞，李白对于边塞生活的实际体验是在“赐金放还”后以一介散人的身份到了河北蓟门，是通过与边塞的平民百姓接触来感受塞外之苦的。因此李白对于边塞理解的深化更多是站在被统治者的角度，他后期的边塞诗中有着强烈的反战情绪。如《古风・其十四》中有云：“赫怒我上皇，劳师事鼙鼓。……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山苦。”[10]93-94这样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统治者便使得他站在了统治阶层的对立面，此时的他距离长安文化区只能是越来越远。

自魏晋文人发觉了山水中休憩情思之妙，山水诗逐渐进入一种审美自觉的范围，到唐朝之时，山水诗已发展出了一种高度繁荣的局面。唐朝山水诗已有情景交融的艺术模式，诗人往往寄情山水，寻求日常生活之外的审美享受。

《新唐书・食货志》有云：“自王公以下，皆有永业田”。在长安文化中，山林意味着政务之余的放松，是仕宦文人在追求事功的同时能够不失自己高洁本性的去处，同时唐朝皇帝也多好风雅，因此畅游山林也就蔚然成风。王维的山水诗不染尘烟、物我两忘，禅宗意味浓厚，是一种悟道的表现。在禅宗的熏陶下，“持一种既不舍弃感性客体的‘有’，而又能超脱以精神的审美态度的‘无’，从自然体会到宇宙的深意，而又以此深意去体味自然，在这种‘循环’的恍悟式的体味中，达到思维方式的变化和人生价值的转换。”[11]《山居秋暝》是王维居于辋川时所作，是王维山水诗的代表作之一，“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1]162诗中描摹景象几乎全用白描手法，以实景传达意会之味，将己心化入山水，无所求而有所遇，在动静相生中蕴含着永恒意蕴。王维的山水诗有“无我之境”的意境，似是游离景象之外却又无景不情。此诗尾联点出主体“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1]162-163，由禅入世，回归现实，引出有着放逐心灵的诉求的主体――“王孙”，说出了长安文化区中官员们的心声。王维一生在官，他闲入山林除了含有对官场的无奈，也有着一丝士大夫从容优游的风采，故其山水诗没有波澜壮阔的情绪起伏，更多的是对自然景观的客观观照，从而传达恬淡明净的心境，这种中庸平和的风格也正是长安文化所看重的儒者高雅。

李白一生甚为自傲，对自己的政治期望也很高，偏又不得朝廷所用，主客观的矛盾激化了诗人的情绪，故其山水诗漫篇皆是浓郁的自我情感的抒发。李白亲近山水有一种傲世放达的情绪在里面，在表现形式上多采用夸张虚构、气势磅礴的描写来与内在情感相呼应。李白早期作品中也不乏与王维诗有着相似意境的冲淡之作，如《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中便有：“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10]918的平和静谧;但更多是以景写人，通过对现实景物的夸张化描写来表现诗人耿介狷狂的自我形象，如《游泰山六首》中有云：“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10]787、“凭崖览八极，目尽长空闲”[10]788。遭遇政治失意后，李白思想中追求自由、遗世独立的成分开始与山水有了更多的呼应和融合。李白自幼崇尚访道问仙，在赐金放还后更是于齐州紫微宫正式入道，道家思想中的“逍遥游”对其影响甚大，李白的山水诗中充盈着一股潇洒之气，凸显出一个超越凡俗、追求自由的主体形象，而这种对自我的强调有失中和，太过飘逸傲岸的诗歌是被排斥在长安主流文化之外的。

综上，在应制诗、边塞诗、山水诗三方面，王维都适当地体现出一个平淡适意的优游贵族的形象，而李白却时时展现着一个狂放不羁的山野散人的形象。对于长安文化来说，王维的中正平和更加符合上层贵族对于文人的要求，而李白只能在较平民的阶层获得好感。

王维与李白在诗歌风格与待人处事上的分野，归纳来说，大致在于王维思想中的客观性较强，而李白更多的突出了主观性。王维偏于客观，作诗常含蓄，并非和盘托出，只是作一开端，引起观者情思。李白偏于主观，观其诗常有大江奔流之气魄，将情感抒发到极致。究其原因，王维深于佛理，作风静穆，在作诗时有意或无意地将自我意识过滤掉了;王维的诗歌常有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之妙，这种妙悟也多源于禅宗“顿悟说”的影响。而李白深受道教影响，其人其诗都有着追求自由的狂热，更讲求情感的喷发和纾解，自我的表达是贯穿诗句之线。

三、当世对王维、李白的接受

王维（公元701―761）、李白（公元701―762）生卒年十分相近，这里的当世是指对王维、李白而言的盛唐时期和中唐初期，现拟从现存的这段时期的唐人选唐诗选本来比较王维、李白的接受差异。当世选本有5种，分别是“芮挺章之《国秀集》，殷[之《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之《中兴间气集》，姚合之《极玄集》，韦庄之《又玄集》”[9]。这些选本中对王维、李白诗作的收录情况如下表所示：

《国秀集》编于天宝年间，编者芮挺章是国子监中太学生，多选可以入乐的应制奉和之诗，选诗标准是“风流婉丽”，这本选集是长安文化在诗歌上的集中体现。王维的诗作音韵和谐，属对工整，其应制诗更是体制规范之作，故有7首被编入。而李白长于古体诗，此书未录其诗。《河岳英灵集》选录开元二年至天宝十二年（公元714―753）间24家共230首诗，编者殷[既重风骨又尚声律，此书被认为是最能体现盛唐风貌的选本，王维、李白在入选诗作的数目上相差并不大。“王维诗的数量尽管不占榜首，但殷[在集前《叙》文云：‘王维、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此集便以河岳英灵为号。’可知殷[最推重的诗人还是王维。在关于王维的‘评语’里又说：‘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9]可见风骨秀雅的王维更中诗选家之意。《中兴间气集》主要选取中晚唐诗人，王维、李白皆未入选。但编者高仲武在《自序》中说其选诗标准乃是：“体状风雅，理致清新”，其选取的诗人多是受王维秀雅诗风之影响，高仲武在诗人评语中也常以王维为典范规式来衡量诗人成就，可见其对王维的重视。《极玄集》编于中唐，编者姚合多选取大历诗人，盛唐仅有王维、祖咏入选，且王维之诗被列在卷首，故可见王维远较李白等同代人更得中唐之人的服膺。《又玄集》是晚唐诗人韦庄所编，收录了初唐至晚唐142家诗人，自序：“但掇其清词丽句”，追求风格清婉，王维、李白均有4首诗入选。韦庄选集的立足点是唐朝总体的诗歌走向，故王维与李白的地位在他眼中并没有很大的差别。

通体说来，盛唐、中唐诗人偏爱秀丽典雅、清新柔美的作品，故王维的文质彬彬更受推崇。李白虽在民间颇有名声，但在诗选家的眼中并不算是突出。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诗选家们多是在朝为官者，其选诗的取向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主流在朝堂的长安文化的影响。

概而言之，王维诗歌在长安贵族中广为传唱，其高雅的内容风格也在较多方面体现出了优游雍容的贵族气质，加之其本身具有平和客观的为人，因此他的诗歌反映并且切合了当时长安的主流审美，成为了唐音之正宗。“天下文宗”之名归于王维不单单是对其诗艺的肯定，更是对其在长安文化区中地位的肯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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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木斋.论李白王维在曲词写作上的分野[J].齐鲁学刊， 2011，（2）：118-124.

[9]苏华.论王维的边塞诗[J].新疆大学学报， 1996，（4）：63.

王维的诗全集范文第2篇

关键词：唐代宗；王维；应制诗；庄园诗

abstract：wang wei was favorably commented as “the poet of poets” by emperor of daizong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emperor's appreciation of wang wei didn't represent only an ordinary reader's comment of an average poet but showed also the current supreme ruler's political attitude to and aesthetic interest in literary writing. in terms of imperial politics，wang's graceful and harmonious poems stood for a novel style of classics in the eyes of the emperor while in terms of everyday life，his poetry reflected the aesthetic norm and artistic taste of the aristocracy in the prosperous phase of the tang dynasty. as a result，of all poets in this historical period，wang wei was the only one that fell in with the political requirement and aesthetic expectation of the feudal rulers and their government.

key words：emperor of daizong in the tang dynasty；wang wei；imperially assigned poem；pastural poetry

面对同一位诗人及其诗歌创作，后世读者会做出截然不同的评价。就王维诗歌而言，后人的评价多是肯定性的，但也有否定性的看法。肯定也有程度上的差异：或以为王维在盛唐时代无人能及，唐代宗在《答王缙进王维集表诏》中誉之为“天下文宗”，据吴乔《围炉诗话》载唐时流行有“王维诗天子，杜甫诗宰相”的说法；或以为王维可以与李白、杜甫鼎足而立，徐增《而庵诗话》曰：“诗总不离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于人才得王摩诘。”后人将李白、杜甫、王维分别誉之为诗仙、诗圣、诗佛；或认为王维没有资格与李白、杜甫并列。陆时雍《诗境总论》曰：“世以李杜为大家，王维、高、岑为傍户，殆非也。”在今人的文学史中，多把李白与杜甫并列为中国古代诗歌天空中的双子星座，将王维与孟浩然并列为田园山水诗派的代表。否定性的评价可以朱熹和方东树为代表，魏庆之《诗人玉屑》载朱熹之言曰：“王维以诗名开元间，遭禄山乱陷贼中，不能死，事复平，幸不诛。其人既不足言，词虽清雅，亦萎弱少气骨。”方东树《昭昧詹言》曰：“辋川之于诗，亦称一祖。……然愚乃不喜之，以其无血色性情也。称诗而无当于兴观群怨，失《风》《骚》之旨，远圣人之教，亦何取乎?”

如何理解这种评价上的差异呢?西方接受美学认为，文学史乃是文学作品与不同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相互交融的结果。“期待视野”决定着读者对作品的取舍标准和基本态度。“所谓‘期待视野’，实际上是指在阅读一部文学作品时，读者原先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欣赏水平和要求，在具体阅读中，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审美尺度。”[1]在影响读者群之阅读动机、接受心态和评价尺度的诸多因素中，读者的社会地位至关重要。读者的价值取向、审美观念莫不与其社会地位相系。从社会地位的角度看，帝王权贵、文人雅士与庶民百姓之间必然会有审美观上的差异。

在王维诗歌接受史上，唐代宗是一位特殊的读者。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代宗好文，常为(王)缙曰：‘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常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王缙《进王维集表》云：“臣兄文词立身，行之余力，常持坚正，秉操孤贞，纵居要剧，不忘清静，实见时辈，许以高流。至于晚年，弥加进道，端坐虚室，念兹无生。……”唐代宗《答王缙进王维集表诏》曰：“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历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长揖《楚词》。调六气于终篇，正五音于逸韵。泉飞藻思，云散襟情。诗家者流，时论归美，诵于人口，久郁文房，歌以国风，宜登乐府。旰朝之后，乙夜将观。石室所藏，殁而不朽。柏梁之会，今也则亡，乃眷棣华，克成编录。声猷益茂，叹息良深。”据王缙《进王维集表》可知此表上于宝应二年(763)正月七日。代宗于宝应元年(762)四月即位，到宝应二年正月，只有八九个月时间。这八九个月对于代宗而言、对于大唐帝国而言都不是一段轻松的日子。宝应元年四月五日，太上皇唐玄宗去世，同月十八日唐肃宗去世。代宗即位之时，宦官李辅国、程元振把持朝政，碍于政治情势，代宗不得不在五月任命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此时，安史之乱还没有最后平定，史朝义叛军包围宋州数月。八月，浙江起义军袁晁攻占台州、越州等地。十月，唐军收复东都洛阳。这一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吐蕃攻陷临洮、成渭等州。在藩镇势力猖狂、宦官气焰嚣张、农民起义时有发生的即位之初，代宗为何时常会提到一位已经故去的诗人呢?

从普通读者的角度看，王维诗歌在少年代宗的脑海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在代宗33年的人生中，王维是当时名气最大的诗人。代宗生于开元十四年(726)，到天宝元年(742)时他已经16岁了，他常和其他诸侯王一起欣赏王维的乐章。开元二十九年(741)代宗被封为广平王，至德二年(757)进封为楚王，乾元元年(758)改封为成王，四月册为皇太子。在他成为皇太子的次年，王维去世。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当朝皇帝，他的“期待视野”自然不同于普通读者。普通读者的“期待视野”主要属于审美期待，而帝王的期待则含有政治因素；如果说普通读者的“期待视野”主要是一种个人期待，帝王的“期待视野”则同时含有“天下”成分。因此，代宗对王维的高度重视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拟探究代宗推许王维为“天下文宗”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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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宗誉王维为“天下文宗”，预示王维将“殁而不朽”，其中也包含着对其人格的肯定。代宗《增修学馆制》曰：“修文行忠信之教，崇祗庸孝友之德，尽其师道，乃谓成人。然后扬于王庭，敷以政事，徵之以理，任之以官，?于周行，莫匪邦彦，乐得贤也，其在兹乎!朕志承理体，尤重儒术，先王设教，敢不虔行。”此制提出的用人标准也是历代统治者的共识，它首先要求士人自觉地接受儒家传统道德的教育，培养出“文行忠信”、“祗庸孝友”的人格，继而要求人才“扬于王庭，敷以政事”，忠心服务于封建帝国。

在政治生活中，王维终生奉行“文行忠信之教”。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他先后担任了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吏部郎中、给事中、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尚书右丞等官职。在不同的任内，王维都能够做到兢兢业业，恪尽职守。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序》说：“(王维)天机清妙，与物无竞，举人事之升沉得失，不以胶滞其中。”王维在《酬郭给事》中所描写的“晨摇玉佩趋金殿，夕奉天书拜琐闱”也正是他自己朝廷生涯的形象反映[2]。正因为如此，代宗才誉其“位历先朝，名高希代”，王缙才敢于用“常持坚正，秉操孤贞”8个字来评价其兄的官场生涯。后人对王维的诟病主要集中在出任伪职一事上，按照儒家的价值观，士人在危难时刻应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旧唐书·王维传》云：“禄山陷两都，玄宗出幸，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贼平，陷贼官三等定罪。维以《凝碧诗》闻于行在，肃宗嘉之。会缙请削己刑部侍郎以赎兄罪，特宥之，责授太子中允。”如果王维是唐帝国的叛徒，其行为不可宽恕，那么最为痛恨他的人首先应该是肃宗。面对失节的王维，肃宗嘉其诗，事后“特宥之”，稍后的代宗也没有对其人品提出异议。杜甫《奉赠王中允维》曰：“共传收庾信，不得比陈琳。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身。”也对王维表现出深刻的理解和同情，充分肯定了王维对皇帝的忠贞。

在人伦道德领域，王维“崇祗庸孝友之德”。《旧唐书·王维传》云：“事母崔氏以孝闻。与弟缙俱有俊才，博学多艺亦齐名，闺门友悌，多士推之。……居母丧，柴毁骨立，殆不胜丧。”王维为孝敬母亲而购置了辋川别业，其《请施庄为寺表》说：“臣亡母故博陵县君王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疏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臣遂于蓝田县营山居一所。”王维对弟妹也非常友爱。在《偶然作》中他写出：“日夕见太行，沉吟未能去。问君何以然，世网婴我故。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他写给弟妹的诗歌为数不少，如《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林园即事赠舍弟?》、《山中示弟等》、《山中寄诸弟妹》等，他的《责躬荐弟表》受到了肃宗的褒扬。《旧唐书·王维传》云：“临终之际，以缙在凤翔，忽索笔作别缙书，又与平生亲故作别书数幅，多敦厉朋友奉佛修心之旨，舍笔而绝。”亲情，让王维至死难以割舍。对于朋友和同僚，王维从不恃才傲物，以仁厚之心待人处世。他与孟浩然、裴迪等人之间的友谊感人至深。晚年时，与杜甫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杜甫《奉赠王中允维》曰：“中允声名久，如今契阔深。”王维能够设身处地为朋友考虑，他总是给仕途得意的朋友以鼓励，给人生失意的朋友以安慰。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序》曰：“即有送人远适之篇，怀古悲歌之作，亦复浑厚大雅，怨尤不露。苟非实有得于古者诗教之旨，焉能至是乎?”

王维思想上具有明显的佛教色彩。《旧唐书·王维传》云：“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佛教禅宗的思想也直接影响了王维的诗歌创作。以安史之乱为界，佛教对王维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乱前，主要表现为诗人对佛教超越之境的向往；乱后，主要是对自己“失身”的忏悔。后期王维所表现出的内省精神、忏悔意识，在最高统治者眼里也是值得嘉许的。同时，王维也不排斥道家和道教思想，他在《奉和圣制庆玄元皇帝玉像之作应制》中表示：“愿奉无为化，斋心学自然。”唐代统治者提倡三教合一的思想，在思想上与最高统治者保持了基本一致。

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序》曰：“唐时诗家称正宗者，必推王右丞。”王维之所以被视为诗坛正宗，原因是多方面的。王缙曰：“实见时辈，许以高流。” 杜甫《解闷》曰：“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蔓寒藤。”天宝年间殷?所编的《河岳英灵集叙》云：“粤若王维、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此集便以‘河岳英灵’为号。”该集收录王维诗歌15首，李白诗歌13首。殷?对李白、高适等人都有人格或道德方面的不满言辞，说李白“性嗜酒，志不拘检”，说高适“性拓落，不拘小节”，但他对王维为人为文皆没有提出批评。

王维善于学习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代宗“抗行周雅，长揖《楚词》”云云，不仅以王维为正宗，而且隐含着以王维诗作为盛唐时代的新经典之意。顾起经《王右丞诗集笺注小引》云：“语盛唐者，惟王、孟、高、岑四家为最。语四家者，惟右丞为最。其为诗也，上薄《骚》、《雅》，下括汉魏，博综群籍，渔猎百氏。”王维的诗歌题材广泛，涉及了应制、山水、游览、寄赠、酬答、过访、行旅、饯别、哀悼等范围，尤其是在山水、应制、送别等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代宗说王维诗歌“泉飞藻思，云散襟情”，就是对其山水之作的肯定。王维在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绝句、六言诗及骚体诗等体式上皆取得了突出成就。代宗诏书中说他“正五音于逸韵”，强调了王维诗歌在声律方面的贡献。

刘勰《文心雕龙·征圣》曰：“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可见，“雅丽”是许多古代诗人共同追求的审美标准。胡应麟将盛唐诗歌特征概括为“秀丽雄深”，他在《诗薮·内编》卷4中说：“盛唐一味秀丽雄深。杜则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肥瘦，靡不毕具，参其格雕，实与盛唐大别。”在盛唐诗人中，李白峻急飘逸，杜甫悲凉沉郁，王维浑厚秀雅。李白为人个性张扬，这种性格特征难以为统治者所喜欢。杜甫诗歌感时伤事，歌哭万端，充满了忧患意识，属于盛唐时代的变风变雅之作。但在许多人的眼里，王维具有中正平和、儒雅谦退、文质彬彬的人格特征。相较之下，王维诗歌最接近“雅丽”和“秀丽雄深”的标准。殷?《河岳英灵集》曰：“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著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李因培《唐诗观澜集》曰：“右丞诗荣光外映，秀色内含，端凝而不露骨，超逸而不使气，神味绵渺，为诗之极则，故当时号为‘诗圣’。”王维诗歌雍容大度，浑厚典雅，秀色内含，充分表达了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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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的诗歌创作，从内容上看，既有清庙之作，也有山林之作；从艺术风格上看，既有高华之作，也有清远之作。徐献忠《唐诗品》曰：“右丞诗发秀自天，感言成韵，词华新朗，意象幽闲。上登清庙，则情近圭璋；幽彻丘林，则理同泉石。言其风骨，固尽扫微波；采其流调，亦高跨来代。”叶燮《原诗》曰：“右丞五言律有二种：一种以清远胜，……一种以雄浑胜。”施补华《岘佣说诗》曰：“摩诘七律，有高华一体，有清远一体，皆可效法。”纵观王维接受史，也有一些读者把王维看做“侍从酬奉”者，例如《新唐书·文艺传》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若侍从酬奉则李峤、宋之问、沈亻全?期、王维，……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其可尚已。”独孤及《唐故左补阙安定黄甫公集序》曰：“沈宋既殁，而崔司勋颢、王右丞维复崛起于开元、天宝之间。”可是，从整体上看，在王维研究中，特别是在20世纪以来的研究中，对其应制诗评价不高，重视不够。

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卷2云：“应制诗非他诗比，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于典实富艳耳。”初唐诗歌染有六朝诗歌中的雕饰艳丽之弊，在应制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王维以前，应制诗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嬗变阶段，出现了许敬宗、宋之问、沈亻全?期等著名的应制诗人。初唐宫廷诗人大都自觉的把自己看做御用文人，把写作奉和应制诗视为自己的天职。他们揣摩皇帝的心意，阿谀奉迎，诗歌中缺乏个性色彩。开元贤相张说、张九龄也写有许多应制诗，应制诗在二张的手中有了一定改变，部分诗中凸现出了独立的人格。继二张之后，王维开创了应制诗的新天地，成为唐代应制诗的集大成者。正如吴乔《围炉诗话》所说：“应制诗，右丞胜于诸公。”

王维的应制诗，以皇帝为中心，描写了皇帝和身边大臣的各种活动，既有朝会之作、游览之作，也有宴饮之作、送别之作等。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云：“绛帻鸡人送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声归向凤池头。”此诗写于乾元元年春天，是对贾至的和作，同时和作的还有杜甫、岑参。吴火廷?《唐诗选胜直解》曰：“应制诗庄重典雅，斯为绝唱。”胡震亨《唐音癸签》曰：“《早朝》四诗，名手汇此一题，觉右丞擅场，嘉州称亚，独老杜为滞钝无色。”胡应麟《诗薮·外编》说：“初唐七言律褥糜，多谓应制使然，非也，时为之耳。此后《早朝》及王、岑、杜诸作，往往言宫掖事，而气象神韵，迥自不同。”颔联写出了大唐之盛，可惜开天盛况在乾元年间已经不复存在，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出王维对开天盛世的向往之情。有时，皇帝会与宰臣们登高望远，为国泰民安而欣喜。其《奉和圣制登降圣观与宰臣等同望应制》云：“山川八校满，井邑三农竟。比屋皆可封，谁家不相庆。……渭水天边映。佳气含风景，颂声溢歌咏。端拱能任贤，弥彰圣君圣。”在皇帝组织的宴会上，君臣欢娱，饮酒赋诗，其乐融融。其《奉和圣制赐史供奉曲江宴应制》云：“侍从有邹枚，琼筵就水开。言陪柏梁宴，新下建章来。对酒山河满，移舟草树回。天文同丽日，驻景惜行杯。”[2]其《奉和圣制与太子诸王三月三日龙池春禊应制》云：“明君移凤辇，太子出龙楼。赋掩陈王作，杯如洛水流。金人来捧剑，画益鸟?去回舟。苑树浮宫阙，天池照冕旒。宸章在云表，垂象满皇州。”[2]当大殿上长出了“灵芝”、天空中飘浮着“瑞气”的时候，他们会热烈欢呼。其《大同殿生玉芝龙池上有庆云百官共睹圣恩便赐宴乐敢书即事》云：“欲笑周文歌宴镐，遥轻汉武乐横汾。岂知玉殿生三秀，讵有铜池出五云。陌上尧樽倾北斗，楼前舜乐动南薰。共欢天意同人意，万岁千秋奉圣君。”[2]其《奉和圣制天长节赐宰臣歌应制》云：“德合天兮礼神遍，灵芝生兮庆云见。”[2]

如果说以上诗篇依然沿袭着初唐以来同类诗歌的内容，那么王维的另外一些诗篇则显示了诗人独特的个性。其《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是一幅帝城雨中春望图，诗云：“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华。”[2]黄生《唐诗摘钞》曰：“风格秀整，气象清明，一脱初唐板滞之习。初唐逊此者，正是才情不能运其气格耳。”尾联的规劝之意符合封建诗教的温柔敦厚之旨，所以得到了沈德潜的推崇，他在《唐诗别裁集》中说：“应制诗应以此篇为第一。结意寓规于颂，臣子立言，方为得体。”其《奉和圣制送不蒙都护兼鸿胪卿归安西应制》云：“上卿增命服，都护扬归旆。杂虏尽朝周，诸胡皆自郐。鸣笳瀚海曲，按节阳关外。落日下河源，寒山静秋塞。万方氛?息，六合乾坤大。无战是天心，天心同覆载。”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借“天心”传达了自己的反战思想。

此外，在王维的边塞诗中也有一些“赞圣朝之美”的诗歌。其《出塞作》云：“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度辽。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方东树《昭昧詹言》曰：“前四句目验天骄之盛，后四句侈陈中国之武，写得兴高采烈，如火如锦。……浑灏流转，一气磅礴，而自然有首尾起结章法，其气若江海之浮天。”其《从军行》云：“尽系名王颈，归来报天子。”其《少年行》写咸阳游侠少年们的报国精神。“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等句慷慨激昂；“天子临轩赐侯印，将军佩出明光宫”等句气宇轩昂。

以上诗歌既有对帝王之都周边环境的描写，也有对大唐声威的张扬；既有对皇帝圣明的歌颂，也有对臣下忠心的剖白。盛唐时代的繁盛空前绝后，王维写作应制诗的才能举世无双。是盛唐时代催生了王维的应制诗，王维的应制诗充分地再现了盛唐之盛，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庄重典雅，气格雄深，高华精警的清庙之歌，它们深刻表现出大唐帝国国力的强盛，皇都的气象，大国的风范，君臣的和谐，也表达了自己对于帝王的赤胆忠心。应该说，在所有诗歌中这是让统治者最为赏识的一类。

3

在王维研究中，人们习惯上认为王维在张九龄罢相之后，对朝廷政治失望，对李林甫集团不满，从此不再关心世事，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就是用沉浸山水自然来逃避政治，对抗现实。其实，这种看法是似是而非的。在古代中国很早就有《后汉书·逸民传》中所谓“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的隐士，在晋宋易代之际，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毅然挂冠归去了；谢灵运在永嘉太守任内也辞别官场，回到始宁庄园隐居。陶谢此时的行为的确有与统治者分庭抗礼之意。但是，半官半隐的王维不仅对最高统治者——皇帝从来没有决裂之意，即使是对自己不满的宰相李林甫也始终虚与委蛇，不敢与之决裂。在张九龄罢相之后，王维《寄荆州张丞相》云：“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对张九龄表现出真挚的思念。但与此同时，王维又有《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颂扬李林甫，诗云：“谋犹归哲匠，词赋属文宗。司谏方无阙，陈诗且未工。长吟吉甫颂，朝夕仰清风。”王维与李林甫的亲信苑咸过从甚密，有《苑舍人能书梵字，兼达梵音，皆曲尽其妙，戏为之赠》、《重酬苑郎中》等诗与之交往。读者或以为《重酬苑郎中》中的“丞相无私断扫门”是对李林甫的讽刺，其实未必，正如陈贻火欣?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他不满意不良政治倾向，不满意李林甫，但也不能不去歌功颂德。他不愿巧谄以自进，但又不干脆离去。他不甘同流合污，但又极力避免政治上的实际冲突，把自己装点成亦官亦隐的‘高人’，始终为统治者所不忍弃。”[3]正因为王维奉行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也由于他长期漂浮在社会上层，因此他对当时的社会危机没有杜甫那样深切的体会和清醒的认识。

王维走向山水、写作山水诗的重要原因并不在于逃避政治的黑暗。相反，王维山水诗的写作与统治者的热衷庄园山林密切相关。据《新唐书·食货志》载“自王公以下，皆有永业田”。从初唐开始，许多宫廷诗人都写到了园林别墅中的风光景致，可以说是初盛唐时代的庄园别墅之风促进了山水诗的发展。在帝王的鼓励下，一些台阁重臣们会时常组织山池宴集，据《旧唐书·杨师道传》载，贞观年间，侍中杨师道退朝之后，“必引当时英俊，宴集园池，而文会之盛，当时莫比。……太宗每见师道所制，必吟讽嗟赏之。”刘洎《安德山池宴集》云：“已均朝野致，还欣物我齐。”赞赏杨师道将朝臣与山野合二为一。唐中宗游幸世家望族韦嗣立的山庄，封韦嗣立为“逍遥公”，称其山庄为“逍遥谷”。张说《东山记》云：“韦公，体含真静，思协幽旷，虽翊亮廊庙，而缅怀林薮，东山之曲，有别业焉。……兹所谓丘壑夔龙，衣冠巢许。”《唐诗品》云：“开元之际，君臣悦豫，饯别临流，动纾文藻，而感旧瞩芳，探奇校猎，情欣所属，辄有命赋。”唐玄宗《王屋山送道士司马承祯还天台》云：“江湖与城阙，异迹且殊伦。间有幽栖者，居然厌俗尘。林泉先得性，芝桂欲调神。”对幽栖者的林泉生活不胜歆羡。玄宗还有《同二相已下群臣宴乐游园》等写自己与臣下的山林之乐。朝廷大臣们也多向往“丘壑夔龙，衣冠巢许”的生活方式，李颀《裴尹东溪别业》云：“公才廊庙器，官亚河南守。别墅临都门，惊湍激前后。旧交与群从，十日一携手。幅巾望寒山，长啸对高柳。……始知物外情，簪绂同刍狗。”储光羲《同张侍御鼎和京兆萧兵曹华岁晚南园》云：“公府传休沐，私庭效陆沉。方知从大隐，非复在幽林。”钱起《宴崔驸马玉山别业》云：“满朝辞赋客，尽是入林人。”利用政务之余走向山林，退朝之后休憩山庄，成为在唐代官员中盛行的风气。在他们眼里，山林生活是朝廷生涯的一个组成部分，山水诗是宫廷文学的自然延伸。王维很早就周旋在这个圈子里，从一定意义上说，王维山水诗是唐代帝王和权贵生活的记录，王维诗歌再现了上层贵族的林泉之趣。《旧唐书·王维传》云：“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前面提到的“逍遥谷”等庄园也是王维时常光顾之地，王维集中有许多描写贵族的山林生活的作品。其《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宴集序》记载了开元二十五年三月的一次集会中，诗人说：“逍遥谷天都近者，王官有之，不废大伦，存乎小隐。迹崆峒而身拖朱绂，朝承明而暮宿青霭，故可尚也。”[2]这正是王维所理解的半官半隐。其《同卢拾遗过韦给事东山别业二十韵》云：“谒帝俱来下，冠盖盈丘樊。……鸣玉满春山，列筵先朝暾。”这些山水描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帝国的富足安适，祥和宁静，折射了盛唐时代高级士大夫阶层悠然闲雅的生活方式。

相较于在他人别业中的盘桓，王维山水诗更多的还是在写自己的辋川别业。《旧唐书·王维传》云：“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尝聚其田园所为诗，号《辋川集》。”据《陕西通志》载：“(辋川)川口为两山之峡，路甚险狭，过去豁然开朗，村墅相望，蔚然桑麻肥沃之地，四顾山峦掩映，似若无路，环绕而南，凡十三区，其美愈奇。王摩诘别业在焉。有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等二十景。维日与裴迪游咏其间。”据王维在《辋川集》中的描写，这里“北?湖水北，杂树映朱阑。逶迤南川水，明灭青林端”。他不仅与裴迪互相唱和，完成了庄园山水诗的代表作《辋川集》，还画有表现别业一代景色的名作“辋川图”。

王维的山水诗不染有官场的气息，他诗意的栖居在庄园山水中。其《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云：“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其《山居秋暝》云：“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其《归嵩山作》云：“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其《终南别业》云：“兴来美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人和自然合二为一，隐逸与山水对许多人而言，可能是附庸风雅。在王维是一种生命体验，是一种生存方式，他从山水中获得了道。半隐是官场生活的一种补充，半隐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仕宦。王维的一些山水诗喜欢描写“空”、“静”的境界，胡应麟《诗薮》曰：“如‘人闲桂花落’、‘木末芙蓉花’，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许学夷《诗源辨体》曰：“摩诘五言绝，意趣幽玄，妙在文字之外。……摩诘胸中渣秽净尽，而境与趣合，故其诗妙至此耳。”这样的空寂境界远离红尘，没有人间的烟熏火燎之痕，诗人自己超然物外，似乎与现实没有任何关系。其实，且不要说这样生活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作后盾，单说此一审美境界，它需要一定的思想深度和艺术修养才能领会把握，无疑，它是属于贵族阶层的精神世界。

施补华《岘佣说诗》云：“摩诘五言古，雅淡之中，别饶华气。故其人清贵；盖山泽间仪态，非山泽间性情也。”其实不仅是王维的五言古诗，王维所有的山水诗中都具有一定的清贵气。正因为王维诗歌再现了统治者阶层对山水的审美情趣。这也是代宗为首的贵族集团欣赏王维山水诗的重要原因吧。

概之，代宗对王维的评价不是一个普通读者对一位普通诗人的看法，这一评价折射了当时最高统治者对文学创作的政治态度和审美情趣。从朝廷政治的角度看，典雅平和的王维诗歌是代宗眼里的新经典。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王维诗歌反映了盛唐时代贵族阶层的审美标准和艺术趣味。从而可以说在盛唐诗人中，只有王维才最符合封建帝王及其政权对文学的政治要求和审美期待。

[参考文献]

[1] 姜建国.论尧斯接受美学中的“期待视野”[j].社会科学辑刊，1992(6)：119.

王维的诗全集范文第3篇

一、诗的新使命和王维的最初尝试

隋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建立的唐王朝，经过“贞观”“开元”之治，使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繁荣昌盛的高峰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强大的唐王朝作为一个统一的王朝，始终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单一的思想统治。儒家思想虽也得到公认，但却没有获得统治性地位，释、道两家无论在统治阶级内部抑或整个社会，受重视的程度均不亚于儒家。在某些年代，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偏爱，或道或佛往往置于儒之上，加之，唐代社会的政治、民族、文化等总体上都具有多元化的特点，思想学说的多元并存恰好与之相适应，因而，定于一尊的思想统治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

王维生活的年代，佛教的中国化已极近完成，但也正如汤用彤先生所指出的那样：“隋唐佛学有如戏剧的特点，是高潮的一刻，也正是下落的一刻”〔2〕。所谓佛教“下落”趋衰的“因子”〔3〕主要涉及中国佛教和印度佛教（亦是南宗禅和北宗禅）的分歧问题。前者重“知解”主“顿悟”，后者重“实行”仰“渐修”，也可以说，随着中国化佛教南宗禅地位的确立，“渐修”、以事佛为务的“实行”精神就趋衰微了。中国化的佛教之特点，一是重理性的知解，二是对解除生死问题的关注，三是通过诗文来传达佛教思想。所谓“至隋唐大盛”只是到隋唐，佛教已不必借助皇帝和士大夫的提倡，便可流行，佛教的组织，自成体系，佛教势力集中于寺院，和尚成为一般人信仰的中心，此间的佛教理论阐发因闭关于寺庙便行之不远，而生死问题的解决甚或变为迷信，只有在文学方面尚可作为诗文的材料来传达、沟通两种世界的联系。诚如元好问诗云：“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元遗山诗集》卷十《答俊书记学诗》）。诗与佛禅结缘日深，本来以“言志”、“抒情”、表现个性、再现生活为己任的诗歌，从此又被赋予传达佛理，表现悟境的新使命，诗为佛教留下了无限的空间，佛禅为美学开辟了巨大的疆域。

许多学者和方内大师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诗僧齐己《戒小师诗》云：“不肯吟诗不听经，禅宗异岳懒游行。它年白首当人问，将底言谈对后生”。意谓倘“不肯吟诗”“不听经”，又懒于行脚，怎能证悟，何以凭信，将来以何“言谈”面对后来者！白居易也称：“如来说偈赞，菩萨著议论。是故宗律师，以诗为佛事。欲使第一流，皆知不二义。从容恣语言，缥渺离文字。旁延邦国彦，上达王公贵。先以诗句牵，后令入佛智。人多爱诗句，我独知师意。不似休上人，空多碧云思。”（《题宗上人十韵》）他以诗为“佛事”，其艺术传达亦自认为能“独知师意”。姑苏景德寺云法禅师所撰写的《务学十门》其六门曰：“不学诗无以言”〔4〕。中国化了的佛教如此看重“诗”是十分合乎逻辑的，对于他们来说，真如在语言中发生着，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诗，真如之境，妙悟的刹那，只有诗才能准确、形象地传递出来。

王维生活的年代，也是中国佛教变革的重要时期，经过迅烈的宗尊之争，南宗禅，亦即中国化的佛教始以正统焕发于世。颇有意趣的是王维与南北宗及其重要人物都有过从甚密的交往，中国禅学史上，前期禅宗承续，当以慧可为源〔5〕，依次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等五家。五家所本，凡有三系，慧可、僧璨一系，为楞伽禅；道信、弘忍一系，为起信禅；慧能自是一系，称般若禅。王维在遇神会禅师之前，所接受的影响，也还是前期禅宗的思想风范。这期间的诗歌创作，多是佛道禅理的平行传达，如“法向空林说，心随宝地平”（《游方丈寺》），“猛虎同三迳，秋猿学四禅”（《游悟真寺》），“莲花法藏心悬悟，贝叶经文手自书”（《赠施舍》），“身逐因缘法，心过次第禅，不须愁日暮，自有一灯然（燃）”（《卢员外看饭僧并题》），“共仰头陀行，能忘世谛情”（《期游方丈》），等等，从中可以看到佛禅术语多，用典亦多，考其诗句中的“四禅”、“次第禅”、“头陀行”等则均属前期禅宗的典型术语。

著名的《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雪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此诗写得超逸浑成，“一气盘旋，灭尽针线之迹”（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但从结末两句来看，仍属前期禅宗的思想，“毒龙”妄心，尚需用“安禅”渐修的手段去“制伏”。王维进士入第任大乐丞未久即因“舞狮”案坐累，谪贬济州（开元九年），直到开元二十二年始得返帝京，其间十几年的事迹于史无征，且大部分诗作殊难编年，只是通过诗作提供的内容，参照佛禅发展的运行轨迹，约可辨析产生的大体年代。再如，王维妻亡后，“笃志奉佛，蔬食素衣，丧妻不再娶，孤居三十年”（见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从其生卒年可知，妻亡时在开元十九年，考其佛教立场，可知王维这时信奉蹈历的仍是道信，弘忍一系的“起信论”，据吕chéng＠②先生研究，该系因“误解名义”、“妄删文句”、“传抄错简”等问题，“学者以身命付之，以期解脱，不亦难且殆乎？”〔6〕王维丧偶后“笃志”不娶，孤居“三十年”，洵属“以身命付之”。由此可见他晚年遇到南宗禅的实际建立者神会时表现出来的兴奋、喜悦，因果关系颇为深刻。王维与神会倾心相与，全面交往，宗风、诗风吹拂、鼓荡，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自秉主调，各得助益，南宗禅对于王维诗风形成的影响，具有根本意义。

二、精神的逃逸和“清丽”“旷淡”的诗风

王维前后期的诗歌创作，风格显然是不一致的。多才多艺和时代的鼓舞，使王维要求仕进，建功立业的心情十分迫切，这个时期的诗作大多意气豪迈，甚或有些“侠气”。入仕后一些意想到和意想不到的打击、遭际〔7〕，使他黯然思退、思隐，“道有不申，行呤山泽”。然而十分耐人寻味的是，王维终其一生都不曾正式挂冠归隐，而始终过着“亦官亦隐”的别样生活，精神上的皈依和仕途的淹迟，使他“身心相离”（王维《与魏居士业》）、矛盾度世。这种巨大痛苦和耐心之间生发出来的文字，具有鲜明的个体风格和时代印记。

所谓风格，通常是指艺术美从内向外的自然流露，是作家艺术家创作成熟的重要标志。王维诗歌趣高旨远、含蓄蕴藉、气韵悠扬、自然浑成、意境圆融等美的品质，其所呈现的艺术风格大体上是“清丽”、旷淡”。促使这种风格生成的佛禅方面的具体而微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两点，一是“亦官亦隐”的生存状态所导致的灵魂皈依，一直伴随、影响着王维的艺术态度、艺术思维、艺术表现；二是王维晚岁得与完全中国化的佛教结缘，使“清丽”、“旷淡”的诗风终得形成。

逃逸于佛禅和眷惜他人之间，“以身命付之”的勇气和终极关怀的“恐惧”心理之间，题材的择选和满意的传达之间……需要巨大的才情，也激发了才情。从几次重大变故中窥探王维，不难发现他内心深处所竭力掩藏的懦弱性，恐惧感。诗人秉赋高、判断力强，在敏锐地作出判断后，却不敢坚持己是，而采取了令生命长期痛苦的方式，结果是这痛苦的生命保全了下来，然而痛苦却不因此而消弥。可贵之处在于，王维仰仗自己的真诚和才具，将痛苦作了最合乎逻辑的转移、升华。开元二十四年恩相张九龄被黜，李林甫相政，王维内心的苦衷是可以想见的，“知朝政之日非，思归隐而未能也”（陈沆《诗比兴笺》）。他依旧在官位上，叹逝流年，以自己的方式苟全着、传达着心中的愠意、恐惧和生存状态：“舍人下兮春宫，据胡床兮书空。执戟疲于下位，老夫好隐兮墙东。”（《登楼歌》）生动地传达出在李林甫的“罗钳吉纲”〔8〕之中，诗人避世远祸的心理活动。有人指摘王维天宝年间为叛军所俘，不能“引决”，就死尽忠，是学佛所误：“释氏畏死，然则其不能引决，亦学佛误之也”（李绂《序文》）。许多学者看到了释门对于死亡的恐惧，正是出于这种恐惧才建设了“无生”学说，“端坐学无生”的王维，对死亡、异己力量的隐忍、退让、调和的背后是对生活深刻的爱惜，他早已“倦于仕途，厌于奉制”，而所以“沉吟未能去”者，多因“世纲婴我故，小妹日长成，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几徊欲奋飞，踟蹰复相顾。”（《偶然作六首》其三）诗人厌恶仕途之“人情翻覆似波澜”（《酌酒与裴迪》），又慨叹“人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似是别无选择。然而，这不过是王维精神、灵魂的逋逃薮，这里的“自在”“自由”属于诗，精神、灵魂对“世累”、“时累”的摆脱，使诗人靠近走进了自然。“飒飒松上雨，潺潺石上流，静言深溪里，长啸高山头，望见南山阳，白日霭悠悠，清泉丽已净，绿树郁如浮，曾中厌蒙密，旷然消人忧。”（《自大散以往深林密竹磴道盘曲四五十里至黄牛岭见黄花川》）“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终南别业》）。官场的倾轧和赏心的田园之间形成的反差，益发使其钟情、陶醉于大自然之中，大自然“第二情人”说之于王维仍觉形容不够。古称“大隐隐朝市，小隐隐薮泽”，“中隐”之于文学创作有其绝妙之处，尤其是诗歌。朝市嚣喧，樊丘冷落，“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9〕。王维深得“亦忙亦闲”的个中三昧，他寄情于山水田园， 逃遁于佛禅，借重于文学的炉砧进行融冶锻打，创造了量多质优的诗歌篇什，铸就了王维诗歌的独特风格，山水田园诗到了王维那里，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最为壮丽的奇观。

王维与神会禅师的结识交游是其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捩点，这催动了王维晚期诗风的形成。他受神会请托为六祖慧能作碑铭，其中说到“弟子曰神会，遇师于晚景，闻道于中年”（《能禅师碑》）。六祖圆寂后，神会不惜身命，躬行高蹈，于开元二十年在滑台大云寺设无遮大会，建立南宗宗旨。后世学者认为，神会才是中国佛教的真正建立者，甚至连中国佛教的经典《坛经》也是神会所作。“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博大功勋，永久的影响”〔10〕。慧能，神会教义的主要之点即顿悟，“顿”、“渐”之争是中国佛教生死攸关的大关目，顿悟之说确立，则一切仪式，念经念佛，经典戒律都可视为可废之物，“一念相应，便成正觉”（《神会语录》卷一），由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才成为可能，容或使用了“文字”，那也是诗的别称而已，“不死句下”，“活泼泼地”把握生命、生意方是正觉、正道。可以说王维晚岁的诗作均达到了如此胜境，试看《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虽是有动有声，然绝非噪闹，恰是一种空、静之境，在“动”与“静”捕捉、把握中传送着生命的律动。“人闲”、“夜静”、“花落”、“山空”，是心境亦是处境，在空旷宁静之中，明月乍出，有光而无声，却“惊”动了山鸟，虽着一“惊”字，依然是静的延伸。这是宇宙精灵恒在状态的通然了悟，明月千古复万古，山鸟“时鸣春涧中”，亘古与时下打成一片，高妙的衔接组合，令人深深地感觉到“见心”、“见性”、“吾梵一如”的妙谛，作者将如此玄冥的禅意化入诗作，不露半点痕迹。怎不让人诺诺连声！

“无住”和“无念”是南宗禅又一大宗旨，所谓“无住”，即对于空相声色无所住心；“无念”即“不作意”，“所作意住心，取空取静，乃至起心求证菩提涅pán＠③，并属虚妄。但莫作意，心自无物，即无物心，自性空寂……故《般若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无所住，本寂之体，而生其心，本寂之用。但莫作意，自当悟入”（《神会语录》卷一）。王维对南宗禅此项精义的把握亦颇精微，例如《山居秋瞑》：“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山是“空”的，雨是“新”的，既“静”且“净”，山居秋日的黄昏空寂清湛，一场新雨的涤洒，松间、石上、月明、泉清，静静地“照”着，潺潺地“流”着，一幅西方琉璃世界的图画。颈联对动静儿的描写，从容不迫，富有节奏，幽静的世界间或一点枝叶的xī＠④sū＠⑤，目光到处，原来是洗衣浣纱的少女归来了；水边荷动了，因为沿水而下的渔舟推动了波澜，“一点才动万波随”，禅意十足，生机盎然。尾联的出句“随意春芳歇”，正是“无念”、“无作意”、于此无所住心的生动写照。文人悲秋而王维独不作秋悲，是深得南宗禅“自性”真髓的缘故。既已“晚来秋”，则任凭“春芳歇”，调谢也是一种生命现象，生命的一个过程。《辛夷坞》对南宗禅上述思想的沉潜、传达、似更通脱：“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著满树头的辛夷花，在山间热烈地开放了，又纷纷地坠落了，是在阒无人迹的涧崖山谷，无须为其绽放而称赏，也不用因其陨落而悼惜。王维在《山中示弟》中说：“缘合妄相有，性空无所亲”。色相是空的，就应“以无念为宗”，所谓“无所亲”，即不去亲近什么，实亦无须执着什么，就是所谓“以无住为本”，需要证得自性、正觉，诚如神会所云：“决心证者，临三军际，白刃相向下，风刀解身，目见无念，坚如金刚，毫微不动。纵见恒沙佛来，亦无一念喜心，纵见恒沙众生一时俱灭，亦不起一念悲心，此是大丈夫，得空平等心”（《神会语录》卷一）。苏轼《百步洪》诗云：“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苏诗诉诸议论，王维坦呈形象，然而，均可作为“无念”、“无住”的诗解。

“定慧”旨趣，亦是南北二宗之争的重要内容。根本之点还在于北宗重实行，而南宗重知解，北宗重在“以定发慧”，而南宗则重在“以慧摄定”，南宗虽称定慧合一，其实他们只认得“慧”，不认得“定”，这是中国佛教史上，乃至思想史上绝大的解放，禅学本已扫除了一切“文字障”、“仪式障”，然而还有个“禅定”在，直到南宗出来，连“禅定”也一扫而空，这才是彻底的解放。神会对王维说：“众生本身心净，若更欲起心有修（指“得定以后发慧”）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神会语录》卷一）。这不仅给王维一种学理的满足感，那种简括斩截的表达，也是一种文风的革命。从其诗作解析，王维佛学造诣如此精湛，晚岁与南宗禅交结如此深刻，使他的诗作从容不迫而富有节奏感，了悟“自心”“自性”而充满生意，诗风旷淡而又清丽。

三、诗风的熟稔和可能的转向

诚然，王维绝非禅门的传灯人，他首先是诗家，且是山水田园诗派的大家，晚岁的王维因得禅宗之精义，获益良多。这不仅使他痛苦、无安全感的灵魂有所寄植而找到了家园，而且，那种理性的洞彻使其无疑、简洁的宗风责其别开生面。王维诗风于晚年走向了成熟，在那些饮誉当时，传育不衰的诗作里，既无教义、宗旨的说教，连佛禅的术语也不再出现，意境、风格蕴佛门妙道，“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在艺术表现上左右逢源，触处成春，艺进于化境，已达“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仅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呈现的那种“时”“空”转移之妙就让人叹为观止，那“一片化机”的语言操持，倘无佛禅对本体、自性的了悟功夫，则很难传达出来。一些作品似在有意无意之间，就泄露出生机盎然的禅意。“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不见人”已觉“空山”之寂，“人语响”益衬“空山”之静，以声“响”叙“不见人”，情又是“但闻”，“但闻”者，只听到也。只有人语，全无它声。三、四句仍写“空山”的寂静，人迹罕逢的深林中、青苔上，时以斜阳为之铺敷一袭绚烂的金装，这是大千世界，宇宙真如的，看顾。这种寂静的捕捉，获得，是心境禅境的妙得，静中有动，寂中有喧，无“头巾气”，无“狂狷气”，无“富贵气”，无“骄矜气”，由虚一而静，“虚而能纳，静则能照”，得凡宇宙诸相，一动一静，俱是诗人心地的外化，因有生意生机，顿觉那透过深林、透过密叶繁柯，“复照青苔上”的斜阳，不啻有色彩，似也有声息有响动了。

王维晚年对佛禅精到、浑然的把握，诗风和畅宛如“秋风芙蕖，依风自笑矣”〔11〕，即或是送别诗如《送元二使安西》也写得清丽动人，无悲惜衰飒之气。它如视野阔大，体悟通玄的《汉江临泛》；心同梵一，包容巨大的“辋川集”、“终南咏”等，无不深得“有”“无”之旨，赋尽“动”“静”之妙，这些“蝉蜕尘埃”“与造物相表里”的挥洒，是诗风粲然熟稔的表现。达观禅师尝谓：“盖禅如春也，文字似花也，春在于花，全花是春，花在于春，全春是花，而曰禅与文字有二乎哉”〔12〕。王维学佛习禅务其“精义”，为诗作文务其“了心”，“春在于花”，“花在于春”，等比若一，正是他诗风熟稔的标志。

一个作家的风格从其个体的特异性来考鉴，确如刘勰所云：“各师成心，其异如面”，王维诗作的风格是鲜明独特的，是其“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然而风格的形成到底也受制并得益于时代等外在因素。历来对于王维诗风的描述，由于历史判断的递嬗，美学标准的流易而不尽相同，散见的如：“自在”、“自然”说（《后山诗话》），“清腴”、“清远”、“清逸”说（《唐诗别裁》、《唐宋诗学》），“丰缛”、“丽”、“乐”说（《麓堂诗话》、《王右丞集笺注》），“雄浑”、“浑厚”、“浑成”说（《唐诗别裁》）等。后人较系统较集中谈到王维诗风的是晚唐的司空图和清代的王渔洋。司空图论诗的风格“不主一格”，他把淡远的韵味，含蓄的风格强调为诗歌的首要艺术特征，认为王维等颇合“准的”（许印芳《与李生论诗书跋》）。王渔洋将诗的风格定于一尊，从“神韵”出发而独尊王维。站在今天的高度审度王维的诗歌创作，可以看到佛禅给予的影响是巨大的，甚或是根本性的，他那“清丽”“旷淡”，“含蓄”“浑成”的诗风，与大唐的文化气息以及唐诗修辞美和激情相结合的主导风格，仍然是相一致的。

王维诗作的优胜处，即在于那种超凡迈世的艺术风范。其艺术态度疏朗旷达，意境氛围清淡天和，语言表达精湛丰丽，拆穿了讲即其不食人间烟火般的佛禅气息。然而，王维作为社会成员，他无计逃脱“社会关系总和”的现实铁律，他是一个社会存在，况且始终是“亦官亦隐”的存在，他必须面对一个“社会人”所应面对的一切烦恼与愉悦。倘从人的悲剧性着眼，则不是人“具有”烦恼，而是“人即烦恼”，只要不是无机物、植物般的生生灭灭，他就永远不能像它们那样“如其本来”，所谓“诗意地活着”，亦不过是一种阶段性抑或永久性的理想、追求而已，而如此生存状态，崇佛尚禅的王维堪为典型的证明。一个诗人的风格不会是既定不变的，王维主体风格相对熟稔之际，可能转向何处抑或在其成熟期透露了哪些去向的征兆，很值得研究，如前所述，重“实行”和重“知解”是印度禅与中国禅（亦是南北禅宗）的根本判分。公元520年左右，涉流沙，越葱岭， 辗转陆路水路东来中国的菩提达摩曾预言：“二百年后，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说理者多，通理者少”〔13〕。如此下推二百年，则正是慧能尊立，中国禅完全形成的时期，深得南宗禅“传心”〔14〕要旨的王维，欲“共传无住之心，同说如来知见”，许多诗作不免诉诸于议论，诸如“莫学嵇康懒，且安原宪贫”（《山中示弟》），“一施传心法，唯将戒定还”（《同崔兴宗送衡岳瑷公南归》），“无有一法真，无有一法垢”（《胡居士卧病遗米因赠》），“眼界今天染，心空安可迷”（《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更有意思的是，在其风格完全成熟期的《辋川集》第一首《孟城坳》里，也有不打折扣的“议论”——“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因而，有人看到：“夫《楞伽》、《辋川》，同一造意”〔15〕。相对来看，王维捎带“议论文字”的诗作，为数不多，有的诗虽有些微议论因素，也是诉诸形象的，如《莲花坞》中“弄蒿莫溅水，畏湿红莲衣”，纵是“议论”，因外在形象与心理空间连通起来，反教画面更富诗意，王维诗风到底体现着大唐气象。

中国诗史的下一幕辉煌轮到了宋人，宋诗以新的面目、风格彪炳于世，王维诗风，中经韦应物、柳宗元、贾岛、姚合的接武承绪，又经宋初诸贤的努力，到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终于形成新的一代诗风，从苏轼对王维“敛衽无间言”〔16〕的崇拜态度，可见王维诗风对有宋一代的深远影响。

（该文系国家教委“九·五”项目《佛禅与唐宋诗风的变迁》之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

〔1〕东土佛教，一般指中国佛教，但并非全指中国化了的佛教。佛教传入中国，自汉代到魏晋南北朝的五百年间，尚处于译述介绍阶段，这一时期佛教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外国译经僧人，他们是主译者，也是所译经典教派的宣传者，在中国的传布渗透，仍以“三玄（即《周易》《老子》《庄子》）解佛”。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进入创造发展阶段，代表人物几乎全是中国僧人，该时期介绍翻译外国典籍的比重见轻，本土著作日丰，迨至南宗禅地位的确定，佛教的面目则中国化了。本文所以使用“东土佛教”，即指包括前期、后期禅宗在内的中国佛教。若迳称“中国佛教”，则往往只想到后者。巨赞禅师在《禅宗的思想与风范》一文中称：“自从慧能正式建立了禅宗的门庭以后，经过五家七宗的传灯弘化，中国佛教史就几乎成为禅宗史，它的流风余韵到现在还未见衰竭”。王维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佛教形成时期，他与前后期的佛典、人物都有联系，之所以使用“东土佛教”，首先考虑到应与纯粹的印度佛教相区别，同时亦可表述清楚，王维与中国前期禅宗与后期禅宗，北宗禅与南宗禅的诸关系。

〔2〕〔3〕汤用彤：《隋唐佛学之特点》，转引自张锡坤主编《世界三大宗教与艺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陈垣：《佛教能伟布中国之几点原因》，见《陈垣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5〕〔6〕吕chéng＠②《禅学述原》，见《吕chéng＠②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7〕王维仕途有三次大的挫折，第一次，开元九年“年二十一，以进士擢第，调大乐丞”，不久即因“为伶人舞黄师（狮）子，坐出宫”，谪贬济州。这是王维所意想不到的。第二次乃开元二十四年王维的知音、恩相张九龄罢相，他也再次遭贬。起因是张九龄推荐的周子谅“上书忤旨”在朝堂被活活打死，此事殃及张、王。从某种意义上说，张九龄被逐出朝堂，宣告了李唐在隋末农民运动推动下所产生的开明政治的终结。王维“亦官亦隐”的生存状态，即始于恩相见黜，李林甫执政的时候，这大大刺激、影响了他的生活态度、艺术态度，这是他所意想到的。第三次即“安史之乱”所遭际的“陷贼”“伪职”事件，后经多方努力亦作降职处理，这是他不能意想到的。

〔8〕李林甫欲除异己，求治狱吏，得吉温、罗希shì＠⑥， 二人皆依林甫之意锻炼成狱，无人能脱，时人谓之“罗钳吉纲”。

〔9〕转引自张锡坤等著：《禅与中国文学》，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7月版

〔10〕胡适：《荷泽大师神会传》，见《胡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11〕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8月版。

〔12〕见惠洪：《石门文字禅·序》。

〔13〕印光禅师：《宗教不宜混滥论》，见《印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14〕神会《显宗记》云：“自世尊灭后，西天二十八祖。共传无住之心，同说如来知见”。

〔15〕彭际清：《题张君度秋山卷》，《二林居集》卷九。

〔16〕苏轼：《凤翔八观·王维吴道子画》，见《苏轼诗集》卷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负上部加四加下复的下半部

＠②原字为左边“氵”加右边“徵”的右半部

＠③原字为般加下木

＠④原字为穴加下悉

＠⑤原字为穴加下卒

王维的诗全集范文第4篇

1、中国古代神话非常丰富，其中以《山海经》中为最多。

2、西汉时期，由司马迁写的《史记》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3、宋词主要分为两大派，一是豪放派、一是婉约派。苏轼和辛弃疾是豪放派的代表，李清照是婉约派的代表。

4、中国最早的字典叫《说文解字》，作者是许慎，这是第一部按部首归类的字典，这种归类方法一直延续到现在。

5、清乾隆年间，皇帝下令编撰了一部中国的丛书，收录了18世纪以前3000多种重要着作。全书共230万页，连接在一起，足够绕地球赤道一圈有余，这部丛书叫《四库全书》。

6、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诗经》共有305篇，也叫“诗三百”。

7、战国时期大诗人屈原的代表作是楚辞《离骚》。

8、“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宋朝词人苏轼《水调歌头》中的名句。

9、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女词人是宋代的李清照，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

10、元杂剧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关汉卿，他的主要作品是《窦娥冤》。

11、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达了对志向的不懈追求。

12、陶渊明《桃花源记》写了一个理想的世界，那儿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人们过着安宁、幸福的生活。

13、唐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体裁是诗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14、唐代李白被人称为“谪仙”、“诗仙”。

15、李白，字太白，世称“诗仙”“千古一诗人”。

16、唐代杜甫的诗被大家看作“诗史”。其代表性的是“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深刻写出了民间疾苦及在乱世之中身世飘荡的孤独。

17.杜甫的诗《春夜喜雨》很有名：“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8.毛泽东代表作《沁园春·雪》《长征》。

19.中国国歌歌名《义勇军进行曲》，作词田汉，作曲聂耳。

20.“知音”一词来源于战国时期俞伯牙、钟子期的故事。

21.“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

22.“五经”指：《诗》《书》《礼》《易》《春秋》(诗书礼易春秋)

23.古诗名句中点字成金的事例：

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绿”字。

宋祁“红杏枝头春意闹”中“闹”字。

贾岛“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中“敲”字，即推敲典故的来历。

这类考试的时候常考：谈一下某句话中哪个字或者词用得好，为什么。

24.陶渊明，名潜，字渊明，世号靖节先生，自称五柳先生，东晋诗人，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

25.王勃，字子安，初唐四杰之一，唐代文学家，有抒情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五律);名文《滕王阁序》。着有《王子安集》。

26.杨炯，初唐四杰之首，名作有《从军行》。

27.卢照邻，初唐四杰之一，代表作为《长安古意》。

28.骆宾王，初唐四杰之一，代表作为《在狱咏蝉》，另有着名的《讨武檄》，作品集为《临海集》。

29.贺知章，字季真，自号四明狂客，唐代诗人。所作《回乡偶书》(七绝)，为传诵名篇。

30.王之焕，字季陵，唐代诗人。他的《凉州词》、《登鹳鹊楼》是唐代绝句珍品。

31.唐诗中：诗仙李白，诗圣(诗史)杜甫，诗魔白居易，诗佛王维，诗鬼李贺，诗囚孟郊和贾岛，诗豪刘禹锡。

唐诗中风格迥异。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代表。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代表。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孟浩然是山水田园诗人代表。王昌龄、高适、岑参是边塞诗人代表，白居易、元稹是新乐府运动(即追求语言通俗易懂)诗人代表。

32.宋词一般分为“豪放派”和“婉约派”。“豪放派”代表词人是苏轼、辛弃疾等。“婉约派”代表词人是李清照、柳永等。

当时流传有：柳郎(柳永)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苏东坡)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33.学者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凡一代有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王国维认为在特定时期代表文学成就的是：楚辞、汉赋、六代骈文、唐诗、宋词、元曲。(补充：明清小说。)其中唐诗、宋词、元曲并称于世。

汉赋代表作：班固《两都赋》、曹植《洛神赋》。

骈文也称四六文，兴于南北朝，盛于唐宋。代表作：刘勰《文心雕龙》、王勃《滕王阁序》。

34.清·蒲松龄的自勉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其中有两个典故：项羽破釜沉舟，勾践卧薪尝胆。蒲松龄代表作《聊斋志异》。

35.至圣孔子(圣人)、亚圣孟子、宗圣曾子、书圣王羲之·晋、画圣吴道子·唐、词圣苏轼、文圣欧阳修、茶圣陆羽·唐、药圣李时珍·明、医圣张仲景·东汉、草圣张旭·唐、药王孙思邈·唐、田园诗人陶渊明·晋、诗歌之父屈原·战国、历史之父司马迁·西汉。

王维的诗全集范文第5篇

一

王维的诗歌，尤其是他的田园山水诗，的确写得很美，以至早就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誉。在这些作品中，有许多诗也的确含有“禅”。这种“禅”的体现形式是怎样一种情况呢？人们已有许多分析，但总其大端，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纯粹的佛理教义的说教诗。也就是说，把诗当作宣扬佛教教义的工具。王维信佛，《旧唐书》本传说“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唐代正是佛教高度“繁荣”的时代，士大夫学佛佞佛风气极盛，加之王维受虔诚佛教徒母亲的影响，中年时便成为一个笃诚的学佛者。从他所留下来的诗文可以看出，他对佛教研究颇深，因此，在他的诗歌中，有一些纯粹是宣扬佛教教义的，正如李梦阳所指出的“王维诗高者似禅，卑者似僧”。（《空同子》）这一小部分“卑者似僧”的诗歌就是禅理的说教诗。

如《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其一：

一兴微尘念，横有朝露身。如是睹阴界，何方置我人。碍有固

为主，趣空宁舍宾？洗心讵悬解，悟道正迷津。因爱果生病，以贪

始觉贫。声色非彼妄，浮幻即吾真。……

这本是一首慰病之作，作者却在演绎禅理，现身说法，用禅宗的思想来解释人生疾患。诗人认为，人之所以眷念人生，就是因为有世俗之念，只有去掉世俗之念，才不会迷失道路。“五阴”、“六尘”、“十八界”等佛教概念在诗中大量出现。至于该诗的第二首更是提出了一种佛教禅宗的人生哲学。其中“浮空徒漫漫，泛有空悠悠。无乘及乘者，所谓智人舟”的句子，则全是宣扬佛教“非空非有方能成就佛道”的思想。“禅宗”六祖慧能有所谓的“无相、无着、无住”的“无为无碍”的思想，王维也认为万法都在自心，人就不应该执着于外境。

我们再看《秋夜独坐》：

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

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

诗题曰：“秋夜独坐”，就使人不自而然地想起佛僧静夜坐禅，而全诗也确是写禅悟的过程，尤其是后半篇，纯属佛理的说教，枯燥乏味。这样说禅的诗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如“眼界念无染，心空安可速？”（《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无有一法真，无有一法垢。”（《胡居士卧病遗米因赠》）至于那些有关佛教的文章，直接宣扬“色空”、“诸法皆空”的佛教教义的文字，则比诗更多了一些。

这样一些佛理说教诗，在思想内容上并不可取，严格说来只是佛教信徒的偈颂。在王维的整个诗作中，也只占有极少数〔3〕，而绝大多数是属于第二类的“以禅趣入诗”。

在王维的田园山水诗中，有许多的确寓含了一种禅意，但这种禅意的表现不是如上一类的纯粹的佛理说教，而是写出了一个蕴含禅理趣味的优美的意境。明代胡应麟说：“太白五言绝句，自是天仙口语，右丞却入禅宗。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之中，有些妙诠。”〔4〕《鸟鸣涧》一诗刻划了一个极其幽静的境界：客观世界是夜静山空，主观世界是清闲无为，桂花悄然飘落，境地是何等的空寂！进而“月出惊山鸟”，更微妙地点缀出夜中山谷的万籁无声，反衬出广大夜空的无比沉寂。该诗重要的是写出了人心的“静”境，似乎寓托了这个“人”的佛教寂灭思想的信仰。《辛夷坞》所描写的是辛夷花初开，尽管很美，但由于生长在绝无人迹的山涧旁，这里与尘世的喧嚣恰恰相反，只有一片自然的静寂，所以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自开自落，没有生的喜悦，没有死的悲哀，而诗人也似乎忘掉了自己的存在，与辛夷花合为一体，不伤其凋落，又不喜其开放。这二首诗不管其思想内容怎样，但其艺术境界都是非常美的，而这种美的创造极大成分上借助了佛教的理趣。王维信佛，尤爱?段稻贰F渲械摹拔奚惫勰疃运跋旖仙睢！肮凼兰淇啵槐馈！薄缎烈奈搿芬皇鸵帐醯乇硐至苏庵帧安槐溃挥兰琶稹钡摹拔奚膘怼R虼耍胨嫡舛资岸林硎懒酵蚰罹慵拧保瞧挠屑氐摹?BR>我们再看另一首诗《鹿岩》：“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这是王维晚年所作《辋川集》中的另一首名作，同样是描写一个空明寂静的意境。诗中所表现的清静虚空的心境，正是禅宗所提倡的。王维对佛教各宗各派持有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但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禅宗。他母亲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年”，大照即北宗神秀的弟子，这对他早年的思想不可能没有影响。四十岁左右时，他又遇到南宗慧能的弟子神会，接受了神会的南宗心要。禅宗是中国人自己的哲学，是一种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强调“对境无心”、“无住为本”。也就是对一切境遇不生忧喜悲乐之情，不尘不染，心念不起。王维以禅宗的态度来对待人世社会的一切，使自己有一种恬静的心境，进而把这种心境融入自己的诗中，使诗歌显耀出禅光佛影，如果拿《维摩经·佛国品》中“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一段话来诠释《鹿岩》，还是比较恰当的。

在王维的山水诗中，象这样有禅趣的诗歌是很多的。他的山水诗，都写得很静寂，实即写出了“空”、“寂”、“闲”的禅趣。然而，关键问题是王维的山水诗是不是一种纯粹的禅意诗呢？王维是不是一个纯粹的佛教徒？回答是否定的。甚至可以说，在他的思想中，真正的佛教信仰是居次要的地位，这也可以从他的诗歌创作中反映出来。

二

王维的山水诗，有佛教的禅趣，诗人特别爱描写那清寂空灵的山水田园，刻划恬静安宁的心境，这同他所信奉的佛教思想有一定的联系。但如果以一个纯粹的佛教徒来看待王维，认为那些入佛的诗歌全为纯粹的禅趣，那么，仔细考究这些具有禅趣的诗歌，却发现许多相忤之点。我们先看他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也是《辋川集》中的一首山水名作。诗人安于清冷的孤独，全诗给人以“清幽绝俗”感觉，这正和禅宗的“识心见性、自成佛道，无念为宗”〔5〕的思想相吻合。但仔细推敲、深究则发现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对此，张志岳先生有较精辟的见解：

当我们就本诗的景色、动态及其结合后构成的意境来寻绎、体

味时，很容易想起阮籍的《咏怀诗》第一首：“夜中不能寐，起坐

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阮诗以清冷的自然景色

为衬托来抒写对孤独的伤感和愤慨，可以说和《竹里馆》的表现手

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乃至连“独坐”、“弹琴”、“明月”等词汇

的运用，都如出一辙。……阮籍又善啸，而这恰好又和《竹里馆》

的“长啸”联系起来了，一首二十个字的短诗，有这么多的类似之

处，决非偶然。那么，联系阮籍的《咏怀》诗第一首来寻绎《竹里

馆》中的伤感和激愤，其为不满现实政治而发，可以说是非常明确

的了。

这种分析是很有见地的。诗中固然可以寻到一种禅的趣味，但更多的恐怕还是抒发自己不满现实的激愤之情。如果说对这首诗如此分析有臆测之嫌，那么《归辋川作》的“惆怅掩柴扉”、《归嵩山作》的“归来且闭关”、《春中田园作》的“惆怅思远客”、《渭川田家》的“怅然吟《式微》”等句子则明显可见他的愤懑和不能忘怀于世事。

再如他的《辋川集》中的第四首《鹿岩》，就诗中“返景入深林”所表现出来的景，本来是一种日暮黄昏的落日残照，如果说前二句有诗人“忘我忘情”的自得之乐，那么写到这里应该是乐极生悲了——夕阳西下、人生如梦！就佛教教义而言，人生如水月镜花，毫无留恋之处，只有证得佛界、登涅pán＠①之彼岸，才是正道。可是，诗人不仅毫无穷途末路、人生如梦的伤感，也无对涅pán＠①佛地的企望，反而写出了夕阳照耀下青苔呈现出一派无垠的生机。

据可靠资料证明，王维正式接受佛教大约在开元十五年左右，而开始师事道光约在开元十七年，但是，写于这以前的山水诗作，无论从描写的景物和刻划的意境，还是诗人的心境和表现的技巧，都与后来的《辋川集》相差无几。如《终南山》一诗写山上的茫茫云海，“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勾勒了一个迷迷蒙蒙、不可捉摸的意境。如果用禅理来诠释，云虚无飘渺，捉摸不定，最是通禅理，与佛教的“非有非非有”、“空有空无”完全能挂上钩。在王维的整个山水诗作中，不仅是写“空”、“静”多，而且写“云”、“霭”也多，但没有“人生如梦”的喟叹，也没有“物是人非”的颓废，更没有“因果业报”的丝毫表露。这样一种统一的表现格局，又怎么能简单地作出纯粹是受了佛教影响的解释呢？

表现在王维身上的思想复杂性还不仅可从诗歌创作中看出来，我们还可以从他的生活态度中考察得到。对于王维思想的复杂性，人们早有所认识，而对于他的奉佛思想与诗歌创作中的一致性，陈允吉先生作了较深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科学的见解。但是他把王维的信佛思想与诗歌创作中表现出来的矛盾仅仅归结为形象对于理念的反作用。他说：“佛教哲学无论说得怎么动听，归根结蒂是归于寂灭，它是一种厌世的思想，而诗歌中的那些艺术佳篇，应当说无一不是表现人类对美的创造和向往，这种艺术理想从根本上说是与佛教哲学相对立的。……它们之间的渗透，恐怕不仅仅是理念对形象的注入，有时还有形象对理念的逆反。”这种说法是欠妥当的。固然，在文学创作的复杂过程中，的确存在着形象反作用于理念的情况，但据此判定这就是王维的山水田园诗能达到极高境界的根本原则，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三

究竟怎样解释王维诗歌创作上的这种矛盾现象呢？首先，我们必须对他的信奉佛教作更深一层的了解。前面已经说过，王维信佞佛教与社会佞佛风气和家庭有密切的关系，然而，更重要的一个因素还是他自身的原因。我们知道，王维在仕途上不是很得意的，他十五岁即离家赴都，寻求仕途之路。在长安，“游历诸贵之间”，以自己的才能知名于上流社会。终于在开元九年（721年）进士及第，顺利步入仕途。可是，任太乐丞不到半年，因伶人擅舞狮子而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直到开元二十二年才被张九龄擢为右拾遗。正当他振奋精神、积极进取时，又遭到李林甫等奸人的打击，置身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专权的官场，王维内心是极为痛苦的。“心中常欲绝，发乱不能整。”（《林园即事寄舍弟沈》）在这理想破灭的严酷现实面前，诗人既不愿同流合污，又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出路何在？对于这个正直而又软弱，再加上长期受佛教影响的知识分子来说，要摆脱这种痛苦，就容易从佛教中去寻求解脱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用佛教的“空”理来消除内心的痛苦。更为甚者是天宝十五年安禄山陷长安，王维迫任伪职，后来尽管他因有《凝碧诗》而得到肃宗的宥?猓⒃鹗谔又性剩运男牧榈拇蚧魇蔷薮蟮摹I畹缆返目部朗顾苑鸾滩伺ê竦男巳ぁ？杉跷欧鹬饕且蛳质刀俪傻模灰部梢运担欧鹗撬韵质档囊恢治蘅赡魏蔚慕馔选K皇墙栌梅鸾痰摹翱铡崩砝磁徘灿敲疲灰欢ㄍ耆嘈乓磺薪钥盏姆鸾探桃濉K谴幼约旱男枰龇⒗醇橙》鹧枷氲摹U庋榷韵质挡宦辉竿骱衔郏植桓矣胄岸褡鞫氛笸甲咭莸牡缆罚欢植荒芟筇赵髂茄戮鲂挠胪持谓准冻沟拙隽眩枷肷系拿苁票胤从车绞璐醋髦欣础?BR>然而，还有最重要的一方面，王维不仅仅只是一个佛教徒，他还是一个儒教和道教徒。儒道两家尤其是道家的思想对他的影响，可以说比佛教的影响更大、更为深刻。

王维生活的唐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儒、释、道三教都加以利用，使三教之间既有矛盾斗争又互相融合。这种社会现实无疑地对王维有深刻的影响。受儒家的影响，从王维的积极用世以及大量诗作中可以明显看出，不必多加评述。这里着重探究的是他受道家影响的情况。对王维思想影响最大的不是道教，而是道家。中国的旧知识分子，受老庄道家思想影响远远超过了其它各家的影响。就是儒家的老祖宗孔子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后一句恐怕也属老庄思想的范畴。几千年的封建知识分子的历史说明：不是讲出世，就是积极入世，道家思想也是他们的思想内核一个重要部分，尽管外部表现形式多姿多样，但其实质是道家思想的衍化。佛教的传入也是一样，它之所以能在中国弘扬光大，就是因为佛教中国化了。然而这个中国化的一个主要契机就是道家思想的渗入，使之成为包含道家的佛教。台湾学者徐复观先生认为中国历代文人之隐逸者，以佛教未传入中国前，纯为道家思想所左右；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许多隐逸文人表面上看是信奉佛教的，其实立身行事仍是受道家思想的支配〔6〕。以这样的观点来估价王维是较为恰当的。早年，王维不仅崇慕道教，而且还有一段学道求仙的经历〔7〕。尽管他马上认识到了神仙之事是虚妄的，但是，道家思想的影响却愈为深固了。后来的佛教观也是在不自觉的受道家思想影响下而形成的“王维的佛”。综观几千年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生活态度，无不体现这样的一种情况：一方面采取儒家所倡导的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另一方面又采取道家返朴归真、清静无为的哲学思想。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再参酌佛家的出世与空灵等禅理，并将三者融汇于一体，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特殊品性，而体现在现实的生活态度上，也无不是这样一种复合的反映。既追求建功立业、壮烈激昂的生活，又追求自然淡泊、清静无为的生活。即使是那些终生励进的诗人，或者是积极用世的时候，都流露出对后者的追求。王维晚年所向往的“出世”，决不是无情的“厌世”，只不过是在人生道路上暂时摆脱一下名利的羁绊而已。也许是因仕途之坎坷和不尽人意，也许是经历安史之乱后对人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当然也不排除长期受佛教的影响，一句话，他不只是单纯地沉迷于那种受权贵礼遇的繁华生活，他了悟到人生还有另一境界——“兴来每当往，胜事自知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变笑无还期”。（《终南别业》）于是，他踏入了人生的“摆脱名利，?刮冶菊妗钡牧硪恢志辰纾庵炙枷刖妥匀坏胤从车搅怂氖璐醋髦小?BR>王维的诗歌创作，其思想倾向更多的还是庄子的道家精神。我们知道，集中地表现庄子的处世哲学思想是《逍遥游》及其它文章。《逍遥游》所描述的人生是作者认为理想的人生，而文中所极力描写的圣人、至人、神人正是作者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的形象化。这些形象都是为了说明庄子“无己”思想的。《大宗师》中四说“古之真人”：一说忘怀于物；二说淡情寡欲；三说不计生死，随物而变，应时而行；四说天与人合一，都是要求人们在精神上去欲返真，抛弃自“我”。怎样抛弃自“我”呢？庄子认为：要“吾丧我”，就必须遵循“心斋之法”、“坐忘之法”。“坐忘”是庄子关于精神修养的一个重要法则。何谓“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齐物论》）如果我们以这样一些思想来诠释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包括上面用佛理分析的诗，恐怕比用佛教思想去诠释更为合理些。因为庄子所宣扬的思想与佛教思想有相吻合之处，所以在唐代就出现了“以佛解庄”的现象，道士成玄英《南华经注疏》又开了“以庄解佛”的先河。正如明代陆西星说：“南华，中国之佛经也”，两者“若合符节”。（《南华经副墨·则阳》）他们把庄子的修道和佛家的修禅互相沟通，“曰忘仁义，忘礼义，堕肢黜聪，心斋坐忌，则是庄子一段学问，如今所谓禅者流，大率类是。”王维思想中的“无己”、“坐忘”等道家意识，从他大量诗歌中可以看出来。比如“山林吾丧我，冠带尔成人。”（《山中示弟》）“入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戏赠张五弟湮三首》其三）“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磨葵。”（《积雨辋川庄作》）均是慕道之意。这与成玄英“静是长生之本，躁是死灭之源”，司马承祯“心为道之器宇，虚静至极，则道居而慧生”的主张是没有多少区别的。就是前面所谈到的富有禅意的山水诗中，都注重一个“静”字。佛有定慧参禅，道有坐忘修身，都要求“静坐忘己”，排除杂念，进入精神的虚寂境界。表面看来，二者的形式是一致的；可是，其目的却大不一样，佛家认为人生是苦海，修禅是为了断绝烦恼，并空天地，达到寂灭的境地，求得来世有个好的报应；而道家则根本不相信有来世，更不相信有因果报应，修道的目的是修身远祸，消除人的主观能动性，使自己顺应天命，合乎自然，为了求得今生精神上的逍遥自在。全面考察王维的山水诗，似乎找不到一个寂灭的意境，找不出求得来世有好报应的思想痕迹；相反，更多的是描写了自然的美好意境，抒发了今生获得精神上解脱?挠湓弥椤?BR>闻一多、郭沫若都认为中国的艺术导源于庄子，一部中国文学史几乎都是在他的影响下而产生的。徐复观先生更进一步认为，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孔子和庄子显示出来的两个典型。而尤以《庄子》影响最大、最深远。《庄子》的艺术观点是独具一格的，其核心就是要求“自然”，取之于自然，塑造得自然。以王维《书事》一诗为例：“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诗所描绘的画面也是一个“寂静空幽”的意境，在寂静的环境，寂静的心境下，尘世的喧嚣，生活的荣辱，恐怕都忘却了，只有那雨后的青苔，青翠欲滴，生意盎然。由于独坐之人万念俱息，连这青苔色也似有似无了，是青苔上人衣来，还是人心欲在青苔色？自然妙趣，宛若天成！这样写闲适之趣，写得物之与我，浑然一体，无迹可寻，正是道家艺术主张的最完美的体现。以此去读王维的《辋川集》以至其它山水诗，无一不是这样的。朱自清说：“庄子提出的意念，影响后来的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都极其重大。……那“神”的意念和通过了《庄子》影响的那“妙”的意念，比起“温柔敦厚”的诗教来，应用的地方也许还要多些罢？”〔13〕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了道家“神”的意念的影响，才使他的作品发出独特的光彩。

总之，个人认为，王维的思想是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思想，而尤以道家为主。他是一个佛教徒，但他的信佛是自己在生活中失意所寻求的一种寄托，并非一个真正的佛教信徒。甚至可以说，他的奉佛仅是一个外部表现形式，其内容实质则更多的是老庄的道家思想。只有这样去分析，才能正确地评价王维的诗歌，才能很好地回答他诗歌创作中所表现的不一致性和复杂性，才不会偏激于一端，作出牵强附会的诠释。

注释：

〔1〕苑咸《酬王维序》。

〔2〕《说诗日平语》卷下。

〔3〕大约只有十来首，典型的有《酬黎居士淅师作》，《饭覆釜山僧》、《登辨觉寺》、《夏日过青龙寺渴操禅师》等等。

〔4〕《诗薮》内篇卷六

〔5〕见《忙经》

〔6〕《百家唐宋诗新话》第93页

〔7〕《终南山》：太已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8〕陈允吉《佛教唐音辨思录》

〔9〕参见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

〔10〕见王维《过太已观贡生房》。

〔11〕陆西星《南华经副墨·大宗师》。

〔12〕见《道德经》和《坐忘记·泰定》。

〔13〕《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册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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