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低保年终工作总结
民政低保年终工作总结范文第1篇
关键词：消费；差距；收入
中图分类号：F126.1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4392(2008)03-0061-03
一､天津市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基本情况
1998年以来，天津市经济发展迅速。2006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4337.73亿元，同比增长14.4%，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177美元，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第三个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000美元的城市。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天津市居民收入逐年增加，消费水平逐步提高，消费需求､消费质量和消费层次进一步提升，生活日趋改善。
(一)从收入上看，天津市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各项收入均出现不同程度增加
1 居民收入持续增长。1998年至2006年，天津市居民收入实现稳步增长。2006年，天津市城市居民人均收入14283元，同比增长13%，较1998年增加7173元，年均增幅9.1%(见图1)。从增幅来看，基本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
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年鉴
2 各项收入均出现不同程度增长，工薪收入是可支配收入的主要动力。 居民可支配收入来源于四个部分：工薪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2006年，居民家庭来自工薪收入人均达到9260元，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为59.8%，拉动可支配收入提高6.5个百分点。随着天津市不断提高养老金待遇和住房公积金提取增加，天津市居民转移性收入不断增加，2006年，天津市居民家庭来自转移性收入人均 5308 元，拉动可支配收入增长5.8个百分点。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占比分别为6%､1%(见图2)。
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年鉴
(二)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首破万元，消费结构逐步升级，服务性消费增加明显
1 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突破万元大关。1998年以来，天津市居民消费需求进入结构调整阶段，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维持稳中有升的趋势。截至2006年末，天津市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0548元， 突破万元大关(见图3)。
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年鉴
2 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逐步增加，消费结构变化明显。2000年-2006年期间，全市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从40.1%下降为34.9%，服务性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由25.1%上升到29.8%。
消费结构变化对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拉动作用逐步体现。
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稳增长，物价基本保持稳定。1998年以来，受天津居民消费平稳增长的影响，天津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呈现出平稳增长的格局。2006年，天津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56.79亿元，比1998年增加769.67亿元，年均增幅11.04%，2003年以来增幅基本稳定在14%左右。
受消费均衡增长的影响，天津市物价保持基本稳定。2006年天津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01.5。自1998年以来一直较为平稳，没有超越102.3。
4 消费贷款逐年增加，对消费升级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截至2006年末，天津市居民日常消费贷款余额32.07亿元，比1998年增加32.05亿元，年均增幅51.56%。消费贷款在1998-2003年之间出现快速增长，2003年之后有所回落。
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年鉴
居民消费贷款对居民消费升级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006年末，天津市居民日常消费贷款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为2.36%，比1998年提高2.31个百分点。1998-2003年之间出现快速提高，2003年之后有所回落。
二､天津市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定量分析
(一)本期收入､前期消费都对本期消费产生直接影响
通过对1985年至2006年间天津市收入与消费模型的定量分析，选取1985～2006年天津社会零售商品消费总额和GDP(在这里我们用GDP代替总收入)，利用统计分析软件Matlab，根据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建立收入与消费单方程宏观计量经济模型：模型1：Ct=706633+0.51Gt
模型2：Ct=561423+0.21Gt+0.63Ct-1
其中：Gt为本期地区生产总值，Ct为本期最终消费，Ct-1为前一期的最终消费。
从模型1可以看出，平均边际消费倾向为0.51，即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消费会平均增加0.51个单位，反映出本期的收入对本期最终消费的影响很大。考虑到最终消费不仅受本期收入的影响，而且还受前一期的影响，因此，从经滞后调整的凯恩斯消费函数模型2可以看出，当考虑前一期的消费时，本期收入对本期最终消费的影响降至0.21，而前一期的消费对本期消费的影响程度为0.63。
(二)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之一，但作用远落后于投资
消费率，也称最终消费率，是衡量一个同家或地区消费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最为明显地反映经济内在增长态势的宏观经济指标。从天津市的情况来看，最终消费率呈现逐步下降的态势。我们采用了1985年―2006年的相关数据，包括了地区生产总值､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Gt=4488.21+0.41Ct+3.13It
当投资保持不变时，当期消费平均增加1亿元，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加0.41亿元，而当消费保持不变时，当期投资平均增加l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加3.13亿元。这表明消费对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小于投资对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
(三)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存在明显的逆向效应
我们对1998年以来的平均消费倾向与收入差距情况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逆向效应(见表1)。
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年鉴
出现平均消费倾向与收入差距逆向效应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押一是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远低于低收入阶层。2006年最高收入户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收入户低54.7个百分点；二是低收入群体虽然有消费意愿但是收入不足。2006年低收入户边际消费倾向为1 015，表明其所需消费到收入不足的制约。
三､天津市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费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一)内外需求发展不均衡，对消费发展形成制约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出口已成为推动天津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之一。外贸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0年的43%攀升到2006年的60%，而作为主要内需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比却逐年下降，由44%降为31%。
这种内外失衡的长期发展，使天津市经济发展的脆弱性增强。出口与投资不同，投资总体上看都是中间过程，投资成果最终都会转化为消费，而出口则不一定都转化为消费，因此经济出口依赖性的增强不利于最终消费的形成；另一方面，由于出口拉动经济作用越来越明显，导致政府在发展经济中对消费作用的认识弱化，不利于刺激消费政策的调整。
(二)房价上涨过快对居民消费挤出效应明显
房价的不断上涨使居民的购房压力不断增大。2006年天津市城市居民房价收入比已经达到11.1。居民购房负担沉重。购房在统计上属于投资，但是从居民支出来说，买房占了收入的绝大部分。房价更高意味着需要增加更多储蓄为将来买房做准备，从而更加压抑当前消费。因此房价上涨对当前消费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居民消费增长相对缓慢。
(三)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对消费的发展构成抑制
近年来，天津市城市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天津市出现大量下岗职工与部分高收入群体并存的局面。据统计，城镇居民最高收入家庭住户与最低收入家庭住户间的收入差距，从1998年的5.1倍上升到2006年的7.5倍。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的发展构成抑制。当前天津市正处于消费品结构升级时期，高收入阶层存在着明显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低消费倾向，影响对消费市场需求。
(四)社会保障不完善抑制居民消费行为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居民住房､医疗､教育､失业､养老支出大幅度增加，而社会保障制度还未根本健全，导致居民的未来支出预期和预防性货币需求迅速扩张，造成了居高不下的储蓄倾向，制约了居民的即期消费。
四､促进天津市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费发展的建议
(一)加大货币政策在消费调控中的作用，发展和完善信贷消费，逐步提高信用消费比重
货币政策应通过结构性信贷政策鼓励消费增长，即一方面对住房､汽车､电器､通信设备､教育､假期旅游等领域的消费信贷给予优惠；另一方面实行较为宽松的消费信贷政策，积极培育居民良性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在发展信用消费方面，一方面要加快消费信贷法律体系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快建设全国性统一的个人信用体系。
(二)完善促进消费增长的税收政策，刺激消费需求增长
进一步完善促进消费增长的税收政策，以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在促进消费需求中的独特作用：扩大和增加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税收优惠，促进低收入人群增加收入。加大对住房､汽车､教育和旅游等重点消费领域的税收支持力度。同时，我们认为，当前1600元个人所得税的得起征点依然偏低，因此建议再次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强其消费能力。
(三)努力增加居民收入，强化收入分配调节
一是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鼓励各种形式的就业，促进就业岗位的增加，稳定增加居民收入，二是完善城市职工最低工资制度，加大机关事业单位和垄断行业工资制度的改革力度。在逐步提高城市低收入户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同时，扩大中等收入者比例，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并对高收入群体在保护其合法收入的同时，利用税收等手段调节分配差距，防止贫富差距过度扩大。
(四)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增强居民对消费的信心
政府应增加财政社会保障投入，多渠道筹措社会保障基金，合理确定保障标准和方式，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分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是扩大城市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逐步做实个人账户，逐步提高社会统筹层次，增强统筹调剂的能力。二是建立失业保险与促进就业联动机制，完善失业保险制度。三是扩大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健全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立补充保险。四是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标准。建立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纳入救助范围。
(五)着力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做好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工作，减缓住房对消费的挤出效应
政府应积极落实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同时，要建立包括廉租房在内的住房保障制度，从而降低占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支出，增强其消费能力，减缓住房对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
课题组组长：张 平
课题组成员：程卫红 杨冬梅
民政低保年终工作总结范文第2篇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突出。近年来，我省地区生产总值中投资率高消费率低的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过分依靠投资和出口，经济发展规律表明，生产、流通、积累、消费是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运动，其中生产是起点，流通是中间环节，积累和消费是终点，只有消费了的商品和服务才能实现生产与流通的价值。因此，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重要条件，对加快推进海西建设，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消费需求的发展变化和现状特征
（一）最终消费呈增长趋势，但最终消费率呈下降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消费需求保持了较快增长趋势，消费总量逐步扩大。最终消费需求由1978年的53.02亿元上升到*6年的3765.94亿元，年平均增长10.1％。“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十五”时期，全省消费需求分别增长12.1%、9.0%、11.5%、9.7%和9.0%，但最终消费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6年全省最终消费率48.6%，比1978年下降31.3个百分点。“十五”时期最终消费率分别比“八五”、“九五”时期下降8.2个和2.7个百分点。
(二)最终消费增幅低于投资需求增幅
1979－*6年，最终消费年均增速为10.1%，资本形成总额年均增长14.4%，最终消费增幅低于资本形成总额增幅4.3个百分点。从1990年以来全省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历年的环比发展速度看，最终消费需求保持增长态势，波动幅度小于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幅度。1990年至*6年，全省最终消费的变异系数为0.5563，资本形成总额的变异系数为0.6355。
（三）居民消费需求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
居民消费是消费需求的主体，所占份额在70%以上。自1978年以来，*居民消费滞后于经济增长。“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十五”时期，全省居民消费需求分别增长12.4%、4.8%、12.9%、8.2%和8.3%，分别低于同期GDP增幅0.8、4.9、5.5、3.3和2.4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呈下滑的趋势，特别是*2年以来，全省居民消费率降至40%以下，*6年仅为35.8%，是197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比1990年下降19.6个百分点。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低于城镇居民，在居民总消费中的比重更是持续下降，目前仅为28.7%左右，比1990年下降28.4个百分点。*6年，全省农村实现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961.03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35.5%，分别比1990、*0年下降17.0和7.8个百分点。
（四）最终消费率低于国际一般水平
1978-*5年，全球的年均消费率为77.6%，且消费率呈现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75.6%上升为*5年的78.8%；发达国家中的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的年均消费率分别为83.9%、71%、78.5%和84.1%；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年均消费率分别为78.2%、78.7%、70.9%和84.1%；亚洲国家的年均消费率为70.3%，我国的年均消费率为58.5%，而我省的年均消费率仅为55.4%，明显偏低。（详见附表）
二、抑制消费需求增长的瓶颈因素
（一）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制约消费需求增长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消费能否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的增长状况。改革开放以来，全省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实现了从温饱到总体小康的伟大跨越。但与经济发展相比，全省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长期以来滞后于经济增长。从“十五”时期来看，扣除价格因素，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幅为9.8%，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1%，分别低于同期GDP增幅0.9和5.6个百分点。由于居民消费占全省最终消费的七成以上，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偏低，直接造成了居民消费底气不足，即期消费下降，从而抑制最终消费率上升。
(二)农村市场发展落后于城市市场
农村居民收入低于城市居民收入，使得农村市场的发展一直滞后于城市市场。*省*6年居民消费已达2775.43亿元，其中农村居民消费796.54亿元，城镇居民消费1978.89亿元；在居民消费中，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缓慢，*1年至*3年年均仅增长2.3％，而城镇居民消费则呈稳步上升趋势，年平均增长11.2％。“十五”期间我省最终消费的平均增长率为10.5%，其中城镇居民消费年平均增长12.5%，农村居民消费年平均增长4.3%。城乡消费增长的差距主要来源于收入增长的快慢，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两个指标常用来代表农村和城镇消费的收入水平，我省“十五”期间的农村、城镇收入变化如下：
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一直大大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城镇居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缓慢，也一直低于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1到*3年只徘徊在5%左右，*4年起才日益提高，农民收入低是造成农民消费水平低的最大因素。
（三）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抑制了低收入居民消费需求扩张
*6年，全省城镇最高收入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140.16元，为最低收入组居民收入的6.5倍，高收入组农民人均纯收入10016.45元，是低收入组的5.4倍。而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人群，*6年城镇最低收入组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0.9310，高出最高收入组（0.6527）42.6%，农村低收入组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1.2239，高出高收入组（0.6285）94.7%，这说明大量低收入阶层有消费欲望但缺少必要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受阻。
（四）居民消费倾向不断下降，消费意愿不强
近年来，各级政府相继在住房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收费制度等方面加大了改革力度，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着手建立了社会保障机制，如廉租房、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医疗保障等制度，但还不足以改变人们的自我保障意识，居民的防范意识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有尽可能地通过增加存款来获取“安全感”，因而造成人们消费心理趋于保守，近期消费行为更加谨慎，也就是说城市居民对未来养老、医疗、教育支出预期增加，居民消费意愿降低。1996年开始，城乡居民消费倾向连续大幅度下降，1996年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为83.6%，农村为79.4%，到*6年我省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分别为71.3%和74.3%，分别比1990年下降10.5和18.3个百分点。
（五）长期形成的“量入为出、勤俭持家”的消费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质量大大提升，但长期生活观念和文化背景形成的量入为出、有多少收入决定消费支出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模式没有多大变化。人们崇尚收支相抵有结余，忌讳“寅粮卯吃”，极少利用银行信贷工具“负债”或“超前”消费。这种消费观无疑对人们的消费行为产生极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使消费滞后、消费需求不足。
（六）市场经济秩序混乱和地方保护主义
目前尚存在的非法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一些商品随意定价、虚假广告误导、信用水平低、伪造票据、凭证和做假帐等违法犯罪活动，行政管制或不正当手段，对本地企业和外地企业实行差别待遇，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等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和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经济活动，损坏了消费者的利益，提高了交易成本，也抑制了消费的增长。
三、扩大消费需求的路径选择
（一）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
收入决定消费，提高居民消费最重要的是增加收入。一是要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中低收入水平的城乡居民是最具备消费潜力的群体，这部分人占我省居民的大多数，由于收入低，虽有消费愿望，但支付能力却有限。政府及职能部门应该把民营经济的发展作为强化内生动力的突破口，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与投资环境，加快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加居民收入。关注城市中低收入民众的情况，在帮助与解决其就业问题时，把财政政策的着力点放在提高这部分民众收入水平上，此举不仅是创建和谐社会的有力措施，也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最终消费需求。二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政府的收入再分配调节职能，进一步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确保收入分配秩序，合理调节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事业单位收入分配，逐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
（二）采取有效措施开拓农村市场，促进农村消费的稳定增长
一是要加大国家财政对“三农”的支持力度，继续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把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重点。优化农业生产结构使粮价及其他农产品价格在一定水平上保持稳定，同时综合配套农民工进城务工、权益保障和相关的支持政策。二是切实把国家投资重点转向农村，结合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大力推进农村道路、安全饮水、供电、沼气、垃圾和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三是引导鼓励城市大型商贸流通企业经营网络向农村延伸，利用其品牌、技术、配送体系和人才培训等优势，采取直营、加盟等灵活方式，开办村镇超市、便利店，促进工业品下乡，增加适合农村市场需要的适销对路商品。四是改善农村流通和消费环境，大力培育农民对家用电器的消费意愿。
（三）加快完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改善消费环境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仍处在发展改革阶段，再加上住房、教育和医疗制度改革，以及国企改革等因素，在短期里容易增加人们防范风险的意识。因此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使民众享受到“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一是要强化政府的就业和社会保障职能，加大财政对就业再就业的支持力度；二是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工伤保险制度；三是健全廉租房制度，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四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只有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居民对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改革引发的未来支出心中有数，合理安排支出，从而稳定居民消费倾向，才能促进储蓄转化为理性的投资与消费。
（四）加速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消费品的有效供给
依靠科学技术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生产适应市场需要的消费品，特别是新产品。同时要加强市场调查，深入了解市场的供求情况，了解消费心理和消费需求的变化趋势，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加速发展信息产业，信息市场和信息服务发展了，才能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避免无效供给，活跃消费市场，满足新的消费需求。
（五）培育新型消费领域，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我省*6年人均GDP超2700美元），人们的消费将由实物消费为主走上实物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的阶段。因此，要加强培育新型消费领域，一是要大力发展信息服务业，加速建立和完善消费信息服务制度，规范消费信息服务的提供和消费行为，扩大居民信息服务消费的比重，促进消费信息服务业的发展。二是政府应积极发挥流通业的先导作用，引导生产企业积极开发适合不同消费群体的适销对路新商品；继续引导住房、汽车合理消费，扩大通信、首饰、休闲、旅游、文体、健康保健等热点消费，增强其对整个消费的带动作用；健全便民、安全、快捷的商业网络，发展城市社区商业零售、餐饮、住宿、物业管理，推进网上购物、邮购等新型消费方式；积极扩大老年人消费，重视发展适合老年人需要的娱乐、保健、医疗、教育等服务业，推广家庭养老和社会化养老相结合的多种新型养老模式。
（六）加大市场监督和监管力度，着力改善消费环境
民政低保年终工作总结范文第3篇
一、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
(一)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的态势趋于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两者波动幅度明显缩小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间,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投资率逐步上升(由1952年的18%上升到2001年的38%),最终消费率相应地逐步下降(同期由83.2%下降到59.8%)。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例关系,2001年为59.8∶38,“九五”期间(1996~2000年)这一比例平均为59.5∶37.5,其中1999年为 60.2∶37.1,2000年为61.1∶36.4;“八五”期间(1991~1995年)平均为58.7∶40.3,“七五”期间 (1986~1990年)平均为63.4∶36.7,“六五”期间(1981~1985年)平均为66.1∶34.5(按支出法计算的 GDP分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项,最终消费由城乡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构成,其占GDP之比为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额和存货增加,其占GDP之比为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消费率和投资率相加有时会大于100%,主要因为净出口为负,使GDP总额减少,分母缩小)。尽管 1999、2000年最终消费率有所回升,投资率有所下降,但最终消费率仍然低于“七五”、更低于“六五”期间的平均水平。总的看,这种变化轨迹可能反映了工业化时期投资与消费的一般演变规律,表明两者的比例关系在按照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多次出现比较严重的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大幅度偏离其趋势值。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波动幅度明显缩小,变化轨迹渐趋平稳。
改革开放开始时,人们对以往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重新审视,这时消费率从1978年的62%上升到1981年的 67.5%,达到最近20多年来的最高值,这种上升或许带有一定的“矫正”性质。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初期,也反复出现过投资过热和消费偏冷,但投资率和消费率偏离趋势值的幅度明显小于改革开放以前。90年代中期以后投资率小幅度下降(由1995年的40.8%下降为2001年的38%),而消费率则稳步提高(同期由57.5%%上升为59.8%)。这种小幅度变动与趋势线基本重合,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反复出现的大起大落。
(二)在国际比较中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
对投资率的国际比较表明,我国目前的投资率是明显偏高的。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本文所引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和其他国家2000年的数据,均出自《世界发展报告2001/2002》,其中关于中国的数据与我国统计年鉴的计算结果有一个百分点左右的误差。但为统一比较口径,凡引用世界银行数据,均不做改动),2000年,我国投资率高达38%,世界平均为23%,低收入国家为21%,中等收入国家为25%(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为27%,上中等收入国家为23%),高收入国家为22%。在世界银行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投资率达到或超过中国的国家仅有少数几个,分别为:阿塞拜疆(投资率46%,但贸易逆差率即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达34%),厄立特里亚(投资率39%,贸易逆差率高达82%),莱索托(投资率47%,贸易逆差率也高达82%),尼加拉瓜(投资率38%,贸易逆差率高达41%),土库曼斯坦(投资率46%,贸易逆差率为20%)。这5个国家投资率达到或超过中国,主要是由于贸易逆差过大,缩小了GDP这个分母,使得投资率看起来很高, 实际上低于我国,因为我国38%的投资率是以贸易顺差为基础的。2000年以贸易顺差为基础而投资率相对较高的国家,主要是分布在我国周边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例如新加坡,投资率为31%;韩国投资率为31%;马来西亚投资率为26%;此外,发达国家日本的投资率也达到26%的较高水平。
对最终消费率的国际比较显示,我国目前的消费率则是明显偏低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为60%,世界平均水平为77%,低收入国家为80%,下中等收入国家为68%,上中等收入国家为78%,高收入国家为78%。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最终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也有8个百分点的差距。
二、我国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1997年以来政府投资率上升比较明显,但仍低于一些亚洲国家;非政府投资率近10年来逐年下降,2001年开始回升
在投资构成中,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是一对重要的比例关系。两者在GDP中各自所占比重及其消长,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政府职能的转换,民间投资的成长状况,以及经济内在的自主增长能力是否增强。目前我国的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部分重大基础工业项目、区域开发、生态保护、国土整治、国防、航天和高新技术开发等领域。一般而言,由于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需要政府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行投资。进一步说,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相当落后,地区差距极大,需要政府投资来缓解“瓶颈”制约,对促进工业化进程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也需要对欠发达地区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带动地区协调发展。此外,我国尚处于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中,抵御外部经济金融危机冲击的力量比较薄弱,适当的政府投资有助于调节社会总供求,防止经济下滑。
对近10年来统计资料的分析表明,我国的政府投资率处于逐年上升态势,由1992年的2.3%上升到2001年的3.8%;分段来看,1992~1997年政府投资率维持在 2.3~3.1%,1998年以来达到3.4~3.8%。政府投资率的这种上升,反映了上面所提到的经济社会发展对政府投资的需求;特别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通货紧缩趋势的影响,我国连续数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建设国债扩大政府直接投资,必然会促使政府投资率提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政府投资率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着挤出民间投资,因为政府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西部大开发和关系 国民经济全局的一些重大项目,亦即私人资本和其他民间投资主体通常不愿涉足的领域,实际上对民间投资的成长起到一定的带动效应。
投资率指资本形成额占GDP的比重;政府投资率指资本形成额中政府部门投资占GDP的比重,政府部门投资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核算”一章中的资金流量表;非政府投资率=(资本形成额-政府部门投资额)/GDP。
在国际比较中,我国的政府投资率低于周边的一些亚洲国家,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要高一些。例如,1996年,韩国的政府投资率为5.5%,巴基斯坦的政府投资率为2.6%(1997年),美国为1.7%,加拿大为2.2%(1997年),德国为2.2%,意大利为1.3%,荷兰为2.4%(1995年), 英国为0.8%(王召同志根据1999、2002年《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有关数据计算)。中国1996年的政府投资率为2.7%,与巴基斯坦大体相当,显着低于韩国(即使中国2001年政府投资率上升到3.8%,也仍然低于韩国1996年的水平)。与上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政府投资率明显高于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略高于荷兰、加拿大和德国。在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阶段,政府投资占GDP的比重高于发达国家,应当说是正常的。在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亚洲国家中,我国的政府投资率则不能算高,甚至可以说是比较低的。巴基斯坦的政府投资率与我国接近,韩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更是大大高于我国,这说明政府投资率的高低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道路。事实上,在政府投资率为既定的前提下,关键在于政府投资的方向是否合理,如果政府投资集中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这样就有利于带动而不是排斥非政府投资的增长,也表明政府合理地行使了经济职能。1992~2001年, 我国的非政府投资率呈现出急剧上升———逐渐回落———缓慢回升的轨迹。先是由1992年的35%跃升为次年的40.7%,其后逐年回落为2000年的 32.8%,到2001年间回升为34.2%,但仍然低于1992~1997年间的每一年。这种变化轨迹反映的事实是,90年代初期开始的投资过热迅速引致通货膨胀,迫使国家采取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措施,逐渐实现国民经济软着陆,在这一过程中,整个投资率和非政府投资率的下降,都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毫无疑问应当以非政府投资为主,充分发挥各类民间投资的活力,但并不意味着非政府投资比率越高越合理。一些论者经常用90年代中期以前民间投资的高速增长,来对照说明近几年民间投资的乏力。事实上,这种简单类比是存在明显漏洞的。主要是因为,很难用投资过热时期较高的非政府投资比率或增速作为理想的参照系,来判断现在的这一比率是否偏低,否则容易引起新一轮的投资过热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从发展趋势看,考虑到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将逐步减少,今后政府投资率会相应有所回落。另一方面,随着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逐步完善和落实,包括各类民间投资主体在内的非政府投资日趋活跃,尤其是非国有经济投资正在加速成长,对全社会投资的贡献越来越大,因此非政府投资率将会继续回升。
三、我国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居民消费率下降幅度大于政府消费率,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低于同类发展水平的国家,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程度更为明显
最终消费由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构成,两者在GDP中所占比重是最终消费内部一对重要的比例关系。分析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的变化,有助于看清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也有助于分析政府规模是否过大。我国政府消费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指出,包括国防、社会保障、教科文卫,以及向住户以免费或低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等方面的开支。适度的政府消费是维护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也是扩大内需、调节景气周期的重要手段。1992~2001年,我国最终消费率由61.7%降为59.8%,下降1.9个百分:请记住我站域名点;政府消费率由13.5%降为13.2%,仅下降0.3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由48.2%降为46.6%,下降1.6个百分点,下降幅度大于政府消费率。近10年来,政府消费率虽然在90年代中期降低到11.5%左右,但是到2001年已接近恢复到1992年的水平;而居民消费率与1992年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国际比较显示,中国的政府消费率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大大低于亚洲的平均水平。从一定年份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我国政府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为11%,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1%,下中等收入国家为12%,上中等收入国家为13%,高收入国家为16%,世界平均为15%。以各国较长时间的平均数做比较,我国的政府消费率也偏低。美国90年代政府消费率平均为16%,西欧和加拿大一般为20%左右,北欧福利国家通常更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消费率也相当高,例如南非在 19%左右,以色列接近30%,沙特阿拉伯平均为30%。国外学者对118个国家1960~1985年数据的一项研究表明,以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表示政府最优规模,这些国家的政府最优规模平均为23%;其中,非洲为20%,北美洲为16%,南美洲为33%,欧洲为18%,而亚洲为25%(引自北师大资源和经济管理研究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年》)。换言之,在这样的政府消费水平上,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产生最优效果,而又可以避免政府规模过度膨胀。相比之下,我国90年代政府消费率平均仅为12%左右,明显低于上述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国家和地区。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新阶段,如果政府消费率持续偏低,将难以满足社会对政府公共服务越来越大的需求。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我国不仅最终消费率偏低,而且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状况更为突出。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中国城乡居民的家庭最终消费支出仅占GDP的 49%,全球平均为62%,低收入国家为69%,中等收入国家为62%(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为56%,上中等收入国家为65%),高收入国家为62%; 一些人口大国的这一比重也都高于中国,如美国为67%,日本为61%,印度为68%。与国际上的同口径指标相比,目前我国家庭消费率明显地偏低,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与同样经济发展程度的印度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四、我国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分析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影响因素,对于解释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成因和机理,预测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是十分必要的。
(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是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根本出发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消费水平增速位居世界前列,消费结构已从温饱型农产品消费过渡到小康型工业品消费,部分向比较富裕型的服务类消费迈进。居民消费从注重消费品数量的增加,转变为同时注重生活质量的提。1978~2000年,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 分别由57.5%和67.7%下降到39.2%和49.1%,总体低于50%,这是小康生活的一个特点。近些年来,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呈现出加速下降的趋势,表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在加快。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在客观上要求最终消费率适当上升和投资率相应下降,使投资和消费保持一个相对协调的比例关系。如果投资率长期偏高而消费率长期偏低,将不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不利于发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潜力还很大,需要进一步拓展居民消费的空间。
(二)国内较高的储蓄率,支撑着我国投资率在相当长时期保持较高水平;而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制约着消费需求持续快速增长
我国是具有高储蓄传统的国家,1992~1998年,我国总储蓄率(总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稳定保持在40%左右,远远 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低储蓄传统形成鲜明对照(例如美国的总储蓄率为15%,而居民储蓄率仅为5%)。高储蓄是高投资的基础,因此同期我国的投资率平均为40%左右,也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总储蓄主要来源于居民储蓄。在1992~1998年的总储蓄构成中,住户部门平均占53%,非金融企业占32.2%,金融机构占1%,政府部门占13.8%。我国总投资绝大部分是非金融企业完成的。在资本形成总额中,住户部门平均占14.4%,非金融企业平均占比高达77%,金融机构占0.6%,政府部门占7.9%(引自郭浩:《对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财经科学》 2001年第4期)。我国总储蓄构成和总投资构成的对比表明,住户部门是最大的资金盈余部门,为企业部门投资提供了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也为全部资本形成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撑条件。在进行国际比较时,我国投资率之所以显得偏高,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具有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特别是较高的居民储蓄。不少亚洲国家也有高储蓄的传统,象韩国、新加坡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2000年的投资率仍然高达31%,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投资率仍然处于26%的较高水平,这不能不说与它们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有很大关系。
在居民收入水平为既定的前提下,储蓄倾向(即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越高,消费倾向(即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相对便会越低,并导致最终消费率下降;如果居民储蓄倾向降低,而消费倾向提高,则其投资率会下降到较低水平,而导致相应较高的最终消费率。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倾向逐步下降,并出现消费增幅放缓的趋势。1990~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47下降为 0.774,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5下降到 0.74;同期,储蓄倾向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储蓄年均增长23.7%,而居民消费支出年均仅增长12.9%(引自祁京梅:《2003:我国消费渐入快车道》,《经济日报》2003年1月21日)。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消费支出增长放缓的态势,如果持续下去,势必使储蓄倾向过度提高,对投资和消费的合理变化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居民储蓄倾向和消费倾向的协调变动,对于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合理调整是至关重要的。
(三)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特点,对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具有重要制约作用
各国工业化进程的一般规律表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必然拉动产业结构升级,投资率会出现上升———下降———稳定的变动轨迹,消费率则相应表现为下降———上升——— 稳定的趋势。当居民消费由基本生存必需品为主转向工业品为主时,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将会上升,进而导致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当居民消费转向服务类产品为主时,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则会提高,并引起投资率下降和消费率上升。在经济发达阶段,工业化完成,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将处于基本稳定状态。
我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加速发展, 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较高,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较低。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过程更为复杂,需要大规模投资;而第三产业的生产过程相对简单,需要投资量较少。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工业比重高而服务业比重低的结构性特点,以及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客观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适当高的投资率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在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时,消费率还要受到工业化进程的制约,不大可能迅速上升到较高水平,而可能表现为一个缓慢提高的过程。随着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并基本完成后,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投资率的下降将会比较明显,相应地为消费率的上升留下较大余地。
(四)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对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合理消长具有积极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时间里,我国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国家集中配置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为特征,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投资支出和重工业倾斜,而消费支出、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则得不到足够的发展资源。经济增长方式相应地表现为以投资饥渴、数量扩张、速度推动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因而,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往往表现为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也往往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而被迫压缩投资的情况下,消费才得到应有的重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逐步转向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重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强调让人民得到更多实惠,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渐向企业和居民个人倾斜;经济增长方式随之逐步转向注重质量效益、结构优化和科技进步的集约型增长。由于这种转换是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其过程难免会出现一定波折,所以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也难免出现新的不协调。但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的情况看,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总体上处于相对平稳协调的变动态势。这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违背客观规律的人为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干扰将越来越弱化,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有可能逐步遵循经济内在的要求和发展趋势,沿着相对协调的轨道消长变化。
(五)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从经济运行机制内部促进投资率和消费率合理变动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调节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机制发生积极变化,是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趋于稳定的重要体制原因。从宏观调节机制看,随着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以间接调节方式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基本建立,针对投资和消费波动所采取的宏观调节措施,有可能更多地借鉴市场经济的通行做法。从微观运行机制看,一方面,非政府的投资主体在全社会投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由企业和个人根据市场供求变化和国家政策导向,自主地进行投资决策,尤其是各类非国有的民间投资日趋活跃,投资领域越来越广泛;另一方面,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的发育成长,必然促使政府投资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越来越集中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而促使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的分工趋向合理。总之,经济体制改革越是深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调节机制越是完善,越有利于投资和消费之间形成比较合理的关系。
五、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趋势预测
预测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可能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一)经济增长进一步向质量效益型转换,社会各阶层将充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改进和增强。从投资和消费的角度看,政府行使公共服务职能,主要体现为政府消费支出的增加而不是政府投资的增加,非公共领域的投资基本由企业和个人进行。这是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重要前提。
(二)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最关键的标志将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保持稳定,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幅度上升。我国现在的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GDP)和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提升空间很小。产业结构升级将主要表现为:工业内部进一步高加工度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快发展,生产要素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加速流动,服务业比重明显提高,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根据1952~2001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历史数据进行外推,到2020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变化基本稳定在2001年的趋势值水平(39∶61),但是如果未来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并明显超过第二产业的比重,则消费率可能会提高,而投资率会相应降低。
(三)我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将保持较长时间,但伴随人口老龄化趋势,储蓄率可能逐步下降,并导致投资率降低。据有关预测(李善同、侯永志、翟凡:《未来5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预测》,载于王梦奎、陆百甫 、卢中原等着《新阶段的中国经济》,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2000~2010年,由于适龄劳动力持续增长,养老负担相对较轻,有利于国民储蓄率保持高水平,投资率可能保持在 35~40%;以后由于适龄劳动力增长放慢,老龄人口增加,养老负担加重,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投资率将逐步降低,到2020年可能降低到35%以下。
(四)与目前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以及各国普遍情况相比,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最终消费率偏低,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尤为突出,这种差距表明我国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可能余地。例如,到2020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可能由2000年的48%逐步提高到60%左右,即介于2000年的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56%)和世界平均水平(62%)之间;我国的政府消费率可能保持在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12%的平均水平;相应地我国投资率则可能降低为30%左右,这仍然高于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25%的平均水平,但是同其中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31%的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对我国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化趋势的影响,预计到2020年,投资率可能下降为30~35%,其中政府投资率可能为1~2%,非政府投资率可能为30%以上;最终消费率可能上升为70%左右,其中居民消费率可能为60%左右,政府消费率可能为10%左右。
六、政策建议
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涉及投资政策、消费政策、政府职能转换和微观运行机制诸多方面,关键是应当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主要运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和手段,促使投资和消费按内在发展趋势协调变动。
(一)遵循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性规律,引导投资方向和优化投资结构。国家应当按照三次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升级的需要,运用规划、政策和信息等手段,引导产业发展和投资方向;各类投资主体应当以市场导向为主要依据,关注政策导向,优化投资资源的配置。要在结构优化的前提下保持适当的投资率,避免单纯的投资规模扩张。
(二)政府所承担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要进一步向公共服务职能转换。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投资要基本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尽可能削减政府投资所担负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保留必要的公共投资。而且,公共服务职能由政府投资所实施的部分也应当尽量减少,而转向主要由政府最终消费来体现。
(三)扩大非国有企业和个人等国内民间投资的准入领域,为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创造平等竞争条件。应当加快促进各类投资主体平等竞争的制度建设,包括财产保护、税收、政府规制、市场准入和退出等方面的制度。政府对全社会投资波动的调节,应当主要运用法律和经济的手段。
民政低保年终工作总结范文第4篇
投资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既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工业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也关系到城乡居民能否从经济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实惠。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投资(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曾经展开热烈的讨论,对于纠正以往经济发展战略的偏差,促进经济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起到积极作用。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新阶段,深入研究投资和消费的关系,特别是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在其中的比例关系,对于坚持扩大内需方针,实现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拉动,完成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
(一)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的态势趋于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两者波动幅度明显缩小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间,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投资率逐步上升(由1952年的18%上升到2001年的38%),最终消费率相应地逐步下降(同期由83.2%下降到59.8%)。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例关系,2001年为59.8∶38,“九五”期间(1996～2000年)这一比例平均为59.5∶37.5,其中1999年为60.2∶37.1,2000年为61.1∶36.4;“八五”期间(1991～1995年)平均为58.7∶40.3,“七五”期间(1986～1990年)平均为63.4∶36.7,“六五”期间(1981～1985年)平均为66.1∶34.5(按支出法计算的GDP分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项，最终消费由城乡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构成，其占GDP之比为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额和存货增加，其占GDP之比为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消费率和投资率相加有时会大于100％，主要因为净出口为负，使GDP总额减少，分母缩小)。尽管1999、2000年最终消费率有所回升,投资率有所下降,但最终消费率仍然低于“七五”、更低于“六五”期间的平均水平。总的看,这种变化轨迹可能反映了工业化时期投资与消费的一般演变规律,表明两者的比例关系在按照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多次出现比较严重的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大幅度偏离其趋势值。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波动幅度明显缩小,变化轨迹渐趋平稳(见下图)。
1952～2001年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演变轨迹到一定的带动效应,部分向比较富裕型的服务类消费迈进。居民消费从注重消费品数量的增加,转变为同时注重生活质量的提。1978～2000年,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57.5%和67.7%下降到39.2%和49.1%,总体低于50%,这是小康生活的一个特点。近些年来,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呈现出加速下降的趋势,表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在加快。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在客观上要求最终消费率适当上升和投资率相应下降,使投资和消费保持一个相对协调的比例关系。如果投资率长期偏高而消费率长期偏低,将不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不利于发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潜力还很大,需要进一步拓展居民消费的空间。
(二)国内较高的储蓄率,支撑着我国投资率在相当长时期保持较高水平;而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制约着消费需求持续快速增长
我国是具有高储蓄传统的国家,1992～1998年,我国总储蓄率(总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稳定保持在40%左右,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低储蓄传统形成鲜明对照(例如美国的总储蓄率为15%,而居民储蓄率仅为5%)。高储蓄是高投资的基础,因此同期我国的投资率平均为40%左右,也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总储蓄主要来源于居民储蓄。在1992～1998年的总储蓄构成中,住户部门平均占53%,非金融企业占32.2%,金融机构占1%,政府部门占13.8%。我国总投资绝大部分是非金融企业完成的。在资本形成总额中,住户部门平均占14.4%,非金融企业平均占比高达77%,金融机构占0.6%,政府部门占7.9%(引自郭浩：《对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财经科学》2001年第4期)。我国总储蓄构成和总投资构成的对比表明,住户部门是最大的资金盈余部门,为企业部门投资提供了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也为全部资本形成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撑条件。在进行国际比较时,我国投资率之所以显得偏高,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具有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特别是较高的居民储蓄。不少亚洲国家也有高储蓄的传统,象韩国、新加坡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2000年的投资率仍然高达31%,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投资率仍然处于26%的较高水平,这不能不说与它们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有很大关系。
在居民收入水平为既定的前提下,储蓄倾向(即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越高,消费倾向(即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相对便会越低,并导致最终消费率下降;如果居民储蓄倾向降低,而消费倾向提高,则其投资率会下降到较低水平,而导致相应较高的最终消费率。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倾向逐步下降,并出现消费增幅放缓的趋势。1990～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47下降为0.774,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5下降到0.74;同期,储蓄倾向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储蓄年均增长23.7%,而居民消费支出年均仅增长12.9%(引自祁京梅：《2003：我国消费渐入快车道》，《经济日报》2003年1月21日)。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消费支出增长放缓的态势,如果持续下去,势必使储蓄倾向过度提高,对投资和消费的合理变化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居民储蓄倾向和消费倾向的协调变动,对于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合理调整是至关重要的。
(三)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特点,对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具有重要制约作用
各国工业化进程的一般规律表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必然拉动产业结构升级,投资率会出现上升———下降———稳定的变动轨迹,消费率则相应表现为下降———上升———稳定的趋势。当居民消费由基本生存必需品为主转向工业品为主时,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将会上升,进而导致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当居民消费转向服务类产品为主时,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则会提高,并引起投资率下降和消费率上升。在经济发达阶段,工业化完成,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将处于基本稳定状态。
我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加速发展,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较高,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较低。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过程更为复杂,需要大规模投资;而第三产业的生产过程相对简单,需要投资量较少。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工业比重高而服务业比重低的结构性特点,以及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客观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适当高的投资率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在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时,消费率还要受到工业化进程的制约,不大可能迅速上升到较高水平,而可能表现为一个缓慢提高的过程。随着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并基本完成后,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投资率的下降将会比较明显,相应地为消费率的上升留下较大余地。
(四)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对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合理消长具有积极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时间里,我国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国家集中配置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为特征,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投资支出和重工业倾斜,而消费支出、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则得不到足够的发展资源。经济增长方式相应地表现为以投资饥渴、数量扩张、速度推动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因而,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往往表现为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也往往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而被迫压缩投资的情况下,消费才得到应有的重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逐步转向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重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强调让人民得到更多实惠,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渐向企业和居民个人倾斜;经济增长方式随之逐步转向注重质量效益、结构优化和科技进步的集约型增长。由于这种转换是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其过程难免会出现一定波折,所以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也难免出现新的不协调。但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的情况看,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总体上处于相对平稳协调的变动态势。这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违背客观规律的人为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干扰将越来越弱化,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有可能逐步遵循经济内在的要求和发展趋势,沿着相对协调的轨道消长变化。
(五)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从经济运行机制内部促进投资率和消费率合理变动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调节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机制发生积极变化,是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趋于稳定的重要体制原因。从宏观调节机制看,随着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以间接调节方式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基本建立,针对投资和消费波动所采取的宏观调节措施,有可能更多地借鉴市场经济的通行做法。从微观运行机制看,一方面,非政府的投资主体在全社会投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由企业和个人根据市场供求变化和国家政策导向,自主地进行投资决策,尤其是各类非国有的民间投资日趋活跃,投资领域越来越广泛;另一方面,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的发育成长,必然促使政府投资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越来越集中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而促使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的分工趋向合理。总之,经济体制改革越是深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调节机制越是完善,越有利于投资和消费之间形成比较合理的关系。
二、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趋势预测
预测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可能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一)经济增长进一步向质量效益型转换,社会各阶层将充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改进和增强。从投资和消费的角度看,政府行使公共服务职能,主要体现为政府消费支出的增加而不是政府投资的增加,非公共领域的投资基本由企业和个人进行。这是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重要前提。
(二)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最关键的标志将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保持稳定,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幅度上升。我国现在的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GDP)和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提升空间很小。产业结构升级将主要表现为:工业内部进一步高加工度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快发展,生产要素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加速流动,服务业比重明显提高,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根据1952～2001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历史数据进行外推,到2020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变化基本稳定在2001年的趋势值水平(39∶61),但是如果未来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并明显超过第二产业的比重,则消费率可能会提高,而投资率会相应降低。
(三)我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将保持较长时间,但伴随人口老龄化趋势,储蓄率可能逐步下降,并导致投资率降低。据有关预测(李善同、侯永志、翟凡：《未来5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预测》，载于王梦奎、陆百甫、卢中原等著《新阶段的中国经济》，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2000～2010年,由于适龄劳动力持续增长,养老负担相对较轻,有利于国民储蓄率保持高水平,投资率可能保持在35～40%;以后由于适龄劳动力增长放慢,老龄人口增加,养老负担加重,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投资率将逐步降低,到2020年可能降低到35%以下。
(四)与目前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以及各国普遍情况相比,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最终消费率偏低,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尤为突出,这种差距表明我国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可能余地。例如,到2020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可能由2000年的48%逐步提高到60%左右,即介于2000年的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6%)和世界平均水平(62%)之间;我国的政府消费率可能保持在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12%的平均水平;相应地我国投资率则可能降低为30%左右,这仍然高于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25%的平均水平,但是同其中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31%的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对我国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化趋势的影响,预计到2020年,投资率可能下降为30～35%,其中政府投资率可能为1～2%,非政府投资率可能为30%以上;最终消费率可能上升为70%左右,其中居民消费率可能为60%左右,政府消费率可能为10%左右。
三、政策建议
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涉及投资政策、消费政策、政府职能转换和微观运行机制诸多方面,关键是应当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主要运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和手段,促使投资和消费按内在发展趋势协调变动。
(一)遵循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性规律,引导投资方向和优化投资结构。国家应当按照三次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升级的需要,运用规划、政策和信息等手段,引导产业发展和投资方向;各类投资主体应当以市场导向为主要依据,关注政策导向,优化投资资源的配置。要在结构优化的前提下保持适当的投资率,避免单纯的投资规模扩张。
(二)政府所承担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要进一步向公共服务职能转换。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投资要基本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尽可能削减政府投资所担负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保留必要的公共投资。而且,公共服务职能由政府投资所实施的部分也应当尽量减少,而转向主要由政府最终消费来体现。
(三)扩大非国有企业和个人等国内民间投资的准入领域,为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创造平等竞争条件。应当加快促进各类投资主体平等竞争的制度建设,包括财产保护、税收、政府规制、市场准入和退出等方面的制度。政府对全社会投资波动的调节,应当主要运用法律和经济的手段。
民政低保年终工作总结范文第5篇
免费“清单”
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供的新福利。包括：在去年农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基础上，从今年秋季起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具有公益性质的博物馆、纪念馆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今明两年内全部向社会免费开放；加大对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等疾病患者免费治疗力度。
生活保障“清单”
面向全体人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包括：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用来解决城市低收入群众住房困难；坚定不移地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及时完善和落实对低收入群众的补助办法，增加对生活困难群众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补贴；在中西部地区农村实施住院分娩补助政策；提高企业职工工资水平。
投入“清单”
国库的钱更多花到百姓身上。包括：中央财政安排“三农”支出5625亿元，比上年增加1307亿元，增长幅度历史罕见；中央财政用于教育的投入，由去年的1076亿元增加到1562亿元；为了支持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中央财政将安排832亿元，比上年增加167亿元；加快保障体系建设，中央财政安排2762亿元，比上年增加458亿元；中央用于廉租住房制度建设的资金68亿元，比去年增加17亿元。
更高标准的“清单”
预示着更加美好的新生活。包括：在全国农村全面推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用两年时间将筹资标准由每人每年50元提高到100元；适当提高扶贫标准；重点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今年1月1日起，再连续三年进一步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适当提高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标准；扩大实施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制度和少生快富工程范围，提高奖励扶助标准；今年要完成7700多项食品、药品和其他消费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制订修订工作。
平安“清单”
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包括：改革和加强城乡社区警务工作，加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集中整治突出的治安问题和治安混乱地区，依法防范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强化安全生产工作，加大源头治理力度，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民生“清单”，这是一份振奋人心的民生“清单”。它承载着中央政府践行“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理念的最真实体现，承载着中央政府践行“老百姓的事就是政府的事”的最真实行动。国之幸，民之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