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范文第1篇

【关键词】陶渊明；辞官归隐；新解

东晋陶渊明在入仕和出仕之间参悟了人生真谛，弃官保本，返璞归真，通过矫正、解放自我，达成自我实现的崇高境界。其诗作反映出低调的物质生活要求和高雅的精神文化层次，也表现了独特的艺术追求和审美情趣，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文学乃至文化史上奠定了不朽的地位。他不仅是第一流诗人，也是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1]。

然而，关于陶渊明辞官归隐的原因，学术界久有争论，至今未获统一认识[2]。从古至今有不少人说他：“不为五斗米折腰”；“厌恶官场黑暗”；在政治理想破灭后才选择了洁身守志、栖身田园的道路。甚至有人以讹传讹，说他“向往田园生活”是“消极遁世”的表现，说他在官场上混不下去才故作清高选择退出，或是说他既缺乏政治才能又没有为民造福的使命感、责任感。可见，关于陶渊明一生中几度隐而复仕、仕而复隐的缘由，以及学术界已有的相关评论，都有待于从根本上予以澄清。

一、“不为五斗米折腰”之说经不起推敲

“五斗米”之说源于《晋书·陶潜传》，说是陶渊明任彭泽县令时，有位上级领导（督邮）要到彭泽县视察，身边幕僚劝他整理衣冠出迎。陶渊明不想曲意逢迎，于是愤而离职，还留下一句狠话：“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问题在于，陶渊明要是当真因为这点小事而辞职，也未免小题大做了！他实在不想曲意逢迎也没什么，难道督邮定会给县令穿小鞋不成？难道人家督邮就不能来彭泽县视察？这件事倘若真正发生过，也只能说明陶渊明厌倦了迎来送往的繁琐，希望有一个安静而不被打扰的环境，想让自己的心灵归于宁静。而只有甩开世俗的一切纠缠，才能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不是折腰不折腰的问题。

二、“厌恶官场黑暗”之说不合逻辑

说陶渊明因为“厌恶官场黑暗”而归隐，大谬不然，因为这种说法根本不合逻辑。古时候有哪一个朝代的官场不是黑暗的？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况且陶渊明本人在《饮酒（其五）》中也说“心远地自偏”。什么叫“心远地自偏”呢？只要心志高远，即使身居闹市（或官场），也和住在僻静的地方（如田园）一样。这就像信佛的人所说的：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上留；心中有佛，在哪里都可以修行。

《饮酒（其五）》历来被认为“反映出作者对当时腐败政治的厌恶”，其实陶渊明既不像一般隐士那样标榜超尘出世，也不是今天的一些大学生所鄙薄的“小隐隐于野”，而是明明白白道出了“结庐在人境”——在人群中建房屋居住，不隐而隐。心静，境自静。只要“心远”，不管身处何地都不会受到尘俗喧嚣的干扰。这分明是一种宁静致远的情怀、天人合一的境界。结庐人境，却采菊东篱；身在东篱，而又神驰南山。显然，身在何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远”。晚照中令人“望峰息心”的山气，倦飞而归巢的群鸟，分明蕴藏着人生的真谛：回归精神家园才是有限生命通向无限的唯一选择。这真可谓大彻大悟，然而这彻悟不足与外人道。诗的末句所说“真意”就在于此，“忘言”亦在此。在陶渊明看来，各安天命，内心的平安才是永远。世人或是迫于生计而疲于奔命，或为追名逐利而上蹿下跳，其实质不过是将头顶的井口看得比天还大，然而毕竟“人各有志”，何必去理会他们呢？小屋凭我静，大地任人忙，只要忠于本心，本色做人就是大自在。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了饮酒诗的人，取的是“酒后吐真言”之意，而俗人常以为他是酗酒的酒鬼。寂寞的人在人群中依然寂寞，孤独的人在人群中照样孤独。同理，倘或没有追名逐利之心，即使身居闹市或官场，也宛在深山或田园。既然陶渊明本人都说“心远地自偏”，他又怎么可能因为“官场黑暗”而辞官归隐呢？

三、“尘网”并非“特指官场”

陶渊明的5首《归园田居》，其一《少无适俗韵》最为脍炙人口。与其说他“清高傲岸，借此表明了与腐朽统治者的不合作态度”，不如说是弃官保本，自我矫正。当他明白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便抛却尘杂、污垢、喧闹，以及俗世中一切烦扰，回归心中的那一方净土，感受内心的宁静之美。

对于《归园田居（其一）》中所谓“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历来的语文教材是把“尘网”解释为“特指官场”，把“三十年”解释为“十三年之误”，理由是他做江州祭酒到辞去彭泽县令恰好十三年。很奇怪，难道陶渊明本人都搞不清他做官是做了三十年还是十三年吗？其实，“三十年”应是指稚气尽脱、“懂事”以后的岁月，因为他写《归园田居（其一）》时大约四十岁出头。历史的真相应该是，陶渊明的一生经历了三个阶段：自己是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自己不是自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自己还是自己（复得返自然）。那么，所谓“误落尘网中”，指的是“自己不是自己”的阶段（羁鸟，池鱼），怀想“自己是自己”阶段的少年自然心性（旧林，故渊），并且从此步入了“自己还是自己”的返璞归真的境界（复得返自然）。与其说他“向往田园生活”，不如说是“回归自然心性，守护精神家园”。他在《种豆》中作为结语写出了“但使愿无违”，也表达了同样的心声，就是要让自己的天性得到自由舒展。

人们通常将“复得返自然”中的“自然”解释为与社会相对的大自然，但是从更深一层想，所谓“返自然”既指回归大自然，也是强调返璞归真，做回原来的自己，像孩童时期一样率性而为。这样便同时照应了起首的“少无适俗韵”和“性本爱丘山”。因此，“尘网”并非“特指官场”，而应理解为“尘世的罗网”。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范文第2篇

其实，《饮酒》诗总共有20首，大约作于东晋义熙十三年(417年)前后，当时作者已53岁。以《饮酒》作为整组诗的题目，可谓用心良苦，因为诗人虽然爱酒，但酒量并不高，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授人以柄，转移话题，逃脱当权者对他的打击和报复――他的诗作中流露出太多对当朝权贵的不满睛绪。

南朝文学家萧统曾在《陶渊明集序》中说“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意思就是说陶渊明用含蓄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苦闷与追求。

彭泽小县令，惩治大权贵

陶渊明刚任彭泽县令时，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十分严重的人口隐匿情况，导致政府税收减少，而官府直接将负担转嫁到普通农民身上。陶渊明一上任，就面临着户口清查的准备工作。

在此之前，彭泽县已有十几年没开展过户口清查了。前几任的官员，有的整日只想着自己的利益，根本就不管政事：有的则官官相护，对社会弊病熟视无睹：也有部分官员发现了问题，认真处理过，但由于阻力太大，被迫放弃。这种阻力主要来自两种人：一是财大势大的大地主，他们用钱贿赂清查的衙役，帮他们隐瞒人口；二是地方豪强，他们或胡搅蛮缠，对清查工作横加阻挠，或因家族中有人在朝做官，以势压人。典型人物就有当时城北的何泰，家中有良田数百顷，奴仆数百人。就是因为他的弟弟何隆长期担任浔阳郡丞，历任县令便对何家格外优待，只登记在籍男丁20名，与实际^数相去甚远。

陶渊明上任后，决定采取“擒贼先擒王”的做法，首先从何家开刀。一天，他带领衙役突然拜会何泰，当场责成何泰管家拿出花名册，逐一核对，共查出何泰家隐瞒成年男丁200余名。这一下子震动全县，其他权贵家族或地方土豪纷纷主动交代，仅半个月的时间就清查出被隐瞒的成年男丁3000多名。

初战告捷之后，陶渊明又布告，告知各地从次年开始，成年男丁纳税米由原来的五石减少为三石。县民齐声欢呼，一时好评如潮，大家纷纷赞扬新县令的英明和爱民如子的美德。

陶渊明这种绝不向权贵低头的行为一时被传为美谈，向我们展示了他做事果敢、刚正不阿的形象。

不为五斗米，失却真性情

陶渊明惩治了何泰后，何泰的弟弟何隆一直谋划报复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他派一个叫刘云的督邮到彭泽视察――督邮是郡中属官，负责具体监察和考核各县官员的政绩，对官员的升降任免有着直接的影响。这督邮以凶狠、贪婪闻名，每年冬夏二季，他都要巡视各县，而他每次巡视，绝不会空手而归。

那天，当刘云到彭泽县衙时，陶渊明正和几个幕僚喝酒闲聊。听说刘云驾到，赶紧出迎，不料刘云怒气冲天，呵斥道：“本官巡视来到你县，你等衣冠不整，形态懒散，是何道理?目前正是多事之秋，你等不思国恩，反而白日聚众豪饮，不理政事，朝廷要你等滥官污吏何用?”说罢扬长而去。这种局面让不谙官场事务的陶渊明一时不知所以然。刘云走后，陶渊明问旁众：“督邮今日发怒，不知究竟为了何事?”一幕僚答：“督邮一向贪婪，照卑职看来，他不过是借题发挥，索要贿赂罢了。”陶渊明听后愤然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索要贿赂，他是找错人了。”说着，解下印绶交给旁边小吏，立马辞职不干了。

这就是著名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历史典故。陶渊明为何说“五斗米”?五斗米就是晋朝一个县令的俸禄。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性情率真、绝不丢失自己高贵人格的诗人形象。

堂堂大诗人，曾作讨饭客

辞官后，任凭陶渊明如何早出晚归，怎么提高耕种技术，在天灾人祸面前，他的田园里总是“草盛豆苗稀”，收成越来越差。但难能可贵的是，无论生活多么艰难，诗人并没有放弃他所钟爱的诗歌创作。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后来他家里发生了火灾，这让本就家徒四壁的他更是雪上加霜。有一天，陶渊明饿得实在不行了，就硬着头皮去讨饭吃。“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他犹豫了好久才敲开人家的门，却不知道说什么好。幸好主人一下明白了他的来意，热情地款待了他。他为此专门作了一首《乞食》诗，其中“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两句表达了诗人当时由衷的感激。

没想到堂堂一代大诗人，竟然也曾沦落到这步田地，但即便如此，他也绝不委曲求全。陶渊明这种在人格和信仰上的坚守实在可贵!

援引身边事，劝醒少年人

相传，曾有个少年前来向陶渊明请教读书的妙法，问如何才能做到像他那样博学。陶渊明听后，大笑道：“天下哪有学习妙法?只有笨法，全靠下苦功夫，勤学则进，辍学则退!”

可少年并不懂他的意思，陶渊明便拉着少年来到稻田旁，指着一根苗说：“你蹲在这儿观察它，告诉我它是否在长高?”少年注视了很久，并不见禾苗往上长，便站起来对陶渊明说：“没见长啊!”陶渊明反问道：“真的没长?那么，它是如何变得这么高的呢?”

这下，少年就更不知如何回答了。陶渊明进一步引导说：“其实，它时刻都在长，只是我们看不到罢了。读书学习，也是同样道理，学问是点滴积累的，有时并不易觉察到，但只要勤学不辍，就会积少成多。”接着，陶渊明又指着一块磨刀石问他：“那块磨刀石为何像马鞍一样了呢?”“是磨成这样的。”少年随口答道。“那它究竟是哪一天磨成这样的呢?”少年又摇摇头。

陶渊明说：“其实这是因为天天在上面磨刀，日积月累，就成为这样了。学习也是如此，如果不坚持读书，每天都会有所亏欠啊!”

少年茅塞顿开，一下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连忙向陶渊明行了个大礼，说：“多谢先生指教，学生再也不求什么妙法了。请先生为我留几句话，我当时时刻刻记在心上。”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范文第3篇

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说：“屈子之后，文学上之雄者，渊明其尤也。”作为“文学上的雄者”，陶渊明所存在的意义和影响，具有不同于屈原的独特魅力与价值。本文笔者试着分析陶渊明的咏贫诗，来了解这位伟大诗人的心路历程，试着了解是什么使得后人频频回首，从陶渊明身上汲取那无穷的精神力量。

一

在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中，诗人面对着“环堵萧然，不避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生活环境，却依然能“晏如也”的坦淡心境及安贫乐道的精神令人折服，之后他的诗文也都给人以冲淡平和之感。

或许有人因此认为陶渊明是一名悠然闲适的隐者，是一名热爱自然的田园诗人。但陶渊明并非生来就是冲淡平和的，他的一生五仕五隐，时时处于仕隐的矛盾之中，经过一系列的心理斗争，最终选择归隐田园。

归隐后的陶渊明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他自己是这样描述的：“御冬足大布，粗俙以应阳”，这是穿衣方面；“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肌”，这是吃的方面；“蔽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这是住的方面；“或命巾车，或棹孤舟”，这是最好的出行状态了。这些都可见诗人的生活窘况。更甚者，诗人还曾写道“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短短的二十字，将诗人贫困的生活鲜明地表现出来，在这里读者看到的不是一个故作清高的文人形象，而是一个饥饿疲惫的诗人形象。

青年时期的陶渊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孕育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远大抱负。那么这样一位有着远大抱负，同时兼具才华而又不乏机会的诗人，为什么没有做官过着富裕的生活，反而选择归隐山林躬耕垄亩，并且因生活穷困而潦倒不堪呢？

二

萧统的《陶渊明传》中记录了他最后一次归隐的过程：“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授去职，赋《归去来》。”

在这里，陶渊明的“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态度至今为人所传颂。但在那个年代，结合诗人自身的情况而言，诗人对督邮的态度却是颇为矛盾的。他在《归去来兮辞并序》中道“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他因家贫而出仕，好不容易谋得一个彭泽令的职位，却因不愿见督邮弃官而去。

在序中，诗人言及辞官的原因是“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但笔者认为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处在那个充满了战乱灾荒的年代，诗人面对着彼此争夺、兵戎相见的世界，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诗人把持住自己的心灵，相信自己耐得住贫困，最终选择归隐田园。莫怪于鲁迅先生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然而，面对贫困的生活，诗人并不是至始至终地享受生活安贫乐道的。俗语云：“贫贱夫妻百事哀”，诗人在贫困生活的磨砺下也曾彷徨，也曾犹豫，那么是什么促使诗人在他所选择的这条道路上持续前进，他又是从哪里获得精神力量的呢？

三

《论语·卫灵公》中“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是固穷思想。“固穷”的意思是穷而不移，不因为穷而放弃自己的道德原则。在这里，“穷”不同于“贫”，它指的是无路可走，然而，二者又有相通之处，一个人穷也就容易贫了。《论语·雍也》中“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是安贫思想。固穷安贫也就是说，一个人不管在何种情况下，都能够坚守自己的道德原则与信念。而陶渊明就是这样一个人。

汤文清曾云：“渊明诗中言本志少，说固穷多。”就诗歌数量而言，涉及“固穷”的占陶诗的三分之一多，其中“《咏贫士》组诗则是诗人在能否将固穷之志坚守到底的矛盾斗争中升华的结晶”。

在《咏贫士七首》这篇组诗当中，诗人空写了荣启期、原宪、黔娄、袁安、阮公、张仲蔚、黄子廉七位古代贫士，他们人格规范及其行为方式都不尽相同，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是固穷安贫的贤士。他们缺少的只是物质上的，精神上他们并不贫困。他们不在乎生活上的贫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固守心中的那一份坚持。通过这篇组诗，诗人塑造了七位看似凄凉悲惨确是铮铮傲骨的艺术形象，表达了诗人对他们内在品质和精神理念的赞扬和肯定。笔者认为诗人会写这七位贫士，其目的还在于通过他们的事迹坚定自己固守安贫的意志，通过他们来坚定自己的人生选择。

只是这时的诗人何以需要这些来支撑自己呢？

《咏贫士》其一曰：“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馀晖。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从中，我们可以知道，诗人自比孤云、孤鸟，可以说在归隐的道路上，诗人没有太多的知音，甚至可以说得上是形单影只，内心寂寞痛苦，但是即便这样的选择导致诗人忍饥挨饿、内心寂寞、苦无知音，诗人还是坚定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

《咏贫士》其二曰：“凄厉岁云幕，拥褐曝前轩。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倾壶绝馀沥，窥灶不见烟。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这首诗极言生活的穷困潦倒，可以说得上是诗人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在这穷困潦倒、苦无知音的情况下，诗人要继续坚定地走下去，就需要从其他地方找寻心灵的慰藉，以支撑他坚定地将固穷之路走下去。而古代贤士，他们那种固穷安贫的人生态度就成为了支撑诗人坚持自己选择的道路的精神力量，在贫穷中坚守自己的道德原则，以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及高洁。之后的五首诗也就言及荣启期、原宪等七位古代先贤的事迹。

此外，陶渊明的一些诗文中也有直接言及固穷守节的，如 “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不赖固穷节，百世谁当传”，“宁固穷以寄意，不委屈以累己”等等。这些都直接表达了诗人隐居不仕、固穷守节的节操。

然而，陶渊明的固穷守节与儒家传统思想的固穷守节却又不大相同。在儒士的心中，道义始终排在第一位，为了道义可以牺牲一切。《晋书·良吏传》中记载的吴隐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弱冠而介立，有清操，虽日晏啜菽，不飨非其粟；儋石无储，不取非其道。”对于这样一位为了节操宁愿挨饿的人，有值得人钦佩的地方，但是饥饿之中还要对食物进行选择，觉得不符道义的东西就不吃，这也未免过于迂腐了些。

陶渊明在贫困之际，曾接受过颜延之两万钱的馈赠，也曾接受过江州刺史王弘酒水的馈赠，而其亲戚的一些馈赠，诗人更是欣然接受。他也曾为了办理“三径之资”，耕种过彭泽的公田。在这里，我们不能怀疑诗人的节操，他之所以接受善心人的馈赠，之所以躬耕，都只是顺从生存的本能、自然的天性而已，并且诗人所接受的馈赠，也都是出于一些知己或好心人的善心。在原则方面，他贯彻着自己的固穷安贫思想。诗人晚年拒绝接受江州刺史檀道济的馈赠就说明了这一点。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范文第4篇

陶渊明，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隐士之一，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被人传颂至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也被人吟咏了千百年。

但是，我读《归去来兮辞》时分明感觉到字里行间所透露出的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悲伤。仔细一想，这也是难以避免的，自古文人又有哪一个不想完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图伟业呢？子曰：“天下人道则见，无道则隐。”或许在那个乱世，陶渊明也别无选择，只能做长沮、桀溺，在自己宅前的五棵柳树下吟诗喝酒、举杯邀月，幻想着美好的世外桃源。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古来文人的悲剧大都是相似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过于高洁，也会被世人厌恶，最后落个“世人皆欲杀”的下场。魏晋南北朝时，我国开始了儒道合流的过程。生于那个时代的陶渊明取道家的避世胜过自然，如果取自然而胜避世，那对于陶渊明来说应是另外一番光景。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或是老子的“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做人不可太直，有时曲线迂回反而能成大事，李东阳的依违蒙诟、徐阶的曲意事严嵩都是可援之例。有时与俗世和光同尘，反而能够让自身散发出更加灿烂的光彩，与凡间的污泥浊物相比，犹如“腐草之萤光比天空之皓月”。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透露出对追名逐利的厌倦，想着“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的洒脱不羁。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可能都有抛弃一切、回归自然的偶然冲动，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人？有人将归隐作为终南捷径，又有几人真有陶渊明的风情？至少，我们应该庆幸的是，陶渊明没有被统治者重用，从骨子里讲他还只是个文人罢了，恰如后人评汤显祖所说：“牡丹（《牡丹亭》）一出，西厢（《西厢记》）失色。此后传唱天下百余年，堪与之媲美者，唯有孔尚任之《桃花扇》。为官不济，为文不朽，是以无憾……”

“为官不济，为文不朽，是以无憾”恰是对陶渊明的最佳概括。无论如何，陶渊明过着“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的生活时，就应该已经有了觉悟。“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他宁愿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也不改变他归隐田园的心志，其拳拳赤子之心今可犹见。

文章紧扣《归去来兮辞》的主旨，重在对陶渊明人格的思考（陶渊明拥有回归田园的乐趣，但其内心也有怀才不遇的愤慨），辩证地分析了这种思想形成的原因以及对后人的启示。语言古朴典雅，引经据典，娓娓道来。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范文第5篇

公元384年，20岁的陶渊明以独特的方式来庆祝自己的成年：仗剑独行，远游北方。当时是淝水之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前秦战败后，北方大乱，四分五裂。陶渊明在这种情势下，故国神游，是很“壮且厉”的。一年后回家，他发现原先在他父亲任安成太守时置下的田园被人侵夺，侵夺者便是淝水之役的大英雄谢玄。一下子家产大幅缩水，全家只好迁居，从大宅院搬到了小宅院。几年后，陶渊明给自己造书堂，结婚生子，兴建新房，又跟和尚慧远合资建造了一座寺院，到29岁的时候，家底露出来了，不知不觉中已是亲老家贫，该挣钱养家了。

陶姓是大族，虽不如王、谢这样的世族，但家族的荫庇仍足够让陶渊明人生的起跑线很靠前，找工作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随时可以吃皇粮。陶渊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地方政府部门担任公职，职称叫江州祭酒。江州是座重要的州府，祭酒又是个重要的职位，掌管着兵、贼、仓、户、水、铠诸曹，号称“僚佐之上”。薪水不低，又受重视，大有可为。陶渊明带着一家老小，满怀希望，从老家康乐县义钧乡搬到江州府治浔阳，住进浔阳祖宅，走马上任。干了一阵子，觉得不得劲，江州刺史王凝之的神神叨叨让人受不了。

王凝之是书圣王羲之的次子，写得一手好字。王氏一家世奉五斗米道，也就是现在的天师教。五斗米道将信徒分为鬼卒、鬼吏、奸令和祭酒四个等级，祭酒是最高等级。王凝之名士气太重，具体的事一概不管，沉迷于五斗米道中，有时就分不清下属和信徒有什么区别，将他们视为鬼卒鬼吏。陶渊明是来工作而不是来信教的，他儒生的信念也不容许他跟着上司糊糊涂涂疯疯癫癫。于是陶渊明写了封辞职信，也不等答复，就不再上班。没几天，王凝之派人来请他回去，说这次要让他当州主簿，那可是“诸职之首”，是“参与机要，总领府事”的官。陶渊明想想，在老王手下当什么官都是换汤不换药，于是就推辞了，开始他一波长达五年的待业。

第一年，他的第一任妻子王氏病故，陶渊明很伤心，当成是十年中的第二次打击。家产被侵占时他刚弱冠，20岁；妻子死时他刚而立，30岁。好在命运随后给了他很好的补偿，在31岁的时候，一个叫翟玉英的女孩走进他的生活，做了他的继室。翟玉英肯定是个很优秀的女人，之前写“怨诗”的陶渊明为她写了《闲情赋》，其中有“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的句子，一时脍炙人口，陶渊明因此知名度大增。再婚后的那几年，是陶渊明一生中难得的罗曼蒂克时期。

罗曼虽罗曼，家业依然消乏。光靠在城市的边缘种点田解决不了经济问题，而在34岁的时候，家里还添了对双胞胎，吃饭的嘴又多了，还是必须出来工作，拿工资才是正道。公元399年，江州刺史桓玄，火并了荆州刺史殷仲堪，自领荆、江二州刺史。就在这一年，陶渊明去了江陵，出仕为桓玄军府参军。

桓玄是大司马桓温的幼子，桓温当年有个幕僚叫孟嘉，孟嘉的第四个女儿是陶渊明的母亲，因此，陶渊明是桓家的门生故吏的后裔。这层关系，是陶渊明决定再度出仕时投奔桓玄的主要原因。正好桓玄需要培植自己的势力，像陶渊明这样的自家门生故吏的后裔，而且又是小有名气的文人，桓玄还是很欢迎的。

这一年，东晋发生了五斗米道徒叛乱事件，五斗米道徒在首领孙恩的带领下，攻陷会稽，杀死了同为五斗米道徒的朝廷命官王凝之，兵锋直指国都建康，屡败官军，一时全国鼎沸。领有东晋三分之二实力的荆、江刺史桓玄这时打算起兵，想打着勤王旗号，做着王室的打算。好在镇北将军刘牢之手下一员叫刘裕的猛将，将孙恩击退，使桓玄失去出兵的借口。

但桓玄还不死心，一再派遣人到建康，在朝野散布舆论，说自己的辖区一再出现祥瑞，给自己应天顺人造势。陶渊明就曾被桓玄派过干这种差事，这令他很痛苦。帮魏篡汉的华歆，帮晋篡魏的贾充，都是陶渊明意识形态中所批评的人，而他自己现在深陷于桓玄篡逆的泥沼之中，弄不好就要成为软性打手。怎么办？违背自己的道德信仰还是甩手而去？桓玄的气量没有王凝之高，陶渊明就只能消极反抗，磨洋工。于是，在重新参加工作后的一年之中，陶渊明频繁请探亲假，回浔阳，在家躲着。公元401年冬天，母亲孟氏病故，陶渊明正式以丁忧离职。三年后，桓玄被刘裕击败，后被杀，陶渊明因未参与桓玄篡逆而不受任何追究。

持丧的三年，是朝廷的法定休假期。守制期满，他就被起用为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一年后调任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此时陶渊明已经40岁了，他想到自己40岁还屈沉下僚，以后还能有什么发展呢？加上母亲病故时他远在江陵，使他更加对为一口饭出远门工作有无意义产生疑问。而厕身幕府，看到执政者名士气的、野心派的，在江东这蜗角蝇头之地争着，全无向北恢复的志气，少壮时期“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雄心也随“荏苒岁月颓”，27岁时写下的《五柳先生传》中“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生活可以考虑考虑了。当年三月，新上司刘敬宣派他去建康投江州刺史解职表。从建康回来，他转道安徽钱溪，去看望嫡系族叔陶夔，希望他能给自己介绍个离家近的工作，打算再干一年，置办些许田园，便安心归隐。八月，新任命下来，他调任彭泽县令。彭泽，离浔阳仅百里。

新职位有一个好处，就是有100亩公田，其谷物可做工资的羡余。工资寄回家，公田全部种上秫，以便酿酒。但妻子儿子坚决要求种一半粳，那东西饱肚子。好吧，一半精神食粮，一半物质粮食。80余天之后，收获在望，一年一度的官员公务检查如期而至。县吏提醒他，见督查员要穿戴整齐态度恭敬，便能免于吹毛求疵，而皆大欢喜。陶渊明也是在官场上混过的，原先在幕府，知道督邮是基层县官们的脂膏，“能令公喜，能令公惧”，有钱贿赂金钱，没钱献上尊严。而他，此膝不向人屈已久，又怎么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那么——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于是悬印公堂，敛裳宵逝。

回家真好啊，妻子儿子欢欣迎接，家中一切打理得井然有序。放松羁宦心情，且饮一杯家中酒，不觉已是光阴流转。而邻里乡亲也前来问候，谈及现在将春至，该谋划一年之计了，在城西的田园上有得忙了。

回家的前三年，陶渊明农事之余，则“或命巾车，或棹孤舟”，寻丘问壑，自给自足，不赶时间，不差钱。在“既耕亦已种”后，他还是“时还读我书”，只是对原先自己所处的“智识阶级”则是“息交绝游”，不和有车一族交往了。

公元408年，陶渊明辞官回家后的第三年，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将他的老宅焚烧殆尽，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家业，又付之一空。全家六口，只好栖息于一条船上。

生活还得继续，只要田地还不荒芜，一切便能从头开始。

一邻居见他勤苦如此，携酒慰劳。酒话中就劝告起来，官宦子弟何必与我们搅在一起？去和光同尘做官吧，旱涝保收，还不怕金融危机。陶渊明答道，他不是不能放弃隐居出去做官，只是他的性情太不适合做官了。非要勉强出仕，违背自己，又能得到什么快乐呢？现在不是挺好吗？累点，苦点，但精神愉悦。

在眼一睁一闭的重复中，又十年过去了，陶渊明再度被朝廷想起，征为著作郎。这已是东晋的夕阳晚照之年了，陶渊明不就职。“吾驾不可回！”陶渊明道。他在故里秀溪环秀居开了个讲坛，后人将之称为“贤讲”。之后没几年，晋这只迷鹿终于被刘裕逐得，天下称“宋”之时，陶渊明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潜”。他实在看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