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号什么范文第1篇

大凡读书人，恐怕没有不知道陶渊明的，文学也罢，文化也罢，只要是涉及到中国的，都无法绕开他。历代以来，无论朝野，文化人都把他奉若神明。“挂冠归隐，不为五斗米折腰”、“种豆南山”、“采菊东篱”，成为其浊世独立、独善其身、高洁傲岸的标志，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标本。

我有些糊涂了。在我看来，陶渊明的所谓“归隐”，不是人格有问题，不是别有用心，他就是天底下第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傻冒。

古往今来，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想做官？因为做了官就可以捞钱，捞了钱就可以过自己想过的快活日子，就可以做更大的官。做更大的官，就可以捞更多的钱。有钱能使鬼推磨，有了更多的钱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多少人为了做官，头可以悬梁，刺可以锥股，可以忍人常人所不能忍，为常人所不能为。一部《官场现形记》，活画出准备入仕和入仕者的种种嘴脸，可谓穷形尽相。

千里做官为发财。这么浅显的道理，我想陶渊明不应该不懂。既然选择了做官，迎来送往，媚上哄下，多说少做，那是基本常识。官场有官场的游戏规则，约定俗成，就得遵守。督邮是上司，能做到上司，自有他的能耐。这能耐，不是表面识得那么几个字，吟得几首诗那么简单。做官的本领，与识字多少无关，用的是“术”，是头脑，是手腕。学问渊博，未必就能做官，就做得了官。孔子够有学问的了吧，结果那官是做得糟糕透顶。屈原、东方朔、司马迁、李白、苏轼……他们哪个不是学富五车，但是他们又有哪一位把官做深透利索了的。好一点的落得个善终，不好的死于非命。就如余秋雨所说的那样，中国文人，一入仕途，便无足观。换句话说，做官未必要有文化。比如，大字识得几箩筐的陈永贵，还风风光光做了好几年国务院副总理呢？

尊敬上司，逢迎上司，本就是为官之道，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即使是陶渊明公本人，也未必能容忍下属不把自己当成一回事吧。督邮是上司，铁板钉钉的，再愚蠢、再卑鄙，再龌龊，都是上司，代表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陶渊明竟然为此而挂冠，实在幼稚得可笑，冲动得可怜。一个下属挂冠归隐，莫非就把这督邮撤了？少了一个县老爷，政府机构就不运转了，老百姓就不过日子了？不知还有多少人像狼一样地盯着那“五斗米”的位子呢？莫说折腰，叫这些人去舔督邮沟子、尝督邮粪便，恐怕都要挤得个头破血流。有位子不坐，不利用位子将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不是天下第一傻蛋吗？

按说 ，陶公能写诗著文，成为文坛之豪，不应该傻呀？那么，“归隐”就当是别有用心了。“归隐”，可以说是“官粹 ”，这可能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的畸形产物。儒家推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许多官场上的人，在不得意时借此成为一种以进为退的手段。蒋介石蒋总裁不也就玩过好几次这样的把戏吗？“挂冠归隐”，拿着好好的县令不做，回家做农民，无疑具有轰动效应。这一退，与那些打得头破血流的争，形成强烈的反差。说不定，故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官场另类，反而会受到庙堂行走者的关注，因此而得到意外的升迁。谁能肯定陶公就没有打过这样的小算盘？这无疑是一次人生的豪赌。按这样的思维推演下去，陶公实在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做农民，肯定不是陶公的真实想法。“性嗜酒”，这种嗜好由来已久。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普通老百姓连肚子都吃不饱，喝酒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奢侈。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家底， 也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能耐。一介书生，吟几句歪诗，写点公文，想几个解决问题的点子，不是什么难事，但要犁田打耙，伺弄庄稼，则要力气，要技术。为生存的劳动，特别是繁重的体力活，既不自由，也难说快乐。“ 环堵萧然，短褐穿结”，是陶公想要的那个结果吗？但是，玩过头了，也就只好老老实实做农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潇洒吗？不愁吃不愁穿，自然毋庸置疑。饥寒交迫，恐怕就是另外一番心境了。但话说回来，不这样，又能怎样？这所谓的“悠然”，恐怕还多少有些失落、无奈吧。

既然如此，文人们对陶渊明的推崇备至，我们就应该打个问号。我敢断言，越是推崇陶渊明的，越不会真去学陶渊明。

陶渊明号什么范文第2篇

公元384年，20岁的陶渊明以独特的方式来庆祝自己的成年：仗剑独行，远游北方。当时是淝水之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前秦战败后，北方大乱，四分五裂。陶渊明在这种情势下，故国神游，是很“壮且厉”的。一年后回家，他发现原先在他父亲任安成太守时置下的田园被人侵夺，侵夺者便是淝水之役的大英雄谢玄。一下子家产大幅缩水，全家只好迁居，从大宅院搬到了小宅院。几年后，陶渊明给自己造书堂，结婚生子，兴建新房，又跟和尚慧远合资建造了一座寺院，到29岁的时候，家底露出来了，不知不觉中已是亲老家贫，该挣钱养家了。

陶姓是大族，虽不如王、谢这样的世族，但家族的荫庇仍足够让陶渊明人生的起跑线很靠前，找工作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随时可以吃皇粮。陶渊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地方政府部门担任公职，职称叫江州祭酒。江州是座重要的州府，祭酒又是个重要的职位，掌管着兵、贼、仓、户、水、铠诸曹，号称“僚佐之上”。薪水不低，又受重视，大有可为。陶渊明带着一家老小，满怀希望，从老家康乐县义钧乡搬到江州府治浔阳，住进浔阳祖宅，走马上任。干了一阵子，觉得不得劲，江州刺史王凝之的神神叨叨让人受不了。

王凝之是书圣王羲之的次子，写得一手好字。王氏一家世奉五斗米道，也就是现在的天师教。五斗米道将信徒分为鬼卒、鬼吏、奸令和祭酒四个等级，祭酒是最高等级。王凝之名士气太重，具体的事一概不管，沉迷于五斗米道中，有时就分不清下属和信徒有什么区别，将他们视为鬼卒鬼吏。陶渊明是来工作而不是来信教的，他儒生的信念也不容许他跟着上司糊糊涂涂疯疯癫癫。于是陶渊明写了封辞职信，也不等答复，就不再上班。没几天，王凝之派人来请他回去，说这次要让他当州主簿，那可是“诸职之首”，是“参与机要，总领府事”的官。陶渊明想想，在老王手下当什么官都是换汤不换药，于是就推辞了，开始他一波长达五年的待业。

第一年，他的第一任妻子王氏病故，陶渊明很伤心，当成是十年中的第二次打击。家产被侵占时他刚弱冠，20岁；妻子死时他刚而立，30岁。好在命运随后给了他很好的补偿，在31岁的时候，一个叫翟玉英的女孩走进他的生活，做了他的继室。翟玉英肯定是个很优秀的女人，之前写“怨诗”的陶渊明为她写了《闲情赋》，其中有“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的句子，一时脍炙人口，陶渊明因此知名度大增。再婚后的那几年，是陶渊明一生中难得的罗曼蒂克时期。

罗曼虽罗曼，家业依然消乏。光靠在城市的边缘种点田解决不了经济问题，而在34岁的时候，家里还添了对双胞胎，吃饭的嘴又多了，还是必须出来工作，拿工资才是正道。公元399年，江州刺史桓玄，火并了荆州刺史殷仲堪，自领荆、江二州刺史。就在这一年，陶渊明去了江陵，出仕为桓玄军府参军。

桓玄是大司马桓温的幼子，桓温当年有个幕僚叫孟嘉，孟嘉的第四个女儿是陶渊明的母亲，因此，陶渊明是桓家的门生故吏的后裔。这层关系，是陶渊明决定再度出仕时投奔桓玄的主要原因。正好桓玄需要培植自己的势力，像陶渊明这样的自家门生故吏的后裔，而且又是小有名气的文人，桓玄还是很欢迎的。

这一年，东晋发生了五斗米道徒叛乱事件，五斗米道徒在首领孙恩的带领下，攻陷会稽，杀死了同为五斗米道徒的朝廷命官王凝之，兵锋直指国都建康，屡败官军，一时全国鼎沸。领有东晋三分之二实力的荆、江刺史桓玄这时打算起兵，想打着勤王旗号，做着王室的打算。好在镇北将军刘牢之手下一员叫刘裕的猛将，将孙恩击退，使桓玄失去出兵的借口。

但桓玄还不死心，一再派遣人到建康，在朝野散布舆论，说自己的辖区一再出现祥瑞，给自己应天顺人造势。陶渊明就曾被桓玄派过干这种差事，这令他很痛苦。帮魏篡汉的华歆，帮晋篡魏的贾充，都是陶渊明意识形态中所批评的人，而他自己现在深陷于桓玄篡逆的泥沼之中，弄不好就要成为软性打手。怎么办？违背自己的道德信仰还是甩手而去？桓玄的气量没有王凝之高，陶渊明就只能消极反抗，磨洋工。于是，在重新参加工作后的一年之中，陶渊明频繁请探亲假，回浔阳，在家躲着。公元401年冬天，母亲孟氏病故，陶渊明正式以丁忧离职。三年后，桓玄被刘裕击败，后被杀，陶渊明因未参与桓玄篡逆而不受任何追究。

持丧的三年，是朝廷的法定休假期。守制期满，他就被起用为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一年后调任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此时陶渊明已经40岁了，他想到自己40岁还屈沉下僚，以后还能有什么发展呢？加上母亲病故时他远在江陵，使他更加对为一口饭出远门工作有无意义产生疑问。而厕身幕府，看到执政者名士气的、野心派的，在江东这蜗角蝇头之地争着，全无向北恢复的志气，少壮时期“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雄心也随“荏苒岁月颓”，27岁时写下的《五柳先生传》中“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生活可以考虑考虑了。当年三月，新上司刘敬宣派他去建康投江州刺史解职表。从建康回来，他转道安徽钱溪，去看望嫡系族叔陶夔，希望他能给自己介绍个离家近的工作，打算再干一年，置办些许田园，便安心归隐。八月，新任命下来，他调任彭泽县令。彭泽，离浔阳仅百里。

新职位有一个好处，就是有100亩公田，其谷物可做工资的羡余。工资寄回家，公田全部种上秫，以便酿酒。但妻子儿子坚决要求种一半粳，那东西饱肚子。好吧，一半精神食粮，一半物质粮食。80余天之后，收获在望，一年一度的官员公务检查如期而至。县吏提醒他，见督查员要穿戴整齐态度恭敬，便能免于吹毛求疵，而皆大欢喜。陶渊明也是在官场上混过的，原先在幕府，知道督邮是基层县官们的脂膏，“能令公喜，能令公惧”，有钱贿赂金钱，没钱献上尊严。而他，此膝不向人屈已久，又怎么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那么——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于是悬印公堂，敛裳宵逝。

回家真好啊，妻子儿子欢欣迎接，家中一切打理得井然有序。放松羁宦心情，且饮一杯家中酒，不觉已是光阴流转。而邻里乡亲也前来问候，谈及现在将春至，该谋划一年之计了，在城西的田园上有得忙了。

回家的前三年，陶渊明农事之余，则“或命巾车，或棹孤舟”，寻丘问壑，自给自足，不赶时间，不差钱。在“既耕亦已种”后，他还是“时还读我书”，只是对原先自己所处的“智识阶级”则是“息交绝游”，不和有车一族交往了。

公元408年，陶渊明辞官回家后的第三年，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将他的老宅焚烧殆尽，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家业，又付之一空。全家六口，只好栖息于一条船上。

生活还得继续，只要田地还不荒芜，一切便能从头开始。

一邻居见他勤苦如此，携酒慰劳。酒话中就劝告起来，官宦子弟何必与我们搅在一起？去和光同尘做官吧，旱涝保收，还不怕金融危机。陶渊明答道，他不是不能放弃隐居出去做官，只是他的性情太不适合做官了。非要勉强出仕，违背自己，又能得到什么快乐呢？现在不是挺好吗？累点，苦点，但精神愉悦。

在眼一睁一闭的重复中，又十年过去了，陶渊明再度被朝廷想起，征为著作郎。这已是东晋的夕阳晚照之年了，陶渊明不就职。“吾驾不可回！”陶渊明道。他在故里秀溪环秀居开了个讲坛，后人将之称为“贤讲”。之后没几年，晋这只迷鹿终于被刘裕逐得，天下称“宋”之时，陶渊明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潜”。他实在看不下去了。

陶渊明号什么范文第3篇

其实，陶渊明并非天生排斥做官。他的曾祖父陶侃担任过东晋的大司马，到他这一辈儿虽然家境衰落，却终归是出身显赫，仕途之门对他依然是敞开的。他曾有《杂诗》云：“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足见其有儒家“治国平天下”之抱负。

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陶渊明初涉政坛，就当上了江州祭酒，可他嫌工作太忙太累，没多久就主动辞职了。其后，他在家过了几年的苦日子，于晋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再次出山，投入当时权倾天下的桓玄府中做了一名参军。次年，他因母亲离世而解职归家，守孝三年。

这是陶渊明出仕时间最长的一次，如果不是母亲离世，可能工作的时间会更长。不过，也正是这样的机缘巧合，让他幸运地躲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拼杀。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桓玄起兵篡夺东晋帝位，次年被北府兵旧将刘裕等人联手剿灭。此时，陶渊明守孝期满，再次主动出仕，改投镇军将军刘裕的帐下做参军，后又转为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帐下做参军，供职的时间都不算长。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陶渊明萌生了彻底退隐的意图。可以想象，在同样有篡逆之心也同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桓玄和刘裕身边，他应该耳闻或亲历甚至参与过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亲身体验了政治和权力角斗场上的黑暗、丑恶与残忍。所有这一切，与他所憧憬、所梦想的正义、公理与美好，是那样的格格不入，那样的令人绝望。更重要的是，他可能意识到，自己曾为桓玄阵营中之一员，“历史问题”会让他成为新政权眼中的“异端”，早晚会遭受严厉清洗和打击。于是，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在族叔陶夔的引荐下，陶渊明纵身一跳，避开权力漩涡，转而去做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官――彭泽县令，在官仅80余日即解印去职。从此，他彻底远离尘世、远离政治，退向社会的边缘，退向自己的内心。

关于陶渊明退隐的理由，人们耳熟能详的是，“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即日解印绶去职。”（《南史・陶潜传》）这个理由显然很勉强。上级督察组来检查工作，县长参见汇报，本是官场常例，陶渊明混迹官场数年，岂能不习以为常？

再看他在《归去来辞序》中所述的理由：出仕是因为“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出任彭泽县令是看中了“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所以当官有悖自己的本性；刚好妹妹病逝，“情在骏奔，自免去职”。诸多理由，统统都有难以成立的地方――因为穷所以当官，那么辞官后不怕继续贫穷吗？因为性好自然所以不喜当官，那么何以主动投到当朝权臣的帐下？因为想用公田种高粱酿烧酒，为什么又不等高粱成熟就挂冠而去？因为妹妹辞世急着去奔丧，可奔丧并非守孝，又何必辞官不做呢？

陶渊明号什么范文第4篇

[摘要] 陶渊明有些文学作品与古代礼制礼义有关，可以称为礼文学。对陶渊明的礼文学作了全面研究，发表了一些意见。认为陶渊明的诗文确实有独特的风格，在礼文学领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关键词] 陶渊明；文学作品；古代礼制礼义

[中图分类号] I206.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6―0079―06

陶渊明就是陶潜。《晋书》卷九十四为典午一朝著名隐逸立传，而将陶渊明放在《隐逸列传》之末。萧梁钟嵘撰《诗品》评论汉魏以下诗坛凡百二十人，三品升降，将陶渊明置于中品之中。文学评论界颇有人因此为陶公鸣不平。可是据说《太平御览》文部诗之类谓钟嵘《诗评》把陶诗列在上品

陈延杰先生注钟嵘《诗品》谓《御览》文部如此。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之《御览・文部》收录钟嵘《诗评》列上品十二人实无陶渊明姓名，或因《御览》版本不同之故，或系延杰先生失于翻检。，果如此，则陶诗降在中品是后来的事。钟氏《诗品》卷中称赞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之《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六《文部・诗》》，第26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诗品注》（陈延杰先生注），第41页。，居一代宗师之位，这样评价实在不低。多年以来流传较广的几部文学史有大体一致的关于陶公的介绍，多唱颂歌。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问世的《中国文学史》对陶渊明诗文的评价几乎都很高，有的说“陶诗……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的歌诗所能达到的高度”，有的说“陶渊明却被后人推举为整个魏晋南北朝最为杰出的文学家”。经过自己的长期研究，我们认为陶渊明的诗文确实有独特的风格，陶公在东晋刘宋时期确实称得上杰出的文学家，他在礼文学园地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晋书》本传：“陶潜字元亮，大司马侃之曾孙也……潜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为了生计，他当过小官，做到彭泽县令的时候，因不堪吏职，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解印回家。“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自彭泽回家之后，躬耕陇亩，自食其力不足以供酒食，免不了靠乞讨度日。“以宋元嘉中卒，时年六十三。所有文集并行于世。”

中华书局1974年版《晋书》本传，第2460，2461-2463页。据袁行霈先生撰《陶渊明集笺注》

袁行霈先生撰《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所附《陶渊明年谱简编》，陶渊明卒于刘宋文帝元嘉四年，享年七十六岁；据此说，知陶公应该是晋穆帝永和八年（公元352年）生，卒于公元427年。

陶渊明一生的诗文，可以称为礼文学的作品有《答庞参军诗并序》（“相知何必旧”）、《于王抚军座送客诗》、《咏二疏诗》、《桃花源诗并记》、《乞食诗》、《悲从弟仲德诗》、《拟挽歌辞三首》，《感士不遇赋并序》、《闲情赋并序》、《与子俨等书》、《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又，《饮酒诗二十首》的第九首（“清晨闻叩门”）、第十一首（“颜生称为仁”）两诗，与礼文学作品相近；袁行霈先生撰《陶渊明集笺注》收入《外集》的《五孝传赞》（即《天子孝传赞》《诸侯孝传赞》《卿大夫孝传赞》《士孝传赞》《庶人孝传赞》，也简直可以视为礼文学作品。但前者（《饮酒诗二十首》中的两首诗）与礼文学作品毕竟尚有距离，后者（《五孝传赞》

严铁桥先生早收入《全晋文》卷112。）是不是陶渊明的作品毕竟还有疑问，所以我们不拟将它们列入陶渊明的礼文学作品。另外，四库馆臣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的《搜神后记》，旧题晋陶潜撰，而四库馆臣谓“其为伪托固不待辨”，迄今关于此书的真伪仍有异议；尽管读者可以从此书找到若干与礼制礼义有关的篇章，我们为慎重起见，终于决定姑置不论了。如前所说，陶渊明为礼文学至少贡献了诗九首、文章六篇，已经不算少了。

陶公诗标题“答庞参军”者有二，皆有序。其区别，序有长有短之外，其一诗六章，四言章八句；另一诗唯一章，五言十六句。唯一章五言十六句者，其序文明言“三复来贶……辄依周礼往复之义，且为别后相思之资”，稍重于往复答赠之礼，故列入礼文学。其实陶公《答庞参军》的四言诗自是答赠之作，亦有往复之义。逯钦立袁行霈两先生皆以为《答庞参军》诗作于入刘宋之后，然则实非晋诗，故此粗略言之即可。

《于王抚军座送客》，据时贤考论，此诗之作实亦在刘宋之初。赴宴送客，本为尽礼。宴会之中之后，友情拳拳，下笔很有可能写出好诗。

《咏二疏诗》，二疏指西汉宣帝在位时期的太子太傅疏广、少傅疏受，二疏为叔侄。太子十二岁时，二疏主动上疏告老还乡。在朝公卿大夫祖道送别，令人感动。归乡之后，疏广无意田宅产业，他认为多置田宅“但教子孙怠惰耳”，所以但“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

中华书局1962年版《汉书》卷七十一《疏广传》，第3039页，3040页。陶渊明“少无适俗愿，性本爱丘山”

陶渊明诗《归园田居》五首之一。见逯钦立先生辑较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91页。，有感于二疏往事，由是有此诗之作。我们认为《咏二疏诗》当作于陶公兴归隐之思的时候。此诗内容以二疏悬车与祖道饯别、归乡之后为主，可以称为礼文学作品。但从“放意乐余年，遑恤身后虑”两句看，这两句固然可以是写二疏心态，也可能与作者自己的情趣相符，则诗可能为晚年之作，则当时陶公早已在归隐生活中了。

《桃花源诗并记》，时贤或以为“约作于刘宋武帝永初三年（公元422年）”，是年陶公七十一岁。论者推断之意，所以用了个“约”字，不敢十分肯定，表示慎重。这种治学态度值得学习。然而该文首句就说“晋太元中”，临末说“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则其写作年代可考。《晋书》记载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在位期间有“太元”年号，见《孝武帝纪》。而南阳刘子骥正是太元年间人（由相关人物活动时期可以推断），此人正好有游山泽“深入忘反”，“问径，仅得还家”，“欲更寻索，终不复知处”的经历，见《晋书・隐逸列传・刘之传》。则可知《桃花源诗并记》的时间、人物居然有可信的成分。

中华书局1974年版《晋书》本纪第227页，本传第2447-2448页。时贤据史书诗文语例判断《桃花源诗并记》之作约在刘宋初年，固非毫无道理，但我们仍然认为其诗其文写的可以是晋末之人，反映的可以是晋末社会以及思想。其实《桃花源诗并记》的思想就是作者自己的思想，陶渊明于穷困潦倒难以卒岁之际，盼望一个理想社会出现，难道不很自然吗？这还用得着怀疑吗？

现在的问题是，凭什么说《桃花源诗并记》属于礼文学呢？《桃花源诗并记》显然由《桃花源记》与《桃花源诗》两部分组成。武陵人进了桃花源，他有何见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便要还家，为设酒杀鸡作食……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和谐而美好的图景，好客而亲善的人们，俨然礼义之邦的社会。这就是《桃花源记》在世人眼前展现的一切。“童孺纵行歌，班白欢游诣……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这些诗句录自《桃花源诗》，与前引《桃花源记》异曲同工，描写桃花源中人的淳朴、和睦、快乐。“秋熟靡王税”，说明桃花源中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那当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国家。“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两句

引自《桃花源诗并记》的原文，见逯钦立先生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85-986页，袁行霈先生撰《陶渊明集笺注》第479-480页。，袁行霈先生解释说：“意谓礼制与穿著均保持古风。俎豆：古代祭祀所用礼器。新制：新式样。”

袁行霈撰《陶渊明集笺注》第488页。他的这些解说完全准确。这里俎豆和新制，实际都是说礼制。俎豆可以作礼器礼制的代名词。《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张守节《正义》谓“俎豆以木为之”，自视为礼器之一。

中华书局1959年版《史记》第1906页。桃花源中“俎豆犹古法”，应该有此地还在实行古代礼制的意思。这些情况，就是《桃花源诗》的主要内容所在。无论是分开说，还是合而言之，都可以把礼视为《桃花源诗并记》的重要或主要内容。又因为《桃花源诗并记》本身就是文学作品，既如此，为什么不可以将诗文当一个整体看，把它列入礼文学之林呢？

《悲从弟仲德诗》，首尾“悲”情贯串，悲是此诗主旨。“借问为谁悲？怀人在九冥。”借问悲何事？“礼服名群从，恩爱若同生。门前执手时，何意尔先倾。”

逯钦立先生辑校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1012页。袁行霈先生《陶渊明集笺注》，第175页。依丧服制度判断，陶公自言：我与仲德属堂兄弟关系，但是我们跟亲兄弟一样亲密。我离家那时候在门前与你把手告别，谁曾想到你竟先我而亡了呢？人生事业未成，慈母沉浸于哀疚之中，两个孩子不过数岁，你怎么能够忍先离开人世！命运如此，人死不能复生，我也只有无尽的悲哀了。悲情是从作者与死者之间的关系产生的，这种关系是由礼制决定的，我们对这首诗不能不这样理解。

《拟挽歌辞三首》，实为作者唱给自己的挽歌，与他的《自祭文》性质相同。袁行霈先生说这三首诗“非必临终所作”，应作于陶公四十六岁，晋安帝隆安元年（公元397年），大致可信。陶公“想象死后情形，绘声绘色”，我们从这些诗篇看到了他对命运人生的“诙谐达观”。

中华书局2003年版《陶渊明集笺注》第420-427页。“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肴案盈我前，半旧哭我傍”，“送我出远郊……高坟正……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

中华书局1983年版《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1012-1013页。，这些情形，治丧送葬的时候必不可免。这里好就好在即便在设想的身后，诗人自己稍感惘然，并无大悲；人家忍不住悲痛，那有什么办法呢？就让他悲去吧。礼义之所至，不可避免，譬如儿子要哭，就让他们哭吧。质朴、自然是陶公诗文的特色，这一特色在陶公为自己唱的挽歌里也很自然地表现出来了。

上文已将陶诗中的礼文学大体说过了，现在要说的是陶公的文章。先看陶公的《闲情赋并序》。“闲情”是什么意思？袁行霈先生据《说文》道出“闲”字本意，更进一步对此赋主旨作出概括，这种解说方法可取，但他的引文稍微有点问题。说文：“闲，阑也，从门中有木。”“阑，门遮也。”段注：“谓门之遮蔽也……引申为酒阑字，于遮止之义演之也。”“闲”字段注：“引申为防闲。古多借为清闲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说文解字注》第589页。《广雅・释诂一》：“闲，正也。”昭公六年《春秋左传》：“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杜注：“闲，防也。”孔疏：“义者宜也，合于事宜。闲谓防卫也。”

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十三经注疏》阮刻本，第2043页。袁行霈先生引《说文注》有误，但他对“闲情”的解说是对的。他说：“‘闲情’犹正情也，情已流荡，而终归于正。”“渊明写作此赋之主观动机是防闲爱情流荡。”

《陶渊明集笺注》第451页，452页。其实这里“闲”解释为“正”亦通。王怀祖《广雅疏证》于“闲正也”不著一字，大概已经感到找不到书证的苦恼了；其实可以引左昭六文句“闲之以义”为证，略为疏通即可。又，其实陶渊明写在《闲情赋》前面的小序已经说得明白：

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淡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余园闾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晋文》卷一百十一第1132页。《陶渊明集笺注》第448页。

他对张平子的《定情赋》、蔡中郎的《静情赋》作过研究，知道那两篇赋也曾“荡以思虑”，然而“终归闲正”了。他相信自己作的《闲情赋》不会误会那两篇赋的作者的用意，也会“终归闲正”。这篇小序所谓“闲正”，“闲”与“正”是同义词组成一个双音节词（复合词）。袁行霈先生指出陶公《闲情赋》与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标题意思相符，他又说对了。

“闲情”的意思既已明确，现在可以提出另一个必须明白的问题：凭什么使流荡之情归于闲正呢？换一个说法：依靠什么防闲爱情流荡呢？答案只有一个：就凭礼义，只能依靠礼义。昭公六年《春秋左传》所谓“闲之以义”，义就是礼义。小戴辑《礼记・坊记》说：“君子之道，譬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又说：“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又说：“夫礼，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

中华书局影印阮刻本《十三经注疏》第1618页，1619页，1622页。《经典释文》卷第十三《礼记音义》之三：“坊音防……经文皆同。郑云：名《坊记》者，以其记六艺之义所以防人之失也。”

中华书局1983年版《经典释文》第206页。《礼记》孔疏：“但言‘坊’字，或土旁为之，或阜旁为之，古字通用也。”可知《坊记》实即“防记”，这里“坊”与《闲情赋》“闲”的意思相同。《坊记》就是记“闲情”之事。孔疏又说：“君子礼以坊德者，由民逾德，故人君设礼以坊民德之失也。刑以坊淫者，制刑以坊民淫邪也。命以坊欲者：命，法令也；欲，贪欲也。又设法令以坊民之贪欲也。”“章疑者，疑谓是非不决，当用礼以章明之。别微者，微谓幽隐不著，当用礼以分别之。”“章民之别者：章，明也：明民之男女，令相分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谓使民无之嫌疑以为民之纲纪者也。”

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本《十三经注疏》第1618页，1619页，1622页。孔疏云云，尤其是对“夫礼，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以为民纪”的解说，竟与陶公《闲情斌》旨归若合符契。

陶公《闲情赋》写了表达真爱深情的“十愿”。为了爱情的坚贞，陶公笔下一方对另一方表白：我愿意做你上身的衣领，接触你头上的余芳；我愿意做你下裳的带子，围束你的细腰；我愿意做你头发上的膏脂，让你的乌发光亮；我愿意做你眉毛上的青黛，使你扬起的眉毛更加迷人；我愿意做你的莞席，让你的柔弱的身体睡得安详；我愿意做你的丝织的鞋袜，紧随着你的脚步；我愿意做你的白天的影子，时时跟着你的身体移动……

“十愿”原文，请见《全晋文》卷一百十一《闲情赋》中，第1132页。《陶渊明集笺注》第449页。其想象之奇特出人意表，无非表示刻骨铭心的爱，倒也并不让读者觉得其中是否有对圣洁的爱情的亵渎。时贤或以为铺陈太过，我们倒认为爱到深处而难免夸张，这在古今爱情诗中只是表示山盟海誓的手段罢了，只是激情流荡的一种表示罢了。

正是在如此激情流荡的时候，《闲情赋》终归于闲正。此赋发“十愿”之前，表达了“闲之以义”的原则；发“十愿”之后，指明了与“礼以坊德”意思相同的趣向。作者借鉴屈子之赋《离骚》，以礼坊民，以礼“闲情”，请看：

激清音以感余，愿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结誓，惧冒礼之为愆。待凤鸟以致辞，恐他人之我先。

屈子《离骚》早用基本相同的句式表示了与上引《闲情赋》后四句相同的意思

中华书局1983年版《楚辞补注》第33-34页。，这里不必徵引。请看《闲情赋》的结尾：

徒勤思以自悲，终阻山而滞河。迎清风以祛累，寄弱志于归波。尤蔓草之为会，诵邵南之余歌。坦万虑以存诚，憩遥情于八遐。

《陶渊明集笺注》第450页。

想得再苦也是徒然，山河阻滞不了归波。《诗经》有《召南》。“蔓草”应指《诗・郑风・野有蔓草》。袁行霈先生认为《闲情赋》后头四句的意思是说：责备男女私会，应以礼教约束自己；仅存诚正之心，停止感情放荡于八方以外。他认为“憩遥情”就是抑止流荡之情使归于正。

陶渊明集笺注》第458页，第452页。这样讲应可接受。我们的上文说《闲情赋》“十愿”之前之后都在宣扬以礼坊民的主题，这样讲，符合作品的实际情况。

与《悲从弟仲德诗》相应的是《祭从弟敬远文》。都是为亡故的从弟而作，前者主要表示怀念，后者主要表示祭奠。下面是《祭从弟敬远文》的摘要：

岁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从弟敬远，卜辰云窆，永宁后土。感平生之游处，悲一往之不返。情恻恻以摧心，泪愍愍而盈眼。乃以园果时醪，祖其将行。呜呼哀哉！於铄吾弟，有操有概。孝发幼龄，友自天爱。少思寡欲，靡执靡介……遥遥帝乡，爰感奇心。绝粒委务，考盘山阴。淙淙悬溜，暧暧荒林。晨采上药，夕闲素琴。曰仁者寿，窃独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见欺。年甫过立，奄与世辞。长归蒿里，邈无还期。惟我与尔，匪但亲友……相及龆齿，并罹偏咎。斯情实深，斯爱实厚。念畴昔日，同房之欢……常愿携手，彼众意……奈何吾弟，先我离世……候晨永归，指涂载陟。呱呱遗稚，未能正言。哀哀嫠人，礼仪孔闲。庭树如故，斋宇廓然……蓍龟有吉，制我祖行。望翩翩，执笔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诚。呜呼哀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四库全书》第1063册《陶渊明集》卷八，第526-527页。《全晋文》卷一百十二，第1145-1146页。《陶渊明集笺注》卷七，第547页-548页。

袁行霈先生据该文开头三句判断“此文作于晋安帝义熙七年辛亥”八月十九日，当然有根据。我们认为此文可能在这一天之前已经写好，也可能就是在这一天写的，但正式公布（向周围的人们宣读）肯定在这一天灵柩即将送往墓地之前或下葬之前这一段时间。祭文一则说“祖其将行”，再则说“制我祖行”，所以我们认为可以这样判断。以作者与敬远之间的亲密关系而言，还可以判断：祭文是陶公亲自撰作并亲自宣读的，以即将启动灵柩的时候宣读为宜。“情恻恻”以下，至“祖其将行”，写作者行祖道礼时候的情况。“於铄”以下，至“夕闲素琴”，回顾敬远的操概爱好与平生作为。以下写敬远不幸早逝。“惟我与尔”以下，写作者与敬远的亲密关系，抒发对逝者的哀悼之情。“候晨永归”，袁行霈先生注：“意谓选定日期安葬。晨：同‘辰’。”这样讲，似乎可通，但未可必。陶公《自祭文》：“外姻晨来，良友宵奔。”晨与宵对举，晨不必是辰。灵柩入圹之后，就算“永归”了。“指涂载陟”，袁行霈先生注：“走上送葬之路。指涂：就道，上路……陟：登程。”

《陶渊明集笺注》第554页。从字面说，这样解释自有根据。今按：“载陟”一词，包括陶公在内的昔贤从《尚书・尧典》（或者说是从《尧典》分出的所谓《舜典》）末句“五十载，陟方乃死”截取两字而成，死者升天的意思，本来就死者而言；但在后世治陶者看来，《祭从弟敬远文》这里是就送葬者而言了。“望翩翩”，意思是作者参加送葬的队伍，看到出殡送葬的旗幡在翩翩飘扬。“执笔涕盈”，读者由此可以想见陶公当时写作这篇祭文的时候落泪含悲的情形。

与《祭从弟敬远文》相应的还有《祭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诗》。这一诗一文是为同一人作的，诗写在敬远生前，祭文自在敬远亡故之后。“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

中华书局1983年版《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十六》第980页。明乎此，就知道陶公对从弟敬远的早逝何以伤心了。

陶公还有《祭程氏妹文》，比《祭从弟敬远文》稍短，而亲情并不稍逊。兹将其文摘录于下：

维晋义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渊明以少牢之奠，俯而酹之。呜呼哀哉！寒往暑来。日月寝疏……肴觞虚奠，人逝焉如……嗟我与尔，特百常情。慈妣早世，时尚孺婴。我年二六，尔才九龄。爰从靡识，抚髫相成。咨尔令妹，有德有操……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闺，可象可效……彼苍何偏，而不斯报！昔在江陵，重罹天罚……伊我与尔，百哀是切……感惟崩号，兴言泣血…如何一往，终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时复践？藐藐孤女，曷依曷恃？茕茕游魂，谁主谁祀？奈何程妹，于此永已！死如有知，相见蒿里。呜呼哀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四库全书》（文渊阁藏本）第1063册集部《陶渊明集》卷八第526页。《全晋文》卷一百十二第1145页。《陶渊明集笺注》第541页。

今按：“维晋义熙三年五月甲辰”好懂，指陶公祭奠程氏妹的时日。袁行霈先生认为那是公元407年的事，时日定在五月六日，他有根据。原文接下来的一句是“程氏妹服制再周”，要准确理解这一句就不太容易了。袁行霈先生注：“服制，丧服制度。据《仪礼・丧服》，丧服分五等，名为五服。已嫁姊妹，按服制为大功服，服用熟麻布做成，服期九月。渊明撰《归去来兮辞》时在义熙元年十一月，此时程氏妹‘寻卒于武昌’，至义熙三年五月，正十八个月，即已满两个服期，故曰服制再周。”

《陶渊明集笺注》第543页。应该说这样注解也有根据，然而有可能生出误会。依袁先生的说法，此时陶公为已嫁姊妹“已满两个服期”，服丧竟至于十八个月之久，那就不是服制规定的大功服期九月了。看中国古代丧服制度史，何朝何代出现过为已嫁姊妹服丧十八个月的先例呢？从来没有过。据《仪礼・丧服》，父在为母服丧尚且不超过一年（十二月），为已嫁姊妹服丧怎么会有十八个月呢？就服期而言，从来就没有过为某一死者服丧十八个月的。在同族小宗这个范围内，五等丧服是由亲疏关系决定并反映亲疏关系的制度。服期越长，表示服丧者与死者的关系越亲密。难道兄弟与姊妹之间的关系比母子之间的关系还要亲吗？陶公怎么可能为程氏妹服丧十八个月之久呢？一个程氏妹去世，凭什么要陶公实行“两个服期”的丧服呢？是大不可解者。如果由袁行霈先生关于“程氏妹服制再周”的解说生出误会，就违背历史真相了。须知服制规定是不能凭个人感情而随便改变的。陶公为程氏妹服丧就是服制规定的九个月之久，不可能凭一己之私延长到十八个月。

古代文献有用某一件事情来圈定某一个时间范围的说法。譬如襄公九年《左传》：“公送晋侯。晋侯以公宴于河上，问公年。季武子对曰：‘会于沙随之岁，寡君以生。’晋侯曰：‘十二年矣……’”今按，《春秋经》记成公十六年有“秋，公会晋侯……于沙随”一事，同年《左传》说：“秋，会于沙随，谋伐郑也。”

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本《十三经注疏》第1943页，1916页，1920页。可知襄公九年《左传》记载季武子的话说“会于沙随之岁”是用这件事表明“寡君以生”的时间。晋侯说的“十二年矣”，意思是说“会于沙随之岁”以来十二年了。陶公说的“程氏妹服制再周”，意思应该是说“为程氏妹服丧以来至此，已是按服制规定的时间的两倍了”。不这样讲，恐怕很难将原文的意思说清楚而且准确。我们相信袁行霈先生的本意只是说程氏妹‘寻卒于武昌’至义熙三年五月正十八个月，而不是“已满两个服期”。袁先生的本意就是说从程氏妹之卒至此义熙三年五月已是陶公为之服丧的服期的两倍，而不是“已满两个服期”。

“昔在江陵，重罹天罚”两句，袁行霈先生注已说明是指庶母与生母之不幸去世。“茕茕游魂，谁主谁祀”两句，袁先生说：“意谓程氏妹孤独之游魂，谁为之主为之祭耶？”

《陶渊明集笺注》第545、546页。这些解说都很准确。

为死者服以丧，行祭奠之礼，是这篇祭文的重要内容。与《祭从弟敬远文》一样，陶公笔下凝注了对不幸去世者的手足之情、同胞之爱。“梁尘委积，庭草荒芜”，“黯黯高云，萧萧冬月，白雪掩晨，长风悲节”，祭文当中出现与肃杀的气氛相调和的景物描写，更添几分悲情。把此类祭文列入礼文学，应该是适合的。

陶渊明号什么范文第5篇

中国的土壤，从根上就不适合小布尔乔亚生长。如果说我们祖上的生活包含诗意与放达，那也是绝对中国特色的，和小资不沾边。聂生提到的九种人，第五种是隐者，特地提到许由、陶渊明与陈抟老祖。这三个人，都是有素材可以说道说道的。只是聂生说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因为“他根本不需要这五斗米，他家的产业足够他过着诗酒花草的风雅生活而无后顾之忧”，这种观点则是大错特错了。许多人以为陶靖节家里很有钱，所以他得以超脱世外，其实不然。

陶渊明的家里有过钱，不过那是他曾祖父陶侃时候的事。陶侃由一介寒士步步发迹，在军中四十一年，文功武治，颇为世人称许，政绩卓著而官运亨通, 家富几可敌国。只是那个时代门阀之风盛行，朝廷用人只看出身，不讲才能，陶侃权倾一方，仍被温峤之流称为“小人”和“溪狗”。侃死后家道迅速败落，其嫡系子孙至刘宋代晋后已被“降为醴陵县侯”，及至陶渊明，家中已经贫苦不堪，颜延之在《陶征士诔》中说他“少而贫病，居无外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吃了上顿没下顿。

陶渊明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年），生年至今学界无定论。不过他生活的大的时代背景却极其混乱。东汉以来，黄巾起义，五胡乱华，孙恩作乱，战争频仍，水旱灾害不断，民不聊生。百姓生了儿子，怕被征去当兵或服徭役，往往就要丢弃或弄残，或者早早卖给大户人家为奴，很多妙龄女孩找不到对象，更有很多光棍不敢娶老婆。东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全国有5648万人，到西晋太康元年（280年），经过一百多年，人口只剩下1616万。著名历史学家王仲荦先生说这是一个“大分裂、大混战的黑暗时代”，生命价值得不到任何尊重，200多年间有30位皇帝在位，平均每人执政时间为10年，年号变更近50个，陶渊明本人一生也经历了10位皇帝在位，政权更迭频繁，当权者都朝不保夕，普通人就更没有什么保障了。这个时候，隐士也不是好当的。像嵇康之死就是一例。

司马氏集团掌权后，文人们出现了两极分化，贪图眼前利益的都投靠了新贵，而那些固守正统观念的仍效忠于曹魏。竹林七贤中的嵇康与向秀两人私交很好，嵇康与曹家有姻亲关系，自然不肯归顺司马氏。但他又得罪不起人家，就天天在家和向秀打铁，有时候和吕安一起去南山上浇菜园，想借此远离政治。结果就这样司马氏也没放过嵇康，找个理由把他杀了。吓得向秀赶紧去洛阳做官。晋文帝笑话他说：“你不是有箕山之志吗？不在山里隐居，跑洛阳来干什么？”向秀说：“巢父、许由那些人目光短浅，我可不想学他们。”向秀当上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却天天不上班，可见他对做官司根本没兴趣。陶渊明乃一介儒生，儒家的道德观是积极进取的。他本来也想有一番作为，只是生不逢世。他一生做过五次官，第一次当“州祭酒”， 是因为家里穷，要养活老人。后来几次，他都是为实现自己的抱负的。只是现实让他太失望：他曾为追随桓玄，为他出使健康，然而桓玄却背叛朝廷，废掉晋安帝自立；镇军参军刘裕起兵伐桓玄，陶渊明给他当镇军参军，然而刘裕也于402年即帝位，陶渊明性格孤介，岂可依附于这种人？一首《感士不遇赋》表明了他弃仕归隐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