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简介资料
陶渊明的简介资料范文第1篇
摘 要：陶渊明的文学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的诗歌、散文从古到今被人们所称赞与研究。新批评的“张力论”是新批评学派的重要发现，由最初对文本内部结构规律的研究，经过发展上升到一种系统的文学批评方法，采取一种哲学的态度发展成为一种方法论。这一重大发现，在西方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借鉴“张力论”去研究陶渊明的诗歌或许可以得到不一样的新发现。
关键词：文学张力；陶诗；意象
一、文学张力渊源
“文学张力”的提出是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发展演变过来的。“文学张力”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的理论。庞德提出他的“好诗”理论，他指出好诗是一种“意象的复合体”，一种“在瞬息间呈现出的一个理性和感情的复合体”。[1]这个定义内在的包含着意象结构的两个层面。意象的内层是“意”，是诗人的内在世界，也就是诗人理性与感情的复合。在一定程度上，庞德受到了表现主义的某些观点的影响，他把诗看成思想感情的表现。另一方面，庞德不仅关注情感，也注意到思想理性。他说，“艺术给予我们有心理学的资料，有关人的内心，有关人的思想与其情感之比等的人的资料”。[2]
二、陶渊明诗歌意象的张力
（一）陶诗中的松、菊
陶渊明深受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他象许多封建士大夫一样，怀有大济天下天下苍生于水火之中的理想，比如他的诗歌《杂诗》：“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在那个“杀夺而滥赏”、朝不保夕、人命低贱的社会里，陶渊明自愿投进社会政治斗争的洪流之中，希冀用自己的微薄力量救人民于水火，救社稷于悬崖。但是，现实的生活并不如他所愿，奸佞当道，统治集团中人得失急骤，生死无常。这种心情体现在陶渊明诗歌中的松树的意象。如他的诗《饮酒》其八：“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古代的诗歌常常把众草比喻成奸佞小人，“众草没其姿”形象地描述出当时的社会面貌，社会黑暗，小人当道，忠良被害，百姓民不聊生。虽然陶渊明痛恨当时的统治者，但他仍然相信众草虽然现在生活的繁盛，气势汹汹，但是当严寒到临，寒霜降临，众草的生命力抵挡不住寒冷，最终会衰退死去。“卓然见高枝”，不畏严寒的松树即使处于酷寒的环境仍然始终保持住自我挺立的身姿，保持住本我的真心。松树这一形象是当时陶渊明身处复杂政治斗争人格立场的写照，处于自己的理想愿望不被认可的朝堂中，陶渊明也踌躇过、痛苦过、抱怨过，但是经过自我一番复杂的斗争之后，对于出世与入世的深刻沉思后，他大概被松树挺立与风雪之中的身姿所感动，陶渊明选择退守，选择疏离社会的主流群体，他从松树身上找到了生活的真谛，即寻找心中的“自我”，松树卓立于凝霜之中的姿态给了他奋进人生的勇气。此后陶渊明归隐田园，他的心态是平和的、宁静的。“”的形象是他放弃了官场上尔虞我诈之后，由松树的寄托过度为的寄托。实际上，陶渊明写的句子不多，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中所提到：“但因‘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这两句太著名了，菊便成为他的化身”。这一句话也是陶渊明回归田园的生活的升华写照。田园生活正是他在无数的寒夜之中苦苦寻找的灵魂的归宿。在那里他的心与身皆释然。一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久在樊笼里，复得反自然”，可见诗人回归田园是极其快乐的。他快乐的心境具体体现在他的的意象之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其五）诗人已经融化于大自然之中，人、山、鸟成为一体，一切自然而然。这成为诗人高情远志的象征。
（二）陶诗中的酒
其实更能表现陶渊明一生的变动，他的人格象征的意象便是“酒”。在萧统所编写的《陶渊明集序》中提到：“有疑陶渊明篇篇有酒”。正如袁行霈所说：“酒，已成为其人生艺术化的媒介”。陶渊明以酒寄情。首先，他的饮酒是多多少少与当时的时局和世道有关。就像阮籍饮酒是为了麻痹自己的敏感神经，疏离政治的黑暗，陶渊明多多少少有些相似。比如他的诗歌《饮酒》第十八首：“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时赖好事人，载醪祛所惑。觞来为之尽，是谘无不塞。有时不肯言，岂不在伐国。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陶渊明借酒命题的政治诗，这是其中一首，诗中对于时局的感叹，失望之情跃然纸上，但是陶渊明的政治态度并不是积极地抵抗，而是作为一名冷眼旁观者，尽量远离斗争，过自己的生活。再次，陶渊明的饮酒诗虽然会与政治有关，但是基于他的政治态度，可以得到他的饮酒诗的真谛更多地表现在抒发心中喜悦的心情，饮酒诗是他田园舒适生活的真实写照。比如他的《饮酒》之十四：“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深味呢？结合陶渊明的经历和人生观看。这种深味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在之味；是“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童真之味；是“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真挚之味，是陶渊明经过无数次的思考，抉择之后对自己人生的大彻大悟，对生死的释然，泯去后天经过世俗熏陶的，浴火重生的“真我”。这是陶渊明饮酒的可贵之处，这也是后世无数诗人受其影响、受其鼓励激发的感动之处。
在中国古典文论中，如虚实结合的创作原则，也就是追求文本超越字面意义的多层含义，是一种言外之意的效果。所以，陶渊明诗歌中象征意象的运用，以实写虚，寄托陶渊明不同的人生情感。比如在分析松树的意象时，《饮酒》其八写道：“青松在东园，草没其姿。”以“青松”和“众草”两个意象进行对比，“青松”喻高洁的品行，指君子；“众草”喻小人，前后差异对比，差异的程度便体现张力的程度，从而产生出奇迹性的力量和思想。新批评派认为这点正是诗歌本质所在，也是诗歌张力的表现之处。
参考文献：
[1]艾伦・退特.论诗的张力.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121，130.
[2]罗杰・福勒编.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354.
陶渊明的简介资料范文第2篇
摘 要：东晋诗人陶渊明《饮酒》（其五）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两句诗，充分体现了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艺术风格，营造出冲淡平和、旷洁高远的意境，反映了作者崇尚自然的思想和淡雅如菊的高洁品格；它开创一代风气之先，也开启了“诗意栖居”的人生理想，为后人构筑起一个淡泊宁静的精神家园，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关键词：采菊 南山 悠然 平淡
东晋诗人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两句看似平淡无奇的诗，却流传千古而不衰，千百年来，历尽岁月的涤荡，始终为人称道，对后人影响极其深远。正如元人金好问所赞：“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本文即拟对这两句诗的精妙之处及对后世的影响谈一些微薄浅见。
一、“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艺术风格此两句诗出于陶渊明的《饮酒》组诗（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综观全诗，没有华丽的辞藻堆砌，没有繁杂的修辞手法，只有纯净质朴的白描和平淡简洁的语言，却别有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清新淡雅之风。这清新淡雅却又并不是未经任何锤炼的，而是“如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苏轼《冷斋诗话》)，是诗人鬼斧神工般不露痕迹的雕琢之后的质朴无华，是浮华落尽之后的返璞归真，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四十一章）是也。
其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两句，人闲逸而自在，山静穆而高远，衬托出诗人平和超逸、热爱自然的心情，“悠然”二字可知诗人之所见所感，并非刻意寻求，而是不期而遇，一种从容自得的超脱之感跃然纸上。低头采菊，仰首见山，一俯一仰间，形成绝妙映衬，可谓浑然天成，不工而工。苏东坡对这两句颇为赞赏：“采菊之次，偶然见山，初不用意，而境与意会，故可喜也。”（《书诸集改字》）〔1〕试想，因低头采菊而沉醉不知归路的诗人偶一抬头，视线正与远处的庐山相触，霎时，心动神会，悠然忘情。一个“见”字，妙趣天成，鲜活深细地再现了诗人之讶然、释然、欣然、怡然等种种细微感触和心态波动，直是心与境会，神与物游，一片化机，妙不可言。平淡醇美的诗句中，蕴含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犹如千年陈酒，让人品出无限韵味。
二、冲淡平和、旷洁高远的意境和崇尚自然的思想
王国维评价陶渊明这两句诗是“无我之境”的典型：“苟吾人而能忘物与我之关系而观物,则夫自然界之山明水媚、鸟飞花落,固无往而非华胥之国、极乐之土也。”〔2〕充分体现了一种韵味无穷的冲淡平和之美，创造了一种旷洁高远的无我之境：草庐东边的篱笆旁，一丛丛菊花恣意绽放，“心远地自偏”的诗人挎着竹篮，欣然独步田间，信手撷菊，陶醉在清新秀丽的田园风光中，不知不觉走向了曲径通幽处，待菊花盈满竹篮，伸腰、擦汗之时，偶一举首，南山竟突然浮现在眼前……置身于这样一幅恬美明净的采菊图中，在体悟宇宙生命的纯真与生机中，物我两忘，超脱一切俗事琐务，令古往今来无数读者心生向往。
陶诗的最大特点即在于“真”，也就是自然。他的诗，没有矫饰和虚伪，始终都在自由自在的表达着率性自然的真我。朱熹评道：“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3〕的确，我们在诵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两句诗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字字句句洋溢着率真旷达的情思和宁静超然的心绪，如高山流泉般晶莹澄澈，亦如一股清新之风扑面而来，凸现出诗人对世俗生活的超脱、对田园生活的由衷热爱。幽静闲雅的篱边之菊，暮霭中依稀浮现的山影，既蕴含着诗人归顺自然之“真意”，又表达出对自然的向往之情和隐居之乐，这又恰与诗人随意适性的人生境界相一致，折射出陶渊明式的舒展与洒脱。
三、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一）开创田园诗之风气――“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陶渊明的诗感情真挚，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古典诗歌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是田园诗派的鼻祖，钟嵘《诗品》中将其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其诗亦如其人，淡泊而有雅韵，素朴而有深意，外质内秀，似俗而实雅，往往直抒胸臆，不假雕琢，语言朴素，却有如天籁，呈现出一种自然简约的本色之美。在崇尚骈俪陈旧文风的晋代，能创造出有独特风格的田园诗的新形式，为中国诗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两句诗中，人们看到的是诗人对污浊现实的厌倦和对恬静田园生活的热爱，领略到的是大自然的勃勃生机与生命的自适之乐、人与自然的完全和谐，因而这两句诗已成为后人淡泊明志、隐居山林的象征，开启了“诗意栖居”的人生理想，构筑起一个淡泊宁静的精神家园，与陶渊明的其他作品一起，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二）形成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菊”、“东篱”“南山”等意象
咏菊诗虽不始于陶渊明，但“菊”作为文学意象却始于陶渊明。正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一脍炙人口的诗句，使得陶渊明与菊花永远地联结在了一起：陶渊明因菊花而更显清高脱俗；菊花也因陶渊明而成为“花中隐士”，成为中国文人所追求的高雅隐逸的象征，以其清逸隽雅的形象与中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是象征着隐士情怀的“东篱菊”，更是在文人墨客笔下不断散发出缕缕墨香，使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绽放了无数流传千古的咏菊诗词：白居易有《咏菊》，元稹、李商隐、唐寅亦各有《菊花》诗，而每首诗中的菊花似乎又都与“东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红楼梦》里的菊花诗则更是将其发展到了极致：有忆菊、访菊、种菊、对菊、供菊、咏菊、画菊、问菊、簪菊、菊影、菊梦、残菊等共十二首。
“南山”意象也经由陶渊明的诗句而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更加鲜明的指向，成为矗立在后世知识分子心中一座永垂不朽的丰碑。其实，“南山”从中国文学源头的《诗经》中就已开始，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陶渊明承传了这一文化内涵，借“南山”栖息舒展其宁静的心灵，使其成为君子仁德的象征，又将其与隐逸之志联系起来，成为高情远致的意象。因了陶渊明的彰显，回归“南山”也成为后世文人理想的归宿，在诗文中频频出现：“君言不得意，卧睡南山陲”（王维《送别》）；“北阙休上书，南山归蔽庐”（孟浩然《岁暮归南山》）；“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杜牧《长安忘秋》）；“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杜甫《秋兴八首》）……
总之，陶渊明淡泊的诗文与高洁的人格，始终为后世人们所景仰，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代表的诗文为人们描述了一个令人神往的田园世界，为中国传统隐逸风气的形成开了先河；而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清高耿介、安贫乐道的心态，回归本真、崇尚自然的志向，“诗意栖居”的人生理想，也为中国士大夫构筑起一个淡泊宁静的精神家园，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参考文献：
[1]（北宋）苏轼著；张毅、孙艳君选注，苏东坡小品〔M〕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第50页
陶渊明的简介资料范文第3篇
关键词：陶渊明；诗歌审美；人生观；诗意的生活
无论哪个版本的中学语文教材，都会选入陶渊明的作品，如《桃花源记》、《归园田居》、《饮酒》、《归去来兮辞》等。陶渊明的作品是他本人的写照，欣赏他的作品必须探讨他本人。
一、人生历程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后曾经到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二、诗意的生活
对陶渊明的研究已有将近1500年的历史，具有总结性和里程碑性质的研究出现在五四以后，代表性的观点有：鲁迅先生的金刚怒目说、朱自清的道家田园说、闻一多的个人闲逸说、朱光潜的人格风格说。当然还有陈寅恪、王瑶等大家，他们基本都从陶渊明主导思想的角度研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事实上，陶渊明生活在先秦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期，其思想组成的复杂性是不言而喻的，仅以一种思想或某几种涵盖之，似乎不太可能。但本文又认为这些研究仍都是中肯的，因为六朝时期各种思想泛起，作为一个文化人，时代文化特征必然要在它的心理及诗文中留下纷繁的印记。
关键是，作为文学家、诗人，它的特质是什么呢？另外六朝时期除了思想的纷杂外，还是文学自觉的时代，它的表现又在哪里呢？我想应该在于文学审美意识的觉醒。中国文化中没有一种一以贯之的宗教意识，因此对于宗教意识并不强的中国文化人而言，其心理世界是值得探讨的。随着中国古典文化的逐渐成熟，由六朝开始有了自觉意识的文学，在中国文化人的心理构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慰抚灵魂。蔡元培先生提出的“美育”的教育思想，也是从这样的文化背景出发，用“美育”来代替宗教。陶渊明对人生的审美态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
陶渊明活在诗意里。作为一种生存方式，诗意成为一种人生哲学。陶渊明陶然期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他实践着一种审美意义上的人生，这种美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是审美的至境，所以才会“欲辨已忘言”。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一般都鄙视力役，看不起农业劳动，更不消说去发现挖掘农业生产中的诗情画意和参加劳动后的感受与体验了。魏晋时代的清谈之风盛行，清谈家以不染事务为高雅，远离劳动为时髦。出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山水诗盛行而讴歌田园之章则大为逊色的状况。有人以“山水诗”为陶渊明定位，忽略了陶渊明自身独特的价值。朱自清先生就认为田园才是陶渊明的独创。陶渊明的“质性自然”“性本爱丘山”的自然和山水，与谢灵运等人又有所不同，陶渊明这里的自然，不仅是脱世的名山秀水，也不仅是自然的生活方式，更主要的是审美的、文化的第二自然。审美功能在使个体精神的安宁和超脱方面对陶渊明极为重要。
因而，陶渊明的田园诗，就不仅仅是诗的题材领域的拓展问题，也不是放下文化人的架子与村夫野老交往的问题，它反映的恰恰是一个文化人的特质--真正的农民是不会把面朝黄土背朝天视作一种享受的。陶渊明眼中的田园不再是孔子门徒、游侠剑客、簪缨世家、清谈雅客眼里的农夫野老等下等人的生活圈子。他眼里的农村，已是过滤了因战乱导致的荒芜破败、扶犁把锄的艰辛、粗茶淡饭的清苦、布衣褐服的寒酸的优美田园。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多美的景象啊！田园生活变成简单质朴且可实践的诗意生活。也只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建构才能使他从仕宦的肉体安适、精神窒息（“久在樊笼里”“以心为形役”）里毅然走出，投入乡野田园的劳苦艰辛（“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而精神却感到愉悦的生活中（“复得返自然”，当然，这里的自然如文中所论，已是审美意义上的自然）。
三、文学之于陶渊明的意义
陶渊明活在读书和写作里。文学对陶渊明的人生而言，意义弥重。从陶渊明始，文学审美作为个体精神安宁和超脱的途径，对后代文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五柳先生传》中“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酣觞赋诗，以乐其志”的句子，恰当而细敏地体现出了文学自觉时代的特征，也拨动了后世文人们的文学心弦。
陶渊明不愿受樊笼之苦去干谒入仕，归隐乡间田园。如果求纯、求朴、求真、求拙、融入自然和田园之中，就足以满足精神需求的话，那么对子女的教育就简单多了，按最自然原始的生活方式引领他们即可。但陶渊明并没有那么超然，子女的教育问题困扰着他。且看《责子》诗：“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岁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吹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因为它的纯朴真拙并非老庄式的绝圣弃知，他的“真意”“守拙”已是经审美加工过了的。因此文学化、文字化的生活才是陶渊明的心灵鸡汤。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儿子不喜读书使陶渊明那么烦恼。因为读书写作在陶渊明那里已经成为一种生存方式。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真的“愚拙”，他当然也是希望他的孩子也能懂得审美的。
陶渊明的这种审美化的人生态度，对后世的影响深远。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身上都可寻到陶渊明的影子，而苏轼则是陶渊明的崇拜者，也是以审美姿态生存的典型。苏轼甚至把自己作为审美对象，不断被贬谪的不幸遭遇，也成了笔下丰富的文学材料，而且乐于以此为题。我们从审美化的角度理解陶渊明的人生，从而对文学审美功能的理解也得到了加深，这样更便于对广大中学生进行美育和文学教育。
参考文献：
[1]李惊涛.作为文学表象的爱与生[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2]张京援.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陶渊明的简介资料范文第4篇
我们的Jeep车队从河南安阳驶抵江西景德镇时，已是晚上10点。街上依然华灯璀璨，车水马龙，别具一格的瓷质路灯杆、随处可见的陶瓷商铺仿佛是这个城市的Logo，无声地向我们这群外来客告白：这里正是千年瓷都。
景德镇是江西省的一个地级市，位于该省东北部，地处黄山、怀玉山余脉与鄱阳湖平原过渡地带，历史上与广东佛山、湖北汉口、河南朱仙镇并称为明清时期的中国四大名镇。
景德镇是世界著名的瓷都，这里早在汉代就开始生产陶瓷。自元代开始至明清历代皇派官员到景德镇监制宫廷用瓷，设瓷局、置御窑，陶瓷工业非常繁荣。
这里也是我们小分队“寻访张謇足迹”之旅的最后一站，一路风尘仆仆，来去匆匆，我们无暇买瓷器、“逛窑子”。这一站目的地很明确，就是赫赫有名的景德镇陶瓷学院。
炎炎烈日下，景德镇陶瓷学院湘湖校区显得空旷而又宁静。时值暑假，校园里鲜见莘莘学子的身影。漫步校园，仿佛步入了一座陶瓷艺术殿堂。格调高雅、风格各异的雕塑，令人流连忘返，陶醉其中。
今年5月，英国白金汉宫，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接见了来自中国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客人，并非常愉快地接受了一份特别礼物——庆贺女王86岁生日和66周年钻石婚庆的特制纪念瓷《祥和》。女王对《祥和》爱不释手，一边仔细端详，一边详细询问作品的创作构思和制作工艺。
而66年前，为庆贺女王新婚，景德镇陶瓷学院前身——江西省立陶业专科学校设计制作了婚庆瓷《双龙戏珠》，如今珍藏在英国温莎城堡。
时隔一甲子，两度向英国女王赠贺礼，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实力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
这是一所有着悠久历史的高校，前身为张謇先生1910年创办的中国陶业学堂，历经1927年江西省立陶业学校、1947年江西省立陶业专科学校的变迁，1958年，景德镇陶瓷学院挂牌。
早在1984年，该校就具备了硕士学位授予权，是全国首批自主招收艺术类本科生和有资格招收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攻读硕士学位留学生的高校之一。2011年，学校顺利通过了国务院学位办组织的博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检查。学校面向全国招生，目前全日制在校生1.3万余人，其中研究生900余人。
景德镇陶瓷学院的校史资料中提及：“1910年，著名实业家张謇等创办了中国陶业学堂。”由于年代久远，有关张謇与该院渊源的描述仅此寥寥数语，并无更多记载。
“中国陶业学堂的设置，目的在于培训从事机械制瓷和煤窑烧瓷的技术工人，以便利用机械制造，逐步取代手工操作，建造煤窑取代柴窑，从而节约成本，提高劳动生产力。”景德镇陶瓷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曾德生向我们介绍。
初创时期，学校的原址在今天鄱阳中学的校园内，那时学校建筑很少、办学设备简陋、规模相对较小、专业单一。
除了这些，曾德生并没有更多的信息向我们提供。即便是这些只言片语，学校也是颇费周折，经多方辗转才收集来的，曾德生的案头，放着一本已经泛黄的《景德镇陶瓷史稿》，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959年出版的。
这是一本他们不惜高价淘来的“宝典”，因为里面有极为宝贵的关于该院渊源的文字记载。前年，景德镇陶瓷学院方面从“孔夫子旧书店”网站了解到，这本书为郑州大学图书馆收藏。原价2.9元的这本旧书开价竟要1200元。为了留住这份历史，他们二话没说，毅然买下。寻根心切，由此可见一斑。“以后要把它保存到我们的校史馆，查阅时可能需要戴白手套了。”曾德生说。
而在我们这次来景德镇寻访之前，为了完善校史资料，景德镇陶瓷学院已经数次派人去南通寻根。该院“校史研究室”负责人邢鹏透露，自2012年4月开始，他们已经三赴南通，每次都有不小的收获。他们到海门常乐镇的张謇纪念馆踏访，和张謇先生的孙女张柔武见面交流，向南通张謇研究中心的专家们请教，收集到了张謇和该校另一元老康达的通信手迹等珍贵资料。
陶渊明的简介资料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底层文人；普通民众；古代文学批评
在古旧家谱文献中，保留了一些下层文人甚至乡野村夫评论中国古代诗文名篇的资料。这些评论有的与我们此前所看到的专业型评论接近，有的则别出新意。而无论是哪种情形，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人阅读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某些风貌和过程，这些过程及结论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及价值、全面了解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鲜活状态，具有重要的补充意义和参考价值。兹简要介绍如次。
一、以向往诗文所表现的人生境界而表达对诗文的理解
许多乡下文人对于古代诗文中所表现的某种人生理想产生极其浓厚的兴趣。而在这种兴趣中，也同时反映了他们对诗文意义的理解。
尹炳金、尹任公等纂修、民国间永思堂木活字本《尹氏家乘》卷十六中载席珍撰“伯父云庵公传”，称尹御尊“屡试辄败。家居饮酒，常以读书下之。一日读仲长统《乐志论》，每一过，浮一大白。适有友人吴紫陶见之，笑日：‘有如此下酒物，虽一斗不足多也”’。仲长统是东汉时期的智士和狂士。《后汉书》本传称他“性假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其《乐志论》为自己设计了一种既无衣食之忧又无心灵之扰、闲静时置身山水、嬉乐时良朋满座的闲适安逸生活。这样的生活即使神仙也难以企及，但许多厌世的文人却十分向往。落榜书生尹御尊每读一遍《乐志论》，即痛饮一杯，其中的意境他自己虽未明言，但友人一句“有如此下酒物，虽一斗不足多”，则替他将《乐志论》的精髓点了出来。实有言在此而意在彼之妙。
蒋得宝等纂修、民国十二年一梅堂木活字本《蒋氏宗谱》卷十三载路嗣雄撰“揆宇蒋公传”，称其为“诗酒中人”，并说他“尝谓人诵古乐府至‘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此二语，若与时事之成败、人物之升降了然于心，乃言与行违，念头处处皆错，犹棋子盘盘尽错，其于《葩经》‘醉酒饱德’之谓，究未之思也，不然，何不磊落光明，行忠孝事，为顶天立地一个奇男子耶。噫，若辈诚下愚不移矣。夫酒所以养性也，性养则德饱，古圣所云可为箴鉴，诸君子请满饮此杯以为酒戒”。蒋揆宇虽然嗜好饮酒，但他却坚决反对嗜酒败德，所以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中所隐含的消极人生态度给予了及时的提醒。如果身居高位的大德贤出此语，我们会觉得他是在板起面孔说教，但这位乡下文人如此语重心长，则包含了更多的务实和忧患意味。因为身处乡间而好酒，极易产生靡费和懈惰，于自身的健康和家庭财产都是很大的隐忧。蒋揆宇如此引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更反映出乡间文人的心理焦点。
姜继宗等纂修、民国十七年受福堂木活字本《龙砂姜氏宗谱》载包琪撰“蔼堂姜公传”记载，姜蔼堂有次招约包琪之父饮酒，作者随侍，“酒酣，脱帽露顶，庄谐间作，谓先子日：‘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晚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之消忧’，此数语实获我心”。“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和“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之消忧”，分别出自孔融之和陶渊明《归去来辞》，表达的是与友朋同乐的心理愿望。清人伍涵芬《读书乐趣》卷三云：“陶元亮《归去来辞》一种旷情逸致，令人反覆吟咏，翩然欲仙，然尤妙于‘息交绝游’一句。下即接云晚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若无此两句，不将疑是孤僻一流，同于槁木乎?”其意即谓此二句正体现了陶渊明浓深的人间情怀。姜蔼堂认为分别出自孔融和陶渊明的这几句“实获我心”，则说明这几句描写友朋聚饮欢乐场景的恰切性，也反映了他对于这种生活和这些文句的欣赏。
(清)殷实益等纂修、光绪五年(1879)木活字本《后贤殷氏支谱》卷一“文献考”载姜应熊撰“明卿殷公传”记载：殷道昭“自以家世业农，遂悉力田作，暇则以渔钓自娱。尝过里塾中，闻童子诵渊明‘田居’、‘获稻’等诗，辄点头日：‘此境大佳，吾一生享此足矣’。”“田居”、“获稻”分别指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和《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这几首诗都很恰切地表现了田园生活的苦乐，尤其是于苦楚之中别寓快乐，很能使世代生长于斯的人由此发现身边日常生活中所蕴涵的诗意。殷道昭世代为农，虽偶尔也渔钓打猎，但未感到其中之乐趣，当他听到村塾里的孩子们诵读陶渊明描写乡村生活的诗句后，便不由脱口而出：“此境大佳，吾一生享此足矣。”这反映了他平时只以苦为苦甚至以乐为苦而未能苦中求乐，也反映了陶渊明简淡之笔所达到的神奇效果。
二、对诗文内容的趋同性理解
乡村文人对古代诗文的篇章内容及字句含义，也提出了他们的理解，这些理解大部分与已经形成的主流认识完全一致，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传承过程。
明正德刻本《山阴刘氏宗谱》录孙缙绅撰《大父谧庵府君传》记载刘链(别号谧庵)“喜吟咏，尤喜七言律。一日同刘半斋游兰亭，请日：《永和记》昭明不人《选》，无乃以‘天朗气清’类秋景耶?又日：‘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较之于彼更无着，果然乎?”《昭明文选》为何不选《兰亭集序》的问题，曾经是魏晋文学研究中一个热烈讨论的话题。主要的解释有两条：一是兰亭修禊发生在暮春，而“天朗气清”之句则为秋景，时令与景色不一致。宋范陈正敏引述季父虚中的观点日：“《兰亭序》暮春而有秋景‘天朗气清’之句，故不人选”，王得臣以《楚辞》“秋之为气也，天高而气清”为据，支持范陈正敏之说。二是《兰亭序》的思想情调有消极悲观以至悖于老庄自然达观之论。宋人桑世昌《兰亭考》卷八《推评》说：“右军器宇、词、翰三者俱优，而《曲水序》中有乐极悲来，嗟悼之意。《文选》中收王元长《曲水诗序》，《曲水序》不收，岂昭明深于内学，以羲之不达大观之理，故独遗耶?”山阴刘链与同游之刘半斋请教《文选》不入选《兰亭序》的原因时所指出的“天朗气清”类秋景和“‘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较之于彼更无着”，与历史上出现的解释基本上一致。这种一致恰好显示了民间或普通文人在面对经典作品时，对主流传统观点的吸纳与认同，体现的是关于经典作品的经典评论在文化底层的传播情形。刘链的观点与历史上的认识几乎如出一辙，这就是接受学研究者所说的大众阅读的从众性表现。他的观点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兰亭序》的内容而言固无胜义，但他的行为本身却依然具有深意。它一方面显示了经典之论是否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和如何接受，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中华文化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被继承和发展的过程。刘锩关于《文选》不选《兰亭序》之见，在专业的文史研究者看来是无需特别关注的，但对于与他同样文化水平以及更逊于他的人来说，他的理解就具有启蒙和开化的作用。中华文化应该就是经由这样的方式，一级一级地由上向下传递，范围逐渐扩大而影响渐趋久远。
廖葆华等纂修、民国二十八年世缣堂木活字本《浏东廖氏族谱》卷十八“艺文”辑录廖之侗的《俚言求助》，其中云：“昔陶渊明有则终日延宾，无则沿门乞食，其诗有云‘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又日‘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所难得者，解意主人耳。”人人都能想象，为衣食之困而向他人乞求是一件极其窘迫的事情，举手敲门就非常艰难，面对主人的目光更是难于启齿。这时候听到类似“是不是没有吃的啦”“需要我帮助吗”等出于关心和友好的话语，都会觉得是莫大的耻辱。最容易接受的方式，就是什么也不用问，什么都不说，将所需要的默默地给予对方。这就是善解人意的方式，“此时无声胜有声”。陶渊明诗中所写到的这位邻人就是这样的人，或者说陶渊明非常渴望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不仅是陶渊明所希望的，也是廖之侗所希望的。“所难得者，解意主人”八个字，把《乞食》反映的重要内容表现了出来。
阙万年等修、民国二十二年圣邻堂木活字本《古吴阙氏宗谱》卷二载王启勋“梅李支祝庄桥阙家圩金宝公传”日：“晋时陶靖节云‘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此言人生能习劳，能耐苦，不驰志于显荣势利，株守田园，而能创业垂裕者，终其身自得享至乐于无形也。”“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语出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表现的是陶渊明安贫乐道的心灵境界。方宗诚《陶诗真诠》说此二句所展示的“胸次近于颜子”，陶渊明自己的诗文中也一再声明“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五柳先生传)，“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金宝公关于这两旬诗的理解与陶渊明自述及历代的解释基本一致，而且结合陶渊明的一生，提出了更为广泛的义项。
三、对诗文意义的改造性理解和引用
古代诗文的字句通常有相对比较固定的意义指向，而底层的文人往往在引述或引用时予以改造，从而赋予其比较新颖的意义，使它的指向发生了某些转移。
明人卓发之所辑、天启年间(1621—1627)刻本(卓氏遗书》是一部谱传性质的杂著，该书卷三“大传”记载日峰公曾日：“嵇叔夜言‘服药求汗，未必得汗，而愧情一集，则批然流离’，予以为诗亦然，操笔刻句，未必得句，而胜情偶会，则翩然奔注，摩诘以禅超有，襄阳以澹适真，才不足半李杜而依性附情，有词坛工力所不及者。”“服药求汗，或有未获，而愧情一集，涣然流离”，是嵇康《养生论》中几句，本谓服药未必能够出汗而心有愧情则大汗淋漓。日峰公则借此喻指写诗不能过分追求雕琢词句，而具备了真性情则往往会有妙语连珠的效果，王维、孟浩然即是明证。可以看出，这段评论完全是对作品原意的合理借用，但如此借用《养生论》的观点及词句，此前确实不太多见。
(明)江德汗、江廷藻纂修、清抄本《旌西金鳌江氏宗谱》录歙北许宗远《临清楼记》，其中云：“余因诘其临清以取渊明之辞而名是楼，则知子有以得夫渊明之趣而心渊明之心也。(江)士达日：渊明之心吾讵可得，渊明之不慕于富贵者，吾则庶几乎。余日：子之若此，则人具此心，心同此理，虽今古之不侔，何以优劣较也。昔渊明宰彭泽时，未免有意，迨赋《归去来辞》，旷其职而不居，出乎物表，以为‘临清流而赋诗’之句，自得厥趣，以尽夫天理之悠然，岂区区富贵累其中哉。今子之登楼游目四表，俯睹锦鳞之游泳，仰视云影之徘徊，水天一色，浩然之气以生，油然之兴以发，真得渊明之雅趣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有“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之句，表达其耕作于田园、畅游于山水的自然人生趋求。所以《临清楼记》的作者许宗远认为，江士达既然能够在楼上“俯睹锦鳞之游泳，仰视云影之徘徊”，就已经实现了陶渊明所期求的生活目标，达到了陶渊明所标称的雅趣。从字面上这样来理解“临清流而赋诗”是对的；但如果是像许宗远说的，江士达不仅有条件修造楼台，而且有意地临楼赏景，那就并没有真得陶渊明之雅趣。因为陶渊明虽然很钟情于山水，但他却很少单纯地、有意地进入其中，他更喜欢以非常自然的姿态在耕作时接近山水，所以在“临清流而赋诗”之前还有一句“登东皋以舒啸”。
《文选》吕向注日：“东皋，营田之所也。春事起于东，故云东皋也。皋，田也。”江士达可能并非耕作之人，因此，他所得陶渊明之雅趣充其量不过是形似而非神思。由此可以看出，陶渊明的诗句虽然有很多人在读，但有些人可能不仅读懂了这些诗句也读懂了陶渊明本人，而有些人则仅仅读懂诗句而未得真髓。
(清)金门诏纂修、乾隆十一年木活字本《休宁金氏族谱》卷二十“家传”“四十四世祖松青公传”称：金松青“尝日：子不乘时克家，虽学至颜闵，文至卿云，而及身泯没无闻，不能显扬其亲，于亲终无益也。每欲树业亢宗，以绍前烈，启后人，于是建家塾延名师以师表其子孙，旌别劝惩，文教聿兴。每诵少陵‘广厦万间’诗，辄叹日：‘数亩之宫，安足燕翼孙子乎’。以梅结居地狭隘，欲以蕃宗族、光门闾，似未尽善也。乃度地至汪溪。”这是一段关于金松青选择迁居地的记载。从传记看，他具有较强的光宗荫子意识，很希望有广阔的田亩以显示祖上的阴德，庇护后代子孙。但他离开梅结这块狭小天地而迁至汪溪，似乎是受到了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启发。杜甫欲求广厦千万间为了庇佑天下的寒士，体现的是推己及人、“宁苦身以利人”的博爱精神，仇兆鳌《杜诗详注》就说：“末从安居，推及人情，大有民胞物与之意。”金松青则为了荫护子孙而远寻乐土，境界之高下判若霄壤。但他这样的理解和体会，正反映出同样的作品对不同的场合和读者，会有不同的效果和意义。正如谭献《复堂词录序》所言“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可以充分接近作者的心怀，但也完全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完全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