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植物的诗歌现代诗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文心雕龙　建安议文学　现实　慷慨　昭晰　婉约 雕饰 乐府

刘勰对建安文学的评价集中在《明诗》篇、《时序》篇、《乐府》篇中：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细之巧，驱辞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此其所能也。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戌：志不出于，辞不高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

下面，结合具体的建安诗歌，来看刘勰这些评定的得与失：

刘秘对建安文学评价的“三得”

刘勰成功抓住了建安文学的主要特点：内容反映社会现实，诗风“慷慨悲凉”，结言端直精简，诗意昭晰明显。下面我们从具体的建安诗歌来看这些特点的表现：

一、“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建安诗人身处乱世，其建安诗歌大多如实反映了当时的实情实景，描绘了丧乱的社会图景和人民的灾难，堪称现实主义文学。

东汉末年，阶级矛盾空前尖锐，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各地豪强据地相争，从初平元年(公元180年)董卓之乱到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出现了连续十九年的军阀混战．社会遭到极大破坏。建安诗人此时的诗作大多对当时的社会景状有着全面、真实的反映。曹操以政治家、军事家的阔襟，对当时的战乱有深刻的体认，他的诗没有停留在再现人民苦难，反映社会乱离这一层面，而是能够深入挖掘出致乱之本源，因之其诗享有“诗史”之誉。如曹操《薤露行》、《蒿里行》，被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语)!《薤露行》不仅把何进谋诛宦官，庸才误国，董卓暴虐，专横入京作乱的事直接摄人笔端，而且对洛都的被破坏、人民遭受掠夺表示了无限的愤慨和悲痛：“贼臣持国柄，东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蒿里行》则描写了关东州郡纷纷起兵讨伐董卓，内部因为利害关系而发生内讧联军不成的事：还刻画了豪强斗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这可与曹丕《典论、自叙》中的“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相印证。此外．建安七子中几乎每个诗人都有大量此类的现实主义作品，孔融的《六言诗》其一写道：“汉家中叶道微，董卓作乱乘衰。僭上虐下专威，万官惶布莫违，百姓凄凄心悲。”再如王粲《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璃的《驾出北郭门行》、曹丕的《上留行》、曹植的《送应氏》和《泰山梁甫行》、徐干的《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等等，皆从不同的侧面丰实了“诗史”的内涵，闪耀着强烈的现实主义光辉，摹写出一副副生灵涂炭、万物调凌的社会图景。即如刘勰所说的“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

二、“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慷慨”作为对建安文学美感特征的揭示，本是刘勰从建安文人的作品借用而来的：“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曹操《短歌行》)，“玄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曹植《杂诗》其六)，“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曹植《箜篌引》)。这里的“慷慨”或和“忧”相联系，或和“悲”相联系，或和“柔”相对立，指高亢激越而又沉郁顿挫的声响。建安作家的诗歌中所包含的巨大力量正是通过这种声响呈现出来。在诗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政治抱负和理想：“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曹植《薤露行》)；有诗人的雄才大略：“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短歌行》)，有“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恢宏境界：有诗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龟虽寿》)：“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曹植《杂诗》其五)是带“罪”蕃王的呐喊，“我独何人，能不靖乱”(曹丕《黎阳作》)是少年天子的追求。这些诗，无一不表达出诗人对现实、对人生的积极态度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因而呈现出崇高的美感。

同时，建安诗人表达自己的情感多直抒胸臆，“磊落使才”：曹操《却东西门行》“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不仅写出战士长期行役中思念家乡的思想情感，诗中也浸透着华年流逝、乡关不得的悲凉：“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长。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曹植《送应氏》)、“顾瞻恋城阙，引领伤内情”(曹植《赠白马王彪》)是与挚友别离时的无限依恋，透露出眷恋、感伤的心情。

总之，建安诗人的希望、眷恋、哀伤、叹思、热爱、憎恨等思想情感，在其诗歌中直率而强烈的表达出来，体现了刘勰所说的“慷慨”、“磊落”特征。

三、“不求纤细之巧，惟取昭晰之能”，简洁明快，端直精约。刘勰概括的建安诗人语言古朴质直、浅显明畅、诗风自然通脱的特点在三曹尤其曹操、曹丕的作品中体现最为明显。这一特点在曹操的全部诗歌中都能体现出来，如《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完全是朴质自然的语言，而又浑厚苍劲，不加雕饰．读来清新悦目。曹公诗歌语言“质”而不“野”的风格前人多有评价，如“古直”(钟嵘《诗品》)，“魏武太质”(胡应麟《诗薮》)，“真朴”(东方书时《昭昧詹言》)等等。再如曹丕部分诗歌语言通俗自然，明显具有民歌特色。如“东越河济水，遥望大海崖”、“富人食稻与梁，贫子食糟与糠”、“朝与佳人期，日夕殊不来。嘉肴不尝，旨酒停杯。寄言飞鸟，告余不能”等等，不胜枚举。这些语句通俗自然，如同口语，和汉乐府民歌的语言很相似。

总之，建安诗歌语言大多质朴、自然、简约、明快，正如刘勰定义的一般：“不求纤细之巧，惟取昭晰之能”。

刘勰对建安文学评价的“三失”

从诗歌艺术风格看，三曹与建安诗人的艺术风格是多种多样的。仔细分析建安诗歌，可以看到刘勰的确抓住了建安诗歌中的主 要特点，对一些主要特征作了精准的概括，但他对建安文学的评价也有不当之处。

下面结合建安诗人的具体作品分析刘勰评价的失当之处。

一、建安诗歌的整体特征应该包括感情阴柔、诗风婉约、音节婉转的一面。三曹和建安诗人诗中的题材涉及了山水、田园、农事、民生疾苦、功业、游仙、游宴、女性姿容、爱情、友情、亲情、赠别、悼亡、分情、闺怨、边塞咏史、哲理、朝会等不同的意象。具体而言，曹操诗歌多苍凉空阔之悲境，曹丕诗歌多缠绵悱恻之忧境，曹植诗歌多深惋委屈之哀怨境界。刘勰主要抓住了曹操等人昂扬向上的诗风特点．而忽视了曹丕诗歌清新婉丽，曹植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丽，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诗品》)的特征。具体而言，曹丕的诗虽也涉及到了社会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但更多的取材是“间里小事”，特别注重对游子思妇感情的描写和抒发，具有明显的文士气、女人气，如《燕歌行》。全诗旨在描绘思妇对远游丈夫的思念，抒发悲苦之情，诗人选择了萧瑟的秋风、荒漠的原野、南翔的群雁、皎洁的月光、流动的银河、相望的牛郎织女星等典型景物．把思妇的情感流动描摹的不断起伏跌宕，缠绵悱恻，摇曳多姿。曹植诗歌艺术风格在建安诗人中发展得最充分。就具体诗篇而言，其游仙诗如《五游》、《升天》等“词藻宏富，而骨气苍然”(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当来日大难》“和媚款曲，缠绵低外”(钟惺《古诗归》卷七)《赠白马王彪》“体既端庄，语复雅炼”《杂诗》“清迥纯净”(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下)。清人宋征壁论述曹植、王粲诗歌风格说：“沈休文云‘子建、仲宣，莫不同祖《风X骚》皆以气质为主。’盖兼江左之清绮与河朔之气质。”(《抱真堂诗话》)既精美华丽，清新可诵，又道劲刚健，质朴明朗。又云：“凡诗丽则必靡，秀则必弱。兼厥二美免此二憾，其思王乎!”

从整体来说，在建安诗人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雄浑、壮丽、悲怨、劲健、旷达、缠绵、绮丽、清秀、奇崛、明朗、飘逸、苍凉等不同的风格特征，而不能像刘勰一样以“慷慨”、“梗概”加以概括。

二、建安诗歌语言特色应该包括繁缛、雕琢、富瞻、“纤细”，以至诗风华丽的一面。这一特征在建安诗人的代表曹植的诗歌中有着清晰明显的反映。曹植诗歌无论是对人物形象的描细，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还是对事物、景物的描摹都是极其细腻、深刻的。如在被称为压卷之作的《美女篇》：“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行徒用息驾，休者已忘餐。”诗人从美女采桑写起，然后从手、头上、衣着、神姿等依次写起，将一位貌美娴雅、神采风韵非凡的少女形象刻画得跃然纸上，真可谓“呼之欲出”了。曹植在语言雕琢方面堪称建安诗人的典范，“词采华茂”是其语言的显著特点，特别是其五言诗，可谓是“搞翰振藻”，工丽华美。同时，曹植的诗非常讲究属对精工，这在他的诗中几乎随处可见：“秋兰披长坂，朱华冒绿池”、“主称千金寿，宾奉万年酬”、“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等等。这些诗篇对仗工整、音乐和谐、节奏明快，极大增强了诗的美感。在雕琢用字上，如“秋兰披长坂，朱华冒绿池”、“游鱼跃绿波，好鸟鸣高枝”、“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等句中的被、冒、跃、鸣、曜、静、潜、薄等字中，可见曹植在炼字上的匠心。从曹植的诗歌中，可以明显看出建安诗人在炼字造句上的雕琢、繁缛，在对仗上的精工、修饰等。

描写植物的诗歌现代诗范文第2篇

关键词：《幽怪诗谈》 精怪 自况诗

《幽怪诗谈》是明碧山卧樵纂辑的一部文言小说选集，全书共96篇作品，每篇所写几乎都是人与非人的异物或人的亡灵幻化而成的人之间的故事，而且作品中大都有诗歌嵌入。其中有44篇作品中包含有异类用以自况的诗歌作品，这些篇目中共有152首完整的异类自况之诗，其中《桃园见梦》篇因底本及校本均有阙，蝶相所吟之诗仅见前四句，但据所见四句和《幽怪诗谈》其他此类诗歌的吟咏情况推测，此诗亦当为蝶相自况之诗。这些异类多由植物、动物、日用器物等幻化而来，这些异类精怪通过诗歌或多或少展露自身特性，有些篇目仅凭其自况之诗即可推测精怪的本来身份，犹如诗谜，带有些许娱乐气息，诙谐有趣，耐人寻味；还有部分诗作在描述精怪自身特性之外，往往会加入与其身份相关的典故或某些特指性的称谓来揭示自己的身份，也体现出作者较高的文学素养。

《幽怪诗谈》卷一《木叟怜材》、《花神衍嗣》，卷二《渭水攀花》、《花奴狎相》、《荔枝分爱》、《果石恋旧》、《术艳佐觞》、《桃李丛思》，卷三《置妾殒色》、《野庙花精》、《利欲证道》，卷五《四木惜柯》，卷六《媚戏介胄》这13篇作品皆有植物精怪自况的诗作，这些植物精怪大多为花类，如菊、紫薇、兰花、海棠、牡丹、梅花、木槿、金凤、金钱、芭蕉、芍药、梨花、杜鹃、辛夷、丽春、玉蕊、含笑、蔷薇、茉莉、鸡冠、玉簪、水仙、红莲、荷叶、芦花等；此外还包括部分树木精怪，如樱桃、枇杷、杨梅、桃树、李树、杏树、梧桐、枫树、杨柳、桑树、竹子、松、桧、柏、槐等。他们所吟之诗皆暗含对自己身份的介绍，如《渭水攀花》中红莲的诗句，“亭亭静植水云乡”[1]写莲花的生长状态和生存环境；“不染淤泥异众芳”[1]写莲花异于众花的独特品质；下文又引用“六郎”的典故来代指莲花，《旧唐书·杨再思传》：“易之弟昌宗以姿貌见宠幸，再思又谀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莲花，再思以为莲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莲花也。’其倾巧取媚也如此。”[2]后因此以“六郎”代指莲；诗歌从莲花生长状态、生存环境、独特品质、相关典故方面对其进行了详尽的描述，犹如为莲花量身定做一般。《利欲证道》中蔷薇吟咏的诗句，“红刺青茎”[1]是对蔷薇的外貌描写，“连春代夏”[1]指其花期，“悬高架”[1]乃生长环境，“密布清阴”[1]、“浓似猩猩”[1]是其生长状态，读完诗作，一株花骨竞艳、明媚灿烂的蔷薇仿佛已映入眼帘，美不胜收。《术艳佐觞》中芍药、梨花、杜鹃等所吟之诗用其他故事或典故来自我诠释，药氏是化用白居易吟咏芍药的诗句，梨娘借用唐代洛阳赏梨花饮酒的风俗，杜娘则是利用鹤林寺有关花神与杜鹃的传说故事，荼娘则是借用何晏故事，精怪们皆通过其他故事、典故暗示自己的真实身份。另外，一些描写树木的诗句同样精彩，如《木叟怜材》中枫树和杨柳之诗，“叶尽红”[1]、“千章烂漫”[1]、“晴霞泛”[1]、“野火烘”[1]都是用以形容深秋枫叶的火红耀眼之姿，而能构成这一美景的也非枫树莫属；“万条垂”[1]、“花似雪”[1]、“叶如眉”[1]分别对柳条、柳絮、柳叶的情状做出描述，准确逼真。

《幽怪诗谈》卷一《申阳福地》、《蝌蚪郎君》，卷二《鄱湖水物》，卷三《绛帻老人》、《桃源见梦》，卷四《误认天台》，卷五《洞庭三娘》、《长沙四老》、《六畜警恶》、《山居禽异》、《永州业蛇》、《泰山鹿兔》，卷六《瓜步娶耦》、《虫闹书室》、《荷香五怪》、《黄貂口怪》这16篇皆有动物精怪吟咏自况的诗作。涉及的精怪有鸳鸯、鸥、鹭、雕、鹰、雁、蜂、蝶、鸡、鸭、鹅、马、牛、羊、犬、豕、猫，狐、貂、鹿、兔、蛇、猿、污蠖等，它们所吟咏的诗歌内容都包含有与其自身相关的信息，如《申阳福地》中老叟所吟之诗，猿类最突出的外形特征莫若形象如人，臂长而有力，所以诗歌首联即为“形象如人铁臂长”，[1]准确地抓住了猿猴的外形特点，下文又对其生活环境、生存方式做了描述。《桃源见梦》中“王”所吟之诗，王乃蜂王，其诗也是句句自况；“遍览风光醉艳阳”[1]是对蜜蜂采蜜的环境描写；“群分户牖防衙密”[1]是对蜂房的描写；“类聚君臣守义长”是指蜂群内部等级严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子孙自是多千万，岁岁分成第几房”[1]蜜蜂家族庞大，成员众多。《幽怪诗谈》中还有部分篇目中的诗作描述的虽为同一种精怪，但却也从不雷同，能够做到同中有异、各具特色，如《山居禽异》与《荷香五怪》中皆有“鸡”的自况诗，《山居禽异》主要从外形、习性上对其进行描述，“绣顶花冠五色新”[1]是指其鸡冠，“竦身斗敌全真勇”[1]指其昂首挺胸的雄姿，“留警萤窗笃志人”[1]是指其守时报晓；而《荷香五怪》则多从典故方面对其进行映射，如“狼育”[1]在古代盛产异鸡，“宋宗窗下谈锋起”[1]是讲宋处宗所养之鸡能如人言，“身五徳”[1]是指鸡所具有的文、武、勇、仁、信五德，“真如木”[1]是借用呆若木鸡的典故，虽诗中并无对其外形的描写，但所用典故却个个指向其真实身份。

《幽怪诗谈》卷一《江笔眩士》、《寄寓觏奇》，卷二《砧杵惑客》、《果石恋旧》、《遗音动听》，卷三《战场古迹》、《梵音化僧》、《乐器幻妓》、《华阳翰孽》、《丰年物感》、《建业渔踪》、《财富福人》，卷四《废宅青藜》、《田器传神》、《古驿八灵》，卷五《古寺朽报》这16篇皆有器物精怪吟咏自况的诗作，水车、水硙、犁锄、麈尾、丝鞭、汤婆、机杼、尺、笔、笙、箫、笛、角、笳、炉、镜、砚、墨、珠、玉、金、钱、伞、帘、帐、扇、枕等皆在作品中出现，他们都通过诗歌展现出自身的特性、功能。如《江笔眩士》毛中书所吟之诗，“铦锋如剑”[1]形容笔尖的形状，“付儒家”[1]指其为有学问的士子们所用，“象管”、“霜豪”[1]都是制作毛笔的材料，“江淹喜见吟边彩，九重金阙草黄麻”，[1]“江淹得彩”、“李白梦花”都是与笔相关的典故，江淹与李白因梦到笔后而文思泉涌。《华阳翰孽》中金竟之为镜，“鉴形易见妍媸面”，[1]“佳人喜把朱颜改”，[1]“骚客惊看白发生”[1]都是对其功能的介绍，“轩后洪炉旧铸成，工夫磨洗色澄清”[1]是指其制作的过程。《古寺朽报》中黄衣乌帽人所吟之诗，“竹作胚胎纸作衣，不忧风雨洒淋漓”[1]将伞的制作材料和功能在首联便予以点明，“轮阔当头从庇覆，柄长入手费扶持”[1]说明伞的使用情况以及多功能性。

《幽怪诗谈》各篇作品由于篇幅短小，因而叙事较弱，情节单调，而大量精怪自况诗的嵌入无疑给故事增添了趣味性，读者在阅读这些诗作时，不禁跟随着诗作的种种明写与暗示，驰骋想象，给阅读过程带来无限乐趣。

参考文献

[1] （明）碧山卧樵纂辑.幽怪诗谈校注[M].任明华，校注.济南：齐鲁书社，2011.

描写植物的诗歌现代诗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山水诗；语言；诗化

Abstract:The birth of landscape poetry is given to many factors， one of them is a poetic language used by authors. From the Earlier Qin dynasty to theDong Jin dynasty， description about landscapein all literary forms，speeded up the process of the poetic language， especially in Han-fu and Dongjin-fu， which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landscape poetry.

Key words: landscape poetry；language； poeticize

关于东晋山水诗的起源，历来是山水诗研究的一个热点，探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各位先贤和学者对此也论述颇多，从相当多的角度解析了它，如有人从诗歌自身内部探究山水诗的成因，有人从影响诗歌创作的外部环境角度切入等。事实上，一种新式题材诗歌的出现，它决非凭空而来或短时间内酝酿而成，它必然有与其相适应并互为依托的独特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同时又是诗歌自身衍生和发展的内变的必然结果。所以，对山水诗起源的探讨，必定是一个纷繁复杂的多元化、多层次的研究格局。关于山水诗的起源，本文拟从语言的诗化作一番探讨。

语言的诗化是诗歌发展的主题，语言的诗化通过语言的审美信息衍生和追加来实现。我们知道，一种新型题材诗歌流派的出现，它必然要求一套与之相应的独特构思、造语等话语方式，而这种话语方式的获得及熟练运用，则必然要经历一个经验的积累阶段。山水诗主要描摹刻画山水景观，而在这其中体现的高超描写技巧和巧思状物的语言能力，是以前各种文学体裁中山水成分描写技巧的积淀结果。先秦至东晋各种文体中的山水描写成分，为山水诗的出现作了量的积累和描写技巧的积淀。山水描写量的积累，不能简单地视为语言词汇横向的扩张，它集中体现在有关山水的语言内涵的日益丰富和表现力的日益提高上。说到底是一个有关山水的语言逐步诗化，并将其诗化成果沉淀下来的过程。描写技巧归根到底是为了增强诗歌语言的感染力，也是诗歌语言诗化进程中的催化剂。由此，我们可以说，有关山水景物的语言的诗化是山水诗得以产生的一大原因。

文学与山水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钟嵘《诗品序》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灵，行诸舞咏”，又云“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四时之感诸诗者也”。诗歌及其他文学样式与山水有着不结的缘分，这种缘分使山水诗之前的山水描写从《诗经》、《楚辞》开始，一直未停歇过，这无疑不断地推进了有关山水描写的语言的诗化进程。

早在《诗经》、《楚辞》时代，诗中就出现了一些山水景物描写。《诗经》中关于山水景物片断较多。如“河水清且涟漪”（《伐檀》），“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采薇》），“习习谷风，以阴以雨”（《谷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等等。《楚辞》中山水景物出现更多，与《诗经》相比，描写较为细腻明晰，抒情色彩也更为浓郁。这一方面由于《楚辞》比《诗经》篇制更长容量更多，另一方面则与楚地山川秀美，气象万千，物产丰饶相关。如《远游》云，“嘉南州之炎德兮，丽桂树之冬荣；山萧条而无兽兮，野寂漠其无人。载营魄而登霞兮，掩浮云而上征”。《涉江》最为人称道的是其中的一段山水风光描写，“入溆浦余邅回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宋玉《九辩》起始两段写秋之景色更是精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慄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在《诗经》和《楚辞》中，这些山水景物描写在诗歌整篇中的地位和作用很有限，它们只是片断式的零碎的描写，山水仅仅只是作为生活的衬景，或比兴的媒介，但诗人们已注意到了山水景物与主体情感之间的联系，体验到了由物感人的情感脉络。

汉代散体大赋也引入了山水，罗列了大量的山水自然景物，对于外物的把握，张扬而铺陈，追求的是一种博大繁富的文风，其中不乏追求形似的描绘。正如张衡《西京赋》所云，“植物斯生，动物斯止……伯益不能名，隶首不能记，林麓之饶，于何不有”。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中子虚对云梦的夸饰，就很具体，其山则“盘纡岪郁，隆崇峍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罷池陂陀，下属江河”，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巨石白沙。”枚乘《七发》中对龙门之桐的形容，使用了大量的修饰语，“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溪，湍流溯波，又澹淡之。”张国风将为描写而描写，以摹仿为美的汉大赋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次描写高潮［1］125。汉大赋描写的对象包罗万象，既有现实中的实际名物，又有神话传说中的据说名物，更有赋家荒诞的虚拟、幻想名物和场景。从再现的要求出发，汉赋大力的发展了状物的技巧，伴随着这种技巧的进步，是一系列的偏于形式美的产品：丰瞻华美的词藻，词句的对偶，音节的和谐。

与汉大赋的总体特点一致，其中的山水景物描写也有这样的特点，取得了一些突破。首先是描写技巧的提高，其中主要的突出的表现是形容词以及名词性修饰语的大量出现和使用，如以上举例所提及的“盘纡岪郁”、“隆崇峍崒”、“岑崟参差”、“交错纠纷”等。用修饰语来状物，能较为细致地抓住景物的特征。其次，由于汉大赋鸿篇巨制的体制要求文章安排得有条不紊，这样，其中的山川景物描写也突出了方位感和层次感。另外，汉大赋搜罗钩稽了大量的山水景物名称，以及大量的丰腴华美的形容山水景物的词藻，以语言横向的硬性膨胀扩大了文学语言的表现力和张力。汉大赋相对于《诗经》、《楚辞》来说，其中的山水描写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同时也应该看到，汉大赋铺张扬厉地极力状物存在不足之处。从总体上来说，汉赋对于自然物的表现还只是一种夸诞的、表面的、粗略的表现，而缺乏明晰的、深邃的、精致的刻画形容。可以这样说，汉赋繁富宏大的状物，还停留在对物的横向的张扬上，但对于正蹒跚学步的山水景物描写来说，它的启发和引导意义是巨大的。

到了汉末建安时期，曹操的《观沧海》是中国诗歌诗上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它虽然只是个体诗人的偶然即兴之作，而且由于曹操将豪放之情融入沧海惊涛骇浪之中，其旨趣韵味与晋南朝的山水诗清空灵秀的发展方向格格不入。但它终究提示给了诗人山水可以完整的构成诗歌的信息。曹植、曹丕各有一首山水诗，可以说是对这种信息的回应。

由西晋到东晋，出现了大量的宴游诗、春禊诗、招隐诗、游仙诗、玄言诗。它们之中很多都写到了山水的清音和美貌，刻画山水景物的技巧也日臻成熟。其中的个别篇什还可以算是山水诗。西晋和东晋的宴游诗创作，大都与优游山水活动相关。其时，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两次盛大集会，那就是金谷宴集和兰亭集会。宴集的诗人在面对山水之美貌时，吟诗酬唱，后来将这些诗歌编为《金谷集》和《兰亭集》。在这些诗歌中，基本都对山川形胜有不同程度的描写，其中有相[LL]当一部分是比较成功的。如潘岳的《金谷集作》，“迴溪萦曲阻，峻阪路威夷。绿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滥泉龙鳞澜，激波连珠挥。前庭树沙棠，后院植乌椑；灵囿繁石榴，茂林列芳梨”。这些罗列的描法，还明显的带有赋的一些特点，但用词已从夸张转向写实，为后来山水诗的出现准备了很好的基础。他这里写的是移动的景观，随行进所见视野转换而一一刻画呈现。谢灵运的山水诗就有这种移步换位的景观结构，可以说是对这种描法的借鉴。谈到玄言诗，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将玄言诗的衰退作为山水诗产生的原因，这种说法的不确已引起学者的共识。玄言诗中也有山水描写成分，其中极少数还比较精彩。如孙绰作为玄言诗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歌也并非全都“平典似道德论”。如《秋日诗》就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写景篇什，“萧瑟仲秋月，飚戾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抚菌悲先落，攀松羡后凋。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澹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全篇写秋日之萧瑟，于自然景致描摹中，不着痕迹间透出悲凉凄怆情感。远自周代起，人们已有三月第一个巳日到水边以香草浸水洗涤污垢，除却病魔的习俗。魏以后，春禊的日子固定为三月初三。其日春禊乐游，酒阑赋诗成为文人普遍而重要的活动。春禊诗便是这种文人活动中以春禊为题材的诗歌创作。入晋后，春禊诗作骤然增多。由于是郊外河边修禊活动所引发，故其对山水的感受较为深切，描写也比较富有特点，笔法也比较细腻。如张华的《上巳篇》、潘尼的《三月三日洛水作》、庾阐的《三月三日临曲水》和《三月三日》等都有大量的山水景物描写，刻画也较为精工。试举庾阐《三月三日临曲水》来看，“暮春濯清汜，游鳞泳一壑。高泉吐东岑，洄澜自净泶。临川叠曲流，丰林映绿薄。轻舟沈飞觞，鼓枻观鱼跃”。全诗都是山水画面的组合，高泉飞溅、回澜清盈、曲流叠川、繁林迭翠，而诗人则徜徉其中，悠然自得。在巧构画面中，又动静结合，将季春的浓郁与生机毫发毕现地透露出来。其外，招隐诗对山林丘壑的美好的向往，游仙诗对以现实为影像的仙界的状绘，都极大地促进了山水描写的锤炼和经验的积累。

① 统计依据［清］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

以东晋山水赋为代表的状写山水景物的赋作，也对山水语言的诗化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山水赋最早可追溯到曹魏时期，但那时数量还较少。东晋时，写山水赋已成为普遍的风气。现存东晋山水赋有15篇①，此外还有许多虽非山水赋，但与之有亲缘关系的题材，如田园赋、时序赋、纪游赋、关涉山水景物的咏物赋，它们都穷形尽相地刻画到了山水景物。一般而言，它们在写景方面总是精细工致，甚至常具灵动之笔。张国风认为，赋和骈文长期占有语言美的优势［1］86。这种优势，在此类赋作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可以说，此时期的赋弥补了汉赋粗硬横向扩张的缺憾，描摹景物细腻贴切，语言优美而丰瞻。如孙绰的《游天台山赋》对山水景物如林、岫、风、露等的描写，已显得非常细腻和精致。全篇以作者游踪为线索，采用移步换形的手法，将寓目山川形胜一一呈现，状写奇峰险峻高耸之状，令人屏息敛气，叹为观止，绘述仙界瑰丽神奇风光，使人身临其境，目眩神离。又如庾阐的《海赋》极尽描摹刻画之能事，写到了苍穹、云色、巨浪、游鱼、飞鸟等，细致地将狂风中大海那种气势磅礴，吞日吐月的恢弘气势写得跌宕恣肆，惊心动魄。此外，如顾恺之、曹毗的《观涛赋》、郭璞的《江赋》、伏滔的《望涛赋》，支昙谛的《庐山赋》等，它们在模山范水，描摹景物方面都很有特点，充分展示了他们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反过来说，他们的赋作也增强了语言在描写方面的表现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东晋时地记、关涉山水的小品文、山水记等山水散文特别兴盛。虽然它们都有各自所属的功用价值，但它们直接面对山川形胜，在描山绘水时不遗余力，山水风光描写在整篇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而且大多都语言精妙，刻画入微。如袁山松《宜都山川记》就是富有诗意、文采斐然的地记，状绘山水用语精当，如“其叠崿秀峰，奇构异形，固难以辞叙，林木萧森，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2］447，“对西陵南岸有山。其峰孤秀，人自山南上至顶，俯临大江如萦带，视舟船如凫雁”［3］125。前者状水疾之峡，三言两语间勾勒出一幅云遮雾罩，奇峰萧然的优美景观，后者比喻切状，尤其为人称道。其他如纪游诗序、书札山水文等小品文和专记一山一水的山水记，其中的一些山水描写段落时见精彩之笔，在此就不一一详述。

由以上的论述来看，山水描写经过反复的实践和锤炼，到东晋时，人们已具有较强的驾驭语言的能力，而其时包括其他题材的诗歌、山水赋、山水散文等各种文体对山水风光的偏好，无疑又大大地增强了有关山水的语言的表现力，它们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极大地促进了山水语言的诗化进程。诗歌语言要求高度浓缩、洗练，而语言的诗化进程使只言片语积淀了丰富的审美信息，正好符合诗歌语言的这一要求。综上所述，可以断定，东晋时山水诗得以产生的语言条件已经具备了。

［参考文献］

［1］张国风.传统的困窘——中国古典诗歌的本体论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描写植物的诗歌现代诗范文第4篇

关键词:曹植;“香草美人”型比附;“闺怨思

曹植关于妇女题材的诗歌是曹植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很能代表他清丽华美、“情兼雅怨”(钟嵘《诗品》)这一面风格特色。这些诗从一些侧面真实地反映了汉魏时期动荡乱离的社会现实。曹植非常同情妇女的遭遇,真切动情地写出了她们的痛苦、怨恨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重要的是,女子在他的作品中有了细致鲜明的外在形象细腻生动的内在心理。同时,他也借助弃妇、思妇以及盛年不嫁的美女的形象来寄托自己被猜忌被迫害、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孤独、怨忿、悲凉的情绪。

在曹植的作品中,女性题材的作品比前代数量明显增多,形象也比较突出。和前代文人一样,“香草美人”和“闺怨思妇”是曹植诗歌中以女性为描写对象的两个基本主题。但是这两个主题在曹植的作品中得到很大丰富和发展。一方面,他沿袭“香草美人”的抒情方式,并在作品中丰富了“美人”的形象和心理;同时,时代和社会观念的变迁,以及个人命运的起落,促成他将个人感受比附于“闺怨思妇”上,在作品中前所未有的清楚显露了“臣妾意识”这一文化心理。

一、“臣妾意识”的由来

“臣妾意识”可谓由来久远。在上古时代,臣妾皆为奴隶。《说文解字》:“臣,牵也。事君者,象屈服之形。”“妾,有罪女子给事之得接于君者。”《尚书》:“臣妾逋逃。”《传》:“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战俘亦为奴隶。《礼记少仪》:“臣则佐之。”《疏》:“臣,征伐所获民虏也。”《史记・吴太伯世家》:“请委国为臣妾。”是说愿率全国臣民为奴的意思,也就是失败之后的无条件投降。因为臣妾地位最卑下,都是服侍他人者,所以男女又可以此自称,以表谦卑,下对上,男性皆可自称为臣,女性皆可自称为妾。《史记・留侯世家》:“莫不向风慕义,愿为臣妾。”正是一次明显的转化。在这里,“臣妾”已完全变为“臣民”的含义了。“臣”为中心词,“妾”为连类而及。这种下对上、女对男的无条件服从正是臣妾意识的核心。

“臣妾意识”源于宗法伦理型的中国古代社会。自周代开始,血缘宗亲的面纱掩盖着阶级压迫、等级差异和政治对立。中国社会结构中“国”的建构与“家”类似,君臣、夫妇、父子同时呈现出单方面绝对主宰的关系特征。臣对君、妇对夫、子对父,都要悉心侍奉,不可违逆。这种绝对服从的观念和秩序已成为儒家所维护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之中,女子处于绝对被统治的地位,男子同样也处于被统治的地位―除了君王。也可以说,自周代一统天下以来,男性都成为了君王的“弃妇”或者“爱妾”,都要小心获得君王的欢心,都只能偶尔以及其婉转的口吻诉说自己的忧怨。这样一来,政治关系中处于绝对服从的“臣”与夫妻关系中的服从的“妾”,心理上更容易产生共鸣。

二、汉代到建安时代“臣妾意识”的积淀

在整个汉代,男性借助女性之口或女性之事来诉说自己的哀怨与不平的,还未见到。屈原所谓的“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啄谓余以善淫”之类的写法也极少。而且离先秦未远,知识分子还保留着强烈的先秦士林精神。以司马迁为代表的西汉知识分子和以清议党人为代表的东汉知识分子都表现出一种百折不挠、扬名后世、建功立业的慷慨精神的“士可杀而不可侮”的昂扬气慨。他们还不屑于以女性自比,而且对女性的命运也并不真正关心。

到汉代后期,儒学衰微,楚辞影响渐起。张衡的《四愁诗》便沿袭的是《离骚》中的“求女”的手法。也就是通过对美女的追求来表现自己对理想的追求,求女不得,正是理想无法实现的悲哀。其《序》中说:“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此序虽然今人多以为伪,但《序》中所说的含义在诗中还是明显地存在的。这正是汉末儒学衰微,楚辞影响渐起的反映。但《四愁诗》依然缺乏鲜明的形象,而更多地保留着屈原式的“概念”形式。

到了《古诗十九首》的时代,中下层知识分子失去了前途和希望,儒家思想再也不能维系人心,人们便把目光转向了现实的感性生活。友情、夫妻之情等真实的情感一下变得那么重要、那么实在,文人们开始真正关心女性的情感与存在了。这是一个重情的时代,也是一个大量地创作出以女性为题材的作品的时代,但这时的描写女性的诗歌,仍是在真挚地表现着女性的情感与悲哀,在主题上与《诗经》和乐府民歌并无什么不同。

建安诗人也大都有表现女性心理和情怀的作品,这个时期的“美人”仍然是代表着遥不可及的理想,或者是作者依恋的“君”,自我的情感意识和感受并不在其中体现和寄托。如七子之中的徐干,有《情诗》(高殿郁重重)与《室思诗》五首,曾为曹操主簿的繁钦有《定情诗》,皆写女子相思之苦。曹丕的《燕歌行》二首、《清河作诗》等亦如此。另有《代刘勋妻王氏杂诗》、《寡妇诗》皆代人而为,就主题而言亦与《古诗十九首》无异。而其《秋胡行》二首之二(泛泛绿池)、《善哉行》二首之二(有美一人)、《秋胡行》(朝与佳人期)等作,则是写男性对女性的追求,这与屈原、张衡之手法相同,却缺少了屈原、张衡的政治与人生含义。“臣妾意识”在这个时候虽然已经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心理,却仍然没有在文人作品中清楚的流露出来。曹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承上启下,继承了前辈文人“臣妾意识”心理的积淀,完成了一个创造性的任务。

三、“臣妾意识”的显露轨迹,在曹植以“闺怨思妇”为主题的系列作品中十分明显

前代文人的“闺怨思妇”是以女性之哀怨相思为表现内容,表现女子渴望男子之垂怜而又万般无奈,另一种则是表现女子真切地思念远出在外的丈夫的悲苦。这后一种类型在表现形式上又明显地区分为以女性的口吻自诉衷肠和以男性的眼光去细细描绘并充满同情地揭示女性的哀怨。其代表便是《古诗十九首》。此种类型,在曹植之前除了表现女性的哀怨与对女性的同情之外并无更深的内涵。而曹植早期的“闺怨思妇”类作品也大多继《古诗十九首》之作。或借女性之口,或借男性之口,其所写仍为女性之悲、女子之伤。如《弃妇篇》、《出妇赋》、《叙愁赋》、《浮萍篇》、《妾薄命》、《闺情》等。

《弃妇诗》反映了一个因无子而被弃的妇女的内心感情。头十句以石榴华而不实,凭空比兴。鸟代树言,人揣鸟意,实际是说自己的容貌美好,不幸无子。“拊心”八句,揭破无子当归的本旨。“有子月经天,无子若流星”,有子与无子两相对照,以见被弃捐的痛楚。“忧怀”十句,是说将归未归,辗转无聊,欲诉无门,苦闷之极,夜起徘徊,抚筝调弦,琴声凄清悲凉。人叹息,筝悲鸣,声凄惨,泪滂沱,摧人断肠之情景,如在眼前。末六句,写收泪自反,实是无辜,仍期望着自已还会生子,希望丈夫不要忙着就抛弃她。“经希恩于万一,情愈真,词愈苦”(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六)。这首诗将一个刚被抛弃的妇女将归未归时的那种在夜不能眠,欲诉无门,欲留不能的复杂矛盾的心理,写得出神入化,那种无聊失意,爱恋徘徊之情态;俨然如睹,读来令人怜悯之情油然而生。

在另一首《种葛篇》中,曹植写了一个因色衰而被丈夫抛弃的妇女的悲痛凄凉的心境。被弃的女子心绪烦乱,茫然若失,“出门当何顾,徘徊步北林”她想起初婚时的欢爱,“与君初婚时,结发恩义深。欢爱在枕席,宿昔同衣衾”如今自己年老色衰了,竟被丈夫无情抛弃,恩义已绝,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她异常苦闷,出门徘徊于北林。她看到禽兽尚且能相亲相爱,而她却彼抛弃,触物伤怀,能不凄然泪下?此时此刻,她的心境谁能理解,只有良马知道,伸着头向她悲鸣。“昔为”两句照应开头,收缩全诗,然欲收未收,余哀不绝,“往古皆欢遇,我独困于今,弃置委天命,悠悠安可任!”以人比己,更觉凄惨,想委曲求全而不可得,却归之于天命,天命又无可。一波三折,婉曲深沉,真可谓“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满腹哀愁,排解不得,怅惘如失,余哀袅袅。

这些作品都细腻的描写了女性的心理,虽然用笔比前代更为细致,但在主题上仍然没有突破。

四、后期“闺怨思妇”主题作品分析

到了后期的作品中,这种传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曹植突破了单纯地对女性心理的描绘与表现,开始专注于对自我感受的展示。他开始在作品中借女子之口,通过女子被弃或盛年未嫁来诉说自己不被曹丕理解和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苦闷。如《七哀》、《种葛篇》、《杂诗》(南国有佳人)、《美女篇》等。

诗人在《南国有佳人》篇中用比托的手法,通过一个美丽女子为世人所弃,悲叹年华将暮、青春难驻的哀怨形象,表达自己壮志难酬的沉痛的感情。前四句写女子的美貌和高洁。“容华若桃李”的比喻现在看来虽平常,但桃红李白,一下子就让读者感受到此女云霞般的娇艳。“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b”,比喻作者自己迁徙不定的生活,同时也有用湘水女神的传说来增加人物形象的壮丽高洁的作用,以表明此女并非一般世俗女子。但这样一个形容娇好的佳人,她的遭遇又是怎样的呢?“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是说时俗鄙薄美貌的人,她能为谁启皓露欢颜呢?越是美丽的人,越是遭鄙薄,真是一个美丑颠倒的世界!同理,诗人虽有高尚的情怀,却不能为人所理解,虽有英才壮志,却不能得以施展,悲慨之情可知。最后两句借美人的人生短暂,衰老将至,壮丽青春难以长存的迟暮之感,流露了诗人内心的极大悲哀。正如他在《求自试表》中所说:“常恐先朝露,填沟壑,坟土未干,而身名并灭”。全诗始终围绕着南国佳人的迟暮之哀叹来寄托自已政治失意之感,虽无一字点破,但其内涵却十分清楚。

《七哀》中作者借思妇之口,用女性的题材来抒写自我的悲哀,表达更加直接。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君行u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通篇皆为女性之情事,而主旨却非常鲜明地表现出作者本人的哀伤。“尘、泥本一物,因处境不同,遂出差异。丕与植俱同生,一显荣,一屈辱,故以此比况”(赵幼文《曹植集校注》),正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

曹植的这种做法不仅在曹丕的女性题材的诗歌中没有,在同时代的“建安七子”的以女性为题材的诗歌中也没有。从他开始,对女性的描写与同情不再是单纯的关注,更多的蕴含着自我的比照。作品中女性的哀怨与作者自己个体生命的苦闷互相叠加,把自己的情感托付到不幸的女性形象上。其文化心理“臣妾意识”终于清晰的显露出来。

曹植突破了前代单纯的对女性命运的描述,把自己身世的凋零感伤,直接在创作中寄托到作品中的女性身上。描绘她们的悲苦和无奈,正是通过“妾薄命”的哀怨表达着“臣不遇”的悲叹,通过“妾”对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的“夫”的婉转心事,表达自己对于统治者和迫害力量的怨诉。这样的做法既能诉说自己的哀怨,也能为统治者所容。曹植开始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文化传统中借女性之酒杯来浇自家之块垒,并使以儿女之情比君臣之义的倾诉方式成为后代文人的常法。

参考文献:

[1]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描写植物的诗歌现代诗范文第5篇

【关键词】曹植 游宴诗 创作缘起

曹植这位谢灵运盛赞的“八斗之才”，一生创作诗歌九十多首，其早期“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写下了大量的游宴诗，代表作有：《名都篇》、《斗鸡诗》、《箜篌引》、《公宴诗》、《侍太子坐》、《送应氏》、《赠丁翼》、《赠王粲》、《赠徐干》等十余首（具体分类见附表）。这些游宴诗为中国中古史诗增色的同时，也为我们解读那个时代的种种提供了最为真实的依据。他的游宴诗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鲜明、生动的，“立体化”的曹植，看到了这位游宴中的快乐的王子的悲伤与忧愁。

一、历史传承

所谓游宴，顾名思义即游赏和宴饮活动。具体说来则是指一定历史阶段内，由某个核心人物组织的、有多个成员参与的、在当时或稍后产生了相关文学作品的山水游赏或者宴集活动。这些游宴活动都有一个组织者或者召集者，他们多因地位、名望高于其它人得以具备登高而呼的资格。以他们为中心，若干文人雅士聚集在一起，或游或宴，或兼而游宴，其间纵情山水，畅言玄理，赋诗作文，产生了数量可观的诗文作品，成为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文学活动。早在《诗经》时代，在周朝农业宗法制社会里，为了享乐和实现宗族间相亲相爱以维系社会稳定的政治目的，周朝君臣、亲朋之间就曾经常欢聚宴饮，如《诗经？小雅？鹿鸣》第三章中“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就是当时天子或统治者宴饮群臣嘉宾的乐歌。春秋时代，君臣之间和各国使臣之间交往频繁，“饮酒赋诗”也常常成为他们在揖让之时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些游宴诗由于本身带有反映和纪念政治、祭祀活动的目的，多客观地陈述宴会过程，多祝福之辞。对于这一时期的宴饮诗来说，礼是第一位的，而宴饮本身是次要的。因此，宴饮本身无法成为诗歌的主体，对宴会场景缺乏文学性的描述，整体上作为诗歌的抒情意味较弱。

对宴饮场面进行细致的描摹并涉及景物的刻画是从《楚辞》中的《招魂》开始的：“铿钟摇，楔梓瑟些。娱酒不废，沈日夜些。兰膏明烛，华灯错些。结撰至思，兰芳假些。人有所极，同心赋些。酎饮尽欢，乐先故些。”前六句是对欢宴场景的刻画，后六句记叙宴饮赋诗的重大活动。王夫之《楚辞通释》释“结撰”四句说：“结者，结其篇章，撰其词句。至思，极思也。兰芳假者，藻思中发，若兰蕙之芳相假借也。极，思所至也。人各尽其思之所至，相竞美也。谓酒阑分题作赋，以纪胜会也。”《楚辞》中的宴会纯为娱乐而举行，最可贵的是人们为了表达心中的快乐和对宴会的纪念，开始有意识地以文字体式、赋的形式进行创作，这确实该对魏晋宴会赋诗的风气有所启发。

然而，真正为建安时期宴游诗奠定思想基础的却是《古诗十九首》。建安时代文人由于政治动荡，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他们的内心始终无法摆脱人生如朝露的生命悲哀。如曹植《送应氏》（其二）“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曹植《赠白马王彪》“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稀”等无不与《古诗十九首》“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腌尘”、“不如饮美酒，被服纵与素”、“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一样，吟唱出了同一主题，体现了一种浓重的人生短暂的悲伤情绪和追求现世享乐的思想。

“游宴”发展到建安时代时，已经不仅仅是文人一时兴起或是在友朋送别、帝王封禅等客观因素提供的契机下偶然间发起的活动，而是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文人的主体意识经历了一个从无意到有意的过程。随着文学逐步走向自觉，随着北方的统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生活环境的明显改善，随着建安文人生命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和现世享乐思想的加强，建安文人在游宴诗中还加入了一些反映他们贵族化、文人化的生活、精神风貌和审美情趣的元素。由此使“游宴诗”作为一种诗歌创作的题材而得以正式确立。

二、知人论世

一直以来，对于曹植游宴诗的评价颇具争议。清代诗评家陈祚明称曹丕的《芙蓉池作》和曹植《公宴诗》为“建安正格”，而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则斥之为“此皆文士龌龊猥鄙所为”。后世学者在谈论“建安风骨”时往往剔除了游宴诗这一类，认为这类诗歌“不过是公子王孙逸乐的吟哦”。总结起来，大部分的学者是从游宴诗的思想内容这方面加以否定的。

他们认为此类诗歌大多是作者的应酬颂德的溢美之词，是其消极享乐思想的表现。固然，在这类诗中写了酒肉之陶醉、歌舞之盛况、遨游之快乐，不如那些社会诗情调高亢，内容充实。然而，如果对这部分内容加以深入研究，就会发现这些诗歌绝非是酒肉朋友寻欢作乐的描写，作者运用含情带彩的笔描绘了历史上重要的文人集会，展现了一个时代文人生活的真实场景，它们是曹植早期“寻求独立人格，体认自我价值的复杂心态”的表现。

诗歌是思想的产物。而思想又往往与创作者的生活经历、个性特点以及时代的大背景分不开。因此，为了进一步解读曹植的游宴诗，我们不得不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是时代背景。东汉桓灵之时，君主骄奢淫逸，昏庸无能，亲小人，远贤臣，遂致奸党误国，佞臣横行，外戚宦官，相继擅权。至黄巾之众出，四方百姓，雷响云集，转瞬之间，竟至百万。在这样一个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里，人们的思想不可能不受到某种程度的冲击和震撼，特别是作为时代精英和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他们敏感多思的性格促使他们不得不去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路在何方？世事沧桑，恍如走马，一切都在变化之中，没有什么成为永恒。就连儒家思想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冲击，地位开始动摇，因为儒家所提倡的“王道仁政”、“礼义廉耻”、“温良恭俭让”都已经失去了它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在此背景下，儒学地位大降，原先注经讲经的人比肩接踵，现在则家抛章句，人弃儒术。与此同时，在贤良士大夫中开始兴起一股清议之风，他们指摘时政，臧否人物，意图光大儒学，恢复名教，一时蔚为风气，影响甚大。这种清议的风气，实际上反映了士人参政精神的高扬。他们已经从繁琐的解经注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正在昂首阔步，迈向广阔的社会生活。而两次党锢之争，就是他们在航行之中遇到的两次政治风暴。虽然最后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但是在精神、人格上，他们却胜利了。他们以自己的英勇抗争，谱写了一曲浩然正气歌，鼓舞了天下士人的奋斗与抗争。而曹植生活的时代，清议之风犹存，曹植本人就热衷于清议。党人那种仗义执言、激浊扬清、不惧权贵、永不退缩的精神就给了他极大的影响。

其次是生活经历。曹植“生乎乱，长乎军”，幼年的曹植就随父在马背上南北迁徙。建安八年（203）曹操攻下邺城，次年家属迁居于邺。从此直到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继位魏王为止，曹植在这里度过了十六年的时光，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最得意的岁月。由于曹操热爱文学，招揽文士，在曹氏父子周围形成了声名显赫的邺下文学集团。他们过着斗鸡走马、驰猎宴饮的贵游生活，曹植在这样一个兼具军事、政治与文学氛围的家庭中成长，耳濡目染之下，对于他的功业理想的形成和文学创作的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外，诸子间的谈诗论道、切磋琢磨就不用说了，即使贵游生活本身，对于丰富人的审美心灵，提高人的审美能力，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最后是个性特征。一个人的性格对一个人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曹植天资聪颖，据《三国志？魏书？陈王传》记载：“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词赋数十万言，善属文。……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 但是他又“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 这些性格在他的游宴诗《箜篌引》：“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名都篇》：“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等诗句中都有所反映。他感情丰富，又率真质朴，绝少掩饰，嬉笑怒骂，易形于色，喜欢饮酒、游乐，行则结舆，醉则同卧。这些都体现出曹植做事是一个没有反省没有节制的人，所以他作为诗人也是属于纯情的一类，心随物转，易被外界的环境所左右。在顺利的环境中，生活上和感情上就很放纵，可是一旦遇到挫折，就沉溺在深深的哀伤之中。

因而，对这类诗品评时，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认为只是诗人豪华放诞生活的反映，是建安诗坛的糟粕。我们应该把它放到那个时代环境中去认识，把它纳入那一个时代奔腾的文学自觉的文艺思潮中去考察，才有可能真正艺术地把握曹植游宴诗的美学意蕴。我们才能领会那一个时代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的忧患意识，其实这正是峥嵘崛起的民族精神的悲壮呼唤。

如此，我们才会同意清人陈祚明的看法，游宴诗确实是建安正格，它是曹植诗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真正地认识了它，才能真正地走进曹植，理解曹植后期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正确地定位曹植诗歌在整个诗歌史上的位置。他邺下时期对艺术形式的探讨和追求为他在后期的作品中熟练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奠定了基础。我们有理由认为，正是他后期身世之悲，配合前期己经达到的艺术水平才铸就了他“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诗歌特点。

三、结语

曹植早期创作的游宴诗虽没有其晚期的社会诗情调高亢，内容充实，但它们同样也是“建安正格”。它们是曹植结合自身的时代背景、生活经历和个性特征，是在继承前人诗作基础上的发展创新。因此，在品评这类诗作时，我们不能仅凭一家之词就对它加以否定，从而与珍贵的研究素材失之交臂。另外，在研究曹植的游宴诗时要努力做到深入、细致、全面，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附：曹植游宴诗统计：

曹植 聚会娱乐 游览饯别、赠答合计

《正会诗》、《侍太子坐诗》、《斗鸡诗》、《箜篌引》、《当来日大难》、《当车已驾行》《芙蓉池诗》、《公宴诗》《送应氏诗二首》、《赠丁翼》、《赠徐干》、《赠王粲》 13首。

参考文献：

[1][魏]曹植.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魏]曹植著.黄节注.叶菊生校订：曹子建诗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3]余冠英.三曹诗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