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范文第1篇
「关 键 词后现代主义，逻辑中心主义，后形而上学，反观性社会学
近10多年来遍及学术界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无论作为一种文化思潮还是意识形态，都是针对现代而言的，是对现代主义的超越和否定，是用诸多新范式对旧范式的取代。现代主义是18世纪以来化的产物，它以科学、理性、自由、民主、博爱、绝对、统一性、一体化，以及经验性和终极关怀为基本特征。而后现代主义则一反常态，提出近乎截然相反的见解，认为人类于最近几十年间，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意识形态、伦理道德、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价值观、宗教观、哲学观、科学观等领域，都发生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哥白尼式”裂变。那么究竟何谓后现代主义呢？
一、托夫勒的“新世界”概念
要界定“后现代主义”，需要先理解何谓“后现代”、“后现代观念”和“后现代性”。对此，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在瑞士哲学家汉斯??昆和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看来，后现代就是指当代，指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的新时代。正是在这样一个短暂时期，人类发生划时代裂变。所谓后现代观念、后现代模式、后现代思潮都是指与旧有传统相对立的当代意识、当代模式和当代思潮。概括这个新世界，基本上具有如下特点：
1.在这个新世界里，既不是原始的渔猎或畜牧业成为支撑社会存在的经济基础，也不是落后的农业或标志现代文明的工业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而是服务性经济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以前，人类主要是出卖体力谋求生存。而从本世纪50年代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人类不仅破天荒地挣脱了农业劳动的沉重枷锁，也摆脱了工业劳动的沉重负担，今天形形色色的服务性行业呱呱坠地，使得许多国家竟有80%以上的劳动者脱下蓝领衫，从事白领职业。因此，如果说是农业革命孕育了现代工业文明，那么今天正是工业文明孕育出一个更少工业情调的超工业社会——后现代文明。
2.这个新世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世界各地发生的任何一个有意义的局部变化，诸如战争、瘟疫、饥荒和地震都有可能触及这个五方杂处、联系密切的世界。在过去的非信息时代，一场残酷的战争杀死数百万民众，也很难引起世界范围的震惊，而今天凭借先进的电视通信、卫星传播，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危及人类生存的事件，都会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关注和介入。其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孤立存在的，它与整个人类的命运都息息相关，即便一个艾兹病患者也有可能导致一个种族的绝灭。
3.新世界人的生命跨度增大，人的生活速率加快，人的工作效率提高，人类享受的时间和种类增多。保守、懒惰、散漫已经不适应于新世界的运转节奏。由于历史事件的重现，未来预言的提前，世界性信息的迅速聚集，千变万化的竞争形势和竞争手段，迫使愈来愈多的人无暇去“悠闲自得”。即便是享受生活，也成为生命中一种能动、自觉的行为，它刺激着生命活力的跳动，充满着发明、创造、离奇和新颖，表现了人类的勇气和智慧；而决不是处于落后、愚昧状态下的人们表现出的对于生存的消极态度、被动忍受，以及在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态支配下，以消磨时间为目的的生命浪费。
4.在新世界里，价值观上的长久性终结，短暂性、新奇性和多样性成为社会生活或社会联系的主流。超级市场经常变换，永久性的经济学变得陈旧，活动教室、活动操场、组合式、快速型和临时性建筑遍地皆是，人和周围事物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短。出租业日趋发达，人们只要求满足一时的需要，社会变成制造的机器；向未来移民替代留恋故土，“在所有向超工业化过渡的国家，在未来人中，迁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摆脱过去的束缚，是向更富裕的未来迈进一步。”（注：阿尔文 ??托夫勒：《未来的冲击》，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7、73页。）四世同堂成为故事，“核心家庭”也遭破坏，婚姻成为嫁聚系列；男女同居、试婚、再婚司空见惯。
在这个新世界里，一切旧的根——宗教、民族、社团、家庭、职业，包括全部官僚主义制度和顽固弄权的政党组织，将无不在加速冲力的旋风式冲击下摇摇欲坠。此时此刻，积极的人性总是不断地激励着人们要提高适应能力，寻找全新的形式和途径，创建多元和谐的国家与社会，实现新奇、生动、冒险、刺激、超然、洒脱、绝妙、美好的人生。这是当代社会中部分人类成员的要求，也是后现代思潮的基调和主流。
二、利奥塔的“后现代”阐释
在法国学者利奥塔看来，“后现代”不应理解为和现代相断裂的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它不是位于现代之后，而是隶属于现代的一个部分。后现代主义不是穷途末路的现代主义，而是现代主义的新生状态。因此“后现代主义的‘后’字意味着纯粹的接替，意味着一连串历史性的阶段，每个阶段都可以清楚的确定。‘后’字意味着一种类似转换的东西：从以前的方向转到一个新方向。”（注：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3页。）既然是一种转向，旨在开创全新事物，就应该与一切陈旧传统决裂，建立全新的生活和思考方式。这既是一种后现代观念，也与现代观念密切相关。只是它源于对现实的退却，源于人的表现能力的不胜任，源于人类主体拥有的怀旧感，源于人的构想、意志、以及一种朦胧的动力。因此后现代主义总试图在表现里面召唤那不可表现的事物；拒绝有关品味的共识或共同体验；探索新的表现方式，寻找某种不可表现的事物的感觉。后现代的艺术家都俨然一副哲学家的面孔，“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工作，目的是确立将要创作的作品的规则”。（注：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0页。）
据此，后现代的“后”字又是一种向上、神秘的解释和变形过程，目的是评述一种原初的遗忘；要人类普遍地回忆起：客体不过是被人类主体遗忘的部分；人类主体也不过是忘却了客体为何物的能指者。把客体定义为是“在场”的事物，是纯粹的形而上学。因此后现代主义始终要求对形而上学的物质论开战，要人们做那不可表现的事物的证人；要人们认可理性和自由正在进步的观念已经消失；崇高的哲学和美学突出的只是理性的快感、创造的喜悦和哲理的自娱，不再有客观真实的内涵。
正因为如此，至少从本世纪初，“西方对人类普遍进步的原则怀有的信心减少了。这种可能的、或是非常可能的和必要的进步观念只是植根于一个信念，即艺术、技术、知识、自由的会给整个人类带来好处。”（注：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4页。）然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成了一种加重而不是减轻这种不安的方式。眼下把发展看成为进步已不再可能。资本主义通过把科学技术专利化和产权化，使之成为对金钱、权力和新奇事物孜孜以求的无穷欲望。原先人们对它投以的巨大希望已逐渐变成失望。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没有带来一个美好的时代，倒是放任生活的总体性破碎成由狭隘的专业知识照管的独立的领域。
至于个人对人性的解放不仅没有产生任何升华的感觉，相反使人类愈益感到厌倦。他们厌倦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为之奋斗的民主、自由、博爱、理性、科学和国家权力。正是国家极权和科学技术的结合制造了无数个“奥斯威辛悲剧”。它向人类广泛地显示“当代科学技术产生的主体对客体的把握并未带来更大的自由、更多的公共或者更多的、分配更均匀的财富。”（注：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8页。）而是加速了合法性的丧失，现实正在集中成工业社会和帝国。由此导致的现代性罪恶不是近代之前的杀君，而是杀民，是把更多的人推向绝境。此时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属于人民，而属于自由集体的理念。尽管现代性标志君主制的结束，也使科学技术完成一项自鸣得意的事业，使人类成了自然界的主人，但它同时又于当代深刻地颠覆了这一事业。科学技术的异化再次使人类丧失主体化地位。
为此，人们期待一个由维特根斯坦和阿多尔诺开创的后现代主义的启蒙运动。它鼓吹新的主体性，兜售“超先锋主义”和包豪斯事业。在这里，“知识只是电视游戏节目里的东西；东拼西凑的作品很容易找到公众。……此时的艺术和文学的受到双重威胁：一方面是文化政治；另一方面是艺术和书籍市场。”（注：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3-134页。）关于人类如何表现不可见物，康德运用无形式、空虚的抽象来说明“不可为自己画像的偶像”，证明不可知论；而先锋派的创作原则却是以痛苦给人以快感，通过表现可见物来暗示不可见物。这样一来，不仅非现实化的工作成为先锋派的绘画特征，也成为整个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哲学和一般意识形态的特征。人类并无责任去提供真实。他要做的是发明对可构想但不可表现的东西的暗示。而且这一任务不应引导人们去期望在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实现最小的调和。因为康德的不可知论和先验哲学隐含的现实和概念之间的不可置换性，为思维和存在、形式和内容的分立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说明。
因此在这个康德被泛化的新，不是理性成为后化的主要特征，而是意志的无限性侵入语言。未来世纪是在语言方面，根据最佳表现对无限的欲望进行投资。与作为契约的全部内涵的语言相比，金钱只是语言的一个可以进行说明、支付和信用的方面，一个对时空的差异性进行有效利用的方面。“因此对无限的欲望在语言里的投资，务必破坏社会生活中富有生命力的创造本身的稳定性。”（注：利奥塔：《后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1 页。）而突出后现代的理想：灵活性、速度、变形的能力、警醒和禅宗，都是首先围绕语言本身的性质进行。
但语言显然不是后工业社会的专利，而是自古有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笛卡尔的《沉思录》以及近代作家蒙田的所有散文，都充满后现代意识。为此，利奥塔认为：和现代性正相反的不是后现代性，而是古典时代的理念、精神和诸多占据统治地位的基本特征，如突出时空上的有序性、整体性、节奏性、统一性、和谐性，以及生命的总体性，而现代性则突出的回忆、个人的独特行动、崇高的美学和伦之间的关系。所以“后现代性不是一个新的时代，而是对现代性自称拥有的一些特征的重写。首先是对现代性将其合法性建立在通过技术解放整个人类的事业的基础上的宣言的重写。但正如我们曾说过的，这种重写在现代性本身里面已经进行很长时间”。（注：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5页。）
尽管黑格尔式的哲学早就把现代性的标志：理性、自由、劳动力的解放，通过技术进步使整个人类富有，让灵魂皈依爱的基督导致人们的得救等“元叙事”一体化，使其哲学成为思辨的现代性的凝结，但随后不久，他所勾绘的理性的、思辨的美好蓝图，就被唯意志论和形形色色的非理性主义打得粉碎。接踵而至的是一个放纵的和不可理喻的新时代。在这里，“唯一的危险是意志把它们（语言）交给国家，而国家只关心自身的生存，也即创造信仰的需要。”（注：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1页。）舍此，都将退入无足轻重的地位。
三、德里达的反“逻辑中心主义”
法国学者德里达则着重批判了一直在人的思维领域占据核心地位的逻辑中心主义。在这种主义看来，人类的文化和认识领域，存在着由人类思维逻辑推导出来的关于世界的客观真理。科学和哲学的目的就在于认识这种真理。不管这种真理实际上能否获得，人们总是孜孜以求。而德里达则认为在2000多年的文化传统中，逻辑中心主义代表着一种没有可能的、自我毁灭的梦想。其实质是认识主体利用人类得天独厚的语言工具设定出的一个个静态的封闭体，是人为地使它具有某种结构或中心，并被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名称，如实体、理念、上帝、宇宙、灵魂等。因此逻辑中心主义是指“在场”的形而上学与声音中心论的结合体；它意味着言语能够完善地再现和把握思想与存在。
传统哲学总是将存在规定为在场，寻求确定的基础和第一因。而德里达消解结构的目的，就在于消解这样的中心和结构。在他看来，语言不是描述现实后反映内在经验的手段，只是从能指到能指的游戏，没有任何东西充分存在于符号之内。我们不仅不能把自己所说或所写的东西呈现给别人，也不能呈现给自己。因为我们反观或探索自己的心灵时，仍然需要使用符号。这就意味着任何交流都不是充分的或完全成功的，通过交流而得以保存、的知识也就变得形迹可疑。（注：柳鸣九：《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5页。）
为此，在文学领域，德里达反对传统的写实作品，认为应该去掉人物形象和性格的描写；在结构上要有意识地颠倒时间，混淆空间，把过去、现在和将来混在一起，把现实、幻觉和回忆混在一起，读起来使人恍惚迷离，各执其义；主张去掉文学中的华丽修饰和不必要的结构，找出文学的“无意识原形”；并认为一切阅读和欣赏都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一切语言都只是一种没有固定所指者的符号，它们没有一成不变的意义；语言系统与所指者之间不是一种直接的现实关系。符号就是符号，不代表任何事物或真实的世界。现代的荒诞派作品具有可写性，虽然读起来不是一目了然，却回味无穷，读者可以从创作中得到快乐。符号指示的东西和包含的意义不是一个不变的存在物，只是一种痕迹，随着言语的发展和语境的不同，随着使用主体的知识修养、目的、动机、上下文关系的不同，其意义永远在变化和发展中。
德里达的消解结构论不仅整个文学艺术领域，也从语言学角度动摇了整个哲学的基础。他说，从古至今似乎已经形成一种不成文的规定：逻辑就是客观；客观的东西可以想到就可以说出；说到的东西就是现实的东西；一切音符或言语都必然有所指谓。而在他看来，文字和言语的性质却有所不同。言语可以与客观事件相符合，而更具抽象性的文字则与现实远隔一层，它不能够与客观事件完全相符。尽管言语和文字都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但言语的指谓是内在的，而文字的指谓则是外在的，它往往要通过言语才能够直接与指谓对象发生联系和作用。正是由于文字本身具有这种间接性和外在性，因此人们决不能够只根据文本来确定其实在性；不能只根据历史课本来了解历史事件的真伪；不能只根据文字符号来确认它的内在含义。
言语和文字作为一类符号或能指者，与表征的对象或所指者不同，也与符号本身欲表达的意义不同。将能指者和所指者区分开是索绪尔的功劳，而将能指者与所指者和意义区分开则是德里达的功劳。这一区分的哲学意义是：降低了所指者的实在位置。原先所指者是指客观对象与意义相同一；而这里，所指者的性质发生变化，在许多场合与前后关系中，再次变成单纯的符号，其意义完全由使用者的目的、动机和具体场景所决定。我们“永远不可能让语言停下来成为静止的此在，在我们刚意识到它的时候，它就在我们身旁一闪而过；因此它的此在既是即在又是不在。”（注：F.鲁姆逊：《语言的牢笼》，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46 页。）这种此在就是所谓的“印迹”。它表明语言的指谓对象和意义永远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正是基于言语即“印迹”的观点，德里达才认为一切语言的基本结构本质上都是书写语言的结构。
既然如此，语言作为一种书写笔迹、书写体系或一种外在性的文本就必然在它与指谓对象和意义之间存在一道鸿沟。人们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可以把一个个的指谓对象带出来，但却无法获得其终极意义。文本或语言符号的结构本身只具有某种比喻性质，只是一种无止境的复归和向下一层层推移的无穷运动。这种运动说明形而上学的“此在”基础已经被“印迹”或“符号”的概念所动摇。因为符号的含义一直被认为是所指的标志，是返指所指的能指，是不同于所指的能指；它自始至终由可感与可知之间的对立所决定。它的生命力正来自这一对立和它所建立起来的体系。这个书写语言体系表明它是最基本的阐释或解释标准；它高于一切的精神、生命、神谕和理念，是最基础的躯体和物质。在文字之外别无更基础的存在和判定标准，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语言和文字。
四、哈贝马斯等人的后现代哲学
哈贝马斯虽然没有象德里达那样欲从语言学角度消解所有结构，却也赞同“四种主题：后形而上学思维、语言转向、处境理性，以及颠覆对实践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或者说对逻辑中心主义的克服，与传统决裂。”（注：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42页。）他说，经典哲学的主题是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现代哲学的主题是分析哲学、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及结构主义；而后现代哲学的主题则更贴近现实与生活。在他看来，有史以来，“即使在最合适的条件下，含有实践意义的理论也不会为可能性假设提供更多的东西。这取决于持续性，不仅有知识自身系统的持续性，还有漫无目的的构成的持续性，以及于行为中调整自身反省的持续性。”（注：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9 页。）因此他的哲学更关心生活质量、人权、生态、个人发展、参与社会决策的公平机会，力图消除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秩序。
他认为过去的所有哲学及科学理论对人类现实的基本困境，如犯罪、孤独和疾病等都一筹莫展，不能给人的精神带来安慰，无视个体对拯救的呼吁；它们所描绘或重建的大多都是冷酷无情的历史，忽视交往理论的。过去的神学家只关心主体与虚无缥缈的上帝间的关系；科学家只关心客体本身的关系和规律；而哲学家只关心主客体间的关系；很少有人深入到人际交往的3个方面：即认识主体与事件或事实的世界的关系，行为世界中处于互动状态的实践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关系，以及一个成熟而痛苦的主体与自身的内在本质和主体性的关系。而后形而上学将要突破传统理论的栅栏，更多地关心人类的日常生活，以驱除内心的孤独，将个人真正融入到社会大家庭中。
正是立足于这一出发点，布尔迪厄也步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的后尘，从社会学角度突出了后现代主义。他说，主观论者往往对信念、欲望、行为的判断估计过高；客观论者则力图从物质、条件、社会结构或文化逻辑等方面来解释社会思想行为，并认为这些因素比人的经验更强有力。而他则认为必须从如下方面来理解社会生活，即要公平地对待物质世界、社会和文化结构、正在建构的实践和个人与团体的经验；必须提倡一门反观性（reflexive）的社会学，克服主体与客体、文化与社会、结构与行为的理论对立；把现象学和有关结构的探索有效地融入到一个完整的认识论模式中。人类社会实际是一种游戏，在游戏中你无法做了某件事而又不引起连锁反应。社会游戏都是被规范的，是某些规律的所在地，比如富有的继承人通常取富有的、比自己年轻的女子。所谓规律实质上是现实中那些“玩游戏”的人们对游戏活动本身产生的某种感觉，或是对某种自发的逻辑秩序的遵循。社会中存在的各种、行为准则，说到底都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中的某种 “协同性被客观地调节到适应于游戏的必然性”。（注：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9页。）
而倡导“协同性实用论”的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则主张从根本上抛弃“永远居高临下的哲学家的声音”。指出，那些想在人和非人的现实关系中描绘自身生存的人，在追求某种客观性的同时又想使自己脱离周围实际的人，这种自古就沿袭的“以一种直接方式与事物的性质打交道”的客观论传统，在追求真理及其证明时，势必产生形而上学困境。相反，那些力图在人类意识中追求协同性而非客观性的实用论者，却从不关心社会实践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他们把真理看作那种适合我们去相信的东西。因此他们不需要去论述被称作‘符合’的信念与客观之间的关系，也不需要论述那种确保人类能进入该关系的认识能力。”（注：luó＠①蒂：《哲学和之镜》，三联书店， 1987年，第410页。）他们渴望客观性只是企求得到尽可能充分的主体间的协洽一致，使更多的人达到协同性认识。他们对知识的研究只具有功用性，不具有形而上学基础。他们不相信实证论的合理性，认为“应该抛弃知识与意见的传统区别，抛弃作为与实在符合的真理和作为对正当信念的赞词的真理之间的区别。” （注：luó＠①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第415页。）只要对合理性有更好的理解，对道德性有更好的解释，对社会有用，就达到了目的。为此罗蒂重新定义了“理性”，认为“理性”应该指谓某种清醒的合理性对象；指谓一系列的道德性，宽容，尊敬别人的观点，乐于倾听，依赖说服；理性就是有教养。
在重新定义“理性”后，罗蒂主张消解科学和哲学，指出：“人文学科、艺术和科学之间的对立可以取消。一旦科学不再具有令人尊敬的意义，就无需用它来分类。”（注：R.Rorty：Science as Solidarity，in the Rhetoric of the Human Scienc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7，P：44.）科学作为一种通常的语言形式，不具有特别的认识论地位。传统哲学之所以占有决定性地位，至少从近代起，人们就把它看作是判定各门科学理论真实性的法官，认为只有它接触了终极实在，把握了超人类的非历史真理，为科学、艺术和宗教等一切领域提供了认识论主张。然而，后哲学文化则完全打破科学和哲学的神话，没有人会相信“在人的内心深处有一个标准可以告诉我们是否与实在相接触，以及何时与真理相接触。在这个文化中，无论是牧师、物理学家，还是诗人、政客都不会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注：R.Rorty：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2.）由心灵产生的信念不是自然的一面镜子，只是人的心灵对认识对象的一种理解，一种由美学升华出的理想。它是自由自在的生命花朵，不是现实的准确再现。
后现代主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女性主义/男性中心主义/后现代主义
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后现代主义随之孕育并发展起来。对女性主义来说，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因为一方面，女性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支持；另一方面，女性主义对本质主义、基要主义、普遍主义等现论也提出质疑，认为它们给女性受压迫的现实提供了哲学基础与合理证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分析与批判则为女性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女性主义从颠覆性较强的解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那里获得了消解男性中心思维模式的理论武器，试图达到摧毁现存的男性中心主义文化霸权的目的。解构主义的代表首推雅克·德里达和米歇尔·福科，本文拟从他们的主要观点出发来探讨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
一、消解中心和本源，颠倒等级秩序
解构主义的策略经常多变，但其宗旨却是明确的，即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 （logocentrism ） 和“消解语言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希腊语“逻各斯”，意即“语言”、“定义”， 其别称是存在、本质、本源、真理、绝对等等，它们都是关于每件事物是什么的本真说明，也是全部思想和语言系统的基础所在。在德里达看来，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直到黑格尔和列维—斯特劳斯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都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德里达指出，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以现时为中心的本体论和以口头语言为中心的语言学的结合体；它相信在场的语言能够完善地表现思想，达到实在世界的客观真理。在场是建立本体论、目的论从而达到实在真理的根源，因此，德里达把反对在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视为攻击的根本目标。因而“女性”的范畴只是虚构的，德里达说：“也许……‘女性’不是一个可以决定的身份，也许女性不同别的事物保持距离，无法站在别处宣称自己……也许女性——一个无特征、无形状的模拟物——是距离的断层、超距离的距离、间隙的节奏、距离本身。”[1] 有效的女性主义只能是完全否定的女性主义，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而这一点正是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玛丽·朴维在她的《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一文中所总结的解构主义对女性主义的最主要的贡献：即消除神秘特征的规划。朴维指出：德里达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之一就是使“在场”的特征变得非神秘化，“在场”的观念取决于语言，同时“在场”总是难以捉摸，它只在相对的意义上才存在，并不是真理的基础。朴维认为解构主义分析了“女性”仅仅是社会的产物，不具有自然的基础，“女性”是一个术语，如何界定这个术语取决于它所被讨论的语境，而不取决于某些性器官或社会经验。朴维相信解构主义消除此在的神秘性在政治上具有意义[2]。 德里达用以达到消除在场的神秘特征的效果之一是解构二元对立。“逻各斯中心主义”使得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建立在一正一反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如：灵魂／肉体、自然／文化、男性／女性、语言／文字、真理／谬误等。这种二元项的对立并非是平等并置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通过设立第一项的优先性而迫使第二项从属于它，第一项是首位的、本质的、中心的、本源的，而第二项则是次要的、非本质的、边缘的、衍生的。如把善放在恶之前、肯定放在否定之前等。乔约森·卡勒说：“在传统哲学对立中各种术语不是和平共处的，而处于一种激烈的等级秩序之中。一术语支配另一术语（从公理上、逻辑上）便占首要地位。在特定的时刻，解构这种对立就是颠倒等级秩序。”[3] 德里达的批判就是促使这些等级对立的压制发生倒转，那些优先等级的统治支配权力永远不能被在场所恢复。然而，颠倒从来不是一次性的、单向的、还原的，德里达拒绝建立任何中心，而是消除中心本身。“事实上，这种对于话语新地位批评追索的最令人神往之处，就是它公然申明放弃对于中心、主体、地位特殊的意义、本源、乃至绝对的元始的一切指涉意义。”[4]
众所周知，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男性与女性构成了人类生存中最基本的两项对立，父权制（patriarchy）社会的发展使这种对立更加走向极端。女性主义者认为，现代社会是“逻各斯中心”的社会，也是“阳具中心”（pallocentric）或“菲勒斯中心”社会，因而，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与男权主宰的文化——父权制与“阳性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都是一回事，由此引申出“阳性逻各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一词，以示这个世界是一个男性中心思维模式所统治的世界。在解构理论的影响下，女性主义从根本上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并把解构策略局限于男性／女性等级对立的范围内来运用。通过对男性／女性这一根本对立等级的颠倒，女性主义试图瓦解父权制建立的一整套象征秩序，提出了另一种整合的思维模式，主要包括反对二元提倡多元的模式、差异政治的模式等等。因而，分解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成为女性主义最重要的“破坏”活动之一。
朴维也认为，向等级制和对立统一逻辑提出挑战是解构主义为女性主义做出的第二个贡献。解构主义在其消除神秘特征的模式中并不简单地提供另一个二元对立的等级制选择，而是揭露了建立和保持等级式思维所必须依赖的计谋。分解“女性”一词的策略可以显示把所有女性都归结到一个虚假统一的“女性”的做法是如何掩护了表面上是团结而实际上是分裂女性利益的权力效用[2:340～341]。德里达的基本任务是探索和利用颠覆二元对立结构的原则：“分延”、“写作”或“剩余”。
最能体现出解构主义特色的是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如朱莉亚·克里斯蒂娃认为女人处于不可界定的边际地位，因而具有消除父权制二元对立的特殊意义；海伦娜·西苏提出要改变女性在二元对立关系中被压制的地位，必须通过写作，女性的写作具有真正强大的、破坏性的力量；露西·依利格端也对父权制社会坚持的男女二元对立作了尖锐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特雷·伊格尔顿对此作了很详细的分析：“‘解构批评’是这样一种批评操作的名称，它可以部分地颠覆这类对立组，或者部分地证明，这一类对立组在本文意义过程中是互相颠覆的。女人是对立项，是男人的‘他者’。她是非男人，有缺陷的男人，她对于男性第一原则基本上只有反面价值。但是同样，男人之成为男人只是由于不断排除这个‘他者’或对立项，因此他是相对于她来规定自己的。……不仅他自己的存在寄生地取决于女人，取决于排斥和臣属她的活动。而且，这种排斥所以必要的理由之一是：她可能毕竟不那么‘他者’。也许她是男人之内的某种事物的标志，而那是他需要压抑、需要从他自己的存在中逐出、需要贬到他自己的明确界线以外一个保险的异域的。”[5]由此可以看出， 这种解构策略对于女性主义分析“女性”如何变成“他者”及被压制在男性的文本和社会之下一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 二、话语即权力，主体已消失
在“逻各斯中心主义”被解构之后，后现代主义将理论概念的重心从“结构”变成“话语”，世界亦变成了一个话语的世界。德里达说：“由于中心或本源的缺失，一切都变成了话语。”[4:135] 即从“文本就是一切”到“话语就是一切”，主体已经消失。在现代主义宣布“上帝死了”之后，后现代主义又宣布“人也死了”，“人类充其量只是自然一时冲动的结果，决不是宇宙的中心”[6]， “在藉以多元地构成现实的差异中丧失了自己，正值死神高视阔步、肆意猖獗时，自我将自己的缺席人格化了，它在各类浅薄的作品中传播自己，拒绝并回避阐释”[7]，尤其是被称为“权力思想家”福科的具有反中心、反权威、 反传统等特征的权力话语理论，与德里达明显有殊途同归的消解男性中心思维模式的功效。
关于权力，一般人只会联想到国家机器、暴力法规等等，而福科认为权力就是一种起控制或强制作用的支配力量，它有几个规定性：其一，权力是多重的力量关系。各种权力关系存在于其他各类关系之中，它没有主体性，而是分散的、弥漫的；它也不是从一个集中的源头自上而下流动，而是相反地运作。其二，福科提出要推翻把权力看作一种纯粹压抑性结构的传统观念；权力不能为人们占有，它是在运作的。对于话语，福科指出：话语是由符号组成的，但它们不可能归结为语言和言语，话语的作用超过了言语和语言。正是在话语的实践运作中，福科看到权力关系，话语在内部进行的调查，赋予内部事物的秩序与意义，本质上便是赋予它有产生意义的权力，获得进入特定秩序的权力。这就是说，影响和控制话语运动的最根本因素就是权力，而反过来看，真正具有特殊效应的权力，也是通过话语执行的。在这里，福科理解的权力与话语的关系是一种互相依赖、互相生产的关系。话语的权力本性之所以根深蒂固，在于人们作为社会存在物，它进入社会秩序就是进入话语的权力系统。
福科的权力话语为女性主义提供了如何看待既存理论的视角，以及从权力作用的角度来分析它们的方法。因而女性主义把权力定义为分散的、弥漫的，而不是集中于某个机构或某个群体。同时在妇女运动内部实行一个“模式转换”，即从只关注事物到更关注话语。因此女性主义的抱负之一就是要发明女性的话语。[8]
与德里达不同的是，福科提供消解理性主体——“人”本身。福科说：“人只不过是新近的一个发明创造，一个还不到两世纪的形象，是我们的知识中一个新的折皱，一旦这种知识发现一种新的形式，他就又会重新消失。”[9] 女性主义者赞成后现论加强对西方传统人本主义之“人”的话语的批判，她们认为，人本主义关于“人”的话语隐含着男性至上论，它假定存在着一种等同于整个人类特质的男性特质，如理性、生产等。男性是人类的代表，女性不过是“他者”，是“第二性”（波伏瓦语）。男性优越女性低下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对应于：理性／感性、自信／消极、坚持／软弱、公共／私人等。这种男性中心论就把女性局限于家庭活动而排斥于公共生活之外。
然而，建立主体性是6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及其女性政治运动的出发点，正值女性试图提高她们作为“人”的主体性和获得长期拒绝给予她们的政治权利的时候，“主体性”概念竟然被否定了，因此，她们拒绝接受福科等人对“人”的概念的理论解构。同时，福科“话语即是一切”的思想导致某些女性主义者只注重思想话语的批判，从而削弱了女性主义的政治实践，“使女性主义丧失了战斗力”。[10]
哈其思却认为，女性主义与后现代话语可以相互补充。二者对理性、知识、主体、社会统治机制的解构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后现论强调多元性、差异性、边缘性、异质性，对那些已经发现自己被边缘化与排斥在理性、真理、客观性之外的女性来说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哈其思认识到，在女性主义与后现论之间存在着亲和性与紧张性。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主义的某些看法在先天上就是后现代的。福科等人的后现代认识论则可以使人们注意到：在不同肤色、种族、阶级之间，不同性偏好、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女性之间都具有差异性，从而使我们保存并发扬各种女性的特殊性，从而避免化约到普遍化的概念模式。按照一些女性主义者的观点，这些普遍化模式往往过度荣宠了白人的、第一世界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的经验。[10:210～211]
有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主义处于政治性的防御阶段时，福科的观点有助于她们向女性主义的“传统观念”挑战。福科式地分析也有助于女性主义在反女性主义时代保持谦顺的态度。[11]
概括讲，女性主义可以修正后现论，正像后现代主义有助于产生出不同的女性主义看法[10:213]，二者的结合将克服后现论中的虚无主义，为消解男性中心思维模式开辟新的道路。转贴于 【参考文献】
[1] 雅克·德里达.芒刺：尼采的文体.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2
[2] ［美］玛丽·朴维.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333～334
[3] 乔约森·卡勒.解构主义.见：胡经之等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487
[4] 雅克·德里达.结构，符号，与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嬉戏. 见：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广西：漓江出版社，1991.141
[5] 〔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46
[6] 杜威·弗克马.后现代主义文本的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 见：走向后现代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96
[7] 伊哈布·哈桑.后现代景观中的多元论. 见：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27
[8] 李银河.后现代女权主义思潮.哲学研究，1996（5）
[9] 米歇尔·福科.真理与权力.见：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北京：三联书店，1997.94
后现代主义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后现代主义；比较；文学特征
后现代主义并非仅仅是一个文学话题。
“后现代主义”(post—modemism)一词当初在使用时大体上是关于 历史 、文学史、 艺术 史上的一个很不确切的分期概念，具有很突出的抽象性、模糊性和不确切性。正因为后现代主义具有很突出的抽象性、模糊性和不确切性，当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又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对这一概念进行了修正、补充，使其内涵越来越大。如此以来，后现代主义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早巳成为了人们的热门话题，广泛运用于摄影、建筑、电影、电视、服装、家具以及社会学、语言学、 政治 经济 学、 哲学 、历史学、 教育 学等领域或学科，且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它却更加富于抽象性、模糊性和不确切性。
一般说来，“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后 工业 社会(或说晚期资本主义)的产物。比利时的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政治经济学家厄内斯特·曼德尔认为资本主义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市场资本主义；第二阶段为垄断资本主义(或说帝国主义)；第三阶段为当达资本主义，即晚期资本主义。美国当代著名文化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明信直接受厄内斯特·曼德尔的影响，他不仅认同厄内斯特·曼德尔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划分，还把资本主义的三个阶段与资本主义的三种文化相对应：第一阶段的市场资本主义与现实主义对应；第二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与现代主义对应；第三阶段的当达资本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应。按照弗雷德里克·詹明信的说法，后现代主义是当达资本主义阶段(或说后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的产物，这一阶段发达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是科技优先得以确立， 科学 技术官僚业已产生，传统的工业科技向信息科技过渡。
在后工业社会，信息科技对文化产生的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两个重要方面：首先是积极影响，电视以及电脑的普及使文化无处不在，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的有效的普及。其次是消极影响，正因为文化的无处不在，它也导致了广泛的“反文化”、“反美学”的倾向，改变了文化艺术的性质和人们对它的印象，消费文化和通俗文化泛滥成灾，严重动摇或取代了昔日高雅艺术的地位。于是，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后工业社会给后现代主义带来的是这样一种尴尬处境；一方面，它使文化得到迅猛扩张；另一方面，它使文化改变了昔日神圣的性质，越来越流于凡俗。
鉴于上述，我们能够这样说，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最初是被用来概括现代主义 发展 一个时期之后而出现的新文化倾向的。在二十世纪的50、60年代，西方文化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了人们必须和过去的文化决裂，而这种决裂不仅要与现代主义所反叛的传统文化决裂，而且还要反拨反叛者现代主义。换言之，后现代主义已经把现代主义几十年的经营积累看作一种传统，就像当年现代主义反对现实主义传统那样，它也要反对现代主义的传统。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现代主义以后文化又发生变化业已成为现实的基础上，“后现代主义”的提出并用来区别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及时的。
“后现代主义”一词使用于文学中，最早见于西班牙诗人费德利科·奥尼斯在1934年出版的《西班牙暨美洲诗选》。1942年达德莱·麦茨在《当代拉美诗选》中也使用过它。他们使用“后现代主义”一词旨在说明二十世纪后期的文坛中已经隐含着一种对前期的反拨，着重于词语的所指。“后现代主义”的普遍使用，大概在二十世纪60年代，首先出现在建筑学领域，继而波及到绘画、文学、社会学以及哲学领域。二十世纪的80年代，“后现代主义”一词开始引进至我国。
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一词，比任何一个术语都更时髦、更含混、更富有争论的空间。何谓文学上的后现代主义?它兴于何时?如何认识它的社会历史背景?哪些文学流派可以归人后现代主义范畴?甚至到底有无后现代主义?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认为，后现代主义确实是一种存在，它不仅涉及到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还涉及到一些创作理念。美国著名批评家、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和概念的最坚决的捍卫者伊哈布·哈桑在1982年发表的论文《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概念》中这样说过：
在整个西方社会尤其是在文学领域，我们真能看到一种需要同现代主义加以区分而又需要命名的现象吗?如果是的，那么能否采用‘后现代主义’这个临时术语呢?
显然，伊哈布·哈桑在小心翼翼地告诉人们，近年来的文坛确实有重大的变化，虽然，我们现在没有找到一个比“后现代主义”更为合适的术语去概括它，但是，用“后现代主义”去和现代主义文学相区别，比寻找一个比“后现代主义”更为合适的词语显得更为重要、更有意义。
然而，在强调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相区别的同时也不要忽视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还存在着“共时性”。伊哈布·哈桑在《类批评：对时代的七种思考》一书中曾经这样说道：现代主义的变化可以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并非突然终止后让后现代主义诞生，它们目前是共存的。
后现代主义决不是孤立和自发的现象，它与现代主义保持着某种衔接与继承。尽管后现代主义文学在创作实践和创作理论上都炫耀自己是对现代主义的反拨，它们也确有不同之处，但是它们在表现个人内心痛苦时，着迷于虚构和表现荒诞、热衷于意识流描法等方面，都有惊人的一致性。我们认为，后现代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这样的作用：它对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艺术手法和表现技法加以固定并有所发展。当然，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也有所反拨、有所超越。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做这样的结论：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发展和继续。哈桑坚持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互渗透”，而非“截然断裂”。
至于后现代主义兴于何地?伊哈布·哈桑认为，乔伊斯在193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芬尼根的苏醒》标志着后现代主义新纪元的开始。因为这本小说使读者看到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现代主义”向“以语言为中心”的过渡。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后现代主义者本体论的创作观念。在这部小说里，乔伊斯对语言实验和文本构造的关注超越了合理的界限。为了文本的需要，他大胆地进行了语言和文本是怎样创造一个世纪的实验。不少人认为，“乔伊斯的‘语言自治’和‘新的词汇艺术’导致了一个继续发展现代主义的某些积极性的创作新阶段。”而评论家奥康诺在《大学新才子和后现代主义的终结》(1963)一书中，将英国50年代以“大学新才子”为中心的文学运动视为后现代主义的开端。当代著名思想家和理论家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主义是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而兴起的，所以，后现代主义产生于二十世纪的60年代。这与弗雷德里克·詹明信的第三阶段的当达资本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对应的分析比较接近。
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后现代主义新纪元开始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世纪的50、60年代。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文坛中出现了一些与此前现代主义文学不同的文学现象，主要表现为：打破了美与丑的界限，打破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打破了能指与所指的界限。“它趋向一种多元开放、玩世不恭、暂定、离散、不确定性的形式，一种反讽和断片的话语，一种匮乏和破碎的‘苍白意识形态’，一种分解的渴求和对复杂的、无声胜有声的创新”。
作为文学的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求解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在比较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异同中去寻觅不失为一种捷径。从这样一种理念出发，并且是从大处着眼，可以作如下一些分析：
第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一样都热衷于语言和叙述技巧的实验。但是，二者却有着程度和目的上的不同：现代主义者反对像传统小说那样去反映现实，他们将自己的“个人对生活的直接印象”以及个人的主观世界作为描写的对象，刻意通过揭示人们的内在真实来反映社会，试图寻求新的表现源泉和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他们扭曲语言，“但目的不在破坏语言，而在获取一种反创作，这种反创作释放出新言语的力量”。
后现代主义者积极地提倡“以语言为中心”，高度关注语言的实验与革新。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在当今时代，语言符号日益失去了其“表征”能力，即所谓的“表征危机”(representationalcrisis)。故而，后现代主义者热衷于开发语言的符号和代码功能，醉心于探索新的语言艺术，试图通过“语言自治”的方式使作品成为一个独立的完全自足的语言体系。他们的目的是用语言来创造一个世界，进而淡化乃至取消文学作品反映生活、描绘现实的功能。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语言革命成了语言的游戏。
文学的“语言的游戏”又进一步 发展 为文学创作态度的游戏化。一些后 现代 主义者至少从表面上说是以一种游戏的态度来看待文学创作的。他们很像孩子玩积木，拿出各种各样的积木，堆积成一个形状。说是座城堡就是城堡；说是只轮船就是轮船。究竟是什么?其实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堆积木。这些积木就是有些后现代主义作品中的语言片段或经验片段，他们玩弄各种技巧，不断翻新，拼合出别出心裁的图式。作为小说可以拆开来读，还可以从后面倒着读，还可以从中任意抽出一段来读。
第二，现代主义者挣脱了基督教文化传统的束缚，但他们仍然想在宇宙中找到系统的精神意义，能够把自己包容进去。于是，运用神话的方式来帮助文学 艺术 实现整体和同一性的做法随处可见，像艾略特的《荒原》，就是运用鱼王的神话并以此形成一个庞杂的神话结构：拯救的主题诉诸于圣杯的隐喻中，表达了 历史 的重复模式。
但是，后现代主义者的艺术观念是不相信任何元叙述，拒绝现代主义的深度模式，对各种神话中的偶像施以亵渎，“遇佛杀佛”。正如詹姆逊教授所说：关于过去的深度感消失了，我们只存在于现时，没有历史；历史只是一大堆文本、档案……。
这样的理念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文学内容的平面化。在一些后现代主义的作品中，文学的深度受到了轻视，无深度的写作使文学作品失去了深刻性而极度“平面化”：在时间维度上，历史感正在消失，时间成为了一系列的片段，任何事物似乎都是同时存在；在空间向度上，如象征、隐喻这些足以把内容引向纵深的手法仅是为了反讽。作品仅仅是一种文本，它可以提供经验，却无须说明。这样由世界和生活碎片拼凑、由词语堆积而成的平面化文学作品“不需要理解，不需要阐释，更不需要体验和思考”。那么．这样写作究竟是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就连写作者自己恐怕都不清楚”
第三，现代主义者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他们敌视大众和民主，认为民主是造成“大众文化”的罪愆之一．唯有把文化交给够资格的文化人手里，唯有精 英文 化，否则整个文明将无法拯救。这样一来，现代主义者抛弃了普通读者的要求，其作品常常去突出地体现权威性，常常需要一个由若干教授所组成的班子去研究、阐释。
后现代主义作家则认为，艺术家不必对自己的作品负阐释的责任，而且反对任何阐释。作家在创作时可以不受规范、教条、符号意象以及 政治 、环境和社会的约束。他们要求读者的主动介入，作家放弃了权威性而把它交给了读者。罗兰·巴特曾经对此作过揭示：
承认作者是作品意义的唯一权威是资本主义意识的预点和集中表现……我们知道，文本并不是一个“神学”意义(即作者——上帝的“信息”)的一串词语，而是一个多维空间，其中各种各样的文字互相混杂碰撞，却无一字是独创的。
文学上“精英意识”被颠覆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艺术的大众化。在这一点上，后现代主义的功过并存。它把艺术从高高的殿堂上请了下来，人人都有生活经验，人人都是艺术家，它把传统意义上的“雅”与“俗”融为一体。现代主义的悲剧在于它找到某种力量的同时选择了软弱，它感受到了物欲大潮中大众对精神孤岛(雅文化)的漠视，索性抛弃了这种现实。
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显然看到了现代主义者所面临的困境，与其劳而无功地抵御现实，不如认同它、适应它。对于社会而言，“通俗艺术是自主艺术的影子，是严肃艺术对社会感到负疚的产物”。然而，对文学而言，现代主义以牺牲大众为代价，保持着对文学自律性的追求；后现代主义则在不可抗拒、无可选择时顺势应变，像纳博科夫、博尔赫斯都对通俗文学抱极大的兴趣。纳博科夫在《洛丽塔》中表达的哲理并不“肤浅”，但他借助一个迎合读者口吻的故事框架，这种貌似媚俗的做法，使作品进入了畅销书之列。“跨掉的一代”虽然是作为“先锋艺术”出现的，但作品本身充满着下层人的生活经验，格调与高雅艺术对峙，在发表之初，它是以粗野的低品位而引起普遍惊异的。
第四，现代主义作家往往将作品的形式视为艺术的生命线，在作品的框架结构和谋篇布局上颇费匠心。后现代主义者比较偏重文本结构的无序性和混沌性。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关于体裁、文类及其表现手段的各种规范都是人为设置的禁忌，应该如何写的统一标准已经不复存在。以小说为例，后现代主义者颠覆了“纯小说”的理念，戏剧式的对话、新闻报道式的文体、政论式的风格充斥在小说中。像图兰·巴特的《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1977)，说它是一本理论著作，但它根本不是在作理论阐述，分明带有文学作品的色彩。说它是文学作品，那么，它是什么形式和什么体裁的作品?其实，它什么都不是，也什么都是。
后现代主义者文本结构的无序性和混沌性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日“蒙太奇”。将不同的语句和内容重新排列组合，或者把一些内容和形式上的并无关联、处在不同时空层次的叙述衔接起来，以增强对读者的刺激。二日“讽仿”。对不同题材的形式和风格进行夸张的扭曲的嘲讽的模仿，使其变得荒唐滑稽可笑。三日“拼接”。将不同文体如文学作品、 科学 论文 、 哲学 著作、历史著作、神学著作等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似乎有内在关联的整体。四日“拼贴”。一些后现代主义者还在小说中夹杂着绘制的素描、复制的档案、文件表格、地铁月票、广告、商品说明书等，使之杂乱地集结在一起，组织成大杂烩式的“泛文本”，来破坏和颠覆既成的文学形式和规范。
后现代主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国际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建筑形式
中图分类号：TU-098.2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伴随着现代化的步伐，国际主义建筑轰轰烈烈地登上了建筑舞台，运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得到的钢铁、玻璃、混凝土材料开发出了经济合理甚至达到良好物理性能的“标准化”建筑。其结果，由建筑师们发起的轰动一时的新造型艺术运动。
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
法国的建筑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注重保护自己的历史建筑和文化传统，但近现代的建筑风格却走向了现代主义运用简洁、通透的手法，舍弃了传统建筑的符号。这是因为他和其他的欧洲国家一样就是非常的重视传统，尊重传统，他们对传统的态度就是老的东西一定要保护，但是新的东西是不能循规蹈矩。历史是在前进的以前的传统风格包括城市格局要保留。但新的建筑思想以及建筑，就要有当代的理念、时代的精神来思考，来创造。现代建筑实际上是受到现代艺术的影响，一个是工业化的发展水平，另一个是受到现代艺术发展的影响，也就是说现代的艺术，现代的绘画是领跑现代建筑风格。才有了众多的艺术流投身的建筑设计中去，建筑始终受到科技水平、生产力的影响以及艺术流派的影响是很深的，所以现代建筑与现代艺术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现代主义在欧洲得到蓬勃发展但在中国现代主义并没有被接受。比较被认可的是后现代主义和新古典主义。那么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呢？简单的说就是对古典文化的复兴，对比较有传统文化底蕴城市和建筑韵味的追求。比如美国等一些国家文化历史比较短，所以想要模仿历史悠久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统和建筑风格，这种情况在我国也存在，我国历史悠久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与文化素质的提高，大众的审美发生了变化开始追求新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居住环境的空间形式。比如喜欢一种贵族文化，也就是拿来显示自己的身份。所以在国内很多地方出现了模仿欧洲古典文化建筑。现代建筑它表现的不单单是去模仿传统的建筑元素或者制式的建筑风格，而是一种完全对自由空间的追求，对自由设计理念的追求，后现代设计是在现代主义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设计,它对现代主义的突破首先是在建筑领域,大分后现代主义设计师同时也是有影响的建筑师。他们认为现代主义只重视功能、技术和经济的影响,忽视和切断新建筑和传统建筑的联系,因而不能满足一般群众对建筑的要求[1]。
二、后现代主义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以现代主义为主，80年代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倾向，相对于此对70年代进行了明确的定位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时期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被视为是停滞不前的时期。60年代末出现的对现代主义的深刻反省，进入70年代以后，如同填补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似的，诞生了许多尝试性的作品。针对否定现代主义的课题，人们都在各自摸索着答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表现理想。以后的一个时期则是培育“后现代主义”的核心时期。
实际上后现代主义建筑的设计观念对设计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后现代主义设计理念的形成开端,理论界普遍公认的是从建筑领域开始的。这也是由建筑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具有公共性特征,长久
实用性和巨大的审美影响力等,这也使得建筑领域的风格变化格外引人注目[2]。
三、后现代主义对建筑设计的影响
1972年，以《五人建筑师》为题的白色装订本作品集问世了。彼得埃森曼、理查德迈耶、迈克尔格雷夫斯、查尔斯格瓦斯密、约翰海扎克5名建筑师在同一时期以纽约为中心展开了各自的创作活动，他们从格布西耶初期的住宅设计中摄取词汇，他们的作品都是以白色平滑的墙面构成的，都会给人一种奇异的感觉。虽然他们的作品风格完全不同，但相对于文丘里、穆尔等费城学派，他们被称作纽约学派。他们的活动与以后的现代主义再认识相联系，经过曲折的发展，形成了所谓的“晚期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立局面。
所谓建筑的解构主义不应该与现代主义对峙，可以说它也只是现代主义潮流中一种展开设计的形式之一。尽管后现代主义受到批评，但是其创新性和标新立异性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3]。作为建筑语言他们常常运用非常新的形态。但是，不管是什么时代，其想要表现的核心往往还是与人们的意识深处相通的贯穿始终的东西。现代主义建筑风格上的排他性和单调性在其发展后期引起人们的厌倦,人们开始追求更加富于人情味的、装饰的、变化的,个人的、表现的、传统的形式,后现代主义建筑应运而生,所谓建筑的解构主义，在理论上是否真正与其语言的确提示了建筑表现的一种可能性。将建筑作为一种乐趣的态度，以及从建筑中发现某种新东西的强烈欲望。
设计本身就是以人为主体的创造过程,由设计师来创造,由大众用某种行为消费方式来承载享受设计。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化,历史差异并存的形态,而人本身作为一种自然个体,具有两种需求的全面功能。这也决定了设计多种风格可以共存和相互影响、相互整合[4]。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进人八九十年代，从髙科技形态、晚期现代主义、乡土主义，到上述的解构主义等， 建筑界简直就是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这就是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时代。建筑设计倾向，弗兰姆普敦的论点也许与大的潮流相悖。现代主义与地方主义两极对立的局面发展到现在也许巳经不是什么新东西了。后现代主义采取的是折衷的手法，把传统的文化脉络与现代设计结合起来，虽然在 20 世纪60～90年代是盛行期，但带来了设计界的繁荣时代，潮流前沿的多元化设计，开创了装饰艺术的新阶段[5]。
弗兰姆普敦的研究与他的古典主义索养不无关系，一些传统的东西对当代显得有些过于沉重。他对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空间论进行的所谓独到的解释和引用，使海德格尔理论解析不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而且也使哲学界的研究有了相当的进展。在其理论被广泛应用的今天，也许巳经没有什么新鲜感。但是，对现代建筑无节制蔓延所引发的疑问，尊重一些地方或集团所继承的有价值的东西，并认真地从中学到某种东西的态度却不是用简单的流行语言所能表述的。
[1]于秀军.关于后现代主义建筑.宜春学院学报,2003(5):81-93
[2]王敏.浅谈现代主义建筑与后现代主义建筑的差异.山西建筑，2006（19）28-29
[3]周蓓蓓.浅谈后现代主义建筑.学院摺英，49-52
[4]丰谷.新时期的建筑美学思想.华中建筑,1994（1）1-9
[5]王受之.世界现代建筑史[M]1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
后现代主义范文第5篇
一、后现代主义文化是对传统理念的反叛———以四种深度模式的消失为标志
传统的艺术理念总是在寻找作品表象之下内在或隐含的某种意义,企图走进一个内在的意义里,人们相信这样的表象之下必定有某种隐含的意义,这种思维模式,在后现代主义文化里被完全抛弃了。只注重表面现象,不去追求隐藏在表象之下的蕴意,也没有必要去追寻什么,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思维模式彻底否定了传统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的转换是以四种深度模式的消失为标志的。
最早的一种深度模式是黑格尔或马克思的辩证法,辩证法认为现象与本质是有区别的,现象不一定等于本质,本质未必就是现象,需要透过现象,去发现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而且,这种模式认为社会生活、历史的现象背后都有一种内在规律和内在本质,即所呈现的未必就是所要表达的,我们应该根据现象去窥视本质。而当今的理论家们不讨论什么深度模式,只注重事件表面、人们的实践行为和作品本身。
第二种深度模式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关于“明显”和“隐含”之间的区别,即所想的和所发生的之间的区别。第三种深度模式是存在主义理论,关于本真性和非本真性的区分,存在主义者认为本真性是核心的东西,可以从非本真性的表面下找到。第四种深度模式是符号学,符号学理论家把符号分为能指与所指,认为能指就是某一符号除了自身的符号指向之外,背后还隐含着某一种意义。这后三种深度模式在实质上与第一种深度模式有共通性,只是出发点和运用的具体领域倾向有所不同,其实都在表面之下寻找背后隐含的东西而已。抛弃了这种解释性思维的思维模式,只注重表面呈现的现实和现象,思维模式的转变在后现代主义时代实现了。思维模式的转变,促使新的理论不断出现,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是艺术领域的一次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转折,彻底的反叛首先体现在绘画领域,然后涉及到文学领域;摄影、电影、电视的出现,又在艺术领域出现了一次巨大的冲击,后现代主义诞生了。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虽然是完全不同的三个艺术阶段,特征相差甚远,但是从微观角度看,又能发现三者之间的微妙联系:艺术总是在继承中革新,在革新中继承。
二、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一词,人们更愿意用“现代性”来指称,艺术的现代性从19世纪晚期开始,持续了整个20世纪,波德莱尔(Baudelaire)的《恶之花》是当今艺术现代性的先驱。艺术的现代性在现代美术里反映最为明显,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后,新技术革命引起的一系列革命导致社会结构以及人的思想、价值观、世界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一些西方画家在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的思想影响下,开始反对理性的压抑和传统的束缚,艺术上不满足于客观事物的再现,而着重于内心的自我表现,所以西方现实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弊端,在画家的作品中也产生了直接的反映或折射。[2]现代派美术起源于法国后印象主义画家塞尚、高更和荷兰画家凡•高。“后现代主义“一词正式启用大约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它首先出现在建筑领域,于80年代迅速地伸展到知识界、文化界和艺术界。在这里,后现代主义成为了和启蒙时代决裂以及对现代性批判的代名词。[3]建筑艺术的批评家查尔斯•杰克斯(ChariesJenks)在《后现代建筑学》(LarchitecturePostmiderne)一书中区分了晚现代的(late-modern)建筑艺术和后现代的建筑艺术。这种“晚现代主义”(modernismetardif)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e)潮流出现在60年代,是对“现代主义条件”(conditionmoderniste)的一种反映。[4]
三、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比较
1、主体性消失———平面感、去历史化、无中心
现代主义绘画中突出的特征是变形,彻底抛弃了传统绘画中近大远小的透视关系,使艺术描绘更加平面化,在某种意义上没有了传统油画内容的“真实感”:传统素描的透视法尽量使形象逼真,是对世界的模仿,而现代主义绘画的平面感较强,失去了形象与客观事物对应的真实性。如塞尚的作品《红椅上的塞尚夫人》,就好像是用剪纸顺序贴成的画面,这是他平面性绘画的一幅,可惜塞尚没有顺着平面性绘画道路发展下去,而高更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塞尚有两方面的探索,一是用色彩的冷暖对比来描绘立体感,而一反传统的以光影表现质感的方法来描绘立体感,如《暖房中塞尚夫人》就是这方面成功的作品,第二个探索就是风景画方面,一是利用垂直线和水平线构成,如《奥韦尔小家》,二是以分解体积作为出发点,如《圣维克图瓦山》。还有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安迪伯夜钓》都是平面感极强,事物又是极度变形的。在现代主义的作品中,最突出的就是卡夫卡的《变形记》,把人变成了一个甲虫,完全背离了现实主义的宗旨,脱离了客观世界的存在,《等待戈多》、《尤利西斯》都是现代主义产生的作品。而在后现代主义艺术中,杰姆逊认为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相片的出现,一是平面感,但平面感不同于立体主义中的平面感,那仍是美学意义上的追求,而后现代主义的平面感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概念,这种平面性的空间深度已经不存在了,无中心,无固定的方向,但却具有“超级写实主义”的特征,他以摄影写实主义为例,相片“只有绝对的相似性,而且没有任何的主观性和个性”,“虽然这些摄影写实主义画家都是有很高技巧的艺术家,但在画面上根本看不到他们的特点和个性,所有一切都是平直的。”[5]后现代主义艺术是对客观对象的绝对相似,是在“复制”客观的事物而已,没有了自我的个性与主观性,而在现代主义的作品里,主观性和个性起了很大的作用。“风格问题在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中占主导地位。每一个现代主义大师都是在追求自己独特的风格,因为风格是个性的表现,是个人的东西,创立自己的风格也就是求得成功地表现自己独特的经验、感受和个性。”[6]机器复制的时代抹杀了艺术家独特个性的表现。
2、不确定性———二者的可解释性不同
现代主义的作品是可解释的,后现代主义的作品是不可解释的,也没有什么可解释性。现代主义的艺术是关于焦虑的艺术,关于情感的焦虑、个人的孤独以及对社会和人际关系的绝望等。工业化文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确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个人心灵上的孤寂,精神上的焦虑在工业化的时代显得尤为突出,这导致了现代艺术作品的焦虑主题。现代艺术在变形的姿态中发展,艺术作品普遍反映了被工业化扭曲了的人们的复杂焦虑心理。现代艺术在形式上荒诞,如《等待戈多》讲述了两个流浪汉在一个四周空旷、只有一棵树的地方等待戈多,他们自称要等待戈多,但戈多是谁?在何时见面?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只是苦苦地在这里等待戈多。为了解除等待的烦恼和寂寞,他们没话找话,聊些无聊的话,做些荒唐古怪的动作。有个小男孩跑来告诉他们,戈多今天不会来了,然而第二天,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他们又在那里等待戈多,继续说些无聊的话。他们一直在等待,等待戈多的到来。这样一部剧作,描述了两个无聊的人在等待一个没有结果的结果。既然是等待一个没有结果的结果,他们为什么还要等待呢?因为他们心中有希望,即使希望是那么的渺茫和漫无目的。这部作品的主题是等待希望,他们在等待一个虚无的希望,该剧从不同方面反映了无目的的生活导致的幻灭感。这部荒诞剧无情节、无形象塑造、无戏剧冲突,荒诞的戏剧形式背后却反映了一代人的焦虑和希望的渺茫。“迷茫的一代”就是人们对现代主义生存方式的反映,现代主义作品在荒诞的表面下传达了迷茫、焦虑的信息,在某种意义上是有主题,可解释的。杰姆逊认为,现代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不同的是,现代主义文学描述的简单物品,如椅子、双脚、地板等都在说话,在述说着什么,并没有明确指示什么。如福克纳的长篇小说《押沙龙!押沙龙》(Absalom!Ab-salom)里描写寇得菲尔德小姐的一双够不着的脚,就述说着她的急躁。“而在现实主义文学里,一件物品就是一件物品,它并不述说什么,而是指示着什么东西。”[7]同样的一双鞋,可能指示着背后发生的一段故事,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或是什么。它与现代主义不同的是,事物被表面化、简单化了,着重于直接的状态,而不去深掘背后与之不相干的事物,一件事物只是作为符号,而不是探究它的能指意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中,一件事物就是一件事物,它并不述说着什么,更不指示着什么,他说明的就是一件事物存在的状态。如杰姆逊以凡•高(VincentVanGogh)的《一双鞋》(APairofBoots)和安迪•沃霍尔(AndyWarhol)的《钻石灰尘鞋》(Dia-mondDustShoes)为例,凡•高的《一双鞋》只是对农民生活的一种表现,没有对农民生活痛苦的控诉,而沃霍尔《钻石灰尘鞋》只是一只鞋,没有任何意义,钻石灰尘鞋就是一只布满灰尘的钻石鞋,就好像我们在买鞋的时候,商家做的鞋广告,它告诉我们鞋子都有哪些种类,哪几种款式。后现代主义艺术更多的具有这种性质。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一个明显的分野就是艺术与商品相结合,艺术充分进入了商品世界,“与后现代主义者不同,后现代主义者不拒绝它作为商品的身份,后现代主义标志着文化完全与商品系统合作”。[8]沃霍尔的作品《坎贝尔罐头汤》(Campballs)明显的商品化了,一个带有坎贝尔罐头汤标志的易拉罐被复制出许多并排列出来,就是一幅艺术品,似乎看起来更像坎贝尔罐头汤的广告宣传画,加入了更多商业元素,没有了艺术的内涵,后现代主义艺术被商品的资本化吞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