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概论范文第1篇

《概论》是陈先生早年授课之讲稿，1942年方编集成书出版，共6卷，它将“士人所常读，考史所常用”、“史学必需参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缘起》）的六朝至清代35种佛教史籍，略按成书先后顺序，分类加以研究、辨析，依书的内容、性质，分目录、传记、护教、纂集、音义等几类，分别对每部书的名目、略名、异名、卷数异同、版本源流、撰人略历及内容体制、得失等方面加以介绍与考证。与此同时，每部书又视具体情况，在介绍的方面上各有侧重与增删。本书所有成果涉及到文献学、史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在它问世以来的近60年中，征引者甚多，而论述者甚少。近年，周少川教授曾撰《史学研究的拓展——读<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一文（见《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出版），阐述《概论》在目录学、历史学、佛教史方面的贡献，读后颇多启发。本文只就《概论》的史学价值作进一步论述，揭示它在这方面的突出成就。

一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的史料价值

作为名重一世的考据学家，陈垣先生在《概论》中首先关注的是史料的准确与可靠问题。正如他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缘起》中所言：“因《四库提要》于学术上有高名，而成书仓猝，纰缪百出，易播其误于众……其弊盖由于撰释家类提要时，非按目求书，而惟因书著目，故疏漏至此，今特为之补正。”这指明了本书的基本撰述目的及特征。而这一特征，则是本书史学价值的根本，也是其文献价值的最主要方面。

——考证史实。勾稽残简遗册，博征各家之说，加以参照考校，以求得事实之最终真相，是考证学的基本目的。《概论》在这方面所做贡献，极为突出。如上所言，本书撰述的缘起是补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疏漏错误之处，而事实上，它所纠正、补充的史籍远远超出于此，而是把每部书流传过程中可能出现讹误的每个环节，均一一加以考辨，从而求得廓清事实之功效。此类考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考名目，包括书名、人名等。前者如卷一《出三藏记集》条中称：“自《历代三宝记》以来，即有引作‘集记’者，故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引此书凡三十二回，皆误作‘出三藏集记’”；后者如《历代三宝记》条对“宗殆”之名在历代史籍、文集中致误的过程作了考察；同卷《开元释教录》条，专列“《晁氏读书志》正误”、“《四库提要》正误”两目，证其图书分类及相关史籍评价上的失当之处，则更为精到、详备，卷三《弘明集》条关于《牟子理惑篇》之撰者的考证，亦属此类。以上，是为此书在目录学上的成就。二是考史实，即对所论史籍的流传及书中所载内容之误加以考辨。如在《历代三宝记》条对“补阙”一职的辨误，是从典制史的角度对《佛祖统纪》关于佛教人物记述失实的订正；卷二《续高僧传》条，指出《全南北朝文》在利用本书时由于对佛教历史的无知而导致的错误，是为从文献运用角度谈其不足与讹误；又如卷五针对《宝林传》所载昭明太子奉旨为达摩撰祭文一事，指出“大同二年，昭明卒已五年矣，何能为达摩撰祭文”等等，均为此类。

——拾遗补阙。《概论》在这方面的工作主要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补充不为前人所注重的佛教史籍，主要指补《四库全书总目》之缺。全书研究的佛教典籍中，《四库存目》者为8部，无载者为14部，共占全书总数约三分之二。即使是《四库提要》所涉及的史书，亦在其基础上补充必要的考证与史实。二是考人物履历，主要指从正史、笔记、杂传及其他佛教史籍中勾稽史料，以得到所论史籍著者及相关历史人物的人生经历。如卷三《法苑珠林》条所列“道世略历”一目，是在广泛征引《宋高僧传》、《越缦堂日记》、《佛顶最胜陀罗尼经》唐译本、《大唐内典录》、《续高僧传》等各种性质著作的基础上撰成的；其他如“赞宁略历”、“玄应略历”、“慧苑略历”等均类此。不仅如此，陈垣先生还在考实的同时，总结、概括某些作者的学术特点，如卷六《禅林僧宝传》在考察作者惠洪生平的同时，还指出他在学术上的主要特点是“伉爽有才气，聪明绝世，同时僧中无两也。其居平评诗之语最多”。三是对非宗教史学著作内容的补遗。如卷二《高僧传》条，指出“范蔚宗被杀，门有十二丧，无敢近者，释昙迁抽货衣物，为营葬送，《宋书》六九，《南史》三三《范传》皆不载，亦见于《高僧传》十三《迁传》”；卷四称“一部《景德传灯录》，不啻一部唐末五代高逸传，惜乎欧、宋二公皆不喜佛，故《新唐书》及《五代史》皆阙失此等绝好资料焉。”卷六《佛祖通载》指出“惟此书撰自元代，时有佚闻，如瀛国公之死，《宋》、《元史》皆阙载，此书于卷末至治三年条，载是年四月赐瀛国公合尊死于河西，与洪武初无愠撰《山菴杂录》同，此释典之有补世典者。”此乃在指出本书的史料价值的同时，还补充了正史所缺史料，对客观历史研究与史学史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考镜源流。考镜源流为史源学之显著特征，亦为考证学之重要方面，同时也是陈垣先生治学的显著特征。他在《概论》中亦十分强调探究史源的重要性，如卷三《广弘明集》“《四库提要》正误”目，指出“《提要》又引《神僧传》六，称道宣为僧祐后身。按《神僧传》乃明初撰集之书，其《道宣传》全采自《宋高僧传》十四，《宋高僧传》《四库》著录，《提要》何以不引宋传而引明传，可知其随手翻检，未尝一究史源，实为疏陋”。《概论》之考镜源流主要体现于每部书目之下“版本流传”、“学人利用”诸方面考察中，这对于了解这些史籍的版本优劣、内容特点及前人研究情况都大有裨益。如卷三对《法苑珠林》的流传与使用情况做了详细的考证与介绍；对《一切经音义》、《新译华严经音义》在流传过程中不同的版本即藏本与儒本作了不同的介绍，以便于人们在利用与研究时作参考。至于考察佛教历史发展的专目，如卷五在《释门正统》、《佛祖统纪》二书之下列“台禅二宗之争”、及“山家山外之争”二目，指出台禅二宗“之于七佛十十八祖，亦犹儒墨之于尧舜也”，而山家山外之争，则“犹儒家今古文之争也”。是为从两部阐述佛教统纪的史籍中以微见著，考证佛教发展的脉络与流派特征，亦可视为较为完整的学术发展史研究。它们不仅具有条分缕析、考镜源流的作用，而且每每涉及到学术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随处发论，多有真知灼见。    

以上这三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此书在史学研究尤其是佛教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中国佛教史研究的必备书籍。正如佛教史专家吕澂先生所言：“陈垣著《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讲述得较详，可以参看”（《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序论》）。

二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的理论色彩

《概论》是一部考证性质的宗教史籍研究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史学著作，盖无疑义。然从陈垣先生之学术渊源与学术特点来看，绝不仅限于考证史实，他所著宗教类著作，从《元也里可里温教考》、《元西域人华化考》到《明季滇黔佛教考》，无一不蕴含着丰富的关于历史、史学与现实的思想认识，《概论》亦不例外。除了上述文献学上的价值，它还具有多方面史学研究的理论价值。本文试从以下几点作简要论述：

 

——学术定位。所谓学术定位，是指《概论》在考镜源流，辨证史实的同时，还明确了所考察的每部佛教史籍在学术发展中的地位。这里说的学术发展，既包括佛教史、客观历史，也包括史学史。而这种定位工作，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的：一是通过对史书本身的特点进行总结，直接提出结论。如卷三《法苑珠林》说它在文献学上的价值是“凡近代耳闻目击之事，无记载可述者，亦必注明某人所说。……表示其说有征，不为虚构，甚合史法，故清代汉学家特重其书”；卷四《慧琳音义》在这方面价值则体现为：“吾人近考《四库提要》惠敏《高僧传》之伪，利用此书卷八十九”；卷五在介绍《宝林传》时指出它在佛教史研究中的地位：“此书为禅宗史惟一史料，《景德录》及《传正宗沪》均取材于此。惟其言不雅驯，荐绅难言，故《正宗记》用之而复贬之。正如吾人今日欲考中国天主教史，不能不用传教士所著之书也”。二是通过对佛教史籍与时代学术风气的相互影响与作用的考察，凸现出它本身所具备的学术史价值。如卷三对《法苑珠林》的流行与汉学的关系的分析，首先引刘毓崧《通义堂论文集》十二所言“陈隋以上旧籍，唐初存者较多，其无传书者，可以为蒐讨之用；其无足本者，可以为校补之资，于艺苑学林，自有裨益，不得因异端当斥，而遂不节取之”，而后得出结论云：“书之显晦固有时，然苟不与汉学家气味相投，亦焉能登之儒藏也”。同卷对《一切经音义》、《新译华严经音义》内容的考证，认为它们之所以得到清代小学家、校勘家、辑佚家的青睐，也是由于“其所引书，自释典外，百数十种，今多亡佚，即未亡佚，亦每有异文，足备讐校。”“此亦时代风气使然”。同样，《辅行记》的流行，其内在原因也在于它与清代学术风气的偶合。这就不仅是对史籍本身价值的考证，而且把它的流传与时代的关系辩证地揭示出来了。

——探讨规律。《概论》谈学术发展，往往超出佛教史学的范围，对某一时代学术风气进行概括与总结，从而使这种研究具有了某些普遍性特征。如上述对时代风气与佛教史籍流传影响的认识，就带有这一特征，使今人对清代学人的学术观点、价值取向及其与佛教发展的密切联系有所认识；同样，卷三《广弘明集》在谈到本书的利用价值时，指出《四库提要》从中得阮孝绪《七录序》，故而对其大为重视，而事实上“明人早已见及，特明人纂述，不尽注出典，即注出典，亦不注卷数，方法不如后人之密，故每为清人所轻，而严可均《全汉魏南北朝文》遂称独步矣，此时代风气之赐也。”这一段议论之作用，不仅在谈佛教史籍，而是涉及到对明代学术整体特点的认识及其与史籍流传关系等问题，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明清治学风气的迥异。又如卷四在谈及《新译华严经音义》流传时指出：“辽时文化本陋，惟燕云十六州为中华旧壤，士夫多寄迹方外，故其地佛教独昌，观缪、王二家所辑遗文，属佛教者殆十之六七。”这一方面揭示了辽代佛教发达、尤其在汉族旧地为甚的事实，一方面也是对辽代文化发展特点的概括。从上述几例我们不难看出，第一，任何学术流派相互之间都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史学与佛学如此，前代与后代学术亦如此。第二，政治与学术之间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的辩证关系。前者决定后者的基本面貌，而后者在反映前者的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前者。《概论》中所包含的这些理论因素，不独是由于陈先生对史事的精于考辨，更是因为他对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大势有驾驭之力所致。

——史学批评。在《概论》中，这方面探讨多是通过对佛教史籍与正史比较进行的。如卷四在讲到《五灯会元》的体例时指出：“《十七史商榷》五十三谓：‘《新唐书》过誉《南北史》，平心观之，延寿只是落想佳。因南北八史，合有鸠聚钞撮之功，延寿适承其乏，人情乐简，故得传世。’吾今于《五灯会元》亦云然，自《南北史》行，而八史多残阙；自《五灯会元》出，而五灯遂少流通，同一例也。”这事实上是把佛教史籍纳入史学史的广阔范围加以考察，认为它们遵循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以此为出发点，《概论》还在史书体例的不同方面，对佛教史籍作出评价。如卷六指出《佛祖通载》在体例上不能吸收正史编撰的长处，在纪年时“只以甲子二字标题，而不尽著年号及年数，每条起始，多以‘某月’或‘是岁’等字冠之。欲知其事在何年，辄翻数叶或十数叶而未得其确数，此本书之大病也。”卷五在探讨《释门正统》、《佛祖统纪》二书体例时，指出前者有本纪、世家、志、传、载记，乃“仿《晋书》十六国例，以天台以外诸宗入载记。”而后者则“稍变其例”，增加表以“仿《魏书》例也”。此外，还“有《山家教典志》，犹诸史之艺文，专载天台宗著述目录；有《名文光教志》，犹地方志之艺文，专载有关天台宗之文；有《诸宗立教志》，载天台以外诸宗；有《法运通塞志》，其体为编年；有《历代会要志》，其体为类事，则不独天台一宗之事，凡考求佛、道二教交涉，及摩尼、火祆诸教历史者，均可取资也。”指出这种类于典志的史书体裁在佛教史籍中的运用及其在史料搜集方面的优长之处。在运用史学批评标准评价佛教史籍的同时，《概论》还对自《史通》以来颇受史家关注的“史法”之说提出自己的认识，即不受“名教”、“伦理”之限，以事实为依据开展史学工作。基于这一认识，他认为，《四库提要》指责《宋高僧传》以武则天时人入周代，是“殊乖史法”，而实际上“不知此最合史法也。武后于载初二年九月，既改国号曰周，直至中宗神龙元年二月，始复国号曰唐，此十五年中，事实上为周，史家岂得称之为唐。”接下来还对《四库提要》所言本书“未明断限”问题加以辨析，则既是对《提要》的补正，也是对史书体例思想的进一步阐发。

——人物评价。此亦为《概论》较为重要的理论价值。纵观全书，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可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是“论古必恕”。如在卷二《续高僧传》条一方面指出严氏《全南北朝文》在利用本书过程中的严重失误，一方面又设身处地认为“卷轴既繁，虽号称缜密，亦不能无误，要在后学为之纠正耳。”二是“知人论世”。如卷五《法藏碎金录》条，针对《四库》认为《郡斋读书志》列此书于别集类，是“既不敢削其祖宗之书不录，又不肯列之释氏贻论者口实，故姑以附载回护之”，辨析曰“此非知人论世之言也。晁、陈二氏，见解不同，陈氏颇不喜佛，晁氏则以佛为其家学，……则公武又何尝有为其祖回护，恐贻论者口实之事。……则所谓不肯列之释氏者，岂非《提要》以己之心度古人之心乎，此论古者之大病也。”三是客观公正。这个方面最为突出的例证莫过于对《宋高僧传》的作者赞宁的评价。陈先生一方面对其“语类俳优，然适会上意”、趋炎附势的做法加以批评；一方面又对其在史学批评上的贡献加以客观评价：“赞宁博学，颇讲史法，吴处厚《青箱杂记》六，称其：‘曾撰《非史通》六篇，为王禹偁所激赏’。固未可以‘乖史法’讥之也。”这三个方面的评价标准，都包含着辩证的色彩，一方面体现出陈垣先生对我国史学传统的继承，一方面也是他在吸收了西方史学理论之后的结果。

除上述所言，《概论》还具有其他方面的理论价值，如关于文史关系的论述：“所谓一体者，即鎔众说以成文，此文家之法也；所谓聚众碣文为传者，此史家之法也。”（卷六《释林僧宝传》）关于校勘学原则的论述：“‘读诵’《四库提要》作‘诵读’，此虽小节，然以今语改古语，为校勘学中一大忌”等等。这些涉及史学研究方方面面的理论观点，虽不系统，却与本书的文献学价值一起，成为陈垣先生留给今天史学研究者的富贵财富。

三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的时代意义

《概论》成书之际，正值日寇横行中华，国破民亡之时，陈垣先生在这一时期著书，无不饱含着强烈的爱国热情，《通鉴胡注表微》即是先生史学著作中最为显著的例证。而从《概论》本身来看，作者也多借对佛教历史的阐发，行议论时政之实。在本书《后记》中，陈先生明言“稿成于抗日战争时期，时北京沦陷，故其中论断，多有为而发”，指出它强烈的时代感与政治感特征，同时也体现出他为实践“有意义之史学”所做出的努力。这种努力贯穿于全书，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思想认识：

史学概论范文第2篇

多年来，学界对与上海有关的现代文学现象的研究，采取的主要文化视角是都市文化和海派文化。都市文化和海派文化视角照亮了一些文学现象，也留下了一些盲点。鉴于此，根据现代时期上海的租界语境，提出“租界文化”概念。租界文化和海派文化、都市文化既有相通之处，又有明显区别。“租界文化”概念的提出，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创了新的维度、新的尺度、新的空间。

【关键词】 租界;租界文化;上海租界;都市文化;海派

漫步上海滩，巍峨的外滩建筑使我们缅怀租界往昔的繁华面影;徜徉南京路，闪烁的霓虹灯令我们遥想30年代的上海风情;探访汉口镇，新旧交错的江汉街诱使我们解读旧日的租界踪迹;游览天津市，繁华的和平区向我们诉说着历史的沉重变迁。透过岁月的斑驳陆离，造访在华的租界遗址，引发的感情是复杂的。面对租界遗迹的感受，化用张爱玲的一句话来说，仿佛觉得租界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既惊讶于袍的华美，亦深感虱子的可恶。

从鸦片战争至八国联军入侵的60年间，即从1843年第一个外国租界的初步辟设，到1902年鼓浪屿公共地界和天津奥租界的最后开辟，英、法、美、德、日、俄、意、比、奥等9个国家先后在上海、厦门、广州、天津、镇江、汉口、九江、苏州、杭州、重庆等城市，设立了近30个租界。所谓“租界”，是指“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等国的通商口岸开辟、经营的居留、贸易区域。其特点是外人侵夺了当地的行政管理权及其他一些国家主权，并主要由外国领事或侨民组织的工部局之类的市政机构来行使这些权力，从而使这些地区成为不受本国政府行政管理的国中之国”。

租界虽然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但是与割地赔款等丧权辱国条款相比，通商口岸的辟设和其后租界的建立，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历史现象。一方面，不可否认，租界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掠夺和军事侵略的“桥头堡”，是帝国主义建立在中国土地上的“飞地”;另一方面，我们也得承认，租界的空气使人自由，租界为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自由言说的话语空间。租界提供了一种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语境，形成了西方文化的集散、缓冲地带，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前沿地带。租界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实体性存在，加速了上海、天津、武汉等现代城市的崛起，建构了与传统中国城市截然不同的城市景观、市政制度、文化出版机制和消费时尚，改变了租界市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心理、审美观念、伦理模式，并凭借其商业贸易网络、新闻传播体系、人口流动方式，影响了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在历史上存在的外国租界当中，上海租界发展最充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最大。

上海是一个因租界而繁荣的现代都市。上海宋代设镇，元代置县，到了清代，上海也不过是东南一个较繁荣的县镇而已，而外滩开埠前只是一片滩涂之地。“近百年的上海，乃是城外的历史，而不是城内的历史，真是附庸蔚为大国，一部租界史，就把上海变成了世界的城市。”年，上海总人口达到30万，其中租界人口接近150万，租界总面积达到48653亩。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商贸、金融、工业和文化娱乐高度发达，是全国的文化、经济中心，是远东第一大城市、世界第五大城市。洋风炽盛的大上海当时被誉为“东方巴黎”。

租界时期的大上海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几十年后，它又不断被人们追忆、想象、评论、叙述。:尤其是近十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唤起了人们对租界时期上海都市经验的缅怀，人们试图从昔日上海的都市形象中，寻找理解现代中国的线索。新时期重塑上海城市形象的巨大举措，在文化策略上选择“海派”作为上海的“城徽”。因此，新时期对上海历史和上海文化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的热情关注，上海近现代文学现象也进入了研究者的中心视野。

在史学界，唐振常、熊月之、费成康等当代学者在上海史和租界史研究上成效卓著。他们的研究，与民国时期姚公鹤、徐公肃、丘瑾璋、蒯世勋和西方学者梅朋、傅立德、罗兹·墨菲等的租界研究，注重史的记录。租界的扩界、工部局的机构设置、租界司法权的演变、租界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以及上海的现代化进程等问题，是这些学者的论著中最关切的问题。也有少数史学专家致力于上海文化的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李天纲，从已有成果来看，海派文化、制度文化和城市文化是研究者选择的三个主要维度。这三个维度固然能够大致呈现近现代上海文化的本质属性，但是缺乏直指其文化内核的阐释力，也缺乏融括整体的气度。

在文学界，陈伯海、王文英、陈青生、袁进等分别对上海文学史进行了梳理。上海文学史的撰写基本上采用标准的文学史书写模式，以《上海现代文学史》为例，虽然独具慧眼地把在上海停留居住过或在上海的报刊、出版社发表作品的作家都纳入上海文学的论述范围，但是，租界、租界文化的存在没有进入撰史者的中心视野。历史学家认为:“研究近代上海是研究中国的一把钥匙;研究租界，又是解剖近代上海的一把钥匙。”谈上海文学，如果不把租界及其文化作为思考的重要维度，不说有误读的危险，至少有所遮蔽。在海派文学(都市文!学)的研究中，李欧梵、吴福辉、杨义、李今等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阅读《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上海摩登》和《京派海派综论》等研究海派文学和都市小说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论述现代上海文学、海派文学和都市小说，基本上取的是一个文化视角。研究者使用的主要文化视角是海派文化。“海派”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历史概念，如果要把这个旧概念纳入新的研究框架，首先必须为之“正名”。研究者倾向于用“现代质”来命名海派文化的本质属性，或者把海派文化归入都市文化门下。延用一个旧概念对之重新解释，造成了新旧概念之间的断裂不说，还把海派文化投入到都市文化的怀抱中，加以泛化。把经过如此修整后的“海派”概念投入文学研究，多少要承担概念偏执和错位带来的风险。这是当今研究者重新诠释和使用“海派”文化概念时，难以摆脱的困境。“海派”概念的局限性，造成了使用过程中玩不转的现象，一些相关的问题无法在“海派”概念下得到合理解释，所以就不得不在同一专著中采取多种文化视角，把海派文化、都市文化、上海文化和洋场文化等概念交叉混杂使用，这几个概念实际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概念的交叉混杂使用，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其中任何一个文化概念都不能单独承担解释对象的重任，或者说都不是最贴近历史和文学本体的概念，必须提出新的文化概念来重新照亮与上海有关的文学现象。

对于上海有关的现代文学现象的研究，之所以存在一些解不开的症结，主要是因为研究者忽略了，或者没有充分重视近现代上海最基本的文化语

境——租界文化语境。租界语境下的上海文化，很难用海派文化或都市文化来准确全面地指称;海派文化和都市文化视角，也不能对和上海有关的许多文学现象作出合理解释;海派文化和都市文化视角照亮了一些文学景观，也留下了一些盲点。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充分考虑上海的租界语境，提出新的文化概念，对与上海租界有关的文学现象作出新的解释。

因此，本文根据现代时期上海的租界语境，提出“租界文化”概念。所谓“租界文化”，是指l 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上海、天津、武汉等地外国租界的相继开辟，在以上海租界为主的租界区域逐渐形成的殖民性、商业性、现代化、都市化、市民化的中西杂糅的文化形态，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海派文化、都市文化既有着一定联系，又有着明显区别的一种新型文化，其本质和特征体现在与租界现象相联系的独特的市政制度、文化体制、城市空间、市民体验和审美风尚等多个文化层面。随着百年租界现象的终结，尤其是新中国的成立，租界文化逐渐走向式微。

实际上，自设立租界以来，人们就注意到其孕育的怪异而令人深感不安的文化形态。但是，由于现代知识分子从固有的“乡土中国”文化立场或庙堂士大夫文化立场出发，认定租界文化是浅薄庸俗的，更由于当代研究者的历史或意识形态偏见，租界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被缩减，或被言说的禁忌所裁剪，谁也无意于把租界文化确立为一种新的文化范型。梁遇春把黑暗的上海比喻成一条恶狗:“上海是一条狗，当你站在黄浦滩闭目一想，你也许会觉得横在面前是一条恶狗，狗可以代表现实的黑暗，在上海这现实的黑暗使你步步惊心，真仿佛一条疯狗跟在背后一样。”周作人对上海文化充满鄙夷:“上海滩本来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说)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钱钟书则认为上海能产生艺术和文化，简直是一个笑话:“正像说头脑以外的手或足或腰腹也会思想一样的可笑。”李天纲也坦言，“租界文化是一种混合文化，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其浅薄粗陋不但引起中西社会的共同轻视而且常令身在其中的自觉者自卑。”对上海(租界)文化持鄙薄态度的论说，不胜枚举。这种评判态度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心理因素在起作用。一方面，租界文化和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所坚守的文化价值立场相冲突，故他们极力贬低租界文化，把租界当作文化沙漠。“对所谓‘文化沙漠’的批评，固然是指某地高品位的精神产品产出的匮乏，但更主要的，似乎是指城市所造就的一种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价值准则。”租界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既不合传统，又不合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面对租界时，难免有一种“仿佛一条疯狗跟在背后一样”的文化恐惧心理，其深层原因是强烈的民族意识。笔者敬仰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民族立场，理解他们的文化姿态。但是，我们更需要直面历史的勇气和诠释文学史的求真意志。

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文人们是那么热衷于评说租界，热衷于在“海派”、“洋场”、“租界”、“都市”、“上海气”等名目下谈论租界文化，却又往往心怀忌惮、笔藏讥讽、羞于为伍，一副不屑于谈论的腔调，这真是一个可笑而滑稽的问题。至今研究者还是愿意在“上海文化”、“都市文化”、“海派文化”的旗帜下来研究相关的历史问题和文学现象，就是没有从“租界文化”的角度来全面透视，而这些现象和问题又恰恰是与租界现象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这种联系是“捆绑式”的。我们可以问:没有租界，相关的历史和文学现象会发生吗?即使仍然发生，会是这样的历史情态吗?不论租界现象是民族的屈辱或现代中国的钥匙，我们都得承认它存在的事实和培育出的独特文化形态——租界文化;无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租界文化，我们都需要敢于说出租界文化对文学所带来的重大影响。

根据希尔斯《论传统》关于文化传统的观点，笔者认为，上海租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至迟在1920年代，形成了具有一定规范的文化传统。也就是说，租界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范型或文化传统，应该是成立的。本尼迪克特的观点同样有助于我们把“租界文化”确立为一种新的文化传统:“文明本身能够产生的变化可能远比人类任何权威所希冀或想象的对文明的变革都要更彻底、更激烈，而且仍是完全切实可行的。今日如此横遭责难的那些细小变化，诸如离婚率上升，城市中日甚一日的世俗化，贴面舞会的盛行，以及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的事情，也许弹指之间就成了一种稍有差别的文化模式。一旦成了惯例，它们也就具有了同老模式在以前那些年代时所具有的同样丰富的内容，同样的重要性，同样的价值。”租界文化在20年代应该“成了惯例”，成了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差别的文化模式。否认其存在或讥笑其鄙陋的人，多少是怀有偏见。关于“租界文化”具体内涵特征的分析，笔者曾撰文论述过，此不赘述。

租界文化和海派文化、都市文化、殖民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在中国，租界是海派文化和都市文化的滋生地，租界文化和海派文化、都市文化在核心本质上有相通之处。在上海，无论现代城市景观的出现、市民理性的形成、自由话语空间的提供、开放宽容意识的成熟、重商主义的流行、声光化电工业文明的发达，都和租界的存在密不可分，这些特征也被当作都市文化和海派文化的精神内涵。30年代的海派文化是上海开埠后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海派”概念下的那些恶俗习气，大多数是租界风气所致。民国时期中国都市文化与西方都市文化之间存在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都市进程，是以沿海沿江的商埠、租界为核心与范本迅速推进的。事实上，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真正的大都市只有上海，而此时上海华界的发展状况与几十年前租界的样子大致相当，可以说，民国时期的都市文化基本上就是指十里洋场呈现的文化气象，说到大陆现代文学中的都市文学，几乎就是指上海的都市文学。殖民文化是在殖民地化过程中产生的文化类型。租界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开辟的“国中之国”，和殖民地在某些方面有类似的特性，租界文化和殖民文化存在交叉重合的特征。由此可见，租界文化包含了海派文化、都市文化和殖民文化的一些内涵特征。

虽然租界文化、海派文化和都市文化都是租界开辟后产生的文化现象，但是租界文化与海派文化、都市文化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其区别大致体现在以下五点:

其一，三种文化所属的坐标体系和解释框架不同。租界文化处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所构成的解释框架中，有着殖民入侵的文化背景;海派文化和京派文化构成一个二元对立的文化诠释框架，30年代的海派是租界罪恶品性的替罪羊;都市文化和农耕文化构成一个二元对立的文化诠释框架，现代转型是联系二者的关节点。

其二，租界文化具有强烈的殖民性和民族性特征。而殖民性和民族性并不构成海派文化和都市文化的必要元素。

其三，从城市和制度看，上海租界的城市空间、城市布局、石库门建筑，以及上海租界的市政管理制度、租地制度、议会制度、治外法权、文化制度等等，所具有的文化特征，都使得租界文化和海派文化、都市文化区别了开来。

其四，从文化的主体“人”来看，上海租界人口的年龄性别构成具有独特性，男女比例严重失衡，青年人占的比例高于其他区域;在租界人中流行的语言是洋泾浜语;租界人有着强烈的冒险投机意识;租界知识分子不能与任何集体发生有机真实的联系，与租界的心理关系是“在而不属”，身份特征变得暧昧;上海租界由资产阶级引导消费和生活的时尚。

其五，租界文化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是一种混合文化，具有“四不像”的特征。这是都市文化不具有的特征，虽然大家也把这个特征归结到海派身上，但是归到租界文化门下更妥帖。

从上述五点区别可以看出，租界文化是一个和海派文化、都市文化有着明显区别的概念。

人们无论从都市文化还是从海派文化的角度来谈论上海这个城市或现代文学，涉及到现代都市的兴起、西方观念的流行、市民社会的壮大、公共领域的产生、新闻传播的发达、通俗文化的泛滥、伦理观念的变化、社会心理的转型、作家生命体验的流动、激进思潮和先锋意识的出现等问题，都绕不开租界，学者倾向于使用类似于这样的句式——“租界开辟后，租界提供的……空间，给……造成……影响……”——作为前提来进入话题;在提到上海的罪恶品性时，如上海罪犯丛生、花柳遍地、道德堕落、廉耻丧尽等等，人们愿意把罪恶的根源归结到租界方面。既然都和租界有关系，以租界文化的名义讨论不是更直接妥当吗?《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给海派定位时是这样说的:“海派产生于近代海禁打开之后。自沪地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辟了租界，起初称‘夷场’、‘洋场’，这才有所谓的‘洋场文化’和‘洋场文学’。在时空两方面，这样来给海派定位，大体是不差的。”撇开概念的使用不说，这段话不就相当于在谈论租界文化吗?我们如果把“海派”置换成“租界文化”或“租界文学”，内在关系似乎更妥帖。在此，我要郑重声明:我并没有以“租界文化”取代“海派文化”或“都市文化”的盲目冲动，在文学研究中，这三个概念各有自己的存在价值和空间。不过，我坚信:“租界文化”可以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概念。

提出“租界文化”概念来研究现代文学，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或单纯的标新立异。虽然我们对于用租界文化来命名现代上海文化心存芥蒂，但是，我们不妨从租界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现代文学。

每个文学史概念都有自己的价值空间，比如“启蒙”、“救亡”、“国民性、“现代性”、“现代转型”、“民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等这些文学史概念，或提供了新的史学观念，或开创了新的批评空间，或给出了新的思维角度，或呈现了文学对象新的特质。同样，“租界文化”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也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空间:其一，在研究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和现代转型中，租界现象和租界文化的影响应当纳入文学史家的视野;其二，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或讨论“启蒙”时，也应当考虑租界和租界文化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其三，研究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发生的一些文学事实和40年代上海孤岛文学，租界文化更应当成为一个重要的观照视角;其四，研究左翼文学、新感觉派、“论语”派、自由主义等思潮流派，研究电影的发生和戏剧的改革，研究“革命文学”、“第三种人”等文学论争，都不妨斟酌一下租界文化的参与程度;其五，研究上海的刊物和上海的作家，也不妨把租界文化作为一个思维向度;……租界文化作为一种宏大的文化话语，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潮流派和作家的生活方式、生存体验、写作理念、话语风格、审美取向中，投下了或浓或淡的影子。要言之，租界文化是中国现代文学不可规避的有形或无形存在，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流变走向和风貌格调。如果我们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许多问题，能增加一副“租界文化”的眼镜，或许能够洞悉到其他文学史概念照顾不周的一些方面，从而对文学史结论做出某些补充或修正。

归纳起来，“租界文化”概念在文学研究中大致具有以下意义:

(1)使用租界文化来分析现代的一些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从某种角度来说，更贴近文学和历史的本相。在文学研究中，租界文化(虽然至今还没有人真正从租界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海派文化和都市文化有着各自的存在空间和存在理由，但是，如果把现代的上海当作一个区域，与海派文化或都市文化相比，租界文化是更切合上海区域文化总体特征和历史本相的一个概念。虽然不能说租界文化对所有的文学现象和作品都适用，但是能够弥补“海派文化”研究视角所造成的一些缺憾。海派文化已经研究过的许多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可以换一种视角再研究，海派文化不能纳入的一部分现象，如沈从文、茅盾、鲁迅等作家和京派、左翼文学等现象，可以置于租界文化视野下进行观照。

(2)许多的现代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受到租界文化的影响，包括文学观念、文学思潮、文化蕴含、审美风尚、文体兴衰、文本风格、作家文运等等，对之，我们有必要进行系统的解读。租界文化为文学研究提供了照亮对象的新维度。

(3)一种新的视角往往内含一种新的评价尺度，能够开拓新的评价空间。如果从租界文化角度审视现代文学，那么其排序、特征、层次和景观都会呈现出新的样态。

租界文化这三个方面的意义实际上是交叉在一起的，共同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维度、新的尺度和新的空间。

史学概论范文第3篇

——以新的视角回顾党的奋斗历程。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又一次回顾党的光荣而伟大的奋斗历程，但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回顾，而是出于继续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长远的战略性的考虑，通过对历史实践的新总结新概括，给全党同志以新的历史启示、新的理论武装。胡锦涛同志指出，85年来，我们党依靠和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干了三件事，一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二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三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总结历史，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核心力量，之所以能够承担起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历史重托，之所以能够在剧烈变动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根本原因是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高度重视并不断保持和发展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这一新概括，对我们党85年的历史的总结，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宏观上深刻揭示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历史根据和现实意义，为全面总结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历史经验提供了思想武器。

——以新的高度对党的先进性建设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和阐述的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五条基本经验，体现了宽广的世界眼光和深邃的历史眼光，体现了历史和现实的结合，是对我们党85年来加强先进性建设的创造性实践，特别是对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加强先进性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科学总结，既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包含着丰富的理论底蕴。以胡锦涛同志这一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我们对党的先进性建设历史经验的认识就会上升到规律性的认识。其要旨，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时代特征和世界发展总趋势，科学制定和实施符合我国实际和人民愿望的目标和任务，我们党才能站在时代潮流前面；只有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我们党才能得到人民的充分信赖和拥护，才能无往而不胜；只有不断实现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与时俱进，我们党才能找到实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正确道路和科学方法；只有始终围绕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来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才能使党的先进性建设与党和人民的事业相互促进；只有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才能形成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最广大的载体和最可靠的保证，等等。这里高度概括的基本经验，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更是党的先进性建设宝贵经验的理论升华，既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指导思想，又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以新的论断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先进性理论。党的先进性是历史的具体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新形势、新任务，着眼于新的实践加强先进性建设，必然会不断丰富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建设的理论。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围绕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的时代要求，深入总结加强先进性建设的历史经验，提出和实施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战略思想，特别是这次全党成功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新实践，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供了新经验和新思想。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新的实践。胡锦涛同志在这篇纲领性的讲话中，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诸如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命所系、力量所在；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和永恒课题；要更加突出地把党的先进性建设作为党的各方面建设的主线；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抓住党员主体这个根本，始终抓好保持和发展党员队伍的先进性这个基础工程，等等。这些新的思想观点和时代内容，反映了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和实践的加强先进性建设重大战略思想，既与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关于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有新的创造和发展。就说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抓住党员主体这个根本、抓好党员队伍建设这个基础工程，这样一个新论断，其内涵就十分深刻，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党的建设理论中的具体体现，极具指导意义。在这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胡锦涛同志曾明确提出：“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和党的行为主体，党的先进性最终要靠党员的先进性来体现。”这就告诉我们，党员是党的一切活动的主体，党员的先进性是党的先进性的基础。而要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就一定要确立党员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党员的主体作用，不断强化党员的主体意识，这既是根本之策，也是基础之功。实践证明，这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全党坚定地实践了中央的这一思想，坚持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注重激发党员的内在动力，从而使党员的主体意识得到加强，党员的主体作用得到发挥，达到了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基层组织、服务人民群众、推动各项工作的目标。

——以新的重大举措进一步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中国共产党成立85年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加强先进性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取得新成绩，取得了丰富的实践成果、制度成果和理论成果，从而保证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时期中心任务的完成，同时使党在人民心目中确立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光辉形象，成为引导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核心力量。这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引以为荣的。然而，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党内目前仍然存在着一些与党的先进性要求不适应、不符合的突出问题。因此，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我们必须坚持长期作战，努力建立长效机制，将集中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结合起来，把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结合起来，将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并且更加突出地把先进性建设作为各方面建设的主线，以不断巩固和扩大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成果。为此，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以新的理论思考，鲜明提出和深刻阐述了继续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做到“四个紧密结合”的重大举措，或者说基本要求。这就是：要紧密结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紧密结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紧密结合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实践和紧密结合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实践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这“四个紧密结合”，体现了我们党加强先进性建设的历史经验和理论思考，反映了新形势新任务对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客观要求；同时，从实际工作的层面上，提出和阐述了一系列实践先进性的具体要求。对此，我们应当深入学习、深刻领会，进而认真贯彻落实。

史学概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教学改革； 历史概念教学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3）03-021-001

新课程改革以来的连续几年江苏高考，对中学生的历史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学生不仅要掌握客观的感性知识，而且更要学会理性思考，学会用科学的历史观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这一切均离不开历史概念的教学。

一、历史概念是历史教学的中心环节

学习历史的过程就是对历史知识进行系统整理和总结概括的过程，而系统的整理和总结概括过程主要通过三个环节来实现，即基本史实、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原理）。

基本史实是指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基本过程，它主要包括时间、地点、人物、过程等要素，是一些能反映事物本质特征的史实。基本史实在中学历史知识结构中属浅层次，但也是最有血肉和生命力的物件。历史概念是事物本质属性的反映。中学历史知识中的基本概念，反映了相应历史现象本质的、内在的联系，是对基本史实实质的抽象概括。基本概念在中学历史知识结构中属中间层次。规律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中学历史知识中的基本规律不仅反映历史事物当时具有的内部本质联系，而且反映历史事物的发展趋势。历史规律是高度抽象的，它是若干基本概念的概括与组合。基本规律在中学历史知识结构中属最高层次，需要在宏观把控基础上进行科学抽象才能获得。

在以上三个层次历史知识的学习中，学生通过对基本知识的分析、归纳、综合和概括，形成历史的基本概念。历史概念的产生，是历史认识过程中的质变，表明人的认识从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学生再通过对历史概念的准确理解、深刻分析及系统综合，把握历史知识体系，认识历史本质，揭示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可见，基本概念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实践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基本概念是基本知识认识上的升华，又是基本规律形成的基础，所以，帮助学生形成历史概念是历史教学的中心环节。

二、历史教学过程中历史概念的分类

一般说来，历史学科的基本概念可以划分为史实概念与理论概念两类。史实概念是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概括和评价。如“七七事变”，包括对该事件基本史实的概括：历史背景、爆发时间、地点、基本过程；还包括对这一史实的评价；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中国全面抗战开始。

史实概念依其所反映的内容可分为事件概念和人物概念。前述“七七事变”为事件概念。人物概念主要包括：所处的时代、类别、事迹、作用等。从教学实践出发，每一个历史名词都可以视为一个事件概念，如“”、“《资政新篇》”、“闭关锁国”、“七七事变”等，每一个具体人物都可以为一个人物概念，如秦始皇、洪秀全、孙中山等。不少事件概念与人物概念是互相包容的，因为“事中有人，人中有事”，如“辛亥革命”与“孙中山”、“《新青年》”与“”。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侧重点不同，前者侧重论事，后者侧重论人。

三、历史教学过程中历史概念教学存在的误差

在历史教学中，一些有经验的教师往往能注意从具体史实中概括出史实概念并向理论概念推进，如向学生指出“农奴”与“奴隶”的区别，“市民阶级”与“城市平民”的不同与演进；要求学生对史实概念进行归类，如将一系列人物归纳为“地主阶级改革家”、“资产阶级革命家”；指导学生根据一般的史实概念进一步概括出高层次的概念，如根据历次农民起义概括出“农民战争”的共同特点，根据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概括出“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理论概念。但就整个中学历史教学的情况看，对基本概念教学，尤其是理论概念教学，尚重视得不够。

史学概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历史教学；概括；类型；训练；方法

概括既是逻辑思维的基本方法之一，更是历史学习与研究的重要方法。根据高中生的年龄特征与心理认知规律，历史教学应十分注重对学生概括能力的培养。

一、概括的基本类型及特点

（一）归纳式概括。

就是抽取历史事物、历史现象的共同属性、共同特点，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物中提取共同的因素，从个性中归纳共性，从一系列具体的历史事物中抽象出一般性的结论。归纳和抽象是归纳式概括的两翼，从逻辑学上讲是分析与推理的过程。在历史学上是符合论从史出的原则的。

（二）点睛式概括。

是在正确观点指导下，依据大量事实，把一般性特征提炼升华为普遍意义的发人深思的哲理、规律，它运用的也是归纳思维形式。属于此种概括的有：2008年高考52题“试以武昌起义至二次革命的重要史实，说明帝国主义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它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基本原理？”2009年高考38题：指南针在近代西欧和中国的不同用途说明了什么？由此可知，高考试题考查点睛式概括主要考查的内容涉及到“思想”、“原理”、“认识”、“启示”、“说明了什么”、“原则”、“实质”等。此类概括的主要特点是由事及理、由现象到本质；着墨不多，但画龙点睛、引人深思；理论要求高，哲理性、规律性强。

（三）概要式概括。

是在叙述中根据表达的需要和题意的要求，不做过细的详写，只粗略地勾勒个轮廓，反映出历史事物的广度，使历史事物显得完整、全面。概要式概括能使繁杂的历史事物简约化、具体的历史事物抽象化，抽取重要内容的大概。

二、概括能力训练与培养方法

（一）归纳和抽象是概括的前提。

概括的过程，首先是归纳的过程。需要概括的知识往往呈现零散分布状，这不利于概括。但历史知识本身又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征，我们完全可以用系统化思维方式，从宏观和整体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那些零散分布的知识，对历史教材内容重新整合或类化。行之有效的做法是重视和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教学。

所谓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学习，就是要善于把大量分散的相对孤立的历史史实、历史概念以及历史结论纳入完整的学科体系之中，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历史事实和历史概念之间的普遍性联系，揭示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客观规律。这与概括的第一种涵义以及归纳式概括、点睛式概括、概述式概括的要求特点是相符合的。因此，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教学，是快速提高学生概括能力的有效方法之一。

（二）注重史论结合法的运用。

所谓“史”即客观史实；所谓“论”则是从客观历史事物、历史现象之中抽象出来的带普遍性、规律性的认识。史论结合既是史学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历史高考考查的学科能力之一，更是我们进行历史概括的基本方法，还是历史概括的典型形式。①论从史出是概括性思维的原则和方法。一般情况下，对“论”的考查总是要结合具体的史实才能进行的。如2007年高考48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协约国列强的相互关系”的答案，可以看作是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协约国列强之间关系的史实归纳抽象出的“论”。归纳式概括，点睛式概括出的内容就是被概括史实的“论”。由于历史史实的丰富多彩决定归纳式概括的“论”千差万别、丰富多彩；而点睛式概括的“论”大多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有关史学理论及历史基本结论。论以史出，史论必须一致。在讲述具体史实时要尽量挖掘史实中包涵的理论因素，把讲述内容上升到应有的理论高度；另一方面要有意识地逐渐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②史论结合是历史概括的主要形式。不仅主观性试题中有史、论两部分组成，就是每一个要点（或每一句话）多数也有史、论两部分组成。“史”要概括，主要表现为历史概念的运用；“论”要具体，不能空洞，“论”从史出。历史学科主观性试题的答案不会有生动的描写、华丽的辞藻、浓厚的文学味，也不会整段都是深奥的理论说教、浓烈的政治味，而是具体而不繁琐，朴实而不刻意雕啄，有抽象但不深奥。不能以“点”盖“面”，以偏概全。如对南泥湾垦荒这个“点”作过细的描写。“大生产运动”又是那么多巩固抗日根据地措施中的一个“点”，对“大生产运动”的情况没必要进行详细的叙述。此要点可概括为“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使抗日根据地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具体的“论”，与“生产运动”相统一的“论”）。其余要点的概括类同。

（三）借鉴语文学科的一些方法进行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