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Barraclough）在《当代史导论》中曾指出：“由于内容模糊和界限不明，当代史研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其中一个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是，各人对‘当代’一词具有各自不同的理解；我说的当代未必就是你说的当代，反之亦然。”[1](P5)鉴于此，本文的讨论定位于国家区域的范围内，即当代中国史。目前学术界对中国1840年至今的160多年历史的分期，有多种不同的处理方法，但无论按照哪一种处理办法，1949年至今的历史都构成一个独立单元。所谓“当代中国史”即指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

一、“眼光向下”：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社会史趋向

所谓“社会史趋向”，就是把目光着眼于当代社会各个层面，多视角地去分析和研究人类历史。多年前，曾指出，“凡是社会生活所表现的各体相，均为历史的内容所涵括”。[2](P269)可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当代史因缺乏科学性而不是一门严谨的学科，形成这种印象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巴勒克拉夫在20世纪60年代曾指出：“现今大多数的所谓当代史，无论是中国人写的，还是苏联人写的，或是英美人写的，通常其实只不过是一些反映了热衷于从各个方面打‘冷战’的宣传物或‘时事’漫谈。这种著作所包含的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1](P7)巴勒克拉夫所作评论是中肯的。就中国的情况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当代史处于有“史”无“学”的状态。真正把国史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而且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段时期内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百废俱兴的历史情境而言，也只有到80年代后期才具备国史研究的社会、思想、学术和人才条件。”[3]二十多年来，国史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关注，发展势头喜人。我们在看到成绩的时候，也看到了国史研究在前行中的不足。可以说，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对党和国家层面上的活动研究较多，对社会动态和状况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如同美国史家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GeorgG.Iggers）所说：“历史学家的眼光看不到人类生存的全部领域，而集中在决策者身上，集中在制定与执行政策的杰出人物身上。一种贵族的偏见支配了历史研究。大众历史、日常生活史和人民文化史都没有历史价值，唯独意识领域才值得史学家去关注。”[4](P5)

诚然，国史的主线是围绕社会主义目标模式和建立、建设道路而展开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但国史的性质应是全史、综合史，[3]应当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可喜的是，这个问题近几年来已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国史研究出现了“眼光向下”的趋向。如有学者提出：“国史并非只是党和国家的决策及其执行、修正、完成的简单过程，更不只是会议、文件、数字、领导人的思想与活动的再现。社会的反映，群体的影响，普通个人的动态，同样是重要的内容。只有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才能写出共和国历史的全貌。”[3]的确如此，只有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层，才能捕捉到一个时展的脉搏。“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5](P196)国史研究不仅要关注全局性的决策及其运作，也要注重社会各阶层对决策的反映，更要注重考察上层和下层的互动关系。关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就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社会史趋向”的明显体现。

已有一些学者开始把透视的焦点从国家上层移向社会下层，下力气研究芸芸众生，如近几年一些学者对田野调查工作的重视。①同样是研究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果我们“眼光向下”，可能会采撷到前所未有的丰硕果实。如对建国初期历史的研究，如果只注意到共产党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社会改革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而不去考察这个时期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状况和当时大多数人的社会心理，就很难比较全面地去洞察那一段历史真相。因此，“历史从上层看和从下层看，都需要，而且只有这样才全面。”[6]

当代中国史研究要想全面地反映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就要加强对下层民众的研究。在实现这个目标上，口述史学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尽管现在学人对“口述史学”的内涵界定不尽相同，②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学者们都是把口述史学的运用视为一种新的治史视野的开辟，是别具一格的治史理念与研究手段。还有的学者认为口述史学是一种学术范式的创设。诚如国史专家朱佳木所说，“口述史不仅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工作方法，一种成果形式，还是一种新的理念，它突破了以往历史著述偏重于政治和上层、较多地‘自上而下’写历史的传统，使普通人的生活、社会的变迁、人民大众对历史的认识更多地走进了史学领域，从而有助于把‘自上而下’写历史和‘自下而上’写历史结合起来。”[7]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两种历史书写方式的结合，使人们在领教雷霆万钧的‘主旋律’之余，还能倾听到来自民间的娓娓絮语。一些普通人的记忆，使我们得以从民间的立场反观历史，足以给历史提供更加多元的视角，更加宽广的场地。

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曾指出，“普通人对重大事件的记忆与比他们地位高的人认为应该记住的并不一致”。[8](P239)同样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记忆和感受，也许永远不会有统一的看法，从这些不一致中，我们能解读到历史的深层，深化我们的历史认识。正如西方口述史学家所言：各类群体的所有人的生活经验一旦能够被用作历史的原始材料，史学就被赋予了一个新层面。[9]这无论是在史学本体论上，还是在史学认识论上，都对历史学的发展和史学观念的进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用这样的理念来思考，具体到国史研究上，口述史学不但能够多层次多渠道地为历史搜索来自各个阶层的历史信息，使历史的血肉更加丰满，而且能够开辟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近年来开始受到关注的人口史、家庭史、妇女史、婚姻史、社会心态史、当代城市史等，对这些领域的深入探讨，将会大大深化国史研究的内容，进而更科学、更生动地描绘出共和国的历史全貌，“这种新的史学理念，特别适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7]

此外，口述史学方法所提供的不仅是一种史学理念的更新，更重要的是，口述史学作为创造史料的重要途径，体现在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中的鲜明影响在于对大量文献匮乏领域里的史料补充以及对一些档案文献资料的互证。

二、当代中国史研究：仅有文本是不够的

从事当代中国史研究，笔者认为仅有文本是不够的，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毋庸置疑，档案是当代中国史史料的主要来源，但档案本身的情况又是复杂的，有些需要用口述材料互证才能使用；二是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有着大量的无文字资料的空白地带，对这些空白地带的研究需要我们通过口述史学方法去发掘材料。

详尽地占有档案资料是共和国史研究的前提，原始档案对国史研究非常重要，但也要具体分析。

尽管文献档案一旦形成，它便是客观的了，但文献史料中的主体意识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文献档案都不可避免地留下其最初记录者和编订者的个人印记。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档案所反映的真实程度，这是无意所造成的失误，对此不应求全责备。略过此点不讲，还有一些属于个人刻意所为，即使一些官方会议记录也会存在不实之处。许多史学家在研究实践中都发现：由于某些高级官员们害怕后世学者用他们留下的文字记录做文章，因此，不愿把自己某些行动的真实动机用文字记录下来，有时所做记录只是一些冠冕堂皇的套话。档案的情况可谓复杂。而当代中国研究者所面临的档案更为复杂。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几十年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对档案的形成、档案的内容都有极大的影响。在档案材料里，不实记录比比皆是。很多运动中的许多干部的交代、反省，并非出自自愿，有些时候是迫于无奈，说了很多违心的话，与历史事实不符。也常常有人伪造历史材料，以颠倒黑白。如记载刘少奇惨死的一些资料，很多都是伪造的。对于此种情形，人们的记忆要比文献更为确切。

所以我们要重视档案，但不能迷信档案，要重视对各种档案史料的鉴别和考证。王国维考证材料时，使用“二重证据法”，即用地下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互证。对于当代中国史研究来讲，没有考古材料的互证，因为一切都离当下不远。对文献中的复杂情况，我们通常只能采用陈垣的“校法四例”。但是随着口述史学的兴起，我们可以采用一种“新二重证据法”，即口述材料与文献材料的互证。“当代社会史的一些理论认为，口述史的作用同样不亚于出土文物，同样可以用来与传世文献互证。”[10]通过口述史学方法，发现并矫正文献记载的缺失，对于当代中国史研究来说，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文献资料虽然非常丰富，但是仍有不少领域属于“真空地带”。因某种特殊原因，有些重要活动、重要事件并无档案记载。档案作为人们从事社会活动时存留下来的原始材料，相对于人类的社会活动来讲，有案可查的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大量的材料不可能也没必要都保留下来。也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使得大批档案被毁，很多问题的研究缺乏档案材料的支持。口述史学方法能在某种程度上填补国史研究中有关史料的缺憾，使文献史料匮乏的某些领域的研究，从文字档案和由文字档案造成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国史专家程中原撰写的《传》[11]先后访谈83人。从全书1271条注释可见，大约20％的材料是从采访中获得的口述材料。他深深体会到，“离开了口述史料，关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著作都是写不好的”。[6]

学者们普遍认为，口述史目前在中国有四种主要的存在形式：口述史、访谈录、回忆录（其中也包含别人记录整理的）、写到人物传记和历史著作中的各种口述史料。[6]把“写到人物传记和历史著作中的各种口述史料”作为口述史在中国存在形式之一，从侧面说明了这样一种现象：各种口述史料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当前的历史研究中去了。

世界史专家沈志华对档案非常重视，可以说视之为食粮。1996年至2002年间，他个人出资140万元，从俄罗斯和美国搜集一万多件俄国解密档案。但他在实际的研究实践中，曾有这样的体会：“档案文献自然是最重要的历史记录，但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仅仅查阅那些白纸黑字令人感到不知所云。在这个时候，当事人的描述就能帮助研究者起到解读文件的作用。”[12]他在研读档案时经常碰到这类的情况。如1956年10月刘少奇到莫斯科与苏共中央讨论波匈事件的情况，俄国档案中的记录非常简单，只有前言不搭后语的文字，如：“缺点是有的，应该纠正”，“有时强加于人”，“在形式上有时匆忙做出决议的情况”，“他们带着准备好的决议来到这里”等。还有一些记录让人摸不着头脑：“关于罗科索夫斯基一点是很关键的”，“哥穆尔卡太过分了”。面对这样的档案材料，如果没有别的材料互证的话，研究就很难进行下去。最后他还是借助了参加会议时的翻译师哲的回忆录，还有其他一些材料，才全面了解刘少奇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发言中对苏联进行批评的内容，以及中国共产党当时对波兰所持的态度。《、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是他研究朝鲜战争的一部重要著作，就是综合可资利用的最新的多国档案文献及相关的口述史料写成的。正如学者们评论的那样，沈志华的对朝鲜战争及中苏关系的研究，对长期无人知晓、模棱两可、含混不清和正反颠倒的重大史实作了澄清、填补和纠误，代表着当代历史研究的一种民间化趋势。他的学术理念、研究方法就是从材料出发、就史实发言，通过口述与文献互相补充，彼此印证，最大限度地去接近历史的真实。

要而言之，对当代中国史研究来说，口述史学方法可以补史、可以证史，可以修正甚至改变人们对历史的认识。

三、当代人应作当代史：抢救“活材料”的重要性

由于当代史具有与当前生活的连贯性，生活形态化的口述资料特别丰富，口述史料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针对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境况而言，“活材料”的抢救和整理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早在七八十年前梁启超就已发出了这样的警告，特别论述了现存之实迹及口碑史料的重要性，呼吁当代人应注意对现存史料之实迹及口碑史料的保存：“现在日日所发生之事实，其中有构成史料价值者之一部分也。吾侪居常慨叹于过去史料之散亡，当知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吾侪今日不能将其耳闻目见之史实，搜辑保存，得毋反欲以现代之信史，责望诸吾子孙耶？”[13](P4107)又说：“史事总是时代越近越重要。考证古史，虽不失为学问之一种，但以史学自任的人，对于和自己时代最接近的史事，资料较多，询访质证亦方便，不以其时做成几部宏博翔实的书以贻后人，致使后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史迹永远在迷离惝恍中，又不知要费多少无谓之考证才能得其真相，那么，真算史学家对不起人了。”[13](P4471—4472)他认为，当代人作当代史有利于史料的丰厚储存，“抢救活材料”亦是当代史家的神圣责任。由此，我们可以深刻地认识到口述史工作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工作，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毋庸置疑，是时不我待的工作，带有抢救性质。

可以说，口述史料的整理和挖掘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还是比较重视的。在1959年4月29日，总理号召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写自传，这一号召得到各级政协的响应。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持了全国范围内的文史资料收集项目，目的就是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所选资料大部分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到目前为止，已经收集了大约150多辑、2千多万字的文史资料选辑。在这100多辑中，大多数是下层社会成员的口述材料。这些材料对我们研究当时的社会现实、透视当时的社会心理、考察当时的社会生活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价值。现在很多事件的口述人都不在了，展卷研读这些人的口述，更是深感到材料的珍贵。这些材料现在已经进入国内外研究者的视野，通过解读他们当时独特的话语系统，使我们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从文献资料和口述资料两方面得到印证和解释。

曾有外国学者在论及中国当代史学时，指出在1960年代初期的“四史运动”的开展就是把普通人民的经验纳入历史和写出更接近于大众的历史著作的目标的一个体现，抢救了一批“活材料”。“60年代初的‘四史运动’就是这种要求的一种产物。……‘四史’是指家史、村史、公社史和企业史（厂史），这‘四史’是由经历过革命的工人和农民的回忆和观点写成的，使用了60年代也在美国流行的类推法。这‘四史’是群众规模的口述历史，其目的在于教育没有直接经历过革命的年青一代，在于揭示历史上专为专业历史学忽视的、通过常规方法不能证明的一个方面。在中国和在美国的史学中一样，职业历史学家对这类历史不屑一顾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60年代的‘四史运动’收集了大量人民经历的资料。如果历史学没有‘革命’，历史学家就可能永远丧失这些资料，他们总有一天会明智地利用这些数据资料的。”[4](P461)对“四史运动”的评价不可谓不高。当然，“四史运动”是保存了一大批资料，但那时主席所号召的写“四史”是和帮助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在一定的程度上，当时的口述历史有点过分突出政治，突出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新旧社会的简单对比，忽视社会生活的内容。

抢救“活材料”的工作实质上是在与时间赛跑。很多重要事件的当事人年事已高，历史留给我们的财富正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现代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提出的“遗忘曲线”理论指出：事物在第一天内就会被遗忘到34％，在第二天内遗忘到28％，在第三天内遗忘到25％。由于人类的这种遗忘本能，更是警醒着我们从事口述史料整理与挖掘工作的紧迫性。即使是过来的人也已是人到中年，随着时间的逝去记忆会变得模糊。

从笔者所翻阅的现已出版的一些口述史著作来看，这些学者研究的初衷与目的大多出于抢救“活材料”的紧迫感。

最新出版的“当代中国口述史”丛书，在出版说明里，编辑们就表达了这样的初衷：“新中国诞生五十多年，它谱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最为壮丽辉煌的篇章，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是一项应大力加强的工作。毫无疑问，参与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的老同志的记忆对于国史研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他们年事已高，自己动手困难，访谈并整理他们的口述，成为十分紧迫而带有抢救性的工作。”而这些编辑们在酝酿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深有感触地体会到编辑这套丛书的重要性：“我们发现：有些亲历者可以自己动手撰写，有些亲历者生前对其亲人讲述过自己所亲历的事件或与一些要人交往的情形，其亲人以回忆的形式述出。很显然，这些记述都是十分宝贵的当代中国史资料。”[14]编辑这套丛书的首要宗旨是存史，为当代中国史研究提供可信的史料。当代中国出版编辑部还有一个庞大的计划，他们不仅要出版党政各级领导干部的口述史，也要出版普通老百姓的口述史，让社会各阶层人士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叙述当代中国的历史，这样可以记录下来一个真实的当代，对于丰富国史内容，弄清历史真相，提供至关重要的史料。我们相信，这套顺应时势发展需要的当代中国史丛书，一定会如编撰者所愿，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者的资料库，成为关心共和国成长和命运的中国公民的图书馆。

从现已出版的几本书里，我们可以捕捉到许多鲜为人知又极其宝贵的史料。《从“童怀周”到审》一书的作者汪文风已是76岁高龄。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了这本书。作为当年“童怀周”小组成员，亲历了“”，还参与了“、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审查工作的全过程，了解到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这些共和国要事的参与者，他们的口述史更是补史证史的宝贵材料，趁着他们还健在，当代史研究者应最大限度地利用、挖掘这些“活材料”，最大限度地弥补文本资料的不足。

四、口述史学：发挥国史教育启迪功能的重要途径

随着当今社会的发展和历史学本身的发展，历史学面向社会公共教育和启迪的功能具有了日益突出的地位，成为促进民众认识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有力工具。

而当代中国史研究在这个方面更是重任在肩。对这个问题，梁启超早就指出：史家在写史的方向上，应以当代为主，着重研究具有现实性的问题。他批判传统史学有“四弊”，其中一弊就是“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凡著史贵宗旨，作史者将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碑耶？为若干之过去事作歌舞剧耶？殆非也。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13](P736)史学研究应该切合当代人事，当代人伦日用。史学的经世目的决定了当代史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史学研究关注当代问题，与研究先前时代的研究相比，得出的经验教训一般具有更大的实践适切性和现实社会价值。

由于当代中国史就是这么一个直至现在的时代的历史，在它延续期间发生的一些历史大事，仍然直接地、非常有力地规定或影响我们当下的大环境和我们社会当下的生存方式。“通过当代史总结出来的这些看法，是一种宝贵的经验，是最容易为当代人接受的匡正生活的参照系。”[15]作为一般民众，特别需要当代史，因为他们的心灵关切、情感投向和思想兴趣非常合理地集中于当下和较近的未来。由于当代史的事态和内在机理比先前的历史更加贴近一般民众，民众喜闻乐见，而且往往由于他们直接和间接的现实参与而能从中得到更深切的领悟，在这个意义上，时代环境和民众心理营造了对当代史著作的巨大的时代需求。③

面对着这个巨大的时代需求，国史研究者更应自觉地去适应广大民众的需要。但如果做一份详细的市场调查，就会发现广大民众所手不释卷的是与国史有关的各种文学纪实作品。诚然，这些纪实性的文学作品中不乏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较好的，但是，这些作品中，更多的是靠传闻，靠虚构和想像，编排一些史实来误导读者。而一些严肃的学术性强的国史著作却难以进入市场为读者接受。这些史著“除了一些职业史学家和稀稀拉拉为写论文而查阅它们的研究者外，我们不知道还有谁会去读”。[8](P234)依靠文献史料著成的史著大多是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是怎样发生的。而口述史的工作方式是人与人的近距离接触，有一种感情上的互动。“与通常史学家与冷冰冰的文献所进行的交流不同的是，它能够调动语言、感情、动作，更准确地提供当时当地的氛围”，“准确把握历史氛围对于写作任何一部历史著作，都是必需的，而‘找不到感觉’却正是如今很多史学著作的通病”。[16]这些“找不到感觉”的历史著作，一般民众对它也不会有“感觉”。口述史著作突出的特点是它的叙述形式：形象、生动和相对真实。被访者不仅述说许多历史事件发生的经过，大量具体、丰富的历史细节，告诉读者更多的是他们对此事的感受与认识，被访者的一颦一笑一悲一喜，都不能不在读者的心中卷起涟漪，冷知识被一种“温热的感触”慢慢地融化了，使得读者的阅读变得像解代数习题一样，很容易就能把自己作为一个未知数代入到那段扑朔迷离的乱世纷争之中，或为当事人，或为旁观者，获得一种人生的新体验，能够从中学到许多东西，成为指导自己如何生活的一种因素。

所以说，口述史学的叙述形式适应了广大民众的需要，也便利了史学家们写出形象化的历史。国史要充分发挥其启迪民众的社会功能，口述史学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

收稿日期：2005—11—20

注释：

①如刘小萌与定宜庄等对知青史口述史与妇女口述史研究的开展。刘小萌有《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定宜庄有《最后的记忆——十六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论文有马云、刘建平《口述视角下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扫盲教育及现代启示》，《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3期，等等。

②有的学者认为口述史学是与以历史文献为研究对象的文字史学相对应的史学学科（见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另外持此说者还有杨祥银等；有学者视口述史学为一种新的史学方法，持此说者有孟庆顺、曲彦斌等。还有的学者从方法和学科属性两个层面上来论述。

③2001年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进行了一次千人问卷调查，收回有效样本1093份。包括从小学到硕士以上文化程度、各种年龄段、19种身份、收入水平各不相同的人士。认为作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很有必要了解国史的762人，占70％；有必要了解的307人，占28％。对国史非常有兴趣的占41％，有兴趣的占47％。认为有必要在大学、中学开设国史专业和教育课程的有944人，占86％。从这些统计数据来看，国史受到广大民众的普遍重视和关注。（程中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回顾和前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