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据了解，高中学生中有大部分人对历史都有一定的兴趣，但是对学校开展的历史课并不太喜欢，大部分学生认为教材沉闷，课堂枯燥，让人难以提起学习兴趣；很多教师在课堂教学上都是照本宣科，没有充分发挥教材的作用；教师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教材中的知识，将教材中的知识作为唯一真理，却忽略了教育的基本原则是培养人才，而不是应付考试。历史教材中的内容是以史实为基础，结合历史结论而构成的陈述性的历史知识教育理论。例如，在旧版的高中历史教材中，认为经济危机是属于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现象，是因资本主义的内部基本矛盾所引发的，但是2008年爆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逃脱这次经济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以，我们需要对历史教材中的历史结论的正确性进行考证。随着史学研究学者研究的不断深入，更新的历史研究理论成果将成为历史教学的最佳依据。

二、史学研究理论成果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1.以新的研究成果对教材中有误的观点进行纠正

尽管高中历史教材在这几年经过了数次修订，但是因为传统思想的限制，导致历史教材一直无法随着史学研究新的理论成果的出现不断更新，现行的历史教材中仍然有很多观点停留在过去片面陈旧的阶段。比如，在历史教材中仍然将列宁的观点作为结论，即认为帝国主义是腐朽即将死亡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才能够适合社会的发展。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帝国主义仍然还存在，这就表明，即使是“万恶”的资本主义仍然还有很多值得学习的方面。对于这些有误的、主观的观点都需要进行纠正，这就需要史学研究理论成果对教材修订进行补充。通过史学研究理论成果对教材中的知识点进行查漏补缺，让学生能够正确全面地认识历史，以时代的角度看待历史，达到历史教学中对学生历史思维能力培养的目标。例如，在学习“雅典民主政治”的时候，教科书上对雅典民主政治固有的评价是：人类历史的进步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先河。这个观点是不完善的，并没有对雅典民主政治进行全面的概括，会导致学生在对雅典城邦政治体系进行解读时出现谬误。现代文明史的研究中对雅典民主政治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教师应该将这些新的观点引入教学，让学生了解到雅典民主政治实质上是有局限性的，城邦政治只适用于小国寡民的城邦。让学生对雅典民主政治以及西方政治体系发展有全面的了解。

2.将新的史学观点引入教学中

历史结论都会受到所提出的时代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时代性。随着时代的变更，对于同一历史事件也会因为时代的不同，提出不同的历史结论。历史研究学者所提出的新的时代观点，看似与历史教学中的知识没有实际联系，但是在课堂教学的时候，需要应用这些观点在课堂中引入相关的历史问题，将时代背景和历史相结合，让学生对历史事件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同时也能够让学生正确地认识到历史事件对现实的影响。通常情况下历史事件的相关结论是由历史学者的历史判断和道德判断进行总结，在历史教学的时候，教师应该对学生进行引导，避免学生被片面的观点误导，让学生独立思考历史事件，得出自己的观点，不要人云亦云。例如，提到中国近代史，讲到这段“国耻”的时候，通常都会提到“落后就要挨打”这个观点，过去也一直将这个观点视为真理，但是这样的观点并不符合时展趋向，教师在教学中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阐述这个观点。在讲到“十月革命”这个内容的时候，根据新课标中的教学要求是阐述俄国革命的事实，让学生认识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意义，教师可以在完成教学要求的前提下，将新的观点引入课堂，“十月革命”将马克思主义带到了中国，开启了世界现代史，让学生了解“十月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开阔学生的史学视野。

3.引导学生以不同的史观看待问题

近几年以来，很多历史研究学者从科学和宏观的角度对我国历史的各种重大事件进行重新的审视。但是在我国中学阶段历史教学方面，不管是课堂上的教学模式还是教材，都是以应付考试为目标，迎合应试教育。为了实现新课改中培养人才的教育理念，可以让学生通过不同的史观对历史事件进行不同的考量。例如，近代史上众所周知的慈禧一直是被视为清政府腐朽势力的代表，以反面的形象被人唾弃，但是却没人知道慈禧其实是第一个敢于挑战世界的统治者，尽管最后没有成果，并且间接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但是却给予对外抗争一定的支持。与此类似的历史实例还有很多，因为历史教材的片面记录误导了学生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因此，在历史教材中有很多片面记录的“史实”并不准确，需要教师扩充教材相关内容，引导学生去搜集更多的相关资料，以不同的方法和角度对历史事件进行客观的评价，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点。在过去讲解到“新航路的开辟”的时候，教师通常都是以全球史的角度，讲述新航路对世界市场的形成产生的影响，现在各种新的历史理论的提出，可以借鉴不同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理解，从文明史的角度可以看出新航路的开辟引发了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现代化的角度可以说新航路的开辟开启了人类走进近现代的初始阶段。通过不同的角度对新航路的开辟进行客观的评价，帮助学生形成自己的历史观点。

三、结语

史学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在提倡读书的同时，赵匡胤竭力褒扬孔子和儒学，登基伊始，就下令增修国子监学舍，修饰先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并亲自为孔子、颜渊撰写赞辞，命宰臣分撰余赞，车驾一再临幸焉。所有这些，对宋初儒学的复兴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统治者对儒学的厚爱激励着儒生们奋发求学，贡献智慧，儒生门的奉献也确乎没有辜负统治者的期待。有鉴于宋初的政治格局与外部环境，儒学的复兴最先体现在《春秋》学这一热点问题上。因为在儒家诸多重要经典中，只有《春秋》学的大一统和尊王攘夷的宗旨无须经过多少改装，就可以用来为宋初的现实服务。因此宋初儒家学者出于最直接的现实感受，很自然地将研究的视点集中在《春秋》上。据《宋史•艺文志》著录，宋人有关《春秋》的著述在二百种以上，而仅仅在宋初学者刘敞之前，所列宋人《春秋》传注就达十七种一百八十四卷。据此可知宋初儒学复兴确以《春秋》经传之华为主。其中如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明确宣布他的研究目的在于尊王，在于正君臣之分，明大一统之义，开宗明义地强调隐公"元年眷王正月"的基本主题就是"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然则《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在他看来，《春秋》之所以书"王正月"，原因在于"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严其终者，必先正其始。元年书王，所以端本；正月，所以正始也。"这就是他所揭示的《春秋》尊王的微言大义。

作为"宋初三先生"之一，孙复的《春秋》学研究不仅为有宋一代《春秋》学研究开风气，定调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舍弃传注，直探经文本义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儒家经典研究史上的一种范式革命，它的价值似乎不在于儒学的复兴，而在于儒学的更新。对此，欧阳修、朱熹以及四库馆臣等都深明其中的意蕴，不论他们是否赞成孙复的具体学术观念，他们都不能不承认孙复的研究方法对后世儒学进程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在他们看来，孙复于《春秋》的研究结论不必尽信，然而其方法确实对后儒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仅就方法而言，孙复不惑传注的做法渊源有自，这实际上是唐中期以啖助、赵匡、陆淳等为代表的怀疑学派思想传统的必然延续；也就是说，包括孙复在内的宋儒，继承啖、赵、陆的学术传统在合三传为通学的同时，依然怀疑早期传注的权威性，以为儒学的真正复兴，不在于记诵传统传注的训诂，而是要结合现实社会需要，抛开传注，直探经文本义。易言之，儒学复兴的真正出路，不在于对传统传注的因袭，而在于重为注释，讲究与现实相关的微言大义，从而使儒学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能回到经典的形态。

疑传尊经是宋初儒学的基本特征，他们以回归经典为号召，展开了一场远比中庸疑传学派规模更大的怀疑运动。这一运动由孙复肇其始，中经其门人石介、十建中、张炯等人的发挥，加之范仲淹i欧阳修等文坛祭酒的呼应，至庆历年间继续深化，终于演化成由疑传向疑经的根本转变。这一思潮的必然结果，不只是对传统儒学极大的冲击和挑战，而且必然意味着儒家精神的解放，为抛开传注、自由议论的性命义理之学开辟一条通路。

如果说对儒家经传的怀疑思潮是由孙复肇其始的话，那么范仲淹与欧阳修的呼应与支持则是这一运动得以开展的最大助力。严格地说，范仲淹和欧阳修都不是纯粹的学者，作为文坛祭酒和执牛耳的人物，他们在宋初最早倡导儒学复兴，并将儒学的忧世情怀坷宋初现实密切结合起来。这种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复苏，既是对早期儒学"士不可以不弘毅"精神的认同与复旧，当然也是对汉唐烦琐经学的批判与扬弃。它的意义除使士大夫崇尚风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外，便是启导儒家知识分子不能脱离现实，惜首穷经，而要学以致用，积极干预政事，议论国事，"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这实际上开启了宋儒自由议论的风气。

自由议论是一切学术得以进步的基本条件。末代儒学之所以获得超越汉唐的进步，并影响此后数百年，一个最为重耍的前提就是末代统治者虽然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但同时尊重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自由议论。宋太祖曾立下誓规："不杀士大夫"，而且"不欲以言罪人"。知识分子面对这种情势，在自由议论的同时，当然极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必要的游戏规则。试看宋人文集和各种语录，天下事似乎没有他们不敢议论者，但却极少见他们有与统治者直接对立的情绪。于是末代儒者不论是对现实的忧患，还是对传统的批判与怀疑，都极易获得统治者的同情和支持，因为统治者不难觉察他们的忠诚心迹。

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宋初知识分子首开自由议论之风，这种风气对儒学的直接影响便是使以孙复为代表的怀疑精神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视为正常而不视为异端。尤其是范仲淹对孙复的竭力举荐，更使宋儒的怀疑精神获得相当的自觉与充分的发展。与范仲淹时代相当的欧阳修，虽也同样不是一个严格的儒家学者，但凭借他那大文学家的睿智与敏感，对儒家经典提出多方面的质疑，从而使宋初的疑传疑经思潮达到高潮，并终于导致儒学发展的转变。他大胆批评被钦定为儒学标准解释的唐代《九经正义》，掇诸人情史实，疑经疑传。他认为，儒家经典经过秦火的摧残早已大量散失，汉唐以来的诸家解说收拾亡逸，发明遗义，正其讹谬，得其粗备，故而有参考价值。但同时又必须看到，自孔子殁，群弟子散亡，而六经多失其旨，再经秦火，六经之旨更隐而不显。因此汉唐以来的诸家解说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毕竟不可尽信。因此他对儒家群经的可信性提出全面质疑，从而使宋初的疑经疑传思潮达到高峰。但由于欧阳修毕竟不是一个纯正的经学家，他的大胆怀疑虽对学界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然而其论证过程总显得粗疏。真正将这种怀疑转化为一种正面的研究并进行详尽论证的，还是刘敞等人。刘敞的《七经小传》标志着儒学由汉唐训诂之学向宋明理学的正式转变。

《七经小传》虽然不乏穿凿之辞，但其毕竟首开议论之风，将原先奉为至上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儒家经典拿出来议论一番，因此其价值不在个别论点的得失，而在学风的转移，在于学术范式的革命和重建，那就是义理之学的兴起并终于取代训诂之学而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儒家学者一改汉唐诸儒的章句训诂之学，转而探求儒学的身心性命之学，从而促进新儒学体系即理学的开创和奠基。

史学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如罗钢分析郭沫若前期文艺思想与西方浪漫主义的关系，指出其泛神论思想等与康德、斯宾诺莎思想的联系及区别，从而说明郭沫若在接受浪漫主义影响时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与变形。罗钢认为，研究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就是认识把握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创造性转化问题。“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命题，实际上是一种“元命题”。而“现代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即指现代的文学理论教程，20世纪初经由日本进入我国，百多年来经历民国、新中国的不同历史阶段，在传统文论、马列文论、西方文论三者组成的矛盾运动过程中，几代中国学者走出了一条进行文论体系建构的探索之路。本文拟在“现代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的视域下，讨论、考察2002年以来国内陆续出版的几本探索性的文学理论教程，主要如南帆的《文学理论新读本》、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王一川的《文学理论》等。这些教程，有学者概括为“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理论教材”（方克强“后现代语境下的新世纪文学理论教材”《文艺理论研究》）。

在进入本文论题之前，对现代文学理论教程的发生、发展，做一番简要的历史回顾与梳理，是殊为必要的。现代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实际上是中国自先秦两汉以来两千多年的传统文艺理论教育，在晚清民国之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大背景下，和社会文化诸多领域一样，发生现代转型的结果。中国的文艺理论原本没有教程，依托于经史子集诸多著作，靠士人举子、官宦等，以之指导、评价当时的文艺现象和文艺活动。20世纪初废八股、废科举后，经史著作不为所重，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益遭冷落。至此，在古代的辟雍、泮宫、庠、序、学校和后来的书院、私塾中，承传数千年的自《尚书》《周易》《周礼》《诗经》《春秋》以降的古老文论教育传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型与嬗变。要言之，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传承，是通过特殊的、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教育的传递方式。中国古代有文艺理论教育，但不是独立的专门的文艺理论课程的教育，而是附丽于其他的社会文化活动方式。中国古代有文艺理论著作，但不是作为讲授的教程，不是作为教程编撰的。

现代的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的开端、形成，应与西方现代文艺学、中国现代文艺学的起源、发生做一定的辨析区分，以进一步明晰认识。现代的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的发生，则与现代学科教育制度在中国的扎根与建立直接相关。1895年甲午海战的失败，进一步逼使当时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与朝廷共同发动了，最终归于失败，但变法期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等保留下来。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现代教育的确立，施行现代学科教育，当时还兼有国家的教育管理职能。以此为开端，1905年废除科举后，现代所谓“新学堂”的大量中学、大学，便首先在我国各大中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武汉以及江浙等先进地区，如雨后春笋般的先后建立起来了。这些学校，不同于传统的书院私塾，教授现代教育要求的各门学科课程，这直接催生了编撰现代学科教程（包括文学理论教程）的需要。民国前后现代教育制度、新学堂的建立情况，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叶文心在其研究专书中有周详的介绍与探讨。自1914年姚永朴在北京大学编撰《文学研究法》以来，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大批的西方文论教程开始被翻译介绍进来，本土文学理论教程的编撰也逐渐兴盛起来。在民国时期，主要有三类。最早受“中体西用”等保守思想的影响，出现了一些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内容，适当借鉴西方现代文论体系的体例框架的教程，尝试建立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此后，一些学者奉西方文学观念如情感论等为圭臬，移植理论体系、范畴原理等；三十年代后，受“革命文学”兴盛影响，出现无产阶级模式的教程，倡扬无产阶级政治功利的文学观，开始以意识形态、现实主义、典型等为核心范畴。民国时期的文论教程，政府没有统一的规划要求，故总体体现了个人著述、民间话语的特点。

新中国建立，50年代到1958年以前，应大一统意识形态的要求，教育部编写全国高校统编教材的精神，模仿苏式文论，一些学者尝试编撰新中国的文学理论教程。1958年中苏交恶“，”运动开始，新民歌运动兴起，文学理论也强调要自力更生。当时极“左”思潮日益扩大，随着学生编教材的热潮，的《讲话》被直接作为教程内容。到了1962年左右，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专家学者编写了两本文学理论教程，即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蔡仪《文学概论》“。”时期，百业荒废、文苑凋零，文学理论教程也少有进展。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使文化领域展现了丰富活跃的发展形势，文学理论教程的编撰日益多元活跃。

以“审美论”为发展契机，出现了一批反思、探索性的教程。到上世纪90年代，童庆炳以“审美意识形态论”为文艺学第一原理的《文学理论教程》，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前面对“现代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的发展轨迹，作了一番简要的勾勒。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日益深入，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兴起。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思潮日益占领潮头，强烈影响着文学研究者。如前所述，2002年以来陆续出版了一批思想基础、理论面貌与前迥异的文学理论教程。指导思想，是一定理论体系的根本基础。历史地看，有什么样的思想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体系构成、问题域、体例框架等。这方面，近年来有研究者作了专门的“文学理论的提问方式研究”博士论文，很富于启发性。新世纪出版的几本新著，是新中国文学理论知识体系建构的突出重围之作。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童著《文学理论教程》，虽然有很多突破与创新之处，但其基本文学观念终究未脱“意识形态”的框架，虽然童先生曾强调他的观念核心是审美，意识形态只是一种功能性借用。另外，《文学理论教程》本质论的体系与各分论来源驳杂背景相异的理论内容之间，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与矛盾，难以形成理想的通约性与整体性。这些现象都表明了童著《文学理论教程》的过渡性。#p#分页标题#e#

这几本新著，在思想基础方面有共同性，那就是后现论，主要理论来源包括福柯、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意识形态理论，乔•卡勒的后结构主义文学思想等。几本新著标举历史主义、反本质主义，强调文学理论的历史化、地方化、批评化。英美的文学理论教学，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在新历史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就结束了韦勒克等为代表的本质主义理论传统，开始了多元开放的理论追求，日益走向批评化、流派化的理论介绍。一直持续至今，陆续出版了大批该类型的文学理论著作。试参看2007年美国耶鲁大学PaulH.Fry教授的“文学理论导论（Anintro-ductiontotheoryofliterature）”课程内容：前言；走进和走出循环解释的方法；文本结构的阅读；艺术作品内在自主结构的观念；新批评主义和其他西方形式主义；俄国的形式主义；符号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文学；解构主义；弗洛伊德和虚构型小说；关于雅克•拉康的理论；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理论；后现代精神；社会性的渗透在读者和文本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理论；政治无意识；新历史主义；经典的女性主义传统；非裔黑人批评主义；后殖民批评主义；酷儿理论与性别操演；文学研究方面制度的建设；理论的终结；新实用主义；深思：现在谁不憎恨理论？此课程内容与拉曼•塞尔登的新文论教程基本相同。而我国文论教程发生这方面的变化，则到了新世纪，几本新著的出现。

史学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新时期以来出版了多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及其分类史，但就不见有《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之所以没有，是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比当代小说、当代新诗史、当代散文史难写得多：一是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与政治的联系比创作更为紧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更难把握；二是评论对象大都健在，说好说坏都难以使人满意。当然，评论者不一定都要让评论对象满意，但有些评论对象身居高位，掌握着名目繁多的文学资源和话语权，谁也得罪不起。故有些聪明的评论家，做当代文论史（一般附属在当代文学史）时一般尽量拣好处说。不在评论中心的古远清与这些论者不同。他不顾忌别人的议论，硬是一人独立完成了70万余字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当代文论史之所以难写，还在于有些人认为：中国当论批评“无史”，因当代文论史被政治史所遮蔽；另方面，也没有杰出的理论批评大家及经典性的论著。古远清的写作在于说明当代文学理论批评有史。他认为：且不说新时期，仅“十七年”就有胡风这样的批评大家，还有朱光潜等人的经典性批评著作。到了新时期，经过文学观念的大变革，批评的主体性被进一步确认，批评自身的历史也不再被社会史和运动史所掩盖。这一事实均要求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应像创作那样拥有自己的历史研究，将中国当代文论史从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还有人认为凡文学现象必须经过时间筛选才能写史，这是片面的。时间的筛选固然是最公正的，可文学史的整理与确认，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且应看作这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写文学史，古远清是主张私家治史的，这样观点和文笔容易得到统一，不必为贯彻领导或主编意图，将个人见解消融掉。对当代文论史的撰写，古氏还有一个“偏见”：最好不由圈中人执笔。正如该书后记中所说：以古远清来说，假如他是北京的评论家，与书中写的批评家私交甚笃，那下起笔来就难免瞻前顾后：或为贤者讳，或摆平方方面面，乃至把有一定知名度属可写或不可写的同事、同窗尽量夹带进去。好在古氏远离中心，所评对象大都缘悭一面，且不在有中文系的名牌大学任教，因而写起来人情因素较少。当然，不在漩涡中心便容易不知情，有些地方写起来难免会“隔”。何况，个人撰写不能集思广益，有些古氏不太熟悉的领域，亦不可能想像“编写组”那样请专家写得深入，这也就是前面说的“不是一本理想的”文论史的一个原因。

这部突破体例化和集团式的当代文学史框架、首部由个人独立完成的当代文论史专著，以宏阔的背景和冷静而具体的描述，再现了中国从1949年7月到1989年底大陆地区文学理论批评大潮那壮阔的景观、神奇的变幻乃至微妙的涟漪。那死水微澜，那汹涌波涛，都反映在此书的评论旋律里。

史学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网络文学进入文学史，是历史的必然发展。2009年，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与多家媒体共同完成的“网络文学十年盘点”表明，在短短十年中，网络文学作品数量远远超越当代文学纸质作品六十年的数量。互联网上拥有中文文学网站数千家，每年诞生20万余部小说，以每年20％的增长速度发展。“网络制造”的类型化小说占据了文学图书总量的近一半，占据畅销书榜的半数以上。据统计，中国已拥有5亿网民，其中有2亿多网民经常性浏览文学网站，各种文体的网络业余作者超过一千万，全国文学网站签约作者超过一百万，网络媒介在中国已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新型文学载体。网络文学创作者与已有文学体制之间的交流、融合也在不断增强，安妮宝贝、蔡骏、当年明月、千里烟等作者先后加入中国作协，各地作家协会向“网络”敞开了大门，广东、陕西、浙江等地作协成立网络文学委员会，中国作协参与主办蔡骏、血红、跳舞、我吃西红柿、唐家三少等网络小说作者的作品研讨会，开办多期“网络作家培训班”，开展传统作家和网络作家结对子活动，将网络文学创作选题列入扶持范围，给予经费上的支持。

2010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准入网络小说参赛，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修改了评奖条例，将网络小说纳入评奖范围。网络文学在中国的特殊性在于，中国当代文坛长期是主流、精英文学的文坛，几乎没有产生有广泛影响的通俗小说作家。十多年来网络掀起了都市情感、奇幻武侠、悬疑推理、军事历史、校园、盗墓、穿越等通俗题材作品的一波波热潮。这是在网络媒体出现后，通俗文学在中国的膨胀式发展。通俗类型小说在网络上繁荣继而对图书及影视市场的占领改写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网络文学汇集了丰富的底层生活体验和民间智慧，开拓了当代文学的表现空间。如同现代文学报刊的出现催生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作为一种传播媒介，网络冲击了目前已有的由作协、文联及其所主办的纯文学期刊等组成的文学体制。网络让文学的写作真正的多元化，网络文学面向的大众面与纯文学期刊所面向的小众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网络文学的价值在于它的生长根植于自由的网络精神。

1996年约翰•P•巴洛在《赛博空间独立宣言》中宣称：“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人人、处处可以表达他或她的信仰，无论这种信仰是多么古怪，而不再害怕被强制沉默或强制一律。”网络文学自由书写、自由创造、自由想象、自由发表，是新媒体对虚构艺术创造力的解放和激活。其写作注重作品的娱乐功能，不同于构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现代启蒙文学，它在宏观上与时代的主导观念并非相悖，抵抗却在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展开。“信息超级高速公路和虚拟现实的技术特性已经够清楚的了，足以引起人们注意到它们促成新的文化形成的潜能。实的质疑和反抗，其中有一种渴望冲出现存体制结构的冲动。”③网络文化是一种青年文化，一种探索的文化，一种自娱自由的文化，“一种以先进技术为支撑的文化，具有世界性、开放性、平等性、实时交互性等独特的性质”④，这是现代民主、自由文化的新的生长，它不是来自知识界的启蒙，而是来自民间的自觉和反抗，这是网络文学有无限生机的内在保证。英国学者约翰•费斯克认为，民众并不是被动无助、无分辨能力，因而靠工业巨子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恩赐过活的一群。网络文学的娱乐化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种现实的逃避，也包含对于新的文化和文学形式的创造。

网络媒介发展了小说的形式，如网络小说结构的变化，篇幅的拉长和内容的混杂，语言的借用与创新，对细节的不厌其烦等。互动小说、多媒体小说、游戏小说、手机小说、超文本小说等小说新形式蕴含着小说艺术发展的新的可能。优秀的网络文学推动了影视、动漫、游戏等文化产业的发展，网络小说是文化产业的重要题材库。网络小说已成为文化产业链条上的重要环节。据统计，一部优秀的网络小说在改编成影视剧、网络游戏、衍生文化产品方面涉及的资金流可达数十亿元。网络成为未来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媒介，进而与民族国家的基本战略目标联系起来。

网络小说在产业化方面已有一些成功的经验需要总结，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发展部署也必将推动网络小说的发展。互联网上的网络写作多是业余的，在网络上的写作者也将随着年龄而成长，他们的生活也将因为写作而丰富，写作不能延长他们的生命长度，但可以增加生命的厚度。因为网络写作的业余性，在艺术上也因其不成熟，网络小说作者更多的是靠生活底子和激情来写作，作品中有丰盈的生活世界和来自个性的精神力量，在文学来源于生活，文学为心灵写作的意义上，网络文学是真正的“生命写作”。

传统文学是网络文学的母体，网络文学是对传统小说的继承和发扬，通俗文学的手法、纯文学的趣味、主流文学的立场、先锋文学的实验意识在不同的网络小说中闪耀着灵光，网络文学并没有脱离传统小说，而是传统文学在新的空间中的生长。对于广大网络文学写作者来说，其写作的创造力如同英国学者米歇尔•德赛都所描述的，他们会用“偷猎”、“盗用”、“偷袭”、“为我所用”等方式创造性地改造已有的文学传统。网络文学的发表是面向世界的，它要求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之间应相互尊重、理解和宽容。网络文学作者群体是全民性的，它书写的是更广大写作者的精神体验和艺术想象。网络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是一种带有生气勃勃的时代气息的关联，诡异的想象，戏谑的方式，个体化的时代精神体验在网络文学中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

媒体的发展历史表明，长篇小说只能出现在现代印刷技术和报刊成熟的时代，印刷体制时代产生了狄更斯、巴尔扎克、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普鲁斯特、乔伊斯等伟大的小说家，与此相应，在新的写作机制和文化空间中，网络小说经典作家、作品将应运而生。网络文学的发展历史和趋势表明，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领域，也是一个必然要进入文学史研究的领域。

网络文学入史的问题

网络文学必然进入文学史，并不意味着自动解决网络文学入史的问题，网络文学入史需要面对的问题需要充分的认识和讨论。文学史写作的基础是要有重要的作家、作品。“文学理论不包括文学批评或文学史，文学批评中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或者文学史里欠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⑤文学史是对一个时段文学创作的提升和总结，并不是每一个作家都能进入文学史，进入文学史的作家都是经过文学批评筛选的作家，只有那些创作上取得了一定成就的作家才能得到批评家的关注，才能进入文学史。网络文学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网络作家与传统作家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大多是非职业化的写作，其写作的起点低，写作的作品通过网络媒介的放大，在读者群中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他们的作品可供文学分析的“艺术含量”并不高，很多作者是“玩票”写作，有些作者是昙花一现的写作，有些作者写了很多作品，但并没有多少文学成就可言，如《第一次亲密的接触》作者痞子蔡的写作就是如此。还有些作者是由一部文学作品成名，其后续创作尚未可测，如创作《明朝那些事儿》的当年明月，写《藏地密码》的何马，都是如此。

还有些作者是在网络上成名，但其后期的写作力图摆脱网络的影响，写作的作品也不再在网络上首发，其写作的网络特色已经淡化了。如安妮宝贝和宁肯，前者是早期中国网络文学创作的代表性作家，曾与李寻欢、宁财神被称作是网络文学的“三驾马车”，安妮宝贝的作品主要发表的途径是实体书的出版，主要走市场销售路线，但其创作的纯文学色彩越来越浓，其文字的思维力度和忧郁色彩愈益浓烈，也赢得了更多的读者，有研究者撰文的题目为《安妮宝贝：路为什么越走越宽？》⑥，批评家郜元宝评论安妮宝贝的文章题目为《向坚持“严肃文学”的朋友介绍安妮宝贝———由〈莲花〉说开去》。

⑦宁肯的《蒙面之城》曾自由投稿到几家大型的文学刊物，被拒绝，后来在新浪网上连载，好评如潮。《当代》文学杂志找到宁肯，以头条刊发，并加“编者按”，认为这部作品的出现标志着网络文学的创作水平已达到了与纯文学比肩的地步。但宁肯后来的创作并没有走网络路线，而是承续80年代先锋小说的路向，追求思想和艺术形式上的先锋探索性，其写作有意识地面向小众读者，其作品《天•藏》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前20强。早期通过网络成名的作家慕容雪村后来的创作的作品网络文学的特色也渐渐地淡化。

2003年，起点中文网的vip收费成功，网络写作者在网上发表作品就可以获得收入，在网站推举、宣传、排行等机制的刺激下，网络们日更新数千字甚或上万字都是家常便饭，这样高密度的写作，让写作成为一种“码字”生活，写作者不能及时充电，不能有更多地思考期和犹豫期，没有艺术的沉淀期。在学术界，网络作家常被称为是“网络”，唐家三少、跳舞、血红、我吃西红柿、南派三叔、沧月、天下霸唱等人的作品市场效应很好，但几乎没有批评家评论他们的作品。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开创了“为人生”的“启蒙”文学的新传统，而最有网络文学特色的是玄幻、盗墓、YY、穿越、修真等题材的娱乐化小说，这些小说中思想的含量和艺术的含量似乎都很稀薄，禁不起读者的反复阅读，特别是经过一个世纪多世纪的文学史教学传统影响的评论家和研究者，很少会有人把网络类型化小说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认为这样会是误入歧途。一位批评家在评价玄幻小说的时候认为，“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⑧，这样的评价很明显是带有明显的纯文学趣味的。笔者曾于2009年1月16日00∶00点用google搜索引擎对主要的现代知名作家和网络作家的名字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从所搜到的网页数量看，天下霸唱高于张爱玲，六六、安妮宝贝、当年明月高于王蒙、贾平凹、莫言等文坛名家，但相应的在中国知网中所搜到的学术期刊论文，天下霸唱、六六、树下野狐、玄雨、明晓溪、流潋紫为0，当年明月为2，安妮宝贝为55，而王蒙、贾平凹、莫言等作家的研究文献数都在数百篇，张爱玲有2168篇，鲁迅有15854篇。

我于2006年开始致力于网络文学研究，所写的作家、作品专论式的文章，被很多的学术刊物拒绝。当代批评家也很少有人去用心像研读一个传统作家那样去研读一个网络作家的作品。这里有文学趣味的变化，有研究体系的转变等诸多问题。只有经过了文学批评家所评价过的作家作品，才有可能进入文学史，其文学的价值也只有在众多的批评家的关注下才能逐步得到发掘。因为没有作家论、作品论的支撑，对建构当代的网络文学史成了一个学术难题。它使得当下的文学史教材中，多将网络文学作为一个拼贴的板块而存在，其进入文学史的也只能是宏观的总体概览性的章节，对作家作品的介绍也只能是相对粗略的简单介绍，不可能给网络作家开设专门的章节。网络文学的评论主要是由千万的网友读者完成的，在网络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的网络文学评论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而网络文学的读者跟帖评论大多是一种印象式的，带有个人特点的，“往往有很真切的个人性情和才情，属于一种感悟性的人生阅读评论”⑨，评论者的文学素养也不是很高，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的高论，从“读者反映论”的角度看，是文学研究可供借鉴的资料。如何利用这些文学资源，有个需要除渣去蔽的过程。

网络文学进入文学史的难度还在于，为网络文学写史的作者，在面对网络文学作品时，需要付诸巨大的精力，要保持高昂饱满的热情去从事这项工作是很不容易的。网络小说动辄数百万字，阅读量是很大的。而阅读只是写作的第一步，因其作品艺术含量的稀薄，注定了网络文学研究是一项广种薄收的工作。文学史写作是文学作品不断经典化的过程，写作文学史是建构文学经典作品运动轨迹的过程。而网络文学的写作是向下的，不是朝着经典化的方向走，而是沿着大众接受的路向上走。在国外，《飘》这样的通俗文学作品也是被严肃作家所瞧不起的，不能进入美国文学史的。这意味着，要勾勒网络文学的发展全貌，要对其发展的艺术线索进行描述，是很难的。网络写作与市场、读者的联系，与通俗文学的联系，比与艺术发展的演进层面的联系更鲜明、更有代表性。对网络文学作品的评价会成为一个问题存在，意味着要建立新的评价体系，才能很好地评价网络文学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所谓有个性的文学史，说到底是有独特文学史理论建树的文学史。”“用一种拼接的形式将其容纳进文学史框架，则不注意整个文学史的思路与框架充满了矛盾与不和谐。我们没有给通俗文学、沦陷区文学（包括日治下的台湾文学）和旧体文学等现象充分的文学史定位和理论探讨，就将其朝原有框架的文学史里塞进去，结果必然造成文学史的逻辑混乱和大杂烩的内涵。”⑩

这意味着网络文学入史是全新的探索，而不仅仅是文学史板块的一个补充延伸。如《现代中国文学通鉴》已有较好的实践尝试，它通过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将现代中国文学分成“政治文化”、“新潮文化”、“传统文化”和“消费文化”四大板块，将网络文学看作是“新潮文化”和“消费文化”渗染的文学形态，使“网络文学”与电影、电视剧、古典诗词等一同融入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有机整体之中。

网络文学入史的难度和尴尬还在于网络文学自身的合法性问题。网络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来自多方的质疑？网络只是一种传播媒介，网络上写作与纸上的写作并无二样，如果“网络文学”是一个伪概念，网络文学研究也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如果“网络文学”是个实际存在的概念，如何区分网络文学与非网络文学？除了首发的媒介不一样，代表网络文学的是以悬疑、盗墓、玄幻、穿越、修真为题材的幻想式作品吗？如果是，那么这些作品在艺术上对传统小说的发展在哪里？网络小说对中国当代文学贡献了哪些艺术上的东西，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网络文学进入文学史的难度还在于网络作家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早期成名的第一代网络作家，现在也不过近不惑之年。这些写作者成熟的作品还没有出现，但他们的创作成名作往往就是其代表作，他们所走过的创作道路和传统的作家有很大的区别，他们和影视、图书市场之间、作协体制之间也比传统作家复杂得多。这些问题常常遮蔽在媒体批评的“唱盛”或“唱衰”简单的对立评价之中，网络文学入史，既期待着更多成熟的网络文学作品出现的历史时机，也需要对这些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网络文学入史的意义

网络文学入史是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必然任务，对当代文学研究者来说，及时地对新出现的文学现象进行研究，对有价值的网络文学作品进行跟踪、评论，使之经典化，探讨其文学史地位，有其重要的意义。韦勒克的《文学理论》中曾探讨研究现存作家的问题与意义，对于研究网络文学颇有启发意义。“反对研究现存作家的人只有一个理由，即研究者无法预示现存作家毕生的著作，因为他的创作生涯尚未结束，而且他以后的著作可能为他早期的著作提出解释。可是，这一不利的因素，只限于尚在发展前进的现存作家；但是我们能够认识现存作家的环境、时代，有机会与他们结识并讨论，或者至少可以与他们通讯，这些优越性大大压倒那一点不利的因素。”网络作家多是70后、80后、90后作家，他们的创作正处于成长之中，非常期待有批评家对他们的创作展开评论和交流。作为感同深受的当代研究者，和网络写作者一样，享用着网络文明的成果，网络写作者的文化创作背景、文化资源吸收，所面对的文化难题，与批评者之间的沟通并无障碍，而这种交流，也是有利于网络文学的繁荣和进步的。研究网络文学，对于大多数从纯文学领域转换到网络文学研究领域的研究者来说，其实是一件有挑战性的事情，其知识的转换，对通俗文学作品的阅读，网络上阅读习惯的改变，参与网络写作的实践活动，都意味着研究方式的改变。在评价的知识、价值体系上要更新，对作品要有新的洞察力，要有能力和网络作家展开深入的对话，而不是简单地以纯文学的标准去贬低网络文学。

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认为，历史事件是客观的，但历史写作是思想的产物，不同的思想体系造就不同的历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因此历史研究的对象是思想，“史学的任务在于表明事情何以发生，在于表明一件事情怎样导致另一件事情。”网络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的版图，影响了文学的发展走向，丰富、扩大了文学的表现力。对这样的历史进程，当代文学史必然是要记录和书写的。这也是当代文学研究必然要面对的任务。而对于网络文学来说，网络资料保存的不稳定性、可删除性，也加大了这项工作的意义重要性。“人不仅生活在一个各种‘事实’的世界里，同时也生活在一个各种‘思想’的世界里；因此，如果为一个社会所接受的各种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等等理论改变了，那么人们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的性质也就随之而改变。同样，一个人的思想理论改变了，他和世界的关系也就改变了。”网络文学改变的是文学的发表机制。改变了文学的生态环境，也必将改变文学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网络文学入史的问题，将面临的不只是简单的文学史领域的扩大化的问题，而是对文学观念的根本性调整，文学作品的评价体系也将因此而改变。也许，网络文学和纯文学之间的分级化态势将更加明朗，其相互融合的程度也将大大提高。

网络文学入史的问题，其意义大于少数民族文学、台港文学、古典诗词入史的意义，其意义不仅仅是文学史领域不断增容的问题，而是关系整个当代文学体系变化的大事。“什么是文学史家的史识？我的理解中，就是文学史家有能力解读史料文本，有能力创造出新的理论假设来解释文学现象，推动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和原有文学史理论的提高。”在文学研究领域，古典文学积淀甚于现代文学，现代文学又甚于当代文学，当代文学的活力正在于其当代性，即其开放的视野。这种不断延展的当代性，使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总是比别的学科震荡更大，新的学术体系建构更具有多种可能性。网络媒体的出现改变了写作的发表机制，扩展了文学的表现领域，扩大了写作的群体阵容。文学的大众化问题因为新媒介的出现而出现新的局面，通俗的、幻想的文学大放异彩。

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市场机制与文学之间的火热关系在网络媒介的推动下风生水起，感性解放的身体写作，颠覆崇高的“低化”写作，传统通俗小说叙事的波澜曲折，底层生活的生动体验，机制的制造，它意味着“A•马尔罗想象中的博物馆”式的文学史的产生，意味着文学多元化的历史运动将以具体的形态建构起新的理论构架。胡适在谈到五四白话文学的时候，认为中国文学有“死”的文学和“活”的文学的区别。韩愈、柳宗元、许衡、姚燧、虞集、欧阳玄、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方苞、姚鼐、恽敬、张惠言、曾国藩、吴汝纶等人的文学是“死的文学”，而用白话写作的《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醒世姻缘》、《儒林外史》、《红楼梦》、《镜花缘》、《海上花列传》，“三言”“二拍”的短篇小说，以及《擘破玉》、《打枣竿》、《挂枝儿》等小曲子是“活”的文学。瑏瑥胡适的观点有些绝对，但对于我们认识网络文学不无启发。网络文学的生气来自对多元文学叙事的宽容，一种粗糙的但有生活力度的写照，一种小说阅读机制的重新获得。小说对生活的模仿，既是历史现实的，也是想象的，还是夸张的。网络历史小说不做严格的历史考证，按照内心的期待去想象。

对比那些“僵尸般”的“精英”小说，网络小说无疑是“活的文学”。网络文学充满了对传统文学体系的解构和颠覆。德里达认为文学是一种无所不写的建制，解构来自文学内部，不是外部的，是对主流中心规范的必然反抗。这种写作的梦想，在中国网络时代开始慢慢变成现实。自己解构自己是文学发展自身的特性，使文学得以丰富性的发展，网络为文学的这种内在的发展机制提供了可能。网络文学评奖中，有很多的中国当代批评家的身影，他们参与作品的审读、评价，给作品写评语，为写作者颁奖，促进了网络文学的艺术发展。随着网络写作者的日渐成熟，为网络文学作者写评论的作家、作品越来越多，这将为网络文学入史提供更好的基础。

作为成长的网络作家，在获得了很好的读者市场效应的时候，他们的创作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市场机制的推动，个人人生阅历的提升，个人艺术修养的沉淀，都将让他们的写作获得更广阔的精神天地。网络文学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草创期，其写作的门槛也将为前期的写作者所垫高，那些没有写作根基的网络大神必然随着历史的推移而陨落，只有那些不断坚持写作，勇于挑战自我，有更好的写作天赋写作者才能建构起丰富的网络文学世界。随着历史进程的推移，网络文学必将产生更多的优秀作家，更多的优秀网络文学作品，这将为网络文学入史提供了直接的基础。网络文学领域所存在的问题，其实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所面临的问题的放大。比如文学大众化的问题。20世纪40年代以降，这是中国文学的方向性问题，受西方文学影响的“现代派”文学虽有其历史发展的合理性，中国的历史现实又决定着呼唤“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作品的必然要求，并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规范，这种文学规范与政治化的要求相结合，影响了文学的丰富性发展。

80年代以来的“文学回归”运动，先锋文学的崛起与衰落，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纯文学”的边缘化在市场经济时代语境中开始日益突出，文学市场机制开始出现，娱乐化文学开始粉墨登场，文学大众化问题面临着新的历史语境。网络文学的出现及其繁盛，不过是这一文学内在脉络的延续，新的媒体通过技术手段使文学普及覆盖读者，大众化的网络文学真正成为“人民的文学”。再如感性解放的问题，中国新文学以来，是一个个体体验与感性感官越来越受到尊重的时代，文学通过感性解放释放革命的力比多，文学以身体解放为艺术变革鸣锣开道，网络文学以解构宏大叙事，驱动感性解放建构一个俗化与神化混杂的文学世界。再如雅、俗融合的问题，如何融合，如何在普及文学的同时提升读者的审美感知力，网络文学的经验和现状值得深入探讨。再如文化产业的问题，面对“文化超市”

的当代文学发展现实，市场经济的手段如何介入文学的发展，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和市场价值如何兼顾，网络文学在影视改编、游戏改编、衍生文化产品等方面已作出了有益的探索。网络文学的出现使当代文学的发展出现新的历史机遇，也对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文学史是通过文学与社会之间复杂关系的考察来研究文学发展规律，也是一个时代人文精神的流布与发扬的见证，文学史研究是需要摆脱单纯的审美而进入对社会历史变动、政治环境、经济发展以及人文精神演变的综合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