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的传说
新年的传说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事实 说话 宣传方法 新闻规律
用事实说话究竟是新闻写作的基本规律还是被视为一种宣传方法,学界存在一定分歧。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两种:陈力丹教授从语义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既然‘用事实说话’的核心词是‘说话’,那么这是一种典型的宣传行为。”(1)何光铤先生认为,任何记者在报道新闻时总是有“目的”地选择事实,因此,“‘报告事实’只是手段,是实现‘目的’的手段。”(2)何先生认为事实总是要说话的,“用事实说话”是新闻写作的基本规律。
我们认为,在讨论并试图定性“用事实说话”这一话语之前,了解这一话语产生的具体语境及其演进过程,是认识这一话语必不可少的环节,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解析才有一定的意义。
用事实说话的话语建构
“用事实说话”这一话语的最初源头可以追溯至在1925年所写的《发刊理由》一文。“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3)在这里,忠实地报告革命工作的事实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向反革命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4)这里的事实是服从和服务于革命宣传工作的需要,是为了实现《政治周报》的创刊使命:“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5)
对原始事实通过报纸加以呈现,是《政治周报》当时进行革命宣传的方式和策略。而“宣传什么新闻,能达到什么目标、造成什么结果?”(6)则是对当时宣传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因为新闻是今天最主要、最有效的宣传形式,可以说,不学会使用这种形式,他就不要说什么宣传――而宣传,当然是我们大家都有责任。”(7)胡乔木在《人人都要学会写新闻》这篇文章里,对新闻中事实的运用方式和目的性进行了明确界定。“学写新闻还叫我们会用叙述事实来发表意见。我们往往都会发表有形的意见,新闻却是一种无形的意见。从文字上看去,说话的人,只是客观地、忠实地、朴素地叙述他所见所闻的事实。”(8)可见,用什么方法叙述这些事实的目的非常清楚,是为了发表意见,是为了“说话”,对事实的观察、选择和辨别都是服从和服务于“说话”这一目的。
最早把“用事实说话”这一话语视为一种新闻写作的基本规律,是由《辽宁日报》总编辑赵阜提出的。(1979年)他归纳了四条新闻基本规律,其中第二条就是“事实说话,政论章节”。(9)这里的“事实说话”是作为政论写作的方式和方法提出的。而把用事实说话作为新闻工作规律进行进一步论证和引申的则是甘惜分教授。(1980年)“新闻事业是报道新近的事实和评论新近的事实,因此,让事实说话,反映事实真相,这是新闻事业的又一规律。”(10)在他看来,“这一条规律是所有的新闻工作者都承认的,即使一个造谣者,他也要在表面上尊重这条规律。”(11)在肯定用事实说话作为新闻工作基本规律的同时,甘惜分教授还具体阐释了新闻工作和宣传工作的关系:“这里应当说明的是党的新闻工作是党的宣传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宣传工作的范围比新闻工作更大一些。我们研究新闻工作的规律,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党的宣传工作的规律,而又不能代替宣传工作的规律。”(12)按照甘惜分教授的这个思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既然新闻工作是宣传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新闻工作的规律必然服从并服务于宣传工作规律,“用事实说话”这一新闻工作规律也就必然是宣传工作规律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在“用事实说话”这一话语形成过程中,它和“宣传”相伴而生。
用事实说话的话语分析
从1925年所写的《发刊理由》到1946年胡乔木《人人都要学会写新闻》的发表,“用事实说话”这一话语的演进过程是和我们党对报纸的功能、特征、性质的认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我们党对于党报功能定位的基础。“用事实说话”这一话语包含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一个是“事实”;一个是“说话”。在革命战争年代,报纸作为新闻纸的特质退居于次要地位,而充分发挥报纸的“说话”功能则成了党报最为迫切的任务。“用事实说话”这一话语的确立是在延安时期,这一时期既是我国党报理论走向成熟的时期,也是我们党报功能充分彰显的重要时期。1942年3月16日,发出了《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该通知明确表示“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每天与数十万的群众联系并影响他们,因此,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副其实的党报……”(13)在这里,党报发挥的是“工具”性的重要作用,办报目的已经被明确定位,即通过宣传也就是“说话”这种方式来影响和团结群众。在同一天《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致读者》中,阐述了党报必须具备的四个基本特征,即党报要有明确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而在党报组织性的论述中又特别强调指出:“党报决不能是一个有闻必录的消极的记载者,而应该是各种运动的积极的提倡者组织者。”(1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党报的目的不能仅仅满足于报道基本的新闻事实,而是要通过事实来“说话”,通过事实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来团结和组织群众。“在改造党报的过程中,反复教育全党提高对党报重要性的认识,强调报纸和通讯社的作用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把党的新闻事业在整个革命工作中的地位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5)
在分析“用事实说话”这一话语时,我们决不能忘记它还包含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要素,那就是“事实”。“经验证明,世界上最有效的宣传,莫过于事实。‘事实胜于雄辩’。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16)而真正以事实为本位来对新闻进行定义并奠定我们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基础的人,则是陆定一同志。“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这是唯物论者的观点。”(17)因此,从唯物论者的观点出发,客观存在的物质性的事实是新闻安身立命的基础。那么,如何认识和处理那些外化于事实之上并能使新闻达到“说话”的目的呢?陆定一认为,“我们革命的新闻工作者,既然有唯物的社会观,就一定承认每个新闻归根结底具有政治性。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政治性比起那包含这些政治性的事实来,乃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而第一性的东西,最先有的东西,乃是事实而不是什么‘政治性’。”(18)因此,这种政治性不是强加在事实或者说我们所要报道的新闻之上,而是要我们通过选择那些包含政治性的事实来达到“说话”的目的。所以,要真正做到用事实说话,仅仅坚持新闻的“五要素”是远远不够的,要把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和坚定的革命立场结合起来,才能密切联系群众,联系革命斗争的实际,才能使党报更有力地表达党想表达的意见,更好地表达党要做的工作,说党要说的话。
用事实说话是一种宣传方法
通过对“用事实说话”这一话语的追溯,我们起码明白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从这一话语诞生之初,它和宣传就密不可分。“宣传是运用各种有意义的符号传播一定的观念,以影响人们的思想,引导人们的行动的一种社会行为,它的基本职能是传播一种观念(理论、方针、政策、伦理道德、立场态度)。”(19)宣传者的目的十分清楚,是希望人们接受自己所传播的内容,促成受众思想和行为的改变。尽管我们认为单纯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理解 “用事实说话”这一话语不够全面,但是我们在对这一话语的演进过程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之后还是不难发现,这里的“说话”和宣传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二者都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说话”是借助于某些事实,这些事实是有选择的,是有立场作为前提来保证的。而宣传除了运用经过选择的事实之外,它还可以借助其它方式、方法来达到目的。
那么我们又如何来理解“新闻”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呢?“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20)尽管对事实附加了很多限定词,但是新闻的中心词是事实,事实是处于第一位、先决性的东西。但是,这里的事实既可能含有某些政治性的因素,也可能是纯粹的一种信息,告知人们已发生或即将发生的某些事情,它和“用事实说话”中的事实是有区别的。“新闻规律,是新闻工作固有的本质联系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具有客观性、必然性、本质性的品格。”(21)因此,我们认为“用事实说话”是一种宣传方法而不是新闻写作的基本规律的原因就在于,不能把我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新闻功能的认识和它所起到的作用上升为一种普遍的基本规律,它作为一种宣传方法,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事实和新闻政治性,二者之间的关系,万万颠倒不得。一定要认识事实是第一性的,一切‘性质’,包括‘政治性’在内,与事实比起来都是派生的、被决定的、第二性的。”(22)这对我们广大新闻工作者和宣传工作者来说,应该时刻谨记在心。
参考文献
(1)陈力丹,《用事实说话是宣传方法而不是新闻写作规律》,《采・写・编》,2002年第4期
(2)何光铤,《论“用事实说话”――与陈力丹等同志商榷》,《新闻记者》,2003年第2期,第38页
(3)(4)(5):《发刊理由》,《中国新闻史文集》,第145、1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
(6)(7)(8)胡乔木:《人人都要学会写新闻》,《中国新闻史文集》,第319、3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
(9)(21)徐培汀:《浅论新闻规律》,《新闻知识》,1986年第7期,第14、15页
(10)(11)(12)甘惜分:《关于新闻工作的客观规律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闻学论集》第二辑,第3页、第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
(13):《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
(14)《致读者》,《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
(15)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通史》,第894页,1996年5月第1版
(16)《从五个W说起》,《解放日报》,1945年12月13日
(17)(18)(20)(22)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中国新闻史文集》,第265、2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
(19)李良荣:《新闻学概论》,第4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
新年的传说范文第2篇
2008年春季，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汤姆・瓦霍沃要求学生们做一份关于地方报业市场成长和环境问题的深度报告，瓦霍沃是该新闻学院印刷和数字学系的主席，今年是该新闻学院建院100周年。
学生们很容易地收集到了所需要的信息。但直到今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报告内容还是停留在电脑中。“因为我们的学生没有相关的软件技术知识，不知道如何创建互动地图和图表。”瓦霍沃说，“这样学生们就无法完成这一课题。”瓦霍沃同时还担任《哥伦比亚密苏里人报》的执行总编辑。
瓦霍沃的努力代表了众多的新闻学院在追赶新闻行业发展的时候所遇到的挑战：新闻学院依然需要教授基本的报道技巧、写作以及职业道德和相关法律知识，但同时也必须在多媒体和其他实用技术方面对学生进行培训，以帮助学生顺利找到他们的第一份工作。
新老教学观念的并行
在新闻教育机构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他们也经历着传媒行业转型造成的起伏。在纽约城市大学，两年前该校开设了新闻专业研究生课程，今年预计招生70人，比前两届的50人左右增长了一些。而迈阿密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校理事会则原计划在今年关闭其新闻学院来节省资金，但后来因考虑关闭该院也不会有大的节约而放弃该计划。
整体来看，全美大学开设新闻专业和大众传媒等课程的数量呈上升趋势，从2005年的458个到2006年的472个。但根据佐治亚大学考克斯传媒中心的研究，这些专业的招生量并不理想。本科阶段的大众传媒专业招生上升了仅仅0.3%, 而研究生阶段的招生下降了1.3%。
抛开长久以来的关于新闻专业是否有存在必要的争论，学生们在这些专业的学习中到底可以学到什么，取决于他们选择什么课程。
虽然有些学校积极开展了一些旨在适应行业挑战的新课程，但另外一些学校“为他们能够保持新闻学院的传统而骄傲，矢志不渝地以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方式来做新闻。但这不是新闻世界的走向。”迈阿密骑士基金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阿尔贝托・伊巴昆说。这个基金在过去3年中共为传媒创新研究提供了超过1亿美元的资助，包括几个在大学开展的研究项目。
除了帮助学生了解怎样进行报道，怎样组织和分析信息，使文章更精确更全面之外，新闻学院并不知道什么样的技巧从长远上来看对学生们是最好的。“传媒行业对新闻教育的要求非常多。”佐治亚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学院教授李・贝克说，他负责跟踪考克斯传媒研究中心的年度数据统计。
“很难知道传媒的各种要求中，哪些是更加长效，更加重要的，对我们的学生更好的内容，”他补充说，“你会撤掉一些职业道德课程来用一个版式设计课程来替代它吗？”
适应传媒行业发展的教学实践
新闻学院在用不同的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很多学院开始把多媒体元素内容整合到教学中――比如，学生在学习基本新闻报道和写作的时候，教授会同时要求他们学习为网站撰写重大报道。这个课程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学院所有学生的必修课。互联网新闻写作课教授学生如何用多媒体的方式来表现一个新闻报道，而学生们在接下来其他课程的学习中，也将继续使用多媒体工具，院长克里斯托弗・卡拉汉介绍说。
两年前，学校与凤凰城的《亚利桑那共和报》合作设立了一个多媒体报道课程，主要对象是二年级和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卡拉汉说。学生们通过课程可以获得学分，同时可以供稿给该报网站并获得稿酬。学生所投稿件会由该报专门指派的一名全职编辑来修改。
西北大学传媒学院的多媒体课程吸引艾米・李回到了学校。艾米1999年从密歇根州立大学新闻专业本科毕业，此后在《底特律新闻》工作了7年多，由于报社开始要求记者具备多媒体技术，她觉得是时候回到学校学习数字多媒体技术的时候了。
在班上，艾米是参加“地区新闻报道”项目的6个人中的一个。这个项目从今春开始收集关于芝加哥的数据。芝加哥是2016年奥运会的候选承办城市之一。通过该项目，学生可以学到移动媒体技术在城市道路交通状况报道中的应用。这个课程仅是学校帮助学生学习怎样通过数字工具向读者传达信息的一个简单例子，这在移动电话日益成为报业新闻重要平台的年代愈显重要。
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和导师温德尔・考克兰认为，新闻学院不能止步于教授基本的多媒体知识，而是应该把移动网络和通讯技术应用融合在教学之中。美国大学计划2009年春季开设互动网络应用课程。
这些技术类课程的开设迫使一些新闻学院改变他们的课程表。堪萨斯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学院在1999年开始重视多媒体课程时，就不再要求学生必须学传媒史这门课程了。“当然这门课程仍然是很受学生欢迎的一门选修课。”院主任安・布瑞说。从2008年秋季开始，学校将提供摄影和无线电课程，帮助学生适应现传媒多媒体传播的要求。
新闻传播学的“边缘化”
很多社会基金正在加大对于新闻学院的投入，帮助新闻学院扩展课程，重塑新闻传播方式。 由卡内基公司领衔的基金资助的“未来新闻教育计划”，最近在资助名单上增加了3所新闻学院，包括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奈伯拉斯卡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 这项计划目前正为11所大学的新闻学院提供资助，整个计划的投资将在3年内达到1100万美元。
基金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尔贝托・伊巴昆说：“我们在尝试让新闻学院去实验，去实践他们想做但按传统做法没法做的特殊使命。新闻传播要有生命力，必须与其他学科相结合，而不是就传播谈传播。”
比如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新闻学院联合其商务、法律、公共健康和社会科学学校一起来研究全球化的问题。 2007年，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了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新闻学院研究生则进行了信仰的个人经历的研究。
堪萨斯大学也是提供边缘学科丰富其课程的学校之一，让学生可以在某些题目研究上更加深入。今春其开设的“军事和传媒”课程包括16名来自理夫沃兹堡军事基地的士兵和10名来自新闻学院的学生。
同时，一些学校没有拘泥于传统的课程模式。加利福尼亚大学新闻专业的研究生可以同时选修其他系的优势课程，成绩也将被计入学分。“学生们可以充分利用学校的教学资源，” 伊巴昆说，“他们会思考自己的优势和兴趣是什么，然后投入到那些内容的学习中去。”
毕业生就业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生服务助理主任厄内斯特・迈尔说，今年3月份，有114家公司参加了在该学院举行的招聘会；到5月份，该院62％的研究生已经“名花有主”。学校对这一数字很满意，尤其相对于当今新闻行业的高失业率来说。
最近的考克斯传媒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07年10月31日，63.3％当年毕业的具有本科学历的新闻专业和大众传媒专业的毕业生已经拿到了工作邀请，较前一年的63.7％有略微的下降。而对具有硕士学位的毕业生来说，截至同一时间有67.9％的毕业生找到了工作，比前一年的64.8％增长了3.1％。
甘耐特公司执行总裁兼招聘官理查德・莱昂纳多介绍，他手下的招聘人员“任务繁重”，要在大约35～40所新闻学院进行招聘。学生们独立于新闻学院操作的出版物是发掘人才的好渠道，同时也是发现销售人才的好地方。因为校园出版物有自己的网站，学生们非常重视自己网站的广告销售，而很多新闻学院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领域。
在学院继续开发新课程的同时，用人单位也有了越来越多的要求。除了要求学生具备基础的新闻传播知识，还要求学生有多媒体及数据管理能力。《达拉斯早新闻》互动内容主管编辑安东尼・摩尔强调：“我们有很多传统意义上的记者。我们缺少的是对网络文化和传播有深刻理解的编辑。”
具有基础的、技术性的软件知识越来越重要。《底特律自由新闻》之前负责招聘和发展工作的编辑乔・格里姆说。他同时在密歇根莱彻斯特的奥克兰大学执教编辑课程。“Excel，”他说，“是新的Word软件。”这充分说明了数据库软件应用的重要性。
教学与应用的差距弥合
一些因素导致了教学和行业应用之间的差距。
首先是行业需求与课堂教学有一个自然的延迟。印第安纳鲍尔州立大学数字传媒学院的总监沃伦・沃森这样认为。
另一个因素是教学人员的知识更新滞后。很多教授在离开工作岗位来到学校的时候，印刷媒体还是占统治地位的，而这些教授的观念转变缓慢。今年考克斯传媒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超过25％的全职新闻和大众传媒的教师在下个10年年龄将达到66岁。
为了帮助教师们尽快跟上传媒行业发展，波士顿大学传播学院为他们的教师提供继续教育课程，帮助他们学习多媒体知识，以使他们可以与学生们进行分享。“我们有这些资源，重要的是去分享。”新闻学院主席卢・阿瑞耐克说，而兼职教授在传媒公司工作，亦可以快速带给学院新的血液。
在教学和应用两方之间应该有“系统的对话”。他建议新闻学院的领导者应该每年把当地媒体的代表请到校园来，请教“行业中的新动向，考虑到大学教学体系的自然延迟性，需要学生学习什么样的知识来满足行业要求。”
新年的传说范文第3篇
徐培汀先生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资深教授，他的新著《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最近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该书为1994年出版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的续编，介绍建国55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的发展概况。全书有55.2万字，分14章叙述。
该书作者长期从事新闻教学工作，在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新闻史方面都曾涉猎，还是边缘新闻学和新闻教育史领域的开拓者，因而视野开阔，率先把新闻传播学说史作为一门学科来阐述。该书的最大特色便是学科意识强，将新闻传播学视为一门结构严谨的科学，这从《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的合理框架中便可看出。该书以三条线索系统而全面地阐述这段学科演进的历史：一条是史书所常用的纵向的以时间为顺序依次介绍建国初期、“”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概况；另一条是横向的以地域为区分的叙述，主要介绍大陆的学术研究情况，兼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新闻传播学的教学科研概况；还有一条以新闻传播学的管理为基础，从理论新闻学、实用新闻学、历史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传播学、边缘新闻学、新闻教育等各个学术领域，分别阐述各分支学科的科研成果和发展概况。由于徐培汀教授有长期实践经验，对我国新闻学的特点十分了解，故特辟专章《对经典作家与党的领袖新闻思想的研究》，将原本属于理论新闻学的这部分内容独立出来，专门予以探讨。因为在建国以后一段相当漫长的岁月中，当时的新闻理论实际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党的领袖新闻思想的诠释。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学理论虽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而经典作家与党的领袖新闻思想仍是指导我国整个新闻事业的核心理念。所以这种结构上的特殊安排，不仅没有破坏全书的科学体系，反而更突出了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客观存在的政治性强的特点。
《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的另一大特色是内容丰富，评述客观公正。全书在篇章之下，列出专节、专目评介为我国当代新闻传播学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杰出政治家和当代学者就达89人、代表作83部，概要地介绍过的作者与作品更是数以百计。光凭这一部分资料，也就足够编纂一部当代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名著提要了。所以我想如能配上一些书后索引，如人名索引、书目索引之类，无疑将更好地发挥该书资料丰富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辞书便于检索的功能。徐培汀教授在评介众多学者及其代表作时，往往能恰如其分地概括出该著作的特点及其创新之处，给读者以指导，并显示出评述者自身的学养与功力。在介绍历次重要学术争鸣时，作者对不同见解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绝无门户之见，更不以个人好恶定是非。对一些显而易见的差错和失误，也不因对方是自己的师长、熟人而“为尊者讳”。例如他对王中教授的《新闻学原理大纲》，在高度评价这份大纲“确实有不少新观点、新提法，如党报的两重性、报刊演变的基本规律、读者调查”，也敢于涉及一些敏感问题，如新闻自由、出版法等，同时也指出其时代局限性，如“以‘报学’代替‘新闻学’，以‘报业’代替‘新闻事业’”以及“把通讯社、广播电视、画刊、杂志、书籍出版整个大众传媒”都列入“中国报刊”的不合逻辑之处。我觉得做学问就是探求真理，就应该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指出认识上的时代局限性，无损于王中教授新闻改革理论家的光辉，却更彰显《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客观公正的求实精神。
尽管《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是一部值得推荐的优秀学术著作，然而它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同样存在着一些不平衡情况。例如该书以89%的篇幅叙述改革开放以后新闻传播学的科研成果，这并无不当，因为新闻传播学之所以在今天成为显学，其真正发皇时期也正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但是相对而言，前30年（即1949～1979）的内容稍嫌单薄一些，有些人物和事件还是应该提一笔的。如1953年由新华社通讯《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所引发的关于“合理想象”的讨论，对确立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的原则、划清新闻与文学的界限具有重要意义，在学说史上应该记上一笔。当介绍建国初期从事新闻研究工作的学者时，除王中、甘惜分、安岗、康荫外，还有一位号称“北甘（惜分）、南王（中）、西北何”的重量级人物何微，也值得一提。他抗战时任晋豫日报社长，建国初为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后出任陕西社科院院长兼新闻研究所所长，年已古稀仍担任武汉大学新闻系教授8年。他自1946年起即在刊物上发表新闻学论文，直到20世纪90年代仍笔耕不辍。在新闻传播学说史上，还是应该有其一席之地的。
应该说任何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总是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平衡情况，这也正是学术研究日益求精的动力所在。学术的魅力也在于永无止境，愿作者和新一代有志于新闻传播学说史的研究者继续努力，把这一很有意义的科研领域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新年的传说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自1872年创刊始，《申报》就开始刊登大量以妖孤鬼怪为内答的社会新闻，188，年至9892年间，该申报》所刊以反迷信、倡科学为主题的论说数量陡增，相应地，《申报》开始排斥或纠正以妖孤鬼怪等迷信为内容的社会新闻，这种转变意味着经过数十年西学浪潮的浸洗之后，近代科学理性精神开始影响近代报人，他们开始对新闻真实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促使新闻采编向追求客观真实的方向发，这一转变是中国传统新闻观念向近现代新闻观念转型的重要标志。
新闻真实是新闻观念的核心内容，现代新闻学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真实是新闻存在的基本条件，“真实是新闻报道最起码的要求，对新闻的真实性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近代中文报刊在中国产生以前，新闻真实、客观报道已是西方新闻思想中较成熟的理论，当外人在中国创办早期中文报刊时，近代新闻真实思想亦被带至中国，他们“为了扩大自己的社会影晌，总是表现出一副维护新闻真实性的样子。”像《中外新报》、《上海新报》、《中外新闻七日录》《万国公报》，或标榜“叙事必求实际”，或宣传新闻“贵在信实无欺，”或声称本市新闻“非众口一词，断断不肯付刻，”或强调采访“绝无疑窦，方可登之。”作为新闻最基本的准和报刊信誉的保证，新闻真实的要求在19世纪60,70年代开始为外报较普遍的提倡和实践。但是国人主持下的早期中文报刊对近代新闻观念的实践却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探索过程，它集中体现在近现代新闻真实思想的确立上，钩沉近现代新闻真实思想确立的过程和动力，可以加深我们对近现代新闻观念在中国逐步确立过程的了解.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学史具有一定的价值。本文将以才申报》为个案，揭示近代科学理性精神在近现代新闻观念建立中的作用及产生明显效果的时期，以管窥近代科学理性精神对推动中国传统新闻观念向近现代新闻观念发展中的作用。
一、花妖鬼怪等文学作品是新闻
“新闻”一词，在中国虽古已有之，但着眼强调新近或新异之事，包括传闻或道听途说之事，其内含与近现代新闻观念之新闻真实尚有较大距离(见后文)。作为西方新闻思想影晌下创办的截申报争等早期中文报刊，对新闻真实是有一定的认识和要求的，如起到《申报》发刊词作用的本馆告白》云:“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务求其真实无妄。”“真实无妄”即强调客观真实。但实际操作中的<申报乍之新闻栏却大不然，最显著的表现是将谈狐说鬼、街谈巷议的笔记体小说等文学作品作为社会新闻大量刊载。
《申报》创办期间，美查曾派“与王韬相识的钱听伯去香港，向王韬学习经验。钱听伯此次取经的主要对象是王韬及其主编的《香港近事汇编》。因此，王韬的新闻观念直接影响了早期《申报》。王韬早期的新闻观念是中西合璧的，虽然笔者目前未阅得《香港近事汇编》，但通过其他研究者的研究可知这份报纸‘.社会新闻则大量刊载，且多谈狐说鬼之作。不仅咬香港近事汇编》如此，同时期的中文报刊《香港中外新报》也将搜奇志怪的新闻大量采编入报(见下文)。新闻语言与文学语言的本质区别是写实与虚构，“谈狐说鬼”作为社会新闻，其新闻观念无疑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来外人所办中文报刊所体现的近现代新闻观念相去甚远，却与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传统新闻观念接近。早期《申报》是传统新闻观念的直接继承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直接从(香港中外新报》和《香港近事汇编》上摘录谈狐说鬼、街谈巷议的社会新闻。如1872年录自《香港中外新报》的有<刀笔孽报》(第94号)、可义马》(第101号)、《厕中遇鬼》(第181号)、(记李游戎遇魅事》(第185号)等。录自芍香港近事汇编》的有《仙温赠药)、《记徐生虔事吕祖灵感事》(第184号)等。
其二，《申报》搜奇猎异的新闻观念。申报馆认为搜奇猎异是新闻纸的主要特征之一，宣布<申报》宗旨的《本馆条例》言;“本馆新闻纸之设，欲以辟新奇、广闻睹”，“传其新异”。第4号截申报》刊登蔺申江新报缘起》，较集中阐发《申报》主旨:“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众所周知，可惊可愕可喜、足以新人听闻的内容并不一定真实。申报馆认为新闻纸的一项重要特点就是刊登“奇文异见”、“稀奇怪异”之事。第6号《申报》登载《本馆自述》:“粤东旧有新闻纸馆之设，所以网罗轶事，采访奇闻，论可解颐如听说诗之鼎，言足以志光，师作史之迁。”网罗轶事、奇闻解颐正是传统新闻观念和笔记小说的特色，也就不奇怪申报馆征求稿件的内容旨趣及文体的要求向《搜神记》和《虞初新志》看齐博览鸿儒、通时硕彦，或得之于阅历沿革参稽;或证之以史书、讲求切实;或事可资夫鉴戒，不徒夸干宝搜神;或言实妙夫新奇，竟可抵虞初作志。惠来杰构，固篇幅之咸登;领到清谈，亦语言之必录。
在中国，谈神说怪、搜奇志异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土壤，况且，笔记小说素材的来源一是来自作者的见闻，二是来自他人提供的素材，这也是早期新闻记访事采编新闻实际操作的两种主要途径。不难理解，申报馆征求稿件形成的报刊格局—谈奇说怪充斥着早期(申报》的新闻版面。如《窃物雷击》(第6号)、《雷击不孝》(第20号)、《趁狐女报恩》(第36号)、《蛇异》(第47号)、芍荫树神异》(第59号)、《杭州满城多鬼》(第70号)、《鬼讨房饭钱》(第73号)、《记卫某惑骸骸精事》(第77号)、《罗浮山白龟精》(第83号)《波奇闻》(第119号)、《鹅代死》(第120号)《牛报仇》(第121号)等，这些只是1872年11月以前遴选出的部分篇目，说早期 《申报》上充满妖狐鬼魅之气并不过分。
正因为早期《申报》的新闻栏目是丰富的笔记小说、类小 说之渊数，乃至后来有人直接从《申报》上摘录成书，编成了鹰本《夜雨秋灯录》。最典型是淞荫庵主编成聋淞荫庵漫录，计笔记小说485则，是从《申报》上摘录自1872年至7876年的新闻报道汇编而成的。不少研究者认为申报馆搜奇志异的稿件征求是美查等扩大稿源、吸引读者、推广市场策略之需要，也有的认为《循环日报》上刊登传奇志异之作是因为“消息不足，”登载野语稗史以资补白，这些都不为无见。但笔者认为，考察该现象应当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来外人所办中文报刊传播的新闻观念与本土传统新闻观念联系起来，还应当把《申报》与《香港中外新闻》、《香港近事汇编》联系起来，更应考虑到王韬、蒋芷湘、钱听伯等早期秀才报人的传统文人背景。‘.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它反映的每件事、每个人都必须实有其事其人，绝不允许有丝毫虚构和杜撰。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早期中文报刊的新闻采编是苛刻的，但可明确传统新闻观念的演变方向。与同期外人所办报刊对新闻真实的态度和操作相比，早期有《申报》等秀才主笔主持的报刊在新闻真实上落伍许多。例如：万国公报今的主编林乐知说:“公报为何而作哉，选西国之新闻，登中原之事实，不假修饰，务在率真，奚事铺张，惟求夏实。”《万国公报》新闻栏目中采编的国内外新闻基本符合新闻真实的要求，绝少狐媚鬼气之选。造成这种对比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秀才主笔和读者对新闻纸的最初认识有偏颇。既然“新闻”一词在中国由来已久，且在生活中普遍使用，那么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新异之事(新闻)登上新闻纸在常识上应该没有捍格;况且在强调“新近发生”上，外来的新闻观念与传统的“新闻”概念是一致的。因而，当《申报》因刊登狐鬼气的新闻遭到英文报刊的嘲讽时，报馆为自己辩护云:
采集人言，搜集众说，遇有奇迹异谈，但便事有可取，为之登录，如古之《夷坚志》、《太平广记》所载者灯读之，举为谈助。
总之，《搜神记》、《虞初新志》、《夷坚志》、《太平广记》等笔记小说在近代第一批秀才主笔们看来应是报刊内容及文体之范本。笔记小说体也是秀才主笔们最擅长的文体之一，如王韬有<淞滨琐话》、《后聊斋志异》、(淞隐漫录》、《瓷墉余谈》、《赢儒杂志》等洋洋大观的笔记小说之作，而且传奇志怪之作当成新闻稿件，与当时国人对新闻纸的认识也是一致的。1883年，一位读者赞美(申报)云:
厘楼海市谈非幻，牛鬼蛇神载不妨。别有宦途千百变，尽他纸上梦黄梁。
有意思的是，这位读者显然是用传统“新闻”一词的含义理解并赞扬荀申报》刊载牛鬼蛇神一类作品。换言之，笔记小说体的“新闻”是符合当时读者对新闻纸所刊内容的期待的。可见，早期(申报》新闻观念与现代新闻真实如实地描述、解释现实生活真相的要求相去甚远。
二、1889年至1892年《申报》的反迷信活动
《申报》传奇志怪式的新闻采编方式持续了17年，到了1889年1月8号刊登了一则(幻梦奇征》,1月19日还登载了一则《志怪》，但是接下来，《申报》对狐鬼神异等迷信信仰采取批判的态度，并用科学知识启蒙民众不可相信鬼神之谈，其发勒之标志是1889年6月28日刊发的论说《论怪》一文。该文认为人心中有怪贝i1怪生、心中无怪贝il魅去，其结论曰: 是故男女老幼，妍丑肥瘦之倏忽变幻者，皆人心自为之颠倒耳，仆何尝容心于其间哉，怪之为说如此可破，从来狐魅鬼祟之陋习，凡齐谐志怪之书，干宝搜神之记，悉一扫而空之。《左传》云:妖由人兴，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其斯之谓驮，由此推之，天下可惊可骇之事，实出于至平至常之理。
该文认为应该与狐鬼等迷信采取决绝的态度，对搜神志怪之作予以摒弃。从1889年6月至1892年12月《申报》论 说栏刊登26篇涉及解析常理和反对迷信的论说，反迷信声调高涨(详见文后附表)。这些论说的观点可用《神仙说下》的一句话概括为相信科学格致之理，“一切荒渺虚诞之说，诚哉其不足信也已。当然，曾经为报馆所钟爱不已的传神志怪之作也遭到质疑“其他搜神志怪之书，又乌足深信而不疑也哉，要知道，《搜神记》等传奇志怪之书曾被申报馆视为报刊内容采编之圭桌，这不能不引人深思。
申报馆对怪异迷信的批判态度，也使其新闻栏目的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以神妖狐鬼为内容的社会新闻从版面上显著减少，即便是涉及传异志怪类的新闻报道，往往也从科学角度来解释，试图澄清、消除其负面影响。如1891年2月27日《申报》新闻栏报道上海遭到了一次骇人的雷击，该则新闻结尾云:.‘此皆误触电气所致，一切谬悠之说何足信乎，"1891年6月2日《申报》一则“道士遇鬼”的新闻结尾亦曰“衅由人作，幻由心生，君子于此可以悟道。”这些说明申报馆反迷信、对待狐鬼神怪的态度在它的记者中已产生影响，因此，我们不能把《申报》的这次转变仅看作报馆内部的变化，它的范围较广，至少它的一些记者的新闻观念也发生了转变，来自不同地区的新闻报道说明了这一点。如1891年7月21日新闻栏报道了一则苏州怪异的雷击人事件，但记者对报道内容采取保留态度，“既非齐东野人，固不敢以谰言为传述也。"1891年12月24日一则题为《楚语》、来自武汉、关于母寻子的新闻:“或曰茂才引妇至善堂请乱仙示方向，遂得沿途寻觅，母子重逢，嘻，此则荒诞不经，迹近惑众愚鲁者，谁信以为实，明理之士一笑置之可也。"1892年6月14日一贝上海“白昼见鬼”的新闻结尾评论道:“嚎，天下将无作有，以讹传讹者大率皆然耶，言思之可发一嗦。"1892年8月4日来自船上的一贝新闻“醉中见鬼”结尾云:“啃其果醉眼朦胧耶，奈何竟效东坡之说鬼耶，”说明与以前相比，此时《申报》的记者们对鬼怪新闻的态度已然改变。可见近代科学意识在申报馆的撰稿人中发生效用，他们开始运用已获得的近代科学知识进行反迷信、倡科学的启蒙活动。
三、结语
学界一般认为‘.新闻”一词最早见于《旧唐书·隐逸传》:“孙处玄，长安中征为左拾遗。颇善属文，尝恨天下无书以广新文。” “新文”即“新闻”，指见闻、消息。唐人诗句中也有使用“新闻”，如李贤用的诗句“旧业久抛耕钓侣，新闻多说战争功。”，此处新闻指新近的消息。陈陶的诗句:“新闻赤帝种，子落毛人谷。”处新闻指传闻。古代还有一些以“新闻”为书名的著作，如唐代尉迟枢《南楚新闻》、明代沈周《客坐新闻》、清代彭孙贻《客舍新闻》，这些著作皆为笔记体。如毛南楚新闻飞在<新唐书》和拼宋史》中列于“小说家类”;s客坐新闻》在《明史》亦列于“小说家类”《客舍新闻》在清史稿,中列为“杂家杂著之属。”“新闻”在这类著作中是指传闻异事、逸闻趣谈，属于笔记小说的范畴。此外，古代小说中也常出现“新闻”一词，亦不外乎新鲜之事或最新奇异之事的含义，下面以《红楼梦》为例可见。
第1回:当下贾雨村见了士隐，忙施礼陪笑道“老先生倚门伫望，敢街上有甚新闻么，(此处新闻指新奇、新鲜事—引者按)当下哄动街坊，众人当作一件新闻传说。(此处新闻指新奇事—引者按)
第2回:雨村因问:“近日都中可有新闻没有，”子兴道‘.倒没有什么新闻，倒是老先生的贵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异事。”(此处新闻指新奇事—引者按)
第57回紫鹃笑道二“你也念起佛来，真是新闻。”(此处新闻指新鲜事—引者按)
第80回:于是，众人当作新闻，先报与薛姨妈。(此处新闻指奇异的事—引者按)
“新闻”与报刊联系始见于宋代小报，宋人赵升笼朝野类要载:“其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衷私小报，率有漏浅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小报的新闻指的是朝廷邸报所未录、类似于小道消息的独家消息，其主要来源于街谈巷议、道听途说，比年事之疑似者，中外未知，邸吏必竟以小报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报刊载的“新闻”不求真实，捕风捉影，但因为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颇受欢迎，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先。又因之以妄传事端的罪名而遭到禁毁。概言之，小报之“新闻”指的是不一定真实的秘闻、传说。
新年的传说范文第5篇
［关键词］语错；公共语错传播；广告语错；语错传播；创新试错
应该说，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就进入到了一个“语言创新”的活跃时代。不过相对而言，在上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里，这种“语言创新”活动总的“活跃度”还是相当有限的。如果具体说，是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现代汉语创新虽然已经开始“启程上路”，但由于当时社会改革开放还未能进入到市场经济的“深水区”，因而其“创新”往往只是对历史上旧有市场化语言的某种“重拾”。①也就是说，我们在改革的过程里，逐步地恢复着曾经被普遍使用过的某些“市场语言”。在社会改革向市场的高度“深化”中，伴随着个人电脑和网络技术的逐步发展，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语言创新”的活跃度也随之出现了加强。在进入21世纪之后，这种趋势则呈现了“爆炸性”发展。在“新10年”网络数字技术的快速推动下，曾经位居主导位置的大众传播媒介开始逐渐让位于“互动媒体传播”和“自媒体传播”。正是在公众人人上网普遍参与传播活动的今天，现代汉语的语言创新才有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空前局面。作为语言创新活动的“历史爆发期”，“新10年”以来，现代汉语创新的活跃度是空前的。不过相对而言，也是泥沙俱下的。在“新10年”中（尤其是从“新10年”的后半程开始），现代汉语的创新就始终与各种形式的语言“速生速死”现象相伴相依。一方面，现代汉语的创新，是由各种各样的“语言速生”现象共同塑造的。语言创新的“戏剧”，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另一方面，剧烈火爆的现代汉语创新运动，也是由各类“语言速死”现象来成就的。各种被弃之不用的垃圾语言，也是日常交往活动中一个隐形的“主角”。而在这个由“速生速死”共同“演义”的现代汉语“创新运动”中，不按常规语言法则来使用语言的“语错”现象，始终是一个如影随行的“同伴”。与历史上既往的“语错”现象不同，“新10年”以来的“语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利用互动媒体和自媒体进行的“民间语错传播”。这是“语错传播”中最基础和最大量的，也是社会传播效力最为微弱的一部分；其次，是利用各类公众媒体进行的“公共语错传播”。这包括各种新闻媒体传播中的“语错”，也包括社会各群体各类借助公共媒体进行传播的“语错”。由于“公共语错传播”具有明显的“社会语言示范效用”，因此，这部分“语错传播”的社会影响力也最大。它们对社会语言交际活动产生的实际影响，显然也最大。在20世纪的大多时间里，“公共语错传播”主要是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实现的。传统大众媒体在“公共语错传播”里，占据完全主导的地位。但是由于“媒体把关人”作用的存在，因此“语错”在大众媒体环境下，通常很难“出生”。在大众传播的时代里，无论是报刊，还是广播电视，对“语错传播”采取的都是杜绝态度。相对于当时民间普遍存在的“交际语错”，大众媒体“犯错”的机率相当低。在中国，这种情形大体延续到了21世纪。进入“新10年”以后，由于社会“超传播化”的原因，传统媒体也陆续出现了许多“公共语错传播”问题。但无论怎样讲，传统媒体的“公共语错传播”问题还是相对较少和较小的。而在“公共语错传播”方面扮演着“崛起角色”的，则是“广告语错传播”。这不仅因为：在“新10年”以来的“公共语错传播”中，广告占有最大比重，还因为在“语错传播”中，广告往往是极其积极和主动的。换而言之，在新世纪10余年间，“广告语错传播”是整个社会“语错传播”现象的主导力量，而它，也对新世纪的现代汉语发展发挥了相当有趣的作用。
一、如何看待“广告语错传播”现象？
在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称的“语错”，是对“语言错误使用”的缩略。如果进一步解释，所谓“语错”，就是指没有遵从一般语言习惯用法，在使用上与既有的语言使用方式相龃龉的语用现象。也就是，被已有的语言规则判定为错误使用的语言用法。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广告信息由最初的量少稀缺，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社会传播现象。在商品广告和公益广告的共同推动下，广告的社会文化影响力也日见隆升。除了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外，其作为“语言公共示范传播”现象，对社会生活中的语言使用也产生了巨大的引导示范作用。于是，对于“广告语言传播”现象，特别是对其中的“广告语错传播”现象，引发了人们相当多的关注。而对于“广告语错传播”现象，人们所执的基本都是批评意见。而且，形成了几乎是一边倒的批评局面。人们之所以会对广告语言的使用特别在意及对广告的许多语言用法特别不适，主要是“广告语错”与社会长期形成的语言习惯发生了冲突。因为在“广告语错”面前，不光人们日常交际活动使用的语言习惯受到了挑衅，而且那些通过学校学习和通过字典、词典学习获得的各种“正确”语言知识，似乎也被践踏了。由是，人们才对“广告语错传播”有了那么多的批评。既然是“语错”，那么就意味着你的话“没有说对”。而如果是“话没有说对”，那也就是你“把话说错了”。你说了错话或不合适的话，人们批评你，社会舆论打上你几记板子，这不仅有相当的道理，恐怕还相当的理直气壮。“新10年”以来的“广告语错”表现，与“前80、90年代”多有不同。在上世纪的80、90年代里，“广告语错”现象往往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譬如，在专事语言现象批评的杂志《咬文嚼字》中，自1995年创刊起，几乎每期都有讨论“广告语错”问题的文章。高慎盈在《满纸荒唐言》一文里，就对广告使用成语谐音现象提出了批评。他说：“广告语中盛行‘成语新编’，有时‘编’得让你目瞪口呆。请看：有一种服装品牌名叫‘晨风’，其广告就用‘蔚然成风’的谐音，推出‘蔚然晨风’……一则卖酒的广告中扔出来一句‘天尝地酒’……然而，‘地酒’算什么？又何以能引得‘天尝’？在一则卖音响设备的广告中，把出自《汉书》并早已定型的成语‘百闻不如一见’硬改成了‘百见不如一闻’，这不但是乱改成语，而且是颠倒事理，违背哲理，岂不荒唐！”[1]唐遇春在《“上帝”岂能“尔”、“汝”称》一文里，对广告多用“尔”“汝”等代词的情况进行了批评。他在文中说：“‘洁尔肤洗面奶’、‘坚尔齿牙膏’、‘达尔美发胶’、‘洁尔阴药液’、‘安尔乐卫生巾’……不知何故，带‘尔’的商品名称越来越多，似乎已成一种时尚，殊不知这是对消费者一种极端轻视。”[2]关于“尔”“汝”代词的使用，作者引用清人顾观光《武陵山人杂著》的解释：“‘尔’‘汝’为轻贱之称……‘用户是上帝’，现在居然用表示轻贱的‘尔’来称呼‘上帝’，岂不怪哉！”[2]对于广告使用语言不规范的问题，国家工商总局在1998年1月15日还专门了《广告语言文字管理暂行规定》，并于当年的3月1日开始实施。为什么在上世纪90年代里，人们对“广告语错”现象特别关注？这主要与国家改革开放的时间还不长，广告是一种尚显新鲜的“新”社会语言传播现象有关。而且在当时的社会语言传播中，由于网络传播尚在雏形，因此广告就成为了社会语言传播的“新生力量”。在语言的社会传播影响方面，其“实际能量”正被日益放大着。简言之就是在进入“新10年”之前的90年代，“广告语言传播”的能量正在大规模地增殖。所以，其“语错传播”的社会影响力和影响面也随之在迅速扩张中。进入“新10年”以后，在电子商务市场的从无到有的发展中，中国市场经济与网络传播正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①当电子商务几乎渗透进了制造业和市场的每个角落之后，以商业广告为主体的传播活动就形成了铺天盖地之势。而紧随其后的是“广告语错传播”现象开始“自然化”和“普遍化”。这与此前的“前90年代”的“广告语错传播”相比，“新10年”肯定增加了不止几个量级。对于广告频出的“语错传播”，北京语言大学的张黎和张晔两位先生曾做过较深入的调查分析。他们说：“对此种现象持批评态度的公众认为这是在破坏语言规范，对消费者容易造成误导，而受伤害最大的是中小学生，会造成以讹传讹。有些调查显示这些广告语确实令中小学生对成语的认知产生了负面影响。”[3]他们在文章中，还引用了《华商报》2004年10月所做的一个网络调查。针对广告使用谐音所造成的语言问题，该项目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认为谐音容易给人造成误导而产生不良影响，并主张坚决取缔的被调者，约占43%；认为这只是商家的一种营销手段，不必大惊小怪的被调查者，约为39%；还有约19%的人无所谓，见怪不怪。[3]实际上，类似《华商报》这样的抽样“民调”，“新10年”以来有许多媒体或社会组织都做过。其中，还有相当多的语言工作者或在校学生，以个人身份在网络上做过相关问题的调查。我们在搜狗上输入主题词“广告语言调查”后，所获得的搜索结果达44万之多。这样一个搜索结果说明了社会确实对“广告语错”问题十分关注，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本身的影响面很大。与“前90年代”有所不同的是，对于“广告语错传播”现象，尽管还是会有许多批评声音，但社会的“宽容度”却是在不断地增加。对“广告语错”现象，我们既需要“平常心”，亦需要“宽容大度”。肯定会有人说，无论怎样，“广告语错传播”就是“语错”的传播。不管社会宽容不宽容，它都属于“错误”行为。不过，凡事都需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为什么新世纪以来会频现“广告语错”？为什么在社会各种形式的批评围剿下，“广告语错”依旧我行我素？社会的严厉苛责，就能够解决“广告语错”问题吗？“广告语错”普遍存在的“历史动力”是什么？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从“广告语错”的消极面去认识，恐怕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徒增许多烦恼。相反，倘若从“广告语错”现象的积极面去分析，那么它给我们所带来的可能就是许多有意义的东西。因为从现代汉语规范本身的要求来看，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广告语言在使用上确有诸多的“语错”现象发生。②没有人能够否认“广告语错”不是“语错”，也没人能够将“语错”视为空无。但是我们以为，“广告语错”应当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不仅不是什么“巨大问题”，相反，它是新世纪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一个有力证明，是现代汉语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一个“历史必然”。而且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广告的“语错现象”对于现代汉语的当展，都具有着不可低估和替代的积极价值。也许应当把今天的以“广告语错传播”为中心的“语错”现象，看成是现代汉语“创新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要件”。
二、“广告语错”与新世纪的现代汉语“创新运动”
在讨论当下的现代汉语发展问题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起始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并真正形成于“新10年以来”的语言“创新”过程，其实是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的一种现代延续。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描述工业化的进程时，曾使用了“第三次浪潮”这个概括性词汇。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借用托夫勒的说法，来描摹中国20世纪以来的语言发展进程。如果以时间进行一个初步分段的话，那么如今正在实践着的语言“创新”过程，可以看作是继五四“白话文运动”和共和国前40年“普通话普及运动”之后，现代汉语“创新运动”的“第三次浪潮”。而作为现代汉语“第三次浪潮”的组成“要素”，“广告语错”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倘若说它“特别重要”，也实不为过。“广告语错”的“历史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首先，“广告语错”现象的发生，是新世纪中国现代汉语语言创新活动积极活跃的一个具体表现。就语言的使用规范或语言的语用习惯来看，新世纪以来的“广告语错”实在是“十恶不赦”。陈长林在《拒绝“广告语法”》短文里，曾把“广告语错”中的语法错误称为“恶习”。他说，“语法的基础是词法。‘广告语法’一大特征，就是乱改词义，不着边际……说罢词法说句法。‘广告语法’一大恶习，就是只求炫目，不管逻辑。”[4]程琪则将广告语的诸多“语错”现象，归结到对“语言美”的破坏上面。她认为，“广告语在照顾其商品宣传性质的同时，也必须以语言规范为己任，不可玩弄词语游戏，置祖国语言规范于不顾，置民族道德、社会文明于不顾。”[5]仅从汉语传统和规范自身角度来看，陈长林、程琪们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而且，他们给出的结论也不能说不严重。但问题在于，作为语言创新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全民参与的语言创新活动过程，我们能够要求广告语言标准化地四平八稳地“说话”和标准化地去“传达广告意愿”吗？恐怕不行。因为如果广告像一般的规范语言那样说话和传达信息，毫无疑问它就会一无是处和一事无成。且不说广告语言与人们的日常用语目的和需要本来就有区别，就是从语言本身来说，所谓的“语言创新活动”就应当或必然包括了对旧有语言规则的“反动”。否则，何谓创新呢？我们不能一方面要求现代汉语的发展要跟上社会进步的节奏；另一方面又要它绝对正确地遵守规范而不越雷池一步。在古典时代里，汉语的发展曾经是很缓慢的。直至清末，文言仍盛行于书面。“有文化”者，仍以文言或文白相杂为自己的“语言标记”。这主要是由于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生产方式总体上很少变化，从而连带社会生活方式也很少有变化，社会的语言交际需要能够得到基本满足，因此，社会对语言创新的要求也并不强烈。然而在经历了鸦片战争等一系列动荡之后，在20世纪初叶，语言创新就变成了一个十分切实和迫切的社会需要。其中改文言为白话，就是当时最主要的创新要求。我们新世纪今天的“语言创新”情况，其实就与五四“白话文运动”时期颇为相似。例如，如果依照旧文言的语言规范，在五四白话文的“现代汉语创新”过程中，就是泥沙俱下、“语错”遍地。林纾与钱玄同、刘半农关于“白话文”的争论，其攻讦和批评的依据，其实也是“语言传统”的“不可废”与“可废”。①傅斯年在他的《怎样做白话文？》一文里，曾专门谈及了白话运动初期的“创新混乱现象”。他说：“最可喜这几个月之间，白话文出产不少了；许多的人用白话做文章。但是这些白话文章里面，固然有许多很可看的，很有文学组织的，可也不免有许多很不可看的，很没文学组织的。我也做了一半篇勉强可用的白话文，也竟有好几篇，弄得非驴非马，不成模样了。”对于当时的“白话文”的“语错”表现，他描述说，“中国的国语文学，正当发轫期，中国的国语尚是不定形，一切的缺陷，当然极多。”②事实上今天的“广告语错现象”，在本质上与五四“白话文运动”时期的情况很有些相似。作为现代汉语的一个“历史创新活跃期”，在“创新”中出现各类的“语错”，本身就是极正常的。今天我们一时间还很难说得清楚，这些“语错现象”的命运究竟会如何。但是肯定有一部分“语错现象”（亦包括广告语错现象）会“将错就错”，而成为此后一个时期现代汉语的“规范”内容。其次，“广告语错”是现代汉语发展中的一个“创新试错”过程，是其不能回避的必然组成部分。我们知道，语言就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交际符号编码系统。从语言的编码本身来说，无论怎样编码，理论上都具有可能性和现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甚至无对错可言。人类社会在历史上曾经有过那么多的语言系统（方言），这就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举例来讲，D•多比尔在谈及非洲的历史语言时，曾经把撒哈拉以南地区称为“语言杂乱地带”。用他的话讲，“非洲人口虽然不如整个世界的稠密，但是就语言的复杂程度而言，却比其他任何大陆都复杂。”①这种语言的复杂性，我们在每个地方的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都会碰到。例如，对一个事物和现象（或一类事物或现象）出现不同命名情况，平时相当多见。就像豆腐制品中被压制成薄片的豆腐，有的地方叫“豆腐皮”，有的地方叫“干豆腐”，有的地方叫“千张”，有的地方叫“百叶”。从五四“白话文运动”到建国后的“推广普通话”再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年的时间了。就是建国后的普通话普及工作，从1954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成立至今，也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但是在现代汉语中，这种“语言的复杂和多样性”问题仍不能“深度解决”。今天我们在南方的许多地区（特别是山区），隔岭音不同的方言情况，还是常能有见的。在这中间，被区域外的局外人视为“语错”的语言传统习惯，②事实上是普遍存在的。③特别是当人们将这些方言词汇或语用方式使用于非方言场合时，往往会出现与“语言主场规则”不同或相左的“语错”情况。
三、结语
总而言之，从一般性的“社会语错现象”到“广告语错”，其“汉语语错”的发生原因是基本相同的。在今天的社会语言条件下，其差别仅在于：“广告语错”是一种影响力更为强大的社会语言现象和语言发展动力。它挟持着巨大的经济力量，对已有的现代汉语规范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真正的问题还在于：现代汉语只要还在发展，“语错现象”就必然要存在。没有“语错”的“先行先试”，哪里又能谈得到“发展”！而且，“语错”从来都是语言发展的一种“直接现象”。因为如果没有语错在前的“先行先试”，就不会有后续的“约定俗成”。语言的发展，就是在各种命名（名词）和各种用法的“试验”（语音、语法、词汇）中去“求同存异”的。所以，“语错”不单单是现代汉语发展的伴生物，它还是现代汉语发展的前沿地带，是现代汉语创新的先锋。而在“社会语错现象”中，“广告语错”显然是更为重要的“中坚力量”。因为在一个超传播的社会条件下，“广告语错”是新世纪今天的“社会语错现象”最为主要的“承载者”和“首创现象”。同时，它也是新世纪现代汉语发展的重要创新现象。
［参考文献］
[1]高慎盈.满纸荒唐言[J].咬文嚼字,1995（6）：22.
[2]唐遇春.“上帝”岂能“尔”“、汝”[J].咬文嚼字,1995（8）：36.
[3]张黎,张晔.广告语言文字不规范现象调查[J].商业时代，2006（6）：82-83.
[4]陈长林.拒绝“广告语法”[N].文汇报，2009-09-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