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历程范文第1篇

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在这一里程碑式的著作中，达尔文解释道：物种不会永远地固定在一种模式中，生命就是不断变化的产物。在漫长的进化之路上，遗传基因随机变化，并逐渐经过自然选择淘汰或留存。那些经受住自然选择、具有生存优势的个体会将这些变异后的优质基因逐代地遗传下去，它们的后代也会表现出相应的优良特征。当然，所谓的“优良”个体并不一定就是最强壮、最敏捷或最聪明的，它们只是对环境的适应性最高。进化并不会特别地眷顾某个个体，一切都在随机变化之中。

《物种起源》问世100多年来，科学家通过对各种化石、基因的持续探索，不断地为进化论填充数据和信息，力图让“进化”这一被达尔文称之为“永无止境的、最美妙、最伟大的自然历程”更加清晰。

在本文中，我们将去到世界上多个著名的化石埋藏地点，以了解进化的历程，感受进化的魅力。这次“进化之旅”必将让我们大开眼界。

哺乳动物的家庭团聚

袋鼠岛　澳大利亚

当今世界上拥有种类极为丰富的哺乳动物：在非洲稀树草原上漫步的长颈鹿，嬉戏于马达加斯加岛森林中的狐猴，在北极冰层中用唯一的角互相争斗的独角鲸……它们看上去是那样的不同，但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它们之间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

所有的哺乳动物都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被毛、哺乳，合并的下颌骨，中耳部具有三块骨头。哺乳动物之间相互区别于彼此的特征只是它们孕育后代的方式。长颈鹿、狐猴、独角鲸以及人类都是有胎盘类的哺乳动物，它们都在体内孕育胎儿，待其发育成熟后再生产；有袋类动物，例如袋鼠，会先产下一个发育不完全的后代，然后这些小婴儿会钻进妈妈的育儿袋中继续发育；单孔类动物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奇特、最稀有的哺乳动物家族，其中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鸭嘴兽，它们还维持着较为低级的繁殖方式——产卵。

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能够让我们同时看到这三类哺乳动物呢?最佳地点或许就是位于澳大利亚的南海岸外的袋鼠岛。当世界上的其他地区都被有胎盘类哺乳动物盘踞时，进化似乎在这里来了—个奇妙的“转弯”。澳大利亚大陆早在4000年前就与其他大陆相分离，独立地漂浮在地球的南端，有袋类动物成为这里的主宰；而袋鼠岛则在1万年前与澳大利亚大陆分离，这就更好地保护了岛上的生物免遭人类的入侵及伤害。

长约160千米的袋鼠岛是野生动物的天然避难所，岛上拥有少量的有胎盘类哺乳动物，大多为海狮、海豹等，它们懒洋洋地漫步于海滩上。这里的有袋类动物却十分有趣。岛上遍布袋鼠和小袋鼠wallabies，以及大声地咀嚼着桉树叶的考拉。虽然考拉在澳大利亚的某些区域已经处于濒危状态，但在袋鼠岛上，它们的种群数量相当庞大，以至于岛上的桉树林都快要满足不了它们的需求了。

当然，这里还存在有哺乳动物进化世界中最坚韧的“钉子户”——单孔类动物。现今全世界仅存两个单孔类物种，它们在袋鼠岛上都能找到：针鼹和鸭嘴兽。针鼹也被称为“刺食蚁兽”，看起来就像豪猪和刺猬的混合版。针鼹的视力和听力都不太好，它们经常在灌丛下偷偷摸摸地走动。鸭嘴兽更为有趣。1799年，当英国博物学家乔治·肖得到一个鸭嘴兽标本时，他甚至怀疑它是人工制造的假物种。鸭嘴兽扁平的嘴部有一种特殊的感受器，这使得它们可以探知到昏暗的海水中甲壳类动物或其他猎物移动时产生的电波。正因为拥有这种如雷达般的“装置”，鸭嘴兽才可以在水中寻找食物和辨别方向。雌性鸭嘴兽的腹部会分泌乳汁以哺育后代；雄性的后腿上则具有可分泌毒素的刺状物，用于雄性间的互相争斗。

哺乳动物早在2亿年前的三叠纪时期就已经开始进化了，单孔类动物是其中最古老的一个类别(最早的哺乳动物或者类似于哺乳类的动物都已经灭绝了)。有胎盘类动物和有袋类动物出现于侏罗纪时期，时间大约为迄今1.6亿至2亿年前。

就进化而言，一个物种要想获得成功，需要繁殖大量的后代，并且这些后代能够成功地存活到继续繁殖后代。在哺乳动物中，胎盘和育儿袋要比卵更加有利于胎儿的发育及存活。有胎盘类动物会投入大量的时间及能量(通过消耗自身的营养)孕育腹中的胎儿，因此这些胎儿在出生时已基本发育成熟。有袋类动物的繁殖策略相对更为灵活一些，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它们能更好地适应澳大利亚的天气。在过去的4000万年间，澳大利亚大陆曾漂移到不同的纬度上，经历了各种天气的变化。只有当有袋类的胎儿出生并爬入育儿袋中后，母亲才开始花费时间和精力照顾它们。有袋类动物的繁殖优点就是：即使初生的胎儿无法存活，也不会给母体造成过多的损失。

参观袋鼠岛就像我们去和哺乳动物中最远房的“表兄弟们”进行了一场家庭聚会。人类和岛上的这些动物拥有一些共同的祖先，但在漫长的进化路上最终分道扬镳。看到哺乳动物中所有三个支系物种共同生活在一起，就好像我们正在亲历数百万年间动物的进化及演变。没有什么能比看到这三类动物所具有的在生理结构及行为等各方面的巨大差异更能让我们感受到大自然的奇妙了。

最美丽的适应性

有孔虫雕塑园　中国

伟大的历程范文第2篇

到2000年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1919年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1949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启动;1978年到2000年我国进入小康社会。到2049年，建国100周年的时候，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要了解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变化，奋力实现中国梦，应该知道我国前面是怎么走过来的。这不仅是认识历史的需要，更是认识今天和明天的需要。1919―1949的30年，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经过武装斗争，终于解决了1840年以后我国人民任人宰割、被人欺凌、“挨打”的问题。1949年到2000年，新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经济基础，实施了改革开放战略，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解决了“挨饿”的问题。尤其是改革开放使我们摆脱了贫困，实现了初步小康。这是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通过这么短的时间就进入小康社会的国家。这意味着我国人民在世界上不仅站起来了，而且也能站得住。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人民不仅要站得住，而且还要站得好，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这个过程中，我国还要解决“挨骂”的问题。

一

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欧盟的一个机构请我去介绍改革开放的情况。当时我讲，10亿以上的中国人，在30年的时间里，几乎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平均增长，其间还解决了3亿多人的脱贫，2亿多人非农化，1亿多人进入了中等收入群体，并且在这个过程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内乱、动荡、起义和革命，也没有发生大范围的对外殖民、侵略和战争，这是自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如今我国经济发展起来了，反而被别人看不起，甚至被妖魔化，被认为是“异类”。要解决这个“挨骂”的问题，就要深刻认识中国梦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1949年新中国成立首先解决了民族独立的问题，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以后解决了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以后就要回答西方所谓的正当性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不但要活，还要活好;不但要活好，还要活得理直气壮、活得天经地义、活得理所当然。解决“挨骂”的问题，我们不是要在文化、价值、思想层面去缴械投降，而是要在文化、价值、思想层面证明本来就具有的正当性。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源源不断、生生不息，不断丰富、不断发展，走到今天，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自己的道理、自己的力量。我们要从国家发展、民族发展、文化发展的脉络搞清楚，中华文化哪些文化是能够被世界分享的、受尊敬的，这也是实现中国梦一定要解决的问题。到那个时候，中国人民就不只是政治上实现独立，经济上达到小康，而且在文化上也充分自觉自信，即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一支、一脉，我们这么过、这么走、这么想是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的。别人不一定这么过、这么走、这么想，但别人得承认、要尊重我们的过法、走法和想法。一句话概括：中国文化、中国制度、中国道路，至少是世界文明中不可缺少的一支、一脉、一路。

二

中国梦的实现是有阶段性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梦的内涵也各不相同。孙中山那一代人的梦是中国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后，“赤潮澎湃，晚霞飞动”，远东古国的青年开始憧憬神圣的运动。从北京大学学生参加，到清华大学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再到工人、农民参加革命建国的道路。那个时代，梦的核心是追求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到1949年基本实现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面对着极端险恶的国际国内环境，经历了多少曲折，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到了1971年，新中国又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国际上有了自己应有的一席之地。在那前后，我国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这个30多年，我们打破了西方封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梦也基本实现了。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人民的梦就是摆脱贫困，走向小康社会。其实这30多年我国人民所实现的岂止是小康社会，而且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

今天的中国梦，是在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经济大发展、社会大变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今天的中国人民衣食无忧，城乡互动频繁，企业家、学生、旅游者开始走向世界，中国在地区和国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中国梦，是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富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文化自信的体现。

三

物质世界的改变，经济建设等，是社会变迁与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维度。从逻辑上说，一个社会的进步，是可以用技术指标、经济数据来衡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之一是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技术的手段来测量，能够用量化的指标进行监测、描述和分析。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如果没有干扰和破坏，一个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即一个社会的变迁，最先是生产力发展导致生产关系改变，然后上层建筑或快或慢地发生变化。本来，中国社会也是按照“自然历史过程”的脉络走的。但到了晚清，西方列强的侵略，使中国遭遇了中西方文化的强烈碰撞。过去的四书五经，是解决中国人人际关系和伦理问题的基本准则。但这时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发生了。晚清政府的无能，不仅表现为官吏的严重腐败，还体现在治理层面的无能，只知道四书五经，国家治理层面没有能力应对西方列强侵略的挑战。当时中国人中持技术救国思想的人，不只有张之洞等洋务派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法，还有第一个将《天演论》介绍到中国的严复，他最初到英国是学造船的。此外，还有鲁迅、郭沫若等去日本学医的一些人。他们都希望能够通过科学、技术、教育、医学来救国。但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阻碍了晚清中国的经济发展，使生产力难以再继续发展了。与此同时，统治阶级的政治和思想也已无力应对国内外的严峻挑战，再也统治不下去。这个时候已经不能按照马克思设想的正常路子（“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先发展经济，再改变政治制度。因此，技术救国等道路走不通了。近代中国的逻辑，是人民不得不革命，不得不先从政治上甚至军事上解决问题，再回过头来搞生产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

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2页）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在根本上和恩格斯的论断是一致的。当时中国的国情是生产力不发展;而如果生产关系不改进，就没有办法发展生产力。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是农民，这不但不同于英国、法国、美国，也不同于俄国。那时的中国没有一个城市群，也没有城市里庞大的工人阶级，基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这就决定了中国的革命道路，既不能按照马克思所讲的英国那种“自然历史过程”发展，也不同于俄国，不能先搞城市暴动和起义。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是农民，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动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取得广泛的群众基础。等共产党人在井冈山首先探索并最终开辟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与近代中国的革命一开始就是土地革命是有密切关系的。

正是因为这个逻辑，才有了我们党在延安的时候，区别一个知识青年是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标准，就是看他是否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相结合。这既是立场问题、感情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的革命逻辑。不遵循这个革命逻辑，当然无法成为革命者。

所以，近代中国第一个30年的逻辑，是在农村通过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反帝反封建，先进行政治变革，建立人民政权，在人民政权领导下，再反过来发展经济生产，在物质和技术层面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这个逻辑，不是从本本里抄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具体实践中走出来的。如果教条地按照本本上规定的“逻辑”，20世纪中国的历史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中国和世界的今天也不会是这个样子。

四

中国革命的逻辑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人民的主体性问题。马克思提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我们可以再延伸一下：虽然不能随心所欲，但历史确实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中国道路”是中国人自己走出来的。我们一开始也是要靠技术、实业、教育救国，但都没有走通。最后不得不先从政治上争取民族独立、建立国家政权。实现这一愿望，离开亿万普通民众的参与，只靠少数精英是不可能的。中国人的大多数在农村，主体是农民。但是，农民在旧时代不仅是一盘散沙，甚至没有文化，更没有政治意识。所以要组织起来才能形成真正的铜墙铁壁。农民革命、农村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摸索出来的。

从井冈山道路到延安道路，群众路线逐步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是认识路线（我们的一切知识无不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也是政治路线（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还是组织路线（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考察和识别干部），当然也是工作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概括成一点：人民――在中国首先就是普通农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根本动力。

今天的中国与那个时候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历史进步了，时展了，农民正在减少，城市正在扩大，知识、文化、科学、技术已经成了人们尤其是青年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组成部分。但是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人民，特别是普通群众，即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仍然是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主体。他们不仅是经济生产中的一个“要素”，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份子”，更是创造财富和维系社会秩序的基本力量，是创新与改革的主要动力，是我们的社会往哪里走、怎样走的依靠力量。

五

但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不是自发形成的，还需要文化自觉。文化不只是消极地、被动地反映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到了晚年一再讲意识形态的反作用问题，后来意大利革命家葛兰西又进一步提出了文化领导权问题。只有经济进步，还不足以创造新社会;只有政治革命，即便实现了民族独立，也不能长期保证其地位。最根本和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如果不解决文化领导权，我们所做的一切在西方看来就是缺乏话语权和所谓的正当性。

按照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趋势，再有20到30年，中国将更加具有世界影响力。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面对前进道路上的重大战略机遇和挑战，我们要继续努力、长期奋斗。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精神文化建设，乃至科技、军事实力，都不仅要做大，还要做实、做强。同时，在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方面，除了解决好人们普遍关心的养老、医疗、教育问题外，整个社会治理结构（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城市与乡村、汉民族为主的地带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国家建设（国防、司法、审计、税收等）也要跟上，并且要不断完善。此外，还要重视文化领导权、话语权、正当性问题。

伟大的历程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来看，传统社会形态的现代转型，需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互动、配合与促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文化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也已经和还在继续发生着伟大的历史性变迁，从而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一、从专制文化向民主文化推进

专制与民主是两种性质根本对立的权利现象，前者旨在维护少数人的特殊权利，后者旨在维护多数人的权利。专制政治制度可以划分为阶级专制、集团专制和一人专制三种类型。中国传统社会，属于高度集权的一人专制政治，君主权力至高无上，君主之下，王公大臣乃至各级官吏的权利呈金字塔型向下辐射，民众不仅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甚至连自身利益的诉求也没有任何表达的渠道。中国上千年的专制政治，逐渐使中国社会形成了扭曲人性的专制文化。专制文化是一种美化和维护专制政治的意识形态，它不仅表现在统治者形成了天经地义的“官贵民贱”的思想观念，而且被统治者也形成了服从于官、听命于上、迷失自我、泯灭个性的生活习惯。

在研究分析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现象的时候，人们时常用孟子所谓“君舟民水”、“民重君轻”的思想来说事，似乎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文化并非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治，这是完全不符合中国传统社会实际情况的。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具有“君舟民水”、“民重君轻”思想的君主和官吏，仅仅是一种极其偶然的现象，真正用这种思想理念主导自己行为的君主和官吏实际上并不存在，而用“三纲五常”的专制文化来约束人民、整治人民，才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真实状况。由此可见，专制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现代转型所遇到的第一道障碍，是一座愚公也会望而却步的大山。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带领中国人民不遗余力地铲除专制文化这座大山，而对付专制文化最有效的工具就是民主文化。民主文化是一种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精神支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快了引导中国人民从专制文化走向民主文化的步伐。然而，作为一种数千年积累下来的社会文化，相对于新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而言往往具有滞后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堕距，改变一种文化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例如，为了避免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思想混乱，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政治要求。毫无疑问，这是希望人们冲破传统思想观念束缚，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侄桔中解放出来。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就是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保持一致。但是，一段时间里，人们却常常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理解为中央说了什么我们才能说什么，中央做了什么我们才能做什么，中央想了什么我们才能想什么，中央没说没做没想的，我们也就不能说不能做不能想。很显然，这种理解和中央的本意恰恰是不一致的。如果一直这样理解“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就不会有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就不会有当代中国的伟大崛起，更不会有未来中国的锦绣前程。可见，引导中国人民从专制文化中走出来，创造出崭新的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已经成为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项重大使命。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总结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阶段性特征时指出:“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一思想观点，对于进人新世纪新阶段的我国人民从专制文化走向民主文化，具有更加科学的导向性，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新的号角。

二、从人治文化向法治文化推进

作为统治手段，中国古代曾经有过“人治”与“法治”之争。儒家在政治上主张“人治”，认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法家在政治上则主张“法治”，认为“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韩非子·有度》) 法家推崇的“法治”思想，与我们今天的“法治”概念有着本质的不同。现代社会的法治，其基本特征是主权在民，法律至上，以民主为基础;而法家  的“法治”观基本特征是主权在君，君权至上，以法术势为辅助。儒家推崇的“人治”思想，也不是完全排斥、否定法律的作用，只是认为法治只能使人表面服从，人治才能够使人内心服从。这两个学派表面看起来一个主张“人治”，一个主张“法治”，而实质上都是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的一人之治，都是人治。可以说，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其统治手段都是“人治”。这种“人治”手段的基本特征是:法是治民之法，即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上至天子，下至百官，都可以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随意立法，即所谓“法无定法”。

世世代代的“人治”政治，必然会导致人治文化的形成。人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人们普遍相信权大于法，权力至高无上，法律在权力面前显得无足轻重，甚至可有可无。法律是由握有权力的人制定的，因而，握有权力的人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更改法律的，法律不能约束握有权力的人;法律是由握有权力的人执行的，因而，法律的执行者是可以随意解释法律的，法律的执行是可以因人而异进行变通的。在人治文化深厚的社会里，信奉权力、崇拜权力、追求权力成为普遍现象。百官则以天子的意志为意志，阿谈献媚，贿赂公行。百姓则惟命是从，胆战心惊，只能祈盼明君降临，清官出世。这种人治文化传统，具有极强的渗透性与顽固性。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也曾经受到过这种“人治”文化的影响，并为之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在1958年8月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刘少奇提出，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建国初期，毛泽东曾经注意到了法治的重要并为此做出一定的努力。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人治文化”传统的羁绊，使他最终选择了“人治”的治国方略，结果使得党难于防止和制止“文革”悲剧的发生，使国家蒙受了巨大的灾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深刻反思了“人治”的危害，重新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1980年，邓小平在论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时指出:“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能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建设法治国家，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方略，拉开了全面建设法治国家的帷幕。然而，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并不等于法治文化就会随之形成。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需要付出长期的艰辛的努力;而任何一种治国方略只有形成了一种文化，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法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人们能够普遍地自觉地将法律作为国家权力的行为准则，在能够普遍地自觉地用法律保护个人权利的同时，也能够普遍地自觉地用法律作为自己行为的约束准则。目前，尽管我们距离法治国家的要求还有着很大的距离，形成法治文化还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但是我们毕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且还在沿着法治的道路继续前行。

三、从斗争文化向和谐文化推进

    探究中国的文化特征，形成斗争文化的历史并不长。可以说，在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里，尽管也发生过陈胜吴广起义、张角黄巾起义、太平天国斗争，也出现过反抗外族侵略的民族英雄，如岳飞、戚继光、林则徐等，但是，追求和谐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斗争只是“官逼民反”和反抗侵略压迫的被动现象，并没有成为民众的主导意识。中国斗争文化的形成应该是始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阶级斗争思想的片面理解，也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疯狂屠杀和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中国共产党不斗争就不能生存，不斗争就不能领导中国人民赶走侵略者，不斗争就不能取得政权。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并带领人民进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仍然“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必然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屡受挫折，贻害至深。

这里应该明确指出的是，斗争方法并不是应该完全否定的，斗争也是解决矛盾的一种有效方法，甚至有时还是不可避免的方法。但是斗争并不是解决矛盾的唯一方法。“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这就说明，解决矛盾更多时候要靠化解的方法，化解是解决矛盾的更有利方法。只偏好于斗争方法的实质，就是把斗争方法变成了斗争文化。斗争文化是一种根本扭曲了的文化，是与人为敌、与社会为仇、与天地为恶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它一旦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尔虞我诈、离心离德，社会就会动荡不安、永无宁日，自然环境就会遭到严重破坏、遗患子孙。这些弊端从新中国建立、特别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日益显露出来，直至出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性浩劫。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果断地提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大刀阔斧地平反了沉积多年的冤假错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进一步强调:“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就为彻底铲除长期形成的斗争文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和谐文化强调以人为本，主张与人和谐，与社会和谐，与自然和谐。根据《左传》记载，“和谐”的本意是指音乐的合奏旋律。因此，和谐文化应该是具有协调共处、相融一体、追求和美这样三种涵义的思想意识和精神境界。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这就是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把斗争文化改造成和谐文化还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还需要我们继续付出长期的努力。

四、从守旧文化向创新文化推进

中国的守旧文化，如同专制文化和人治文化一样，根深蒂固，有着相当顽固的社会基础。中国的守旧文化发端于春秋，强化于西汉，造极于清末。这种文化，把因循守旧当成一种规矩、一种美德、一种操守，越是守旧，越是正宗，越是高尚。而把改革创新看成是一种异端、一种恶行、一种背叛，认为改革创新就是不守本分，就是离经叛道。在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中，守旧文化成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卫道士，要想当官，就要竞相比旧，守旧则安全，创新则危险，因而就要宁旧勿新。守旧文化给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祸害，极大地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崇尚守旧、鄙夷创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沉病，其形成的思想渊源可以追究到两位“圣人”—老子与孔子。老子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对于老子这段话的理解，在学术界始终有着诸多分歧。但是，不论老子的本意如何，民间百姓却始终把这段描述当成美好生活的愿景，相互格勉，矢志不渝，也可以说，这是民间形成守旧文化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孔子的守旧思想是众所周知的，尽管不少学者对儒学某些训条的含义作了重新阐释，但依然掩盖不住其推崇守旧、反对创新的顽固信念。例如，他大力疾呼的“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为孝也。”(《论语·学而》)“瓤不机，瓤哉!机哉!”(《论语·雍也》)等等。基于儒家思想的守旧性，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它当作为巩固专制统治的灵丹妙药，强制性地进行推崇。经过千百年的文化沉积，这些窒息人性的理念深人国人骨髓，严重扼杀了国人的创造性和开拓精神。

鸦片战以后，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实践反复证明，中国要前进要发展，不推倒旧文化是不可能的。这一伟大的文化觉醒开始于五四新文化运  动，中国共产党是这一文化运动的伟大继承者、开拓者。但是，在夺取革命战争胜利之后，我们又一度走人了守旧文化的误区，其主要表现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理解的坚守。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每前进一步，都需要艰难地冲破一道守旧文化的路障。由此可见，实现从守旧文化向创新文化的转型，仍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五、从封闭文化向开放文化推进

封闭文化是一种惧怕和仇视外来文化的心理特征。在中国形成封闭文化的历史并不长，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所致。清朝统治者之所以奉行该政策，其一，由于尖锐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满清统治者企图通过“闭关”的办法将国内的汉人与外界隔绝，以防止外国人支持汉人形成反清力量;其二，清朝统治者为防止西方殖民主义的渗透和侵扰，企图用闭关锁国的方法，防止西方思想开化民众，出现叛逆思想;其三，清朝统治者自诩天朝上国，物产丰饶，认为西方先进技术不过是“奇技淫巧”，不值得学习。二是西方列强对中国人民掠夺残害使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受了一百多年的外来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在痛恨外国侵略者的同时，难免产生盲目排外的文化心理，抵制一切外来文化，成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反映。三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政治形势所迫。其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堵塞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交往的通路;其二，前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使得中国不得不与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反目成仇，断绝往来;其三，国内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长期经济落后，使得各种矛盾日益加剧，难以解决，封闭外界信息成为稳定国内政治的必要手段。

    文化封闭，不仅是影响文化发展的障碍，同时也是影响社会进步的障碍。先进文化之所以先进，绝不是仅仅相对于文化的其他性质类型而言的。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在社会进步过程中，文化从总体上来说，是滞后于经济和政治的。但是就先进文化而言，它却是超越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这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毛泽东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的观点并不相悖。所谓超越，也就是先进文化先于社会经济和政治而诞生和发展的。作为新生事物的经济和政治，它有诞生、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在它没有成长和成熟起来之前，这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仍然是旧社会形态。先进文化作为文化的新生事物，是由整个旧社会经济和政治没有转型之前所诞生的新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萌芽催生的。先进文化以其博大的襟怀和敏锐的目光，能够及时抓住代表社会进步方向的经济、政治新现象，通过舆论和教育的力量，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对这种作为新生事物的经济和政治的认可。有了这种认可，新经济、新政治才有了进一步生长和发育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新社会的新经济、新政治的发育和成长，是由先进文化催胚和养护的。

伟大的历程范文第4篇

Abstract: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arty'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its development has gone from a not perfect to perfect process.It has played a huge role in China's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process .

关键词：党的纪律 发展历程 作用

Keywords: Party discipline development course role

作者简介：臧敦华，女，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2010级研究生

一、党的纪律的含义

“党的纪律是党创制的、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具有一定强制性的、旨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行为准则。”[1] P28

党的纪律主要包括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群众纪律、保密纪律、宣传纪律、财经纪律和监督纪律等。

二、党的纪律建设的发展历程及其重要作用

1、 党的纪律建设的发展历程

（1）第一次国内大革命时期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首次作出关于党的纪律方面规定：“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2] P21922年7月，中共二大专设“纪律”一章，明确规定党员“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等六种情形之一者，必须。”[3] P32

中共三大、四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也专列“纪律”一章，其内容基本沿袭了二大内容。1926年8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腐败分子的通知》，这是我们党最早制定的反腐败规范性的文件。中共五大对党的纪律建设最大贡献是：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结束了党成立六年来无纪检机构的历史。

（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章程》。六大删去了原章程中的“监察委员会”一章，设立了“审查委员会”一章。之后，《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了“执行三条纪律和八项注意，健全组织纪律的制度，初步形成了建党原则中加强党的纪律作风建设的核心思想内容。”[4]

1933年9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划与纪律的决定》以及《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划与纪律的决定》。

七大以“党的监察机关”一章代替了六大“审查委员会”一章，其任务是：“决定或取消对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件”。

（3）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1951年4月第一次全国纪检工作会议召开。“1953年召开第二次全国纪检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控告、申诉案件的若干规定》和《中央关于处分党的组织及的南公园的批准权限和手续的规定（草案）》。这是我党历史上在执行纪律的工作中第一次比较系统的成文规定，使全党在执行纪律的过程中具有统一标准和明确界限。”[5] P51

新时期，邓小平提出要“两手抓”：“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对有严重问题的党员，，开除公职。”[6] P404他强调要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加强纪律建设的重要内容。

2、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作用

（1） 党的纪律建设有力地保证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

第一：及时制止了党内分裂行为，巩固了全党统一。先后粉碎了托陈取消派、罗章龙、等人破坏党的纪律、的行为，及时挽救了党，巩固了党的团结统一.

第二：为党的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2）党的纪律建设巩固了新生的国家政权，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

在新时期更需要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第一，这是保证完成党在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第二，这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有力武器。第三，这是巩固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必要条件。

三、、陈云同志对党的纪律建设作出的贡献

同志是中共中央纪检委员会的第一任书记。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提出了创造铁的红军的思想。他明确指出了纪检机关的职责和任务就是党内执法监督，保证路线落实；另外，还提出了“四个问题，两种原因，三个对策”的思想。他强调坚持一视同仁、实事求是和党内教育与执行纪律相结合的原则以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法。

党的纪律建设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在时期，纪检工作几乎处于瘫痪状态。1979年1月陈云主持召开了中央纪检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明确指出中央纪检委员会的任务是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陈云同志强调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纪检干部队伍。他指出纪检干部一定是具有坚强党性，有正气，坚持原则的人。此外，陈云同志还在冤假错案工作中作出了巨大贡献。新时期党的纪检机关的重建以及党的纪律建设的不断完善，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参考文献：

[1] 郑荣华.中国共产党纪律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

[2] 《中国共产程汇编》[M].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3]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人民出版社,1981

[4] 刘菲菲.加强党的纪律和作风建设是新时期创新党建工作的关键―中共“二大”对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启示[J].《党史.党的建设》.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07,10

伟大的历程范文第5篇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97年来，我们党肩负历史使命，传承发展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成果，在伟大实践中持续探索，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塑造发展奇迹。党的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重大政治论断，对此，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是我们党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党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以贯之。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社会革命的领导者和执行者，党的建设是否坚强有力直接影响历史答卷的成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对我们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要求，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各种因素具有很强的危险性和破坏性。新时代党在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我们要以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必须坚持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一以贯之。

从1921年走到今天，历经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艰辛探索，历史实践表明我们党是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的政党。正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心存忧患、肩扛重担，才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发展形势总体是好的，但我们前进道路上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也不少。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周边环境复杂敏感，国内发生历史性变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面对的矛盾和问题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阶段和发展任务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艰巨;工作对象和工作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些对我们党长期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对此，我们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我们时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一以贯之。

强调的这三个“一以贯之”，结合我国目前发展实际，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从高举旗帜、自身建设、思想准备为落实党的确定的目标任务提供了根本遵循。如何做到这三个“一以贯之”，强调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历史眼光、强化理论思维、增强大局观念、丰富知识素养、坚持问题导向，要对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思考和把握，特别强调要具有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宽广视角。

第一，要具有历史和现实相贯通的历史视角。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一贯重视历史学习和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善于从不断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中找到前进的正确方向和正确道路，这是我们党能够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不断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要具有历史和现实相贯通的历史视角。要注意培养领导干部的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想问题、做决策有历史眼光，能够从以往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智慧，学习共产党人在历史中历练出的勇气、智慧和力量，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提供思想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