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服务方案范文第1篇

档案授权个人委托保管协议书

甲方(受托方)：_________

乙方(委托方)：_________

身份证号：_________

经甲、乙双方协商，就乙方委托甲方提供保管人事档案服务，达成以下协议：

一、甲方责任：

1.甲方根据《档案法》和中组部、人事部有关规定，为乙方接收，保管当事人的人事档案。

2.经乙方申请，甲方按国家有关规定，可为乙方提供下列有偿服务：出具以档案为依据的各种证明，出国政审、整理档案、社会保险、代办职称、技术等级评定、报考。因乙方未将人事关系转入甲方，如申请档案转出，甲方只开具《转递干部档案材料通知单》，而不开具《干部调动行政介绍信》。

二、乙方责任：

1.乙方应遵守国家及省、市的法律法规，遵守甲方有关档案及人事管理规定和计划生育有关管理规定。

2.乙方申请上述服务时，需根据服务的需要和甲方的规定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并确认其真实性，不得弄虚作假。

3.乙方的工作，工资福利等均自理。

三、其他：

1.协议期限_________年，即自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至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协议期满，若甲乙双方无异议，本协议期限将自动逐年延续。若乙方需解除本协议，则应持书面意见到甲方处办理解除协议手续并将人事档案转出。

2.根据省物价部门的规定，乙方同意按下列_________项方式向甲方支付费用：

(1)以整体服务方式支付服务费_________元/年，于每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前支付。申办上述第一款第2条各项服务时，不需另行付费;

(2)以单项服务方式支付保存人事档案_________元/年，于每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前支付。申办上述第一款第2条各项服务时，按物价部门规定的标准另行支付代办费用。

3.乙方未能按约定向甲方支付相关费用，且未办理人事档案调出手续的，甲方可拒绝为乙方提供人事服务;针对甲方仍在管理乙方人事档案的事实，甲方将依规定按上述第三款第2条所约定的标准向乙方计收费用;同时自欠费的第_________个月起，计收每月_________元的滞纳金。

4.本协议由甲方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及乙方签字后生效，由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5.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甲方(签字)：_________乙方(盖章)：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简单的授权个人委托保管协议书

甲方：_________________ 人才服务中心

乙方(姓名)：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根据乙方申请，现就甲方委托乙方保管人事档案事宜协议如下：

一、委托保管时间：

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不少于半年)。

二、甲方保管责任：

1 、负责办理有关调转手续;

2 、依据有关规定，管理甲方人事档案，办理相关业务;

3 、依据档案办理出国政审、职称申报盖章及出具有关证明;

4 、存档人员退休申报;

5 、在委托保管档案期间，乙方不负责其他非档案管理责任。

三、乙方责任

1 、交付甲方档案管理费为每月五元，按存档期限一次结清;

2 、一次费不少于半年，存档费一经交纳，存档期内转档存档费不予退还;

3 、档案保管到期前一周，应及时与乙方办理续存手续。

4 、保存好协议和交费凭证。

四、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五、乙方可凭此协议在保税区社会保险机构个人缴纳社会保险。

甲方(盖章)：乙方(签字)：

年月日年月日

续存协议记录(工作人员填写)

办理日期：

续存起止时间：

经办人：

金额(元)：

会议服务方案范文第2篇

一、指导思想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紧密围绕“创新发展理念，创优发展环境和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项目”的“两创四服务”的思想大解放讨论这个主题，把思想解放到部门的服务、单位的形象、干部的作风上来，形成决战“两区”、跨越发展的强大合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目标要求

要通过开展“两创四服务”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进一步更新观念，理清思路，联系实际，推动工作。在思想认识上有根本性的提高，工作作风上有根本性的转变，把思想凝聚到“决战两区”上，把精力集中到“决战两区”上，把业绩体现在“决战两区”上，真正做到提升服务能力、改善服务态度、加速服务效能、塑造服务形象，达到上级满意、部门满意、基层满意、群众满意。力争在全省政风行风评议中进入前三名，确保不落入后三名。

三、方法步骤和时间安排

整个活动从5月26日开始，至7月10日结束，为期一个半月时间。共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自查自纠阶段（5月26日至6月15日）

1、学习动员

5月26日上午，召开委党组会，传达学习曾庆红市长在第九次市政府常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结合我委实际，部署开展以“两创四服务”为主题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

5月27日下午，召开委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和下属单位负责人会议，委党组书记、主任同志作动员报告，学习“两创四服务”为主题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有关文件和领导讲话精神，并组织讨论。

2、制定方案。

5月29日，召开市经贸委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制定开展以“两创四服务”为主题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实施方案，并将实施方案报市政府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5月30日前，委属各单位围绕“两创四服务”这一主题，按照市经贸委的实施方案，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并报市经贸委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3、查摆问题

6月2日，分管主任召集各自分管的科室和下属单位，提出自查自纠工作的内容和要求。

6月3日至4日，以科室为单位，根据“两创四服务”的要求，结合本科室人员思想、工作实际，查摆存在的问题。

6月4日，每个人要将自己存在的问题，提出个人的整改措施和办法。

6月5日至6月6日，单位查摆问题，自查自纠。单位主要领导和班子成员要带头自我剖析，带头自查自纠。采取边查边改的方式，优先整改。

6月10日至6月12日，结合项目督查，开展专题调研，征求意见和建议，由各分管领导牵头，带着课题深入县（市、区）经贸委和有关企业进行调研。具体分工是：陈卓生同志以工业重大项目推进为主要专题进行调研，龙回生同志以电子支柱产业为主要专题进行调研，袁仁和同志以政风行风建设为主要专题进行调研，并在6月20日前各调研组写出专题调研报告。

6月13日召开服务对象座谈会，征求服务对象对我

委的意见和建议。

6月14日，召开协作单位座谈会，征求协作单位对我

委的意见和建议。

（二）提出整改方案阶段（6月16日至6月30日）

6月16日，召开委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和下属单位主要负责人会议，由党组书记、主任同志对第一阶段（开展自查自纠阶段）的工作进行小结，对第二阶段（提出整改方案阶段）的工作作出部署，提出要求。在个人和单位查摆问题、自查自纠的基础上，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主要抓好以下几个环节：

6月20日以前，梳理征求的意见和建议，由委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市经贸委的整改方案。

6月25日，召开委党组会议，讨论审定市经贸委的整改方案。

6月27日至6月29日，根据委党组会议讨论研究的意见，对整改方案进行补充修改。

（三）集中解决问题阶段（7月1日至7月10日）

7月1日，召开委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和下属单位主要负责人会议，由党组书记、主任同志对第二阶段（提出整改方案阶段）的工作进行小结，对第三阶段（集中解决问题阶段）的工作作出部署，提出要求。

7月2日，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将整改方案中的问题分解到委班子成员，分头抓好整改。

7月3日，分管主任召集各自分管的科室和分管的下属单位主要负责人会议，将整改方案中的问题落实到各责任科室和单位。各责任科室和单位根据分解的问题提出本科室和单位整改方案，落实到责任人。并限期整改。

7月7日，委属各单位对开展以“两创四服务”为主题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进行总结，并报送总结报告。

7月8日，召开党组会议，对开展活动的整个情况进行回顾总结，并写出总结报告。

7月9日，召开委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和下属单位负责人会议。委党组书记、主任同志对我委一个半月以来开展的以“两创四服务”为主题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进行全面总结。

7月10日，将总结报告报市政府解放思想大讨论领导小组办公室。

四、工作要求

（一）市经贸委成立“两创四服务”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领导小组，委党组书记、主任任组长，其他领导为副组长、各科室和下属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委属各单位也要成立相应机构，指定一名专职联络员，及时报送信息。

会议服务方案范文第3篇

各位代表：

现将县政府办公室2009年度工作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如下：

2009年，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县人大常委会的大力支持、关心下，我们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立足办公室职能，致力在学习创新、协调服务、督查落实上求突破，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具体我们着重抓了以下

几方面工作：

一、抓学习。在加强政治理论、重大政策、业务知识、法律知识学习的同时，安排4名办公室人员参加上级培训。加强了党员的教育，组织“5.12”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捐助活动，两次共交纳“特殊党费”19090元。进一步健全完善了《办公室工作规则》、会议制度、督查通报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办文、办会、办事效率有了进一步提高。

二、抓服务。围绕服务领导、服务部门和乡镇、服务群众的要求，积极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水平。一是为领导活动及决策提供服务。统筹安排领导的重大会议和重大活动，及时办理领导办公的任务，做到提前考虑，细致安排。高度重视事关发展、事关稳定、事关群众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认真组织开展调查研究，共编发了《调查与思考》26期，为政府领导决策提供参考。二是为部门、乡镇开展有关工作提供服务。坚持摸实情、讲实话、求实效，准确把握部门、乡镇工作情况，主动做好有关工作的沟通、衔接、协调，做到工作热情周到，服务及时。三是提供优质的办文、办公、办会、办事和接待服网务。一年来，办公室共为政府领导起草讲话稿、汇报材料500余份，审核制发县政府及办公室各种公文790件，接收、传阅各种公文1237件。筹办县政府全体会议2次，县政府常务会议9次，县长办公会议3次，其他各类会议336次，编发常务会议纪要9期，专题会议纪要61期。上报省市政府办公厅信息500多条，被采用100多条，其中省市政府领导批示5条。下发《文成政务》信息58期。县长热线共接受群众投诉、举报、咨询、求助5360件次，其中受理有效问题3558件次，做到每件有落实、有答复。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进一步完善oa系统应用，提高了电子办公水平。完成了县政府门户网站改版，增强了网络服务功能。本着热情、周到、节俭的原则，较好完成了上级领导和来文宾客的接待工作。

三、抓督查。进一步加大督查力度，着力抓好县“两会”和人大决议、决定以及县委、县政府重要工作目标责任制、县政府常务会议、专题会议、领导批示、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的办理和督查工作。对固定资产投资、民生工程、供地工作、农房救助等实行一月一排名、一月一通报、一月一督查“三个一”制度，全年编发督查通报34期，通过强化督查，推进工作落实。受理人大代表议案4件、建议187件，县政协委员提案80件。所有议案、建议和提案全部按规范和时限要求办理，办结率为100%。全力抓好各类重大问题的协调，全年召开各类专题会议70多次，促进了上下左右的精诚合作，推进了各项工作的落实。

四、抓突破。一年来，我们认真抓好各方面工作的落实，在以下四个方面工作上实现了新突破，取得了新成绩。

1、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落实信息办人员编制2名，配置了相关设备，确保政府信息于2010年5月1日正式对外公开。建成县行政审批中心、档案馆、图书馆三个县级查询点，33个乡镇查询点、254个村级查询点。共公开信息14625条。

2、应急管理工作。健全了县乡应急管理网络，编制完成县应急管理工作手册和专项应急预案23个，切实提高了应急管理能力。如“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我们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做到应对及时，处置果断，从而将可能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3、侨务工作。推荐优秀归侨、侨眷18人为本届县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安排18位海外知名侨领和侨胞为政协特邀委员。共受理华侨侨胞来信来访86件次，动员县广大侨胞捐资837万元，其中侨胞侨眷通过文成向四川灾区捐款156万元。落实华侨侨团结对意向18个村，意向捐款400余万元。全年共组织7批14人出访。

4、政府法制建设。扎实抓好机构建设、行政复议、执法培训、行政应诉等各项工作，提高了依法行政水平。配齐了33个乡镇兼职法制员。清理、登记以及公布具备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单位58个。进一步规范行政复议工作，选送的2个行政复议案卷和1份行政复议文书，获“十佳案卷”和“十佳文书”称号。完成了2010年行政执法更新知识考试，申办新证130本。

五、抓自身。严格按照“两个务必”、“八个坚持”的要求，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办公室主任切实肩负起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责任，自觉遵守和模范带头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单位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不搞特殊化，按标准接待上级领导，下基层不接受超标准接待，不利用公款大吃大喝。强化制度的刚性，坚持以制度管人。认真落实一把手不直接负责人事、财务制度，在财务开支方面，坚持认真审核，严格把关，谨慎用好每一笔钱，严禁奢侈浪费，在工作中，严格执行各项工作制度和规范，有效杜绝了工作人员利用

会议服务方案范文第4篇

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

本人xxx，现XX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一年来，我以党的十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劳动法律、法规，坚持预防为主、调解为主、裁决为辅的办案原则，积极有效地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了劳动关系的和谐与稳定。现将我一年来的工作汇报如下：

一、落实四项便民措施：一是建立首问负责制;二是建立仲裁维权绿色通道，对涉及拖欠民工工资争议、困难群体、弱势群体的案件做到快立、快调、快审、快结;三是实行风险告知制度，以尽量减少当事人的诉累;四是健全立案服务措施，落实接待责任制，做到文明礼貌、热情服务。

二、一年来共受理劳动争议案件1451件，涉及金额高达6500余万元，其中调解结案894件，裁决结案290件，和解后撤诉的25件。调解率占62%，裁决率占20%，结案率达83%。

三、认真履职尽责。加强管理，增强学习，大力提高办案质量和办案水平;改进服务，强化细节,以多种措施实践仲裁为民的理念。注重宣传，强化预防，着力调解，努力营造劳动关系双方的和谐氛围。

四、存在的不足

一是案多人少，导致部分案件不能及时裁决;二是档案管理还不够规范;三是结案率未达到90%标准，还需进一步努力。

劳动仲裁科员述职报告二

我区劳动争议仲裁工作在区委、区政府和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全面贯彻落实省、市有关劳动法律、法规为契机，以创建劳动争议仲裁工作三优三满意文明窗口为标准，以坚持预防为主、调解为主、基层为主的原则，结合我区的具体实际情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有利地维护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了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劳动仲裁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以后,一种解决争议的方式,按照我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劳动仲裁是提讼的前置程序,也就是说,发生劳动争议如果想通过诉讼的途径解决,必须先仲裁,对仲裁不服的,再向法院。

一、工作职能：

1.负责处理辖区域内企业与职工之间以及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与其劳动合同制职工之间发生的劳动争议;2.负责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3.负责劳动争议处理的法律咨询服务工作;4.负责劳动争议三方(劳动、工会、经济综合管理部门)的协调工作，指导区内各街道、社区、行业、企业劳动争议协调机构开展调解工作;5.负责全区劳动争议处理案件的统计和分析工作，及时向上级提供相关信息;6.负责对劳动合同的审核及鉴证工作; 7.承办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授权或上级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便民措施

1、建立首问首接服务制度;2、建立健全快速立案制度;3、立案审查当事人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时效应当按照有利于劳动者的原则从宽掌握;4、对涉及下岗职工、女职工、进城务工人员、因工致残人员和申请法律援助人员申请的劳动争议案件要做到快立、快调、快审、快结。对没有委托人的劳动者当事人，劳动仲裁机构可在庭审前对其进行必要的程序性指导;5、实行劳动争议仲裁风险告知制度;6、健全立案服务措施。落实接待责任制，建立立案接待区、休息区，接待人员要文明接待、热情服务。设置仲裁公开必备设施，张贴相关的公开内容、仲裁基本知识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设立窗口意见箱，接受社会监督;7、加大阳光仲裁力度。

三、工作做法

1、加强管理，增强素质,大力提高劳动仲裁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

加强劳动仲裁工作的管理，增强仲裁员的自身素质，是做好劳动仲裁工作的关键。 我们在工作中一是加强学习。我们按照讲政治、讲正气、讲学习的要求来做好仲裁员的学习教育工作。

首先，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学习和教育，使仲裁员了解党的大政方针，坚定仲裁员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明确仲裁工作的正确指导思想，使劳动仲裁工作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为改革开放大局服务，为维护社会稳定服务。其次，进行法律法规和有关方针政策的学习和教育。我们将每周五下午作为集中学习时间，组织专职仲裁员和兼职仲裁员共同对最近颁布和施行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学习，使大家深刻领会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颁布的历史背景、立法意图、基本精神，不断增强仲裁员依法施政、依法办案的自觉性。

再次，不定时组织仲裁员进行专题业务讨论，继续鼓励和支持专、兼职仲裁员、书记员参加法律专业学习，提高法律理论水平，只要条件允许，我们都尽量组织仲裁员去参加各种形式的培训，增强专业水准，拓展视野;二是加强日常管理。首先端正劳动仲裁员的工作态度。教育和引导他们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在思想上牢固树立和谐仲裁这面旗帜。通过在仲裁工作岗位开展创建文明窗动，要求每个仲裁员必须认真 、耐心、热情地接待当事人。其次，加强廉政建设。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使仲裁员务必做到勤政廉洁，不，不接受当事人的吃请，不办人情案、关系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树立劳动仲裁的良好形象;

第三，严格办案程序。我们严格按照《江苏省省劳动仲裁案件庭审程序》执行，从制度上规范仲裁员的行为。在案件处理中，弱化仲裁员的个人作用，强化案件集体研究、集体决定，以程序公正来保证案件处理结果的公正;三是初步实行兼职仲裁员办案制度，提高办案数量，缩短办案时间;四是进一步完善内部制度建设，加大政务公开力度，真正树立为企业服务，为职工服务的思想。因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为具有准司法性质的执法机构，必须要以严谨、规范、完善的制度作为基础，贯穿劳动争议仲裁的始终，才能保证执法行为的合法、公正。我们首先完善各项内部工作制度，并落实到人，规范办案程序，统一告知用语，强化证据质证程序，严格依法办案。在仲裁活动中实行阳光工程，制作了政务公开栏挂上墙，将各项办案程序、收费标准、办案纪律、开庭时间、开庭场所、仲裁庭组成人员，既方便群众，又接受监督，进一步提高了工作透明度。五是进一步加强监督。监督是管理能否取得成效的重要保障。我们从仲裁员资格准入，日常办案工作等方面加强监督，对不符合条件的，群众反映不好的，坚决不发给劳动仲裁员资格证书，坚决不予聘任。对于在办案中有徇私枉法行为的仲裁员坚决予以淘汰。同时，为保证案件质量，维护仲裁公正执法形象，办公室还强化案件审理监督和案件质量评查工作，做到认真对待每一个申诉案件，细心听取当事人对裁决的意见，对发现原裁决确有错误的，及时报请仲裁委员会讨论决定，彻底改变申诉难的现象;通过对案件质量评查，发现有重大质量问题的，及时移送办公室审查，杜绝或减少错案的发生，以维护仲裁委员会公正执法形象。2008年以来，我委共受理劳动争议案件59件。其中调解案件25件，占案件总数的42%。法定时效内结案率100%，无一起本级或上级纠错的案件。

2、改进服务，强化细节,以多种措施实践仲裁为民的理念。

仲裁为民是劳动仲裁机构的根本理念，我区劳动仲裁机构从小事、从细节做起，采取多种措施方便当事人，彰显以人为本的理念。

首先，在办案过程中我们以维护劳动双方当事人权益为出发点，同情弱者，对缴纳仲裁预付费有困难的，我们实行先立案，后收费或减收、免收仲裁费用的做法，决不使一个受害者因为拿不起钱得不到仲裁，从而，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树立了良好的劳动仲裁形象，受到社会、用人单位和职工的好评;

其次，为方便群众办事，提高办事透明度，我们还采取了一系列便民措施。一是编印了《劳动争议仲裁、合同鉴证、工作服务指南》，使来访者对我们的工作程序一目了然。二是对当事人实施仲裁告知制度，减少当事人因不了解常识而造成无谓失误;第三，审慎实施部分裁决制度，解决职工，特别是困难职工的特别之需，使危重工伤等亟需救助的职工能够及时得到救助;第四，实施劳动仲裁绿色通道制度，建立健全处理突发和的应急机制。近年来，我们以处理欠薪事件为重点，以建筑装修行业为突破口，研究有针对性的办案规律，解决了一批突发和，维护了社会稳定;第五，探索建立了重点企业联系人制度，帮助其加强劳动用工规范建设，从源头上减少劳动争议的发生。

3、注重宣传，强化预防，努力营造劳动关系双方的和谐氛围。营造劳动关系双方和谐氛围是劳动仲裁的根本目的。我们在做好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和处理工作的同时，针对劳动关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大力抓好劳动争议的预防工作。

首先, 抓住劳动合同这一产生劳动争议的源头，认真排查劳动争议隐患。我们将不规范劳动合同和不签订劳动合同作为产生劳动争议的主要症结进行了专项检查。根据省厅开展劳动合同制度执行情况专项调查的要求，我们科室参与了调查，通过此次活动，我们重点了解了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并征求了他们在劳动合同制度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为搞好合同鉴证储备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二是做好劳动合同鉴证的服务工作。我区劳动仲裁机构遵循依法鉴证、保证质量、体现服务的原则，认真审查合同内容，对虚假合同、人情合同及不完备合同及时纠正，有效的预防和减少了劳动争议的发生。

第三,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广大企业、职工对劳动法规和劳动仲裁工作的认识。 劳动仲裁工作虽然开展了多年，但是社会上还有很多人对劳动仲裁缺乏了解，尤其是一些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群和一些私营企业职工还不知道有劳动仲裁机构或者不知道劳有劳动仲裁机构或者不知道劳动仲裁是干什么的。我们利用各种途径积极宣传劳动争议处理工作，让职工们知道劳动争议处理途径、程序，扩大劳动仲裁工作影响，正确引导职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劳动争议;

会议服务方案范文第5篇

内容提要: 我国宪法对委员长会议的定性——处理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是适当的，表明其不是决策机构，不是权力机构，而是处理常委会日常工作的事务性机构；《全国人大组织法》第25条将其职权细化为四个方面也是合宪合理的；但《立法法》、《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和《监督法》等对委员长会议的有关规定却超出了处理常委会“重要日常工作”的范围，有违宪之嫌。在实践中委员长会议更是权力膨胀，几乎成为常委会的领导机关。

一、《宪法》对委员长会议的定性适当

在全国人大内部设置“委员长会议”这一机构始于1982年《宪法》，其第68条第2款规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组成委员长会议，处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其中“处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是对委员长会议的定性，那么该如何理解宪法的这一规定呢？“处理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工作呢？

（一）委员长会议对常委会重要日常工作有“处理权”

委员长会议有权“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何为“处理”？根据我国《新华词典》的解释，“处理”的意思是“处置，安排解决。” [1]因此“处理”本身有权力的含义，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问题是，处理什么？该款中的处理权是什么性质的权力？宪法在此是否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部分授予委员长会议、由其处理呢？鉴于委员长会议的人数很少， [2]在议会这样一个讲究民主代表性的机构中，这么少的人数组成的机构，其成员即使是选举产生，也几乎很难体现民主性， [3]宪法不可能授予委员长会议行使在常委会闭会期间属于常委会的部分职权，否则将与议会的民主精神相悖。宪法也没有像规定常委会职权（《宪法》第67 条）那样明确列举委员长会议的职权，没有像规定常委会是人大的常设性机构那样规定委员长会议是常委会的常设性机构，而只是规定委员长会议处理常委会的重要 “日常工作”。因此这种“处理权”应具有服务性、辅的特点，具有某种处理议会内部行政事务的性质。

委员长会议与人大的专门委员会都具有服务，其成员都是常委会委员或人大代表，都属于人大的内部机构，都对其所辖事务有一定的处理权，但二者之间显然是有区别的。委员长会议的服务对象是“一会”（常委会），专门委员会服务的对象是“两会”（人大会和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处理的主要是日常的事务性工作，具有一定的管理色彩，专门委员会的服务手段则侧重于为大会和常委会提供相关专门知识或帮助，具有较高的技术和知识含量；委员长会议的工作具有一定的宏观性，是对日常工作的一种全面安排和管理，而专门委员会多局限于处理某一领域的具体问题。有学者指出，“专门委员会具有双重性质，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来说，它是工作机构，但对它自己的工作部门和办公厅来说，它又是具有一定职能性质的机关，可以说它是一种准职能机构或半职能机构。 它是权力机关的组成部分，能提出议案，审议议案，但无权独立行使权力，不可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它的日常工作也是为代表大会和常委会行使职权作准备。” [4]总体上看专门委员会本质上应属于服务性机构。那么委员长会议是否也具有类似的双重性质？它一方面是常委会的服务性机构，其日常工作是为常委会“行使职权作准备”；另一方面根据现行法律也具有一定的职能性质，能提出议案，审议议案，但无权独立行使权力，不可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笔者认同委员长会议和专门委员会的相似性——都是服务性机构，都是为权力机关行使职权作准备，但认为只有专门委员会才是一种准职能机构或半职能机构，而委员长会议却不应具有这一性质，即现行法律对委员长会议的许多规定是有瑕疵的。虽然法律赋予委员长会议有一些程序性的决定权是可以的，如决定常务委员会每次会议的会期，决定有关议案和质询案是否提交常委会审议等等，但不意味着它目前依法享有的所有权力都是必要的、合宪的。

委员长会议与专门委员会在工作性质上具有类似性，在工作范围上又有全局与局部之分，这决定了它们之间可以是、应当是“指导”关系，《全

国人大组织法》第 25条明确规定委员长会议“指导和协调各专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委员长会议与各专门委员会之间既然是“指导”关系，就不是领导关系；人大及其常委会与专门委员会之间才是领导关系，《宪法》第70条规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专门委员会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全国人大组织法》第35条规定，“各专门委员会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领导；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既然委员长会议对各专门委员会都不能领导，对常委会就更不可能领导。因此，认为委员长会议是常委会的领导机关（我国人大部门的许多同志以及研究人大制度的部分学者均认同委员长会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机构”），是对委员长会议性质的误读。

（二）委员长会议处理的是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什么是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呢？根据我国《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日常”的意思是“属于平时的”，如日常生活、日常工作、日常用品。 [5]在一般情况下，“平时”是相对于“战时”或“特殊时期”而言的，但在这里显然不能完全这么解释。结合宪法第68条第2款和我国的人大制度，笔者认为此处的“日常”工作所具有的“平时性”应是相对于“行使权力时”而言的，即常委会行使权力时不是平时，不在行使权力时才是平时。据此，“日常工作”可分为常委会会议期间的日常工作和非会议期间的日常工作，委员长会议对二者都有处理权，但处理的重点应是后者——非会议期间的重要日常工作。也就是说，委员长会议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在常委会闭会期间、但不局限于常委会闭会期间，而是也包括其开会期间的日常工作。

首先，委员长会议处理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在常委会“闭会”期间的工作。闭会期间的工作明显具有“平时性”，属于日常工作。常委会每2个月才开一次会， [6]每次会议时间多在一周左右，一年的会议时间往往在四十天左右。这四十天之外的时间（除去节假日）无疑应属于“平时”，这期间的事务性工作就应属于常委会的“日常工作”，如决定常务委员会每次会议的会期，拟定会议议程草案，指导和协调各专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等。

其次，即使在常委会“开会”期间，也有大量的事务性工作需要做，这些事务性工作也可由委员长会议负责其中一部分。常委会开会期间是常委会在行使权力，但这不等于常委会开会期间的所有工作都是权力性的工作。常委会开会期间的工作有两类，一类是行使职权，如委员们的提案、讨论、表决等，这是权力在运作；还有一类是为权力运作服务，它们可能发生在会议前，如提供、印发各种会议资料，也可能发生在会议中，如会议记录，还可能发生在会议后，如编发简报等。委员长会议承担的应是这类性质的工作（这类工作中的重要环节，如把握程序），委员长会议不必直接操办太琐碎具体的事务，但可以对办事机构的工作进行领导和管理，因此在每次常委会开会期间召开委员长会议也是必要的。但委员长会议不应介入到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去，不能成为权力链中的一链。如果开委员长会议是因为“交付表决的议案要由委员长会议提请常委会表决”， [7]则委员长会议就有越权之嫌； 同样，认为委员长会议“作为处理常委会日常工作的机构，由其制定执法检查计划，既可以听取、综合协调各个专门委员会以及各方面的意见，在程序上也较为便捷”， [8]也是有问题的。笔者认为这样解释常委会的“日常”工作明显不妥。“制定执法检查计划”属于日常工作吗？它是权力链中的一链还是为权力服务的事务性工作？“制定计划”恐怕是权力链中的关键环节，计划制定出来后剩下的问题就是执行，怎么计划就怎么执行，计划决定了执行。因此，委员长会议“制定执法检查计划”已经不是将委员长会议视为“处理常委会日常工作的机构”，而是将其放在了权力机构的核心位置上。

（三）委员长会议处理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即委员长会议不是处理常委会所有的日常工作，而是只处理其中“重要”的日常工作，而对不是那么重要的日常工作，应由人大的工作委员会（办事机构）处理，如常委会的种种善后工作——立卷归档、审议意见的整理交办、对被任免的“一府两院”工作人员的相关材料的单独归档、编发工作

简报等，应是办事机构的工作而不是委员长会议的工作。《监督法》第11条规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前，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应当将各方面对该项工作的意见汇总，交由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研究并在专项工作报告中作出回应。”这一“意见汇总”的功能虽然具有服务性，但显然只是办事机构而不是委员长会议的工作。又如《监督法》第12条规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二十日前，由其办事机构将专项工作报告送交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征求意见；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对报告修改后，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十日前送交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七日前，将专项工作报告发给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其中“发送报告”的职能也是办事机构而不是委员长会议的工作。此外，对政府部门汇报材料的事先审查，对人大常委会有关视察、调查或执法检查报告和程序性的文字材料的准备，对任免“一府两院”工作人员相关材料的提交，等等，都应是办事机构而不是委员长会议的工作。在这里存在着委员长会议和办事机构的分工。委员长会议与人大的工作委员会（办事机构）都具有服务，负责的都是日常的事务性工作，但二者之间是有明显区别的。委员长会议的成员是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办事机构的成员是人大以外的成员（一般公务员）；委员长会议的服务对象是常委会，办事机构服务的对象是“四会”（人大会、常委会、委员长会、专门委员会）；委员长会议对常委会的日常工作有处理权，办事机构对其范围内的日常工作主要不是处理，而多是梳理、整理；委员长会议负责的是重要的、相对宏观的、大局性的日常工作，其权力形式一般表现为决定，办事机构负责的是具体的、相对琐碎的日常工作，其权力形式一般表现为执行。

据有关学者对我国人大办事机构的研究，其具体任务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为会议服务，如有关会议议程的各项准备工作，草拟各种法律草案、决议和决定草案，会议筹备工作，提供、印发各种资料，会议的事务组织和各项服务等。二是日常工作服务，如联系代表，组织代表视察，接待、答复代表，处理代表的议案、建议、意见，联系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组织外事活动，接待群众来信来访等。三是研究、咨询服务，包括调查研究、理论研究、咨询服务。四是后勤保障，包括会议期间代表和委员以及工作人员的吃住行，平时所有工作人员的办公设施，机关事务管理和人事管理的各项服务工作等。 [9]委员长会议处理的日常工作与办事机构的这些服务性工作应有相似之处，区别主要在于“重要性”的程度。由于委员长会议只处理“重要”的日常工作，因此其工作量相对较小，如“后勤保障”就明显不属于委员长会议处理权的范畴，“研究、咨询服务”一般也不属于委员长会议的日常工作，至少不是或不应是自己直接研究、咨询，但可以对办事机构的研究、咨询进行领导，也可以对专门委员会的研究、咨询进行指导和协调。 [10]即使是对“有关会议议程的各项准备工作”，具体到“草拟各种法律草案、决议和决定草案，会议筹备工作，提供、印发各种资料，会议的事务组织和各项服务”等工作，也应是办事机构的职能。因此，有关会议议程的“准备工作”，委员长会议只负责其中“重要”的部分，如“拟定会议议程草案”（虽然该议程草案可能也是办事机构起草的，但委员长会议要审查把关，议程草案的决定权归委员长会议）。

因此，委员长会议与专门委员会一样具有双重性质，但其双重性是不同的。一方面对常委会来说，委员长会议具有服务性，但其服务性仅限于日常工作；另一方面，对常委会的办事机构来说，它具有领导作用， [11]但它不是作为权力机关的一部分、而是作为权力机关中对内部享有行政管理职能的部分来发挥这一领导作用的。 [12]委员长会议与常委会之间是服务关系，与各专门委员会之间是“指导”关系，与各工作委员会之间才是“领导”关系。 [13]工作委员会（办事机构）如何为常委会服务，彼此之间应如何协调，要听命于委员长会议；在大会闭会期间如何为大会服务（如筹备大会的各种准备工作），也要服从委员长会议的领导（在大会开会期间如何为大会服务应由大会主席团安排）；如何为各专门委员会服务一般主要应

由各专门委员会自己安排，“专门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在工作上是比较独立的，各自对本专门委员会负责，直接受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领导，但接受秘书处和秘书长的工作安排和协调。专门委员会的财务、后勤和人事方面，一直是由办公厅统一管理。” [14]由于秘书处和办公厅归委员长会议领导，因此不排除必要时委员长会议也可以出面对专门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进行领导。因此，在人大闭会期间以及常委会开会和闭会期间，委员长会议可以说是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的头（领导），各办事机构均应协助委员长会议做好人大和常委会会议的安排和组织工作，共同为人大和常委会行使权力提供各种帮助。 [15]

综上所述，我国《宪法》第68条第2款的规定——委员长会议负责“处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表明委员长会议不是决策机构，不是权力机构，而是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常工作的事务性机构，它只对权力机关的办事机构具有领导权。

二、《全国人大组织法》对委员长会议的规定合宪合理

《全国人大组织法》第25条将宪法关于委员长会议处理常委会重要日常工作的规定具体分解为四个方面。

1、决定常务委员会每次会议的会期，拟定会议议程草案。委员长会议决定常委会“每次会议的会期”主要应包括两个方面——决定哪天开会和开几天会；而“会议议程草案”的拟定权是有限制的，因为每次会议的议程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法律对此应有大致的规定，在实践中形成的某些惯例也是委员长会议在“拟定会议议程草案”时所要遵守的，这两方面的权力都属于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2、对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议案和质询案，决定交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或者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笔者认为，议案和质询案不论是在会议期间还是在闭会期间提出，委员长会议对其都应只是一种程序性审查，只要没有程序性的硬伤就都应提交审议，如提案是否符合法定人数，提案内容是否属于常委会的职权范围，提出法律草案的同时是否提交了法律草案文本及其说明，等等，这样才与委员长会议的性质（处理重要“日常工作”）相吻合。

3、指导和协调各专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这一规定表明委员长会议与各专门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是“指导和协调”的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指导是业务上的指点、引导，不具有强制性；领导则是命令、服从关系。如专门委员会受常委会“领导”意味着常委会给专门委员会的指示、决定，专门委员会要无条件服从；专门委员会受委员长会议“指导”意味着委员长会议给专门委员会的“指示”只有引导作用。

4、处理常务委员会其他重要日常工作。这项职权是伸缩性最大的，在实践中委员长会议的职权通过各种法律有了极大的突破，远远不限于《全国人大组织法》第 25条规定的委员长会议的前三项职权范围，等于频繁地启动了第25条规定的委员长会议的第四项职权，这种将兜底性条款的使用经常化、全面化而不是偶尔为之的做法，不禁令人担忧权力的迅猛扩张可能导致的权力失控。而且，即使是由法律细化兜底性条款，也应当符合宪法对委员长会议的定性，否则很难维护宪法的权威。

笔者认为，《全国人大组织法》第25条规定的前三个方面基本上符合宪法规定的委员长会议“处理重要日常工作”这一定性，但第四项处理“其他重要日常工作” 却在随后的许多法律规定中偏离了宪法为之规定的方向。兜底性条款并非完全不能启动，但也不应频繁启动，其启动应当特别慎重，需要有细致的权力规范，更重要的是，其内容不能违背宪法。

三、《立法法》对委员长会议的规定是逾越《宪法》的扩权

笔者认为，《立法法》中的许多条文超出了《全国人大组织法》第25条规定的委员长会议的前三项职权范围，属于该条规定的兜底性条款，而且与宪法对委员长会议处理常务委员会“重要日常工作”的定性有明显的矛盾。

1、法律草案的提出权。即委员长会议自己直接提出法律案，而不是对别人提出的法律案作出决定（决定其是否进入常委会审议程序）。《立法法》第24条第1款规定：“委员长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提出法律草案

显然已不属于“日常”工作。

2、对法律草案的决定提交权。《立法法》第24条第2款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如果委员长会议认为法律案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可以建议提案人修改完善后再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第25条第1款规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不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或者向提案人说明。”委员长会议既可以自己提出法律草案，又可以决定其他机关提出的法律草案是否上会，这明显有失公平。

这两个条款显然扩大了委员长会议的职权，法律案的审议需要常委会亲自把关而不应由委员长会议事先做大幅度的筛选。不论是国家机关还是常委会委员联名提出的法律案，委员长会议都应只做形式要件的审查，从而决定列入或者不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而一个法律案的成熟与否，是否需进一步研究，其判断权不应由委员长会议掌握，因为这不属于常委会的“日常工作”。

3、对各专门委员会意见的协调权。《立法法》第33条规定：“专门委员会之间对法律草案的重要问题意见不一致时，应当向委员长会议报告。”该条规定意味着报告后委员长会议应有协调权，否则就无需报告。《全国人大组织法》第25条规定委员长会议有权指导和协调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但它指导和协调的是各专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而专门委员会在立法过程中“对法律草案的重要问题意见不一致”，显然不属于常委会的日常工作，这样的规定有逾越宪法之嫌。

4、公布法律草案权。《立法法》第35条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重要的法律案，经委员长会议决定，可以将法律草案公布，征求意见。各机关、组织和公民提出的意见送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公布法律草案应是一种常态，不公布是例外，因此不公布才需要特别授权，但不论公布还是不公布，此决定权都应属于常委会而不应属于委员长会议，因为这不属于常委会的“日常工作”。

5、撤回法律草案的同意权。《立法法》第37条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说明理由，经委员长会议同意，并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对该法律案的审议即行终止。”也就是说，委员长会议如果不同意，提案人撤回草案的要求将无效。在国外，一般来说“提案已为主席接受或交付会议讨论，提案人要求撤回的”，主席需“征得全体议员同意后”（而不是主席自己决定）才能撤回， [16]而我国是“经委员长会议同意，并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委员长会议的“同意权”在其它国家是基本没有先例的。

此外，《立法法》还赋予委员长会议有暂缓表决法律草案的提出权（《立法法》第38条规定：“法律案经常务委员会三次会议审议后，仍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由委员长会议提出，经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同意，可以暂不付表决，交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审议”）、终止法律草案审议的报告权（《立法法》第39条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因各方面对制定该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重大问题存在较大意见分歧搁置审议满两年的，或者因暂不付表决经过两年没有再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审议的，由委员长会议向常务委员会报告，该法律案终止审议”）、法律草案表决的提请权（《立法法》第40条规定：“法律草案修改稿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表决稿，由委员长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法律解释草案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的决定权（《立法法》第44条规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研究拟订法律解释草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对重新提出的法律案列入会议议程的决定权（《立法法》第50条规定：“交付全国人民代表大

及其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未获得通过的法律案，如果提案人认为必须制定该法律，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重新提出，由主席团、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等等，这些规定都超出了宪法对委员长会议的定性，它已经不是在处理常委会的“日常工作”。

四、非基本法律对委员长会议的规定是逾越《宪法》和《全国人大组织法》的全面扩权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非基本法律中，涉及到委员长会议的主要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等。这些法律（尤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和《监督法》）中有许多内容偏离了宪法对委员长会议的定性，脱离了《全国人大组织法》第25条确定的基本轨道。

（一）确定分组会议召集人的权力

《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9条第2款规定：“常务委员会分组会议由委员长会议确定若干名召集人，轮流主持会议。分组名单由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拟订，报秘书长审定，并定期调整。”关于会议召集人的作用，《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30条第2款做了规定：“在分组会议上要求发言的，经会议主持人同意，即可发言。”第31条规定：“在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不超过十分钟；在联组会议和分组会议上，第一次发言不超过十五分钟，第二次对同一问题的发言不超过十分钟。事先提出要求，经会议主持人同意的，可以延长发言时间。”可见“分组会议召集人”的权力是决定哪些人可以发言，以及是否可以延长发言时间。虽然这是一辅权力，但它对实质性权力可能有极大的影响（如召集人如果，只安排与自己观点相同或相似的委员发言，或只给他们延长发言的机会，或给他们安排在比较好的时间段发言，就可能左右会议的导向），因此分组会议召集人由选举产生或委员轮流担任（而不是由委员长会议决定）应该更符合人大的民主精神。

（二）有关议案方面的权力

1、提出议案权。《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1条规定：“委员长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而全国人大制定的《全国人大组织法》第32条规定，有权向常委会“提出议案”的是各国家机关、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十人以上等，没有委员长会议。常委会自己制定的《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1条显然赋予了委员长会议一项新职权——“提出”议案权。

2、暂缓表决议案的提出权。《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20条规定：“拟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的议案，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经委员长或者委员长会议提出，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同意，可以暂不付表决，交有关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审议，提出审议报告。”与《立法法》第38条规定“法律案” 暂缓表决的提出权属于委员长会议不同，“议案”暂缓表决的提出者是“委员长或者委员长会议”，而不仅仅是“委员长会议”，表明权力更集中了。鉴于人大的民主议事性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由2个以上的专门委员会提出或一定数量的委员联名提出暂缓表决议案更符合民主原则，同时“暂缓表决议案的提出权”也不属于常委会的日常工作。

（三）有关监督方面的权力

1、委员长会议对专项工作报告的年度计划有“通过”权。《监督法》第8条第1款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每年选择若干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有计划地安排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根据该款应是常委会而不是委员长会议选择，但该条第2款却规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年度计划，经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通过，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并向社会公布。”委员长会议的这一“通过”权显然是一种“决定”权，《全国人大机关贯彻实施监督法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计划要在每年12月提请委员长会议“审议通过”。这种“年度计划”的通过权已经远远超出了常委会“日常”工作的安排，而是在给常委会“布置”工作，是把委员长会议当

作了常委会的“领导”机关。

2、在质询案审议过程中的权力。《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28条规定：“质询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交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或者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第29条第1款规定：“质询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或者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或者由受质询机关书面答复。在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专门委员会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或者委员长会议提出报告。”《监督法》第36条也做了类似的规定。笔者认为委员长会议在此的决定权应解释为决定交谁“审议”或“答复”以及“审议”和“答复”的形式，而不应是实践中实行的决定“是否审议”、“是否答复”。

3、“组织”视察和调研权。《监督法》第10条第1款规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前，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可以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有关工作进行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笔者认为，该条款规定委员长会议“可以组织”（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也就是说，委员长会议“可以”组织也“可以”不组织，而对“有关”工作进行视察或者专题调研意味着对哪些问题进行视察或者做专题调研由委员长会议决定，这样一来，常委会的监督就可能被委员长会议牵着鼻子走。因此笔者建议，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前，是否需要组织视察或者专题调研，应由专门委员会提议或一定数量的委员联名提出；有些则可以由议事规则明确规定，如听取和审议某些重大专项工作报告前，委员长会议“应当”组织视察或者专题调研。

4、在执法检查中的权力。《监督法》第22条同样规定了“人大常委会”负责“选择”若干重大问题（不是委员长会议选择），有计划地对有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组织执法检查，但其第23条第1款又规定：“常务委员会年度执法检查计划，经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通过，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并向社会公布。”这与该法第8条第2款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年度计划的规定类似，委员长会议的“通过权”使常委会的年度执法检查计划也基本上由委员长会议拍板决定了。不仅如此，委员长会议的职权还延伸到对执法检查结果审议的介入，如《监督法》第26条第1款规定：“执法检查结束后，执法检查组应当及时提出执法检查报告，由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

5、要求两高修改、废止其司法解释之议案的决定提请权。《监督法》第3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法律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而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不予修改或者废止的，可以提出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予以修改、废止的议案，或者提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法律解释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鉴于两高修改、废止其司法解释和人大常委会作出法律解释的影响极其重大，笔者认为，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请（包括不提请）已经不属于常委会的日常工作。

6、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方面的权力。这首先表现在委员长会议有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提议权，《监督法》第40条规定了有权“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主体：“委员长会议”或“五分之一以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笔者认为在有关提案、提名权等方面，“委员长会议”不应与“五分之一以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同等的地位，在人数上委员长会议（14人左右）只有“五分之一以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30人左右）的一半，何况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提议权不属于常委会的日常工作。

其次，委员长会议享有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决定提请”权。依据《监督法》第40条第2款的规定，即使是委员长会议或五分之一以上委员书面联名都可以提议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二者的地位也是不平等的：对“五分之一以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的提议，委员长会议有权“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这很显然是将委员长会议凌驾于“五分之一以上常委会委员联名提议”之上了。

再次，委员长会议享有调查

委员会成员的唯一提名权（在大会闭会期间）。《监督法》第41条规定：“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由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提名，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笔者认为，委员长会议对专门委员会成员拥有提名权还勉强说得过去，但它不应垄断提名权，不能是唯一有提名权的机构，因此应规定主席团（开会期间）、委员长会议（闭会期间）、各专门委员会、30 名委员以上联名，都对调查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享有提名权。

综上所述，我国宪法对委员长会议的定性——处理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是适当的；《全国人大组织法》第25条将宪法这一规定细化为四个方面，前三个方面是合宪的，第四项（处理“其他重要日常工作”）也是合理的，但在实践（包括立法实践）中被滥用了；《立法法》、《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和《监督法》等法律中对委员长会议的有关规定却大大地扩充了委员长会议的职权，超出了处理常委会“重要日常工作”的范围，有违宪之嫌。在实践中委员长会议更是权力膨胀，几乎成为常委会的领导机关，行使了许多属于常委会的职权。如2005年12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0次委员长会议完成了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性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的“修订”，并“通过”了《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这样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其制定和修改权都应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如2008年12月15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委员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关于同意财政部在预算批准前预拨项目支出资金的汇报，同意预拨一定比例的项目支出资金,将庞大的4万亿财政支出直接排斥在了预算审批监督之外。 [17]委员长会议的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改变了人大的民主议事性质，将其演变为了“二政府”，使人大正朝着行政集权化而不是民主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令人十分担忧的。

注释:

[1]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修订：《新华词典》（2001年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38页。

[2] 据不完全统计，1954年一届人大副委员长有15位，1959年二届人大有16位，1965年三届人大有18位，1975年四届人大有23位（含届内补选），1978年五届人大达到30位（含届内补选），1983年六届人大有21位（含届内补选），1988年七届人大、1993年八届人大和1998年九届人大，副委员长数均为19 位，2003年十届人大副委员长有15位，2008年的十一届人大副委员长人数是历届最少的（13人）。“13位副委员长9张新面孔”，晶报多媒体数字报刊平台，，访问日期2011年9月26日。。

[4] 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76页。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辞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68页。

[6]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29条规定：“常务委员会会议由委员长召集，一般两个月举行一次。”

[7] 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8] 李飞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84页。

[9] 同前注④，蔡定剑书，第477～478页。

[10] 调查研究工作是保证常委会工作质量的重要环节，笔者认为，调研应属于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主要应是专门委员会）而不属于委员长会议的工作范畴；在常委会或专门委员会决定调研后需要对有关调研作出安排，这种十分具体的工作又主要应是各办事机构的工作，委员长会议不必多插手。至于调研后的分析研究，所提出的具有针对性、前瞻性、可操作性的建议和意见，为常委会审议该工作提供第一手资料等等工作，都应当由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负责（其中如需要启动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程序，则只能由专门委员会、而不能由工作委员会进行）。

[11] 常委会的服务机构主要有秘书处、办公厅、法制工作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等，“办公厅下设秘书局、研究室、联络局、外事局、新闻局、局、人事局、离退休干部局、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党委，另有培训中心、信息中心、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国人大杂志社、图书馆、会议中心和大会堂管理局为事业单位。”“办公厅、法工委、预算工委和各种委员会的办事机构，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服务机构，受委员长会议和秘书长统一领导，由秘书处统一协调工作。”同前注④，蔡定剑书，第488～492页。

[12] 笔者认为，为进一步加强人大的民主法制建设，委员长会议的地位应适当淡化，专门委员会的作用应有所加强；委员长会议领导下的办公厅、秘书处的权力应适当削减，专门委员长的办事机构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13] 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的区别，一方面是成员不同（前者是人大内部成员，后者是人大外的工作人员）；另一方面是，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是人大行使权力的一部分、一个环节、一个程序，是权力链中的一链（但一般不能单独发生效力），工作委员会是人大以外的机构在为人大工作做准备，是权力行使之前、之中、之后的环节（但主要是之前、之后）。有学者认为，“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并没有严格的界说，它们都是职能机构的附属机构，都为职能机构提供服务。当然，这种服务的性质有所不同，工作机构侧重为职能机构提供直接的工作服务。办事机构侧重办理行政后勤服务事项。”同前注④，第476页。笔者认为工作机构（专门委员会）和办事机构（工作委员会）之间还是应该有较为明确的界线，但这一界线怎么划，则还需进一步研究。

[14] 同前注④，蔡定剑书，第492～493页。

[15] 虽然《宪法》第68条第2款规定委员长会议处理的是“常委会”（而不是人大）的重要日常工作，但人大会议由常委会“召集”（《宪法》第61条），因此，委员长会议也可能、可以筹办人大的会议。如2011年2月16日，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7次委员长会议建议，“常委会十九次会议审议拟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稿，审议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议程草案、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列席人员名单草案”，在此委员长会议建议的是 “常委会”议程，但该议程涉及即将召开的人大会议议程，因此委员长会议也间接地参与了人大会议议程的确定。而委员长会议的这类“建议”又往往是以办事机构的大量工作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