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长篇小说
贾平凹长篇小说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贾平凹说:“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他的小说无不体现着这种创作思想。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废都》和《白夜》中，贾平凹对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和现代城市文明进行了不遗余力的价值批判，这两部城市小说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人笠身于现代消费社会中精神异化、无家可归的生存处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商州系列小说，奠定了贾平凹在当代文坛的地位，当时他主要是站在反思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来批判地审视故乡商州的乡村文明或农耕文化的。到了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废都》和《白夜》中，贾平凹的文化价值立场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这两部以西京城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里，贾平凹对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和现代城市文明进行了不遗余力的价值批判，尤其是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人置身于现代消费社会中精神异化、无家可归的生存处境。
《废都》是贾平凹的第一部城市题材的长篇小说，贾平凹写作《废都》的那一年，中国大地正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贾平凹在《废都》的后记里叙述了《废都》写作时的个人苦痛与困境，“然而，仅仅他个人的痛苦一与困境却并不能成为《废都》。而是整个时代鬼哭狼嚎的浓重氛围与巨大挤压产生了这部挽歌式的长篇小说。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践踏、折磨和侮辱的时刻，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没有象今天这样惊慌失措，感觉到失去了生存的重量。”伽而今天，文化的崩溃和历史的失重使他们感觉到了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无足轻重与被弃之感。贾平凹呕心沥血地写作的《废都》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弃儿们一长文化英雄们自恋与自虐的‘天鹅绝唱’。
《废都》一方面写出了在物欲横流的现代都市文化人在精神上的自我迷失、自我确证、又无法确认的巨大痛苦和绝望，另一方面，又对在欲望中沉浮挣扎的人们和混乱颓废的社会世象作了极鲜活的表现。《废都》所叙的生活故事发生在西京。西京是古城西安的别称，它曾是中国十三个封建王朝的京都，具有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传统，古往今来，蕴育了无数英才俊杰。可是到了《废都》中，西京不幸成为一座废弛的文化故都。“废”字道出了十三朝故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作者心目中的尴尬与无奈。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推动下，它力求振作，如举办故都文化节，进行旧城改造等等，但作者所着眼的并不是废都复兴的活力和锐气，而是废都现实生活中沉滞、怪诞及至颓废的一面。作品以西京四大文化闲人之一的作家庄之蝶的一段由盛而衰，由荣而辱、由声名颠峰跌落、挣扎、沉沦直至中风于漂流途中的生活故事为主线，以庄之蝶被卷人一场文坛官司的缘起、展开和结束为中心事件，展开了古都现实的各个层面。
贾平凹长篇小说范文第2篇
关 键 词:贾平凹 小说 境界
纵观贾平凹三十多年的小说创作,基本上都围绕一个总的思想原则:那就是融传统于现代,这其实正是文化寻根的基本精神。有人总结,从贾平凹小说创作的文化追寻上看,大体经历了文化和谐——文化错位——文化崩溃——文化建构几个大的段落,并且其间相互交叉、渗透。[2] 按照这样一个思路,贾平凹早期的创作,比如《商州初录》、《天狗》等表现了美好人情的文化和谐,而《古堡》、《浮躁》等则表现了文化错位的危机,到《废都》、《白夜》则达到了文化崩溃的边沿,到《高老庄》则逐渐出现文化建构的希望,而《秦腔》则应该是文化追寻的集大成之作,既表现了文化错位、文化崩溃的危机,又给人以必须文化重建的警示。
这里,不再对贾平凹的创作作全面的论述,而是借用中国禅宗思想的三种境界来概括贾平凹小说创作的三个代表性阶段,即: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禅宗的这三种境界一般是形容人认识大千世界的过程。“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一般看做求实阶段,即对眼前的所见,基本凭着经验直觉去判断。“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可看作求智阶段,是用空灵智慧的心态去观察事物,也可谓透过现象看本质。“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可以说是求自由阶段,类似于哲学上的“否定之否定”,看似回到了起点,但又不只是起点的重复。是对大千世界的大彻大悟,是达到一种高度或深度的“自由”状态。现把这三种境界用在概括贾平凹小说创作上,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纵观贾平凹的小说创作轨迹,他对社会、人生的认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技巧逐渐从稚嫩走向圆熟,基本呈螺旋上升的态势。虽然在这个上升趋势中,不免有起起落落的回复现象,但大体上和禅宗思想的这三种境界是吻合的。比如,80年代的《浮躁》及其以前的创作主要是对现实生活的实录;从80年代末的《太白山记》到《废都》、《白夜》主要体现了作者的写意式想象;而新世纪的《秦腔》则融会贯通,虚实结合,大有“红楼笔法”的风采。另一方面,具体到贾平凹的每一部重要作品之中,都可能或多或少地同时体现了这三种境界。也就是既有尊重现实的实录精神,又有隐晦的曲笔、隐喻、象征等手法的运用,还可能有在写实、写意基础之上的更高层次的对社会、人生的理解。如《秦腔》融写实、写意于一炉,既有实录精神,又有曲笔隐喻,展现了复杂丰富的人生境界,体现了作者积累多年创作经验而获得的自由圆熟状态。
一、“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对现实生活的实录
以《浮躁》为界,贾平凹早期的作品无论怎么虚构,都基本上沿着现实生活的轨迹,或者说是本着对现实生活实录的精神去虚构。《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基本上是反映改革意识的小说,比较写实。中篇《天狗》表现了民间伦理道德对人性的约束,也展示了商州民间美好的人性人情。小说结构严谨,人物心理刻画得细腻传神,文笔典雅凝练,曾受到台湾作家三毛的高度评价,堪称贾平凹中短篇小说的经典之作。中篇《古堡》主要反映了民间普遍的嫉妒心理,村里人不能看到别人碗里的粥比自己的稠,而是希望别人碗里的粥和自己的一样稀。于是,一幕因嫉妒引发的悲剧上演。小说中略显突兀的是,作者借道士之口大段引用了古奥的《道德经》及《史记·商鞅列传》,使通俗的小说蒙上了一层明显的传统文化气息,这大概源于作者强烈的文人趣味。
《浮躁》是贾平凹80年代具有恢弘气势和总结意味的一部长篇。小说主人公金狗是一个新式农民,他正直善良、勇于开拓、头脑灵活,有参军经历,也有一定的知识积累与文学才华。他身上有一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正直勇敢气质。他嫉恶如仇,为了搬倒官僚腐败势力,不顾个人得失与安危,与小水、石华、雷大空等人联合演绎了一场民告官的“当代传奇”。金狗经历的遭遇和生活的环境,几乎是80年代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金狗身上闪烁的理想主义光芒或许只有80年代的小说中才常见,到九十年代以后,类似的“当代英雄”就大大减少了。而雷大空的形象则为后来很多小说塑造类似形象(如《高老庄》中的蔡老黑、《四十一炮》中的兰老大、《兄弟》中的李光头等)开了先河。《浮躁》集当代社会的风云变化、商州民间的丰富文化及金狗与小水、英英、石华等人的感情纠葛于一体,还不时穿插测字看相、阴阳八卦、祭文民谣及佛道思想等,是一部内涵丰富、充满民间精神与文人趣味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严谨的现实主义代表作。但在写完这部作品之后,贾平凹在心灵深处产生了对现实主义表现“真实”可能性的怀疑:“这种流行的似乎严格的写实方法(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对我来讲将有些不那么适宜,甚至大有了那么一种束缚。”[3] 于是,80年代末《太白山记》的发表就实践了这种怀疑。
二、“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写意式的民间想像
八十年代末,贾平凹发表的《太白山记》又是一部“新笔记小说”,但这一部小说与早期“新笔记小说”“商州三录”的纪实精神不同,是一部具有“聊斋”意味的文人小说。如果说《浮躁》是贾平凹早期写实精神的总结,那么《太白山记》似乎可以看作贾平凹写意精神的开端。随后,《白朗》、《五魁》、《美穴地》等一系列远离现实、纯属虚构的小说问世。这一类写虚或者说写意式小说的成功,为《废都》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也就是作者把对历史的虚构推演到对现实的虚构。
笔者认为,《废都》基本上是一部写意式小说,也就是它不是现实的写实,而是本质的写实,是在表面写实的包装下写人的欲望,既包括形而下的性欲,也包括名利欲及形而上的精神追求等。尽管小说大量涉及了性事,但作者以“此处删去多少字”的写法避免了直接的性描写,并没有造成小说淫秽不堪的感觉。《废都》的性描写到底该怎么定性,我们且抛开,这里主要谈谈《废都》的虚妄性和写意性,也就是《废都》浓厚的狂欢式的民间想像色彩。《废都》中出现的“四大名人”、“四大恶少”及那个唱着民谣的拾垃圾老汉,还有那些对庄之蝶极端崇拜的女性(唐婉儿、柳月、阿灿等),都透着一种虚幻性和主观想象色彩。试以唐婉儿为例,她抛夫弃子与周敏私奔,可谓少见的不受传统观念约束的现代新派女性,或者说唐婉儿有着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但等见了庄之蝶,唐婉儿竟崇拜得五体投地,自我主体意识尽失,把周敏抛到九霄云外,很快与庄之蝶进入热恋状态。等柳月发现了她与庄之蝶的奸情,她竟然暗示庄之蝶用性占有去堵柳月的嘴,还与柳月称姐道妹,组成一个战壕里的“盟友”,真成了只知肉欲的“稀有动物”!但小说中又把她对庄之蝶的爱描写得似乎很纯洁高尚,不免有牵强之感。恐怕只有发挥“女性妄想症”的男作家才会写出这么符合男性口味的女性!贾平凹一贯的特长是写理想女性。早期写的女性美丽善良传统,多为男性的依附品,如小月、师娘、小水等,这些女性固然美好,但缺少尖锐的个性。到《废都》,贾平凹突转笔锋,一下子写出唐婉儿、柳月等那么多虚荣放浪的现代女性,真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如果说柳月身上还有那么一些真实生活的参照,那么唐婉儿身上赋予了太多的男性想像和人为的虚幻色彩。如果说唐婉儿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她怎么能舍得不管不问自己的骨肉,又怎么那么快把周敏置之不理?如果说唐婉儿是一个水性杨花、不负责任的荡妇,作为知名作家、有着深厚学养的庄之蝶又怎么能把她深爱而没有丝毫忏悔?如果说好色贪欲是男人的本性,唐婉儿其实就是满足男人本性的尤物。另外,阿灿的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男性作家的虚妄想象。当然,这里所说的虚妄想象并不包含太多的贬义,主要是指一种狂欢式虚构。
《废都》的民间想像不光体现在对庄之蝶极端崇拜的那些女性身上,还体现在对庄之蝶本人的虚幻性塑造上。庄之蝶不是贾平凹,也不是现实中的任何一个作家。庄之蝶的名字本身就源于一个充满虚幻色彩的哲理典故,也许作者的寓意就是要制造一个进入幻境的人物。也许,庄之蝶只是无数男人的一个欲望之梦,一个关于名利女色的美梦。但美梦醒来是噩梦,庄之蝶的结局是死亡,也暗示了这种“美梦”的悲剧性和虚妄性。作家暂时放弃现实生活的逻辑,大胆进行想像和虚构,只要本质真实,细节失真或经不住推敲也在所不惜。试想,作为知名作家的庄之蝶,在女色面前一次次失去起码的理性自控能力,真不知道这样毅力薄弱的男人怎么能成为知名作家?也许,作者只是想通过塑造这样一个放纵自我、胆大妄为的庄之蝶,来表现失落文人的颓废,来喻指人心的欲望膨胀。王富仁教授曾说过,贾平凹“是一个会以心灵感受人生的人,他常常能够感受到人们尚感受不清或根本感受不到的东西。在前些年,我在小书摊上看到他的长篇小说《浮躁》,就曾使我心里一愣。在那时,我刚刚感到中国社会空气中似乎有一种不太对劲的东西,一种埋伏着悲剧的东西,而他却把一部几十万字的小说写成并出版了,小说的题名一下便照亮了我内心的那点模模糊糊的感受。这一次(指《废都》——笔者注),我也不敢太小觑了贾平凹。我觉得贾平凹并非随随便便地为他的小说起了这么一个名字”。[4] 贾平凹为他的小说起这个名字确实有深意存焉。文中多次出现的拾垃圾老头唱的那些讽刺社会现实的民谣,就是“废都”的形象标注。在这样一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废都”里,只要人性的野马脱缰,出现庄之蝶这样颓废的文人也是顺理成章。陈晓明教授在评《废都》时说,“这真是一个阅读的盛会,一个关于阅读的狂欢节。当然,它首先是书写的狂欢节,一种狂欢式的写作。”[5] 《废都》其实也是写人在形而上的追求失意时的形而下的放纵。
《废都》的叙事模式既是典型的“才子佳人”模式,也是“一男多女”模式,是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套路,其中受《金瓶梅》、《红楼梦》的影响也很明显。小说中穿插出现的一些字画古董、测字算命、讲禅布道等也充满传统文化气息。
贾平凹长篇小说范文第3篇
路遥和贾平凹走得比较近。路遥请贾平凹到家里吃烩面,一边狠狠地削土豆,一边对贾平凹说:“我弄长篇呀,你给咱多弄些中篇,不信打不出潼关!”等到《平凡的世界》拿了茅盾文学奖,贾平凹向路遥道喜,路遥说:“你猜我在领奖台上想啥?我把他们都踩在脚下了!”
大气,霸道,使劲用狠,痛快豪爽,这就是贾平凹眼里的路遥。其实,两个人骨子里有诸多相同之处,只不过贾平凹为人更温和,路遥处世更嚣张。
虽然出身贫困,路遥向往富裕、体面的生活。20世纪80年代初,他第一次吃西餐。当时,他和对门邻居王晓新翻遍衣袋,凑不足饭钱,又把单位的旧报纸卖掉,才算开了洋荤。为了让女儿吃西餐,他满城跑遍。宁可借债,他也要过舒服日子。以前的朋友下海赚了上百万,他说,做生意,我也可以做,我也要发财,然后就开始热闹的策划。这种策划,自然没有下文。
高档香烟和雀巢咖啡也是路遥的精神慰藉。准备动笔写《平凡的世界》,他带了两大箱资料和书籍,还有10多条香烟,2罐咖啡。他工作时,“一天抽两包烟,直抽得口腔舌头发苦发麻,根本感觉不来烟味如何。有时思考或写作特殊紧张之际,即便顾不上抽,手里也要有一支燃燃的烟卷。”
路遥苛刻,实说:“路遥在创作那些普通人生存形态的平凡世界里,不仅不能容忍任何对这个世界的过去和现在、历史和现实的解释的随意性,甚至连一句一词的描绘中的矫情和娇气也决不容忍。”
完美主义者总要付出更多,尤其是生活上追求完美。离异后,家庭让路遥头疼,一走到自家楼下,他心里就难受。做饭洗衣,都要自己动手,既当爹又当妈。他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结束。
1992年11月,结束的时候到了。路遥给朋友打电话说:“我快要完蛋了,你们来看我吧!”42岁,早晨从中午开始的路遥,在人生的中午结束生命。死的时候,他欠债万元。
常年干旱、千沟万壑的陕北出了杨家将、李自成、张献忠,也出了痴情到令人落泪的民歌《走西口》。路遥的狂暴与激情是对贫困的抗争,也是对平庸的抗争。不过,他不是革命者,每一次文学革命都不从陕西开始。
来自陕南的贾平凹饱受争议,他自称呆人、病人。陕南地处亚热带,山清水秀,空灵浪漫。陕南的山,起伏大,贾平凹行文也诡异,有“鬼才”之称。他自嘲道,我没有倾国倾城貌,却有多病多愁身。写完《废都》,他一年有三四个月住在病房。多病者善感,《秦腔》也好,《废都》也好,《高兴》也好,都浸满忧伤。
贾平凹曾在父亲坟头立誓,要以《秦腔》为故乡的过去立纪念碑,所以《秦腔》是怀旧。古都西京今遭废弃,往昔辉煌深埋地下,于是有了《废都》,但废掉的岂止是都城,还有一座城市的信心。《高兴》的字里行间,是活着,是挣扎。在贾平凹看来,人生本来是很苦难的,不管你是当官的,还是要饭的。不管你从事任何职业,纵观人生来讲,它是痛苦的。
与路遥相比,贾平凹生活上宽裕许多,但他绝不铺张。在女儿的婚礼上,他告诫说,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要做普通人,干正经事,可以爱小零钱,但必须有怀。
我见犹怜的桃花,贾平凹也写出怀:雨却这么大的下着,花瓣纷纷零落。我只说有了这场春雨,花会开得更艳,香会蓄得更浓;谁知它却这么命薄,受不得这么大的福分,片片付给风雨了。再看路遥写桃花,不如贾平凹的举重若轻,几乎要用尽身心:走在山山川川沟沟峁峁之间,忽然看见一树盛开的桃花、杏花,泪流满面,心就要碎了。今生今世,是离不了这块地方。
如此看来,路遥是写不出《废都》那样奇怪的文字的。关中的实也写不出,因为他太沉重,《白鹿原》的题记写着巴尔扎克的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实的家乡白鹿原距离喧闹西安约50华里,却是截然两个世界。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与乡亲一起聊天、下棋、吼秦腔。
实吃尽穷困的苦,读初中时,因为助学金没有申请到,他只得休学一年。父亲弥留之际,只说了一句话:我一生中有一件事对不起你,不应该叫你休那一年学。不过,金钱不能改变他的性格,现在已经抽上雪茄的实依然忠实于白鹿原。
贾平凹长篇小说范文第4篇
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小说创作,在民间文化的开掘方面,贾平凹是走得最远的作家之一。在他的作品中,对民俗文化的描绘,对民间神秘文化的描写,对民间诗歌的采用,对民间语言的汲取、加工和提高等,真是随处可见。
贾平凹是中国民间文化的守护人。民间文化对于贾平凹来说,不是立足于现代文明对于乡土文化的反顾之时才发现的,而是与生俱来的。在民间的思想意识形态中,民间文化和人的生存和生活,和人的精神灵魂是不可分割的。贾平凹像一个淳朴敦厚的农民,像一个有很多民间信仰的山里人,把民间文化当做人类与自然的一部分,当做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世界中的一部分。民间文化在贾平凹小说当中的体现,和“寻根”派文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贾平凹的文学作品虽然是受到了寻根文化思潮的影响,包含了民间文化书写,但是,更多的却似乎是从他的骨子里长出来的。这是贾平凹和很多“寻根”派作家有明显区别的地方。
贾平凹没有像其他作家一样,把民间文化当做“他者”,在相关的描写中,他和民间文化是融为一体的。这里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自身就是民间文化之子的缘故。他把民间文化原汁原味地全然收入囊中,在文学作品中给予表现,然后,把对民间文化的评判权交给了读者。贾平凹在小说当中,很少对民间文化进行价值置评。你很难分清贾平凹对于民间文化的态度,到底是批判呢,还是否定,还是迷恋?贾平凹对待民间文化,没有自以为占据了现代文明,就妄加评判。
贾平凹在那些探入到乡村古老传奇的作品中,身心全然地沉浸在民间文化中,他在描绘和表现民间文化的时候,几乎是一种下意识状态下的写作,然而,他的民间文化表达得反而更加充分,因为,他的作品不期然地表现了民间的集体无意识。这样,更加能够把人性和人情展现出来,让人物和故事在民间文化中生长,显得更加有生命力。贾平凹作品的艺术生命力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凭着那深厚的民间文化滋养,其作品充满着“鬼气”,那么,他的创作上的变化多姿、神秘迷人等富有魅力的文学才华从哪里来?我们可以从他的民间文化意识当中去寻找。
二
我们很多论者注目于贾平凹创作中民间文化的诸种表现,却忽略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民间文化特有的思维方式不但进入到了他的语言建构,而且进入到了他文章结构上的谋篇布局,进而进入到了他的精神世界,进入到他的文学审美的价值评价系统。《废都》这部长篇小说,我们很多人都被它表面的一种颓废腐朽的都市气息给迷糊住,实际上,贾平凹对于人物的评判是站在民间文化的立场的。虽说贾平凹所写的人物和故事都和这颓废的都市有关,但很显然,这些人,这些事,都和乡土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另外,就是城市中的民间生态,其实,也是民间文化的一个分支。那头“哲学”的牛,来自乡间,它的发言和评判,也是来自民间的。整部小说没有从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评判废都之废,而是从民间的角度,来否定这样一种淫靡腐化空虚堕落的生活。完成这个批判,作家凭借的不是现代文化观念,而是民间文化的价值观。
贾平凹没有过多的现代性批判,他的世界观、价值观,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乡村的民间文化,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他的为民间文化意识所左右的思想观念。这种价值观,影响着贾平凹小说的审美创造。贾平凹的创作,与民间文化相关的生活内容,几乎就是他创作的全部。民间文化就是他的精神命脉,民间文化是他小说的骨髓,如果把民间文化的内容从他的作品当中剔除出去,那么,他的小说大厦就会轰然倒地。这是因为他的小说大多都是以民间文化的思维方式来架构的,可以说,民间文化已经水乳交融、血脉相通地流淌在贾平凹的作品之中。
无论“鬼才”如何才气氤氲,如何云遮雾绕千变万化,但贾平凹创作万变不离其宗的是魂魄,这还在于民间文化。这既限制了他,也成就了他。一旦他离开了他的乡土味极浓的方言土语,离开地方口音,他就不能够畅快表达;一旦把他从民间文化的土壤当中拔离出来,他的作品就会失却它神奇的魅力。贾平凹就像是一棵植物,扎根于民间文化土壤,有之,他就会长得枝繁叶茂;无之,就会失去生机。根植于民间文化的贾平凹创作,是他在文坛不可取代的原因,也是贾平凹保持旺盛创作生命力的原因。固守,意味着坚持自己的独特性,固守,也意味着保持独创性。植物向上生长,可以争取到更多的阳光和空气,同时,往地底深入发掘,民间文化的地层也是富矿无穷。在贾平凹的长篇小说中,《秦腔》《古炉》等作品,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民间文化这一条文化血脉,从来都是从民间文化的价值评价系统和审美评价系统来观照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的。这一点,更让我们确信了,贾平凹是当代中国不可多得的一个一直以来“故步自封”的固守民间文化的“鬼才”,一个永远坚持民间立场的中国作家。
三
为何有的作家不能获得长久的创作生命力?为何他们的作品只是昙花一现?关键的问题就是他们和传统文学经典的河流切断了联系,和民间文化的血脉切断了联系。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农业大国,那么,这些几乎洇没于历史典籍文字之外的草民,他们的文化之根在哪里?在民间文化当中。在民间,民间文化的评价系统显然更强势,老百姓显然是皈依民间文化的,并且以民间文化来规范自己的言行。所以,要真正地表现中国乡间的甚至是城市市井,就必然要对民间文化烂熟于心。只有这样,才能够刻画出中国每一个具体民众的灵魂,一个作家,要沉潜到民间,体悟观察,才能够贡献出真正有民间气息的作品。
民间文化从表面上看去,外在形态上似乎由于城市化、城镇化的侵蚀而消失或者正在消失,而实际上,如果我们不是僵死地认定民间文化是一成不变,而认识到民间文化也是不断在母体上生长的,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民间文化以一种形态消失了,但是,它可能改头换面又以另外一种形态出现了。因此,我认为,民间文化既是人民群众传承创造的,又是人民群众改造的,同时,民间文化是始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民群众。
民间文化不会僵死在某个时间的维度的,一种民间文化以某种形式消亡了,就必定会产生一种新的民间文化,主流意识形态文化需要宣扬,深入人心,而民间文化却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地潜入到民间中去的。而一个对艺术赤诚的作家来说,他永远走在和民间文化相结合的艺术创造的道路上。
贾平凹长篇小说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贾平凹；《高兴》；刘高兴；农民工；底层关怀
贾平凹在2005年创作的长篇小说《秦腔》中叙写了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棣花街的变化和家乡父老的生存图景，而且在这本书中已透露了农民进城务工，村里青壮劳力短缺，进城的潮流呈愈演愈烈之势，但作者未作展开描述。2007年的新作《高兴》以拾破烂者的独特视角谱写了进城农民工的生存困境和无望未来，为此“刘高兴”形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时代意义，而且无疑超出了作者最初的写作预想：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由于《秦腔》和《高兴》在题材连贯性上的不谋而合，可以称其为姊妹篇。尽管《高兴》没有全景式地描写农民工的方方面面，但其刻画的几个人物的生活无不尽显“底层”二字，放大了他们的生活看便具有普遍意义。贾平凹努力在苦难的底色上涂抹“高兴”的亮色，反倒浓厚了底层生存苦涩和无奈的氛围，不管“刘高兴们”的命运如何？事实上，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们依然满怀希望地涌向城市，这是人的物质欲望使然，时代氛围使然！
贾平凹眼中的“刘书桢”
生活中的“刘高兴”原名叫刘书桢，是一个很文气的名字，20年前进军西安时改名为刘高兴，同时把儿子的名字改为刘热闹，从中可看出开朗、乐观和幽默的本性。一来他们那一辈都是“高”字辈，二来就图个吉利。刘书桢是贾平凹的小学、初中同学，中学毕业后参军，还当过副班长。他生养了三女一男，后来又收养了一个女儿，生计困顿的他到秦岭山上背过矿，到灵宝当过建筑小工，市场上摆摊炸过油条，还开过一个小饭馆，但却一个个好景不长，勉强度日而已。1997年刘书桢投奔先行进城的儿子，干起送煤的行当，老伴儿也进城当保姆，从此有了比丹凤老家好得多的收入，在家乡盖起了新房，解决了儿子娶媳妇的一大硬件条件。刘书桢的下一个目标是贷些款，囤些煤，自己开展批发业务。1951年出生的刘书桢身体很好，每天端着蜂窝煤上下楼也没觉得累。他感觉自己还没老，还要在西安浪下去，直到干不动了，显然是乡下农民的本色。贾平凹曾经造访过刘书桢的西安租住屋――四面透风的工棚，用砖头支起的床铺，被褥凌乱，脏得没有颜色，锅碗瓢盆和蜂窝煤炉子都放在地上。老同学的此情此景，无法不令贾平凹为之动容。但刘书桢对他目前的收入和自由职业颇为满足，可以说此前是从未有过的，不难想象当下农村贫困的现实。刘书桢说，自己的烦恼很多，名字只是标明一种生活态度，过去为了生儿子颠沛流离，有了儿子，又为了众多的子女吃苦受累。但他永远能从生活中找到平衡，找到乐趣，而且他能将快乐放大，把烦恼化小。虽然小说《高兴》的素材并非皆来自刘书桢，还包括作者对西安拾破烂族的深入体察和感悟以及对人物原型的变异，但小说的主要基调却来自刘书桢的生活。如贾平凹在《高兴》后记中所写：“刘高兴当然还在西安，身体似乎比以前还好，他是一个半月回去照料一下地里的庄稼，然后又来到西安，每次来了不是给我电话说他又来了，就是冷不及地来敲门。他还是说这说那，表情丰富，笑声爽朗。我就说了一句：‘咋迟早见你恁高兴的？’他停了一下，说‘我叫刘高兴呀，咋能不高兴呢？’得不到高兴但仍高兴着，这是什么人呢？但就是这一句话，我突然地觉得我的思维该怎么变了，我的小说该怎么写了。本来是‘刘高兴’的事萌发了要写一个拾破烂人的书，而我深入那么多拾破烂人却使我的写作陷入困境。这部小说就写刘高兴，可以说它是拾破烂人的另类，而他也是拾破烂人的典型，他之所以是现在的他，他越是活得沉重，也就越懂得活得轻松，越是活得苦难他才越要享受快乐。”［1］贾平凹感悟得的确不错，若按原来的路子写下去就是类似拾破烂者的生存记录了，很难超越素材的束缚和替底层代言的老套子。“刘高兴”身上恰好承载了当下民工潮的两个含义：一是民工潮的形成原因，二是农民工的艰难处境和所付出的沉重的代价。
贾平凹笔下的“刘高兴”
贾平凹对刘高兴的笔下处理很高明，既让刘高兴从事拾破烂的行当，又把他处理成有别于一般的拾破烂群体，是一个有高中文化底蕴的进城农民工，年龄上也与刘书桢拉开了距离，仅仅30出头，多少有些类似于路遥笔下的高家林，只是没有那么高的进城起点。为此一些论者认为，刘高兴不像农民工，不像我们常见的拾破烂者，反倒像伪装的知识分子，甚至像贾平凹本人。笔者倒以为把刘高兴设定为高家林似的返乡知青更为入情入理。高家林是走关系入城遇挫，刘高兴是自发进城失败，不一样的起点，却是共同的结局。贾平凹是有意在刘高兴身上注入了新的质素，所谓的另类拾破烂者，让返乡知青以拾破烂的身份再次现身城市，扮演底层农民工的角色，同时加大知识分子的素质，让他拥有不同于一般农民工的生存体验和精神困境，侧重放大他的精神苦难。人们在评说刘高兴不像农民工时，最为喜眉喜色的恐怕是贾平凹本人。作者其实已经在刘高兴的农民工身份的似与不似之间负载了他的观念，那就是较之物质困境，精神苦难更为令人苦痛和刻骨铭心。
（一）刘高兴的爱情梦
刘高兴为了与第一个女人成婚，不惜卖掉自己的一个肾，用所换来的钱盖了新房，结果人家却另觅高枝。刘高兴发狠心要进城，一来赚大钱，二来找一个能穿高跟鞋的高雅女人，为此特意买了一双高跟鞋供起来。正如他所言：“你那个大脚骨，我的老婆是穿高跟尖头皮鞋的。”［2］5进城不久的刘高兴果然幸运地结识了一位穿高跟鞋的高雅女人，谁知竟是在美容院出台的卖身。刘高兴无法想象在群体中竟然也有如此清纯脱俗的女子，但这是事实，现实生活中确确实实的存在。刘高兴的眼光也确实不像农民工的眼光，充满了知识分子的情趣和喜好。梦夷纯是为报哥仇进城打工，先后干过洗碗工和家庭保姆，最后沦为，用卖身所得支付公安部门的巨额破案经费。刘高兴为了帮助梦夷纯每月从拾破烂的收益中专门拿出300元钱，但近乎杯水车薪，只是一份心意而已。其实，梦夷纯更想依傍生意上的照顾者――大老板韦达，不过从梦夷纯扫黄被抓不想伸援手的情况来看，梦夷纯无法进一步靠近韦达，而且其情意也终究将被辜负。刘高兴尽管心有余而力不足，却是实心实意想帮助梦夷纯，而且努力把关系上升到情人关系。刘高兴得知梦夷纯的身份先是惊讶后是矛盾重重，尤其目睹梦夷纯经常搭韦达的小车出入，所以不愿接触韦达，最终也未应承韦达安排的工作。梦夷纯出事后，刘高兴硬着头皮向韦达求援。事实上，在与韦达的关系上，梦夷纯终难如愿，而与刘高兴的关系上又是十二分的不愿和不甘。不过，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刘高兴却很容易地从用肉体超度和接济男人的“锁骨菩萨”身上找到了说服自己的依据，把“锁骨菩萨”的感人事迹置换给了现实困境中的梦夷纯。梦夷纯的故事很像旧故事的翻版，作为一种原型成了现实无意识。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把刘高兴与梦夷纯的关系在现实的平台上处理成一对矛盾关系：有文化、懂幽默、会吹箫的刘高兴偏偏是拾破烂者，而清纯、高挑、端庄的梦夷纯竟会是出台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恰恰是无独有偶的真实存在。二者的共同点是心心相印，心有灵犀，再就是拥有一份共同的身份尴尬；不同点是刘高兴的服务对象是市民阶层，梦夷纯的服务对象是有钱人。正为此二者之间无法构成韦达式的生意关系，才有可能发展成超越世俗利益的爱情关系，尽管这样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概率远低于无情的现实逻辑。小说的结尾就是一个最好的昭示：刘高兴为筹梦夷纯的保释款赴咸阳工地挖地基，工钱被骗，五富暴病身亡；梦夷纯被抓入狱。刘高兴、梦夷纯只能在电话中交换声音，却无法进一步走近，可谓有缘无分，一切还是身份惹的祸。
（二）刘高兴的发财梦
有些论者强调刘高兴的进城梦，或者说是城市想象，这一点恰恰与人物的知识分子气质有关，那就是好高骛远，想象先行。随行进城的五富，还有黄八、杏胡夫妇、石热闹，他们一心一意琢磨赚钱，甚至不惜以身试法，而刘高兴讲究中规中矩、不温不火，时不时还别有闲情逸致地逛公园、品小吃、乘出租车等。刘高兴在体认自己的拾破烂身份的同时，又不时地标示与五富、黄八等同行的不同。他穿西装，着皮鞋，戴墨镜，解决生理问题采用梦幻和想象的办法，而不像五富、黄八直接出入露天舞厅。刘高兴既想远离韦达，缘于与梦夷纯的爱慕关系，心理上又想接近韦达，甚至想象韦达是他的另一个肾脏的持有者，因为韦达是物质上的成功者，涵盖了城市梦想的主要内容。刘高兴喜欢城市，喜欢城市的繁华和热闹，更羡慕韦达这样的城市主宰者，相反鄙斥同乡暴发户韩大宝，因为他不够城里人的文明标准。刘高兴进城后的确经历了不少事，如为王翠花索要身份证，为五富摆平刁钻的门卫，为小区居民排忧解难，不惜生命拦截肇事小汽车等。在周围的群体中，不仅杏胡夫妇高看他一眼，五富、黄八也是言听计从。尽管这样，刘高兴在赚钱上却无法超越收购站的瘦猴儿，无法抗衡暴发户韩大宝，相反被后者因无“行业孝心”之故逐出拾破烂的领地，以赚大钱为诱饵骗至咸阳工地挖沟，导致五富丧命，工钱无着。刘高兴虽然比五富有知识、有情趣，但在现实中无法拯救梦夷纯不说，也无法保护影子似的五富。在这一点上刘高兴又很像缺少社会经验的书生气十足的知识分子和软弱无助的拾破烂农民工。刘高兴没了最初进城时的自信，相反开始质疑自己，“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刘高兴仍然是个农民，我懂得太少，我的能力有限。”［2］412对于刘高兴只余下讨不到工钱的屈辱和悲壮的背尸之程，没想到最后竟是回到城市的出入点――站前广场。进城之旅是一场梦断之旅，也是一个无门之旅。五富离他而去，梦夷纯不得相见，一份牵挂，一份责任竟成了全部。可是刘高兴们的悲喜剧还会一如既往地上演下去！
在小说《高兴》中，贾平凹择取了生活中的“刘高兴”的“高兴”成分――开朗、幽默，在拾破烂群体中择取了底层生存的艰难细节――坚韧、勤劳。在刘书桢的年龄上做了一定的变更，小说中的刘高兴不过30出头，且是一个高中毕业生，这样更接近六七十年代的返乡知情，更像不甘于农村生活而充满城市理想的高家林形象。不过小说中的刘高兴形象给人的印象有些老，更接近于中年，与梦夷纯的爱情也缺少年轻人的活力和浪漫，这一点来看倒又像真正的拾破烂者。《高兴》的解读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地方居多，说明小说打造的尚不够顺畅和圆滑，贾平凹毕竟是一个多产作家，很难在数量和质量之间持续保持平衡。换一个角度看，作者在刘高兴形象的似是而非、是与不是之间反而巧妙地实现了他的叙述目的，构建了他形而上的理念――从关注底层，关注农民工的生存境遇，上升到社会转型期多数中国人经历的精神尴尬和生存无奈。台湾已故歌手张雨生的一句歌词这样写道“我的未来不是梦”，但对于占多数的底层弱势群体来讲，他们的未来就是梦！
［参考文献］
［1］贾平凹.高兴•后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4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