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怀念狼范文第1篇

陕地作家叶广芩、贾平凹都曾进行过生态小说的创作。在创作中均写到了人类与动物的亲密关系，动物保护和人类利益获得之间的两难处境以及环境破坏带来的困境等问题，但是也存在着较多差异。贾平凹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在从拯救到毁灭的叙事模式中思考人与自然如何相处，陷入了道家无为的哲学沉思。叶广芩则从生态中心主义出发，采用从毁灭到拯救的叙事模式强调人与动物的平等地位，呼唤伦理拯救。

关键词：

叶广芩；贾平凹；生态小说；叙事

人类的文明史是人类在寻求生存与发展中创造的历史。目前生态恶化、环境危机是全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20世纪晚期以来，中国作家将目光投向这一课题，诞生了一批作品，例如杨志军的《藏獒》系列、姜戎《狼图腾》、雪漠的《猎原》、杜光晖的《哦，我的可可西里》等。而在八百里秦川，描写险峻秦岭里人和自然故事的，当属陕地作家叶广芩和贾平凹。2000年叶广芩在陕西周至县挂职锻炼，住在佛坪。这是清朝道光年间建立的一座县城，“城址夹在崇山峻岭中，山路盘迂，林深箐密，蛇蟒暗伏，野兽出没”［1］。在这样较原始的环境中叶广芩常做冥想，亲近自然，创作出《老虎大福》《猴子村长》《长虫二颤》等作品。而一向以秦地商州为描写基地的贾平凹在2000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怀念狼》，以决绝的呼喊“我需要狼”展示了作者对于人与自然的独特思考。两位作家在作品中都关注到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相依相存的生态关系，环境破坏带来的人类生存危机以及生态保护与人类利益获得之间的两难处境等问题，但在写作立场、叙事策略、建构理想生态方式的思考上却存在着不同之处。

一、写作立场

虽然都取材于秦地生态，贾平凹和叶广芩在创作中都写到了人类与动物的亲密关系，动物保护和人类利益获得之间的两难处境以及环境破坏带来的困境，但是两人在关注和表现这些问题时的立场并不相同。贾平凹在《怀念狼》中为我们展现了一幕惊心动魄的景象。商州的历史上狼多为患，狼灾能在一夜间将繁华的城池变为废墟，人们在与狼的斗争中发展了自己，强大了自身。可当下科技文明的发展使人类已经强大到几乎没有了对手，曾经锻炼人们健壮体魄和强悍意志的对立物———狼正逐渐消失。人类的独尊并没有带来向往中的幸福平和生活，相反却怪象频出。人类美好的人性消失，而动物性的残忍、冷酷、嗜血的一面爆发出来。食客们为了增强雄性、英雄气质可以活宰牛体，活生生地将牛折磨致死；父亲为了钱财可以将自己的孩子推向车轮；杀人犯以优化人口为借口随意草芥人命。人们的生命强力在消失，不仅猎人罹患各种怪病，而且人们渐渐长出长毛，两耳尖立，长牙外露，像饿狼一般攻击无辜。无论是商州历史上惨烈的人狼大战，还是现在政府采取护狼行动，收缴猎人的枪支，严禁捕狼，甚至要为商州仅存的15只狼拍照留档，这些都是由人类中心主义为出发点的行为。由于人类发展的需要，古时人们想尽办法抵御狼患，必除之而后快，而现在又由于没有了生存的对立面出现身体与精神的危机而呼唤“狼性”，呼唤人与对立面的和谐共生关系。因此《怀念狼》是作家从人类自身发展的中心主义立场对高科技文明下人类生存现状的担忧和思索。不同于贾平凹生态小说中令人惊骇的生存真相，叶广芩的生态小说展现的是丰富的动物故事，传达出浓浓的人文情怀。《老虎大福》写的是秦岭山区最后一只华南虎被猎杀的故事，《黑鱼千岁》写的是大鱼与人殊死抗争的故事，《猴子村长》里展示的是人们如何受教于动物的温情与爱，从而放下功利与冷酷。与贾平凹不同，叶广芩的写作立场是从生态中心主义出发，呼唤建构一种人与大自然的平等关系。在她的笔下，老虎是护佑二福成长的兄长；长虫是和二颤和睦相处的伙伴，是贡献苦胆解救病患的奉献者；猴子是呵护孩子，从容赴死的母亲。不论是动物还是草木在叶广芩的笔下都具有温度和情感，是和我们人类一样具有精神情感和伦理道德的生命。在这种由生态中心主义出发的生态伦理观中，人作为道德人必须将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视为道德客体，以尊重、敬畏、关怀之心对待一切生命。

二、叙事策略

（一）毁灭与拯救的异向叙事

叶广芩的生态小说中既有温情又有悲情。《猴子村长》里纪律严明的猴群在村人精心的围捕下落入圈套，老猴王带领一群猴子在笼中绝食而死，年轻的猴妈妈宁可撞碎了自己孩子的脑袋也不允许小猴捡拾人类投放的饵料。《长虫二颤》中蛇坪的蛇类自古以来就被当地人取了苦胆制作药物。人们将蛇视为朋友、亲人，取用苦胆是为了治病救人，既有大义也不会伤害蛇的性命，千百年来蛇与人和平相处。可南方人老佘却为了利益捕杀蛇供应蛇肉馆，最终付出截肢的代价。《黑鱼千岁》里描写了由于水位降低而困于泥淖中的两条大黑鱼的故事。其中的一条黑鱼被嗜杀成性的农民儒捕杀，剩下的一条黑鱼佯装死态引诱儒进入水泽与之搏斗，最终俱亡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通过人类对动物的毁灭来引起拯救生态的思考。《老虎大福》中大福有什么错呢？森林面积由于人类活动逐渐缩小，大福没有食物只好攻击人类的家禽，却最终被人类仇恨与捕杀。《狗熊淑娟》里憨态可掬的小狗熊偶然被人类发现，不仅失去了自由甚至最后成为人类的盘中之食。叶广芩通过一个个动物被人类侵犯与毁灭的故事试图唤起人类拯救自然、拯救生态的意识，采取了从毁灭到拯救的正向叙事模式。贾平凹的《怀念狼》叙述了城市人子明在偶然的契机下带领两位猎人为商州地区15只狼拍照存档。在保护商州狼，维护生态平衡的主观意愿下，结局却是一匹匹狼的死亡，最终商州狼种灭绝。与叶广芩相反，贾平凹的生态小说采取了从毁灭到拯救的反向叙事模式，即人类试图拯救生态却最终毁灭生态。此叙事模式更令人深思，无论是无意的毁灭还是有意的拯救，在科技高速发展的当下，以人类为中心的发展观到底是引领人类进入幸福之境还是终致毁灭之地呢？

（二）神秘现象的建构与消解

无论是叶广芩的生态小说还是贾平凹的《怀念狼》，作品中都存在着对大量神秘现象的描写。《长虫二颤》中的二颤“四十开外年纪，一双眼睛小而圆，不会转动，全是黑眼珠，见不到眼白，头扁而尖，颈细而长，光着上身”，因为惧热，一年四季几乎不穿衣服的二颤夜晚在养蛇池旁“对着大坑挥舞着双臂，上下跳跃，嘴里‘嘶嘶’地往外喷气”［2］。庙里的大蛇被捕杀时，远在他处参加婚礼舞蹈着的二颤“突然像被谁抽了筋，哗啦一下散了，在地上成了一堆，提也提不起来”，神秘地死亡了［3］。《黑鱼千岁》中的黑鱼与儒斗智斗勇，佯装死态引诱儒入水，最终将儒拖入深水与之俱亡。《猴子村长》中的老猴王与老猎人能心有灵犀地用眼神交流。这一切匪夷所思的现象增强了大自然的神秘感，强化了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但在叙事中叶广芩却又有意悄悄消解这种神秘性。《长虫二颤》里与蛇共栖一室的二颤虽然恐怖神秘，但中医学院的老师王安全诊断出他匪夷所思的容貌举止来自于先天性大脑发育不全的疾患。残忍捕杀大蛇的老佘最终被已经身首异处的蛇头撕咬中毒也不是蛇在复仇，而是脊椎动物的本性，无足为奇。《黑鱼千岁》里一条鱼要了人命的故事也有缘由，在水中与黑鱼大战的儒用麻绳将黑鱼和自己缠紧，希望通过水的浮力将大鱼拖上岸边，未料想拼命挣扎的大鱼在水中耗尽了儒的体力，而危急关头浸过水的麻绳柔韧无比，儒根本法用双手解开麻绳逃生，才最终体力耗尽沉入水底。贾平凹在《怀念狼》中采用以虚写实的手法，将神秘现象描写得光怪离奇，令人咂舌。作品中狼知恩图报，富有人性，为救助过自己的老道士衔来金香玉。大熊猫难产而死，整个狼群呜咽哀悼，甚至放鲜花表达哀思。甚至狼能幻化模样变成老人、孩子躲避猎人的追捕。狼皮做的褥子能预测祸福，每每有事情出现，这张没有生命的褥子上狼毛就会竖起预警。“如此写得越实，越生活化，越是虚，越具有意象。以实写虚，体无证有，这正是我把《怀念狼》终于写完的兴趣所在啊。”［4］可以说，贾平凹刻意在写神秘，越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写得神秘莫测，越要引发读者探索思考。作家建构神秘性叙事，旨在思索当下人类该怎样生存与发展，怎样在这样丰富而神秘的生态系统中生存，否则真的要变成作品中的“人狼”。

三、选择与思考：伦理拯救与哲学沉思

生态文学是“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查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生态批评，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的特点”。［5］不论是叶广芩作品中展示出的人类在自然毁灭后的拯救，还是贾平凹笔下人类试图保护却终致自然被毁灭的悲剧，两位作家都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向世人发出警示并对创造理想生态环境的方式进行了思考。

（一）伦理拯救

在叶广芩的笔下，从单纯的从行政命令上强调保护动物并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熊猫“碎货”》里大熊猫面临被送到饲养基地的命运时竟然咬伤了与它感情笃厚的四女的腿，夜晚咬烂铁栏逃进了深山。《猴子村长》里为给市动物园捕获六只金丝猴，整个金丝猴族群遭遇了灭顶之灾。在猴王的带领下，被俘获的猴子宁可绝食饿死也不愿意进入笼中成为观赏之物。《山鬼木客》里更是直言单纯的设立自然保护区与山民利益之间的两难处境。“这里属天花山动植物自然保护区，一草一木均受国家保护，每只动物都是爷，许它吃你，不许你吃它，它吃你是生存，你吃它是犯法，把山民们整得整个没了脾气”［6］。叶广芩试着从另一种角度提出方法，即人类本着对所有生命的尊重意识，将人际伦理转向种际伦理，对大自然的生物采用尊重、敬畏的态度，将其视为人类的平等物伦理性的对待。“‘生态伦理’给一个陈旧的话题又赋予了许多新的含义，在理论家们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时，‘伦理’的外延扩展得更为广泛，人与自然何尝不存在着伦理道德的约束，在我们谈论保持人类尊严的时候，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发展，对动物的尊重，何尝不是保持人类尊严的一个重要部分”［7］。“生态危机源于人的心态危机”［8］，“一切症结所在，在于人心”［9］，“人类不是万物之灵……对一切生物，我们要有爱怜之心，要有自省精神”［10］。

（二）哲学沉思

贾平凹在《怀念狼》中试图将读者引入一个问题：人应该怎样处理与狼的关系？是消灭还是保护？在作品中毁灭与保护似乎成为一个悖论，作家通过这一悖论在“怀念”狼，但又不只是狼，他怀念的是人与自然怡然自得，和谐共生的理想。“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11］，狼有自己的生存特性，凶狠、残忍，而人类却在想方法设法将危险变成一道供人欣赏的风景。试想，如果子明没有实施自以为是的护狼之行，商州仅存的15只狼也不可能迅速地死亡。被圈养在大熊猫基地的熊猫逐渐丧失野外捕食的能力，生存、受孕、生育都依赖人工，长此以往，即使熊猫的数量增多了，可生命的活力和强力却也消失殆尽。《怀念狼》中大熊猫母子俱亡就是一个很好的寓言。《怀念狼》中寓含了作家“道法自然”“道家无为”的哲学思考。人与狼斗，狼与人争这是大自然种际之间的生存进化之道，人类发明枪支减少狼群的数量，狼却幻化为精，提高战斗力与人类智勇相抗。狼最终灭迹，人却开始显现狼性，相互攻击，这是作品揭示出的生态进化真相。似乎小说的主人公子明踏出护狼行动的第一步就错了，作品的最后写到政府正考虑封锁雄耳川，圈禁那里的人狼，让其自生自灭，子明说他终于明白了“商州需要这样一个”。为什么需要？因为在那个里一切均取法自然，自生自灭，作家认为也许这样符合道家文化理想的环境才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之所。

作者：张保凤 单位：西安石油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张兴海．山野的精灵（代序）［M］／／老虎大福．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2．

［2］［3］［6］叶广芩．叶广芩中篇小说选•对你大爷有意见［M］．西安：西安出版社，2010：13，40，251．

［4］贾平凹．怀念狼［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194．

［5］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

贾平凹怀念狼范文第2篇

关键词“心力”传统狼叙事理与势

〔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3-0051-08

一、“狼写作”与现代心力叙事传统

贾平凹的《怀念狼》和姜戎的《狼图腾》，是新世纪以来具有重要分析意义的两部作品。这两部作品的可供分析之处，并不在于作家写到了当代中国其他作家很少涉及到的狼题材，而在于它们体现出和中国现代文学心力叙事这个特殊传统的有机联系。通过对这两部小说的分析，我们可以重温现代文学心力叙事这个传统，同时，还可以对这个传统作出富有当下意味的审视。这里所说的心力叙事，主要是指作家们在文学创作中对人的精神意志力的强调。在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视域中，这种叙事传统主要是以启蒙文学的“改造国民性”形式展开的，但是很显然，启蒙文学却并不能涵盖心力叙事的全部内容，在启蒙这个主题之外，心力同样还体现在作家们对力量、英雄、强者的崇拜，以及对科技发达、物质富有的追求等方面。

中国文学的心力叙事，有着复杂的起源。从现实面向上看，它与晚清以降中国国运的衰败攸切相关。19世纪中叶，西方入侵给古老华夏民族带来深重灾难，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普遍为民族挫败感所笼罩，他们纷纷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出路，驱天命而尽人事，寄望于激励出国人的心力，以谋求国运完成由衰到盛的转变，骤然成为多数人的历史观。谭嗣同说：“人所以灵者，以心也。人力或做不到，心当无有做不到者”。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5页。梁启超说：“人以恶声加我，我能以恶声返之；人以强力凌我，我能以强力抗之，此所以能排御外侮，屹然自立于群虎眈眈万鬼之场也”。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7页。在晚清的凄风苦雨中，像谭嗣同、梁启超这种“以心力挽劫运”的意识，在当时的知识精英中是有普遍性的，特别是1898年前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中国广泛传播，“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新名词很快在当时报纸刊物流行开来。以这个理论为参照，知识分子意识到，西洋之强盛并不在公理而在于强力，同样，华夏之衰败也不是输在公理而在力惫，“夫优胜劣败，天演公理。劣之集点，在天为弃子，在人为贱种”。《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01页。以这等的天演公理图说现实，虽为愤激之言，但也是那时知识分子托负自己天下情怀和复兴民族的政治意识的真实写照。从思想面向上看，那时的知识分子眼里，中国要想摆脱亡国灭种的危机，必须强根固本，中国作家均有以“力”之有无作为把握东西方文明优劣的尺度。人们认为，中国的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就要输入西方式的强力，“试观世界中所谓‘帝国’、‘民族’、‘民族帝国’种种主义，无一非自‘强盗主义’胚胎而成。欧洲自强盗主义之发现，而至有今日，故吾中国欲革除国体之奴隶，不可不用强盗主义，欲革除个人之奴隶，不可不用强盗主义”。转引自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28页。“强盗主义”被视作西洋列国文明之本根。

基于对中国国运和西方文明的深刻认识，晚清诸贤的心力诉求，愤而发为思想，感而化为文学，顺势进入到五四前后中国新文学的构造中。作家们一方面试图以强劲的心力注入国民的精神体质，一面以“力”为尺度反思着自家的文明，并由此而开启出现代启蒙主义文学的路径。早在留学日本时期，鲁迅就在《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等文中力倡“意力主义”并呼唤拜伦式“摩罗”诗人的诞生。陈独秀则一反彼时盛行的进化论思想，发出“兽性主义”主张，“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其他或仅保兽性，或独尊人性，而兽性全失，是皆堕落衰弱之民也”。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89页。鲁迅的“意力主义”和陈独秀的“兽性主义”，从哲学上理解，或可谓之唯心论或者唯意志论，但无论是鲁迅还是陈独秀，都不是在哲学的兴趣上提倡心力，而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审察此一命题，并与晚清诸贤魂走一脉。在对西式文明的体认上，1920年，郭沫若在他的《笔立山头展望》诗中这样写道：黑沉沉的海湾，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数不尽的轮船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严母……代表着西方科技文明的轮船冒出的黑烟，在诗人眼里却是艳美如花，犹如“文明之母”，足可见出诗人对于西方“力”的崇拜。

因为心力关联着中国的国运盛衰，故而它同时成为现代以来众多中国作家文学写作的道德起点，每逢中国处于激烈的剧变时期，作家的滔滔心力便贯注于文学其间。五四时期，鲁迅的“狂人”，郭沫若的“凤凰”和“天狗”等形象，写照出的无疑是狂飙突进的时代心力形象。抗战时期，孙毓堂的叙事长诗《宝马》，郭沫若的《棠棣之花》，“战国策派”的“强力唯我主义”等，作家们都有试图以“心力”来化解民族的生存危机的良苦用心。1949年以后，无论是“暴风骤雨”式的血仇争斗，还是《红岩》、《红旗谱》式的“英雄血”，或者是以道德理想主义来化育民众的灵魂，“洗澡”式的思想改造，到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柯云路《新星》，莫言《红高粱》，张炜《古船》《精神的背景》，沙叶新《寻找男子汉》，贾平凹《白朗》，张承志《荒芜英雄路》《心灵史》等，作家们或为民族自我更新呐喊、或为社会变革鼓呼、或为矫治民族精神病变寻找出路。形形的心力形象，斑驳地折射出时代的曲折路迹。

在这样的历史逻辑中来看，贾平凹的《怀念狼》和姜戎的《狼图腾》毫无疑问都是根植在现代传统的心力叙事的轨辙当中的，两部作品均充满着对于力量、意志、精神和英雄等的崇拜。贾平凹和姜戎在人性与民族性的不同层面，找到了“狼性”这个重要的精神参照，并试图将狼性植入到现代人或者汉民族的精神结构当中，以此来强化现代人或者汉民族的精神体质。在谈到《怀念狼》的写作缘起时，贾平凹如是说：“人是在与狼的斗争中成为人的，狼的消失使人陷入了恐慌、孤独、衰弱和卑鄙，乃至于死亡的境地。怀念狼是怀念着勃发的生命，怀念英雄，怀念着世界的平衡。”廖增湖：《贾平凹访谈录》，《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4期。贾平凹的立意非常清楚，他试图通过人与自然、原始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比较，去发掘出狼性内部所蕴含的原始野性和自然力量，并以此作为力的源泉，植入到人类的心灵结构中，去改变现代人类孱弱的精神，唤回现代人的勃发的生命力。在小说的叙事模式上，贾平凹采取的是鲁迅《狂人日记》等小说擅用的笔法，以“疾病”隐喻着人的心灵的脆弱与精神困顿。小说中的“我”长期居住在城市，长久的现代都市生活，使我逐渐变成一个长着“一张苍白松弛的脸”，“下巴上稀稀的几根胡须”的男人。这种对城市文明的现代“病理学”批判，在沈从文的小说《三三》如出一辙。代表着先进文明的城市，却造成了“我”的自然生命力的退化，因此，“我”追踪狼、给狼照相的过程，实际上是对生命原乡的一种热切追寻。在小说的人物关系设置上，贾平凹特意为“我”设置了一个“舅舅”――捕狼队队长傅山的角色。这个身份的设立，在作品里显然是有象征意义的，“我”与“舅舅”傅山的偶然相遇，实则是作家引入的一种人类精神的母系神话，“舅舅”代表着“我”的精神原乡，“我”必须要返归到自然的母体，回归到人类原始的生命强力当中，方可救治现代文明的“病症”，重获生命的活力。傅山作为捕狼队的队长，他的勃发而强劲的生命力量，正是来自于和狼的长期对峙，狼不单单是傅山的敌人，同时还是傅山获取生命活力的源泉，就像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正是因为狼祸连连，才养成了傅山“在崇山峻岭密林沟壑里奔跑，不按时吃饭，不按时睡觉，甚至睡觉从不脱衣服，靠着墙坐着就是一宿”的紧张生命状态。“若要穿上西服或中山装，整日坐在办公室说话，吸烟喝茶，翻看文件，他还算是什么猎人的身份？！”

在贾平凹的思想意识里，似乎有这样一个认知结构，那就是狼是作为人类的敌对性事物而存在的。这种敌对性事物对于人存在的意义，就是使得人保持着一种危机意识和恐惧感，惟有人对异质性的存在有了畏惧之心，才可保持生命的紧张感，时刻处于警觉之中，进而改变和强大自己。倘若没有了恐惧和忧患意识，人就必然会钝化自身的生命能力，从而导致性格的猥琐和精神的困顿。基于这样一种判断，贾平凹在作品中肯定了狼性所代表的心力伦理，并以此展开对现代文明的批判。贾平凹知道，现代都市文明的迅猛发展，已然使人类处在一个严整的现代规制和高度发达的科技理性之中。这种规制和科技理性在给人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还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的世俗与精明、算计与傲慢，进而泯灭人的自然本性。正是如此，小说开始就写到大熊猫养殖基地的黄专家和他的大熊猫繁殖。原本充满勃勃生机、野趣盎然的大熊猫，却被圈养在基地里。黄专家从事大熊猫繁殖研究的目的，不过是想获得成果，评上研究员职称。当精心饲养大熊猫母子死去，黄专家评研究员的愿望彻底落空之后，他疯了，他“仰天地笑，笑，笑着笑着嚎啕大哭，和前来看热闹的九户山民发生了殴斗，甚至将刚刚剥杀的大熊猫皮裹着自己的，使黑而青的生殖器垂吊在了外边”。

《怀念狼》这部小说，贾平凹是在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中，把握狼性对于人性和人类心力建构的意义的。作家试图在人性哲学层面，探测出现代人类面临的精神困局。相比较而言，姜戎的《狼图腾》在主题开掘上则相对较为简单，整部小说中，姜戎以论辩性的叙事方式，比较了蒙、汉两个民族以及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的优劣，表达出自己某些尖锐但却很有些武断的判断和观点，这个观点就是：游牧文明有着农耕文明根本无法比较的优势。叙事体式上，《狼图腾》采取的是“成长小说”的法式，叙述了“”期间，几个下放到蒙古草原的汉族知识青年陈阵、杨克、张继原等接受牧民“再教育”的故事。作者绕开了惨烈的时代背景，其用力之处，则是叙写几个汉族知识青年在睿智的蒙古老人毕力格的精神引导下，以及他们自身经验的增长过程中，最终脱胎换骨，涤除了汉族农耕文化陈旧而保守的生命观、生存观、生活观和价值观，心甘情愿地皈依和认同草原思维和游牧文明的故事。

在姜戎看来，草原文明相比较农耕文明，或者说“狼文明”相比较于“羊文明”的独特优势，就是它的侵略性、进攻性和扩张性，作家以草原文明为参照视野，对农耕文明的不合时宜性作出批判和反省。作家在小说中有个基本预设，那就是草原思维的正确性预设，一切事物，只要符合草原思维、符合草原逻辑的就是对的；相反，违背了草原逻辑的，则统统是错误的。《狼图腾》中，这种草原思维可以说比比皆是，如在一次捕猎黄羊的战斗中，陈阵看着跪倒在他脚下的可怜无助的黄羊，动起恻隐之念，“这些黄羊真是太可怜了。狼真是可恶，滥杀无辜，把人家的命不当命，真该千刀万剐……”在人类的道德语言中，同情弱者、悲悯生命，可以说是具有普遍性的，但是，陈阵这种同情弱小的“怜羊恶狼”思维，却并不符合草原道德，并招致毕力格老人的愤怒，在老人的草原思维中，“草和草原的命是大命，剩下的都是小命，小命要靠大命才能活命”，故此，“吃草的东西，要比吃肉的东西更可恶”。

在《狼图腾》中，姜戎的心力叙事是有他的关怀的，除了小说表层叙事浮现出来的生态关怀之外，在文化发展的意义上，姜戎实际上是想表达出对于汉民族文化发展的某种忧思，那就是，在当代这个多极文化竞争，全球政治、经济开始沿着文化线被重构的世界中，汉民族如何重新审视自己的文明，如何为本民族的重新崛起寻找到一条突围之路。姜戎沿着五四启蒙主义开辟的思想理路，对汉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作出批判性的反思。姜戎的意图在于，找到华夏民族农耕文明的“病根”，给病入“沉疴”的华夏农耕文明开出“药方”。为此，姜戎屡屡借助陈阵、杨克等汉人知青之口，说出类似所谓“‘中国病’就是‘羊病’，属于‘家畜病’的范畴”之类的话。为了强化“崇狼抑羊”观点的正确性，作者还不断以论证的方式，返回到近现代中国悲怆的历史当中，试图让读者们看到，华夏民族虽曾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但那些辉煌的成就都是以牺牲民族性格和民族发展后劲为代价的。当人类文明越过农业文明的低级阶段，进入更高层级的文化实力竞争以后，中国注定要落后挨打。而要治愈这种民族的“家畜病”，则须要像历史上的秦、汉时期那样，不断完成草原民族对华夏民族的狼性血液的输血，以此大大地冲淡千年来从农耕生活中涌进民族血管的羊血。唯有如此，才能使羊化和孱弱的华夏民族性格，再次刚强起来。

二、“狼性”与“心力”：理与势的偏颇

贾平凹和姜戎的“狼叙事”及其呈现的价值意识，曾招致不少学者和批评家的尖锐批评，李建军认为，《怀念狼》完全是一部“在人性与兽性之间，他们毁废人性，而赞美兽性。嘲笑人类社会的‘文明道德’，宣扬一种野性的‘丛林道德’”的坏作品；李建军：《被人性和愤恨奴役的单向度写作》，《小说评论》2005年第1期。丁帆等人则指出，《狼图腾》“暗含着的却是一种历史的退化， 其本质上就是倒退到‘弱肉强食’的原始文化伦理基点上”。丁帆、施龙：《人性与生态的悖论――从〈狼图腾〉看乡土小说转型中的文化伦理蜕变》，《文艺研究》2008年第8期。这些批评，主要都聚焦在作家们对原始狼性的推崇。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两部作品对狼性的推崇？我认为还是要放到现代文学心力叙事这个传统当中来看，有些问题才能得到很好的说明。应当承认，起源于近代中国殖民危机和羞辱体验的心力叙事，在文学史上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晚清以降中国国运的衰落，的确需要中国民众调动起心灵的力量，去追求和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而从人类自身来说，人除了具有勇气、力量、尊严、荣誉、正义、温柔、善良、感恩、希望这些积极德性之外，还有与生俱来的愤怒、残忍、嫉妒、骄傲、恐惧和自私等禀性，人要克服这些负面德性，就必须要有高贵的心灵和强大的意志力，因此，作家们强调心力并不为过。但我们必须要看到，现代以来中国作家的心力叙事是有其局限性的，主要就体现在，它过度追求现实的功利性，而忽视了心力的道德正当性基础。我们知道，人的心力既可致善，亦可作恶；既可为民族挽劫，亦可为民族造劫。心力究竟是致善还是作恶，挽劫还是造劫，关键就看它是否受到正确的价值理性的规范与调节。用历史学家杨国强的话来讲，“势讲的是强弱和利害，理讲的是善恶和是非”，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24页。势与力只有纳入到理的规范当中，方可行得正道，若是失去了其背后的精神、道德和价值基础的支持，突破了人间的正道和天下公理，就势必会给人性、人心、文明乃至是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性恶果。这一点，我们在世界文明史上并不难找到例证。然而，从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看，作家们对心力的鼓吹，显然并没有对心力背后的道德正当性问题给予重视，在民族生死存亡和中国国家发展的现代焦虑面前，作家们的心力诉求紧盯的都是中国的现实问题，突出的都是心力的现实功利性。当心力叙事因为民族与国家的困境，在价值层面上被正当化之后，它自身的价值正当性似乎就是不证自明的了，作家们的心力叙事由此而凸显出严重的重“势”而不重“理”的偏颇。

中国现代心力叙事的这种现实功利性，我们不难从它的起源看出。虽然中国自古就有心学的哲学传统，但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心力叙事，承接的却并非是中国固有的哲学传统，而是现代作家对西域思想的镜鉴，尤其是叔本华和尼采的德国唯意志论哲学。尼采和叔本华虽同为唯意志论哲学的代表人物，然在中国却命运迥异。对尼采的“强力意志”说，鲁迅、茅盾、郭沫若等均推崇备至，他们都曾翻译过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而同样强调意志力的叔本华却受到冷落，原因就在于叔本华认为意志是人痛苦的根源，他的唯意志论是把人导向悲观和消沉，而尼采的唯意志论，却肯定批判西方传统，肯定人类的意志和欲望，这对当时中国的传统文化再造、呼吁人性回归思潮来说，无疑更契合一些，尼采的哲学更容易转化为中国文化革故鼎新和社会变革的方法论，故而更受到中国作家的重视，就不是难解的问题。

落实到《怀念狼》和《狼图腾》这两部作品来看，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它们在心力叙事这个链条上，对现代传统的锢蔽的延续，首要的一点，就是作家们在心力叙事中过度突出力的存在意义，而忽视对心力在价值形态上作出富有审美意味的提炼和升华。在《怀念狼》这部小说中，贾平凹虽然寄望于以自然、野性、原始的“狼性”强力，植入到现代人类的心灵当中，去改变现代人的精神体质，但是，这种混沌而又朦胧的“力”究竟是什么？贾平凹事实上并不清楚，他只是沿着早期启蒙主义文学“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路径，写出了作家自己对于力的某种崇拜。贾平凹的这种思想意识或者说价值意识上的空白，在傅山这个人物形象塑造上显得特别明显。傅山开始的时候是捕狼队的队长，后来成为护狼队的队长，这种从狼的猎杀者到保护者的身份转换，主要的原因就是狼和人之间的利害转换。狼吃人，所以傅山要猎杀狼，而当狼日渐稀少濒临危绝的时候，地方政府为保护所谓的生态资源，又禁止杀狼并让傅山变成了护狼者。护狼还是杀狼，主要取决于狼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与“狼性”本身的价值没有任何关联，作家也没有在价值的层面上，写出傅山的这种身份转换的美学意义。

这种只讲强弱和利害，不讲善恶和是非的功利性心力叙事，在姜戎《狼图腾》中则更为突出。小说中，我们随处可见姜戎草原民族金戈铁马、以力平天下的卓越武功的欣赏，对弱肉强食、成王败寇实用主义原则的高度认同，而这种欣赏和认同，根源就在于作家把心力问题纳入到了民族兴衰的大框架中。在作家看来，当今的世界仍然是“羊欲静，而狼不休”的残酷竞争世界，姜戎通过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回望，看到我们这个民族屡屡被侵犯，根由即在软弱的“文明羊”式的民族性格。在姜戎看来，长久浸润于封建帝王专制的中华民族精神，必须要注入狼性的自由、强悍，必须要具有草原民族的进取精神、进攻意志甚至是战争精神，方可在“羊欲静而狼不休”的“丛林”世界获得立足的根基。

当然，对于《怀念狼》和《狼图腾》来说，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心力叙事的现实功利性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缺乏对心力背后理性价值的重视，两部作品均充斥着大面积的暴力书写，并弥漫着作家对暴力美感的迷恋。如《狼图腾》第六章，作家描述狼群对马群的攻击时，这样写道：

狼群的这次追击围杀战，全歼马群，无一漏网，报了仇，解了恨，可谓大获全胜，大出了一口气。一群饥狼捕猎了这样大的一群肥马，它们能不狂欢吗？狼群当时一定兴奋得发狂发癫，一定激亢得围着最密集的马尸疯跑邪舞。它们的兴奋也一定持续了很长时间，所以冰湖上留下了这鬼画符似的狼道怪圈。

姜戎以赞叹的笔调，写出了狼群对马群的围追堵杀。作家以推己及狼的方式，将人类的仇恨意志，移植到狼类的生存当中，描述了狼群击杀马群后的狂欢，特别是作为狼群的一场复仇之战，胜利的虐杀与屠戮，似乎就更为快意恩仇。在姜戎的眼中，草原狼对马群的围剿，不仅仅是一场战斗，更是草原狼的激情、力量、气势、勇武、智谋等的体现。姜戎把草原狼的激情、力量、气势、勇武、智谋视为高贵的德性，当猎杀成为狼性高贵德性和令人敬佩的品质时，猎杀就洗脱了杀戮的罪恶，摇身一变，成为具有生命美感的普遍性道德。作家对狼性的赞美，就是对一种高贵的德性的赞美。类似这种血腥暴烈场景叙写，在贾平凹《怀念狼》中同样存在，小说的第一章，作家在写到狼群给老县城带来的灭顶之灾时，这样写到：城门外黑压压一片，所有狼眼放着绿光，叠罗汉似的往城墙上爬，任凭人们掷火把，扔砖瓦，放火铳，死了一层又扑上一层。人狼对峙中，竟有一群红毛狼从下水道钻进城，咬死数百名妇女儿童，一时城池陷落……。接踵而至的匪乱，匪徒杀死剩下的少半人，烧毁了三条街的房子，知县老爷的身子还坐在大堂上，头却被提走了，与上百个头颅悬挂在城门洞上，每个头颅里还塞着各自的生殖器……。

应当说，暴力叙事的偏好和暴力美感的迷恋，在姜戎和贾平凹这里是合二为一的问题，正是作家把狼性的勇气、力量、强悍、高傲，以及对胜利的追逐和渴望，转化成为拟人化的、令人普遍敬佩的品质，并且使之成为普遍性的道德价值，故而才会对以沉迷的方式，叙述着猎杀的惨烈。就像赵汀阳所说的那样：“由于勇气是美的，所以为了表现勇气就必须认可杀戮”。④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当然，不是说贾平凹和姜戎对狼的负面价值就没有自觉，实际上，两部小说都涉及到作家对“狼性哲学”的理性反思。但是，在作家的历史观念和价值观念中，当力的工具理性一面一旦被强调得过了头，一旦被过度的正当化之后，那么，它不但会压制着价值理性的抬头，甚至还会在无形中构成作家对历史、文化、社会与文明的解释，比如说在《狼图腾》中，作家就借杨克和陈阵之口，对中国的君主制和民主制有这样表述：

杨克：在西方，狼性也适度地释放了，民主制也建立了，所以，西方民族走到了世界的最前列。而羊最恐惧自由和独立，一但没有“徐州牧”的看管，羊就会被狼吃掉。软弱的农耕民族都愿意选择专制，农耕人群是集权专制制度的衣食父母。

陈阵：狼性不强的民族永远不会去争取民主和使用民主。实际上，民主是强悍民族对统治者反抗和讨价还价的结果。（尾声）

君主制和民主制在中国的演进，如此复杂的历史、政治与文化问题，却被简单地归结为民族的心力问题，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就像法国学者谢和耐在他的《中国社会史》中所说：“我们所习惯的关于君主制与民主制的划分，未免过于绝对化。历史上并未出现过纯粹的民主模式，中国君主制亦非排斥任何调节机制与民众表达形式。剥夺弱小、专制都不是华夏世界的特产。总而言之，历史上其他民族也不见得比中国有更多的正义、更多的人道。有人可以以极其暗淡的色彩描绘中国社会史、政治史，而就欧洲情况而言，要采取同样的办法处理也并非难事”。[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黄建华、黄迅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22页。谢和耐的这段话，涉及到看待经验世界之外其他文明的视角，以及叙述的方法论问题。谢和耐的意思非常明确，从人性的基本面上来说，西方人和东方人都是一样的；东西方政治制度的差异不在人性构成的不同，恰恰相反，倒是制度的不同会反过来引起人心与人性的裂变。姜戎的问题就在于，他推崇草原文明的强力意志，故而他总是以草原文明的正确性预设作为出发点，并由此而审判农耕文明，当然会对农耕文明得出排斥性的结论。他重力不重理的偏执性思维，使他放大了草原民族曾经凭借万千铁骑、驰骋草原，建立庞大帝国的历史骄傲，但是，他却没有看到，在人类文明和历史理性的意义上，“蒙古本来是没有文教的战斗族群”，尽管凭借铁骑弯刀，将众多族群降伏为蒙古臣民，但终究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行政组织系统；相反，因为草原文明没有自身的一套政治与伦理规范，没有文化上的“自我”，最终只能消融于众多的“他者”之中。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90-93页。

三、心力叙事与“改造国民性”传统反思

这种崇尚心力、崇尚强者的“狼叙事”，并非中国所独有，在欧美文学史上，也有许多突出的狼文学，如但丁的《神曲》，雨果的《笑面人》，左拉的《》，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狼的儿子》，另外还有艾赫玛托夫的《断头台》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经典之作。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轨迹来看，早期社会，战争是人们解决问题的最有效的方式，“人们相信成功的武力征服证明了帝国的优越性，从而证明了其统治世界的权力合法性”。④因而，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社会，文化构成中都会有尚力、尚武、尚争的元素，文学作品中出现对狼性的推崇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知道，西方社会有深厚的基督教传统和源远流长的人道主义思想，这些思想资源，无疑构成西方作家审视恶的价值基点，故而西方作家对狼性内在的恶、狡猾、凶猛、残暴等多有审视，他们更多是褒扬狼性中的勇敢、力量、高贵、智慧、尊严与坚忍等。特别是20世纪以来，经过法西斯主义的兴风作浪，两次世界大战的杀人盈野，奥斯威辛的巨大人道主义灾难之后，西方社会开始对“强者哲学”作出深入反思。德国哲学家阿多诺所谓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的论断；哈贝马斯从“国家”观念层面清理纳粹意识形态，认为那种“共有一片疆土、共有日尔曼祖先的德国认同”早已是不合时宜，惟有自由、平等、正义、人权等普遍性的道德原则，才是联邦德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价值准则。陈勋武：《哈贝马斯评传》，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7页。这些观念的提出，都是对强者哲学和强人政治的反思。

然而返观中国作家的心力叙事，我们既没有西方的基督教背景，也没有发达的人道主义精神传统，恰恰相反，中国社会长期处在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当中，养成了我们对于权力的迷恋与膜拜，形成对暴力的推崇，以及对于规则与法的淡漠。植根在这样的文化土壤里面，中国作家的心力叙事的确就有许多值得我们反省和警惕的地方，现代时期的文学姑且不论，但就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而论，崇尚暴力、崇尚征服、崇尚强者意志和膜拜权力的作品比比皆是。对于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心力叙事，我们这里很难做全面的评价，可以认定的是，没有人道主义作为基本的价值视野，没有人道主义提供的自由理想、道德平等、个人尊严、尊重生命等作为审视的基本眼光，中国作家对于心力宣示背后呈现出的恶性、戾气、暴行、残酷等，的确没有形成足够的警觉。德国汉学家顾彬在谈到《狼图腾》时曾说，“《狼图腾》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让中国丢脸”。2006年12月11日《重庆晨报》记者报道：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指认在中国极受欢迎的小说《狼图腾》“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让中国丢脸”。可以说，让“中国丢脸”的绝不止是《狼图腾》。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狼叙事”？如何对待中国文学的现代心力叙事传统？我认为，这里既需要一种历史的眼光，同时还需要有一种当代的立场。也就是说，我们既要在一个历史的过程中，看到狼性叙事和心力叙事传统在近现代中国形成的必然性和它的合理性，同时还要认识到，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已经有了迥异于近现代时期言述狼性哲学和心力文化的语境。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我们知道，虽说中国被殖民的危机已经解除，但是国家仍然需要发展，国际上的竞争仍然存在，传统文化的积习还在奴役我们的心灵，因此，提升国民的心力仍然有它的正面意义。但是如前所述，心力叙事不能超越现代文明的规范与约束，如果心力叙事不能纳入人类现代文明的视野，就必然是野蛮的，就必然会造成对他人的奴役，对他人的冷漠与残忍，那么所谓的心力叙事就会让我们远离现代文明的大家庭。事实上，如果更进一步分析的话，可以这样说，“力”是讲“争”的，而“理”则是讲“和”的。当今时代，无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是社会族群内部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争当然都是一种事实存在，但是，如果我们所居身的世界，居身的社会，只是一味讲争而没有和，没有民族与民族、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价值共融和认同，那么，这个世界就必然充斥着血腥和暴力。

从《怀念狼》和《狼图腾》来看，它们的问题不单是作家们的尚力和尚争意识，同时还在于由这种尚力和尚争意识，对狼为代表的野性和力量的崇拜，而引发出的作家们思想方法上的某种错位，那就是在对人性与狼性和两种文明关系的把握上。贾平凹和姜戎都有相当固执的二元对立思维，他们要么把人性与自然性肆意割裂和对立起来；要么是过度突出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的敌对性，而忽视了人性与自然性、文明与文明之间的相通性。这种思想方法的错位，在《狼图腾》里，即为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对立，姜戎试图用“草原狼”的血性与霸道，改变“羊民族”的绵软与乏力，只是，姜戎没有想到，如果一个民族被异质性的东西奴役后，就可能会完全抛弃原有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从而变成完全不同的一个民族。而在贾平凹的《怀念狼》里，作家同样是把人和狼作为敌对性事物在写，人与狼的对立，意味着城市现代文明与乡村自然文明的对立，作家借褪化的人性和自然狼性之间的对照和比较，表达出他对现代文明特别是都市文明的忧思。小说最后，贾平凹写到，当狼灭绝以后，雄耳川人却渐渐变成了“人狼”，他们像狼一样野蛮，狼一样残暴，狼一样疯狂，人变成了自身的敌人，开始像狼一样地攻击着人类自身。只是，贾平凹的错误也很明显，因为，人并不是失去了狼才变得残暴，残暴是人自然本性的一部分。在今天的社会，当“三聚氰胺”、“地沟油”、“毒胶囊”、“工业明胶”、“毒大米”侵袭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当“环境污染”、“恐怖主义”成为这个时代的世界性难题；当“彭宇案”，“药家鑫案”、“小悦悦事件”逼视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他者”伦理，面对人性内部这些比狼还要贪婪、自私、狠毒、冷漠和残忍的幽暗意识，我们能说，人是因为没有狼而变成比狼还可怕的物种了吗？贾平凹把人性与狼性作为对立的双方，凭空想象着以强劲的狼性来改造人性，他应该认识到，人性与狼性，都是最高自然原则的派生物，无论是人性还是狼性，都兼具善与恶、是与非的两面性，都兼具愤怒、残忍、嫉妒、骄傲、恐惧和耻辱，以及温柔、善良、感恩、希望、微笑和爱，这是由自然的普遍规则所决定的。故此，作家们以狼性批判人性，或者以人性批判狼性，都是片面的。作家应该跳出人与狼、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误区，以天地之心为心，“敬畏每个想生存下去的生命，如同敬畏他自己的生命一样。他如体验他自己的生命一样体验其他生命。他接受生命之善：维持生命，改善生命，培养其所能发展的最大价值；同时知道生命之恶：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抑生命之发展。这是绝对的、根本的道德原则”。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1页。在价值选择上，无论是写人还是写狼，作家应该紧盯着人性或狼性中那些代表着勇气、力量、尊严、荣誉、正义，代表着温柔、善良、感恩、希望、微笑和爱的精神力量，以此克服并审判着人或狼作为自然之子与生俱来的愤怒、残忍、嫉妒、骄傲、恐惧和耻辱等。

贾平凹怀念狼范文第3篇

贾平凹原名“贾平娃”，1973年8月在陕西群众艺术馆公开刊物《群众艺术》上发表小说《一双袜子》时，才正式使用“贾平凹”这个名字，虽然只一字之改，却可见他为人为文的一贯作风：他特别善于利用现有条件，先顺其自然，再化平为奇，不露痕迹，不留声色。这种阴柔的功夫，实则是倔强性格的反映。

1967年夏，“”的狂风暴雨同样侵袭了丹凤县这个偏僻闭塞的小县城，还在读初二年级的贾平凹被迫离开学校，回家务农。“我就这样做一辈子农民吗？”在自家泥楼子上14岁少年贾平凹发狠说。他细细的脖子上顶着一个大脑袋，脑袋的当旋上有一撮毛儿高高翘起。他的梦想是上大学。他那么盼望着考试，因为一考试就能显示他的存在。可是“”改变了命运。中学未毕业就当了农民，下地却连正经农活都干不来，收入还不如妇女，这使他感到屈辱。因父亲“反革命”的牵连，被要求“不能乱说乱动”，当兵、招工、民办教师、教师……全都与他绝缘，从此他的性格变得胆怯，自卑，少言寡语。但他发誓要离开，剥掉这个“农民皮”。

他虽人矮，但心却大，镢头挖不了几下，可笔是提得起的。这一时期，他发狠读书，苦练毛笔字，背诵唐诗宋词，手抄《古文观止》……娘要为他定媳妇，他却向娘发了火，一气之下用石墨将李白的诗句“天生我才必有用”刻在了山墙上。

贾平凹终于上了大学，他的写作才能如一汪深不可测的泉水，汩汩而涌。从1978年《满月儿》获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起，到《浮躁》《土门》《高老庄》，到《怀念狼》《秦腔》《高兴》，再到《古炉》，从土地承包改革到市场经济对农村的冲 击……农村发生的大转折都在他的作品里。

然而，他依然不满足于现状，即使获奖，也如“过河遇到了桥，口渴遇到了泉，路是远的，还要往前走”。在他心里，自己就是手艺人，文章写得好，就是活儿做得漂亮，他体味写作里边的甘苦，如同农民种田耕作时的欢乐和满足。

《废都》的经历，并未将他打垮。生活的不幸，正是艺术的大幸。1997年，《废都》在法国荣获“费米娜文学奖”，在《新观察》杂志上，贾平凹撰文指出：“《废都》是我的一系列小说中的一部，它描写的是本世纪之末中国的现实生活，我要写的是为旧的秩序唱的一首挽歌，同时更是为新的秩序的产生和建立唱的一首赞歌。不幸的是，我的忧患和悲悯被一些人视而不见和误解，在正式出版百万册后竟被禁止了再版发行。这犹如你正当众讲话，突然被一只手捂住了你的嘴，让你变成哑巴！”

在《五十大话》中，贾平凹说，“性格为生命密码排列了定数，所以性格的发展就是整个命运的轨迹；不晓得这一点，必然沦成弱者，弱者是使强用狠，是残忍的，同样也是徒劳的。”这就是人的智慧积累到一定程度所造成的必然反差：“强”即是“弱”，“弱”也便成了“强”。所以，“我终于晓得了，我就是强者；强者是温柔的，于是我很幸福地过我的日子”。从此“不再去提着烟酒到当官的门上蹭磨，或者抱上自己的书和字画求当官的斧正，当然，也不再动不动坐在家里骂官，官让干什么事偏不干”。人上五十，是一种生命的流程，好似一粒水珠历经千锻万炼，终于流进了大海，那是一种富有，也是一种情怀。“别人说我好话，我感谢人家，必要自问我是不是有他说的那样？遇人轻我，肯定是我无可重处。”“若有诽谤和诋毁，全然是自己未成正果。”他在过50岁生日时，当众讲：“我母亲对我讲，她怀我的时候，先是梦见一条巨蛇缠腰，再是梦见遍地的核桃，她拣了又拣，拣了一怀。如果说迷信的话，我的命里有核桃运的一部分，核桃是砸着才能吃的，所以，我需要方方面面的敲打才能成器。”

贾平凹的性格属外柔内刚型，柔中的释、道成分多，刚中的儒家成分多。他说过：“懦弱阻碍了我，懦弱又帮助了我。从小我恨那些能言善辩的人，我不和他们来往。遇到一起，他愈是夸夸其谈，我愈是沉默不语，他愈是表现，我愈是隐蔽，以此抗争，但神差鬼使般，我却总是最后胜利了。”凡见过贾平凹的人，都觉得他温和、平易、没脾气，也不会摆架子，似乎任何人都可以和他相交。但打交道多了，就会感到他又像老人甚或老狐狸一样胸有城府和机谋。不少人都说要和贾平凹深交是不容易的。当然这与他在交友上吃过亏有关，特别是在他大红大紫时攀附吹捧他，又在他大悲大苦时落井下石之徒令他心寒。事过之后，他却淡然，“如今倒坦然多了，因为当时寒心，是把朋友看成了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殊不知朋友毕竟是朋友，朋友是春天的花，冬天就都没有了，朋友不一定是知己，知己不一定是朋友……”

虽然倔强，但贾平凹也是一个有点拙趣的人。一次，一群文友聚会贾平凹家中，饮酒喝茶神吹海聊，自在尽兴。不久有位友人腹胀难受，急忙入厕小便，他刚解开裤子撒尿，平凹便赶来敲门。友人涨红脸问有何事，平凹笑答没事，人却站在旁边看他撒尿。友人撒完正欲拉水箱冲洗，平凹拦住不让拉，同时慌乱站位挤出一泡小尿。尿完了才正经八百告诉友人：一泡尿放一大箱水冲洗便池，未免太浪费，那水多么清啊，看着更心疼可惜。说着他一边握住水箱拉绳，一边朝屋里的朋友喊：“ 谁还尿？不尿我拉水了！”友人大笑，觉得他吝拙得可爱。

贾平凹自作《贾平凹性格心理调查表》中道：姓名，贾平凹。父母生我时，经阴阳先生掐算，不宜在家，故投宿二十余里外姓李的一户人家。后平安落草，即起名贾李平。幼时，朽人俗叫平娃，一叫竟达十八年之久。后本人自改名为平凹，改字不改音，而意境天地之别也。年龄：三十岁，而立之年了。性别：男。但孱弱得可怜，面无懔悍之雄气，手无缚鸡之强力。主要工作成就：不会仕途之道，不善言辞动作，实是一呆人……

贾平凹怀念狼范文第4篇

随着《高兴》的出版，有一个人也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他就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原型刘高兴。春节期间在陕西商洛采访，本刊记者遇到了正在家中过年的刘高兴。

棣花乡贾源村

如今去商州，走西蓝高速，路确实顺畅了许多。不过，车子疾驶几十公里以后，高速路还是断了，不得不继续走312国道。

正月初八，笔者驱车沿着贾平凹《商州初录》中描写的路线一路前行，石头山的阴坡上积雪皑皑，崖壁上的冰凌长长地挂着，而路面却干燥平坦，少了翻越秦岭的恐惧。

车子爬坡下塬，需要不断地变换挡位，水箱的水温就挣着想开锅。车外柏油路白得晃眼，风很大，从暖暖的车里钻出去方便，立马冻得摸不准东西，情急中就憋出一身的鸡皮疙瘩。

穿过一条长一公里的隧道，七扭八拐，黑龙口就到了。几十年过去了，看来在贾平凹笔下的那个黑龙口并没有多大的变化，除了多了个加油站和几间简陋的修车铺，公路两边仍旧是“低低搭起的十多处小棚，有饭馆、茶铺，油粉摊，豆腐担、柿饼、核桃、苹果、栗子、鸡蛋、麻花……”在这冬日的晌午，黑龙口显得冷冷清清，至于馍里还有没有虱子，就难知道哩。随着其它车辆逶迤而行，眨眼工夫，黑龙口这个令人恐怖的地名就被甩在了身后的山旮旯中。

经过商州不进城，沿右手的岔道朝东南方向直行，半个钟头就进入丹凤境内，不久，棣花的牌子就愣生生地悬于半空。

棣花乡有个贾源村，那是贾平凹的故乡，也是他新作笔下高兴的家。下车打探贾源村，路人反方向指点：朝回走两里地，从岔道进村就是。或许是年节当间，整个村子阒然无声，难道农闲季节，连人气也跟着冬眠了?想找个人指认贾、刘二家，愣是找不到一个路人。村中有一小店，店主懒洋洋地用手在空中比划。终于，在只能容一个架子车通行的巷道里，记者找到了贾平凹的家。不知是哪个顽童好事，在斑驳的门扇上用红色粉笔书写：“贾平凹老宅”。

这里其实是贾平凹父亲上世纪60年代盖起的新房，真正的老宅在村子塬下。老宅给了平凹的大伯，现在翻新后住着平凹的叔伯哥哥贾君善。“房子重盖了，不过房梁和椽还是老宅过去的。”贾君善说。君善一家极热情，进门不吃饭就别想离去。屋后有棵壮树，据说平凹笔下的那块丑石就在树下，但遗憾的是如今被沙石掩埋着，难得目睹。君善说，年三十平凹回村祭奠父母时来他家坐了坐，随后就回西安了。

料想贾平凹不会在棣花，此次来访一是想感染贾氏的文气，二是奔刘高兴而来。从平凹家顺道而下，落差有一院房高，下面第一个院落就是高兴的家。院子地面上晒满了中药板蓝根，一只怀孕的土狗耷拉着肮脏的晒着太阳。

高兴的媳妇小巧活泛，自始至终绽着笑。屋里昏暗，便显得更加凌乱，高高的板柜上矗着从城里拾来的两个一米高的音箱，显得突兀而又滑稽，据说根本是摆设，从没叫唤过，一侧墙上悬着三个老式相框，里面有不少高兴和贾平凹的照片，下面张贴着一些媒体对刘高兴的报道。

媳妇找来高兴的名片，说他不知上谁家串门了，让记者给他打电话，但电话关机，媳妇便说自己去找。

等高兴等得无聊，翻弄起他的名片。名片印制得很蹩脚，图片色彩晦暗，只有“39所煤店刘高兴负责人”几个字还算耐看。仔细端详后发现，原来照片上的两人是刘高兴和贾平凹。

现实中的高兴

“坐坐坐，我就是高兴。”一进院门，高兴就高声招呼起来。他背着陕南的那种背篓，言说去地里采摘板蓝根了，新买的手机由于不会用(事前他媳妇说，可能是欠费停机了)，所以大多数时间处于关机状态。高兴的个子一米七八，偏瘦，但精神头不错，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要让人看得起的神态。

高兴原名刘书祯，1951年生，比贾平凹大一岁，由于两家沾点亲，幼年同住在一个院里。1971年，高兴当兵远走东北，贾平凹则到西安上了大学，“从此俺俩各奔东西，命运也从此天上地下。”高兴打趣地说，“如今他成了著名作家，我成了拾破烂的”。

在高兴当兵的5年里，两人不时有书信往来。高兴复员回来，首先去找的人是已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工作的贾平凹。“我们一起去逛钟楼，谝少年时代的趣事轶闻。后来我回到棣花，见面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这之后的高兴就如贾平凹所说的：做过泥瓦匠，吊过挂面，磨过豆腐，摆过油条摊子，什么都没干出名堂，日子过得狼狈，村里许多人都在笑话他。2002年，五十岁出头的高兴追随儿子到了西安，和儿子一起蹬三轮车卖煤。然而父子俩总是尿不到一壶，高兴就只身捡起了破烂，“拾破烂没有技术含量，立竿见影，当天就能兑换成现金糊口，比要饭体面多哩!”

据高兴讲，他这一辈属高字辈，由于在棣花的生活一直过得惜惶，知天命之年他进城后决定改名，为图吉利遂叫了刘高兴。2004年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出版，里面的人物原型中就有他们一家四口，文中总耷拉着黄鼻涕的书正即是高兴。《秦腔》问世之前，高兴就在西安了，有一天他辗转找到了贾平凹的家，说自己现在改名叫刘高兴了，并述说自己在西安拾了几年破烂。谝闲传中，贾平凹萌生了要以高兴为原型写一部小说的欲望，

让人想不到的是，在贾平凹写作《高兴》的当间，高兴也动了要写贾平凹的念头，而且说写真就写了，短短两个月写出了一部3万字的《我与平》(平是村民们对贾平凹的昵称)书稿。虽说贾平凹在《高兴》的后记中评说高兴的文字：“基本上是流水账式的，错别字很多，但过去的事写得活灵活现……写这样的文字发表肯定是不行的，他在那样的条件下写了只能是一种浪费精力和时间，可我能让他不写吗?”高兴却不以为然，他说：“说实话，我自小就喜欢写，只是命运剥夺了我童年的梦想。写书并不难，咱有生活，过去的事烧成灰都遗不了。难就难在文字还得锤炼，没有平写的吸引人，如果有人给咱发表，我会写出更精彩的东西。”高兴自认为在学校那会儿功课比平凹好，“俺班上的黑板报都是俺俩给办的。”用高兴的话说：俺俩是两块同样的瓷砖，只不过命运把平贴到了灶台上，把咱贴到了厕所里。

高兴言语幽默，说话不假思索，怪话趣语里透着不羁的智慧和桀骜，他谝闲中的惊人之语，往往被默不作声的平凹“偷”了去，写进了书里，比如他说过：“旧社会生了儿子是老蒋的，生下姑娘是保长的，现在农民给城里生娃哩。”目前就连他这个五十多岁的人都进城打工了。平凹称高兴为：嘴儿匠。

高兴也有烦恼

高兴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自言和平凹是发小，理当平起平坐，“作协主席

是他的职务，就像我是煤店的负责人一样，私下里我们永远是兄弟。”但他也笑着透露，自己小学时高平凹一级，到了初中留级与平凹成了同班同学。高兴有四个孩子，三个女儿都在商州成了家，过着自家的日子，所以见面的次数很少。高兴自打到了西安，把媳妇也接到了城里，做着一份保姆的工作。据说他媳妇的饭量大，第一家主顾只好让其走人，现在在另一家照顾着一个孤寡婆婆，管吃管住月工资在千元，不比高兴挣得少。

或许是受了贾平凹以文字赚钱的感染，高兴也尝试起舞文弄墨，家里的墙上贴着不少他的墨迹，其中抄录贾平凹的《在女儿婚礼上的讲话》最为引人注目，但字还处于认得出的范畴。有一年春节， 他为家里写了一副对联：张开口除了吃喝还要笑，一闭眼都在黑黑就睡美。虽不工整，却趣味盎然，骨子里透着黑色幽默，据说此联得到过贾平凹的好评。也许是为了表示对贾母逝去的孝道，今年春节，高兴用黄纸写了一副对联：日照华堂添富贵，春临吉宅求平安。此联为他人之作，但横批却出自高兴之手：高兴人家。

表面上看，高兴是个苦中作乐的主，但骨子里他也有剪不断的烦恼，因为他是个正常人，正常人就有正常的期望和梦想，正如贾平凹笔下高兴的自述：“清风镇上拉二胡的人不少，吹箫的就我一人。我有了苦不对人说，愁到过不去时开自己玩笑，一笑了之。”高兴自言在城里有吃有喝有的看，没啥不快乐的。他想不 通城里人住好房，开好车，吃穿挑剔，咋还有烦恼?现实中，将无所谓作为口头禅的高兴也有所谓，也有烦恼。“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高兴自我评价。自打写了《我与平》后，他向记者坦言，“脑 子好像一下子空泛了，不知道该写啥哩?”

记者劝他不要着急，平凹构思要比写作时间长得多，有感动才能有文章，你比平凹强多哩，平凹初写小说时屡遭退稿，无奈让编辑稿子不用就丢进纸篓，别再退稿到学校让他难堪。而你刚写出的文章就有人追着为你发表，这都是平凹为你犁好了地，你只要播种就会有收获。“没错，没错。”高兴听了很得意，言说他 下半辈子的期望和奋斗目标就是有一天能像平凹一样不愁吃喝写文章。他翻出了《望周刊》递过来，脸上透着狡狯的自豪，那上面节选发表了他的《我与平》。

贾平凹的《高兴》

曾记得2005年贾平凹在《秦腔》出版后放言：近几年不会从事长篇小说的写作，但会多写些散文。没想到，两年里他竟又写成了一部35万字的长篇《高兴》。该小说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讲述了一个进城拾荒的农民刘高兴在都市里的生存故事，以及高兴与之发生恋情的孟荑纯之间的感情纠葛。孟荑纯与刘高兴虽产生了爱情，但他俩注定是两根延展的铁轨，永远不可能交合。

故事里高兴说：“王妈给我说媒，我吹了三天三夜箫，王妈说你必须盖新房，我去卖血，卖了三次血，得知大王沟人卖血患上了乙型肝炎，我就不卖血了才卖的肾。卖肾的钱把新房盖起来了，那女的却嫁了别人。嫁别人就嫁别人吧，我依然吹了三天三夜的箫，还特意买了一双女式高跟尖头皮鞋，我说：你那个大脚骨，我的老婆 是穿高跟尖头皮鞋的!能穿高跟尖头皮鞋的当然是西安的女人。”

这种吃不到葡萄嫌葡萄酸的自我解嘲心理，使高兴表面彰显出一股子乐天情怀，但他内心的痛苦谁人知晓，这或许就是人的双重性格。他错误地以为自己的肾脏在韦达的身体里活着，把韦达当成了兄弟和朋友，亲如自己的身体。但后来当他获知韦达换的是肝，而不是肾，失望便像潮水般袭来。这寓意着高兴这个来自农村的拾荒者不可能完全融入这个城市，而这座城市对拾荒者命运的忽视也无法改变。正如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黄八所言：“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穷和富，国家有了南有了北为什么还有城和乡，城里这么多高楼大厦都叫猪住了，这 么多漂亮的女人都叫狗睡了，为什么不地震，为什么不打仗呢，为什么没有万寿无疆，再没有了呢?”

穷则思变，凄惨的命运迫使社会底层的人寄希望于大运动来改变他们的现有处境，贫富的日益扩大，不公平的社会现状撞击着他们脆弱的神经。从这一意义上说，刘高兴在小说中扮演着拾荒者们的精神领袖角色，他智慧风趣，幽默狡黠，且具有超常的生存韧性，时刻想着改变现状，让命运的船头调转方向。他耽于幻想，极富田园般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在现实面前却又无能为力，内心充满了切肤的伤痛与落寞的悲凉。他感叹：“你爱这个城市，城市不爱你。”

贾平凹怀念狼范文第5篇

关键词：女权主义 生存困境

贾平凹十分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他明白“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人难，做一个女人更难。”1认为女性面临着种种生存困境，她们在生活上有着沉重的负担，情感上得不到满足，心灵受到了压抑，在他作品中，展现女性生存的种种压力和困难成为了他在女性形象上想表达的主题，在现代性的追寻和对传统观念的颠覆下他对女性生存的种种艰难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揭示与批判，并力图为女性需找一条改变之路。

一、困境根源之探——男权下的经济弱势地位

通过女性形象塑造，贾平凹为我们揭示女性在经济上自主性不强，经济地位受制于男性而处于弱势，使得女性的自我决断能力受到了限制，这是造成女性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他笔下的妇女形象，多数自身一般没有独立的工作，也就缺乏独立的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经济上多数靠男性支持。少部分有工作的，也与家庭中的男性收入的有着差别，不如男性的收入。总体上看，她们经济活动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不够强，受着男性的制约，在经济生活中无完全独立的地位，自主支配经济支出、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的权利受到了限制，这大大影响了她们的发展。

贾平凹多次在作品中展现女性在家庭经济活动中不能跟男性处于平等的位置，要受到男性的意识的制约这一生存的艰难。如《鸡窝洼的人家》中山山总要以烟峰的丈夫，家的主人自居，当烟峰没有照顾到他的颜面，把麦面送给了禾禾，他一边要“一时又厉声喝问”，一面要“叫道：‘我黑水汗流地苦干是养活他人的吗？送给禾禾了，你说得多轻松！这家是你的吗？你有什么资格把家里东西送给别人？”。2完全一个家庭霸主样子。因为是性别上是女性，妇女在家庭继承问题上都要受到限制。如《古堡》中的云云，就发出了“生了我，我分家产了吗？这些年，有眼窝的看得见我为这个家出的力！到我该走了，还要这么苛刻？！”的感慨。 云云不但无家产可分，而且出嫁了还必须为哥哥结婚挣彩礼，充分反映了妇女在经济地位上不受重视的局面。妇女的穿衣吃饭等经济支出也是家庭权威说了算，《黑氏》中贾平凹用旁人问黑氏的话：“黑，你怎的不穿皮鞋了？你们家那么富，你怎不向你公公要一个手表戴戴！”3显然可以看出，黑氏的穿着是跟她丈夫的人是有差距的，她连戴一样东西，都必须向自己的公公征求意见，在经济上自主地位是比较差的。妇女跟男性的经济收入也有着相当的差距，这也会影响到妇女的生活状况，《黑氏》中黑氏就因为经济收入和家庭富裕状况不如丈夫家，而要在身理心理上负担累累，即使晚上睡觉也是“眼睛闭着，心却睡不着，一股黑血在肚里翻腾，恨娘家人穷，不能门当户对，又恨小男人家有了钱，口大气粗……直接到鸡叫三遍，悉悉率率又起来，得给猪熬食了。”4在经济地位上，男性具有强权的优势，因此当受到男性经济上的压制时，女性有时候也只有无奈的做出牺牲，当《金矿》中的三大要抄起一把锨来撵打欺负队氏时候，作为受侮辱对象的香香却是“死死抱住他”的反常态度，她后来的话道出了经济上的原因，“打他不得，你把他打了，他就不会再收矿了，三大！”5队长控制着收矿的权利，打了他，就意味着香香就失去了一份工作。为了经济来源，工作机会，作为妇女的香香就只有屈服了。经济上的不平等，使得女性的身心受到了束缚和伤害，让她们的生存道路困难重重。

贾平凹反思着世间的罪恶，对造成女性生存困境的根源进行了挖掘，甚至直接点出女性丑是男性的压制下形成的，邹云抛弃既清且朴的旧情人去追随富甲一方的老板，是为了达到拥有更多的财富，提升自己物质支配权利。“厦屋婆”偷隋，做过小偷，伤人，整人，是被生活所逼迫。“英英”不惜以自己的身体为筹码诱惑金狗，要挟金狗，是为了达到自己更高层次的生活追求。这些女性的个人行径是让人不屑的，但是她们这种丑陋的言行背后包含着现实的残酷，残酷的经济压力和生存困境让她们选择了适应甚至是畸形的附和社会的生存法则。

二、新女性觉醒之途崎岖——传统观念造就的现代意识羁绊

贾平凹认为男权的文化压迫是造成女性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男性通过自己的文化强权给女性加设着负担和限制，损害了女性的身心。他指出女性大多被笼于男性文化给她们规划的生活中，因此身心受到束缚，有着被损害面。封建家礼要求女人必事夫、持家，《大戴礼记·本命》中讲，丈夫的社会使命是承受天地之重任，担负养育的职责。在外投身事业，博取功名，在家顶门立户，供养家人。而女人的使命就是服从丈夫，听从丈夫的使唤，操持家务，生儿育女。贾平凹对这一传统意识是否定的，他认为这种意识对女性身心的伤害非常的大，他通过女性形象的塑造，对之加以了批判。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可以用萧红话来感叹：“女性的天空是低的”，大多数女性背负着沉重的生活负担，相夫教子是她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就象《天狗》中这样写师娘这一形象：“男人可以在外一意孤行，女人则是屋里人，三百六十五天要和街坊邻居打交道，想要的周全，担心这家人缘会倒，每日用软言细语劝丈夫”，6她们必须迎合男性，服务于家人。贾平凹真实的展现了女性在家庭中劳心劳劲的状况，指出传统文化给女性的定位给女性带来了沉重的生活负担，使女性缺乏自由和活力投入到自身的追求中，她们过多的服务于男性，被男性损害了。他生动的刻画了传统观念过分要求女于生育给女性造成的伤害。在他笔下的许多女性形象身上，我们可以生儿育女是她们生活的一个沉重的枷锁，成为了人们对她们评价的基础，关系着她们做人的尊严和快乐程度。《鸡窝洼的人家》烟峰虽然平时泼辣，“拿着山山的事，有人没人就指着骂丈夫的那个红鼻子。”。但是一旦不能生育，她的底气就不足了。“三年以后，除了嘴上还是硬话以外，心底里却怯了：因为她不能生个儿子女子来，人面前矮了几分。”。《废都》牛月清想尽办法要抱养一个孩子，自夜》中颜铭为生下的孩子不被夜郎承认痛不欲生。而《人极》的白水甚至把“我能生孩子”作为筹码乞求光子留下她做老婆。由于传统观念给女性身上加载了许多沉重的义务，严重的影响了女性对自我的真实评价，使得女性在言行上发生着工具化的变异。男权文化给女性灌输的意识和对女性生活的限制使得女性只能过多的局限在家庭中，她们缺乏自由追求理想的时间和空间。自身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损害，造成了她们的生存困境。

对于女性美，男性有着错误的定位和审美方式。通过对美丽女性因为自己的美艳而屡遭屈辱与折磨经历的品叙述作，贾平凹指出强大的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环境是对女性进行身心的摧残的侩子手，必须加以改变。在他的笔下女性外表美丽，而这天生的美丽不但没给女性带来幸福，反而往往给她们带来着灾难，更加深了女性生存的痛苦：《好了歌》中的李玉玉花朵般鲜活，却总是被人欺骗，辗转多次被出卖。《地》中的四姨太艳丽无比，却落得个被男人当作物品占来夺取，在屡遭屈辱之后，她只能“用石片从左额直划出四条裂口到右腿，往昔那俏丽的脸上留下了永远的伤痕。”，自毁容貌才得到解脱。《香香》中的香香的美丽成为了丈夫盖房子的铺路石。红颜美人往往薄命收场，这种美的存在者的悲剧命运这让令人的灵魂感到震惊和颤栗。贾平凹以强烈的反差对造成女性悲惨命运的男性强权进行批判，他认为女性生存的困境就是男性摧残美，不尊重女性的行为造成的：“就是因为美而像猎物一样被狼叼来叼去。”，他否定以损害性的男性眼光对待女性，在以旧文化为出发点的男性眼光中，女人、尤其是面容姣好的女子，更是以色相事人的尤物。在这种男性眼光，女人不是‘人”，失去了人的主体尊严，人格、自由、情感和灵魂。而这无疑是对女性最为残酷的扼杀和摧残。男性甚至利用自己生理和社会地位上的优势对女性的实施着种种摧残行为，令人发指。贾平凹激越地表达着自己对男性的不耻和愤慨，对女性生存艰难的同情倍至。

三、难被修复的精神扭曲异变——多元环境下的思想侵害

在女性形象身上，贾平凹对女性精神的上的压抑进行比较细腻的表现。他笔下女性受着社会多种思想的影响，在精神上是空虚的，她们希望能与男性进行情感沟通，但是常常被男性忽略或者拒绝，而金钱崇拜等思想侵蚀了她们的精神世界，使她们的言行出现了扭曲。《黑氏》中的黑氏形象就他刻画的非常出色的一个代表。黑氏是一个处于精神困境中的女性，她的第一个丈夫“小男人”只把她当做佣人和隶，对她是任意嘲弄侮辱，她有苦无处言说，只能自己悄悄的流泪。后来她嫁给了老实勤劳的木犊，但是这个男人根本缺乏对她的细腻情感的观察，她的婚姻状况是“嫁给木犊，木犊虽不欺她打她，但木犊别的一点不会，甚至压根想不到，使她时常寂寞袭心。”她始终在精神上处于一种孤独的状态，她渴求着丈夫在感情上跟她沟通，但是她的情感始终没能得到丈夫的呵护，最后她只能走上的路途。在黑氏这一形象上，贾平凹指出了男性的漠视使得女性精神受到了很大压抑，给女性身心造成了严重损害，女性心灵的无法诉说，使得女性痛苦万分，她们只能生活在寂寞和孤独中，这更加剧了她们生存的困难。

通过女性形象塑造，贾平凹不仅指出男性压抑女性，使女性精神心灵的遭遇着困境，同时他还指出时代多元思想的冲击也是造成女性精神的困境的因素之一。他认为时代有着种种不同的价值的观念，使得女性在多元思想冲击下精神受到了侵蚀，女性对爱情对理想的理解发生着变化，在一些消极思想影响下，部分女性精神有沦落现象，比如《腊月·正月》中贾平凹就表现了拜金思想给女性造成的精神影响：写枣核女人请恩人韩玄子喝酒，动作是“枣核女人把勺子慢慢端上来，却并不端平，手那么一动，让酒洒出几滴，”；言语是“说：‘计较别人，还计较你呀！”；然后东西是“酒端上来，拿缸子里的热水烫了，韩玄子喝了一口，就尝出里边果然是掺了大量的水。”。作者直接用韩玄子的心声做出了对妇女在商业浪潮中拜金而精神沦落的状况的批判：“人真不敢做了生意，把钱看得金贵了。瞧，让我来喝，还一勺子一勺子计算，又端不平，使好哩，哼，那瓮里的酒能不掺了水吗？”。对妇女受拜金思想腐蚀，精神操守变质，从而产生的弄虚作假的商业欺骗行径提出了否定。在作品中，作者更是几近夸张的写出了女性精神沦落后的丑陋：“评价芯子队过后，街面上一层炮屑，满空硫磺气昧。巩德胜的枣核女人早弯腰在那炮屑灰尘中寻东寻西，竞也捡回了五角钱、三个发夹、一只小孩的绣花猫头棉鞋。”7一个酒店老板娘竟然这样贪小便宜，这让我们对枣核女人形象不屑的同时，也体会到了女性精神的困境，她们受着时代思想的影响，对金钱的追求让她们人格沦落，她们的行为已经发生了异化，女性生存艰难可见一斑。

贾平凹不仅批判了施迫害者即男性给女性造成的残害，还分析了环境这一导致困境的因素。就象西蒙波伏瓦尔指出的那样：“在今日，女人虽然不是男人的奴隶，却永远是男人的依赖者：这两种不同性别的人类从来就没有平等共享过这一世界。”8男女之间的这种不平等状态使得女性受到了损害，造成了女性生存的困境，贾平凹显然对男女这不平等的状况进行了反思，“我太爱着这个世界了，太爱着这个民族了；因为爱得太深，我神经质似的敏感，容不得眼里有一粒沙子，见不得生活里有一点污秽，而变态成炽热的冷静，惊喜的恐慌，迫切的疾恨，眼里充满了泪水和忧郁。”9

从贾平凹笔下的女性形象身上的受损害面上，我们看到作者对女性生存处境的关怀，他对女性生存艰难做了深入的表现，揭露出了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意识形态对女性进行了身心的摧残，把男权的压制看作造成女性生存困境的原因，彰显了女权主义思想。但是遗憾的是他更多的是在女性的受损面放到家庭、爱情、婚姻等层面进行探究，对她们其他的社会角色层面则很少促及，女性的职业选择，政治权利等等上的受损害面他的探讨存在着缺失和不够深入的状况，也为我们留下了某些遗憾。

注释：

1.贾平凹《商州人-女人篇》《厦屋婆悼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p67

2.贾平凹.《名家小说自选集·地》蓝天出版社，2003：p338

3.贾平凹《天狗》.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p99

4.平凹《天狗》.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p96

5.贾平凹《天狗》.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p97

6.贾平凹.《天狗》.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p13

7.贾平凹《名家小说自选集·地》.蓝天出版社，2003：p134

8.西蒙波伏瓦尔《第二性》转引自http：///Article/Print asp？ArticleID2653

9.贾平凹《贾平凹文集》第7卷《山石、明月和美中的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p359

参考文献

[1]阎峰.《沉入生存世界的本源——论贾平凹的写作哲学》，《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2.

[2]李遇春.贾平凹《传统暗影中的现代灵魂——贾平凹访淡录》.《小说档案》

[3]姜波.《传统文化的审视与现代文化的重构——评贾平凹文化小说的创作困境》.《文学视线《理论观察》2001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