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高兴范文第1篇

关键词：贾平凹；《高兴》；农民工进城

文章中农民刘哈蛙把自己土里土气的具有乡村气息的名字改为了刘高兴。他希望在离开农村，即将走向西安这座大城市之际，用改名字来表达他与农村的旧生活决裂的决心和对城市新生活的向往。在此刻，只有高兴一词能够充分的反映出他此时的心情，所以就把名字改了，用以寄托他对城市生活的美好向往和充满信心的期待。但是性格乐观、顽强奋斗的刘高兴，在进城之后却遭遇惨重的失败。结局是悲剧性的。目前农民进城找工作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现象，他们的生存状态以及生活状况，他们所遭遇的问题以及困难都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他们融入城市还需要多长时间?

一、迫于生计离开乡村

文章中的刘高兴为了娶妻盖房子卖了一只肾给了一个西安人，但是房子盖好以后媳妇却嫁给了别人，落的他在农村还要面对日愈窘困的现实，清风镇就那么点耕地，九十年代后修铁路高速路，耕地面积日益减少，差不多的劳力都出去打工，而在周围县城也挣不了多少钱，改变命运只能离开农村到西安去，因此，刘高兴踏上了去西安务工的道路。

从农村走进城市。成为真正的城里人。是许多农民期盼已久的梦想。对于他们来说，城市一直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主要有以下的原因。

首先：城市的物质条件非常丰厚，优越的生活条件很让农村人羡慕。

其次：由于道路等现代化设施的大量兴建和城市的持续扩张，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急剧减少，迫使他们背井离乡。对于农民来说，土地不仅能够产出足够的棉花以及粮食等物品，让他们生活有保障，而且是农民休养生息、祖祖辈辈生存的地方。对于土地，他们有着很深厚的感情，从来不轻易离开。但是在现实面前，他们也得屈服。

再次，随着社会的迅猛发展。城市化所带来的文化冲击，让农村人的传统思想逐渐发生变化，他们的物质欲望也被激发起来了。正是在这些力量的作用下。大量农民涌进城市，这也导致了农村，尤其是西部的农村变得越来越荒凉。

二、进入城市成为弱势群体

许多农民尤其是现代年轻的农民，他们受生活所迫或者是受到城市丰富的物质文化的诱惑，怀揣着美丽的梦想来到城市里奋斗。但是由于农民本身的局限性等，由于他们自身的不足和城市的冷漠，注定了他们进城的生活会以悲剧收场。

1、自身文化知识以及专业技能都比较匮乏，

在文章中刘高兴不喜欢五富粗俗的狼吞虎咽的吃饭模样，不屑于石热闹在路边假扮乞丐骗取路人钱财，他爱干净、讲信用，在收废品的空闲时间还会吹箫，看起来似乎与其它“乡下人”不同。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技能，而仅仅只能依靠韩大宝来收破烂，没有与垃圾打交道，无法摆脱受侮辱、受歧视、受人取笑和损害的命运，他们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

2、传统的乡村生活会造成进城农民的依赖性和附庸性。

文中的五富十分老实，比较笨，在城市里谋生需要刘高兴来指导。平日里面对刘高兴的教导他都十分听话。在收垃圾的时候也会拖着架子车紧跟在刘高兴的后面。五富是―个缺乏独立精神和办事能力的人。与五富比较，刘高兴虽然生活能力比较强，但是在城市里他同样依赖着韩大宝收破烂。这是由于在中国的团重社会里人们的群体意识比较突出，人们在农村根据血缘关系建立起了集合体，在集合体里人们之间就相互依赖，从而缺乏独立性。而在现代社会里，人应该以个体的形式存在，每个人必须要有一定的独立性，不能依靠他人，这样才能适应现代化社会竞争的需要，而刘高兴和五富都不可能像现代化都市人一样相互之间建立着平等的合作关系。

3、现代社会的法制、秩序以及理性这些离乡村里的农民很要远，他们之间有难以逾越的鸿沟。

在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不是凭借法律等手段来解决而首先想到的是通过人际关系，利用强人来解决。如果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不满意的事情就会施点伎俩。比如当保安不让他们进小区时，他们会在保安的凳子上抹复合胶等来发泄愤恨

4、农民的生活行为习惯等很难改变。

在西安，“鸡爪”叫“凤爪”，“北瓜”叫“南瓜”，五富在韩大宝的教育下还是改不了口。刘高兴会嘲笑五富，但是刘高兴在面对一些城市里的新的知识时也会以乡下人的知识牵强附会地去解读外面的世界。韩大宝原来在清风镇的时候“庄稼就数他家的地里长得不好”，但是在进城后却领导着一帮“捡破烂者”，可以对他们颐指气使。韩大宝六亲不认，甚至可以为了抢生意跟同处社会底层的人相互扭打。

在城市里，维系人们之间关系的主要是靠法律以及金钱，与农村中的“情”字毫不相干。这种思维模式上的不适应导致他们很难融入城市。

5、城市是美好的，但也是冷漠的。

小说中刘高兴真诚地给老人拎米，被强行给予金钱报酬；帮别人开门，却被人误会为小偷。刘高兴等社会弱势群体对于城市的建设以及净化都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城市并没有热情的接待他们，吸纳他们。

三、生存第一，精神生活苍白

文章中刘高兴对孟夷纯的爱情是感人肺腑的，他有为了爱情甘愿付出一切的牺牲精神。文章中孟夷纯的哥哥被杀，她只能靠出卖肉体来拼命挣钱给公安部门用于破案，但是公安局却将这些钱用来游山玩水，破案经费就像一个无底洞一样。刘高兴虽然和孟夷纯相知相惜，但是由于他自己收入微薄，能给孟夷纯的经济只是杯水车薪，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盂夷纯被富商韦达包养。当心爱的女人需要五千快钱的赎金时，刘高兴只能去干挖地沟的苦活，最终还搭上了同伴五富的命。这两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在同情和冷悯中拥有一份畸形的爱，注定无法拥有真正的婚姻。

贾平凹高兴范文第2篇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蓝天立代表提案指出，如何促进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如今已成为部分省市面临的突出问题。自去年年底开始，大批农民工因为工厂倒闭而被迫离开谋生的城市，回到久别的故土。在这“去而复返”的过程中，他们历经了怎样辗转和变故？离乡背土的农民工究竟是什么身份？

这不仅是政府和媒体关注的问题，也是作家们热衷的题材。其中，最具典型性和最为知名者，当属陕西作家贾平凹，这位自称农民并与乡村保持血缘联系的西北汉子。他以农民工为主角创作的小说《高兴》于年初被搬上银幕，这部融合黑色幽默和现实关怀的影片，在经济寒冬的大背景下掀起一股观看热潮，其悲喜交集的故事和可爱可亲的人物，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尽管它被宣传为贺岁喜剧，但在原著者贾平凹看来，其真正内核与基调却是灰色黯淡的，一如他笔下的乡村风貌和农民群像，甚至包括他自己。

“我是农民”

和其他名气响亮的作家一样，贾平凹的头衔很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陕西分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西安市人大代表、西安市作家协会主席等等。此外，他还是某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著名书画家。

然而，贾平凹念念不忘的还是他的农民身份，尽管很多进城的农民子弟正想方设法洗刷这种印记。1952年农历2月21日，贾平凹出生在丹凤县棣花乡，这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平凡小村，贾家也是普普通通的世代农家。

稍微不同的是，贾平凹天资聪慧而且刻苦上进，他误打误撞地走上了文字的道路，从而改变了人生轨迹。升学和当兵是山里“凤凰”起飞的必经之路，至今犹然。1974年起，他开始发表作品，并在小范围内获得好评。第二年，他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然后任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长安》文学月刊编辑。1982年后从事专业创作。当改变命运的龙门越过之后，接下来的事情便顺理成章了：作品在国内外多次获奖，其中《秦腔》获2008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当获奖的消息传来，贾平凹显得很平静，尽管他曾多次与该奖擦肩而过。当时，他“只说了四个字：天空晴朗！那天的天气真的很好，心情也好，给屋子里的佛像烧了香，给父母遗像前烧了香”。接着，他就去街上吃了一顿羊肉泡馍。

在获奖致辞上，他说，“有幸生在中国，有幸见证中国巨大的变革，现实给我提供了文字的想像，作为一个作家，我会更加努力，将根植于大地上敏感而忧患的心生出翅膀飞翔，能够再写出满意的作品。”然而，“敏感而忧患的心灵”并不是总能够得到人们的理解。1993年，贾平凹推出《废都》一书，因为对两性关系的大胆描写，该作品被禁。

不仅如此，据有贾平凹“御用评论人”之称的孙见喜在其新书《危崖上的贾平凹》中披露，“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家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最后和妻子离婚了，那个时候他是流浪着写作。后来《废都》被禁，也带给了他很大的影响，那是一段苦难的时光。”

在这一年的某天，贾平凹领着女儿回到渭北塬上，在一大片犁过的又刚刚下了一场雨的田地里走。脚下是那么柔软，地面上新生了各种野菜。他闻着土地的清香味，问女儿：你闻到了清香吗？女儿说没有。他竟不由自主地弯腰挖起一撮泥土塞在嘴里嚼起来，女儿大惊失色地问：“爸，你怎么吃土？”他说：“爸想起当年在乡下的事了，这土多香啊！”

对于一个离开故土旧地，用文字耕耘的人而言，对土地的依赖几乎与生俱来。正如贾平凹的一本书的名字：我是农民。他用文字守候着日益远去的乡土，而失意时，大地也给他依靠。与之形成对照，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以出卖劳力的方式远离田园，他们的着陆点在哪里？

乡土中国的留守人

对作家而言，作品往往就是他的自传。贾平凹的小说以描写新时期的西北农村为主，其中有虚有实，也有牛鬼蛇神等等扎根在乡民意识里的怪物。有一次，贾平凹在接受采访时说，“写《秦腔》的时候，我烧了香，那些书里的人，总是像抢镜头一样在我眼前涌现，死鬼和活鬼一起跟我说话，争争吵吵，我就感觉到满屋子都是幽灵。每到晚上，人对周围的感觉会更加强烈。周围人的眼光，能透过黑暗穿过来，比白天还清晰，因为晚上是用心在看的。”

贾平凹的写作，既传统又现代，立意高远而语言朴拙、憨厚，一如他的字画。他把当地的民俗和历史深蕴结合起来，为我国的西部文学奉献一朵奇葩。正如评奖者所言，他的《秦腔》以精微的叙事和绵密的细节，对变化中的乡土中国所面临的矛盾和迷茫，做了充满深情的解读。它是当代小说写作的一记重音，也是这个“大时代”的生动写照。

长期以来，农村是我国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因为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当下中国的“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的境况已经有很大改善。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被剥离开，农民中的精英分子（脑力和体力两方面）纷纷离开了土地，有些是主动出走，有些是被迫离开，留在农村的多是老弱病残，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图景正在褪色。

在贾平凹的老家棣花村，几乎没有矿藏和工业，有限的土地在极度地发挥了它的潜力后，粮食产量不再提高，而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花费逐渐上涨，农村失去吸引力而被人们抛弃和淡忘。“农民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地从土地上出走，但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在哪里都是难活。”这些令人心寒的文字，表达了贾平凹对出走者的隐忧和对故乡的眷恋。

20岁之前都生活在棣花村的贾平凹，纵使在西安的时间已经很漫长，可他从内心到文字仍有深切的乡土情结。他写道：“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秦腔》后记）。

跟农民兄弟进城

“《秦腔》我写了咱这儿的农民一步步离开土地的过程；《高兴》接着写了他们离开土地在城市里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贾平凹如是说。

《高兴》一书共20余万字，小说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讲述了一个进城拾荒的农民刘高兴在都市里的生存故事。小说里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即与刘高兴发生恋情的孟荑纯。与刘高兴虽产生了感情，但他们注定不可能走到一起。跟贾平凹之前的小说都不一样，《高兴》是一部完全建立在真实基础上完成的作品。在两年时间里，他采访了近百位在西安拾破烂的商州同乡。所有的小说人物都有原型，所有的人物经历和细节都在现实生活里发生过。

刘高兴是贾平凹老家丹凤县棣花镇同村的伙伴，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贾平凹大学毕业后就留在西安，后来成为作家。而“刘高兴”当兵复员后回到农村，做过泥瓦匠、吊过挂面、磨过豆腐、摆过油条摊子，但都没有什么起色，年过半百只好进城打工，以拾破烂、给人送煤维生。

在调查走访的过程中，有一次，贾平凹和两个朋友去一个捡垃圾的老乡家里，老乡要留他们吃饭。贾平凹在一家，另一个朋友在一家。老乡煮了一锅玉米糊糊，也没几粒玉米，也没什么菜，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搪瓷碗，盛了一大碗让他吃，筷子上有油腻，都粘在一块了，拧不开来。他也不好当人家的面拿去洗洗，或拿纸擦一擦，“我就想人家能吃，我为啥不能吃？后来我那朋友吃完了，跟我说，那家筷子也粘在一块咧。”

除了实地走访，某些看似虚构的情节也是有所出处。据贾平凹透露，“我很注意社会新闻，《高兴》一开始刘高兴背着五富的尸体还乡的情节就是受凤凰卫视上一则‘农民工千里背尸还乡’新闻的启发改造而成的，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待社会新闻总是少不了的。”

从“废都”、“废乡”到“废人”

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贾平凹说，“我写了《废都》，又写了‘废乡’《秦腔》，现在这部《高兴》写的是‘废人’。”与作者从自我体认、乡村关怀到城乡结合，逐渐扩大的题材范围相反，他的焦点却越来越集中，所揭示的现象也越来越令人扼腕。

贾平凹高兴范文第3篇

“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对贾平凹小说创作影响

在中国，对人性的考察，台湾著名学者徐复观在《中国人性论史•再版序》中这样认为：“中国的人性论是以人格为中心的探讨。人性论中所出现的抽象名词，不是以推理为根据，而是以先哲们在自己生命、生活中所体验的为依据。”④对于人性，儒家思想中的道德法则向下形成的人性善恶的道德总则，是中国人性观的主流。1“.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儒、道的核心思想，是传统文化和生存智慧的结晶，它表现了一种对大自然强烈的认同感、亲切感、回归感。崇尚自然，呵护自然的人，反对社会对人的自然本性的侵蚀和异化，使人性不受戕害、不被异化，这是儒道生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在自然中的重要表征就是透过各种行为活动展现出人的某些不属于自然中其他所特有的一种本质，这种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属性，即人性。2“.天人合一”的思想对贾平凹小说中人性抒写的影响“天人合一”的思想对贾平凹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曾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静虚村”，在《我心目中的小说》（2003年）一文中表明：“如果在分析人性中迷漫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浑然之气，意象氤氲，那正是我新的兴趣所在。”⑤在贾平凹的早期创作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以人对自然的亲近以及自然人格化为主要特征的。他的《满月儿》《果林里》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王愚、肖云儒在《生活美的追求—贾平凹创作漫评》中指出，贾平凹的特色在于“着重表现生活美和普通人的心灵美，提炼诗的意境”⑥，充分肯定贾平凹在“极左”论调盛行时能逆风而行，开了文学创作的一个好头。以《废都》为分水岭，贾平凹在他的小说世界中表达着对人性的变化甚至人性异化的高度关注；对现代文明中人性的变化、和谐自然环境的被破坏，给予了理性批判。贾平凹这种向远古和自然皈依、回归本源有积极的意义，但就像《土门》中的“我”最后回归到母亲的子宫里，只有那里才是真正的家园，只有在那里才能看到“神禾源”，则体现了贾平凹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中自然完美人性找不到出路的困惑和消极退让。

贾平凹自然淳朴的人性观

贾平凹借鉴西方的现代意识与形式技巧，以人性为叙写的主线，从人生命活动的角度，关注当今中国社会中人们的生存状态，并用小说的方式耐心地表达出他的发现，形成了贾平凹创作的主体风格，也造就了贾平凹自然淳朴的乡村人性观。故乡商州的乡村涵养了贾平凹的性情，也使他找到了人生的哲理：崇拜反抗，崇拜野性，崇拜仁义，崇拜善良和美，并认为朴实和善良是美好人性本质的核心。在经济与社会转型时期，受现代经济意识的冲击，自然淳朴的人性遭受到严峻的拷问。故乡对于贾平凹来说是亲切而又苦涩的。商州绝不是理想的社会范式，其自我封闭的愚昧状态需要现代文明的洗礼，封闭落后的以商州为代表的乡村文化终将会被历史淘汰，以工业文明为表征的现代社会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商州的农业状态。从《废都》到《白夜》再到《土门》，传统民间文化积淀深厚的商州和传统官方文化积淀深厚又具有现代氛围的西京都不能安妥灵魂，商州和西京都不能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自然淳朴的人性与浮躁、激愤的情绪都受到拷问。《高老庄》开始，贾平凹的人性追求开始回乡，从农村走向城市又回到乡村的子路以归来者的眼光来重温老家的一切，发现了高老庄那些脏处，子路对高老庄深感失望，也表达出贾平凹对乡村自然人性作为救世良方的失望。贾平凹小说世界中的人性书写，就是基于自然淳朴的人性视角，由讴歌淳朴到揭示人性的丑陋，表达了对个性自由与完美人格的追求，形成了贾平凹独特的人性书写之风格。剖析贾平凹小说中的人性抒写的哲学基础，能让我们准确地理解一个时代的文学。贾平凹的创作不仅代表他自己，他也是这个时代很大一部分作家的代表。贾平凹生长在中国文化发源地之一的三秦大地，这里虽然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基础，但由于历史的复杂原因，经济还处在明显的弱势地位。当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付诸实施的时候，陕西的文学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腾飞。特别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贾平凹、路遥、实、高建群等作家的创作日渐成熟，引发了中国文坛的极大轰动。在陕西作家群中，贾平凹深受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浸淫，其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开放意识和审视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屡屡引发文坛震动，被誉为文学陕军第二代领军人物。在传统人性的善恶标准受到严重挑战的情况下，对贾平凹的研究，有益于我们认识当代陕西文学以及中国当代文学。

作者：张凤琼 单位：西南大学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

贾平凹高兴范文第4篇

一

贾平凹是一位具有独论文联盟特创作个性和审美个性的多产作家，在当今文坛上无疑是一颗耀眼的明星。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贾平凹及其创作的特异性，始终以一种独立的姿态进行着锲而不舍的艺术探询。他说：“穿过云层都是阳光。文学在最高境界上是相通的，不同的是追求这种最高境界的方式、路径各不相同。”在艺术的创造上，他选择文学意象的建构作为切入点，为人们奉献出一个独特的审美艺术世界。

贾平凹的文学作品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是和其独树一帜的语言艺术追求分不开的。贾平凹对语言艺术的追求近乎苛刻，他认为写作上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魅力靠语言来表现。贾平凹从自己的艺术经验和艺术趣味出发，探索出一条符合自己审美趣味的文学符号。

商洛市位于陕西省东南部，地接陕鄂豫，因境内有商山、洛水而得名。由于商洛地形地貌结构复杂，是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环境，所以很好地保留了一些方言特征。同时，商洛市又是一个移民聚集的地区，人杂南北十数省。清初一场轰轰烈烈的“湖广填陕南”的移民运动，大量的鄂东北、皖西南地区的江南人移居于此，这些江南人所持的语言被称作“下湖话”。这样颇具江淮官话特色的下湖话和商洛当地的本土话之间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两种方言长期共存近三百年时间。加上商洛地处秦头楚尾，处于南北文化的过渡带，西北文化、荆楚文化、江南文化在这里融汇，文化形态异常丰富。商洛人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风土人情都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构成了五彩斑斓的生活画面，它们和商洛方言相映成趣，构成了商洛独特的地方文化。因此，商洛的方言异常复杂，地域文化丰富多样。贾平凹就生于斯，长于斯，一直在家乡商洛生活了二十年。二十年的家乡生活使贾平凹对商洛方言民俗了如指掌、耳熟能详，加上他个人的天分和孜孜不倦地吸收、开掘与创新，使商洛方言焕发出勃勃生机，开出了一朵艳丽的奇葩。

二

新时期以来，方言创作成为一种倍受青睐的小说创作形式，许多作家采用了这种创作方式，并且在创作的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些作家除了贾平凹之外，还有韩少功、莫言、张炜等。由此可见，在新时期用方言写作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外因素的。

大约从《鸡窝洼的人家》开始，贾平凹渐渐开始摆脱他后来十分憎恶的学生腔而注意铸造自己的语言，这种铸造的途径之一就是使自己的语言土一点儿，他开始认识到方言土语的价值。他在自己的艺术领地辛勤地耕耘，向民间土语学习，收集整理散落在民间而保留至今的方言古语词。例如：

①我只说一巴掌能把他扇灵醒哩，可还糊涂呀，竟然还向你投诉。（《高兴》）

②他真的就吃了，梗了脖子，红着眼坐在那里发瓷。（《高兴》）

③进村口的时候，有孝子在路边烧纸，天空里可能有鬼，我们怀疑鬼在日弄我们，在村里转来转去打听不出韩大宝到底住在哪儿。（《高兴》）

④城里人醒不开咱的话哩，咱也说官话——你长得美哩，大美人。（《高老庄》）

⑤回头见了麻子，忙噤了口，面朝街墙再不言传，遂一溜烟跑去。（《浮躁》）

例①中的“灵醒”是明白的意思，例②中“瓷”的意思是发呆，例③中的“日弄”属于商洛方言中的“日头词”。在商洛方言中，“日”是个很活跃的构词词缀，如：日弄、日鬼、日能、日捣等。例④中的“醒”是明白、理解的意思，现代汉语有词语“醒悟”，其中的“醒”便是此义。例⑤中的“言传”是说话的意思。

除了上述几例外，贾平凹的作品中还有许多商洛方言词汇，如：拿作（刁难）、受活（舒服）、害娃（怀孕）、碎仔（小孩子）、口寡（口味淡），等等。这些散落在民间的古语词，听起来很土，但是经过作者的挖掘调度、刮垢磨光，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于是这些在现代汉语书面语中已经消亡的词义在贾平凹的笔下得到了复活，并给读者以全新的阅读享受。读者既可感受其中的古雅与文明，又可体味其中的质感和鲜活。贾平凹非常重视语言的新奇，甚至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地步，为此他尝试运用“陌生化语言”的表达技巧追求新奇美趣的效果。贾平凹在小说中有意打破一些常规、习惯性的语言表达模式，力求新鲜、真切、活泼、灵动的陌生化语言，使小说中的绘事状物更加传神。例如：

⑥满院子的月光是银银的、玉玉的。（《月迹》）

⑦这家老婆婆，穿得臃臃肿肿。（《冬景》）

以上两例中，例⑥中的“银”和“玉”在这里不是指名词“银子”、“玉石”，而是指像“银子”和“玉石”那般的“洁白”特质。例⑦中“臃肿”是状态形容词，按照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则是不能重叠成“臃臃肿肿”的，但是贾平凹却能打破成规，超常式重叠成“臃臃肿肿”，形象表达出了人物衣着的状态，在臃肿的状态下却又显得柔和。

在贾平凹看来，古典汉语与方言是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他对商洛方言的情有独钟与他浓厚的乡土情结是分不开的。乡土作为人类诞生的摇篮，成为人类共同拥有的童年记忆，当人们成群结队地拥向文明的象征——城市之后，人们的情感与乡土仍然有着不能拆散的精神联系，乡土成了人类永恒的精神故乡与家园。从现代乡土小说的奠基者鲁迅到茅盾、沈从文、废名、汪曾祺、孙犁、贾平凹，都对养育自己的故乡饱含着无限的深情与向往。那充满苦难与温情的乡土始终被他们痴情地关注着。作为山地的儿子，贾平凹尽管寓居都市多年，仍时常称自己是个“乡下人”，都市的喧嚣与堕落使他厌倦，令他痛苦。在都市中，他只能深情地关注、回望着故乡，感受着乡土的亲切与温馨。对乡土的无限眷恋情结使作家在小说中深情歌颂着故乡的山地，字里行间无处不流露出对故乡商洛滚烫的赤子情怀，乡人、乡土、乡情深深地烙在了作家心中。1997年，作家回到了故乡棣花街。回到故乡的怀抱，心情十分愉快，连醉酒后的故乡人称呼“哥哥”的发音，在他听来都别具韵味，像是一窝热闹的鸟叫声。乡音、乡土、乡人在贾平凹的笔下构成一个诗意的家园，它是中国知识分子藏在心底的一个诗意栖所，满载着他对故乡的无限眷恋。正是故乡浓厚的人文气息孕育了贾平凹这样一位艺术成就颇高的作家，故乡是他创作的根据地，所以他怎能忘记故乡的方言呢？他对故乡怀着一颗感恩、敬畏的心，用他亲切、熟悉的商洛方言为故乡树起了一座座丰碑。

三

贾平凹的文学语言价值观，不但使商洛方言的词汇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发展，也使他在新时期文学语言的创作和发展上享有一定的地位。“贾平凹这样大规模地使用方言或古语，不仅仅是一种修辞策略，也不仅仅是一种语体修辞，而实际上关系到现代母语建设如何评价‘五四’以来的现代汉语的历史进程问题。”他对商洛方言的重视与实验不仅是一种修辞策略，也是对现代母语的建设进行着大胆的探索。

汉语方言承载着厚重的地域文化，方言的话语，除了传达交际信息，往往还折射出方言区人们的性情喜好、言谈举止和乡土人情，而这种独特的情趣恰恰是文学意境所珍视的。这种地域性的差异实体，被作家经过审美过滤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它带来的不仅是一种语言形式的更新，同时也是一种叙述方式的更新。用普通话去写作，使我们日益远离了与故乡息息相关的方言和乡土人情。因此，可以说方言能拯救被普通话淹没的个人写作经验。方言在现实生活中正在磨损，而在文学作品中，它却因能唤起受众的审美趣味而别具艺术欣赏力与感染力。贾平凹自称对普通话不感兴趣，自己也讲不来普通话，他对方言的看重以及围绕它所进行的写作经验不仅仅是修辞层面的借用，而是赋予方言一种生活、文化与生命的方式与权利。“因为每种语言的产生，都与这个民族的生存环境、哲学、文学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把语言一换，就把语言中的那些内涵都弄丢了，只能附到别的民族、别的语言上去。”可见，贾平凹主张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汉语写作，将是以方言为源头活水的资源存在为前提的，更是以人们丰富多样的文化形态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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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作家开始尝试运用方言进行创作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一时期大部分作家都在创作中运用了方言词汇和一些特殊的句法，从而产生了一大批方言作品。而且，新时期小说运用方言创作还显示出形式多样化的特点，这些都与新时期作家的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当代许多作家都来自方言区，他们从小就接受了方言文化的影响，耳濡目染，对母语方言有着很深的感情，虽然他们也接受了普通话的训练，但是方言却有着一种天然的熟悉感和亲切感。在方言的生动和灵活以及复杂丰富之中，他们深感普通话写作的局限性。尽管普通话已经成为全民交际的语言、工作的语言、教学的语言以及宣传的语言，它对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以及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从而使汉语最终走向世界发挥着巨大作用。但是，汉语本身却拥有最大的话语霸权，它的强力渗透剥夺了各色生动方言的存在和使用权。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其语言的运用和效果具有特殊性，文学语言在反映和表达人类生活方面具有巨大的审美张力。因此说，普通话这种带有整合性质的话语霸权的存在，是不能充分表达人类具有的审美思想的，而方言对文学的介入，却给文学创作增添了别样的韵味和独特的风景。方言是共同语的地域变体，它具有通俗自然、生动活泼的特点，它直接存在于某一区域的人们口头中。文学创作中的方言，实际上是作家的一种独创，这与他们创作的动机和对社会、生活、文化的思考紧密相关，方言在建构作家各自文学世界的过程中被改造和融合，一定程度上也是作家对方言生命加以认同。

贾平凹高兴范文第5篇

记者眼前的贾平凹略显疲惫，嗓音由于感冒变得有些沙哑，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用他那极富特点的“秦腔”，聊起了《秦腔》的故事，还有那个在生活里胆怯、卑微，但在作品里却放肆、自在，爬高涉险的“贾平凹”。贾平凹说自己是个农民，即便是进了城，也是城里的“农民”，即便是写作，也正如农民种地。正是凭着“农民种地”般的勤劳与坚持，他在30余载创作生涯中，发表了上千万字的文学作品及文论，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读者，也留下了台湾女作家三毛那句著名的话：“今生阅读三个人的作品，在二十次以上，一位是曹雪芹，一位是张爱玲，一位则是贾平凹。”

■“每次落选茅奖都好像穿了新衣服去等车，每次却都走了回来”

“燃一炷香，敬在佛前；再燃一炷香，敬在父母遗像前；然后出去吃了碗羊肉泡馍。”这是贾平凹在得知《秦腔》获奖后做的事，谈到获奖感言，他说了5个字，“天空晴朗了。”

茅盾文学奖对于贾平凹的意义非同一般。陕西文坛“三驾马车”路遥、实都先后获奖，贾平凹一直呼声很高，但是此前，他的几部作品诸如《高老庄》、《怀念狼》等相继落选，以至于有朋友以“我国著名茅盾文学奖落选者”来戏称他。

“第一次报这个奖，好像是从《高老庄》开始的吧，《怀念狼》、《病相报告》，一直到《秦腔》，四五届了，每次都好像穿了新衣服去等车，每次却都走了回来。”贾平凹言语中难掩遗憾心情，“以前落选可能是作品还没写好，也可能有《废都》的影响。”

尽管“习惯性落选”，贾平凹仍然笔耕不辍，一部又一部长篇接连面世。“我有我的文学信念，文学对于我有着近似宗教的神圣感。获奖在创作之路上是过河时遇到了桥，是口渴时遇到了泉，但是路还很远，你仍然要往前走。”

贾平凹回忆当时写《秦腔》的经历时说，开工之前先烧了炷香，“这本书动用了我故乡最后一份资源――棣花镇。在写作过程中的很多上一辈人，现在都去世了，一旦写起来，记忆起那些人，那些人就开始活了，好像在眼前出现一样。所以我就烧了香。”

■“我的童年很孤独，不到人多的地方去，就好幻想，聊以”

贾平凹1952年出生在陕西省丹凤县金盆乡。当时他父亲贾彦春在金盆的南寺小学教书，寄住的这户人家姓李，为了纪念儿子出世的顺遂，父亲取儿乳名贾李平。小时候的平凹甚得一家老少喜爱，人都称这娃乖、听话、勤快，都喊他“平娃”。

平凹心灵，可身体发育得慢，个头小，因为体力差，体育不好，碰到文体活动总害怕老师点名到他，整日惶惶不安，于是盼望考试，一考试总成绩好。“文体不好，就很孤独，后来也不愿到人多的地方去，就好幻想，聊以。”大约在这个时候，贾平凹开始孤僻了，性格变得内向起来，或者说他开始独立地观察生活了。

“”期间，贾平凹辍学回家务农，由于身体瘦小，他出工总是和妇女一起，但是他干活实在，“给牛割草，筐里总要踩实了，每次过秤都比别人多。日子穷，练就了很勤快，每天不闲着，收工回来也手不空，什么都往家里扒拉。如果以后走不出农村，当农民，我想至少是个中农。”

这几年，他酷爱读书，偌大的棣花镇，能找的书都读了，他开始对文学产生了朦胧的爱。十六七岁，村里的同龄人纷纷订了媳妇，娘急了，他一气之下用石墨将一句李白的诗刻到山墙上，“天生我材必有用”。至今，这字仍残留在邻家的墙上。

后来，他随村里的一些小伙子去公社报名参军，因为“平板脚”他出外闯世界的理想第一次遭到了挫折。“我曾经去当兵，去招工，去让收为民办教师，但都失败，而我的许多同学都参加工作了，我害怕见到他们，觉得丢人。”

虽然表现出来怯弱，但是他骨子里却倔得很。“父亲遣返回农村后一度很消沉，晚年喜欢酗酒，我为了反对，坚决不喝酒。可以说，我一生都没有消沉过，出现再大困难，唯一的逃避就是睡上一觉，醒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想我的命运多难，我应该受这难，学会受难。”贾平凹说。

■“一本书有一本书的命运，《废都》就按着它的命运轨迹走吧”

谈到贾平凹，《废都》是绕不过去的。

贾平凹说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就如同人的命运一般，而《废都》的命运可以堪称奇绝诡秘，“这本书的写作，实在是上帝给了我太大的安慰和太大的惩罚，明明是光亮的火焰，给了我这只黑暗中的飞蛾以兴奋和追求，但诱我进去了却把我烧毁。”

在文章《水不淹废都》中，贾平凹透露一段不为众人所熟知的往事，“《废都》创作那个时期是人生最低潮的阶段，当时父亲去世了，也离婚了，住在西北大学，《废都》的书稿就堆在墙角，我一次洗衣服突然停水没关水龙头就出门了，回来整个房间都被水淹了，但是唯独这部书稿没事。”

后来该书发表以后，最开始好评如潮，但只过了半年形势急转直下，禁止以后讨伐之声更多。“当时一些老作家，特别愤怒，说你怎么能写这种书，说是主义，还要联名来北京告我，当时我压力特别重，这种阴影，一直持续了10多年。”

“那个时候主要是骂得多，说里面写了色情，有这种字句，还有方框框。《废都》之前，在文坛上我是比较纯洁的一个人吧，突然一夜之间成流氓似的。”贾平凹说，“报纸上、广播整天都在争论，后来就不准宣传我了，陕西报纸报道了我三次，三次都做检讨。”

处在风暴中心的贾平凹当时身体极度不好，住进了医院也不能安静，“当时我住干部病房，那些老干部吧，每个病房都有《废都》，都看，都在争论。”于是，贾平凹不得不把名字改了入院，化名“龙安”，意味着龙体安康的意思。很多不知实情的老头，还专门捡着书过来跟他讨论，于是医院也呆不下去，去了四川绵阳。

即便是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一些学者还是给予了贾平凹无私的支持。季羡林和先锋小说代表人物马原都公开表示支持他，“20年后，《废都》会大放光芒。”法国人也给予了贾平凹最大的褒奖，他们将“费米娜文学奖”授予贾平凹，法国很有名的文化杂志《新观察家》将他评选为1997年度世界十大杰出作家。

这么多年后，再谈《废都》，贾平凹说很多当时不理解的批评家现在也开始表现出宽容，“这本书里描写的是上世纪末中国的现实生活，我要写的是为旧的秩序唱的一首挽歌，同时更是为新秩序的产生和建立唱的一首赞歌，不幸的是，我的忧患和悲悯被一些人视而不见和误解。”虽然坊间一直盛传《废都》即将再版，但是贾平凹说目前还不太可能。

■多面贾平凹：老人的意识、娃娃的脾气；道家的风骨，农民的形象

虽然在文学创作上堪称“劳模”，贾平凹的业余生活似乎也并不单调，有关贾平凹的趣闻在坊间广为流传，他喜欢书法绘画，还以此“张榜收费”；酷爱奇石古玩，工作室犹如半个博物馆；创作时怪癖甚多，草稿一定要打在“纸背”上，“写字”前还得必须把地扫干净；他与台湾作家三毛堪称文学“知己”；他的吝啬是出了名的……新闻会上就连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也开起了贾平凹“吝啬”的玩笑。当有记者问到茅奖奖金的问题时错把5万元说成2万元，陈建功连忙打趣说，“你可千万别弄错了，不然平凹该跟我急了。”

贾平凹的“吝啬”在圈内早有“前科”。诸如“平凹外出，只需在裤带上别把牙刷便可走遍天下”，“平凹迎送客人下楼至巷口，貌似热忱，实则是为了让客人去公共厕所‘方便’以节约家中卫生间的用水”等这样的传闻比比皆是。

事实上，平凹自有他慷慨大方的一面。冯有源先生是贾平凹的同窗挚友，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与平凹同窗三年，深知他是那种最讲友谊，知恩知报的人，而且总是别人投以木瓜，他要报以琼瑶的。平凹为了写一部小说，曾在乡下一位朋友家住过一个多月，朋友一家人待他可谓关怀备至。书出了，有了稿费，听朋友说要买房子需用很多钱，他一次给拿出三万元。”

平凹作得一手好字画，上门索讨者络绎不绝，令他穷于应付，不胜其烦，他便在客厅正中悬一偌大镜框，内镶其最新的“书法”作品，文曰：“平凹九六年润格告示：自古字画卖钱，我当然开价。”他说他的本意是想谢绝太多人登门求字，结果该来的还来，成了他最大的“经济来源”。

生活中作为父亲的贾平凹显得笨拙而可爱，他面对爱女浅浅的任性和淘气时，却显得十分“无能”。一次，好友方英文住宿贾家，在小浅浅的枕头边发现了一个揉得皱巴巴的纸团，展开一看，原来是贾平凹写给女儿的“教女书”，遂大喜，心想，这可是一件难得的藏品，读之，却触目惊心──“我警告你：一，我不知向你提出几次说书桌要收拾，你总是不听！二，家里的笔全让你弄坏！这种不爱惜笔墨纸书的行为我们这个家不允许！三，从小养成不清洁的习惯是可怕的！四，你要乱，我帮你弄得更乱，你看着舒服不舒服……父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