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心范文第1篇

一、文学翻译

从翻译文体的角度，广义上人们将翻译分为文学文体翻译和应用文体翻译。文学文体包括小说、散文、喜剧和诗歌等，以特殊的语言审美创造活动抒发或寄托情感，为读者带来审美的愉悦和享受。文学作品是语言的重要艺术形式，形象、生动，不仅具有指称功能，还有表情功能，说明作者或者人物的态度和语气，强调文字符号本身的意义以及词语的象征意义。文学翻译在不违背原文思想、意义和语言风格的前提下进行创作，以传神的笔力力求取得与原文一致或相似的效果，从而达到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其主要任务就是要寻找和传递原文的深层内涵，再现原作的艺术意境，保留原作的美学价值。

文学作品的翻译与普通文本的翻译不同，它是语言艺术的再创造，需要译文读者对于译文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于原文的反应达到一致，因此文学翻译不是对原文简单的机械复制，需要在尽可能达到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实现艺术和美学价值的统一。一种原文会出现多种译文。能翻译的是表达的内容，不能翻译的是表达的形式。弗罗斯特曾说过：“诗就是在翻译中丧失掉的东西。”我们也可以说，寓意就是在翻译中丧失掉的东西。文学翻译，常常是翻译出了表层结构，深层含义和结构不容易被翻译出来。

纵观中国翻译史，文学翻译的理论基本按照“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一线索发展，但是在翻译实践时，对于部分交际英语的翻译遇到了“信达雅”或“信达切”所解决不了的问题。

二、“功能对等”中的词性抛弃

当中国的翻译理论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尤金・奈达适时提出了他的“功能对等”，简而言之，功能对等就是要让译文和原文在语言的功能上达到对等，而不是局限于语言形式上的对等。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文本中交际用语的翻译，比如《水浒传》31回中“武行者心中要吃，哪里听他分说，一片声喝道：‘放屁，放屁。’”的翻译难题。在该句中，赛珍珠将“放屁”译为“pass your wind”，尽管在意思和形式上译文与原文较为对等，但是很难达到原文的功能，给目的语读者也带来了一定的理解困难。关于功能对等，奈达大体上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描述，即词性、核心句和同构体，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观点就是在翻译中“抛弃传统的词性概念”。

传统语法一般将英语分为词法和句法，在词法中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词性概念，不同词性的修饰关系在我们的脑子中已根深蒂固，形容词修饰名词，副词修饰动词，句子靠连词连接等详细规则我们都已熟记于胸。学习英语如此，学习翻译亦是如此，由此导致了我们翻译时手脚被缚，难以灵活地进行语言的转化。

奈达认为用词性来描述语言只能揭示词与词之间的句法关系，但是语义的关系不容易做到较好表达，比如“She danced beautifully”，按照词性决定的句法关系只能译为“她优美地跳着舞”。很明显，该句在汉语中比较拗口，如果我们抛弃词性概念，将其译为“她的舞姿优美，或她舞跳的很美”则更为地道。为了能从翻译上建立起一个科学的模式来完善他的这个基本思想，他抛弃了已有的术语表达，而改用实体、事件、抽象概念和关系来对句子中的成分进行表述。

实体指具体的事物和人，如tree，boy等。事件指行动、过程等发生的事，如fall，play等。抽象概念指对实体和事件等质量和程度的描写，比如beautifuHy，cra―zily等。关系指用来将实体、事件和抽象概念连接起来的手段，比如连词或介词等。这几个名称提出就为我们翻译的灵活性提供了理论依据，比如environmentallydamaging waste，如按照传统语法分析的方式进行翻译的话就是“在环境上有害的废物”，但用奈达理论来分析的话，environmentallv和waste都属于实体，damaging属于事件，三者关系应为waste damages environment，据此，可以译为“损害环境的废料”，这和第一个译本相比就更为地道。该观点的提出为下面翻译技巧或策略的总结提供了理论依据，为“随心所译”点亮了指路灯。

三、文学翻译中的“随心所译”

（一）莫言作品部分原文和译文对比分析

“丁钩儿耳朵里有嗡嗡的响声，他想到蜜蜂。蜂蜜。蜜饯婴儿。此行任务重大，不敢马虎。窗玻璃似乎在微微颤抖。几架巨大的机械，在窗户外的天地间缓慢地、无声无息地移动着。他感到自己在一个水柜里，像一条鱼。那些矿山机械是黄色的。黄色令人昏昏欲醉。他努力谛听着矿山机械的声音，但任何努力都是徒劳。”――《酒国》

译文： A buzzing filled Ding Gou'er's ears. Bees andhoney， he was thinking， and honeyed infants. This missionwas too important to be undone by carelessness. The glassin the windows seemed to vibrate.

In the space betweenheaven and earth outside the room， large rigs moved slowlyand noiselessly. He felt as if he were in an aquarium， likea pet fish. The mining rigs were painted yellow， a numbingcolor， an intoxicating color. He strained to hear the noisethey made， but no dice.

首先通过对汉语原文的分析，可以得知该段人景描写交叉进行，描写顺序在中英文中没有较大区别，因此翻译时句子的语序无需调整，逐句翻译即可。进一步对比中英文可以发现，译文在句式、词汇的翻译上较为灵活。该部分中两个句子明显突破了原文的句子结构，在传达原句意思的基础上采用了符合英语表达的句式。其一是“丁钩儿耳朵里有嗡嗡的响声”，译者根据英文的表达习惯，在忠实原文意思的基础上，将其译为“Abuzzing filled Ding Gou’er’s ears”；其二是“此行任务重大，不敢马虎”，作者根据英文形合的特点，同时还得统一主语，于是灵活地将其译为“This mission was tooimportant to be undone by carelessness，”

“我的故事，从1950年1月1日讲起。在此之前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在阴曹地府里受尽了人间难以想象的酷刑。每次提审，我都会鸣冤叫屈。我的声音悲壮凄凉，传播到阎罗大殿的每个角落，激发出重重叠叠的回声。”――《生死疲劳》

译文： My story begins on January 1， 1950. In thetwo years prior to that， I suffered cruel torture such as noman can imagine in the bowels of hell. Every time I wasbrought before the court， I proclaimed my innocence in sol-emn and moving， sad and miserable tones that penetratedevery crevice of Lord Yama's Audience Hall and reboundedin layered echoes.

首先，对于《生死疲劳》书名的翻译，译者根据英语主语“物称”的特点，将其灵活地译为“Life andDeath Are Wearing Me Out”。其次，在该段的翻译中，译者没有逐句忠实地翻译，但是在意思上做到了对等，比如“我的故事，从1950年1月1日讲起”，译者没有束缚于“讲起”这个词汇。对于“我都会鸣冤叫屈”，译者也在理解意思的基础上，将其译为了“Iproclaimed my innocence in solemn…”，语言使用地道准确，究其原因，译者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勇敢地去掉了“舞者脚上的镣铐”，做到了随心所译。

（二）“随心所译”概念的阐释

“随心所译”并不是随便去译，而是首先分析原文，对其进行解剖，找出特定句子或篇章中的核心信息，这里的核心信息不是具有某个词性的特定词，而是抛弃词性的含义，可以把它抽象化，然后按照目的语的表达特点将所得到的核心信息用目的语传输出去，这一过程不是针对词的角度去翻译，而是基于核心信息，为了使译文更为地道，翻译单位一般至少是句子以上。只要句子包含了分析到的核心信息，在不影响句意的情况下，根据目的语表达习惯，译者可以相对灵活地在译文中增加或减少一定的词汇，表达可以使译到随心所欲。

在“I Was reliably informed”句中，核心信息为re_liable和inform，由此该句可以译为“我得到可靠消息”或“我得到的消息很可靠”。在英语专业“综合英语”教材的练习中有一句英译汉练习：“The white―haired farmer man laughed toothlessly.”根据语法分析，有的学生将其译为“那个白发苍苍的老农没有牙齿地大笑”，看到如此翻译，我们不免大笑。根据上述的随心所译法，我们首先分析该句中的核心信息为white―haired、farmer、laugh和toothless，基于汉语的表达习惯，我们就可以将其灵活译为“这位白发老农开心地大笑，嘴里没有一颗牙齿”或“这位白发苍苍、牙齿掉光的老农开心地大笑”等，至于采取哪个译本则需要看原文作者整体的写作风格。

英译汉如此，汉译英亦然。在实际的翻译实践中，一个有经验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已经将原句的核心信息考虑于胸。当我们将原句进行分析完之后，我们刚刚踏出翻译的第一步，还远没有到达目的地，显然单纯几个词的翻译还不够，需要重建目的语的表层结构，这时不能够按照汉语的结构进行复制，否则以上的工作就没有了意义。所谓重建就是按照目的语的表达习惯，将所分析的独立核心信息连接起来，由此一个与原文意思一致的地道表达就可以实现，这种翻译摆脱了原文的束缚。有人将译者比作戴着脚链的舞者，如果能够做到“随心所译”，译者的脚链就可以得到充分利用，就变成了装饰物，更能够体现跳舞的水平。

莫言的心范文第2篇

一

《承续与对话》一文开始就鲜明提出“仅仅盯住蒲松龄，还不足以论莫言的文化传承；其中非常重要的，至少可以和蒲松龄并置齐观而具有同等重要性的，还有西汉的史学家司马迁”。毫无疑问，莫言的文学创作与蒲松龄密切相关。甚至，他们的一些作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演讲《讲故事的人》里，莫言也自称是蒲松龄的传人。他还写过《学习蒲松龄》一文，是大家都熟悉的。因而，文中提出在莫言的文化传承中，司马迁能与蒲松龄“并置齐观而具有同等重要性”，这无疑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在《承续与对话》中，第一个论题是“文学使命的自觉与精神自况的折射”。文中引用了莫言新浪博客里的文章《悠着点，慢着点―――“贫富与欲望”漫谈》，其中有司马迁的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另一个论据是莫言看到了阿兰・图灵的故事立刻想到了司马迁选择宫刑而写《史记》的故事，以此论证莫言对司马迁及《史记》的“熟悉和频繁引用”。确实如此，在生活中能够顺手拈来的人物一定是自己非常熟悉或有过共鸣的，甚至是对自己有着潜在影响的。那么，莫言与司马迁之间是如何发生联系的呢？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我有一点补充。这是一封管谟贤写给莫言的信（1982年），从中可以推测莫言阅读《史记》应该是有意识的行为。信中这样说：“但我觉得，你应该在文史方面狠狠地下点功夫补补课，尤其是古典文学方面。从《诗经》《楚辞》一直到明清小说，要通览一遍；《左传》《史记》等史书也要读几部。尤其是《史记》，郭沫若（应该是鲁迅，笔者注）称其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读过你就知其中之妙。[2]”对于自己一向敬重的大哥的特别推荐，相信莫言也会予以特别关注。莫言与司马迁相遇，在“文学使命的自觉”上应该有所共鸣，但影响两人“文学使命的自觉”的因素却大不相同。与司马迁的家庭环境和成长教育不同，莫言出生于乡村，成长于“特殊年代”，自小家境贫寒，缺少文化传承教育。独特的童年经历和成年后逃离“庄户地”的不懈努力是莫言选择写作的重要原因。其“文学使命的自觉”也是建立在这种人生体验基础之上的。在《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中，莫言说：“我是一个在饥饿和孤独中成长的人，我见多了人间的苦难和不公平，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同情和对不平等社会的愤怒，所以我只能写出这样的小说。[3]”“这样的小说”体现了作品的个性化，即“是建立在作家独立思考和独立人格的基础之上[4]”的。而文学个性化的可能性则来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局面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家挖空心思，转弯抹角地想突破。莫言说：“我是80年代初期开始写作的，那时中国的文学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所有的几乎都突破了。[5]”与此同时，西方的许多文学作家被介绍了进来，成为大家争相阅读和模仿的对象。莫言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明的是“并不刻意地去模仿外国作家的叙事方式和他们讲述的故事，而是深入地去研究他们作品的内涵，去理解他们观察生活的方式，以及他们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6]”。我想莫言读《史记》也可做如是观。因而，影响莫言创作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他的个人成长体验和时代氛围是形成其小说观念的核心部分。而司马迁的生活境遇和历史书写给予莫言的感悟更像个人体验的超时空感应。

二

《承续与对话》的第二个论题是“叛逆性、‘好奇’和‘童心盎然’”。论题的展开是从莫言的两篇课程作业《楚霸王与战争》和《搜尽奇峰打草稿》开始的。司马迁的“叛逆性”表现为越出正史写作的模式书写《史记》。正如《承续与对话》中的观点：“莫言强调司马迁的叛逆性，何尝不是在夫子自道，表露出他的文学创作的‘大逆不道’的反叛，对思想束缚和文学成规的叛逆？”这句话概括出莫言与司马迁创作心理上的某些相似性。《承续与对话》中还引了莫言的观点：“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挨了那不该挨的裆下一刀，忍受着如此的奇耻大辱写汉家的历史，怎么客观得了。”在这里，莫言说得直白，指出了司马迁负气著史的心理状态。由此，这种“叛逆性”的意味也变得复杂起来。司马迁所具有的“精神独立的知识分子品格”也就值得怀疑。如果这种“叛逆性”是促成司马迁“换一个角度看世界”的关键因素，那么，“换一个角度看世界”也就更多具有情感性的参考价值了。

《承续与对话》提出莫言通过解读司马迁读出了项羽性格和司马迁性格中的一片“童心盎然”。继而引用明人李贽《童心说》和刘再复《童心百论》的观点，提出了莫言所言“童心”的三个特征。我赞同张教授关于孩子所具有的独特认知方式的论述，也认同“童心”的引入是莫言小说获得成功的奥秘之一。对莫言来说，“童心盎然”不仅体现在以童年视角提供了文学创作上的自如和优势，而且还在于它与莫言的乡村记忆紧紧缠绕在一起。余华说，我觉得一个人的记忆真的决定了他写作的方向[7]。如果用这句话来描述莫言的文学创作，则尤为恰当。像《枯河》《透明的红萝卜》就直接取自莫言童年的生活经历。小说《五个饽饽》《草鞋窨子》《遥远的亲人》《猫事荟萃》《白狗秋千架》《我们的七叔》《牛》等大量的作品里都有莫言家人和高密东北乡人的身影。据管谟贤《莫言小说中的人和事》说，莫言大部分作品中的故事，都发生在高密东北乡。在演讲《莫言小说创作的背后》里，管谟贤也说莫言的文学世界里，活跃着的许多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几乎都有原型。当然，莫言讲述的童年时饥饿的故事更是广为人知。正是童年时期的饥饿记忆使他成为一个对生命体验特别深刻的作家。莫言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三本书“看起来迥然有别，但最深层里的东西还是一样的，那就是一个被饿怕了的孩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8]”。除饥饿记忆外，还有关于母亲的记忆、声音的记忆、乡村日常生活的记忆、大自然的记忆等，也是童年记忆的一部分。甚至连七岁时腿上长毒疮的个人经历也写入了小说。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充满神秘色彩的“高密东北乡”的出现，也是莫言个人记忆特别是童年记忆向文学创作的回归。而且，此次回归是经过充分发酵，混合了丰富情感的个人记忆的回归。其中，有困苦的乡村生活，有个人创伤体验的纠结，有民间故事传奇的融入，有历史层面的反思，有西方文学观的借鉴等。孟子讲“不失赤子之心”。仔细体味“赤子之心”的内涵，其中有着未泯的良知，还有发自内心的责任感。在这一意义上，“童心盎然”与“赤子之心”有相近之处。在写《酒国》时，莫言说自己心中充满了儿童的趣味，疾恶如仇，胡言乱语，梦话连篇，又是狂欢，又是胡闹，又是醉酒。这种类似癫狂的精神状态便是“童心盎然”或“赤子之心”的形象呈现。有了“童心盎然”或“赤子之心”，便能够直书喝酒成斗酒，酒场成交易场，而且由酒场深入进去，参透人间冷暖，发现社会的全部奥秘。小说《日瓦戈医生》里有一段话写“俄国式天真”，指的是真生活、真性情、真感受，就是将文学视为人学。它与“童心盎然”“赤子之心”表达的意思相似，可谓中外同理。这样，对莫言和司马迁而言，“童心盎然”也就成了他们独特的人生体验和文学创作观的一种表达方式。张教授曾在文章中提道：“我写东西，是只认文本不认人的，说得玄一点儿，这是‘学院派’的作风，当年读书的时候，老师教的就是要学会‘背靠背’地做研究。[9]”这是谦虚的说法，其实是学者客观求实的学术研究态度的一种体现。对此，我认为面对不同的作家，研究方法应该有所区别。特别是评论莫言这样有着特殊成长背景，并且以记忆为主要书写对象的作家，对其本人生活体验的关注应该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切入点。故，我认为《承续与对话》一文中对“童心”的论述还有些空间可以发挥，因此做些补充。

三

司马迁和莫言的生活时间相距近两千年，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司马迁来说，他是一个具有人文精神的史学家。其不朽著作《史记》里跃动的是生命的真实和史实的力量。他还以生花妙笔为人们塑造了一个个具有个人魅力和卓异风采的古人形象，像战国四公子、项羽等。但是，我们在肯定《史记》价值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司马迁其人的时代局限。《报任安书》中这样说：“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可见，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与“俳优”有着渊源，帝王是可以加以戏弄的。这是我们全面认识司马迁时值得深思的问题之一。而《史记》之所以对后世影响巨大，除了司马迁素有修史抱负的原因外，更有《悲士不遇赋》里表现出的悲愤之情形成的对历史及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可以这样说，在其时的主流价值标准之外，司马迁的历史书写中有了个人情绪或个体价值观的介入。

在文学创作观念上，莫言清醒地意识到一个作家保持个性化的重要性。“我想一个作家读另一个作家的书，实际上是一次对话，甚至是一次恋爱，如果谈得投机，有可能成为终身伴侣，如果话不投机，然后就各奔前程。[10]”这句话的意思是作家之间的对话需要相互的默契和保持个体的独立。对司马迁，莫言更多的是以文学家的眼光来看他。《超越故乡》里说：“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堆传奇故事，越是久远的历史，距离真相越远，距离文学越近。所以司马迁的《史记》根本不能当作历史来看。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在民间口头流传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传奇化的过程。每一个传说者，为了感染他的听众，都在不自觉地添油加醋，再到后来，麻雀变成了凤凰，野兔变成了麒麟。历史是人写的，英雄是人造的。[11]”既然历史是人写的，英雄是人造的，那么，解构历史就有了意义。每个小说家都可以有历史书写和重构的野心和梦想。对于小说与历史的关系，莫言还说：“小说和历史是分离的。我觉得中国很多所谓的正史都是史官修正的，经不起历史的推敲。只有那些百姓口头代代相传的历史才经得起考验。[12]”这或许是莫言与司马迁心灵相通之处，也是莫言在小说中进行历史叙事的出发点。贾平凹对莫言有过一段精辟的评论，“他的传统性、民间性、现代性。传统性是必然的，他是山东人，有孔夫子，这是他的教育。民间性是他的生活形成。现代性是他的学习和时代影响。传统性和现代性是这一代作家共有的，而民间性是各有而不同，有民间性才能继承传统性，也能丰富和发展现代性。[13]”在这里，贾平凹突出了“民间性”的重要性，认为它是三者之中的主导方面。他在“民间性”里又强调了个体性、独特性。从这个视角来看，莫言对《史记》的理解也带有这种“民间性”的倾向。

概言之，因为受到《承续与对话》一文的启发，让我想到自己读过的莫言与司马迁之间相关联的一些文字，因而有了上文。在我看来，司马迁写《史记》，莫言构建文学共和国“高密东北乡”，虽然年代不同，但他们在书写时都有着自我意识，是清醒者，都是在用个体生命的激情、感悟撰写生命的历史和故事。而且，这也是超越时空的两个人能够对话的情感和思想基础。

注释

[1]张志忠：《莫言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132页。

[2]管谟贤：《大哥说莫言》，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页。

[3]莫言：《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用耳朵阅读》，《莫言文集》，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39页。

[4]莫言：《文学个性化刍议》，《用耳朵阅读》，《莫言文集》，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94页。

[5]同[3]。

[6]同[3]，第40页。

[7]余华、王尧：《一个人的记忆决定了他的写作方向》，《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4期，第23页。

[8]同[3]，第40页。

[9]张志忠：《莫言的九十年代进行曲》，《莫言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255页。

[10]同[3]，第40页。

[11]莫言：《超越故乡》，《莫言散文新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莫言的心范文第3篇

2012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莫言将在那里领取让他近日来不得安生的诺贝尔文学奖。此刻，他已从老家高密，返回北京平安里的家中，安静地准备获奖词。

当莫言10月11日在高密的家中被电话通知获奖时，被邀请届时携家人参加领奖活动，包括他90岁的老父亲，管贻范。

“父亲说不会去的，他哪都不动，就在村里呆着。”10月14日，莫言二哥管谟欣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父亲一辈子没出过远门。仅有的一次，是1993年母亲去世后，莫言为了让父亲散心，劝其到北京住。第一次坐飞机的管父，在北京“只住了十几天”。就连莫言和大哥在高密县城的家，管父也极少去，“每次去，当天去，当天回”。

高密东北乡，是管父固守一生的故土，这里滋养红高粱，也滋养充斥原始生命力的莫言式文字和魔幻想象。在保留下来的莫言手写文稿中，居多的繁体字制式，似是高密管氏家族耕读传家，造就靠文字获得诺奖的后人的隐秘基因。莫言获奖，是果。风光的果子，早已被生于清朝末年的大祖父所预言。

偶侯莫言

“（射）斗将来一定是个大偶侯。”看着调皮捣蛋、小名射斗的莫言，莫言大祖父对年轻的女儿管贻兰说，但他却遗憾地等不到莫言成为大偶侯，“到时候我已不在了，你能看到。”

作为莫言小说《蛙》中姑姑的原型，今年已75岁的管贻兰，是当地的“管医生”。听到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她一下子想起父亲生前的话，那会儿莫言不过是三四岁，而她也只是20岁左右的大姑娘。

偶侯是当地称“了不起的人”的方言，姑姑只会说，不知道这两个字如何写，她没问父亲因何做的这个判断。莫言的一位文友说，“偶侯”二字实是古语，在莫言的小说中出现过。如同当地口语中还保留“答应”的书面语“诺”字。而管氏家族留给后代的古风，比起穿插在高密话中的零星古语，不知要浓厚多少，尤其是被哥哥管谟欣看作莫言文学启蒙人的大祖父和祖父，就是记忆中古风保留最完整的一代，亦是最会讲古（古代故事）的老人。

清末民初，莫言曾祖父因官司败诉，迁至平安村（又称下洼），创业20余载，家富足，育三子。作为高密管氏第22世，生于清朝末年的祖父，名管遵义，字嵩峰；大祖父管遵仁，字嵩山，三祖父不幸死于抗日战火。靠耕读传家的高密管氏，历代多文学隐士，少有达官显贵。其先祖据说是同样居于高密一带的齐国宰相管仲。

“大祖父86岁去世，是老中医，擅长妇科和小儿科。”管谟欣说，莫言小学毕业中断学业后，跟大祖父学习了一段时间中医，背诵《本草纲目》、《药性赋》、《濒湖脉诀》。

在莫言兄弟们的印象中，白胡子飘逸的大祖父，手拄石葛拐杖，惯着宽松肥大的中式衣服，不但熟读《易经》，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管贻兰保留下来的少量处方底单，竖排的繁体毛笔小楷，刚劲有力，工整齐落的格局，一下子让人看到莫言文稿与之相近之风骨。

老人去世前，照旧用毛笔，将一生医术医学，写满一本，寄到了台湾——他唯一的儿子青岛解放时去了台湾。这个给管氏家族在“”年代带来不利政治影响的亲人，恰是《蛙》中姑姑男朋友的原型。留在父亲身边的管贻兰，亦靠中医吃饭，1973年后转向西医，在当地以接生技术闻名。莫言的女儿管笑笑当年便由其接生，她的二女儿王梅去年又为专门从北京回到高密的管笑笑，接生下莫言的外孙女。

“或许有一种过度的信任吧。”一生爱笑的姑姑，开心地解释这种独特的家族传承。

承袭大祖父书法之风的莫言，近年来用左手重拾毛笔书法，在其居住的高密小区，连门口拉着马车卖玉米棒子的农民都知道，小区门口那四个嵌在红色大理石上的繁体字“翰林书苑”，就是“莫言拿左手写的”。右手隽秀的硬笔书法写文稿，左手豪放挥毫透个性，双手各司其职。

莫言的另一位文学启蒙人、1978年去世的祖父管遵义，精于农活，木匠活也极有天赋，“桌子凳子被他瞅一眼就会做，自学算盘，算账快，博闻强记，这一点莫言很像他。”管谟欣说爷爷没上过学，地道的农民，家里至今还有他当年做的家具，“使不坏”。祖父母给孙子们留下的最深记忆就是乐善好施。

“小时候，奶奶常为过节发愁。”莫言67岁的大姐管谟芳回忆说，逢年过节，乡亲们感念爷爷奶奶曾帮过的忙，都会送点礼物，“奶奶都会换样东西还回去，有时候还会蒸好多馒头，送给吃不起饭的人家。”

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三年时，管家人自己也吃不上饭，管谟芳无法上学，漫山遍野去挖野菜让家人吃上东西。而生于1955年的莫言，在开始形成记忆的年龄上，身心饱受饥饿折磨：“岁月留给我最初的记忆是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的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野菜的情景。”女性在家庭中默默付出的角色，成为莫言在文学世界里对女性讴歌的原动力。

而爷爷们嘴里的那些包罗神灵鬼怪、三皇五帝的故事和历史，引起莫言对农村民间文学的莫大兴趣，他把用耳朵阅读而来的所有故事，全部演绎在自己的小说中，《球状闪电》、《金发婴儿》…… 但在当时，听故事的莫言，给姑姑管贻兰的模糊印象就是，“他都能记住那些故事，还能活灵活现再讲给别人听，很用心，还会提好多问题，这可能是跟其他同龄小孩子的区别所在，也或许是父亲看到他将来有出息的原因吧。”

祖辈人的遗风，并非仅作用在莫言身上，大哥和二哥同样喜好文学，甚至在管父对“耕读传家”的接力下，平安村出了第一个大学生，即莫言文学上的另一位启蒙人——大哥管谟贤。年长莫言12岁的大哥，1963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留在家里的文学书籍，被精神饥饿的莫言奉为至宝，其后还曾指导莫言早期的小说创作。

1966年小学毕业正值升中学的莫言，大学梦还没做多久，因中写大字报批老师，加之家庭被划为中农成分的政治因素，学业被迫中断，回家孤独、憋屈地当农民，直到20岁。

农民莫言

“今年春节的团拜会上，莫言虽然是以作协副主席身份第三次参加，但他还是只谈农村问题，农村空心化、土地撂荒的现实情况，他和书记谈了很多。”管谟欣说，莫言每次回农村老家，也只和自己聊点田里的事，从不谈自己文学创作方面的事情。

“莫言啊，当年和我们都是一个生产队上的，刨土、推车，啥活都能干。”66岁的郭元礼，背着手，咧着嘴，站在被保护起来的、莫言出生的那所土屋后，看着操着各地口音，甚至还有韩语的国内外游人，心里乐。

原本诉说着农村空心化、被空置了近20年的的祖宅老屋，已被当作一道景点。游人来参观破败的老房子，屋前屋后、屋外屋内，每个角落都不放过。再怎么看，也只能看到留下的破旧物件，老式收音机、饭桌等等，而无法像郭元礼在脑海里如回放老电影般，清晰看到莫言在此生活20年间的场景。更无法看到：莫言今天的一切，与院子里仅有的活物——两畦胡萝卜的照看者、莫言90岁的老父亲管贻范有着莫大的关系。

“莫言爸爸是很严肃的一个人，从来没见他开个玩笑，对孩子教育那是真严，他自己也爱看书，在村里当会计，很有威信。”郭元礼指着这个上世纪60年代建起的5间土垒老屋，别看房子小，当年可是生活着十几口人，莫言的爷爷奶奶，包括莫言叔叔一家6口人。管父年轻时还曾逼自己的弟弟管贻喜外出求学，“不上学白瞎了。”莫言祖父说，“非上学不中？干活就不能吃饭了？”如今80岁的管贻喜，是农村那代人中少有的退休工人。

“那会儿还有东西厢房，莫言兄弟常在那里看书。他大哥就是在厢房里复习了一年，考到上海，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郭元礼没想到，每天干完生产队里繁重农活的莫言，回去窝在厢房里看闲书，竟也看出了条出路。

农村人喜欢把小说类书籍称为闲书。即便喜欢给莫言兄弟讲故事的管父，也不喜欢莫言看这些闲书。当兵、上学，是他对三个儿子，包括弟弟管贻喜家孩子的要求，因为这是当时农村孩子唯有的两条摆脱贫穷、摆脱饥饿的出路。

生于1923年的管贻范，解放前上了四年私塾，对于“传家无他法，非耕即读”的传统生存智慧，他的认识更为深刻。和自己的父亲一样打一手好算盘，会木匠活，解放后当上了合作社、生产队的会计，人称“万笔清”会计。但在家庭财产充公、加入合作社的时代背景下，莫言的爷爷并不想把辛苦积攒的财富——两头牛交给合作社，“爸爸跟爷爷讲道理，说这是形势，不交不行。”

管谟芳如今和大弟弟管谟欣都住在平安村，忆及过往，全是父亲掌管家庭时，和母亲如何费尽心力营造出一个和谐的大家族氛围，“他每天干完活再累，回家也得先到爷爷奶奶屋里道个安。”

莫言曾在《父亲的严厉》中如此描述：“父亲的严厉，在我们高密东北乡都是有名的。我十几岁的时候，经常撒野忘形，每当此时，只要有人在我身后低沉地说一声：你爹来了！我就会打一个寒战，脖子紧缩，目光盯着自己的脚尖，半天才能回过神来。……用我大姑的话说就是：你爹身上有瘆人毛。”

“就是现在，老人让我们站着我们不敢坐着。”管谟芳说，当然，这也是兄弟们对老父亲的一种敬重，“从小规矩出来了，已经成习惯了。”

1984年，管父从会计一职上退下来，人开始变得慈善起来。母亲对儿子们说，在阶级斗争的特殊时期，身为中农出身，在外混事的父亲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忍气吞声，因害怕儿子们在外闯祸，自然没好脸色给他们。

“莫言的笔名，也正是父亲在那个年代希望我少说话的管教。”莫言解释笔名的真正来由。

莫言二哥管谟欣高中毕业考空军，身体条件过关，却因中农家庭的政治帽子，被挡在军队外。“政治上不行，自己找出路。”管父的话，总是掷地有声。管谟欣在村里学会机械维修，当上技术员，同时还兼职公社通讯员，写写稿子，帮乡里起草个文件之类。和莫言一样，二哥也惯写繁体字，一笔一画，极其工整。

1976年，莫言如愿当上兵，这一年，他定了亲。

兵弟弟莫言

“他20岁那年当的兵，爹娘为他定的亲。他前脚走，他的妻子后脚就到他家来帮着做事了，莫言连面都没见上过。……那年他探亲，爹娘告诉他该娶媳妇了，于是莫言成了家。于是就有了莫言听德沃夏克珠泪横流的痛楚，于是就有了莫言探亲时潮气很重的清晨一直溜达到如血的夕阳涂在高粱叶上的凄凉。”艺术学院的刘毅然笔下的好友莫言，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办了终身大事。

妻子杜芹兰，家中排行老大，比家中排行老幺的莫言大两岁。“我们都在当地的棉花加工厂上班，只是那个年代，男女之间是不说话的。亲戚说的媒，1979年我们结的婚。”10月15日，在高密的家中，朴实打扮的杜芹兰，提起和莫言的结合，对《瞭望东方周刊》坦陈确系父母之命。“莫言在外当兵，大哥大嫂外地教书，他母亲身体不怎么好，我本身是长女，眼里活多。”

1981年，莫言双喜盈门，一喜女儿管笑笑降临，二喜处女作《春夜雨霏霏》发表。虽不是爱情婚姻，莫言却在婚后进入小有收获的早期创作阶段，1982年《丑兵》、《未了孩子》连续发表，1983年的《民间音乐》更是获孙犁赏识。

1982年，莫言被破格提干，在其看来，这比获得诺奖还让家人高兴，“真正意味着命运改变了”。1984年考入艺术学院的莫言，发表了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自此，找到创造灵感的莫言，进入创作的狂飙突进期，而刘毅然认为莫言的爆发理所当然，“上足底肥的庄稼不好才怪呢！”：第一次提及高密东北乡的《白狗秋千架》、被改编成电影的《红高粱家族》等一部部诞生“在温柔的飘散着牛粪味儿和狗屎味儿的风里”的作品，筑起一道道拾级而上的阶梯。

面对如此上进的丈夫，杜芹兰说自己是大老粗，两人之间存在差距是必然，但莫言却从未和她红过脸，仅有一次，因为孩子的事，两人吵过架，“后来再也没吵过”。聚少离多的军婚，想吵架都见不到人。1988年，莫言把妻子和女儿带出农村，办了城市户口。“也就是从那会儿起，我才能照顾上莫言。”妻子杜芹兰对丈夫有些心疼，“在这之前，他一个人在外面，经常搞创作吃饭不定时，得了胃病。”

在亲戚眼里，莫言不论走到哪里，就把妻女带到哪里。这一点非诳语，在莫言文学馆里，莫言频频海外讲学、领奖的留影，妻女伴其左右的场景，已固定在镜头中。

“在弟弟进部队前，父亲就给他打了预防针，将来不管怎样发达，发妻不能抛弃。”管谟芳说，兄弟四人，婚姻上都是和睦之象，而四个家庭的子女，也多为教师。

与莫言之间拥有着比男女爱情还有力的男人之情的刘毅然，念及莫言在多少凄清独孤之夜一想到爱情就锥心疼痛，不免自问，中国人干嘛不能按照自己的好恶去生活呢？莫言告诉过他，“毅然，你根本不懂农村”、“人格不高尚就绝写不出好作品”。

读懂了莫言的刘毅然，忽然读懂了他的小说，“他把他所有的愤怒痛苦，爱和恨，都倾注在他的小说里。……正因为生活中痛苦灵魂的扭曲使他在作品里加倍地狂放奇崛，深沉雄厚，营造了一种具有强烈现代意识又是典型中国农村生活的特殊艺术氛围，这或许是一种补偿一种平衡？”

莫言的心范文第4篇

[关键词]莫言；民族性；海外传播；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7）02-0058-05

Cultural identit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e role of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Mo Yan’s fictions

YIN Hong-sh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 China）

Abstract：Mo Yan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2012， which marked the increasing global influe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acceptance of his fictions rests in the characteristic Chinese cultural elements implicated in these works and the universal human sentiments expressed therein. Besides， the effective cross-cultural dissemination of Mo Yan’s works is attributed to the superb translation by the overseas sinologists. In his literary creation， Mo Yan not only describes the Chinese folk culture， but also suggests some cosmopolitan cultural concepts. The study of these cultural resources will be beneficial for strengthening and enriching the supportive system of China’s cultural soft power.

Key words：Mo Yan； nationality； overseas dissemination； cultural identity

莫言是代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莫言的作品曾被译成多种语言出版并屡获国际重要奖项，最终摘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殊荣。莫言作品以山东高密东北乡文化为创作源泉，借助精准的翻译和有效的对外传播，向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民间文化的独特魅力。本文将从莫言作品的民族特性出发，研究其作品的翻译和传播特点，在此基础上探讨实现东西方文化认同的有效途径。

一、莫言作品的本土性和民族性

莫言出生于山东高密，并在此生活20多年。走上文学之路的莫言在创作上一直立足于故乡故土，其作品多以高密为地理空间，文字间散发出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高密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奇异多姿的风土人情成为莫言创作的不竭源泉，其作品中所体现的本土性和民族性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莫言的创作中，高密东北乡是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景，故事中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再现了乡土文化在莫言早年生活中的印记。莫言笔下的东北乡，是一个充满朦胧和神秘色彩的离奇之地，那里有平原、高山、河流、荒野、成片的高粱等，是一个被高度艺术化的文学王国。现实中的东北乡则是一马平川，“莫言正是立足于高密的黑土地，将真实的人物与事件，纳入了独特的艺术结构中，从而写出了一系列有着独特的地域历史氛围和地域人格色调的佳作。”[1]

在《红高粱家族》中，高粱作为高密本地的一种普通植物却被赋予了激荡人心的想象，其刚健挺拔的身姿和野性十足的色调极大渲染了故事的凄婉与悲壮。其中“我奶奶”与土匪余占鳌的野合，恰恰发生在充满原始生命力的高粱地里。从叙述的手法来看，高粱不仅为故事的叙述提供了背景，也与人物的命运息息相关。“我奶奶”在与日军的抗争中不幸中弹，临死前躺在高粱地里，望着青天和飞过的白鸽，似乎听见了身边的高粱发出的哀鸣。在莫言的小说里，高粱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植物，而是根植于我们民族意识的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和抗争精神。

莫言小说中的很多人物也有很强的现实感。《红高粱家族》中的县长曹梦九就有一个真实的人物原型，莫言在小说中直接采用了他的真名。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高密县长，在匪患猖獗的年代，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使高密由乱到治，社会秩序井然。曹梦九治理高密往往不按常理出牌，“一阵风，一阵雨，一阵晴天；半是文，半是武，半是野蛮”便是对他的最好写照。这部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或多或少取材于高密当地的民间故事，如土匪头子“我爷爷”余占鳌，烧酒作坊里兢兢业业的罗汉大叔等。在小说《檀香刑》中，主人公孙丙的原型是清末年间高密当地一个名叫孙文的民族英雄，相传他曾率领胶济铁路沿线的百姓抗击德国的侵略，后来由于叛徒告密被捕，被害时年仅45岁。孙文抗德阻路的故事在高密家喻户晓，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了莫言的心田，为莫言后来创作《檀香刑》这本充满深刻记忆的小说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莫言的文学创作根植于高密的历史文化积淀，特别是茂腔、泥塑、剪纸等民间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为诠释人物的命运打上了本土印记。茂腔是高密的地方戏，其婉转凄切的曲调支撑着《檀香刑》这部作品的叙事模式。正如莫言自己所说，在儿时的记忆中，有两种声音对其后来的创作影响甚大，一是铿锵有力的火车声，二是家乡的地方戏茂腔。在《檀香刑》的写作中，莫言完成了童年记忆中关于火车和茂腔的一次丰美的想象[2]。茂腔虽是地方小戏，但在莫言的心中，其分量远远超过了那些尊贵高雅的戏种。借助高密东北乡所特有的戏文唱词，莫言将《檀香刑》这荡气回肠的悲歌凄楚地叙述出来。在这部作品中，莫言恰恰是从故乡高密的原始经验出发，抵达了具有中国人民族气质的精神王国。

莫言作品中的故事多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个经过艺术再造的场景中，小说中的人物也多取材于民间故事和传说。莫言能把熟悉的故乡场景转变为想象的景象，并且在新领土上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价值体系[3]。作品中，莫言叙述的是中国人特有的生活，表现了中国人特有的顽强和生命力，这种颇具泥土气息和本土性的叙事风格将历史与当代融合在一起，使中国文学走向了世界。因此，“莫言的写作是从超越个人经验出发，沾染了浓烈的地方色彩和民族性格，最终为世界所接受的”[4]。随着莫言作品在国际上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品中所描述的中国地域文化元素也自然成为世界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莫言作品的海外传播

莫言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走向世界并获得诺贝尔奖这一殊荣，不仅与其所特有的本土性和民族性有关，也得益于有效的海外传播在东西方文化认同中所起的作用。1988年，改编自莫言小说的影片《红高粱》获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在国际上获得的首个大奖，不仅成就了当时的导演张艺谋，也极大提高了莫言在海外的知名度。电影作为一种不同于小说的艺术形式，能够超越语言的障碍，通过声音和画面传递作品的意义，更容易激发海外受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从而产生进一步阅读莫言小说译本的需求。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相比，莫言本人比较注重与海外翻译家的交流，美国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瑞典翻译家陈安娜等都不遗余力地向海外读者推介莫言的作品。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莫言小说已经被译成了英语、法语、德语、日语、瑞典语、越南语等多种版本。

葛浩文教授是莫言作品英译本的主要翻译者，截止到2012年底，葛浩文已经翻译了莫言的7部小说，1本小说集和1部回录，为莫言作品在英语世界树立国际声誉做出了巨大贡献[5]。在葛浩文眼中，莫言是最具历史感的中国当代作家，“我真心喜欢莫言的所有小说，并对翻译它们乐在其中。”[6]葛浩文喜欢莫言作品的原因各式各样，在他看来，《酒国》在创作手法方面最具想象力且最为丰富复杂，《生死疲劳》堪称才华横溢的长篇寓言，《檀香刑》则极富音乐之美。

葛浩文在翻译莫言作品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不仅通晓自己的母语，而且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国内虽然不乏外语水平出众的译者，但与海外的著名汉学家相比，在准确把握译入语国家读者的语言习惯、文字偏好和审美品位方面仍存在不小的差距[7]。鉴于中西方文化之间所固有的交流障碍，文学作品的翻译不仅要关注文字转换问题，还要关注译作的传播与接受等问题。莫言作品中涉及许多中国本土文化元素，其语言风格“土得掉渣”，葛浩文采取了“求异求同”的翻译策略，不仅巧妙地保留了原著的地域文化特色，而且积极应对译作接受和原作艺术性再现问题，因此其译作在西方世界赢得了大量读者的青睐[8]。

在欧洲，法国是莫言作品译介最多的国家，迄今已经有18 部小说（集）被翻译成法语[9]。早在1990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和《天堂蒜薹之歌》便被译成了法文，目前共有18部莫言的译作在法国出版发行。莫言作品在法国读者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先后于2001年和2004年获得法国“卢尔・巴泰雍外国文学奖”和“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法国翻译家诺埃尔・杜特莱教授高度评价莫言的文学成就，同时坦言翻译中遇到的一些困难，特别是莫言在作品中使用的大量高密方言。莫言非常理解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做的贡献，表示自己之所以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离不开各国翻译家的创造性工作。

莫言作品在德国、瑞典、俄罗斯等国也有不同程度的译介。特别是在瑞典，著名翻译家陈安娜对莫言作品的传播做出了不同寻常的贡献。她的出色翻译不仅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其译作还曾获得瑞典文学院的翻译奖。虽然莫言的小说已有多种语言的译本，但陈安娜翻译的瑞典语译本更加贴近瑞典文学院的诺奖评委们，莫言作品的艺术水准也更容易获得诺奖评委的肯定。不过，陈安娜本人并没有把莫言获得诺奖归功于自己，她更加推崇葛浩文在莫言作品海外传播中的作用，认为如果没有葛浩文出色的翻译，莫言的作品难以进入西方读者的视野。实际上，正是各国翻译家的不懈努力和辛勤付出为莫言的作品走向世界铺平了道路。

缘于相似的文化背景，莫言作品在一些亚洲国家获得了高度认可。在日本，莫言的大部分作品都有了日文版本，最主要的翻译者为吉田富夫和藤井省三。吉田富夫的生活经历与莫言相似，都出身于农民家庭，莫言作品中描述的农村生活引起了吉田富夫的强烈共鸣。吉田认为，莫言的创作手法巧妙，其天马行空式的叙述风格抒发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欲望。在他看来，莫言获得诺贝尔奖恰恰证明了文化可以超越国界，触及人内心本质的东西能够获得广泛的认同。藤井省三是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并翻译莫言的文学作品，至今已出版十余部莫言译作。除了翻译莫言的文学作品外，藤井还发表了有关莫言的研究、评论、介绍等文章。藤井同样高度评价莫言作品的艺术价值，并第一个提出莫言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10]。

从以上可以看出，莫言小说之所以能够为世界所接受，既与作品本身的优秀特质有关，也离不开有效的海外传播与推介。一方面，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来看，莫言笔下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故事已经超越了其个人经验，沾染了浓烈的中国气息和民族性格。莫言作品特有的民族性与现实性的融合，成为海外读者透视中国人心灵的一把钥匙[11]。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认同离不开翻译所起的作用。在这方面，莫言是幸运的，遇到了葛浩文、陈安娜等著名的汉学家；同时，莫言也是开放的，他从不给予翻译家的工作任何限制，非常敬重翻译家的劳动。正如莫言本人所说：“有时候，翻译比原创还要艰苦。我写《生死疲劳》，初稿只用了43天。瑞典汉学家陈安娜，整整翻译了6年。”[12]

总之，莫言长期扎根于乡土文化的现实土壤中，凭借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和有效的海外传播赢得了国际声誉，他的人成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标志，也为如何增进东西方的文化认同这一问题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答案。

三、东西方文化的认同构建

文化认同与文化传播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文化认同是文化传播的基础，另一方面，文化传播会进一步增强不同文化之间的认同感[13]。莫言作品所展现出的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是其获得世界认可的根本所在，而成功的译介和海外传播则有助于冲破固有的文化隔阂。

在东西方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意识形态差异、价值观差异和审美差异等都会导致文化之间的认同障碍。莫言小说能够超越这些差异而为世界所接受，从内心深处打动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说明其作品表达出了人类的一些普遍情怀。那么，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如何借助文学作品这一蕴含文化软实力的载体，提高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呢？

首先，文学创作应当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通过对民族命运的书写表达人类的普遍感情，这也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力所在。东西方国家之间虽然有着迥然各异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但普通人的命运却有着极为相似的轨迹。文学的使命在于把不同民族个体的人生体验表达出来，从而引发人们对生命意义的共同思考。莫言的成功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文化认同的基础恰恰就是作品所传递的人性关怀和民族关怀。一方面，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传播中国声音，并通过对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的双重叙事重构中国的国家形象，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铺就了希望之路。另一方面，莫言作品受到世界关注恰恰体现了中国崛起背景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同发展的重要性。随着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经济大国。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必然会引发世人对“中国故事”的兴趣，而这则是莫言作品能够在海外获得广泛传播和接受的时代背景。需要指出的是，相对于中国目前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我们需要更多像莫言这样能够有效传播中国声音的文化使者，以中国式的书写展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继而引发海内外读者的情感和文化共鸣。

其次，需要分外重视翻译所起的独特作用。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学语言的翻译历来是文化交流最主要的形式之一。莫言的作品能够被译成多国文字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离不开翻译家的功劳，然而，对于如何翻译文学作品人们却有着不同的看法。葛浩文等汉学家在翻译莫言的作品时并未采用逐字逐句的翻译，而是根据译入语国家的读者习惯进行了一定的删改，这种翻译方法对赢得西方的出版市场大有裨益，也为莫言作品的海外传播铺平了道路。不过，这种过于本土化的翻译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批评。例如，葛浩文在翻译莫言的作品《天堂蒜薹之歌》时将故事结尾做了较大修改，虽然莫言本人对此没有提出异议，但翻译界的许多人士认为这是对原作的一种背叛。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从时代背景来看，西方汉学家对莫言作品采取的翻译策略有一定的合理性。20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在西方的知名度还不算高，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还比较陌生，翻译家面对尚未培育起来的出版市场，首先关心的是如何让读者能够跨越文化障碍接受来自中国的文学作品，对原著进行一定的改译也就不足为奇了。否则，就像葛浩文自己所说的，逐字翻译不但让人读不下去，更会对不起原著和作者本人。从莫言作品获得诺贝尔奖这个角度来说，西方汉学家的翻译是值得肯定的。不过，随着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逐渐增强，西方读者对中国作家的叙事风格会更加熟悉，译者的翻译策略自然也会发生变化，会更多地保持原作的风貌，从而可以在文化平等的立场上传递中国声音。

再次，多样化的传播渠道是中国文化获得世界认同的必由之路。文学作品对外传播的主要方式是图书的出版和发行，但单一的传播方式未必能够起到良好的效果。从国外文化产品的传播来看，往往伴随着图书的出版发行，影视剧的上映和热播也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以《哈利・波特》为例，小说出版后不仅在英语国家引发了一股阅读狂潮，而且被译成了55种文字在全球发行；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则通过跨媒体的传播方式引发了海外读者的再阅读，进一步推动了图书的全球销售量。英美国家的文化产品输出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规范的机制，通过借助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的优势地位，不仅在文化产品的对外传播中取得了媒体整合带来的立体化规模效应，而且在文化价值观的输出方面占得了先机。相对而言，我国的文化产品输出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渠道，与欧美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根据鲍晓英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进出口图书存在着10：1的贸易逆差，对外输出的图书版权中有70%面向的是港台及东南亚华人市场，而引进的书籍大部分来自欧美国家[14]。因此，如何在对外文化传播中及时推进国家战略，通过媒体资源整合拓宽传播渠道，使我国的文学精品成功进入西方国家的主流阅读语境，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我国已经从战略高度意识到了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性，并启动了一批文化经典外译项目，如“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虽然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做出了很大努力，但由于缺少整体的协调和规划，总体效果并不理想[15]。这说明，我国的对外文化传播还需要反思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从莫言作品在国际上取得盛誉并广泛传播的经验可以看出，仅靠图书这一单一的媒介形式难以完成对外推介中华文化的重任。莫言的作品在海外获得高度关注一方面得益于作品改编为电影在国际上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也与莫言自身注重与国外阅读市场的接触和互动有关。莫言本人广泛结识海外的著名翻译家，并与这些译者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同时，莫言还经常出席海外的作品推介会和读者见面会，并与很多普通读者接触。在中国当代文坛，与莫言创作实力相当的作家不乏其人，如余华、苏童、贾平凹、王安忆等，但就作品的海外传播效果来看，莫言毫无争议地当属第一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作家本人是否具有国际化的视野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传播范围。因此，只有遵循文学传播的内在规律，借助多样化的传播媒介和渠道，文学才能走出本民族的阅读群体，进入一个更为广泛的阅读语境，从而真正实现民族间的文化认同。

四、结语

随着莫言获得诺尔文学奖，国内外对其作品的研究日趋增多，研究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莫言作品的海外传播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契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乡土文化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同。这与作品本身所特有的文化语境和民间色彩有关，也离不开成功的翻译技巧和传播策略。莫言作品的多语种译本跨越了中西方文化心理的隐形门槛，成功地进入了译入语国家的主流阅读语境，为中国民间文化获得国际认同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既有利于促进我国地方文化的对外开放和交流，也为建立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支撑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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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心范文第5篇

这几天，围绕莫言能否获奖，争议很热闹。即使此刻莫言获奖了，争议或许还将持续。

无论喜不喜欢莫言的作品，都不得不承认，莫言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莫言是一个有许多好作品的作家，莫言是一个被许多人喜欢的作家。文学奖项就是这样，无论来自国际还是国内，都只是一个评价。只要这个评价，是有基本标准的，评价过程是基本公正的，那这个文学奖项就值得尊重，这个获奖的作家就值得尊敬。

获得诺奖，是对莫言这么多年的努力，是对这么多优秀作品的一个极大肯定。一定意义上，这也是对中国文学的一个肯定。这些年来，舆论对于文学有着太多的期望，期望难以实现之下，也产生了太多的失望。很多人感慨，中国文学缺少真正的充满思考的现实主义力作。这样的遗憾，不会随着莫言的获奖，而一举消散。但我们必须看到，遗憾中依然有着欣慰，现实中存在着这样一些作家，他们在努力地思考着，在认真地写作着。这个稍稍浮躁的文学圈，并没有完全改变作家们的操守。那些可以被称为良心的作家，那些可以被称为精品的力作，或许有点微弱但依然客观地存在着。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文学，就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纷繁复杂中，永远都有着希望。

莫言获奖的意义还在于，它让我们从此多了一份从容。这个奖项，更多是莫言个人的突破，更多是对莫言个人的承认。但文学是一种心灵事业，它是记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心灵旅程的风景和思考。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讲要淡看诺奖，但真正的淡看，取决于曾经达到高度，或者可以达到高度，是一种俯视角。这种平淡和自信的心态，因为莫言的获奖，而有了更多表现机会。平常心看待诺奖，自信地面对世界，从此有了更多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