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哲学范文第1篇

因此，当代人们提到生命科学哲学就有两层含义。狭义地讲，生命科学哲学是关于生物学的哲学，主要研究生命的本质、生物学的理论结构、概念框架、一般方法等问题。换句话说，生命科学哲学就是关于生命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哲学学科。在此意义上，“生命科学哲学”即是“生物学哲学”，它是科学哲学的一个子学科。广义地讲，生命科学哲学是科学哲学的新思潮。传统的科学哲学究其根本，都是以物理科学（包括物理学和化学等学科）为根据的，所以新哲学家们把这种哲学称之为物理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Physical Science）。新哲学则主要是以生命科学为基础而又兼顾物理科学。所以为了突出新哲学与传统哲学的不同，一些哲学家把这种新哲学称之为生命科学哲学。

1　生命科学哲学兴起的背景

自然科学是哲学的基础，任何一种哲学的产生都与当时的科学背景密切相关。近代科学是从1543年开始的，虽然这一年出版的两本伟大著作中的一本——维萨里的《人体的构造》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可是其后的一百多年，生物学并没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运动学和力学却首先得以快速发展。1687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使经典力学这座宏伟大厦最终落成。此后，物理科学的其它学科也都先后发展起来并逐步成熟。与此相对，生物学在牛顿时代尚处于孕育时期，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还处于搜集材料的阶段”，牛顿的物理革命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生物学的革命性变革。生物学思想的重大革新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才开始产生的。因此，当科学哲学在17世纪和18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或者说，当培根、笛卡尔、莱布尼兹和康德论述科学和科学方法时，完全是以物理科学为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物理科学的思想和方法自然成了评判一切科学的标准，大多数哲学家理所当然地把物理科学看作是科学的标准范式，认为一旦理解了物理科学，就能理解其它任何科学。尽管早在19世纪中叶，达尔文就曾说过生物学的成就将会使哲学出现新繁盛，可是19世纪的科学哲学仍然完全根植于物理科学之中，不论是第一代实证主义（孔德）还是第二代实证主义（马赫），他们关于科学的本质，科学的理论结构和概念框架、科学方法等等的论述，完全是以经典物理学为依据的。进入20世纪，实证主义发展到了它的第三代——逻辑实证主义。正如提出这种理论的核心人物所说，逻辑实证主义主要依据的自然科学理论是数理逻辑和20世纪初诞生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面对这种情况， 著名的生物学家和哲学家恩斯特·迈尔（ErnstMayr）不无遗憾地说：“自从伽利略、笛卡尔、牛顿以来直到20世纪中叶，科学哲学一直由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所左右达数百年之久”( 〔2〕．piv)。

然而，本世纪中叶以后，由于传统科学哲学的自身危机以及分子生物学革命和综合进化论的革新，使哲学家们开始转向对生物学的哲学概括，以便从生物学中找出科学的新范式，于是，有关生物学的哲学思考成为西方科学哲学讨论的一个最热点的领域之一。在这种讨论中，生物学哲学作为一门学科逐步成熟。

我们先从传统科学哲学的危机谈起，传统科学哲学有三个主要的教条：一是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命题是综合命题；第二是还原论，“即认为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名词为基础的逻辑构造”；第三是演绎的解释理论，认为科学解释就是推理，一个需要解释的对象，只要它能从一些规律性陈述和一些前提条件中推导出来，它就得到了解释。其中第二点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中心命题，这个命题换个说法就是认为，在科学中，观察（或经验）和理论是可以完全分开的，科学的本质就以经验为基础建立科学理论，科学理论的正确与否就是看它能否得到证实。奎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已对这种经验与理论的二分法以及第二个教条进行了批评。不过，决定性的批判则来自波普尔。波普尔认为，从逻辑的角度看，完全证实是不可能的，然而反过来，证伪却是可能的。由此，波普尔提出了证伪主义的科学纲领：科学的标志不在于它的可证实性，而在于它的可证伪性。由于波普尔的工作，科学哲学开始发生一个重大的转变：从研究科学理论的静态结构转向研究科学理论的历时结构。于是库恩的范式论、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方法论、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等科学哲学理论相继出现，使传统的科学哲学出现严重的危机。

我们再从生物学本身的发展看。自从1953年沃森（J.D.Watson）和克里克（F.H.C.Crick）认定DNA的双螺旋结构以来，生物学便跨进了飞速发展的新时代。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遗传密码就得以破译，基因的作用机理也弄清楚，遗传工程亦开始实施。同时，由于新知识的渗透和综合，生物学的一些古老的学科，如进化论、胚胎学、分类学等也面貌一新。一时间，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股研究生物学的热潮，生物学成为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革命以来发展最快，成就最多的学科。生物学的这些革命性发展自然引起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对它的关注。他们或者利用生物学的成就重新评价以往科学哲学的适当性，或者从生物学中总结出独特的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问题。

传统科学哲学的危机以及生物学的持续发展因此使生命科学哲学成为当代科学哲学研究中的最激动人心的领域。各种论文和论著大量涌现。1985年，在一些哲学家和生物学家的努力下，一本专门讨论生命科学哲学的杂志——《生物学与哲学》也在西方创刊。作为一股新的科学哲学思潮的生命科学哲学就是在70年代兴起的，在80年代和90年代，这门学科逐步成熟并不断发展。

2　自主论和分支论：当代生命科学哲学的两大派别

近来西方出版的几乎所有生物学哲学的著作都以生物学在科学体系中占有什么位置，或者说生物学与物理科学相比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作为开篇。按照罗森伯格的说法，生物学和物理科学的关系问题是“生物学哲学的中心问题”。在此，我们可以换个说法，把这一问题看作是生物学哲学的基本问题，因为，第一，这一问题是任何一个生物学哲学家必须首先提出并要作出回答的问题。“生物学与其它自然科学是否不同和怎样不同是生物学哲学… …所面对的最突出、最明显、经常被提出、争议最多的问题”(〔3〕. P13)。第二，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方式及结果，决定着生物学哲学讨论的几乎所有其它问题的回答方式及结果。生物学家和哲学家提出的有关生物学的逻辑的、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的较具体问题几乎都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比如还原论与突现论的争论，关于社会生物学科学性争论，心身关系的争论等等都是如此。第三，对于生物学家和生物学哲学家来说，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反映了他们对生物学应当前进的方向的不同看法。生物学的研究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未来生物学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对生物学和物理学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直接关系到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关于生物学的地位或者说生物学与物理科学关系的争论一直在两对立的派别之间进行，这两个派别，一个可称之为分支论，一个可称之为自主论。分支论认为，生物学在原理和方法上与物理科学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且未来的研究到了一定的时候会将整个生物学还原为物理科学。与之相对，自主论则认为生物学理所当然地是一门自主的科学，因为它研究的对象、它的概念结构和方法论与物理科学根本不同。

联系到前面提到的生命科学哲学兴起的背景，我们就可以看出，分支论和自主论实际上是对传统科学哲学危机和生物学迅速发展的两种不同的反映。

从科学哲学的转折来看，本世纪五十年代后，由于波普尔的批判，科学哲学从逻辑实证主义走向与之相对的历史主义。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哲学家都在这种转折中追随波普尔、库恩等人放弃了实证主义，相反，有许多哲学家仍然坚持实证主义的基本原则，只是在细节上对实证主义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　这些哲学家有人把他们称作后实证主义者（Postpositivist）。后实证主义的基本观点是：

（1 ）科学是通过建立越来越普遍的经实验验证并具有解释能力的经验概括发展的，这些经验概括进一步被组织到更普遍的理论中去以更加扩展和加深这些概括的解释的统一性和预言的精确性；

（2 ）科学解释就是要把被解释的对象归并到普遍的规律或定律之下，因此，任何科学都需要规律或定律或至少是可改进的概括；

（3 ）科学需要规律或定律还因为实践的预言和控制也是依据规律或定律做出的。没有规律或定律，不仅解释是不可能的，预言和控制就更不可能。

（4）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发现、规律和理论，但所有这些发现、 规律和理论将最终组成一个连贯的理论阶梯，在这个理论阶梯中，可从最基本的物理学的理论和规律出发推演出所有其它学科的理论和规律，即所有的学科最终可统一于物理学。

当然后实证主义的观点并不仅是我们所列的这些，但对我们的问题这已足够。很显然，后实证主义的这些观点只不过是对实证主义的进一步修正而已，它们的基础仍然是物理科学。在生物学的惊人发展面前，这样的关于科学本性的结论适合生物学吗？

很显然，从生物学目前的状况看，它还不能立刻地，明显地满足后实证主义的描述。生物学目前还不象物理科学那样有许多简单、精确、相互联结并具有解释和预言能力的定律或规律；它的许多发现和描述语言与物理学和化学的发现和语言很少联系；它研究的模型系统的普遍性也是有限的。所有这些特征使它成为验证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很好的场所。这些不同是表面的、暂时的，还是本质的、永恒的呢？

于是，在哲学家中间，生物学与物理学是否不同和怎样不同的问题，就变为生物学是否和怎样与后实证主义的哲学图景相符合的问题。回答相符合的哲学家，就竭力从生物学中寻找材料证明后实证主义哲学图景的普遍性，并竭力证明生物学与物理学的上述差别是暂时性的。回答不相符合的哲学家则相反，他们从生物学寻找材料反对后实证主义的哲学思想，并竭力表明，生物学与物理学差别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以上是分支论和自主论争论的哲学根源——后实证主义和反实证主义（antipositivism）。分支论和自主论的争论还有其科学自身发展的依据。

本世纪中叶以后，生物学中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就是分子生物学的革命。由于这一革命，生物学的许多现象都可根据DNA 分子的结构得到解释。分子生物学的成功使许多生物学家以及哲学家坚信，生物学的所有现象最终都可以根据它们组成部分的物理化学规律完全得到说明，物理学和化学的方法完全适合生物学研究。DNA 双螺旋结构发现者之一克里克就断言：“生物学当代运动的最终目标事实上就是根据物理学和有机化学解释生物学。对于这一点有很多理由。因为化学和物理学的相关部分……量子力学与我们关于化学的经验知识一起，表明能为我们提供建立生物学的确定性基础，这与牛顿力学……为比如机械工程提供基础是同样的方式。”(〔4〕.P10)

物理学和化学之所以能为生物学提供一个“确定性基础，”在这些人看来，是因为生物体最终是由物理材料——运动中的分子和原子组成的。这些分子和原子在生物体中被聚集在不同的组织水平上，一些水平甚至能避开其它水平自主地活动，但是最终都是物理学和化学的产物。因而克里克说：“最终人们希望生物学的整体可根据比它低的水平进而正好从原子水平得到解释”。(〔4〕P.12)

既然生物有机体可以从其组成部分的物理特性和化学特性得到解释，所以这些生物学家和哲学家继续断言，整个生物学最终将变为物理学和化学的一个分支。

这些生物学家和哲学家就是我们所说的分支论者，概括起来，他们认为：“生物学最好能成为物理科学的一个分支，一个能够通过运用物理科学方法，现在特别是物理学和有机化学的方法发展的独立分支”。(〔3〕P16)他们把分子生物学作为用物理学和化学研究生物学的最成功的范例，因此，对他们来说，生物学的其余部分都应象分子生物学一样，主动地与物理化学靠近。目前，生物学和物理科学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差别，有许多生命现象还不能用物理学和化学解释，但他们认为，随着生物学和物理学的发展，最终都可以用物理学和化学来解释。

然而，除了分子生物学之外，群体遗传学、综合进化论、生态学、行为学、分类学等生物学学科在本世纪也得到了革命性发展，“都显示空前繁荣，茁壮成长”。这些学科都有其本身的词汇，方法论和概念结构，与其它学科特别是物理科学很少联系或只有最少的接触。因此，面对分支论的挑战，从事这些学科研究的生物学家以及从这些学科搜集材料的哲学家就认为，尽管物理学和化学方法在生物学研究中曾取得过振奋人心的成绩，但是物理学和化学的方法并不能完全适合生物学的主题内容。他们认为“生物学真正重要的目标以及获得这些目标的适当方法，与其它科学的目标和方法是如此不同，以致于生物学的理论和实践必须与物理学和理论实践保持持续的隔离。”(〔3〕.p16) 这些生物学家和哲学家就是自主论者。根据他们的观点，生物学追寻的是回答物理学不能回答的问题，因而生物学必须运用物理学提供不了的方法和手段，当然，生物学也可自由地借用物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但它不能仅仅简单地靠借用发展，它必须形成自己的方法。生物学运用物理学方法在某些方面能够取得成绩，但生物学若运用自己独立的方法则会取得更大更明显的成就。分支论与后实证主义的观点是一致的，但在自主论者看来，后实证主义从物理学中得出的科学图景对生物学来说是完全错误的。生物学当然是一门自主的学科，后实证主义那种建立在物理科学基础之上的科学统一观念会使生物学走向迷途，并阻碍生物学的快速发展。

除了分子生物学以及宏观生物学自身研究特点、研究方法使一些人支持分支论、一些人支持自主论外，未来生物学研究的重点在哪一个方面，也是人们支持分支论或自主论的重要原因，或者说是动机。著名生物学家和哲学家恩斯特·迈尔曾说：“许多物理学家坚信全部生物学的见解都能归结为物理学的定律，这种情况使许多生物学家为了自卫而主张生物学的自主性，很自然，不只是物理学家，而且信奉本质论的哲学家也极力反对这种生物学的解放运动，但是这种解放运动在最近几十年不断增强了力量。物理科学的原则，理论和定律是不是能说明生物科学中的每件事呢？生物学至少部分的是不是自主的科学呢？对于这些问题的冷静讨论，由于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明显的对抗情绪，甚至是互相敌对的情绪，就成为非常困难的事情。许多人曾经想把各门科学分类排列，把数学（或者特别把几何学）规定为科学的皇后。在为争取各项荣誉如诺贝尔奖金、政府及大学的预算、职位以及在非科学家中的普遍声望的竞争中，这种对立变得非常表面化了”。(〔1〕.pp37—38)　从迈尔的话里我们可以看出，生物学家支持或反对生物学自主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自己从事的职业的重要性作辩护。

3　争论问题的展开

围绕“生物学和物理学是否不同和怎样不同这个基本问题，自主论和分支论展开了一系列的争论。从争论问题的普遍性程度看，主要有以下几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首先，最普遍的一个问题是生物学和物理学研究的目标或战略是否相同的问题。自主论认为，在生物学和物理学的基本研究战略中存在如下一个明显的差别：物理科学的解释框架是机械论的，而生物学的解释框架则是有目的的、目的论的或功能的。这里所说的机械论广义地说是指这样一种观点：一个系统的行为是通过它的组成部分的牛顿性质——位置和动量（或它们的其它替代量）决定的，一个机械（力学）系统的行为是该系统组成部分的位置和动量数值的数学函数。物理科学对其需要解释的现象都是通过扩展这些力学概念及建立这种数学函数解释的。生物学的解释框架则与此不同，主要是目的论的。这里所说的目的论是指通过寻求系统的目标、功能、需要来解释系统的行为。生物学在解释生物现象时不是通过寻求构成生命系统的力学行为来完成，而是通过发现整个系统以及它的组成部分服务的目标、功能或需要来解释。这就是说，生物学解释主要依靠的是对生物系统服务目标的正确辩别，而在物理科学中，没有目标、目的、功能、需要等概念的位置和空间。因此，生物学和物理科学研究的总体目标就不相同：一个通过把现象分解成它的组成部分的力学行为来解释，另一个则通过在一个给定的现象中辩别出一个功能网络来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两个领域的基本研究战略就必然不同。

分支论者也承认物理科学与生物科学在解释方式上存在这种差别，但与自主论者相反，他们认为这种差别是表面的，是可以排除的。

争论的第二层次的问题是关于生物学和物理科学中理论的本性、数目和关系问题。物理科学的研究对象可区分出不同的层次，对不同层次对象的研究可形成不同的理论，发展出不同的学科分支。这些不同的学科分支和理论可能是独立研究、独立建立的，然而，在物理科学中已达到这样一种水平，不同层次的理论可以逻辑地、数学地整合在一起。力学、光学、热学、电磁学、量子力学、相对论以及化学键理论、化学动力学理论、平衡常数理论等，都如此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以致于我们可以把这些理论从更基本的到派生的加以分类，然后用基本的解释派生的，并且可以根据一个领域的理论新进展预测另一个领域理论发展的情况。相比之下，生物科学中的各种理论间的联系就没有这么紧密。进化论、遗传学、生态学、古生物学、胚胎学、发育学、生理学等等学科都有其自身的理论，但这些理论之间的联系，并不象物理科学那样可以形成演绎关系，可以数学地整合在一起。举例来说，进化论对生物学的地位，就象牛顿力学对物理学的地位一样重要，然而，它们的理论结构却大不一样。牛顿力学本身的定律可用数学公式表示，其定律之间可形成严密的推理关系，其理论体系可用公理化方法建立，而进化论的理论内容只能定性描述而不能数学化，尽管有人试图对进化论也作公理化处理。通过牛顿力学可以推演出物理科学其它领域的一系列理论，而通过自然选择理论却推不出比如分类学、古生物学、形态学、胚胎学、生态学、遗传学中的有关理论，尽管有人说自然选择理论统一了这些学科。面对生物科学与物理科学理论本性、数目和关系的这些差别，自主论认为，这反映了生物科学自身的独特特点，说明生物学是一门自主的科学，而分支论则认为这种差别是暂性的，这表明生物学在目前还不是一门特别完善的科学，随着生物学的发展，这种差别将最终消失。

争论的第三层次的问题是关于生物学中是否存在规律以及规律的形式问题。一般说来，物理科学的理论是由一系列规律或定律经整合或演绎构成的。因此，传统科学哲学都把规律或定律看作是科学理论的象征，认为任何一门科学都应有自己独特的规律或定律。生命科学理论范式的形成，使一些人对此发生了怀疑。生物科学的理论是由规律或定律构成的吗？在当前的争论中，一些自主论者提出了否定意见，认为在生命科学中并不存在规律，他们认为规律或定律的观念是传统科学哲学的偏见，新哲学应摒弃这种偏见。生物学若没有规律，生物学如何存在和发展呢？这些人认为在生物科学的理论结构中概念起着中心地位，生物学的发展表现在概念含义的扩展和新概念的提出。不过，也有一些自主论者象分支论者一样承认生物学中存在规律，但他们同时又认为，这种规律是独特的，与物理科学的规律相比，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是不同的。这些自主论者认为，物理科学的规律反映的是推挽式的（push—pull）因果机制一个在先的原因产生一个或多个结果，而生物学的规律描述的却是生物目标、目的或功能与为了得到它们的生物系统之间的关系。目标和它解释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因为在物理科学中，在后的目标不能解释产生它的事件，但在生物学中，先在事件是由目标解释的。因此，物理科学中的规律是因果性的，而生物科学中的规律则是功能性的或目的论的。反对这一点的分支论者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分析自主论者所说的规律的意义，以便它们也能在非目的论的概括下被表达。分支论者认为，生命现象不过是物理现象的一个复杂的种类，所以对生物学现象的描述与对物理现象的描述就没有什么种类上或本质上的区别。对他们来说，目的论描述或者是物理规律的方便省略，或者是通向另外的用物理规律对生命现象作更精确的描述的中转站。

争论的第四个层次的问题是关于一些只在生物学中出现而不在物理科学中出现的概念和语词的含义的争论。比如关于生物学和物理学研究战略差别的重大争论 目的论和因果关系的争论必然要涉及到一些概念，象“适合”、“适应”、“竞争”、“掠夺”、“拟态”等。在分子生物学中，人们毫无顾忌地使用象“识别”、“密码”、“错误”等概念。这些概念都是目的论的概念，在物理学中是不存在的。它们能被转译成没有目的论的概念吗？它们在生物学中的存在是否说明生物学有严重错误的内容？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总之，围绕生物学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家们在从整体研究纲领、目标直到个体概念四个不同层面的具体问题展开自己的讨论，这些问题即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使生物学哲学从总体上既表现出内容上的多样性，又表现出统一性。

参考文献

〔1〕迈尔著，刘jùn＠①jùn＠①等译，《生物学思想的发展》，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2〕迈尔著，涂长晟等译，《生物学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3年版。

生命哲学范文第2篇

柏格森认为，生命是一种绵延不断的创造，而创造的动力来源于生命冲动。柏格森说：“最初冲动是生命的内在推动力，它凭借愈来愈复杂的形态，把生命推向愈来愈高的境地。生命冲动显而易见，只要看看化石就可以知道。”〔6〕柏格森认为，生命冲动产生万物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方面，生命冲动向上喷发的自然运动，产生一切生命形式；另一方面，生命冲动向下坠落的逆自然运动，产生一切无生命的事物。上升运动与下降运动产生的有生命的事物和无生命的事物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相互生成，以此推动了万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不断进化。在柏格森这里，生命冲动成为一切事物推陈出新、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

二、柏格森生命哲学对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启示

近年来，部分大学生对生命存在的意义性认识不足，出现了自杀或者剥夺他人生命的现象；部分大学生对生命实现的创造性认识不足，不思进取，消极度日，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部分大学生对生命发展的超越性认识不足，不去寻找生命的冲动，安于现状，甚至将生活中的不如意归结为命运。这些现象显示出大学生生命价值观存在着严重偏差。面对当前大学生生命价值观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高校生命教育愈发显得紧迫和重要。高校进行生命教育，就要引导大学生关注生命，唤醒生命价值意识，确立生命价值目标，让学生努力追求更加美好的人生。柏格森生命哲学中的“绵延”、“直觉”、“创造”、“生命冲动”等思想对我国高校开展生命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一）在绵延中把握生命的每一瞬间，在绵延中把握真实的自我

在绵延中把握生命的每一瞬间。在柏格森生命哲学中，绵延是由多个瞬间组成的，不是一瞬间到另一瞬间的取代，各个瞬间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它们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因此，在高校生命教育中要重视生命个体成长中的每一瞬间。作为教育者要根据大学生生命的生成性特点，设置合适的生命教育课程，重视学生生命成长中的每一瞬间，尤其是当学生出现心理波动、心情压抑等情况时，教育者要给予学生更多的关照，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学生个体生命的不断提升。作为受教育者的大学生也要注意个体生命成长中的每一瞬间，从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做起，正所谓“小事不好，大事免谈”，促进个体生命的不断成长。在绵延中把握真实的自我。柏格森把自我分成两种：一种是表层自我，另一种是深层自我。表层自我是不真实的，只有深层自我才是真实的、自由的。当今社会，大学生往往被社会上的各种价值观念以及规范所束缚，感受到来自学业、就业、情感等各方面的压力，生活苦闷，找不到挣脱的方法，把握不住那个真实的自我，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与此同时，受当前经济全球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影响，许多大学生将视线停留在追求名利的层面上，致使工具理性膨胀，价值理性迷失，这也使得他们无法去思考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自我。所以，大学生应该不断反思和探索，在绵延中去把握那个真实的自我，去追寻人生的真正意义，获得真正的自由。

（二）用直觉感悟生命，在直觉中体验真正的快乐

用直觉感悟生命。只有直觉才能体验和把握到生命存在的“绵延”，才能把我们引入生命深处，把握生命之流。在高校生命教育中，要用直觉来感悟生命。第一，善待人生，珍惜生命。每个人的生命时限是短暂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要善待生命，珍惜生命。然而，在当下的高校中，因为生活中的一些压力与挫折，有些大学生选择自杀这种极端方式来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因为与同学的一些矛盾与争执，有些大学生就残忍的迫害他人的生命。这些都是对生命的不珍惜、不尊重。柏格森说过，现在的每一瞬间是与过去和将来紧密相连的，是生命前进中的一个停顿而已。因此，大学生要面向未来，明白曾经的遗憾与现在的不如意是未来美好人生的铺垫。第二，正确对待死亡。在大学生的生命教育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让学生真实而科学地认识死亡，从而深刻体会生命存在的意义，学会珍惜生命，尊重生命。死亡是对生命的否定，但同时，死亡本身就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生就有死。人们通过直觉，对死亡有了清晰地认识，才会认识到生的珍贵，从而把生活重心转移到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努力于当下。在直觉中体验真正的快乐。柏格森是区别理智而提出的直觉。柏格森说：“我们并不是为了知识而知识，是为了站到某一方面去，为了获利。简单地说，是为了满足一种利益。”〔7〕因此，理智具有功利性特点。柏格森还认为，理智会使人认识到死亡，使人产生消极感；理智会使人对行动与结果之间的不可预测性产生忧虑等。可以看出，理智的存在，人的内心会被利益驱使，人们会忧虑，因而无法使人感受到真正的快乐。大学生只有抛开理智，返回直觉，追求自己真正渴求的东西，才能体验到真正的快乐，也只要获得真正的快乐，才能热爱生活，珍惜生命。

（三）在创造中实现生命的意义，在创造中实现对自由的追求

生命哲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小说《活着》 生命关怀 生命哲学

小说《活着》是余华20世纪90年代推出的力作，一出现便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向来以激愤著称的余华，在《活着》中却用平静包容的生命关怀来叙述自我，我们发现余华的这种生命关怀体现了他对生命的理解和指向，而这与他的生命哲学又是紧密相连的。下面我们就通过《活着》个性叙事中的生命关怀来探讨余华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生命哲学。

《活着》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著称，它在话语层面上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它设置了一主一副两个第一人称的叙述层面：由福贵讲述自己的故事构成了作品的主叙述层面，由“我”到乡间收集民间歌谣遇见福贵并听福贵讲故事构成了作品的副叙述层面。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叙述层面都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第一人称叙述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使作者、叙述者和读者达到最大程度的交流。在这两个叙述层面上，作者和叙述者的合一，使得读者如同听当事人在侃侃而谈，作者流露出来的生命关怀也显得更加真实感人。

从主叙述层面来看，作者与福贵归于统一。福贵从他早年的浪荡生活开始，讲述了他生命中的苦难和幸福，他的讲述是他对生命的再体验和再认知。作者为了表达福贵的这种“百感交集的生命旅程”，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使得作者和福贵如同站在同一立场上，共同体验福贵生命中的酸甜苦辣，福贵的温情和作者对于生命的关怀完全融合，不仅增强了福贵温情的力度，而且加大了作者对生命的关怀之情。

从副叙述层面来看，“我”与作者融合为一。在福贵的讲述中，“我”的出场总是在福贵命运的关键时刻，“我”出场对福贵命运所作的评价和感叹，以及由福贵生命的坚韧而产生的温情，则是作者关怀生命的体现。福贵讲到家珍死时，“我”出场这样感叹：“坐在我对面的这位老人，用这样的语气谈论着十多年前死去的妻子，使我内心涌上一股难言的温情。”由于第一人称的叙述，“我”与作者归于统一，“我”的感叹也变成了作者对生命的感叹，这种温情的感叹体现了作者对生命的深深的关怀。

在这两个叙述层面上，作者通过与叙述者的共同叙事实现了他对生命的体验和认知。我们发现作者体现出来的生命关怀其实就是要生命归于平淡。在主叙述层面上，福贵的叙述语气经历了黑色幽默、沉重、平淡三个阶段的变化，福贵的叙述是随着他对生命体验和认知的变化而变化。福贵用黑色幽默的语气讲述他在年轻时候的浪荡生活，由于那时候的福贵没有生命的体验，可以说他对生命是不屑一顾的，从他为了继续赌钱打已经怀孕的家珍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来；他用沉重的语气讲述中年的生活，福贵在一个个失去的生命中体验到了生命的重要，他为生命的失去感到痛心不已，心情格外沉重；到了老年，福贵在经历生命的苦难后对生命有了认知，他认为人应该是平平淡淡地活着，对生命的要求已经降到了“只是为活着”的高度。在副叙述层面上，“我”的叙述从开始从事收集民间歌谣工作时的无聊，随着福贵的讲述我感到了这项工作的趣味性，终于“我”在为福贵命运慨叹的同时，内心产生了一股难言的温情。然而我在听完了福贵的讲述后，并没有将这股“难言的温情”保留，“我”的感情仍然是归于了平淡，“慢慢地，田野趋向了平静，四周出现了模糊，霞光逐渐退去”。

在主副叙述层面上，作者都是将生命的归宿指向了平淡，作者认为生命归于平淡就是最好的结局，在作者的笔下，那些追求生命之外东西的人“到头来命都丢了”，地主龙二在期间死抱住财产不放结果挨了枪子儿，春生在做了县长风光了一阵之后不堪忍受批斗终于上吊自杀。而只想平平淡淡活着的福贵在经历了生命的苦难后仍然活着，在田间述说着让人感动的故事。作者的这种“平淡至上”的生命哲学隐隐地流露出他头脑中超脱尘世的道禅思想。

《活着》是一部叙述死亡的作品，正是一个个死亡事件串连在一起构成了作品的叙事线索――对生命的体验和认知。小说中福贵一共失去了七个亲人，余华一改以前精致的死亡叙述，将眼光聚焦到了生者的生存上，他详尽地叙述生者失去亲人后撕心裂肺的痛苦，以及失去亲人后生者的生存状态，作者用对生者撕心裂肺的痛苦和对生存的关注来表达对生命的关怀，这一点在有庆之死的叙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者只是用寥寥数语介绍了有庆死时的情形：“抽着抽着有庆的脸就白了”，“把我儿子的血差不多都抽干了”，“等到有庆脑袋一歪摔在地上”，“心跳没了”，而将大量的篇幅放在了福贵和家珍的痛苦上。福贵埋有庆这一段更是情真意切，让人肝肠寸断：“我一遍遍想着他中午上学时跑去的情形，书包在他背后一甩一甩的。想到有庆再也不会说话，再也不会拿着鞋子跑去，我心里是一阵阵酸疼，疼得我都哭不出来”，“我用手把土盖上去，把小石子都捡出来，我怕石子硌得他身体疼”。疼爱有庆最深的家珍也是心如针扎，她没有呼天抢地地悲呼，只是默默地流泪，把这残酷的现实硬生生地裹在心里，让它把自己的心刺得千疮百孔。家珍最为强烈的表现不过是扑在有庆的坟头上，奄奄一息的家珍“两只手在坟上像是在摸有庆。可她一点力气也没有，只有几根指头稍稍动着”。相比福贵，家珍的痛苦更是来自于灵魂深处，没有了张狂的表现，只是默默地忍受。

关怀生命者，必将为生命的逝去痛心不已。痛心之余却又无能为力，只有忍受，用痛苦祭奠死者，用生存告慰生命。作者是用生者的痛苦表达了对生命的关怀，同时他也为生命找到了排解苦难的方法――忍耐，生命在遭受了痛苦的折磨后，只是悲痛地忍耐，“没有了血泪的控诉，没有撕心裂肺的尖叫”，就连福贵在医院要杀县长仅有的一丝愤怒也被“县长是自己旧战友春生”这个巧合冲得一干二净，福贵默默地承受着生命给予它的一切苦难，把这些苦难都消解了在自己的忍耐中。作者主张用忍耐来应对生命中出现的苦难，他认为只有忍耐才能使生命免受苦难与不幸的威胁，才可以产生活着的勇气和力量。

《活着》的整个故事是通过“以死写生”来表达对生命的关怀。作品叙述了一个个死亡的故事：福贵父亲被气死，母亲无钱医治病逝，有庆抽血被抽死，风霞产后出血而死，家珍积劳成疾病逝，二喜意外事故而死，苦根吃黄豆被撑死。福贵在经历了人世间种种灾难以后，却以宁静、淡泊、洞悉沧桑的态度来看待自己在尘世中所走过的一生。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女儿、妻子等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只能与老牛为伴，但他仍在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人世间。他对生命的态度表现了“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的生命哲学。

余华在本质上关怀生命，活着才是生命的本质，离开了活着谈生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他的笔下，福贵虽然失去了七位亲人，但他依然为“我还活着”庆幸，因为活着已经成为他生命追求的唯一目标。当然作者对“死”不加掩饰地叙述并不是对“生”的绝望，而是通过“死”写出了活着的不易和和伟大，作者认为人一生所要做的不是要与命运、苦难进行轰轰烈烈的抗争，而是用无声无息的顺从忍耐，用“活着”对死亡予以无言的反抗。他警示人们要珍视生命，要包容生命出现的一切苦难，平平淡淡地活着，“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与苦难，无聊与平庸，甚至生死与别离”。

余华在《活着》的韩文版自序中说：“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作者甚至把忍耐当成了是消解苦难的最优的方法，让苦难在自己的忍耐和超脱当中烟消云散，于是作者在作品中设置了福贵与牛的角色互换，福贵甚至把自己的亲人也当成了牛，生命中出现的一切苦难和幸福在福贵的面前成了虚无，他不讲求活着之外的任何东西，只为平平淡淡地活着。

参考文献：

生命哲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哲学；冯友兰；生命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2)04-0053-04

我国的青少年教育始终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由于大中学校多偏重知识的输送和技艺的培养，相对忽视对学生进行生命本质及意义的教育，使得许多青少年在遭遇挫折时容易自暴自弃，少数人甚至走向自杀的极端。近年来富士康公司员工的连锁跳楼渗剧和层出不穷的大学生自杀事件，都一再敲响了青少年生死教育的警钟。所谓“少年殒命，兰摧玉折，老者故世，果熟离枝”(西塞罗语)，青少年自杀现象不仅是当事人及其家庭的悲剧，更是时代和社会的悲剧，值得所有关爱生命的人们思考和研究。实际上，生死教育在美国已发展为一项热门学科，不仅在大学中有院系争相开设“死亡与死亡过程”[1]等课程，还早在1976年就成立了(现为全球最大的死亡教育组织)“死亡教育与咨商学会”[2]。我国的生死教育起步较晚，港台较大陆为领先，在大陆，也有学者不断呼吁加强青少年生死教育，尽早让“死亡教育真的能走进课堂”[3]。

今天，死亡教育已确乎进入我国大中学校的课堂，只是“考虑到我们国家忌讳死亡的文化传统，直接提出‘死亡教育’过于突兀，因此，以‘生死教育’或‘生命教育’取代之”。生命教育正视死、研究死，其落脚点仍在于生。所谓向死而生，既是一桩事实，需要正视；又是一种价值，需要担当。从哲学视域看，正是由于人终有一死，我们才会产生为什么活着以及应该如何活着的问题，才会有时光不再的紧迫感；才会有对生活的热爱与眷恋[4]。毫无疑问，“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诞生、成长、衰老及死亡的过程，对‘生命’之‘生’与‘死’的理解和阐释在生命教育健康开展及其实效性方面有着重大的基础性作用，应当认真学习与深刻理解，并运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实践之中。”[5]使知死而后生，“生如夏花之绚烂”；知生而后死，“死如秋叶之静美”(泰戈尔语)。

人们习惯将生与死相提并论，如常说“生死相继”、“生死相依”、“生死一线”、“生死之交”等等。这背后都是人类理性力量的展现，试图从总体上把握自身命运。用齐美尔话说，“我们如何理解生命?如何理解死亡?这是同一基本态度的两个方面。”[6]反思生死，也就是反思人生的全部旅程。在恩格斯看来，“今天，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重要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实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果，即始终作为种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虑的。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这样。……生就意味着死。”[7]这就是说，生命包含着生存和死亡，死亡是生命的必然结果和最后环节，“个人的整个一生只不过是使他自己诞生的过程；事实上，当我们死亡的时候，我们只是在充分地出生。”[8]

当然，死亡毕竟是死亡，生命的舞台落下帷幕，曲终人散，万籁俱寂。一念及此，人们心中常不免升起对死亡的恐惧。莎士比亚曾绘声绘色地写道：“死了，到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去，长眠在阴寒的囚牢里发霉腐烂，让这有知觉有温暖的、活跃的生命化为泥土；……只要活在这世上，无论衰老、病痛、穷困和监禁给人怎样的烦恼和苦难，比起死的恐怖来，也就像天堂一样幸福了。”[9]文学终归源自生活，美国生死学家罗丝在调研中发现，濒死病人常有5个连续阶段的反应，“否认就是第一个。这种反应是有重要功用的，因为它可使病人镇静自己而且随着时间动用其他比较不根本的防御。否认甚至会导致愤怒：‘为什么是我?’愤怒接着就是磋商，这常是一种无形的战争以延缓死亡宣告的执行。磋商期过后病人常沉入深度的忧郁。这阶段也有积极的一面，因为病人正在衡量死亡的恐怖代价，同时准备去接受一切及他所爱之人的丧失。第五也是最后的时期就是接受，这是病人屈服于他的死亡宣告。”[10]她的结论是：“死亡仍旧是恐惧、吓人的事情，而且死亡的恐惧是全球性的恐惧，尽管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在许多层次上控制了它。”对个人而言，死亡全盘否定了他的自然、社会和精神生命，可谓四大分散，五伦顿失，万念俱灰。由此，死亡以及与死亡偕来的一切，在绝大多数时候，确乎是令人恐惧的。

在叔本华看来，我们所以恐惧死亡，“事实上是怕个体的毁灭，死也毫无隐讳地把自己表现为这种毁灭。但个体既是在个别客体化中的生命意志自身，所以个体的全部存在都要起而抗拒死亡。”[11]为了抗拒死亡，有目的、有计划地设法对付死，依冯友兰之见，人们一般采用4种方案。

生命哲学范文第5篇

主题词：海明威 死亡哲学 鲁 迅 生命哲学

弗洛伊德有这样的分析：在人的无意识的心理中，存在着两种相反的本能动向。一种是生的动向，一种是死的动向，当某一种动向占上风时，心理就追随它而发挥主导。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许多艺术家的心理结构中，这两种动向有时强烈地对峙和交织。死亡在他们看来更是具有美学性质的，具有神秘的诗意内涵，因此他们在心理上更加迷恋死亡，在艺术创造中偏爱描写死亡和表现死亡，揭示死亡和生命的神秘意义和情感丰富性，赋予它强烈的美学色彩。这里一个是美国小说家、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明威；另一个是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他们以文学共同耕耘在那个天地里，思考着人类统一的困惑，诸如死亡、寂寞、疾病、痛苦、生与死的搏斗、光明与黑暗的挣扎。

所谓“生命哲学”、“死亡哲学”都主要是一种范围上的限定。一种可以作为世界观的哲学,不仅仅包括对社会历史、自然史、精神史的理解，更应是对人自身存在状况的领悟；在海明威的作品中几乎篇篇都谈论到死亡或与死亡有关的情节内容。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之中也多有病、死、鬼这样的字眼，固执地一再重复地出现吃人、死亡、坟墓、鬼魂、杀头、丧仪这些毛骨悚然的东西。

海明威的死亡哲学和鲁迅的生命哲学是他们各自对于生命和死亡的一种感悟，对生命的一种哲学态度。

一、“生”与“死” 的哲学

1、海明威

对死亡问题的哲学思考源远流长。在人类发展的最初阶段，死亡是以原始宗教、神话以及与之相结合的原始艺术、礼仪等形式反映的。死亡哲学作为哲学的一部份，是要对人类死亡现象和死亡事实进行总体的、全方位的、形而上的考察，也就是说，它以理论思维形式表现出来的关于死亡的形而上学说。

在创作上，海明威一生最偏爱的主题是战争、死亡、男子汉气概和爱情。特别是“死亡”和“男子汉气概”，贯穿于他的全部创作中，成为他作品的主要风格特征。在他小说中所涉及的已不是零星的死亡现象。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光是每篇前面所附的1924年出版的同名速写集中就写了各种各样的死亡事件：枪毙内阁大臣、任意枪毙路人、绞刑、斗牛士惨死等。还有濒死的感觉、战斗中的求生祈祷、雨中溃退等。更不用说其中描述的妇女生子、丈夫自杀、怨敌之争、情人变心、恋人分手、对婚姻的恐惧、夫妻淡漠的生活、流浪者打斗、战后精神迷惘颓废、赛马作弊致死、斗牛士之死等用战争、疾病、情感和各种意外事故所造成的死亡。在自传色彩很浓的“尼克·亚当斯”系列故事中，海明威讲述了自幼年以来就对死亡所产生的恐惧、困惑、焦虑、渴望、漠视、直面等复杂的情绪和心态。可以这么说：只要能将阅读深入到海明威的作品中去，就几乎可以感觉到它们实际上可以算作是一部“死亡学”的详尽注解。

生命个体是一个易逝的、必然毁灭的、终有一死的存在者。这就是人无法相逆的命运。《永别了，武器》中，蚂蚁逃离火海的故事，说明死亡是生命的本质属性，它或早或晚是要到来的。海明威认为，人的本质是追求生命的意志，可是由于生命是一种永不满足的挣扎和冲动，因此，生命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痛苦”。不管大自然做了什么，不管命运如何安排，不管人们的社会角色怎样，构成人生本质的痛苦总是摆脱不了的。这些“痛苦”促使生命最终要导向“死亡”。

海明威如是说：“说实话，我一点也不在乎；人只能死一回；咱们都欠上帝一条命；不管怎么样，反正今年死了的明年就不会死。”⑴莎翁说，这是支撑他生命的看法，只有明白了人是注定要死的，才能正视死亡，而不是消极回避，他正是看到了生命的有限性，才会有生活的紧迫感，才会格外珍惜并利用自己的生命。他说：“一定要找出新方法来为我们寻求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空间。让你的精神受到新思想的鼓舞……过一过这种充实的精神生活吧。”这就是他创造的打不垮的“硬汉子”精神。这种精神内蕴育着一个生机盎然、奋发进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就是积极筹划有限人生，使它更加紧张、热烈、深刻、充实。

海明威提出了“死自是一种美”，“活着，则勇敢地活下去”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还提倡以“硬汉子”精神来面对死亡。他再三地写到死亡，他作品的主要人物大部份必然以死亡告终，但这些人物，在失败或死亡之中往往设法保存了些什么东西，他们确实维持着本身的一种理想：该怎样做人的一种原则。

塞涅卡说：“一个人没有死的意志就没有生的意志。”海明威笔下的“硬汉子”就具有无畏的死亡意志和顽强的生存意志。由于死与生是对立统一、密不可分的，海明威的死亡哲学名为谈死，实为谈生，明显地具有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意义。

《打不败的人》中曼努埃尔被牛抵成重伤以后，仍奋力把牛杀死，临死前也不失“优雅风度”。《在异乡》中的少校以“准则英雄”式的风度默默地承受新婚妻子病逝和自己身为剑术家却残了手臂的悲剧。《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在83天未捕到鱼的逆境中勇敢地面对厄运，终于捕获了一条大马林鱼，并为保护既得成果单枪匹马与追踪而来的成群鲨鱼搏斗，几次遇险而生。在此人已不再是自己命运的奴隶，而是努力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他们的人生也不再意味着忍耐、受苦、消极无为，而是被自己筹划得生气勃勃，轰轰烈烈，奋发有为。

海明威说：“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他，但就是打不败他。”人在自然界，在命运面前始终是无能为力的，和他们做斗争徒劳无益，改变不了人的悲剧性的命运。但问题在于怎样面对人的这种境遇。人的肉体可以被消灭，但不能从精神上被打败，要在“重压下”努力保持“优雅风度”，弘扬个性，歌颂个性，以找回被死亡阴影所掩盖的人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2、鲁迅

一个世纪之前，在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出现了“生命哲学”流派，一种试图用生命的发生和发展来解释宇宙，甚至解释知识,或经验基础的唯心主义学说或思潮。德国的狄尔泰作为创始人，首次使用“生命哲学”一词。生命哲学是对19世纪中期的黑格尔主义和自然主义对唯物主义的一种反抗。他们夸大生命现象的意义，把生命解释为某种神秘的心理体验，从而使这种观点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特色。而鲁迅先生的生命哲学却不同于他们。他的生命观，跟宇宙论毫不相关，而是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不合理的尖锐的抗议和批判。鲁迅先生小说的基本结构就是“个人”被“社会”吃掉的结构。他的小说“反复表现出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不但以自己的内容杀人，还以自己的僵硬的存在方式杀人，以它造成的保守、守旧的社会习惯心理杀人。”他以人吃人的大恐惧《狂人日记》为总纲，在大大小小的人肉筵宴中编排了无数被扼杀吞噬者的剧目：孔乙己的穷死（《孔乙己》）、陈士诚的病死（《白光》）、阿q的被枪毙（《阿q正传》）、夏瑜的被砍头（《药》）、宝儿的夭折（《明天》）、子君的忧郁而逝（《伤逝》）、魏连殳的自戕（《孤独者》）、祥林嫂的冻毙（《祝福》）……鲁迅的大量的杂文中，更是刻画了无数明的死与暗的死、屈死与冤死、自杀与谋杀、甚至常常戏言阴间的有趣来揶揄人间的乏味。

读鲁迅先生作品时的感觉，那不只是一种情绪、一种氛围、它们仿佛像一张神秘的网，有一种惊异的美，使人兴奋。那些对人类困境的执着思考，那些对自身历史境遇的真切体味，那些对生命的悲哀而又乐观的哲学感悟，形成了一种意识上深刻的紧张，造就了热狂与冷峻、痴迷与理智、生与死、人与鬼、光明与黑暗、人间与地狱的无比奇丽的挣扎。

鲁迅先生1926年出版了一个古文与白话的杂集，取了一个阴森的名字——《坟》。这在他自己，“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就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至于不远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无从管了。”⑵而对于读者，他说：“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待若干岁月后又化为烟埃，并为纪念也从人间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成了。”⑶人的希望，人的确证，无需外求，就在这些生的当下的反抗之中。人向死而在，向坟而反抗。坟，这小小的丘陇虽然是死的标志，同时也是“曾经活过”的证明。

“坟”表明鲁迅一方面仿佛是以故意的虚无状否定旧我，另一方面又对旧我怀着隐秘的珍惜和爱恋。坟墓是表明灵魂不灭的一种形式，这无疑是与死亡相连的，而鲁迅的作品从来就不畏惧任何“死”的暗示与明宣。鲁迅《两地书》中记着：“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只觉得‘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有很多偏激的声音。”他的作品之中也多有病、死、鬼，他在《野草》中这样说道：“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

我们与其说《野草》是一部散文诗，到不如说它是鲁迅先生的一部“生命哲学”。在其间，生与死几乎是一条贯穿的中心线索，二十四章散文诗中有十八章谈论到生与死。但是，尽管在《野草》中许多篇章都写到死亡，然而那是诗人希望在死亡中得到生存，这种写法也许可以称着“置之死地而后生”。

为生而直面死亡，这恰是鲁迅大无畏的民族精神的体现，这是诗人对同时代进步青年敢于反抗压迫、抗击黑暗的战士精神的讴歌，也是诗人对青年一代的迫切希望的情感的显现。

其实，在写作《野草》时，以后革命阵营内部存在的好些问题对他的影响仍然很大，那时候阵营内部出现了将牺牲精神绝对化的倾向，甚至很多人在思想上已发展到“轻死”的地步，蔑视人的生命价值。鲁迅对这种麻木而盲目的牺牲观念深表担忧。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时，鲁迅不得不这样呼吁：“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以血的洪流淹死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他认为真正的改革者绝对不能“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他近而大声疾呼：只有“会觉得死尸的沉重”的民族，“先烈的‘死’”才会换来“后人的‘生’”。可见在生与死中，鲁迅是何等的看重生。为此很自然地，将自己对生命的价值取向注入了《野草》的创作中，向死而生，诗人一直都在努力寻求一条生存的道路，为他自己，更为一个民族。

二、 意识的形成

1、家庭经历。

这个问题我想着重谈谈鲁迅先生。许多艺术家在童年时期都有目睹自己家庭不幸的经历，尤其是亲人的亡故，对他们稚嫩的“白板”一般的心灵产生强烈的情感印记。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句话说尽了他幼小心灵的全部辛酸。

鲁迅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1893年秋天祖父因科场舞弊案被捕入狱，押在杭州府狱内。为免受牵连，他与二弟周作人一起，被送往亲戚家避难。1894 年冬天父亲吐血病倒。他身为长子，便挑起了生活的重担，除读书外，还要出入当铺和药房，领受冷眼和侮蔑。1896年10月12日父亲病逝。家境急剧衰败，甚至招致亲戚本家的欺侮。他妹妹因天花而死，他四弟因肺炎而夭折，尤其是父亲的病为庸医所误；他没有神力救他们于病痛和死亡的魔爪下。这一切，形成了他意识深处的负疚感。这种有罪意识和赎罪意识使他前赴日本学医，使他终生以一个医生的潜意识来认识世界，解剖自己、他人与社会，从而产生了“疗救”的使命感；1924年他翻译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使他有意识地力图窥视自己的潜意识，从而陷入内心黑暗无以超越的痛苦和一定要超越的挣扎；在对个人和社会的剖析中，他对中国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特点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和深刻的把握，因而在力图超越个人精神危机的同时，他决心不遗余力地为探索民族新生之路而奋战到底，这种使命意识和批判意识就是“鲁迅风骨”、“鲁迅精神”在实际生活中的体现。

不幸的家庭经历孕育了艺术家极度敏感的生存与死亡的体验，也驱使他沉湎于生与死的艺术意境，从而绽放出夺目璀璨的美学奇葩。家庭是感性个体得以理解人生和社会的最初和最敏感的对象，也是“创伤性经验”重要来源之一，家庭经历对艺术家的心理结构和艺术创作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证使我们领略到：体验过家庭的疾病与死亡的艺术家更偏爱表现生存与死亡这个永恒的精神所渴望的主题。

在鲁迅晚年，病魔每时每刻都在折磨着他。1924年3月1日鲁迅前往日本人开设的山本医院就诊。此后一个月内，接连往该医院就诊十三次，都是治疗发烧、咳嗽及吐血之类的肺病症状。1934年8月9日发烧，自觉“胁痛颇烈”，肺病相当严重了。1936 年5月31日史沫特莱请当时上海最好的一位肺病专家来作诊断，诊断结果是认为鲁迅的病症非常严重，“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

相对鲁迅先生来说，海明威的家庭经历较为简单和幸福快乐得多。他出生于1899年7月21日，他的童年没有什么创伤，父亲和母亲教会他许多的东西，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中学时就表现出了自己的文学天赋，常常发表文章。但是海明威却遗传了父氏的躁郁。他在小的时候离家出走，传说也是其家庭气氛紧张造成的。

海明威晚年患多种疾病，精神十分抑郁，经多次医疗无效，身心备受折磨。海明威的生活经历充满了紧张与压力，他的内心经受着剧烈痛苦而复杂纷呈的变化。他企图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摆脱与逃避沮丧与焦虑的情绪，如不停歇地旅行冒险，寻求女人与烈酒的刺激，他像只被凶恶老雕穷追不舍的猎物，被追得走投无路、无处躲匿。他在身体上企求生存，而在心理上却渴望死亡。荣获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老人与海》，其主人公桑提亚哥在海上与鲨鱼搏斗的经历与内心活动诠释了这一矛盾的心态。尽管老人失败了，但“你尽可能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老人的内心独白，简直是海明威一生的写照。作家诺曼·迈勒在文章中曾入木三分地剖析道：“海明威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之真正的根源是他的一生都在跟恐惧和自杀的念头作斗争。他的内心世界犹如一场噩梦。他的夜晚是在同死神的搏斗中度过的。”在1961年7月2日，他终于用子弹结束了顽强拼搏的一生。

2、社会经历。

如果说家庭经历给艺术创造主体最初的生与死的体验和意识，那么，社会经历则进一步丰富和加深这种体验和意识，为艺术创造提供了更深厚的矿藏和更广泛的契机。如果我们稍稍比较这两种经历所带给艺术创作主体的精神感受，就会发现某种差异性。如果说前者经历一般赋予艺术家有关死亡的感性经验，偏重于直观的印象和情感的近距离投入，较少社会历史的客观因素，没有沉重的理性逻辑的分析，缺乏形而上的哲学思索，那么后者的经历则往往提供艺术家有关死亡的理性知觉，偏重于理性的逻辑分析和冷静的适度距离的旁观，有关社会历史的种种观念便与死亡现象产生密切的联系，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也往往置身其中。这两种经历对艺术创作而言，均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前者有助于艺术家表现死亡意境的经验的感性直观，有助于幻觉与想象的拓展和情感的宣泄;后者有助于艺术家对死亡意境展开社会历史观念的理性思考，并赋予深刻的形而上的哲学意义，这两方面经历的综合更易使创作既具艺术的审美特性，又具艺术的理性知觉。

海明威和鲁迅可以算是同代人，他们都生处于动荡不安的年代，但是所生活的社会和社会的文化背景却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从他们各自的信息贮存中寻找原因，诸如个人生活经历带来的感受、体验和积累等等，这必然会导致他们在作品中输出相同的信息。

以“迷惘的一代”著称于世的海明威，他的人生征途也是一个较常人更频繁地与死亡打交道的历程。亲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世界大战和西班牙内战，到过意大利、土耳其、西班牙、英国、法国和中国；亲身目睹了无数生命的流血和死亡，对战争有极深刻的领悟。在这些国家中的战争中五次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在战火中出生入死，做出许多常人难以预料的事。他在意大利前线负了重伤，身中弹片多达237块。还多次被雷电击中。他一生出过五次车祸，其中第二次大战期间，在伦敦的一次灯火管制时汽车失事，海明威头部和膝部受伤，几家报纸都已经登出讣告，认为他必定会死，但最终他却活了过来。1953年他与第四任妻子玛丽·威尔什去非洲作狩猎旅行，有过两次飞机失事，险些丧生。

资本主义工业化给欧洲社会带来的振动和冲击，使不少艺术家感到自己是处在一种衰落的文明之中，因此转而鄙视社会的习俗和法律，企图以艺术的自由来寻求和摆脱内心困境的出路。这样，他们的艺术就成为了这种内心苦闷和矛盾的外化，作品中流露出与欲望、恐惧和孤独搏斗挣扎的痕迹。

海明威的代表作《永别了，武器》，谴责毁灭生命的战争，呼吁世界应尊重人的生命和尊严。海明威在他丰富的社会经历中形成了所谓的男性势能，它代表艺术家内心与死亡意识抗争的力量。“海明威的生平事迹，正可为男性的势能——体力、狩猎同性力——勾画出一幅明显的图画，他本人的死亡意识很强烈，尤其到了六十岁左右性无能时，死亡对他更构成了强烈的威胁，最后他便以戏剧性的动作结束自己的生命，以肯定自己的势能。”⑷无论是所谓男性势能还是死亡意识，这均是艺术家丰富的人生经历所带来的精神存在，尽管有些是属于潜意识的本能部分，但更多是社会现实所赋予的。它们均对海氏艺术创作起到一定的作用，有助于死亡意境的审美表现。

鲁迅开始写作，正处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高潮时期，因他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的追求，都与这个“历史的必然要求”密不可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里各种有形和无形的锁链，禁锢了人性的要求；封建伦理道德的总基础和总纽带——封建等级观念，是以承认人与人的不平等权利为前提的。而中国工人阶级当时尚未形成一支独立的社会思想力量；资产阶级又与地主阶级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少数觉醒的知识分子处于封建思想的大海之中，胜利还尚渺茫。

辛亥革命前，鲁迅在日本，那时侯他对生活、革命充满了热情，积极地参加了满清的运动，进行先进思想的宣传。但是后来突然遭遇到辛亥革命的失败、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一系列打击，加上他对新文化统一战线分化的不解，使他的整个热情被压了下去。在他的内心之中忧郁和灰暗成为了他的感情基调，也使得他成了一个“火的冰的人”，热情被冻结了。“哎！火的冰。哎！火的冰的人。”他是在呼唤一种被冻灭的热情重新燃烧？于是，他写于“五四”落潮期的作品便由《呐喊》时的积极热情一变而为《彷徨》、《野草》这样一种苦闷、焦灼、寂寞、孤独、战斗的这样一个启蒙者的一些思想情绪。

在《野草》里边，前23篇都写在当时段祺瑞统治下的黑暗的北京。《题辞》写作的时候，已经是广州白色恐怖的时候。外面到处是枪声、屠杀、流血，鲁迅是在白色恐怖下整理自己的作品。虽然是小感触，但是隐含着一个启蒙思想家在沙漠里走来走去，那种孤军奋战的痛苦和沉思。是一种内在感情哲理化的一种结晶，就是把自己的内在感情艺术化了，哲学化了。

鲁迅个人的精神历程典型地代表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他们的有幸和不幸都在于，他们的时代是一个传统文化结构解体和西方维新思潮冲击的多元化时代，这使他们必然陷入极难挣脱的矛盾境地：“既有整体性的反传统思想，又对某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在认识上，道德上有所承担，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未解决的紧张。”⑸鲁迅有的作品，所以会“虽然专为全面否定传统而写，全文充满的却是并无把握真正扫除那传统鬼怪的情绪”，⑹这是一种社会困惑和人生困惑互为因果的逻辑结果，也是历史前进的动因。对于鲁迅，是他作为主体人的积极选择。

3、历史意识。

这是最广泛的艺术家表现死亡意境的美学选择，这种审美趣味普遍地显现在艺术文本之中。死亡不是呈现出具体的现实性存在，而是转换为审美情感体验可能把握的艺术化的对象，成为精神自我关照和沉思的境域，而属于这一境域的艺术家心灵则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维形式和情感逻辑去阐释死亡和抒写死亡，以死亡意境透视历史的残酷和不合理，从而表现对历史的怀疑和否定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艺术结果就获得了。这个结果，就是艺术家所构想的死亡意境，这个死亡意境也相应地凸现艺术家所持有的独特的美学趣味。

艺术家对死亡意境的关注寄寓着一定的现实感和历史感，而这两方面是有机交融的。一方面他从现实走入历史，以所处的文化境域的观念和价值标准来审视历史。另一方面，他又从历史回归现实，以历史的经验和知识来明鉴现实。就死亡意境而言，艺术家以对人物的生死描绘为纽带，联结历史与现实的不同观念和价值标准，将死亡置放在特定的文化语境去反思和品鉴，以发现和阐释它的新的意义与内涵。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种死亡意境均是走入历史的，任何一种死亡意象均具有反思历史的意义和功能。它们所描绘的死亡意境均是相关于历史的，也可以说是对历史的某种残酷性和荒谬性的揭露和否定，同时也是对历史公正性和合理性的大胆怀疑。

鲁迅从20世纪开始就重视批判的精神，这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在他身上的体现。他重视民族的精神，注重民族精神的改造，提升民族精神的高度。一直到他死时，仍在思考这个问题。社会的丑恶、黑暗，包括，包括官僚的东西，都无情揭露。

与鲁迅有点不一样的是，海明威不止在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斗，他还为保护其它的国家而进行着正义的战斗。西班牙内战爆发时海明威是一个坚定的拥护共和国政府派，协同为他们的事业提供援助，以北美报业联盟记者的身份，从马德里报道这场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明威充任战地记者，报道诺曼底登陆和巴黎解放的消息；他还曾用自己的游艇协助正规军作战，在海上搜寻纳粹潜艇，受到当局嘉奖。海明威其后又率领一支游击队，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

从民族的危机感和生命主义上分析，海明威和鲁迅背后都是对社会的责任感、对人民命运、对国家命运的高度关注。

三、升华的生与死

鲁迅所讲的“生命”，并没有跟大自然、大宇宙的生命化为一体。对鲁迅来说，“生命是最高的价值标准，是最终价值取向”，但他最终关心的是具体的个人（ 尤其是他人）的内部生命以及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对鲁迅来说，“ 生命是最高的价值标准，是最终价值取向”，但他最终关心的是具体的个人（尤其是他人）的内部生命以及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正如鲁迅在《生命的路》里提到“ 铁蒺藜”，就会联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惨的死者一样，他在讲到生命时，总是想到其背后的死。

鲁迅承认有所谓“生命主义”，是一种“重视作为支配现代思想基调的生命的创造性活动的倾向”，是一种“自由地发现那作为个人内部所具有的自然力的生命思想”。另一方面，它还以宗教性和半兽主义而出现。同时，还是唤起以“从一切社会的不公正中解放出来”为目标的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思想。

鲁迅的生命观还在于在唤醒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中所缺乏的有关生命的深刻的民族忏悔和危机感。作为深暗的底层的民众“阿q”、“祥林嫂”是“ 构成中国现实的深暗的底层的民众”。“ 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把他们视作“理性（logos ）之光照不到的黑暗”而予以摒斥。而左翼知识分子的那种“视民众为神、知识人与之同化而获自我解放的思想”，不久又形成了“ 使他们丧失了主体性、容忍权力放纵”的结果。站在这“隘路”上的鲁迅，“一边通过不断地对于（ 阿q 式的“自由” ）自己的怀疑的抗争，射穿了左翼知识人的民众信仰的盲点，一边对现状进行出色的批判”。这些民众的、生活于更底层的“鬼”的含义。他仿佛有意放纵一种类似、自虐情绪，切切地鞭挞各种血淋淋的魂灵，他仿佛存心要使一切将死的人和已死的鬼都不得安宁：“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祥林嫂“总是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但她的“灵魂有无”的大恐惧还萦绕在活人中间；魏连殳终于成了一具“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的“可笑的死尸”，但他留在我们耳际的是那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着愤怒和悲哀”，子君负着虚空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完了所谓人生的路，投入地狱的孽风和毒焰中去了，她将“唱歌一样的哭声”存在这“无爱的人间”……这些阴森而暧昧的表述，流露出的不只是鲁迅称为“安特莱夫式的阴冷”，还有那个时代的生的困惑和苦闷。然而在他的作品里，至少有让人所难以理解的部分，似乎是跟鬼的感觉牵连着。鲁迅当然不会是迷信家，在通过对乃是死灵的鬼的特性而产生的对死者、对由无数死者堆积起来的历史的感觉中，从他那种自传和自我剖析式的写法中看得出来，他在剖析个人种种阴暗的、绝望的情绪中，透露出的不仅是对个体生存的思考，而且是对人类困境的执著思考，他力图穿透内心的黑暗，超越个人的精神危机，在一种晦暗不明的境界中去寻求民族的、也是个人的明彻的希望。就因为有这一点，对历史的感觉一下子就换成了对世界的感觉。

鲁迅的生命哲学的意义并不在于它的看法，他正是能从人生的寂寞与残缺中，过滤出了对生命的真知灼见，选取了积极的人生态度。他说：“想到人类的灭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然而若干人们的灭亡，却并非寂寞悲哀的事。”“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这种对人类灭亡的悲哀感和对生命进步的乐天性无疑造就了鲁迅对生老病死的豁达超脱，也使他不避讳讨论与死相联的任何意象。

海明威死亡哲学的积极意义在于他是建立在对死亡不可避免性和不可抗拒性的充分认定的基础上，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去迎接死亡，并在与死亡抗衡的过程中产生征服感与满足感，以减轻、忘却死亡带来的痛苦，这无疑凸现了生活的本质特征。

首先，他的死亡哲学不只是谈死亡现象，不只是简单的死亡事件的罗列，而是提升到批判现实的高度，因而具有现实意义。他的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不仅表现了战争对一代青年人的摧残，还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情绪，从而开创了“迷惘的一代”文学。《永别了，武器》在内容上是《太阳照样升起》的续集，书中不仅写了信仰的死亡，爱情的死亡，还从享利参战的痛苦经历中追索了“迷惘的一代”产生的社会原因。

其次，在对待人生的有限性与死亡的必然性问题上，海明威提出了“硬汉子”精神，这对于克服面对死亡所产生的恐惧感和生命无益感，治疗资本主义社会中“精神迷惘”的现象来说，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老人与海》中的硬汉子“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他，但就是打不败他。”这部小说最为人称道的亮点是它“完美地表现了海明威所谓的‘重压下的优雅风度’”，也是海明威思考“人应该怎样才是人”的结论。海明威把人物置于人类荒诞舍命这一“重压”的前提背景下，但是对应的措施不是消极待毙，而是努力寻求维护人的尊严的“优雅风度”，从而找到人的生存的价值。

再次，海明威的死亡哲学丰富了文学艺术理论。“他笔下的‘死亡’生动逼真，具有某种程度的科学性和现实性，其中对死亡有生理的，心理的分析，也有伦理的，哲学的思考”。这对于他人的创作和其它的文学形式都是有益的借鉴。以往的文学艺术作品在论述死亡这个主题上，就单个作家创作的数量上，或是作品整体质量上讲都给人以只鳞片爪，凤毛麟角的感觉，并未像海明威那样，以一个文学家的眼光，敏锐的洞察力，惊人的才能和超凡的艺术技巧，描述人间百态，且将焦点集中在死亡这个问题上，通过对其进行深入慎密的反思，总结出了自己较系统的死亡哲学，用以昭示生活的真实，具有从沉迷中唤醒人们理智的作用。

最后，海明威身体力行，使他的死亡哲学具有“真实”的意义。原先，当人们面临死亡困境时，哲学应该走出来宣布真实，解疑答问，然而那些过于高深宏伟的理论因脱离了尘间人烟，局限于生活之外，本身也会跟着失真。海明威担当起解决人们对死亡的困惑问题的重任，以他超常的勇气去体验“真实”，从18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到62岁用猎枪结束自己的生命，其间他带着一战留下的273处伤去古巴钓鱼，赴非洲猎狮，到西班牙看斗牛，驾驶“彼拉号”侦查德军潜艇，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这段人生之路虽走得艰辛劳苦，冒险刺激，却用于他脚踏实地地洞察现实，理解现实，批判现实，超越现实而使他的理论真实可言，强烈感人。他的死亡理论具有激昂的精神活力，能帮助人们战胜死亡恐惧，鼓舞人们生活的勇气。有了这一理论作指导，人们将不仅感到生命得以延续，而且还会出现生命的奇迹，海明威对死亡的认识有了哲学的高度。

海明威的死亡哲学是在他对死亡的亲身体验基础上完善起来的。有了对死亡的切身体验，海明威悟出了死亡是生命的终结，但不是生命的目的。死亡固然显现出了人生的有限性和生存的暂时性，但它绝不能成为人类论证生命无益，鄙视生存的根据，因为有限性和暂时性是所有生命的基本特征。人类的生命不仅不会由于它的有限性而贬值，相反，正是生命的这种有限性才赋予了生命以内在的价值。

面对人生的“重压”，“与其说听从命运的摆布，不如说可以向它挑战。”死亡虽然可怕，但人在它面前并不是无所作为，不能消极地接受它，而要保持积极的态度，表现出人的生命的张力与活力。即使在既定的劫数面前，也不能悲观消沉，而应勇敢面对，做个“硬汉”，保持人的“优雅风度”，这才是海明威死亡哲学的内容。有了这种死亡哲学，亦即生命哲学作指导，海明威才能在晚年失去记忆力和做出创造力的时候，勇敢地选择了死亡，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实践了他的死亡哲学，说明了它的全部内涵，并证明了它存在的实际意义。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海明威死亡哲学的局限性。海明威的死亡哲学是从自身的经历和经验发展起来的，他的写作素材以亲身经历为主，又强调感性认识，排斥或否定理性认识，尤其厌恶政治理论。然而，一个人的经历终究有限，而感性认识又无从深入事物的本质，因此他对于死亡的论述，都是从人的本能的角度着手的，没有看到人是社会的人，也没有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去判断人的生与死。他只是从个人的意义上去分析“生”与“死”。讲述死对个人心理的影响，并借助于对“生”“死”的强烈意识，鼓吹个人奋斗。在他的心目中，“上帝死了”（哲学家尼采的话），个体成了绝对至上的东西，没有了精神主宰，也就缺乏了凝聚的核心，人成了单个的人，脱离了社会之外，自然也就感受不到集体的温暖，群众的力量，只能感叹：“人和生是一场孤独的战争”，这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人生观，有其明显的局限性。

虽然海明威的死亡哲学有它的局限性，但海明威看到了死亡与生命之间有着内在的关系，认为生命是创造的本体，同样，人不必对死亡产生不正常的恐惧，正确看待死亡反而更能促使人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与有限，穷究生命的丰富涵义。他在作品中赞美英勇的行为，提倡人们通过自己的选择，用行动去创造生命的意义，去追求“重压下的优雅风度”。

现代思维中，借助反面甚至丑恶经验来体现对真理的探索已并不鲜见他们作品中那些关于病与死的刻画，已涉及到了文艺与医学、心理学等学科一些更为敏感的课题，使人联想到更为丰富的层次和方面。生活对作为个体人来讲的作家的影响，个体人如何对这种生活认同并以创作来超越这种认同。作家的现代意识，现代生活观念和艺术观念，这使他们的作品在混沌中最早显示出生存价值的自觉，成为他们被压抑心灵的梦想。鲁迅与海明威，这两个举世闻名的作家，正是由于他们对生存有着巨大的欲望，对黑暗有着强烈的反抗精神，才使得他们与他们的人格、作品得到世人的崇敬和仰慕。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死亡哲学与生命哲学得以不朽，就像其本身一样，魅力四射。

【注释】

（1）《国外文学》（季刊）2003年第3期第64页《试论海明威的死亡哲学》朱莉　著

（2）《苍茫集》钱荫愉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第218—252页

（3）《苍茫集》钱荫愉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第236页（4）《国外文学》（季刊）2003年第3期第65页《试论海明威的死亡哲学》朱莉　著

（5）转引自新浪网：《鲁迅之生命论与终末论》伊藤虎丸（日本明海大学教授）著

（6）转引自新浪网：《艺术家死亡意识与美学体现》马建高　著　2001年

【参考文献】

1、《国外文学》（季刊）2003年第3期《试论海明威的死亡哲学》朱莉　著

2、《苍茫集》钱荫愉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

3、《鲁迅的生命哲学》王乾坤　著　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第一版

4、《鲁迅之生命论与终末论》伊藤虎丸（日本明海大学教授）著

5、《死亡美学》颜翔林　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