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诗范文第1篇

为大家急着送上诗歌一首~

---------------说明一下。

月落还未来，

鞭炮声就啪啪直响。

日出还未现，

烟花响便纷纷赶上。

美丽且热闹的夜空，

把新年的美好缠绕，

看神州大地，

人山人海，婚车布满，

一片热闹非凡。

看家家户户，

灯笼高挂，烟火齐放，

一片繁荣景象。

声声烟火响，

在新年的钟声中萦绕。

祝大家新春大吉。快快乐乐。虎虎生威。天天过年！

我们这里下雪了，好一个瑞雪。

让我对上了一个对子：

瑞雪纷飞辞旧岁，

鞭炮齐响迎新年。

o(∩_∩)o 哈哈！让我们在虎年里平平安安

开开心心

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

最后新年快乐~！

声明一下下：

新年诗范文第2篇

亲爱的朋友，200*年是充满希望有一年。随着新年的脚步将近，我用我诚挚的心和真情的诗篇，为你们祝福————

迎春花开放

在火红的太阳底下

你听，那是百鸟的啁鸣

它们惊喜地叩响了

春天的第一道门扉

白云衔来温暖的思念

久违的问候

又为我们带来了新年的祝福

那些沉甸甸的欢笑

像父亲母亲的双手写满劳动和收获

一杯烈酒

盛满酽酽的乡愁

在迎风的早晨把我醉倒

漂泊的游子

不由得加紧了回家的脚步

我所热爱的少女

已经久未谋面

仿如故园里微微颤栗的蛛

默默地长成了蚕茧

趁春风还早，我要快快赶路

好问心爱的姑娘一声

爱情她可会在这个春天，开出花来

清透的风，正从远处吹来

那里有少女的香味

带着野百合的私语

在一瞬间绽放

青涩地，爱人的手臂

温柔地缠绕，把你拥抱

拨动春天的琴弦

季节的距离如此强烈无法抵挡

如同大地孕育着希望

我看见乡亲们，在新年的日子里

谈论着往事的收成

细数三百六十五个日子和节气

说到春天

大家的眼里又开出了火焰

那个时候，玉米成串地挂在屋檐下

黄澄澄的喜气

飘满家园，让人看了心里

感觉兴奋而踏实

于是莫名地想起

多年前下着雪的某一天

亲人们合在家门照的一张全家福

碰落了第一滴露水

氤氲开来，它是七彩的

北方的冰雪消融

南方的树木吐绿

嘀嘀的汽车声里

一路开来，那是春天的婚礼

生命中注定抵达的幸福

你要在哪里醒来

倾听圣洁的歌唱

眼前美好的一切

顺手就能摸到的东西

像诗歌和水一样一见钟情

然后在春天里甜蜜地怀孕

可我还是会想起村庄

坐在一片田野上的村庄

向着河流的方向飞翔

莫非是那不停吹来的微风

引得我张望

初长成的小妹

她正站在家园的路口迎接

新年诗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台湾新诗　现代诗　回归乡土　乱象丛生

(中图分类号]I2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10―0147―07

讨论60年来的台湾新诗，必须区分台湾所使用的两个不同概念：一个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流行的“自由中国诗歌”，另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正式启用的“台湾新诗”。前者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概念，包含着浓烈的意识形态内容，它主要是指退守台湾后具有三民主义价值特征的诗歌。其时段性、政治性和区域性非常明显。随着台湾本土化的趋势。“自由中国诗歌”的概念已被“台湾新诗”所取代。在许多本土派诗人看来，“台湾新诗”是包含具有强烈的台湾意识作品，尤其是台湾人用台湾话写台湾事的本土诗人作品。本文只把“台湾新诗”作为中性名词使用，具体是指台湾地区出现的新诗，不仅是指本土诗人作品，也包括外省诗人和原住民诗人作品。

一、从呼喊走向内心

在祖国大陆新文学运动影响下，台湾新诗诞生于1924年，但不是以中文写作而是以日文形态出现。张我军次年出版的《乱都之恋》，则是首部白话新诗集，是台湾新诗的初试啼声。在20世纪30年代进一步得到发展的台湾新诗，其标志是揭起超现实主义旗帜的《风车》诗刊。1942年创立的银铃会，则强调社会意识，对世界文学抱开放和接受的态度。

作为国共内战第三年的1949年，一百多万各省移民随军去台。去台的诗人也有一些，但都不是一流作家。这是转型的时代，也是激变的年代。在体制下，无论是经济、教育还是文学、艺术的发展，都受“复国”方针的钳制。在意识形态上，台湾尽管和大陆针锋相对，但就两岸诗人及诗评家均信奉工具论而言，主张文艺为阶级斗争服务――在台湾是为“抗俄”服务，并没有质的差异。

台湾光复后由于国民政府禁止日文和闽南话、客家话的使用，使得本土诗人一时间不能熟练地用国语创作。而那些大陆迁台诗人大面积参与诗坛活动，很快成了诗坛的主力军，具体来说有余光中、辛郁、周梦蝶、洛夫、商禽、叶维廉、杨唤、痖弦、郑愁予、罗门、张默、大荒、管管等。他们写的作品，内容有爱情和日常生活，但流行的是呼喊、控诉和怀乡，外加歌颂领袖，在表现形式上常用口语。动辄百行千行，是为抒情兼朗诵的所谓“爱国爱族诗”。

诗刊与新诗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诗刊，给诗人们提供了笔耕的园地，使文学史的书写有了充实的内容。这时期的台湾，仅诗刊就有十多种，较重要的有由葛贤宁、钟鼎文、纪弦等人借《自立晚报》副刊辟出的《新诗周刊》，这是台湾最早出现的诗歌园地。

20世纪50年代的诗坛实体，除大陆去台的“三老”钟鼎文、覃子豪、纪弦外，都是军队的战士和流亡学生，因而有人从创作队伍军人成分占主要，便推断这是政治抒情诗的年代，或曰“战斗诗”为主旋律的年代。张道藩领导的“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倡导的“战斗诗”，的确在诗坛称霸，但以后的情况有了改变。当台湾社会步入了安定之境，当局革新有成，即开始第二期经济建设之际，诗坛便有人想打破现状，提出雄纠纠的“新诗再革命”口号，试图朝现代主义迈进。这些作品突破了现实的政治封锁，奠定了诗人独立不倚的性格，为探求诗歌美学基础、开一代新诗风做出了贡献。典型的有商禽的《逃亡的天空》。在商禽的另一首散文诗《长颈鹿》中，“逃亡的天空”这一关键意象也有进一步表现。痖弦、郑愁予等人的诗作也从呼喊走向内心，不再把制作战斗诗歌作为主要任务，从向外转变成了向内转。

二、挑战居主流地位的现代诗

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新诗属西方现代派狂飚突进时期。也是乡土文学重新出发的年代。当时不少渡海去台青年，大都经过死亡的严酷考验。到台湾后，苛酷的政治使他们产生幻灭之感，感到前途无望。既然无望且不许碰现实问题，“余下来的一条路，似乎就只有向内走，走入个人世界，感官经验的世界，潜意识如梦的世界。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和心理分析，意识流手法的小说，反理性的诗等等。乃成为青年作者刻意追慕的对象。”现代主义的暗示象征手段和讽刺艺术，正有利于这部分青年表现他们对封闭环境的恐惧、不安的感觉，以及对人为扭断台湾儿女与祖国母亲之间的脐带关系所感到的困惑。

“创世纪”诗社是现代主义的大本营。他们创作以超现实主义为主的现代诗，其动力正来源于上面所说的台湾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强烈压抑感与疏离感。诗人们所见到的“不是现代人的影像。而是现代人残酷的命运，写诗即是对付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尤其是军旅诗人，经历了国共内战所造成的惨重伤亡，放逐到台湾后又置身于失却结社自由，讲求绝对服从的军营中。对这种罐头般密封的环境，任何敏感的心灵都难以承受，更何况是追求心灵绝对自由的诗人。他们这种苦闷忧郁只好通过实验诗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人们之间不能坦诚相待，像“我想念大陆亲人”、“‘复国’希望渺茫”之类的真话，只能烂在肚里，一旦说出去就有可能坐牢乃至被当作“匪谍”处决。但这决不等于诗人放弃对真性情的追求，只不过在追求时包扎着一层层外衣，如洛夫《石室之死亡》第一首，就这样表现了生命的荒谬与死亡的恐惧。

据张默的统计，60年代台湾共出版224本个人诗集，合集和选集有11本，诗论集17本，诗刊40种。在这众多的诗产品中，外省诗人仍居主导地位。他们中的不少前卫诗人喜欢标榜存在与虚无、怪异与荒诞。和这种作风不同，余光中在和洛夫论战《天狼星》时，表示要对“已经冲入了一条死巷。面临非变不可阶段”的现代诗说声“再见”。过了4年，纪弦宣布取消“现代诗”。这一决绝的态度与前面所说余光中的“再见”，均说明西化诗风的发展到了连现代诗旗手纪弦与另一温和派余光中均无法容忍的程度。“再见”后的余光中一再强调中国新诗在向西天取经时，不应忘记回家，不应把自己的作品变成西洋式空洞的渺茫的回声。他所看中的不是与现实的疏离，而是“五四”以降抒情与浪漫的传统。具体表现在创作中，余光中非常注重诗的音乐美，在内韵和尾韵的经营上，用音色的美感去烘托诗境。还创造出一种“三联旬”形式。以叶珊为笔名的杨牧一连出版的《水之湄》等四本诗集，和余光中一道为非主知的抒情传统打开新的局面。

当以“创世纪”为代表的激进现代主义与余光中为楷模的温和现代主义汇成一股巨流，并生成新的典律的时候，诗坛的另一角，逐渐出现了另一股反现代主义的力量。先是标榜走“明朗、健康、中国”路线的《葡萄园》于1962年创刊。但由于该刊反对西化的同时，没有很好强调吸收西方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之精华，故其诗作远未有《创世纪》、《蓝星》影响大。由本土诗人组成的“笠”诗社与“葡萄园”

不同，他们以更强劲的势头抵抗超现实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标榜小乡土的《笠》诗刊作者，跨越语言的障碍，写出了许多乡土气息浓厚的批判人生的力作。主要作者有林亨泰、桓夫、白蔌、李魁贤、杜国清。这些作者基本上服膺于写实主义，善于从土地与人民中吸取灵感，开拓出诗坛的另一片天地。

三、回归传统，拥抱乡土

20世纪70年代，是现代主义受到激烈抨击的时期，也是台湾新诗回归现实主义的年代。其重要标志是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从高峰上跌落下来，以现实主义为主心骨的乡土文学思潮取而代之。这种更替，标志着台湾新诗从以个人为本位走向社会为本位，从为少数精英服务转向为社会大众服务，以向西天取经转为向东方回归，向民族回归，这显示着台湾诗人在更高层次上的文学觉醒和对台湾社会总体性认识越来越深刻。乡土文学思潮素有“压不扁的玫瑰花”之美誉，代表诗刊有《笠》，另有由第一个新世代诗人组成的“龙族”诗社，声称要“敲我们自己的锣打我们自己的鼓舞我们自己的龙”。他们以中国的、现实的、青年的这种精神去反抗诗坛的西化。

在乡土诗人和新世代诗人的推动下，现代诗坛开始内部反省。新加坡大学英文系教师关杰明，接连在《中国时报》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就他读过的三本均冠以“中国”名字，而实际上很少中国民族性却有浓厚国际性、世界性的诗选提出尖锐批评。唐文标也发表了《僵毙的现代诗》等三篇文章，其共同之处是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批判艺术至上论。作者指出20世纪不是诗的世纪，诗是有闲阶级的产物，闲暇的时代既已被踢开，则诗的作用根本已化为零。总之，“今日新诗，已遗毒太多，它传染到文学的各种形式，甚至将臭气闭塞青年作家的毛孔。我们一定要戳破其伪善的面目，宣称它的死亡，而希望中国年轻一代的作家，能踏过其尸体前进。”唐文标居高临下，危言耸听，以法官判决式的口吻宣判现代诗死刑，使整个诗坛骚动起来。比起过去“现代”诗社与“蓝星”诗社的遭遇战、纪弦与覃子豪之间的“私人战争”，唐文标以一人的激扬文字、粪土现代诗的气魄，向整个诗坛挑战，自然犯了众怒，怪不得受到众多诗人、作家的抵抗。

轰轰烈烈进行的新诗论战，使雄踞“中国当代十大诗人”地位的“现代派”诗人受到强调发扬民族精神的《龙族》、《诗潮》的强有力挑战。尤其是《笠》诗刊不仅有林亨泰这类“现代派”的回归者，亦有陈秀喜这样从日文向中文转换成功者的加盟，加上以李敏勇为代表的战后成长的新一代，因而《笠》不仅在创作上，而且在评论和翻译方面交出的成绩单，均显示出他们反思传统、重建民族诗风的强劲势头。其他新成立的诗社也不容忽视。《阳光小集》在创刊号上提出要“寻中国的根，觅五千年的传统”。这种以反身代替反叛的回归中国的愿望，喊出了众多青年诗人的心声。

无论是“笠”还是“龙族”诗社的诗作，均摒弃西化而多用口语写作，从恬淡的生活中表现出浓郁的诗意，用带有泥土的语言表现当代人的感觉。这与“现代派”用类似“密码”的语言写作，以至视诗人为“密码专家”，视诗集为“密码秘本”的做法完全不同。乡土诗人认为，与其让少数诗评家惊叹“密码诗”的张力和密度，还不如让读者在晓畅明快的诗行中得到真正的艺术享受。回归传统，必然导致本土意识的产生。在文风上，乡土诗人普遍走朴素的写作路线。写实主义的提倡，带动了叙事诗的丰收。当时出现的关怀现实之作，社会取向常常兼纪实取向。这时出现的叙事诗，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较多，如余光中的《湘逝》，还有的依托神话传说，如杜国清的《嫦娥》。

作为承前启后的70年代，不论是诗论还是诗作，都接纳各种诗潮和流派的参与，注重确立多元互现的品格，并开拓新的写作领域和风格。在商禽的引导下，管管、苏绍连、刘克襄、渡也写起了散文诗。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席慕蓉，用软性的基调追求浪漫梦幻、秀美典雅、哀感顽艳的风格。这种清芬可挹如飘扬的发丝和柔和女体的风格，掀起一股情诗流行的风潮，并创造出令《创世纪》乃至《笠》诗人乍舌的票房记录。这说明读者不仅需要罕见情、韵、事的现代诗的消费，也需要充溢着情、韵、事特征的大众诗的消费，而后者的市场需求远远超过前者。

四、多元发展，混声合唱

赋予“台湾新诗”以生命意义的是20世纪80年代。如果说前30年用“台湾新诗”的概念会招来“”嫌疑的话，那么到了执政党比过去开放与民主，经济上入“第三波”资讯的80年代，就不存在这个顾虑了。这时农业上由停滞期转入扶助期，文化方面教育普及，各种民间社团蜂起。所有这些，为文学上的多元发展、混声合唱提供了有利条件。

通常认为，这时的台湾新诗发展可分为两段：1987年以前为前半段，其重要特征为现代主义和乡土诗的对立与融合。解除后至1989年为后半段，其基本走向为本土诗与后现代诗并存。

从1980到1986年之间，出现了众多更年轻的诗人，他们和前辈诗人一起深耕，总共创办了30种诗刊。这些诗刊，“雅集”性质居多，并没有明确的主张和鲜明的旗号，有的连发刊词都没有，创作实践普遍以抒情为主要诉求，或沿袭“回归传统，拥抱乡土”的路线，但也有不同声音出现。如1985年5月创刊的《四度空间》认为“文学除了需要直线的继承外，同样地需要横向的融合，同年9月问世的《地平线》，也不主张把传统与借鉴对立起来。”由此可看出，70年代的二元对立已逐渐被宽容、相融所取代。《草根》不仅是多元融合的言者，也是行者，在复刊后陆续推出“社会诗”、“环境诗”、“录影诗”、“科幻诗”、“都市诗”等专辑，给传统诗坛注入一股新活力。这种融会与变化的现象，在资深诗人那里也有明显的体现，如余光中在尝试新诗与民歌的结合。即使标榜“国际性”的洛夫、张默，其诗作也有社会关怀的内容，如两岸开放探亲后，他们创作的返乡诗、探亲诗，延伸了乡愁诗的传统，充满着对乡土的眷恋。曾有过“美丽错误”的郑愁予，从纤细的抒情中探索生活的知性，不少诗作充满“情”的同时融进了“事”和“理”。

经过乡土文学大论战，现代派对“横的移植”有所检讨。这时复刊的《现代诗》，其刊名纪念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一些现代诗人为了表示自己不是脱离现实，便提倡“新闻诗”。有一定探索性和实验价值的是“录影诗”。比“录影诗”投入者众的有“环境生态诗”。这类诗的作者主要有李魁贤、赵天仪、莫那能等。但这些人的作品均没有像余光中声讨空气污染的《控诉一支烟囱》那样影响大。比“环境生态诗”影响更大的是都市诗。在这些诗人看来，城市固然是当代文明的核心与象征，但都市的兴起与发展，却是以人的孤独为代价所取得的。都市的居民不像乡村有密切的亲缘关系而陷入孤独之中。他们为驱赶孤独而希望结成群体，可又因群体过剩无法自由发展个性而重新留恋孤独。这种对都市既依存又想摆脱的矛盾心态，使他们时时想借机发泄自己的情感。在这方面，青年诗人候吉谅的诗集《城市心情》，堪称代表作。欧团圆也是掌握都市精神的青年诗人。

自1981年詹宏志的“边疆文学”事件，经1983至1985年之间的“台湾意识”论战后，“乡土文学

论述”已被“台湾本土论述”所取代。“乡土”与“本土”虽是一字之差，但其含义大相径庭：乡土的“乡”不仅指台湾，也包括大陆；而“本土意识”论者中的不少人已抛弃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而以子虚乌有的所谓“台湾民族”取代“中华民族”。这些本土诗均采用写实主义手法，带有怀旧倾向，以乡镇为题材居多。在“本土”诠释方面，常指台湾而表现出程度不同的拒排中国的倾向。它虽然有社会关怀的取向，但更多的是族群关怀，念念不忘的是“本土台湾”。在《阳光小集》所出版的政治诗专号中，还可以看到诗作者关怀台湾的同时放眼中国，但在作为《笠》诗选的《混声合唱》中，很少有作者把眼光投向神州大地，他们心目中的“本土”被缩小成海岛。“台湾”在他们眼中已不是一般的地理名词，而是相对于“中国”的带政治色彩的概念。在“笠”同仁诗作中，这样的诗作比较多。在语言上，不少本土诗人主张用“台语”写作。有的虽然用汉语写，但议题或关怀对象变得狭窄化、单一化，以及国族化现象浮出，其他没有什么不同。

和本土诗密切相关的是政治诗的蓬勃发展。这类诗作的叙述基调为主流――反主流、宰制――反宰制的二元对立。代表作有杨渡控诉的《一九八三年暮歌》，还有李魁贤的《独立》、陈芳明的《城市》、陈鸿森的《比目鱼》、刘克襄的《福尔摩莎》等。

后现代文化思潮伴随着后工业社会出现。商业社会的消费取向和资讯的高度发达，是后工业文明的重要标志。虽然台湾在80年代还未进入后期资本主义阶段，但它的某些层面上已经有后工业文明的特征，这为后现代文学的产生提供了温床。具体说来，从80年代后期开始，台湾文坛出现了从现代主义母腹中成长发展起来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还在70年代末，夏宇的部分作品就含有后现代精神。后现代主义诗风劲吹，是在《草根》复刊以后，由罗青、林耀德等人大力鼓吹。现代诗和后现代诗在对主流文学的反叛方面有相似的一面。如果说，现代诗的兴起是对“战斗文学”公式化文风强烈不满的话，那么后现代诗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乡土写实的僵化路线的反拨。后现代诗继承了纪弦们前卫精神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与纪弦、洛夫们所没有的技巧革新。

本土诗与后现代诗开始时是平行发展的，但后来又有相抵触的现象。它们本来就有不同的艺术倾向，在表现题旨上亦有重大差异。一般说来，本土诗的思想性大于艺术性，在表现国族想象时过于，而后现代诗讲究技巧，题材比较广泛，其议题不局限于族群。还有环保、科技、媒体、电脑文化、女权主义、艺术本质、语言实验、都市文明等等。即使与政治有关，其讥讽的对象也只是官方而非整个中国，如林耀德的《交通问题》。

在新诗创作上，如上面所述出现了新闻诗、录影诗、环境生态诗、政治诗、本土诗、后现代诗，在题材上，有人热衷于写政治和战争，写中国精神或本土意识，写乡村或写都市，写生态或写科幻，咏乡愁或写死亡，写山水或写或表现异国情调……说明诗人的创作生命力随着政治的松动充分释放出来。80年代是一个多元发展、“主义”频繁、“混声合唱”的时代，已成不争的事实。

五、矛盾交织，乱象丛生

1987年7月15日，令终于解除。这种强权神话的破除，台湾诗坛最大的受益者是“笠”。这时的“笠”诗社，不再是“不适者生存”，而是适者生存――适应了执政者“去中国化”的需要，难怪诗集选集的出版远远超过别的元老诗社。他们用有特殊含义的“台湾诗”取代70年代说的“在台湾的中国现代诗”，对巫永福20世纪30年的《祖国》一诗作了重新诠释。

1995年是最动荡不安的一年，统独斗争的阴影笼罩着全岛，再加上黑金政治和特权腐化现象，诗人们无不忧心忡忡，这充分反映在辛郁、白灵主编的《八十四年诗选》中。由于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发生严重错位，导致相当一部分本土诗人包括90年代出现的《蕃薯》诗刊的作者，把“台湾诗”看作是“新国家书写”，是独立于“中国诗”之外的新品种。

用与本土化相关的“政治正确”主导创作，必然会导致诗作品质的下降。但现代诗不再风光一时，并不完全是统独斗争的侵扰，而是由于政治解严导致各种束缚全面松开，社会多元化时代急剧来临。纯文学尤其是小众的新诗受到各种大众媒介转型的强烈冲击，逐渐被读者冷落、抛弃，致使这时期诗刊的生长不再有肥沃的土壤。1992年12月创刊的《台湾诗学季刊》却有所不同，它在“挖深织广，诗写台湾经验。剖情析采，论说现代诗学。”方面成绩斐然。该刊特点是老将与新秀合流，历史与现实兼顾，创作与诗论荟萃，相对于过去元老级诗刊的集团性格，它带有整合色彩，是台湾诗坛传播功能日趋疲乏时的一支劲旅。作为最具凝聚力诗社“创世纪”所办的同名诗刊，仍不失为对“现代诗投入最积极、冲刺力最强的一群”。当代诗刊唯一由女性诗人涂静怡主编的《秋水》，一直保持着唯美的风格，不同于女性意识抬头的“女鲸诗社”。

面对诗社诗刊自生自灭，医生式的评论家孟樊诊断现代诗已“濒临死亡”。为了适应读者新的需要，诗人想出各种办法让新诗起死回生，如效法小说的“极短篇”写超短诗，白灵由此倡导“小诗运动”。这时还出现一种按大众口味推出的“公车诗”，网路诗几乎同时登陆诗坛，由须文蔚、侯吉谅、杜十三于1997年组成“诗路：台湾现代诗网路联盟”，《每日一诗电子版》订户超过三万，打破了传统文学以文字做载体的创作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后现代文学家的理论主张。女性诗歌也不甘落后，像颜艾琳等人的作品，勇敢地挑战父权体制，有助于人们反思或生命这类人生的基本问题。但也有不少女性诗歌演变为诗，充斥着大量的过程及器官描写。

90年代的台湾社会，许多人出于对生活的困惑求神拜佛，宗教在各个阶层大行其道。这在文学创作中也有所反映。如一些诗人尝试把佛学、禅宗的情趣输入现代诗中。

自台湾开放探亲以来，两岸诗人互访往来。《创世纪》得风气之先，继“大陆朦胧诗人特辑”后又推出“大陆第三代现代诗人作品展”。《葡萄园》、《秋水》、《大海洋》、《海鸥》等诗刊也紧紧跟上，辟出专门的栏目刊登大陆诗人的作品。有少数诗刊还发展大陆同仁，特邀大陆著名诗人、诗评家为特约编委。交流中难免有误会，有碰撞。如笔者编著的《台港朦胧诗赏析》，在台湾引起误解，认为朦胧诗在大陆是精神污染的代名词，现在编著者把只在大陆出现的朦胧诗说成是台湾早已有之，这是把大陆“‘精神污染’罪魁祸首”看作“是来自海外台湾”，笔者由此和这位批评者展开了火药味甚浓的论战。

台湾诗坛变得千奇百怪，“就像游戏机的键盘，看谁比较会‘玩’，拼凑的速度较快”，以及政治化与游戏化、严肃诗与颓废诗、“公车诗”与晦涩诗并存，毕竟还应从解除后算起――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开始，是台湾当代诗史上一个特殊时期，极具研究价值。总之，由两岸竞争明朗化，恐惧大陆而崛起的“台湾精神”，在政治、文化、教育上首次占优势的90年代，“两国论”导致“新国家书写”的夺权。致使本土化、“去中国化”的思潮铺天盖地而来。不少诗人下海从政，放下彩笔投身街

头运动。再加上整个文化商业机制对文学的大举入侵，使得台湾新诗市场大面积沦陷。新老诗刊争主流地位，某些大牌诗人不再忙于创作而是忙于进文学史。更年轻的诗人把搞怪当作前卫的同义语。台湾诗坛就这样变得奇特而难以捉摸：这里有“年度诗选”权力分配的争夺战，有正中书局出版上官予《中国新诗渊薮》引发的诉讼案件，有“泛蓝”文学团体“中华民国新诗学会”部分成员另组“中国诗歌艺术学会”。还有某些现代诗研讨会出现的火爆场面，独派诗人炮轰“台湾文学经典”，萧萧等评论家攻讦“大陆的台湾诗学”，“小黑吉”用漫画形式讥讽《创世纪》沦陷为大陆新诗台湾版，而《创世纪》的“司马新”又反过来大骂《葡萄园》、《秋水》等诗刊成了收容大陆劣等诗作的垃圾桶……这种种矛盾交织、乱象丛生和浑沌、混乱、无序状态，是世纪末台湾诗坛最奇特的景观。

战后的台湾诗史。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逐渐形成了以中国坐标和台湾坐标著称的两个隐型对立诗派。这两大诗阵营泾渭分明的对峙，已有30多年的历史。尽管这对峙也有松动的时候，如当台湾政治天空由“蓝天”变“绿地”的政权和平转移后，这两个诗派在新世纪的对峙已由显性转为隐性，由热战变为冷战，由对抗变成交叉，但他们之间政治信仰的差异和诗坛权力的争霸，毕竟构成了岛内诗坛论争不休的主线。

2004年“总统”选举，“泛绿”势力战胜“泛蓝”，连续执政。鉴于“北蓝南绿”的政治板块无法改换，以及轮为在野党和享尽资源优势不再的各种压力，不少“泛蓝”诗人心情颓丧，感到前途渺茫，因而不再旗帜鲜明地亮出统一大旗，在国族认同的问题上显得态度暧昧，言词吞吞吐吐。为了逃避势力的攻讦等，有的诗人只好移民国外。比起施善继这样的统派诗人，他们在认同“一个中国”问题上声音不够宏亮；比起“泛绿”诗人用外形像台湾地图的“蕃薯”喻他们对台湾本土的认同，“泛蓝”诗人用“秋海棠”的意象表现他们对神州大陆的认同，后者的力度和生动性不如前者。某些“泛蓝”诗人没有大声疾呼“要统一不要分裂”，不敢理直气壮承认自己是中国诗人，这些作家写出来的作品缺钙，不同程度犯有软骨病。但在新世纪，政治诗只是一种文学现象，在“非诗”时代毕竟不是主流。更多的是“甜甜的语言，淡淡的哀愁，浅浅的哲学，帅帅的作品”，属娱乐性的商品化文学，有人体诗、脚印诗、天空诗、镜子诗，还有广告、唱诗、演诗、酬诗、命理诗、藏诗票、拼诗石、手机问候语，等等。也有柔美的旅游诗，如张默、孟樊的作品。还有诗中有画的女诗人林明理的短章，等等。

六、台湾新诗的特殊贡献

台湾新诗是一座重镇。在中国新诗乃至世界华文新诗地图上均占据有重要地位。它在参与建构祖国新诗中，做出了下列特殊的历史贡献。

一是丰富了中国当代新诗表现生活的空间。台湾新诗与大陆新诗是在不同的两种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下产生的。如果用关键词来加以区隔，与台湾新诗相关的是结党营诗、现代诗、乡土诗、蓝星、创世纪、笠、唐文标事件、台湾意识、中国意识、台语诗、诗、网路诗、后现代诗等名词概念，而与大陆新诗有关的是诗歌工作者、深入生活、思想改造、抒人民之情、大我与小我、政治抒情诗、新民歌、朦胧诗、打工诗歌、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梨花体等概念。祖国大陆新诗，所表现的多是神州大地风貌，很少有人反映宝岛的民俗和文化生态，而台湾诗人的作品均留下了台湾同胞独特的面貌。在对现代社会的批判、现代主义中国化及环保意识的觉醒，不同于大陆作家狭义的故乡情结的“乡愁”书写，还有同志书写和后现代、后殖民的书写方面，台湾新诗均在不同程度上丰富、充实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内容。使中国当代诗歌更加多元化和丰富多彩。

新年诗范文第4篇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重庆，市民鸣放鞭炮，夜晚探照灯齐放，照耀得市区如同白昼。

时任国民政府秘书长之职的王子壮赋诗《闻日寇投降狂喜书怀》一首以抒感慨：

破碎河山庆忽全，终从薪胆力回天。

神州八载驱倭战，三岛群酋伏马前。

见雪累朝羞辱史，宁忘惨状杀烧年。

南京尸骨长沙火，永记东洋罪恶篇。

当日，上海国际饭店房顶升起上海最高的一面国旗。上海全市停业，鞭炮声整天不绝，人们自发地上街游行，欢呼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胜利。

被中国作家协会评为“当代旧体诗词十大作家”的曹大铁此时在上海经商贸易，得此喜讯后即填词《满江红・抗战胜利凯歌》一首：

地坼天崩，风雷震，虾夷慑服。神州路，伏尸盈野，疮痍满目。锋镝馀生忧患去，河山再造祥光覆。似少陵身世赋收京，歌而哭。 边徼外，钢柱复。珠崖内，版图足。喜汉宫仪旧，受降城续。江山不容胡马饮，秋街初见华灯煜。看壶浆箪食迓王师，声雍穆。

另一位诗人姚萍填词《贺新郎・欢庆八一五日寇投降》，以示祝贺：

北国寒风冽，更那堪，长空星黯，九州悲切。忆往事，中原伤别。难忘嵩阳桑梓地，叹少林威武空宫阙。民族恨，几时雪。 全民抗战心如铁，执长缨，擎枪怒吼，誓除妖孽。烽火八年硝烟漫，倭寇魂丧胆灭。正壮士，军号传捷。败敌降旗消我恨，喜振兴华夏新章页。斟美酒，醉明月。

8月15日，《成都晚报》以《胜利来临夜，成都狂欢时》为标题，报道了成都人民庆祝胜利的情景：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满街的人群像洪水般的激流汹涌着，许多人敲锣打鼓，有的把洗面盆也拿出来乱拍、乱捶。成都各报发出号外，市民莫不争先抢购，有高出500元买一份的。许多商店、各重要街道大放鞭炮欢庆，直至午夜，尚有游人欢呼庆祝。眉山人徐聘能赋诗《蓉城抗战胜利盛况》，以志其事：

忽报东瀛伏巨獒，蓉城鼎沸气冲霄。

铜盆瓦钵充锣鼓，爆竹花渣满路壕。

八载凝成家国恨，一朝迸作海江潮。

深情最是流亡客，北望中原喜泪抛。

当时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的吴宓与刘永平创作《闻日寇投降联句》一首：

忽闻海上斩长鲸，浪息漫收局一枰。（吴宓）

杜老高吟洗兵马，汉家重筑受降城。（永平）

十年不负尝薪胆，三岛须终拜会盟。（永平）

旧事马关回首处，春帆残照满蓬瀛。（吴宓）

20世纪30年代，四川乐至人刘克生先后在川康绥靖公署和乐安师公馆从事文秘工作，都因看不惯旧军阀的黑暗腐败，愤而辞职，回原籍教书。先后在乐至中学、私立钦仁中学任教。

此时，刘克生赋诗《盟军胜利日本投降》二首，其一为：

八年边衅起卢沟，一夕争传靖寇仇。

战马狂嘶辽岭月，归鸿遥带秣陵秋。

雄关浩气连天涌，逝水欢声拍岸流。

斫地高歌情热烈，樽前含笑拭吴钩。

元老、监察院长于右任填曲《醉高歌・闻日本乞降作付〈中华乐府〉十首》，此录其中两首：

万家爆竹通宵，人类祥光乍绕。

百壶且试开怀抱，镜里髯翁不老。

自由成长如何? 大战方收战果。

中华民族争相贺，王道干城是我。

闻日寇投降，爱国老人陈叔通喜而不寐，作《日寇投降，喜赋一律》：

围城偷活鬓加霜，八载何尝苦备尝。

未见整师下江汉，巳传降表出扶桑。

明知后事纷难说，纵带惭颜喜欲狂。

似此兴亡也儿戏，要需努力救疮伤。

1937年出任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艺协”）诗歌组组长的陈培迪，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赋诗《闻日寇投降》一首：

雄师已极入京华，寂寞扶桑日色斜。

遥听铙歌连大漠，欣看天野茁新芽。

八年锋镝留鸿影，一卷飘零写荻花。

乡梦敢随归棹急，流民百万尚无家。

书法家、诗人李伏波在洞庭湖南岸的汉寿县城，赋诗《喜闻日寇投降》一首：

声声爆竹沸湖城，闻缚苍龙喜不胜。

扶醉还来窗际立，错将星斗当花灯！

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的蒋庭曜，抗战爆发后随学校内迁。抗战胜利时，学校正在广西北流市东北面的山围镇。其时，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当即赋诗《山围闻日寇投降》一首：

投荒经八载，两度到山围。

逐贼无消息，传经徒是非。

忽闻倭屈膝，喜极泪沾衣。

准拟东归日，草长莺乱飞。

8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延安，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万人欢腾。街上张灯结彩，各处黑板报都用大字报道了胜利的消息。各机关和群众的乐队、秧歌队纷纷出发游行。入夜，人们用柴棍扎起火炬，举行了火炬游行。《解放日报》这样报道那一天的延安：“晚间，东南北各区到处举行火炬游行，一个卖瓜果的小贩，把筐子里的桃梨一枚一枚地向空中抛掷，高呼：‘不要钱的胜利果，请大家自由吃呀！’” ……

此时，谢觉哉赋诗《七律・抗日战争胜利》，专咏“八一五”：

八月十五复仇节，八月十五胜利天。

伏尸流血五千里，尝胆卧薪一百年。

虎待全擒须扫穴，鱼还未得莫忘筌。

拼将福祉贻孙子，嘉陵山头看月圆。

延安行政学院副院长姜国仁赋诗并赠谢觉哉一首：

连日欢声动似雷，小城云树笑颜开。

百年恨史八年血，赢得降文海上来。

放怀我亦如年少，追看秧歌脚未停。

除旧建新光世界，忧时华发应重青。

抗战期间，邓拓到晋察冀边区，担任晋察冀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并兼任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1944年，在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下，邓拓主持编印了《选集》（晋察冀版），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著作集子。日本投降后，邓拓填词《清平乐・庆祝抗战胜利》一首：

喧天锣鼓，卷地红旗舞。革命长征万里路，极尽人间艰苦！今朝四海同声，欢呼抗战功成。喜见漫山遍野，火光星月齐明。

（二）

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签署了《日本降书》。

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之前的8月26日，医学家、诗人姚伯麟赋诗《美英舰队四百艘驶入东京湾》一首，记述盟军赴东京湾接受日本投降的历史画面：

投降典礼已分颁，舰队波涛沧海间。

电掣风驰四百只，堂堂驶入东京湾。

9月2日，姚伯麟又赋诗《米苏里舰上日投降签字》一首：

海军登陆横须贺，空队兼临厚木场。

舰上投降签字日，千秋历史增荣光。

此日，是日本帝国主义签字投降正式生效之日。中国各地庆祝抗战胜利，举国上下无不欢欣鼓舞。

9月3日，国民政府在重庆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庆祝活动。9时正，陪都庆祝胜利大会在较场口会场隆重举行。大会宣读了署名的《胜利日文告》。12时30分，各界大游行开始，参加者10万人，美国盟军也加入游行队伍。至午后3时30分游行结束，全市交通始行恢复。

此时柳亚子赋诗《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为庆祝胜利日有作七迭城字韵》一首：

还我河山百二城，阴霾扫尽睹光明。

半生颠沛肠犹热，廿载艰虞志竟成。

团结和平群力瘁，富强康乐兆民荣。

嘤鸣求友真堪喜，抵掌雄谈意态京。

柳亚子还赋诗《戏改放翁临终示儿诗一绝，示无忌、无垢，兼寄无非海上》一首：

便死原非万事空，此身已见九州同。

中山卡尔双源合，论定千秋属乃翁。

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中，胡厥文团结上海工商界同仁，赶制一批批手榴弹、地雷、穿甲弹，送往前线，给十九路军以坚强的支持。他提出抵制日货，组织中华机器联合公司，任理事长兼办事主任。从这个时候起，胡厥文蓄起长髯以示反帝救国的坚定意志、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诚挚忠贞的爱国精神。

抗战胜利后，胡厥文当即去髯，并将蓄髯与去髯两照射影合印，两像既似父子，又似兄弟。作《题二我合影》以志其事：

抗战胜利，父子昆季。

勿怠勿忘，岂以为戏！

同时，胡厥文还写下了《髯乐》，抒发心中的感慨：

髯乐

悒悒十四载，一夕去长髯。吾髯何时长?敌氛方炎炎。吾髯何时去?敌焰已消潜。九一八、一二八，敌据三省窥冀察。野心未戢再兴戎，侵吾湘沪肆贪猾。守土将士忿填膺，问天无语泪盈睛。矢坚贞，怒鸣钲，一片江湖杀倭声。吾心跃跃如花放，勇为见义宁多让。搜罗机械汇沪南，集合同行与巧匠。地雷水雷手榴弹，劳形日夜成巨量。送军前，与敌抗。如醉痴，须髯长。或怪吾于腮，吾云剃除还待失地恢。七七难忘事变起，八一三后战云开。万众流离两都陷，半生事业付尘埃。长城砖厂首遭毁，石城黄渡剩劫灰。新民合作内迁存无几，重营湘桂两厂去岁再逢灾。抗战何时已？拂须费疑猜。原子弹炸惊天末，真理战胜欢声动地来。昔年敌阀昂头笑，今日酋皇俯首哀。雪耻欢难已，除胡亦怪哉！有酒方新醅，愿与诸君狂饮三百杯。共庆和平彼岸同登乐，尤喜老大离乡少小回。

历史学家陈寅恪于9月3日赋诗《九月三日日本签订降约于江陵感赋》一首，以抒感慨：

梦里匆匆两乙年，竟看东海变桑田。

燃萁煮豆萁先尽，纵火焚林火自延。

来日更忧新世局，众生谁忏旧因缘。

石头城上降幡出，回首春帆一慨然。

9月3日，延安万众欢腾，宝塔山下，延水河畔，掀起了狂欢的浪潮。入夜，游龙般的火把、窑洞口的灯光，使延安像开满了鲜花一般火红艳丽。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各界放假三天，庆祝抗战胜利。两天后，延安各界两万多人集会，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用激动的声音宣告：“我们中国和日本50年的血海深仇，今天已清算了。我们已得到了胜利！”

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的钱来苏赋诗《倭寇投降》《十杯酒谣》和《初喜集》诗二首，本文仅录其《初喜集》一首：

皤头终见九州同，十四年来愿不空。

民族腾欢初解放，独夫故步未开封。

墨魔累妇悬人彘，帝业屠孙视祖龙。

孤愤草赓初喜集，更期民主刷新风。

谢觉哉赋诗《书事》一首：

东条有政号三光，希墨兴戎态异常。

褐党首谋原暴戾，蓝衣亚种亦强梁。

寡头惨使群头落，四姓肥来万姓荒。

至死仍然无转变，饥餐人肉血盈觞。

9月5日，温州城区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晚上，组织提灯游行，一连几天，人们一直沉浸在兴奋之中。一代词学家夏承焘填词《浣溪沙・九月九日温州观祝捷》记述盛事：

犹有秋潮气未平，八方听角学春声，深杯莫问醉何名。

夜夜天心忙却月，家家人面好于灯。八年前事似前生。

（三）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军分别在中国上海、南京等20多个地方集结投降。

9月9日上午9时，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中国陆军部大礼堂举行。

是日，时任陆军总司令部中将参议的顾毓参加了这个签字仪式，感慨系之，特赋诗一首，以志其事：

受降台筑紫金山，八载艰辛奏凯还。

雪尽马关奇耻辱，功成观礼我随班。

姚伯麟也题诗《九月九日日在南京签字投降》二首以纪其事：

首都签字投降日，国际空前历史光。

五九变成新九九，人间万事感沧桑。

天时地利喜交呈，此日强权正义明。

双十节前先二九，南京城变受降城。

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之后，中国战场上的日军陆续在各地向中国政府投降。

9月13日，山西地区的日军投降仪式在太原地区进行。14日，南昌九江地区的日军投降仪式在南昌中国军队第五十八军军部礼堂进行。15日，长沙、衡阳地区的日军投降仪式在长沙岳麓山进行。安徽地区的日军投降仪式在安庆进行。同日，浙江地区日军投降仪式在杭州举行。16日，广州地区的日军投降仪式在广州市中山纪念堂进行。9月22日，洛阳、开封、郑州、新乡地区的日军投降仪式在郑州中华圣公会礼堂举行。9月18日，武汉、宜昌、沙市地区的日军投降仪式在汉口中山公园新礼堂进行。之前，日军第十七旅团在墨西铺、监利以西的部队已被勒令集中于石首，交出武器后移驻江陵。

10月10日，北平、天津地区的日军投降仪式在北平明故宫太和殿进行。1864年出生的被誉为20世纪中国十大画家之一的齐白石，日本投降时正在北平。日军缴械投降之际，这位81岁的老人，也同祖国的安危同呼吸共命运，赋诗《侯且斋、董秋崖、余倜视余，即留饮》一首：

柴门常闭院生苔，多谢诸君慰此怀。

高士虑危曾骂贼，将军识字未为非。

受降旗上日无色，贺劳樽前鼓似雷。

莫道长年亦多难，太平看到眼中来。

10月25日，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向日本的台湾总督兼日军第十方面军司令安藤利吉下达第一号手令：本官奉令“接受台湾、澎湖列岛地区日本陆海空军，及其辅助部队之投降，并接收台湾、澎湖列岛之领土、人民、治权、军政设施及资产”。安藤利吉在签具的受领证中表示：对于本命令及以后之一切命令、规定或指示，本官及所属与所代表之各机关部队之全体官兵，均负有完全执行之责任。陈仪随即声明：“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之下。”台湾终于回归祖国，洗却了中华民族在甲午战争中所遭受的奇耻大辱，是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大收获之一。受降典礼结束后，台北40余万市民“老幼俱易新装，家家遍悬灯彩，相逢道贺，如迎新岁，鞭炮锣鼓之声，响彻云霄，狮龙遍舞于全市，途为之塞”。“家家户户，欢欣无比，家家户户，祭祖谢神，向先民冥中告知台湾已归回祖国”。姚伯麟赋诗《收回台湾纪念》《台民不忘祖国二首》及《台胞庆祝光复祭告祖宗三首》，本文仅录《台胞庆祝光复祭告祖宗三首》：

老至谁知愿不空，受降已见九州同。

国军到达台湾日，家祭焚香告乃翁。

虽云祭祖孝思深，究是难忘祖国心。

万户辉煌香烛夜，嗟予感怀泪盈襟。

追思民族大英雄，排满精神抗日同。

含笑重泉复古土，香花须祭郑成功。

（四）

在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后的第二天，即8月11日，一连发出三道命令，命令其嫡系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同时却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准向敌伪收缴武器；命令日伪军“维持治安”，等待政府派员前去受降。而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8月10日至11日，八路军总部连发七道反攻命令，命令我军即日起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前进，准备接受日“满”、日“蒙”敌伪军投降。对于的不准八路军、新四军收缴敌伪武器的命令，13日，总司令、副总司令致电，表示：“坚决的拒绝这个命令。”16日，总司令再电，警告其收回成命。为了避免内战的发生，总司令提出具体的受降办法，即：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受降；而军队，则接收被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但被所拒绝。

各解放区的抗日部队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展开全面反攻。冀热辽部队沿北宁铁路挺进东北，配合苏军和东北抗日联军解放东北；晋察冀部队向平绥铁路东段、平汉铁路北段反攻，解放察哈尔，包围北平、天津、保定。晋绥部队。向同蒲铁路北段、平绥铁路西段进攻，解放了绥远、山西的广大国土。晋冀鲁豫部队向平汉铁路中段、陇海铁路中段进军，解放了黄河沿岸的广大国土。山东部队组织五路野战军，向拒绝向我军投降的驻山东日军第四十三集团军以及伪军共20余万人发动攻击，解放了山东108个县中的100个县。

新四军第八纵队于12月25日晚，对固守在苏北高邮县城、拒绝向我军投降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九十旅团第六二六大队发起攻击，逼迫日军无条件投降。1946年1月23日，新四军第一纵队迫令驻扎在山东宁阳县华丰镇的日军洼田旅团无条件投降。

其时，总司令依《沁园春・雪》韵填词《沁园春・受降》（一九四五年八月）一阕，记述了这一艰难斗争的历程：

红军入满，日寇溃逃，降旗尽飘。我八路健儿，收城屡屡；四军将士，平复滔滔。全为人民，解放自己，从不向人言功高。笑他人，向帝国主义，出卖妖娆。 人民面前撒娇，依靠日寇伪军撑腰。骗进入名城，行同强盗；招摇过市，臭甚狐骚。坚持独裁，伪装民主，竟把人民当虫雕。事急矣，须鸣鼓而攻，难待终朝。

李木庵的长诗《八年抗战述》，歌颂了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的丰功伟绩。特以此诗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八年抗日良匪易，听我一述抗战事。国难临头寇日深，全民抗日乃有济。

同仇敌忾即长城，鲁戈齐鼓亦胜利。懦夫执政党中人，论战自馁唯武器。

昭然若揭逞阴谋，借口乃为降敌计。坐视寇骑压两京，犹自空言说准备。

无如寇焰日披猖，不容犹豫有馀地。民族存亡一发间，奋起抗日人民志。

此时红军在陕北，主战独力河山哲。已为全国树先声，遂使好秦计不遂。

誓师敌后战场开，长驱肉搏持忠义。军事学说马列精，论持久战有预计。

奇迹多从奋斗来，游击每乘敌不意。敌进我退避其锋，敌驻我扰堕其气。

敌疲我打歼其军，敌退我追击其溃。伏击侧袭少胜多，设阱陷虎虎难避。

缴来武器堆如山，武装自己永不匮。平原寇骑最纵横，三光计逞烧杀势。

坚壁清野互为防，空无一物资敌馈。杀敌救灾军勇为，护伤馈食民争致。

广联乡县志成城，民主政权设次第。合力御侮人尽堆，构筑工事踊跃至。

抗日沟堑长城长，喊空堡垒戏中戏。几多战术创新奇，麻雀阵形随地置。

山头涧底遥相牵，虚实两击火网炽。巧战更以推磨闻，陷阵游涡僵守制。

拔除据点断交通，致敌奔命日疲敝。进而攻坚与夺城，榴弹云梯飞天翅。

合围紧缩无可逃，剜心战术敌尤忌。地雷阵网最惊人，连环自动敌慑惴。

机括埋藏真假间，行止坐卧触立毙。地道战巧世鲜闻，八阵图奇亦不逮。

以言灵异匪所思，孙子兵法难轩轾。大大八路军如神，倭儿闻之早慑悸。

每从阵垒计伤亡，我一敌十成比例。五百馀城建制新，小胜叠积大胜继。

华北华中与华南，解放人民超一亿。反观正面诸战场，蒋军百万尽溃泄。

十馀行省易版图，二万万民沦奴隶。小朝廷只求苟安，赵构早想称儿帝。

同为抗战判假真，所以胜败两悬异。若从武装计良，蒋军物资美邦畀。

耐穷苦战是红军，一饷一弹不外恃。惟与人民共存亡，民族赖以资保卫。

新年诗范文第5篇

（申丹：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3篇文章分别考察了新中国60年的普希金研究、莱蒙托夫研究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新中国60年普希金诗歌研究之考察与分析》将60年的普希金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新中国成立至1957年―发展期；1958年至“”期间一缓滞期；1976年至2010年一复兴和繁荣期。《新中国60年莱蒙托夫诗歌研究之考察与分析》认为新中国60年的莱蒙托夫诗歌研究大大超过旧中国，新中国的后30年较之前30年更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比起诗人的祖国俄罗斯来，比起中国对俄罗斯其他伟大作家的研究来，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新中国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之考察与分析》认为，60年的中国陀氏研究成就不小，尤其是最近20年，不论是视野还是深度，主题分析还是艺术性研究，都有很大推进，逐步由现象评述向本质挖掘深入，陀氏创作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不断被揭示出来，与此同时问题也不小。

关键词：新中国60年；普希金研究；莱蒙托夫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考察与分析新中国60年普希金诗歌研究之考察与分析 张铁夫 宋德发

中图分类号：10―03；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81（2014）02―0083―05

1897年，普希金以“伯是斤”之名传人中国。1903年，他的第一部汉译作品《俄国情史》（《上尉的女儿》）问世。耐人寻味的是，在1927年之前，汉译普希金作品几乎均为小说，没有诗歌（这里所言的“诗歌”主要指狭义上的叙事诗和抒情诗，并不包括其他诗体作品，如童话、戏剧、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等）。也就是说，普希金是以小说家的面目进入中国的。翻译的缺席导致评论的乏力，故在1927年之前，只有鲁迅的《摩罗诗力说》（1907）、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1918）等文章简略论及普希金的诗歌。

1927年，孙衣我翻译的《致诗人》一诗在《文学周报》第四卷第18期发表。此后，普希金的许多诗作陆续得到翻译，普希金“诗人”的本来面目得以恢复。与此相应，普评①开始关注普氏的诗歌，并对那些反抗专制和压迫、讴歌和呼唤自由的诗篇给予热烈的赞颂。普希金的声誉日隆，以至在三四十年代，他不只是一位诗人，还成为国人信奉的文艺偶像。也正因为掺杂着过多欣赏和崇拜的因素，导致这一阶段的普评虽然数量较为可观，且不乏激情和亮点，但不免局限于表层的介绍、鼓吹和推广，很难深入到学理的深处。

新中国成立后，外国文学研究一如既往地“与时俱进”。诚如吴元迈在1999年的一次大会报告中所言：“50年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经过了五代人的艰苦跋涉与辛勤耕耘，走过一条复杂的不平坦之路，与我们的政治风雨同步。”往后推延10年，就会发现，新中国60年的普希金诗歌研究也是如此。令人欣慰的是，像其他学术事业一样，普希金诗歌研究在经历了风雨之后，最终还是迎来了绚丽的彩虹。如果分阶段进行考察，它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新中国成立至1957年：发展期；1958年至“”期间――缓滞期；1976年至2010年：复兴和繁荣期。

一、新中国成立至1957年：发展期

新中国虽然在很多方面和“旧中国”彻底分道扬镳，但是与苏联的关系和感情不仅没有破裂，反而更加深了一层。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1949年6月30日），就宣布了“一边倒”的政策：“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文章明确表示：“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政治上的“一边倒”和意识形态的一律性让俄苏文学在中国比新中国成立前更受欢迎。据统计，从1949年10月至1958年12月，我国共出版俄苏文学作品3526种，印数达8200万册以上。作为俄罗斯新文学奠基者的普希金，自然更是中国文坛的宠儿。也就是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②的普希金研究较之前有所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至1957年的8年间，普希金的作品出版了30余种（含旧书再版），其中诗歌的主要译者是查良铮和戈宝权。这些诗歌译自俄文，翻译质量大有提高，而且印数较多，加之许多高校先后开设了俄苏文学课，从而使得普希金诗歌的接受群体空前扩大。与此同时，对普氏诗歌的评论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这期间，普氏诗歌尚未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而只是作为普希金创作的一部分受到注意。据现有资料可知，这期间公开发表的论及普希金诗歌的文章有数十篇，大体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各种译本的序、跋，第二类是对普氏单篇作品的赏析或者评介。这两类成果中的大多数属于纪念性或介绍性文章，学术性并不强，但对于增强人们对普希金的认识，推动普氏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普希金诗歌的研究虽然较新中国成立之前有所发展，但发展的程度是比较有限的。这主要有内外两个原因。外部原因在于当时整个中国的学术事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学术意识、学术思维还比较模糊。借用王向远的话说：“新中国成立后头一个五年计划中，政治经济文化迅速恢复和起步，但人民的精力贯注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学术研究一时难以彰显。……而作为学术研究基地的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处在大学国有化的改造与调整中，缺乏学术研究的稳定环境，到1954年，各大学的合并和院系调整才算基本完成。”内部原因则在于人们将普希金神化，很难用一颗平常心去审视他。人们注意到，在这一时期，普希金在中国的声誉达到一个顶峰，换句话说，他不仅超越了诗人的范畴，也超越了文艺偶像的范畴，而上升为一个文化英雄。诗人田间就说：“普希金，这是天才，这是英雄，这是诗人。英雄和诗人，虽说是两个不同的名词，但在实质上，它们的含义是一致的。伟大的人民诗人都是英雄和战士。”将普希金看成文化英雄，其实就是将普希金符号化，因此这期间在评论普希金诗歌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侧重政治诗而忽略了其他题材的诗歌；侧重诗歌的思想内涵而忽略了艺术特性；侧重思想内涵中的人民性和革命性而忽略了其他层面的意蕴。

总之，这期间的普评为了服务主流意识形态的目标，显得热闹有余，而理性不足，以至于最能反映研究水平的学术论文基本空缺，学术专著更是难觅踪迹。

二、1958年至“”期间：缓滞期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绝大部分学术事业百废待兴，但普希金研究却不是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十年间，很多前辈学者已经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按照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态势发展下去，普希金研究很快就会迎来一个繁荣期。可惜好景不长，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中断了这种态势：“从50年代前期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终于演变为1957年的‘反右’运动，许多知识分子在那场运动中被审查批判，噤若寒蝉，或被打成‘’，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起码条件乃至人身自由。

1957年以后，情况越来越严重。随着极左路线的逐步升级和中苏关系的恶化，我国对俄罗斯古典文学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曾经被尊为“导师”的俄罗斯古典文学，被某些人视为“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而那些古典作家则被视为“死人洋人”。随着这种观念的普及，普希金研究的发展势头立刻“缓”了下来，首要表现便是作品出版数量的锐减：1958年至1966年间，仅仅出版了《普希金抒情诗一集》（查良铮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重印）、《普希金作品选读》（毕家禄注释，商务印书馆1964年）等极少数作品。其次，在课堂上讲授普氏的作品被当作宣扬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人性论受到批判，这也直接导致普希金读者群的急剧下降；紧接着，对普希金的评论也开始裹足不前，除了《普希金》（南海、碧波编写，商务印书馆1962年）等极少数普及性的小册子外，很难见到其他普评专著。有关普希金的介绍性和宣传性文章30篇左右（其中涉及诗歌的有2篇），都极为短小，在深度和广度上几乎没有任何突破。

雪上加霜的是，“”很快到来。“”期间，几乎整个外国文学都被否定。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被认为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独霸世界的野心”；启蒙学派被打成“蒙蔽学派”；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成了“维护剥削阶级制度”的文学；西方现代文学则是“反动”、“颓废”的文学。总之，对这些“古的和洋的艺术”，应该“彻底决裂”、“彻底批判”，“彻底扫荡”。这样，普希金就成了反映“剥削阶级的政治愿望和思想感情”的“死人”、“洋人”，自然也在被扫荡之列。换言之，似乎在一夜之间，普希金从“文化英雄”跌落成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上海的普希金纪念铜像在1966年被彻底砸毁就是一个明证。该铜像建于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后，在1944年11月将之拆除。抗战胜利后，俄国侨民和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于1947年在原址上进行了重建，但在“”期间，铜像再一次被毁。可以说，普希金的铜像如同一个隐喻，象征着普希金及其作品在中国的坎坷遭际。在期间，普希金研究彻底“停滞”了下来。尽管如此，在民间，在知识分子的心中，普希金的声音并未沉寂，普希金的身影并未消失。正如叶甫图申科在《中国翻译家》一诗中所写：“当红卫兵把石子/向娜塔莎掷去，/当大学的校园/成了可怕的荒漠，/像一个幽灵/伴着低沉的蹄声/普希金的青铜骑士/突然出现在天安门。”

是的，普希金依然活在人们的心中。“在西伯利亚矿井的深处，/你们要保持高傲的耐心，/你们悲惨的劳动和崇高的思想追求，/绝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不顺心的时候暂且容忍：/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会到来。”在“”最艰难的岁月里，普希金的这些诗句不知给多少人带来了心灵的慰藉和生活的勇气，使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正是有这样一种在事实上从未被割断的普希金情结存在，才会有“”结束后普希金研究的迅速复兴。

三、“”后至2010年：复兴与繁荣期

粉碎“”后的头两年，学术界步入了痛定思痛和休养生息的阶段。不久后，各个领域的学者开始“试探性”地发表论著。在此氛围下，马家骏在《陕西教育》1978年第1期发表了《普希金和他的（寄西伯利亚>》一文，开启了普希金研究复兴的大门。1979年，普希金研究的各种成果呈“井喷”状问世，预示着普希金研究春天的到来。回顾和梳理新时期三十年的普希金诗歌研究历程，可以发现，它的成就和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翻译工作趋向完备性，这也成为我国普希金研究的一大亮点。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了读者阅读和学者研究的需要，同时也为了响应心中那颗“普希金情结”的热烈呼唤，翻译界和出版界加大了翻译普希金诗歌的力度，不仅出版了多种多样的普诗单行本，而且推出了多种大型的普希金文集或全集，如卢永选编的《普希金文集》（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肖马和吴笛主编的《普希金全集》（8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冯春以一己之力翻译的《普希金文集》（10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和刘文飞主编的《普希金全集》（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至此可以说，普希金的作品几乎均被翻译成中文，普希金的诗歌也得以整体性地呈现在大众面前，从而为更广泛的评论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是评论的对象趋向整体性。

新时期的普评既有重点诗作的重点解读――如有8篇论文研究《致大海》，7篇论文研究《铜骑士》，5篇论文研究《致凯恩》、《致恰阿达耶夫》和《茨冈人》等；也有分门别类的局部性考察――如抒情诗研究，叙事诗研究，抒情诗中的政治诗歌、爱情诗歌、爱国主义诗歌、自然诗歌研究，叙事诗中的南方叙事诗研究等；还有对普希金诗歌的宏观探讨。“点”、“面”和“全局”三个层次的有机结合，基本涵括了普希金的全部重要诗作，大大拓展了普评的广度。

第三是评论的视角趋向多元化。

“自由”、“革命”、“爱情”等传统视角在新时期的普评中依然拥有一席之地，并且得到了深化和拓展。同时，受多元文化的激励，一些半新或者全新的视角，诸如“美”、“生命美学”、“时空结构”、“古典美”等，开始进入普评领域。张铁夫等著的《普希金新论：文化视域中的俄罗斯诗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更是集中选择了七个视角来探寻普希金，其中“人民性思想”和“自由理念”属于传统视角，而“死亡意识”、“伦理指向”、“女性观念”、“圣经情结”和“叙事艺术”属于全新的视角。通过这些视角，该著对普希金诗歌的艺术精神作了极具学理性的阐释。而他主撰的《普希金：经典的传播与阐释》（湘潭大学出版社2009年）又增加了“性表现”、“酒神精神”和“帝王形象”等视角，对普希金诗歌的意义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揭示。在众多研究视角中，有两个尤其值得一提：

1）反思批判的视角。

过去，由于受苏联的影响，人们往往强调诗人积极、光明的一面，而对他消极、阴暗的一面却讳莫如深，甚至有时候把错误说成正确。新时期以来，我国的学者力图打破这种，对普希金作品（包括诗歌）做出更加辩证的评价。沙安之的《普希金创作道路上的光明与黑暗》（《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一文认为，普希金的创作中不仅有“光明”，还有两条“阴影线”：一条是政治上的，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他在一些诗歌中歌颂了彼得大帝和俄国将领夺取疆土的武功，并为俄国镇压波兰起义进行辩护。（2）他在反对暴政的斗争中摇摆不定，曾在作品中颂扬尼古拉一世和美化叶卡捷琳娜二世。（3）他在一些作品中选错了自己的主人公，如杀害法国革命领袖马拉的沙格特・科尔兑、背叛法国革命的谢尼耶。另一条“阴影线”是爱情上的：普希金闹过许多“恋爱”，并且把它当作诗作的一个重要主题，所以“只能学它们的诗意，而不能学它们的道德观念。”徐允明的《鲁迅、普希金与1830年波兰起义》（《文学评论丛刊》1979年第2辑）、鲁效阳的《评普希金后期抒情诗中的沙文主义》（《普希金创作评论集》，漓江出版社1983年）、方汉文的《从普希金

2）比较文学的视角。

粉碎“”以后，随着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复兴和发’展，许多论者开始把普希金与外国文化和文学的关系作为评论的一项重要内容。一些论者从渊源学的角度，把普希金的诗歌作为接受者即影响的终点来进行考察，如张铁夫的《普希金与莎士比亚》（《湘潭大学学报・外国文学专辑》1987年）、曾庆林的《论莎士比亚对普希金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双重影响》（《国外文学》1989年第1期）、杨莉的《论拜伦的文学影响：以普希金、库切和巴赫金为例》（《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0年第2期）等文章，用事实说话，比较客观地揭示了普希金对莎士比亚、拜伦等文学大师的崇拜、模仿和超越。另一些论者则从平行研究的角度对普希金的诗歌进行分析，如徐志啸的《屈原与普希金》（《国外文学》1987年第3期）、高金萍的《意象的魅力：普希金与郭沫若诗歌意象之比较》（《中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3期）等文章，通过“平行贯通”之法，对普希金的诗歌作出了不一样的解读。而更多的论者是从流传学的角度，把普希金作为传送者即影响的起点来进行考察，具体来说，就是研究普希金的诗歌与中国的关系。像张铁夫主编《普希金与中国》（岳麓书社2000年）就比较系统地探寻了普希金的诗歌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情况，堪称此类研究的一部力作。

第四是评论的成果趋向体系性。

专著的剧增是新时期普评的一大特色。专著和论文相比，信息含量更丰富，所选择的视角更多，也更具有自足的体系性。尤为值得一提的至少有五部：吴晓都著的《俄罗斯诗神：普希金》（海南出版社1993年）评介了普希金的诗人特性及其抒情诗和叙事长诗，具有很强的总括性；陈训明著的《普希金抒情诗中的女性》（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用28万字的篇幅集中探讨女性与普希金爱情诗歌的关系，资料翔实，论证充分，创见迭出；张铁夫等著的《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共12章，38万字，其中有近10万字是对普希金抒情诗和叙事诗的多方位考察；查晓燕著的《普希金：俄罗斯精神文化的象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系统地探寻了普希金诗歌中蕴含的历史主义观、启蒙主义思想和宗教文化观；刘文飞著的《阅读普希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在第一部分对普希金的诗歌作了综合性的评论，在第三部分对普希金数十首代表性抒情诗作了赏析性解读。

新时期普评的复兴和繁荣归根结底是思想解放的结果。也就是说，新时期普评最大的变化是心态的变化。在人们心目中，普希金既不是一个“文化之神”，也不是一个“文化之魔”，而只是一位复杂和丰富的诗人。因此，人们审视普希金的目光既不是仰视，也不是俯视，而是平视。这样，在新时期的普评中，情感的成分在退位，理性的成分在登台；非学术的成分在减少，学术的成分在增加。换句话说，普希金学者们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中，怀着敬重学术、追寻真理的信念，对普希金进行了各种可能性的探寻，力图描绘出一个真实、丰富、多元化的诗人普希金形象。

四、与俄国和西方研究的比较

应该说，中国人民对普希金及其作品的深情感人至深，中国学者用自己的努力和实绩证明了中国是世界普希金学的一个重镇。但也无须讳言，单从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来说，我们和俄国乃至西方还有一定的差距。

俄国是普希金的祖国，普希金是俄国文学之父和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因此，俄国的普希金研究做得最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概而言之，他们至少在五个方面值得我们学习：（1）重视基础工程的建设：新版19卷本《普希金全集》、《普希金语言词典》、《普希金生平与创作年谱》、《普希金百科全书》等大型研究文献的出版，为俄国普希金学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基础。（2）重视研究队伍的培养：以前莫斯科、彼得堡多次举办“普希金专题讲座”，培养了大批普希金学者；现在有不少年轻人以普希金为研究对象撰写副博士论文或博士论文。（3）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一百多年来，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现实主义批评、唯美主义批评、历史比较文艺学批评、心理学批评、象征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等，构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极大地推动了普希金学走向多元化和立体化。（4）由于在语言上拥有天然的优势，并且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因此特别重视校勘和文本研究。（5）重视普希金与世界文化关系的研究，不仅出版了许多这方面的专著，而且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还每两年举办一次“普希金与世界文化”国际会议。

西方的普希金研究在某些方面不如中国，但在有些方面也有胜出。用陈训明先生的话说：“尽管中国对普希金的欢迎远比西方热烈，中国翻译出版普希金作品的总量远远超过西方，但这绝不意味着西方就没有胜过我们地方。就翻译而言，像纳博科夫详尽注释的四卷本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译作我国就没有。而在研究方面，我们不仅没有走在西方前面，反而大大落后了。”相比较而言，西方的普希金研究具有几个优点：（1）重视研究文献的整理工作，如出版了《亚历山大・普希金研究的英文文献目录：研究与翻译》（1999）、《普希金之后：现代诗人所编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诗的不同版本》（1999）等著作。（2）视野更开阔，更具有历史性，换言之，更善于将普希金的特点和价值置于俄罗斯文学传统中加以考察，如出版了《俄国戏剧：从发端到普希金时代》（1985）、《俄国小说：从普希金到帕斯捷尔纳克》、《俄国的文学观：从普希金到索尔仁尼琴》（1976）、《从普希金到马雅可夫斯基：论文学的演变》（1948）、《普希金和俄罗斯文学》（1948）等比较宏观性的论著。（3）对一些比较“冷僻”的领域作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如出版了《亚历山大・普希金的小悲剧：论诗歌的简洁性》（2004）、《普希金的（埃及之夜>：一部作品的传记》（1984）、《论普希金和旅游文学》（1975）、《普希金信件的风格》（1974）、《怪人的梦想和普希金的演讲》（1960）等专著。（4）对普希金作品的艺术性更加重视，如出版了《普希金和浪漫风格：碎片，挽歌，东方，反讽》（1994）、《普希金抒情诗的研究途径》（1972）等专著。（5）更重视后备人才的培养，单就美国而言，“从1954年到1996年，这个国家就有56篇关于普希金的博士学位论文通过答辩”。近年来，西方的普希金研究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新领域，即“普希金与白银时代”和“普希金与苏联文化”。这两个新领域都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在时间上，是从下个世纪之交看上个世纪之交；在空间上，是从西方看俄国。这两个新领域的出现也反映了当代最新的文化思潮――文化批评对普希金研究的介入。

相比较西方来说，中国在普希金作品的翻译、传播、宣传和欣赏方面作得更好一些，而在学理层面的研究方面作得稍有欠缺。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普希金研究存在的问题有：（1）重内容，轻艺术，而这几乎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通病。（2）重赏析，轻研究，这是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普希金研究专家比较缺乏的缘故。（3）重微观（单篇作品介绍），轻宏观（缺乏整体把握和综合研究），这同样是因为缺乏足够多的普希金研究专家。（4）重抒情诗，轻叙事诗，这大概是因为在观念上忽略了普希金叙事诗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