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范文第1篇

英文名称：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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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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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学范文第2篇

为了较全面地把握30多年来我国档案社会学的研究状况，笔者利用《中国知网信息资源总库》，以“档案社会学”为主题进行检索，时间限定为1989―2013年，遗憾的是检索到的结果仅为4条。除去无关文献后只剩下丁华东教授在《档案学研究》（2009年第1期）发表的《档案社会学建设的视阈与策略》。根据丁华东教授在《档案社会学建设的视阈与策略》里提到的相关文献，笔者利用百链知识数据库等数据库先后查阅到陈智为的《档案社会学初步研究》（1988年第5期《安徽档案》）、保自澄的《开辟档案社会学的研究领域》（1988年第3期《江海学刊》），曹河的《档案社会学初探》（1989年）及赵爱国的《档案学论纲》（1990年）尚未查到。再次利用《中国知网信息资源总库》，以“档案社会学”进行全文精确检索，时间限定为1989―2013年，共检索到文献102篇。由此可见，专门进行“档案社会学”研究的成果屈指可数，但涉及到这一名词的频率还是较高。

档案社会学的最早提出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陈智为教授，他在1988年第5期《安徽档案》上，发表了题为《档案社会学初步研究》一文，提出“档案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探讨档案与社会生活的相互影响;研究档案工作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其作用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既是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也是档案学和社会学的一门交叉学科。”[1]该文“对档案社会学思想的萌芽、档案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进行了探讨，此文是我国档案社会学研究之滥觞。”[2]

“八十年代以后，在国际国内学术环境的影响下，我国档案学研究开始打破封闭、沉寂状态，学术气氛日趋活跃，越来越多的人相继投身于档案学理论研究，一支由档案专业教育工作者、档案实际工作者及其他有关人员组成的档案学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这些来自不同岗位、环境甚至不同学界的研究者鉴于原有的档案学理论不能很好地指导快速变化的档案工作实践，一些实际问题在理论上难以获得满意的解释和说明，因此他们一方面致力于修改、补充和完善传统的档案学理论，另一方面又把视角投向档案学理论中的空白点，对许多新的课题进行探讨，使档案学基础理论不断地朝着纵深方向发展，并直接推动了一批分支学科的创立。”[3]基于此，20世纪80年代后期涌现出一批探讨档案社会学学科问题的论著（文）。但这一研究并未持续下去，准确的说是中断了几十年。

时至今日，档案社会学的专著只有陈智为教授1989年出版的《档案社会学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丁华东教授出版了《档案学理论范式研究》（世界图书上海出版公司）一书，书中再次提到“档案社会学”这一概念。他指出“本书即试图运用科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从库恩的范式和学术共同体视角对档案学研究及其理论的发展作一解析，研究档案学发展中的理论转变和知识体系的建构，以及这种转变与建构是如何受社会因素影响的，力求发现在档案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和理论研究中学术共同体的理论和思维的转变，为档案学反思性地理解自身，认识其发展变化的内在脉络提供理论解释，也为档案社会学的建设提供知识积累。”[4]“在档案学研究呈现多样化趋势的今天，借鉴社会学的方法有助于分析不同地域的不同档案管理模式，总结适用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档案实践、理论和方法。”[5]据此，作为一门尚未成熟的学科，档案社会学还是有其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2.档案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2.1档案社会学的内涵研究

如何定义“档案社会学”是其研究的基础与先决条件。保自澄在《开辟档案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一文中提出：“所谓档案社会学，就是用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研究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工作者与社会之间的互相关系、内在联系和基本规律的学科”。[6]陈智为在《档案社会学概论》中指出：“档案社会学，就是运用社会学所提供的基本原理，对档案与社会的关系作专门的社会学研究。”[7]两位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运用社会学基本原理去研究档案。

笔者认为，档案社会学是从社会学视角来审视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工作者，是运用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工作者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

2.2档案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档案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把这个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弄清楚。否则，研究活动就会误入歧途，走偏方向。

保自澄认为：“档案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和任务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档案、档案工作产生、发展、变化的社会基础和条件。（二）档案和档案工作发挥作用的范围、程度和效果的社会原因，以及档案、档案工作的社会作用。（三）档案工作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心理和智慧才能发挥的社会影响。（四）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工作者之间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研究。”[6]保自澄强调的是档案、档案工作、档案工作者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

陈智为指出：“档案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可初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档案的文化特点与文化表现。二、档案来源的社会性。社区档案、家庭与个人档案.以及各种载体形式的档案。三、档案的社会价值及其实现，档案的提供利用与开放，档案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四、档案面向社会的窗口―档案馆;档案馆与图书馆、博物馆的关系。五、档案事业的公共关系。六、档案工作与社会意识;档案工作与社会环境。七、档案社会舆论。八、档案立法。九、国际档案社会。”[7]陈智为强调的是档案学与社会学的交界处。

笔者更加倾向于保自澄所提出的档案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认为档案社会学研究对象大致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档案的社会属性。“档案就是人们社会活动的产物，社会活动的历史记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即有文字、和国家之后而必然出现的社会产物。无论是古今中外哪个国家，哪个社会都必然会出现档案这一社会现象，也无论是通用文书档案，还是专业档案（包括科技档案）的出现也都是社会现象，前者是社会政治活动的产物，后者是社会生产活动的产物。”[8]我们可从上述言论中得出，档案的来源是具有社会性的。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经济条件等因素直接影响着档案的形成。总体上说，研究档案来源的社会性，除了要了解社会这个宏观因素外，还要研究立档单位、档案员等微观因素的社会属性。

二是档案的社会价值及其实现。“档案是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它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人类保存和利用档案正说明档案具备特有的社会作用和价值。”[9]

档案的社会价值的实现与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等环节密不可分。档案越齐全完整，就越能满足不同层次的社会需求，也就越能体现它的社会价值。档案的社会价值还与档案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编研能力以及对档案宣传的能力直接相关。档案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越高，就越能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编研能力越强，就越能拓宽档案工作的服务渠道。

三是档案工作的社会影响。从档案的社会功能来看，档案能够折射出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等诸多现象。档案工作不仅能为政治、历史、文化等领域服务，还能够为政治、历史、文化等领域保存档案，留下史料。研究档案工作在不同领域的社会影响，也是研究档案社会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四是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研究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可以分别从两个层面去研究。一是，从宏观的角度分析档案工作者队伍整体的社会地位。具体地说就是，在不同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发达程度中，去研究档案工作者的构成、层次及影响力。二是，从微观的角度分析个别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当代，一批优秀的档案工作者涌现出来。如：军旅档案人刘义权、“最美”基层档案人周珍、优秀干部信息管理工作者刘珍娥等提高了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扩大了档案工作的影响力。通过研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可以分析出档案工作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重要性。

2.3档案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档案学没有专属于自己的原生性的研究方法。传统的档案学借鉴的是历史学、文献学等学科。档案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除了要保留传统的档案学的研究方式外，还应借鉴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研究档案社会学要掌握以下几种主要方法：

一是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是档案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定量研究侧重于、且较多地依赖于对事物的测量和计算。[10]定性研究侧重于和依赖于对事物的含义、特征、隐喻、象征的描述和理解。[10]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既依赖于对事物的测量，又侧重于事物的含义和特征。

档案学范文第3篇

一、当前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是档案学理论的两个方面，两种形态的理论相互联系，融为一体，共同筑就了档案学的理论体系。相应的，档案学理论研究也就可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两大部分。不可否认，自档案学诞生以来，众多的档案学者以及档案实践工作者，辛勤耕耘，努力探索，建构了一个较为独立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并仍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档案学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特别是近十多年来，由于科研环境的改善，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力量投身档案学研究，档案学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都有了一定的进展，研究成果斐然。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96年年至今。仅被收录到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有关档案的论文就69276篇，在此期间．出版的档案学著作达四十多本，十年间，仅国家社科基金档案类项目就达二十九项。①“据不完全统计，近5年来，我国出版档案专著30余部，出版档案系列教材2套和单科教材多种，《档案学通讯》和《档案学研究》796篇。"②这些数据自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近年来档案学界的研究热情与投入情况，也是很多学者证明档案学理论研究繁荣与发展的依据。然而，成果的数量并不是衡量研究水平的唯一标准，质量才是关键性的因素。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数量的巨大，也许反而能向我们透露出另一种信息：档案学理论研究中存在浮躁风气，理论研究成果质量不高。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看到成绩与进步的同时，揭开成果数量众多的面纱．理性冷静地分析档案学理论研究与档案学学科发展的现状。

其实，档案学界并不乏理性的分析者与评价者，当前，学界就有一些学者如胡鸿杰教授、管先海先生、宗培岭教授等都对我国档案学理论与理论研究的情况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中的种种问题。笔者也认为，当前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情况并不容乐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前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问题多多，呈现出的是一种与现实不符的繁荣局面。归纳起来，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深"度不够。学科是理论的体系，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基于实践而产生的，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最终要指导实践，这是一个根本的法则。理论都是抽象的，都是基于现象而对事物规律与本质的总结，但有层次之分。因此，学科的理论体系一般都会有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之分，两者的层次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基础理论研究是对学科的基本问题进行高度的分析、概括，是普遍性、规律性的总结和归纳，而不是对实践和现象的简单描述或复制。基础理论以高度的抽象性、超前性与概括性为特点，对实践与学科的其它分支学科的发展起着根本性的、深层次的和普遍性的指导作用。因此，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根本的取向就在于努力超越实践与现象，以最高层次的理论概括，揭示学科的研究对象的本质与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讲，学科基础理论的深度体现着学科的成熟度，任何学科要想真正跻身于科学之林，获得社会的承认，就必须要有坚实而深刻的基础理论体系。我国的档案学发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场“行政效率改革”运动，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经验科学的色彩。因而，建构一个完善成熟的基础理论体系，追求理论的深刻一直是档案学学科建设的重点问题，虽然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但当前档案学基础理论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深刻性也远远没有达到成熟科学的标准。和其他学科相比，档案学还有大量的基础工作要做：包括基本的学科范式建设、学科独具的理论归纳和充满理性自觉的学科发展史认知等等。③虽然，当前档案学界对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存在着弱化的趋势，重视程度日渐下降，但也还是有一部分学者在关注这一问题，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以《档案学研究》为例，*～*年共载有学术论文204篇，其中档案理论与历史方面的论文达63篇，占论文总数30.9%。④然而，值得遗憾的是，在这些数量众多的成果中，真正以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务实探索档案学基本理论的视觉宽广、思想深刻、实事求是的档案学论著和研究成果的数量不容乐观，而那些脱离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和档案工作实际、盲目引用其他学科和国外档案学理论的论著和所谓“研究成果”俯拾即是。⑤又如胡鸿杰教授所言，“从表面上看，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档案学界的新观点、新方法不断涌现，但是，如果认真将这些‘学术成果’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只有很短的‘保鲜期’。”⑥基础理论研究的浅薄，主要表现在简单移植和引入其它学科的时髦概念与理论．或是针对某一问题的无意义的浅层次的争论，或是对现有理论与观点的反复炒作以及对国外理论的盲目套用。这些现象大量出现在当前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以致于有学者曾慨叹，当前档案学界真正做基础理论研究的人太少，有深度有影响力的成果太少，有个性有创见的观点太少。基础理论研究不“深”的倾向，只会更加淡化档案学的学术色彩，无法增强其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严密性与阐释力，从而进一步削弱档案学的学术地位与尊严。

第二，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不够务“实”。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彼此分工，相互作用，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学科的健康成长，需要两者的协调统一发展。如果只重视应用研究，而忽视基础研究，那么该学科将永远留在“经验科学’’的层次上，其学科地位也很难得以社会的承认。反之，如果只重视基础理论研究，而忽视应用理论研究，那么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就不会在实际工作中获得普遍的应用．其理论以学科体系也将始终处于畸形状态。

档案学应用理论具有鲜明的实践品质，主要是为档案馆和档案事业建设提供具体的理论支持与指导。因此，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的根本取向在于在基础理论的指导下，尊重档案工作实践的客观发展情况及其实际需要．着力于解决档案工作实践中所出现的较具体的各种理论和认识问题。档案学是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不但需要一部分人深入地开展基础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化和夯实学科的理论基础，也需要一部分人能够切实地关注应用理论的研究．力求使学科的理论能够真正转化为可行的实践方案与方法，最大限度地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可以这样说，注重对实践问题的关注和应用理论研究一直是档案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传统，在当前的档案学界更加盛行。不但有一部分档案实践工作者一直在思考与总结自身实践工作中的各种问题．还有一大批高校的研究者投人其中。特别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在档案管理领域的应用与推广，一系列新的实践问题如电子文件管理、数字档案馆、档案网站建设、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等大量涌现，从而引起了很多的学者的关注，学术界出现了大量的相关文章。然而，纵观发表在各种期刊杂志上的有关档案应用理论研究的成果，笔者发现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有些文章仅仅对个别地方或某一具体问题的简单经验总结，或是停留于表面现象的简单描述，根本不具备普遍的借鉴与指导意义，也谈不上理论总结；二是有一部分文章并不是针对于解决某一实际问题而作，严重脱离实践，大而空，所提出的观点或是过于超前，或是不具备现实的可行性，都不能对实践问题的解决有实质性的启发与指导。就以电子文件的管理为例，近十年来，相关的文章可谓不少，但真正对电子文件管理实践起到实质性作用的成果却不多见。再以数字档案馆为例，早几年，随着图书馆界数字图书馆研究之后，档案理论界也掀起了数字档案馆讨论的热潮，然而，当近年数字档案馆建设真正进人实质性的建设阶段之后，档案理论界却鲜有探讨，一时万马齐喑。再如．有关文件中心的建立与否的争论不知为多少人写文章提供了素材，而实践中却根本不存在这一问题的困惑。总之，当前档案学界对应用理论的研究不务实的风气比较盛行，所谓的研究成果也就成为了飘浮于实践表面的几滴浮油，根本无益于档案工作的实践。以至于很多档案实践工作者对我们的成果都报以嗤之以鼻的态度，根本不予关注，而所谓的研究，也就成为了一种浪费资源和制造“学术泡沫”的庸俗活动，极大地损害了档案学学科与档案学研究者的社会形象。

二、改进当前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思路

实事上，正是由于以上两个问题的存在，从而造成了当前档案学的“里外不是人”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窘境。档案学既不能凭借自身完整成熟的理论体系与结构而树立自身的学术尊严．独立存在于学科体系之林，从而获得整个学界的承认．又不能够为档案实践工作者提供先进有效的理论指导，真正解决档案管理实践中的种种问题，而被档案实践工作者所尊重。因此，对于当前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存在的这两个问题，笔者表示深深的忧虑。如果不能正确地面对这些问题，不能改变基础理论研究不“深”与应用理论研究不“实”的研究趋势与倾向，档案学理论研究就不可能达到一定的高度而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与成绩，也就不能够改变档案学学科所面临的尬尴局面，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也将进一步走向弱化与边缘化。所以，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必须牢牢把握这样两点：一是基础理论研究要向“深”处走，努力向“上”看，二是应用理论研究要向“实”处走，真正向“下”看。

(一)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要往“深”处走。

造成当前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不“深”的原因很多，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影响，既与学科自身性质有关，也和档案学理论研究主体的状况分不开。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要往“深”处走，笔者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首先。创造良好的基础理论研究环境。长期以来，对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档案学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研究环境比较恶劣。一方面是由于有一部分人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缺乏了解和认识甚至抱有某种偏见，从而导致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无辜地背上了“玄”、“虚”、“空”的恶名，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者也得不到学界的尊重与承认，所做的工作也被认为是一种“务虚”和“无用”的浪费行为。另一方面，开展基础理论的研究，需要研究者具备长期的理论积淀与丰厚的学术涵养，同时也需要研究者能够坚守僻静的领地，真正作深入持久的潜心研究。因此，做基础理论的研究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要想真正做出成果，非常不易。由于受高校简单以数量多少评价人才、评价业绩的做法的引导。学界浮躁风气盛行，大量学者为了谋取个人利益，一味追求多出成果，快出成果。这就使得很多学者对基础理论研究望而却步，也有一部分人投机取巧，为了多出成果，不断地转换研究视点，而不专注于某一问题作深入的研究，甚至还有一部分人追求易出成果的时髦领域，从而退出基础理论研究的队伍。基于以上原因，当前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缺乏一个健康的环境，从而失去了应有的凝聚力，造成了基础理论研究人员匮乏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因此，当前基础理论环境亟待改善，基础理论研究需要吸引和聚集一批固定的研究者，对其作深入专一的探索。

其次，倡导批评与反思精神。学术研究的进步需要争鸣，需要在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基础上开展学术批评。学术批评实际上是学者应当具有的自觉的批判意识和自省意识在学术活动中的体现。“揭露已经作出的观察中的错误与瑕疵，更精确地观察同样或类似的事实．研究不同种类的材料以便进行比较，更充分地诠释事实，批判或改进归纳推理的办法”，⑦不但是学者做出学术贡献的一种途径与使命，也是学术进步的推进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已明确指出：应大力提倡学术批评，积极推进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自由讨论、相互交流与学术争鸣。基础理论是对学科基本问题的总结，是对学科研究对象最高层次的理论概括，需要不同的研究主体从不同的角度反复地探究与思考，才能够逐渐走向深刻，真正揭示事物的本质与规律。当前我国档案学理论框架还不完善，很多概念与理论都值得重新审视，倡导批评与反思精神，张扬学术个性，对于当前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来说，更为迫切。正如覃兆刿先生所言，“这一阶段的档案学呼唤深入的个性研究，需要更多的针对‘档案’这一事物的不同诠注，哪怕表现出众说纷纭，彼此批评，但我认为这种纷呈和这种也许不够平正的作品恰是贡献的本身。因为，只有丰富多彩的个性探索，才能促使档案学共同范式的形成．才能推进学科的成熟。同时，也只有内在学术个性的彰显，才能保持档案学总体上比肩于相关学科的独立个性。”⑨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档案学界学术争鸣的风气不够浓重，档案学者普遍缺乏批评与反思精神，习惯于固守思维定势与原有理论，从而使得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鲜有开拓性、超越性的成果出现。因此，要使当前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获得实质性的突破．就必须大力倡导批评与反思精神，培养学派，鼓励学术争鸣：

最后，培养集成者与原创者。倡导批评与反思精神，鼓励学术争鸣，是为了能够通过多视角，多层面的探讨．深化我们对某一问题的认识，使我们的理论更接近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而当我们对某一问题作了充分的不同角度的探讨之后，则需要有人能够从更高的层次归纳与集成现有的观点与认识，建构新的理论体系框架。只有通过这一环节，才能够真正达到深化与提升基础理论的目的。遗憾的是，当前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探讨中虽然也产生了一些新观点、新理论，但由于缺少较有功力的集成者，使得很多问题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结论。就以档案定义为例，对档案定义的探讨不乏其人，但却没有达到“越辩越明”的效果，现有的档案定义少说也有数十种，以致于我们对这一学科的基本问题无法有明确统一的认识。在当前我国档案学的基础理论体系中，类似的“元问题”混乱的例子还有很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档案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此外，近几年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对某一现有概念与理论反复炒作的现象比较严重，往往是某些学者从外国引入一些概念或理论，国内便掀起讨论的热潮，却少有立足实践与国情，立足我国档案学发展历史而有所创见的原创者。因此，在提倡学术批评与反思的基础上，还须培养一批集成者与原创者，这是确保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向“深”处走的关键所在。

(二)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要往“实”处走。

档案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应该重视应用理论研究，关注实践的问题。但是，单纯的关注还不够，还要向“实"处走，要使应用理论能够真正地发挥启发与指导实践的作用和功能．不能只停留于单纯的“应该这样那样”的指手划脚的价值研究。目前，要改善当前我国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使之向“实”处走，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改变传统的研究模式。自档案学专业在高等教育中出现之后，大量的档案学教师与研究生就成为了档案学理论研究的主体。而这些身居高校的档案学研究者大多都是高校直接培养的师资，很少有人有过档案工作的经历，与档案工作实践接触甚少。此外，在从事科研的过程中，高校与档案管理机构之间也很少交流与互动，几乎没有什么合作研究项目。应用理论研究关注的是实践问题，也以指导档案工作实践，解决档案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为价值取向。而这样一种以高校教师为研究主体，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互不往来的研究模式，使得档案学理论研究与实践严重脱节，也加剧了当前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不“实”的问题。因而，传统的研究模式有待改善，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积极鼓励和引导档案实践工作者参予应用理论研究，改变当前以高校教师为主要的研究主体结构；二是加强高教与档案部门的合作与交流，促进高校理论工作者研究成果的应用和转化。如当前各地的数字档案馆的建设项目．就可以吸收高校档案学者参与，两者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开发研究。

档案学范文第4篇

实行学生档案的目标管理,就是把学生档案的重点转化为目标值,提出完成目标的时间、措施、责任人,把工作落到实处。制定学生档案管理目标是实行档案目标管理最基础的工作,为了使所制定的目标科学、合理、操作性强,我们在制定管理目标时,要做到档案目标管理的要求与日常工作相结合。

(1)抓好学生档案资料的收集工作。必须做到档案资料收集的齐全、完整,它是学生档案管理的基础环节,是集中统一管理学生档案的重要内容和首要措施,学校各职能部门要积极配合。过去,我们由于归档制度的不健全及其它原因,部分学生档案资料不按照规定及时归档、移交而散失在个人手中,而职能部门的人员又在不断变动,造成一部分学生档案资料的遗失和损坏。针对这些情况,学校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工作目标以及完成目标的措施并落实到人,对那些在日常工作中形成的学生档案资料不保存、不移交的个人及职能部门与学校年终评比表彰,年度考核挂起钩来。由于目标明确,措施得力,责任分明,各职能部门认真对待,学生档案资料的收集工作收效显著,确保了学生档案资料的信息完整。

(2)认真审定收集到的档案资料的质量。无论是纸质的还是电子的档案资料,要严把档案的书写质量关。对移交的档案资料看是否按要求书写;认真检查档案资料的完整情况;查归档的资料是否缺少附件;查照片、声像档案是否有文字说明;查注重批示的是否有领导签名;查各种呈报审批表是否有审批机关签字盖章等,杜绝把不符合要求的档案资料归入档案室。

(3)切实做好档案资料的保密工作。做到不随意堆放,随意乱借。只有做好了学生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编研工作,才能查找方便,进一步提高档案资料的利用率,提高工作效率,更好的为学校的学生管理工作服务,为教学工作服务。

2学生档案整理的思路和方法

作为中职教育学校,要根据中等职业教育的特点的要求,在做好学生档案资料收集工作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方法,将处于零散和需要进一步条理化的档案,进行基本的分类、组合、排列与编目,组成有序体系的过程,是档案整理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而且相对独立的工作环节,不经过整理,任何档案都无法进行有效的保管,更无法进行有效的利用。它还包括对档案文件的内容真伪的鉴别,对档案内容客观性的考证。通过档案的整理,可以进一步了解的检查档案收集工作的质量,促进档案的收集工作;才能便于档案的保管,便于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只有把档案组成条理化的系统,才能客观地反映出各种活动的本来面貌,便于开发利用档案的信息资源,发挥档案的利用价值。

3学生档案分类的模式

中职教育学校的特点构成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价值珍贵的学生档案内容。现将我校的学生档案分类作如下介绍。

3.1学籍档案类

学生学籍档案是学校在招生录取工作中,经过市教育局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科、市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和湖北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湖北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具有法律效力。它包括学生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出生年月、毕业学校、报名号、考试成绩、学号、所学专业、学制、籍贯、入学年月等。

3.2学生基本信息档案

学生信息档案是指通过招生录取工作学生入校后,按照学生在校期间管理的要求,依据招生录取名册上学生的信息资料,制作学生卡片并填写相关的基本信息。除招生录取名册上的信息外,它还包括家长姓名、详细通讯地址、民族、文化程度、政治面貌、所在班级、本人学习及工作经历、家庭经济状况、联系电话等。

3.3学生学习成绩档案

它包括学生在校期间的各学科专业理论学习考试成绩、社会实践及实习成绩、专业实验课成绩、专业技能操作成绩及年度“三好学生”、“学习标兵”、“学习积极分子”表彰的文件等。

3.4贫困生、中职生资助档案

包括政府关于贫困生、中职生资助的有关文件,国家助学金个人申请表,身份证及户口簿复印件,学生公示资料,公式结果汇报材料,助学金发放签名名册等。

3.5学生考勤管理档案

以学校领导、中层干部行政值班记录、学生科值班记录、班务日志及班主任工作日志为依据,做好学生的考勤管理工作。包括学生在校期间病、事假记载,迟到、旷课记载,住读生晚间查寝记载等。

档案学范文第5篇

编者按2006年7月20日，是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开拓者和杰出的领导人曾三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为纪念与缅怀这位档案界前辈对于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开拓、奠基与建设所立下的不朽之功，本刊组织了“纪念曾三同志诞辰100周年”一组文章。

今年7月21日正逢曾三同志百岁诞辰。他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创建的档案事业、档案学思想是永恒的，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

曾三同志是我们档案界所敬爱的老领导，他把毕生的精力放到了档案事业的开创、建设和发展上，几乎可以说，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档案事业。他对档案事业的贡献是伟大的、全面的，不仅有档案教育、档案科学及档案学会等，还包括档案事业的各个方面。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建立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全国档案工作组织系统网。可以说，没有曾三同志的贡献和努力，新中国的档案事业创建和发展是难以想像的。他所以有这样的力量，就是因为他忠于党、忠于马克思主义。他真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建设与发展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并赢得了国际档案理事会的重视和很高的评价――“规模宏大，体制完备”，使中国的档案事业在国际档案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科技档案工作的创建。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国家科学发展规划的制定，他组织力量对当时的科技文件工作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多次召开了向“大连会议”IP样的全国档案工作会议，使得全国科技档案工作蓬勃发展起来，建设与发展了科技档案的教育。从此扩大、发展了档案学和档案工作的领城和内容，将科技档案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创造了有利条件，并成为我们新中国档案工作的重大特色之一。科技档案工作的发展、科技档案管理学的建立，正是新中国档案学和档案事业所具有的中国特色。科技档案工作、科技档案事业，也是曾三同志档案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