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制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分配制度；徐水共产主义试点

1958年秋，在“”运动的强力推动下，在全国普遍建立，个人分配领域也由此发生急遽变化。从整体上看，1958年的分配制度经历了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在实践中碰壁后逐步向按劳分配复归而又不失徘徊的变迁过程。①本文试以1958年徐水共产主义试点为中心，以大量原始档案文献和实地访谈所获为文本依据，着重缕析分配制度的发展脉络。

一、最初的一步：劳动工资制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问题的决议》的规定，建立后不必急于改变原分配制度；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改行工资制，其他地方仍然采用“三包一奖”或“以产定工制”等按劳动日计酬制度，条件成熟后再加以改变；的“分配制度无论是工资制或者按劳动日计酬，也还都是''''按劳取酬''''，并不是''''各取所需''''”。1北戴河会议上，在谈到供给制问题的同时又提出，不要马上废除工资制度，将来再取消。这可看作是初期实行按劳分配制度的政策环境。

从1957年底开始，在长达半年之久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期间，徐水县实行劳力大协作，并为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创办了各种形式的农忙食堂和“地头食堂”。1958年夏收中，全县263个农业社建立集体仓库，除去交公粮和销售之外的粮食全部入库，社员吃粮按人定量由粮库供应。截止到1958年6月底，有公共食堂的农业社达235个，在食堂就餐人员达12，000左右。2这些食堂的出现和衍生带有极大的自发性和临时性。

然而，这种状况很快发生变化。在全国与徐水有着互动关系的“”气氛中，7月1日晚，徐水县委召开紧急电话会议，要求全县搞共产主义大协作。7日，县委发出关于改革劳动组织和家务劳动普遍实行劳动大协作的指示，要求为适应当前生产“跃进”形势，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并就建立食堂等问题展开群众性的鸣放辩论，认为“共产主义的因素正在全县萌芽。”38月4日，视察徐水，当农业社主任李江生汇报完当地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集体农庄的发展历程后，他反复强调：“我看农庄不如好”，“还是好”。4这推动了徐水乃至全国化运动的迅速开展。大寺各庄当晚即成立“东方红八四”，宣布一切个人财产全部归集体，社员实行工资制。

8月11日，徐水县委《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草案）》规定：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农业社分配由原来的劳动工分改为工薪制，定期评级；工薪级别分为五级，每月20元者为第一级，14元者为第二级，10元者为第三级，8元者为第四级，5元者为第五级。25日，县委公布《关于实行工资制的草案》，认为原按劳分配制度已不能适应现时的和共产主义劳动协作制度，“而劳动工资制是按劳预支制度的新发展，是适应目前生产需要的较好的分配形式，它不仅可以减少夏秋两季预分的繁杂手续，便于改变经营管理；而且可以大大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社员的思想觉悟和劳动效率。”5该草案规定劳动工资制继续遵循“多扣少分，积极扩大公共积累”的原则，确定1958年仍以过去小社为单位进行核算分配，分配比例为当年农业总收入的15%左右；全县统一采用七级工资制，各级工资人员比例以两头小中间大的形式确定为一级占5%，二级占10%，三、四级各占25%，五级占20%，六级占10%，七级占5%；工资的支付形式采取凭饭票在食堂吃饭，凭日用品供应证在供销部购买日常生活必需品，节余部分待秋后换回货币后以现金补齐；实行工资制的范围是一般经常参加生产的男女整半劳力（包括社干部），实行基本工资加奖励的办法，而不经常参加劳动的辅助劳力则实行计件工资或日工资制。之后，全县开展鸣放辩论，推行劳动工资制。

从整体上分析，劳动工资制的按劳分配性质还是很突出的，没有完全废除货币流通和现金交易。但是，这种七级工资制起点低、级差小，不同等级和岗位之间的收入差别无几，因而这种拉平差距的分配方法难以真正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不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分配制度上开始了“大锅饭”的首次实践，为实行供给制进行了“开路先锋”式的试验。

二、全民供给制的实施

从现有文件和材料看，中共中央对于立即实行供给制是比较谨慎的。在北戴河会议上，虽然多次谈到要取消薪金制，恢复战争年代的供给制，但他也同时表明：“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明年是否实行，到时候再看”。6由于等中央领导人的明确表态，“问题的决议中没有提这件事”。79月10日，刘少奇视察河北，针对“什么都不要钱”的供给制说：实物工资和供给制还是有区别的，供给制不算钱也不给钱，给实物算钱就是工资形式；搞供给制，也不要搞许多项目，开始先搞粮食，项目少些，逐步来，一项一项增加。视察徐水期间，刘少奇在肯定工资制的同时，指示县委必须慎重考虑实物和货币的比例以满足社员复杂的生活需要。他要求县委对全县工、农、后勤和文教各方面的人力算一笔细帐，并强调全民所有制并不就是共产主义的，向共产主义过渡需要具备一定的现实条件。

但是，在当时“一日等于二十年”的“跃进”形势下，这种原则性的约束框架迅速被打破，各大媒体开始大力宣传供给制，将工资制当作“资产阶级法权”加以批判，开展关于供给制问题的大讨论，“非现金结算”的观点也开始提出并广泛流传，这促使各地忽视客观条件“大干快上“，迅速取消具有按劳分配性质的分配制度，实行各种形式的”按需分配“。徐水亦概莫能外。

早在视察徐水后的第二天，徐水县委召开共产主义思想文化跃进大会。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在会上讲：“共产主义公社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把人民的生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包括在内。......过去个人吃个人，现在有食堂，集体化了，小孩也管，老头也管，从生下来到烧成灰”，“食堂吃饭可以多吃，多吃多拿钱，要吃饱”。8当时兼任徐水县委副书记的作家康濯以其特有的浪漫情怀描绘到：“幼儿园不是家长负担，吃的粮食、玩具，全部由社里统一开支。成立公社时还宣布，从秋后起，全社取消粮食定量制，爱吃多少吃多少。”9由此开始了供给制的初步酝酿。

徐水县化运动发展迅猛，到8月17日，全县已正式成立7个。9月初，由河北省委、保定地委和徐水县委有关部门组成工作组对徐水漕河所属工业企业的劳动工资、劳保福利和企业管理等进行系统调研，为分配制度的进一步变动提供指导。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也来到徐水，要求进一步缩小差别，实行供给制。109月15日，徐水县人民总公社（后改为徐水）成立，实行县级政社合一，一级核算，共负盈亏，为实行全民供给制奠定了组织基础和保障。9月20日，徐水县委通过《关于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这是徐水县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具体措施，也是徐水共产主义试点的基本内核。

解放后，尽管徐水县的工农业生产有较快发展，但要实现全民所有制和全民供给制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徐水县委却主观地认为“目前全县的农业社都已转为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工农林牧渔多种经营配合的全县范围的，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鉴于当前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水平的提高以及广大工农群众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提高的新形势，已不适于继续采取记工分红、工资制等按劳取酬的分配制度，而需要采取一种向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过渡的分配制度，这已作为群众的迫切要求。经过人们的酝酿讨论，我们已经找到了全民实行供给制的分配方法。”11这可看作是徐水县委实行全民供给制的所谓理论依据。供给制试行草案规定：供给范围包括农民（含大、中、小学生）、工人（包括县营、各公社工厂工人、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人）、干部（包括党、政、工、团、武及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勤杂人员）、职员（包括教员、商业人员）及一切在徐水工作的人员；供给标准则本着公社成员大体平等基本上各有所得，每人生活费稍有提高而又不绝对平均的精神，农民、工人、干部的供给标准略有差别，其中又适当地各分几等。根据这样的指导原则，供给制草案在伙食、服装和日用品、津贴费、卫生医疗文娱等四方面做了详细而烦琐的供给等级和标准划定：每人每年发给单衣2身（棉衣2年1身）、单鞋4双、棉鞋1双、袜子3双、毛巾2条、肥皂3块等，不分等级按人口供给，干部和工人的生活日用品有少数物品的数量稍高于农民；伙食部分农民每人每月5元，工人每人每月12元或15元，干部每人每月12元或18元。除供给实物外，还根据劳动态度和技术高低发给工人、农民、干部和教育者不同的货币津贴，农民分1、2、3元三等，工人分1、3、5、7、10、12、16元七等，干部、教员和勤杂人

员分6、8、12、16元四等；干部和工人家属一律按农民待遇供给。

从总体上看，这个供给制方案只能是低标准的基本生活供给制，试行草案也承认“在当前直接供应物资的品种还不能满足男女老幼之间生活必需品复杂需要的情况下，还辅助发一定数量的津贴作为弥补。......所以现行的供给制还不是我们最终目的，而是向''''各取所需''''过渡的一个重要步骤。”12

供给制试行草案公布后，“全县欢腾一片，一致热烈拥护”，人们抬着“庆贺全民实行供给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红匾，高呼“拥护实行供给制”、“以实际行动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等口号游行欢庆。此后在全县通过财政粮食部推行全民供给制，即干部、工人、职工取消薪金，社员取消按劳取酬，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死葬等统称“十五包”全部由县财政全力承担。供给制实施之初，县委农村工作部的领导宣称：“今年粮食大丰收，从现在开始，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13；许多干部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不领津贴只到食堂用餐，家属也开始就地吃食堂。

从上可以看出，徐水分配制度的变动有一个鲜明的地域特色--“十五包”的全民供给制。徐水在全国带头推行全民供给制，对全国各地分配制度的变动和“左”倾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催化剂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徐水工作组根据河北省委一届六次全会提出的农业社员逐步实行半供给半工资制的精神，曾于9月22日作出《关于工业企业实行半供给制半工资制度及用人制度、劳动保护制度的意见》，指出目前应暂时以伙食部分（包括主食、副食、燃料）实行供给制，衣着、日用品和其他开支部分实行工资制，并提出要恰当把握伙食标准和工资标准。但是，这个意见在供给制试行草案的冲击下没有来得及向徐水县委提出。可见，徐水实行全民供给制已远远超出上级的政治预料，其激进程度可见一斑。这与徐水作为“共产主义试点”的现实地位和要求有关，又与基层干部在重重压力下的“政绩”心理有关，--愈接近基层，措施亦愈激进。这也使得他们最早感受到经济实力的制约，从而不得不再次变动分配制度。

三、全民供给制的困境

供给制在全县推行后，首先遇到的困境是可操作性问题。徐水县委在共产主义试点的热浪中仓促制订供给制草案，没有发动干部民主讨论，更由于缺乏足够的财力物力支撑，因此供给制草案公布后，意见纷纭，变动频繁。第一次变动是将原津贴标准改为：工人1、2、4、8元；农民0.5、1.5、2元；干部（包括教员、勤杂人员）2、3、5、8元。这样工人、干部的最高津贴都降低了1/2，农民的最高津贴标准则降低了1/3，干部和农民的最低标准亦有所降低。第二次变动集中在伙食标准方面：农民由5元降到4.8元，中等以上学生由5元提到6元，幸福院的老人由3元提到4.5元，幼儿园幼儿由4元降到3元；工人改为平均12元的标准，干部的18元高标准降低到15元。而省、地、县委徐水工作组在一个报告中又对一些标准提出详细的修改参考意见：农民劳动力每月平均5元的伙食费过低，应该将工人的伙食标准分为11、13、15三个等级；工人的津贴标准和等级应该和干部一致起来，农民的3个津贴标准又似乎较少，勤杂人员的津贴标准有些太高；其他生活日用品可以通过现金发给等等。在整个制订和修改供给标准的过程中，人为主观性的因素非常浓重，这就标明了从一开始，供给制就不是科学和理智的产物。

10月9日，徐水县委综合各种修改意见通过《关于实行供给制的试行修正草案》，12日县政府配发《关于全民实行供给制收入分配试行说明》。这个供给制修正草案中的主要供给指标较之第一个草案均有所下降，反映了实际经济状况对供给制的制约。

表1供给制试行草案与试行修正草案主要供给标准变化对照表（单位：元）

农民（人均每月）

工人（人均每月）

干部（人均每月）

前

后

前

后

前

后

伙食

5

5

15/12

12/8

18/12

15/12

津贴费

3/2/1

2/1

1/3/5/7/10/12/16

1/2/4/8

16/12/8/6

8/5/3/2

说明：服装、日用品一项供给项目烦琐而复杂。衣服供给变化为每人每年服装布24尺，其他物品如鞋子、袜子、毛巾、香皂等都有不同程度的缩减，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10月28日，徐水县政府发出调整非农业人口粮食定量供应标准的通知，从而废止了“敞开肚皮吃饭”的许诺，这反映出当时粮食供应已经趋于紧张，不得不将粮食供应纳入到严格的计划框架内进行调节。11月3日，县政府制订出《关于供给制的实施细则（草案）》，这个细则虽然没有再次降低供给水平，但是根据粮食定量供应标准做了一系列调整，如对伙食部分的供给就规定应遵循的原则是“有什么粮食供什么粮食（红薯在内）供什么粮食吃什么粮食”，对每人每月的粮食消费做了明确而严格的量的规定，并特别注明农民吃肉问题要“自养自决”。这是全民供给制开始走向解体的预兆。

供给制的实施带来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使得供给制本身在产生之初就徘徊在各种困境中难以拔足。

其一，供给制实施后的商业活动转化为以物资分配为主、货币为辅的运作模式，商店除饮食服务业务和加工业务外都不再计算盈亏，对从社员中收购到的各种物资一般也不再付给货币，而是仅仅开收据单统一上报结算，造成大量“开白条”现象，大大削弱了群众的售卖观念，给今后的收购工作设置了无形障碍，“共产风”泛滥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徐水县1958年建立以后，全县共平调集体和个人财产总值1，246万元，其中土地40，487亩，大车906辆，各种机器283台，农机具42，726件，家具38，748件，砖瓦80，000块，房屋22，347间，劳动力1，105，629个，粮食118，580斤，大牲畜257头，猪3，391口，羊980只，树木410，000株。14

其二，实施供给制后，县委组织力量在原徐水地区对干部、工人和教员的供给状况做了一次大型试算调研，发现对人们的实际供给支出较供给制前的工资水平大幅下滑。这里仅列出其调查情况的一个总体概况，略加说明。

表2原徐水县干部、工人、教员供给制前后情况对照表（单位：元）

供给制前月发工资

供给制后月供给额

供给制前人均月工资

供给制后人均月供给额

干部（3267人）

124，964

56，318

38.28

17.23

工人（2537人）

95，776

43，630

37.75

17.19

合计（5804人）

220，740

99，948

38.03

17.22

注：干部人数中包括教员和商业人员。资料来源：《关于干部、工人、教员实行供给制后重点情况调查说明》（1958.10.13），徐水县档案馆，档案号122-2。

从上表可以得知，供给制后对干部和工人的供给支出比供给制前的工资支出分别下降54%、54.46%，合计下降54.72%。当时这被宣传为供给制的一大“优越性”，即大大节省财政开支；但却是以严重背离普通人的经济理性为前提和代价的，对于有着浓厚未来预期的中国人来讲确乎背负了浓重的疑虑和担忧，这在深层的社会心理基架上对供给制有着天然的离散作用。

其三，实行供给制大大削弱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商庄公社林水村自实行供给制后有4%整半劳动力籍口家中有病人需要照顾或回娘家而不经常参加生产劳动，更有一些人经常倒插房门在家睡觉；有的社员在食堂初期趁机往家多打饭以省下干粮，吃不完的则发霉变质造成严重浪费；崔庄医院供给制前日就诊人数稳定在90人左右，供给制后陡增至200多人左右，其中大部分是装病以逃避劳动或趁公费医疗之机捞取药品；群众中开始流传这样一首诗：“干活吃饭，不干活也吃饭，干不干也吃饭，一、二、三（指一至三元的津贴费，--引者注）”，还有类似这样的牢骚：“给做工还给钱，这会儿每天做十四个钟头的工不给钱”，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思想念头“歇一天，享受一天，何必急着干？”；一些知识分子对几无差异的津贴费颇有怨言，城关镇、孤庄营、高林村、西喇叭地四个学校45名教员有一半多对供给制不满，并有个别人辞职远走他乡；由于生产任务繁重，人口外流不归现象也逐渐突出，徐水钢铁厂一个直属连80多人一夜之间离去30人。15另据有关统计，从1958年到1962年间，全县外流人员达3万余人，平均每年外流约6000多人。16在供给制实施初期，一些基层干部一度采取强迫压制手段来解决某些经济纠纷，造成党群关系紧张；一些人的积怨情绪由于得不到有效疏通而采取极端手段报复，个别食堂因此发生若干起食堂中毒案。另外，供给制本来是作为解放劳动力的一项重要举措而提出的，但当供给制全面铺开后，蔬菜等物资供应不足问题马上就凸现出来。为使公共食堂能继续开办，供给制能继续发挥作用，县委只能紧急开展种菜运动，运用军事化体制组建种植专业班、排大力突击种菜，而这些人一般都是整半劳动力，无形中抵消了解放出来的一些弱劳力的生产力能量，得不偿失。

综上所述，全民供给制的推行从一开始就孕育着极其严重的潜在矛盾和风险，供给制不得不进行有限度的调整。

四、退缩与回归：“双半”体制的建立

第一次郑州会议前后，觉察到“”和化运动中出现的诸多尖锐问题，他的思想开始发生某些转变。10月16日、17日张国忠在天津向汇报工作，指出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所存在的问题。18日河北省委根据对徐水问题的指示，由刘子厚率领一个工作组在徐水作了为期三天的调查研究，21日就主要问题向汇报。对徐水县存在的一些问题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指出要发展商品生产，在分配上不要搞平均主义，不要实行完全的供给制；对私人之间的债务不能一风吹，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在作风问题上不要讲假话、不要压服，要去掉封建残余，对家庭问题阴阳五行还要讲。他说：“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1729日河北省委书记处开会讨论徐水工作和的指示，会议指出徐水县在搞共产主义试点过程中出现的政策、作风和领导问题，并责成保定地委帮助解决。此时，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试图通过这次会议规范某些“激进”行为，要“泼点冷水”，“徐水县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当做了一剂良药”。18他在会上多次批评徐水“急急忙忙往前闯”。11月9日就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说：“我们要恢复供给制，但要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还是必要的。”19

在中央政策开始发生转变的背景下以及鉴于供给制实施中的实际困难，11月9日，徐水县政府发出关于实行半供给制的通知，并组织力量集中做了两次关于实行半供给制的试算，论证半供给制的经济可行性。徐水县委在关于供给制问题向地委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加大工资部分比例，并且计划将全部工资用六月底前的工分分配方法一次发给社员，提出公共食堂要坚持自愿原则，对于由于人多而劳力少导致经济紧张的家户则多安排生产多得劳动日以增加收入，鼓励他们发展家庭副业生产等等，这些措施较之全民供给制取向已经有了相当改进。11月30日，徐水县委《关于财经工作方案（草案）》是“双半”体制的第一个重要文件，这个方案承认“我县工农业发展和收入情况在目前还不能全部包起来”，并“为了适当解决社员的积累分配和调动全县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计划实行“半供给制半工资制”，其供给部分就是公社所有人吃饭不要钱，全部由公社供给，其工资部分仍是根据按劳取酬和多劳多得原则实行工资加奖励；规定平均伙食标准大体在每人每月4元左右，包括吃粮、燃料、油盐、醋、菜等，“总之，供给部分所占比例可占消费总额的50%或多一点。......工资部分可占消费总额的50%或少一点。发工资首先在保证供给部分的前提下，视公社的收入定标准。”20这就由原来的基本生活供给制退回到伙食供给制。12月1日，徐水县委公布《关于实行半供给半工资制的方案》，对这一体制加以确认。17日县委《关于大力整顿巩固的意见》是“双半”体制的第二个重要文件，这个意见决定在全县实行公社、生产营和生产连三级核算体制，这就基本上打破了全民供给制的制度壁垒；决定要适当加大1958年按工分分配部分，彻底清理7月至10月的工分，合理评定工资级别，扩大级差（最高级和最低级相差4倍左右）以刺激生产积极性，在保证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增加社员分配比例，并特别规定“生活部分不宜过高过宽，工资部分可适当提高，一般供给部分占消费部分50%为好，最多不要超过60%，有的还可低于50%（供给部分一般只包括吃粮和一般菜金）”21，这个规定与《关于财经工作方案（草案）》对供给部分要“占到消费总额的50%或多一点”相比无疑是个大的转变，而且对于供给部分内容的压缩也有由伙食供给制向粮食供给制转化的趋势；这个意见还决定采取工资奖励办法以鼓动生产积极性，这与供给制内蕴着的完全的“精神激励”有着本质不同。

应该指出，即便在这种已相对宽松的“双半”体制下，徐水县依然无法承受沉重的财政负担。是年11月，为全县社员发工资和部分生活用品共计550万元。12月又筹集90万元，按供给制方案统一发放的物品因物资不足和经济负担过重而无法兑现。每人应发两条毛巾，全县应发144万条，但实际上只能发72万条，其他生活用品只发给部分幸福院和幼儿园，至于看电影、洗澡、理发等项目成为镜花水月。22当时全县财政收入不足2000万元（含合并后的容城、安新），与应发工资和进行建设所需相差甚远，只好挪用商业资金700万元。23更为严峻的是这期间粮食已全面告急，全县出现饥荒苗头，县政府在全县征购淀粉面条，对甘薯的综合利用实施限制以保证甘薯作为代食品的供给，并把细粮供应纳入到严格的计划轨道；--严峻的粮食形势和政策措施的松动使得供给制无以为继，大部分公社的公共食堂名存实亡。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困境下，“虽然实际工作中有些转变，但领导思想上并没有根本转变。”24当时尽管实行了“双半”体制，但县委依然对供给部分的“共产主义“意义乐此不疲，”这种''''半供给、半工资''''的分配制度，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分配制度，但从供给部分来讲，它已超出了按劳取酬的范围。这种分配制度为过渡到''''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制度而创造途径，这种制度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改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25并且在当时进行的共产主义教育运动中，在”两条路线“的阶级斗争语境下，大力宣传半供给半工资分配制度的共产主义意义，”要求把实行这一分配制度的好处宣传得家喻户晓，从而大立共产主义思想，大破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思想，树立和加强为大公、爱大公，为集体爱集体，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产主义品德“。26在承认凡是社员的日常生活用品一律归社员私有的同时，又规定凡是自留地、地基、宅旁闲地、鱼塘、圩田、藕塘、成片林木和果树等一概归公社所有，这就相当于把人们的一只脚依然绑在供给制和公共食堂的战车上。12月11日，县委在一份向保定地委的请示中提出要使享受国家薪金待遇的人员即党团行政、经济企业、学校和卫生等部门的干部改行供给制，并再次采取桌面算帐的办法进行可行性论证，这充分显示出供给制的退缩具有相当局限性，流露出人们对于供给制欲拒还迎、欲弃还留的复杂心态。

徐水县委这种矛盾心态和做法是中共中央和对于和供给制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存在极大不彻底性的反映。中共中央《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这只有在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以后才可能实现”，“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因此，“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27主张在个人分配制度上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并且明确提出“供给范围目前不宜过宽。实行供给制并不是使人们的生活清一色”，“随着生产的发展，工资必须逐步增长”，但同时又坚持认为这种分配制度尤其是供给制部分“具有共产主义的萌芽。”28

五、全民供给制草草收尾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整顿的工作，在不彻底放弃“按需分配”的前提下，对的分配制度进行有限度的修正。11月27日，中共河北省委和保定地委派出工作组协助徐水县解决搞共产主义试点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徐水县委在第一书记张国忠主持下，先后召开几次会议检查搞共产主义试点和全民供给制及政策和领导作风问题，总结经验教训。

12月31日，张国忠代表徐水县委在关于工作中所犯的缺点错误向省委、地委的检查报告中对实行全民供给制问题做了检查，认为化后，徐水县委把扩大的集体所有制误认为是全民所有制，“莽莽撞撞的把集体所有制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再加上我们过高的估计了58年的生产量和简单的看群众生活，实行了全民供给制，打算用缩小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差别密切干群关系，把人少劳多和人多劳少的差别缩小，想闹到大体平等，不实行或基本不实行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认为提前搞建成共产主义的试点，按劳取酬就落后了，结果，全民供给制规定了15项供应包不起来，曾一度发生混乱现象，这是由于过早的实行供给制，违背客观规律的结果。”29报告对在推行供给制过程中的工作方法问题也做了较为深刻的自我批评，认为“当时我们......对群众生活的重大变革不是先考虑复杂的后果，先作试点，而是在不切实的基础上算大帐，只凭一股热情，不作细致的调查研究，不从实际出发，感情代替政策，轻率地决定问题，给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失。”30报告还承认在现时采取否定按劳分配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原则，在实际条件不成熟的时候进入共产主义的想法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必然行不通，而不适当地宣布全民所有制和实行全民供给制则大大降低了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受到严重歪曲和庸俗化，助长了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必然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这既是徐水共产主义试点结束的标志，也是作为共产主义试点之内核的供给制“试验”结束的标志。

六、小结

徐水共产主义试点是1958年全国“”和化运动中的一个典型，其分配制度的变迁亦是分配制度变动的缩影。分配制度经历了带有按劳分配性质的工资制→理想的完全供给制→半供给制半工资制→大部分工资制小部分供给制这样的变动轨迹。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分配制度在超经济的政治和行政手段主导下变动频仍，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由分配制度安排在一定的经济体制下的制约作用所决定的；初期的最终形成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与工资两部分在个人收入分配中的比例的确定，成为关系分配依据的一个重要问题，但由于实际经济实力的制约，“双半”体制的重心仍然倾斜在供给部分，直到60年代初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后才有所改观；这种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意在建设公平公正的社会，但其基要特征却是平均主义或极端平均主义，其最大弊端是激励机制的缺失，“这种割断生活消费（收入）与劳动（支出）的关系，把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与人的需求直接挂钩的分配制度，只能造成贫富拉平，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多劳不能多得的结果”31，这必将导致经济运行的低效、无效乃至负效。平均主义在本质上是最大的社会不公平和不公正。

1958年分配制度的变迁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构建和对共产主义的错误解读是最深厚的认识和思想根源，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莫不如此。这正如邓小平所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32人为的制度设计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迟滞了社会进步。我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学上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这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本文公开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4期）

注释：

①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的宏观研究和整体着眼已达致相当水平，而以一个案为切入点来观照分配制度之演进理路的著作和文章尚不多见，忽视了对各个地区不同制度安排下地域特色的研究。据笔者目前所见，代表性著作有张乐天《告别理想——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一书，此书以浙东一村庄为研究对象，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对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与研究，分配制度亦多有涉猎，视角独特，创见新颖。代表性论文有周彪《分配制度的形成——以江苏为例》（《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6期）一文，此文以丰富的档案材料，分析江苏省分配制度的变动与运行轨迹。本文则截取介于一省一村之间的一县为研究对象，以期全方位、多层次审视和解读分配制度之发展进路。徐水县是河北省中部的一个县，它在1958年的“”和化运动中以“共产主义试点”独树一帜，闻名遐迩。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450.

2张国忠.关于不断革命全面跃进的报告（1958.6.22）[Z]，徐水县档案馆，档案号114-14.

3关于改革劳动组织和家务劳动普遍实行劳动大协作的指示（1958.7.7）[Z]，徐水县档案馆，档案号114-15.

4伟大领袖视察徐水县八四大队时的重要指示（1958.8）[Z]，徐水县档案馆，档案号112-14.

5关于实行工资制的草案（1958.8.25）[Z]，徐水县档案馆，档案号122-7.

6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835.

7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835.

8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徐水县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北党史资料（第15辑）[Z]，1994.96、98.

9康濯副书记在徐水县共产主义思想文化大会上的讲话（1958.8.5）[Z]，徐水县档案馆，档案号119-3.

10刘炼.风雨伴君行[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102.

11中共徐水县委关于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N]，徐水报，1958-9-23.

12中共徐水县委关于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N]，徐水报，1958-9-23.

13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徐水县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北党史资料（第15辑）[Z]，1994.18.

14孙志杰.记徐水“共产主义”[J].纵横，2001，（9）.

15《思想动态参考资料（第一、二期）》（1958.10.13、1958.10.22），徐水县档案馆，档案号118-24、118-25。

16河北省徐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徐水县志[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92.

17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传（1949-1976）（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886-887.

18谢远学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纪实（第七部）（上）[M]，人民出版社，2003.741.

19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传（1949-1976）（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894.

20关于财经工作方案（草案）（1958.11.30）[Z]，徐水县档案馆，档案号121-7.

21关于大力整顿巩固的意见（1958.12.17）[Z]，徐水县档案馆，档案号113-9.

22河北省徐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徐水县志[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526.

23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徐水县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北党史资料（第15辑）[Z]，1994.18.

24刘炼.风雨伴君行[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115.

25关于财经工作方案（草案）（1958.11.30）[Z]，徐水县档案馆，档案号121-7.

26关于财经工作方案（草案）（1958.11.30）[Z]，徐水县档案馆，档案号121-7.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605-607、611.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612.

29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徐水县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北党史资料（第15辑）[Z]，1994.296.

30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徐水县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北党史资料（第15辑）[Z]，1994.296.

供给制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农村公共品；公共选择理论；农民增收

1国外研究

早在19世纪，意大利财政学派就已开始公共品的研究。林达尔（Lindahl，1919）提出“林达尔均衡”的概念，并首先用局部均衡方法求解公共收入最优水平。保罗。萨缪尔森（Samuelson，1954）最早用分析的方法定义公共品，并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推导出公共品的最优配置条件。之后，许多研究都沿着萨缪尔森把公共品纳入由价格和产出水平决定的一般均衡理论的方法进行的。马斯格雷夫（Mursgrave，1959）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加进消费者偏好重新构造“林达尔均衡”；弗利（Foley，1967）在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中提出“林达尔均衡”的一般均衡条件。公共品理论的不断拓展和模型化，使之逐步成为现代公共财政理论的核心。关于公共品分层供给的深入研究，形成了地方公共品理论。蒂布特（Tiebout，1956）贡献了经典的理论模型，通过“以脚投票”机制解决公共品偏好显示和供给问题；1965年，布坎南（Buchanan）正式提出了俱乐部理论，指出在自愿提供公共品的前提下，俱乐部成员的最优规模是拥挤成本与新成员所获得的边际收益相等的水平；围绕着地方政府规模大小和公共品在地方政府层次的最优供给问题，麦奎尔（Mcquire，1969）贡献了类聚分隔和最优辖区规模模型；奥兹（Oates，1972）就政府层级与公共品供给分工，提出了著名的“分散化定理”。关于公共品供给主体的研究，发展了公共品自愿供给理论，作出贡献的主要有Olson（1965），Schmitz（1978），Becker（1981），Laffont（1982），Roberts（1984）等。公共品的实证研究是多方面的，如Barro等人（1995）研究了公共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Sandler等人（1999）研究了公共品对地区发展的影响；Durlauf（1996），Nechyba（2000）研究了公共品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等。而近期兴起的实验经济学为研究注入了一种新的方法与途径。公共品的实验研究主要是研究“搭便车”行为，但由于人的特性，研究结果不稳定。1981年Marwell和Ames的公共品实验研究与1984年Allman所做的实验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此后所进行的大量相关实验研究也并未得到比较一致的结果（Stevens，1993）。

据前可知，国外学者对公共品问题的研究相当丰富。但国外学者有关我国农村公共品问题的研究目前尚不多，目前能检索到的较有影响的成果主要有：

1.1PerPinstrup-Andersenr的研究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所长PerPinstrup-Andersenr（2002）长期研究发展中国家食物政策问题，他在分析了中国农村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地区差距、贫困问题后指出，过去政府对灌溉的投资促进农业增长的作用十分明显，但是，现在这一作用却不显著。所以，政府要首先考虑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改革来提高灌溉的投资回报率。

1.2LiLyLeeTsai的研究

LiLyLeeTsai是位美籍华人，她长期关注我国的农村宗族及农村治理结构问题，为此于1999年至2001年，前后花了6个月的时间在陕西、河北、福建、江西、湖南和浙江等省分别对316个村庄进行了调查，在其发表在澳大利亚TheChinaJournal（No48，July2002）的调查报告中专门分析了农村公共品问题，指出，在中国农村许多地方，村干部是依靠社区习俗来筹集和管理公共事务。此外，当乡镇和县政府为发展项目征税时，所征之税只用于乡镇及县里的项目，如修路、建电厂等，公共基金难得流向农村。村委会负责村里的道路建设、灌溉工程、垃圾处理等。实际上反映了长期以来农村公共品主要依靠农民“自给自足”这么一个现实。

1.3FanShenggen的研究

FanShenggen等人则从乡村民主化角度研究了我国农村公共品问题，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社区统治结构的民主化对公共品的供给水平有关键性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在中国乡村数以万计的村庄举行了直选，调查发现，民主化对农村公共事业的供应水平有重要影响，与任命的干部相比，选举的官员倾向于向选民征较少的税费，并且为他们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事业。

2国内研究

我国专家、学者从多个不同角度对农村公共品供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目前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

2.1对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的解释

关于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制度，制度经济学显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张军等（1996）比较早进行了研究，给出了较为系统的解释。叶兴庆（1997）认为，现行的农村公共品具有制度外供给、自上而下的决策、分摊机制具有累退效应等特点，并认为改革应统筹考虑制度内外的成本分摊，更新农村公共品供求的衔接机制，建立统一的、规范化的农村公共品资源筹集制度。林万龙（2000）通过案例分析证明，家庭承包制实施以后，至少在部分农村地区已经发生了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诱致性变迁，变迁的基本特征是相似的，即公共品的供给主体不再限于政府，而是出现了民间供给主体，主要由他们承担变迁成本，并享有变迁收益。林万龙（2001）还通过构建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成本———收益模型，分析了决定和影响制度变迁的诸多因素。刘保平等（2003）则指出，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度的施行并没有给公共品供给提供有效地制度安排。从现行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的运行过程来看，其仍然是公社时期供给体制的延续。徐小青（2002）也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系统研究了我国农村公共服务问题，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发生了变化，制度本身的典型变化是从原来时期的强制性制度安排，发展到现在的强制性制度安排与诱致性制度变迁同时存在。其基本特征是供给主体不再局限于农村基层政府，而呈多元化发展趋势，龙头企业、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等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叶文辉（2004）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公共产品供给研究》中用3章的篇幅分别从乡村社会治理制度变迁、乡村社会税收体制变迁、利益主体博弈关系等角度系统分析了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和改革问题。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形势下，对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在农村税费体制向城乡统一税制变迁的同时，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应对农村公共品供给责任进行调整，更多承担义务教育和基础设施的供给责任，统筹城乡公共品供给。在上级政府对农村公共品财力支持增加的同时，应推动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的创新，形成多元化的有效供给格局。另外，卢鸿鹏（2003）从交易成本方面对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予以了说明。

2.2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与问题

在说明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和问题时，由于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或概括，尽管说法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吴士健等（2002）、熊巍（2002）、刘保平等（2003）均认为，现行体制包括以下两种机制：第一，农村公共品的制度外筹资机制；第二，公共品供给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机制。公共品的制度外供给是我国农村公共供给的重要形式之一，它包括非预算融资、非政府融资。前者包括乡镇企业上缴利润、管理费、乡镇统筹、各种集资、罚没收入等，后者主要指民间捐款、集资、摊派等。可见，公共品的制度外供给问题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许多学者从研究财政制度改革入手系统分析了农村公共品制度供给问题。制度外财政是我国长期以来的财政“特色”。不过，最早公开提出“制度外财政”这一概念的是孙潭镇和朱钢（1993）。在他们合作的论文中较全面地分析了乡镇一级的非规范收入问题，对乡镇制度外财政的成因，乡镇制度外财政收入的来源、特点以及乡镇制度外财政支出的功能和作用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提出，制度外财政即指非预算收入。“制度外财政”概念的提出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它为研究我国地方财政状况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理论切入点。樊纲（1995）也对非规范收入作了较深入的探讨，他认为非规范公共收入是旧的财政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经济条件和新的经济形势情况下乡镇政府为解决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的一种过渡性体制创新，乡镇制度外财政在提供农村公共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极为不规范，因此需要进行相应的财政体制改革，使之纳入“新的规范”。李彬（2004）专门研究了乡镇公共品制度外供给问题，指出，不管是在公社财政还是在乡镇政府一级财政下，我国的基层政府一直处于公共财政缺位状态之中。在制度内财政不足的情况下，大多数乡镇政府甚至无力完成一般性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不能为社会及时提供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公共品，从而极大地影响地方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极大地影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所以，乡镇政府不得不寻求公共品的制度外供给，其结果必然导致乡镇政府和社会运行中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刘保平等（2003）指出，由于这两种体制，再加上乡镇制度内财政的财力不足等原因，造成了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效率低下和地区间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性主要表现在：我国城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不公平性；农村各地区间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公平性；农村公共品负担成本的不公平性（熊巍，2002）。陈小梅（2004）还指出，农村公共品供给还存在结构失调、资金使用不透明和管理制度不科学问题。

2.3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改革思路及对策

学术理论界公认，相对于农民需求的变化而言，现行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已不适应当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必须积极进行供给体制的创新。黄志冲（2000）认为，在农村改革前我国农村公共品是由政府和集体统一提供的，农村改革后这种供给机制不复存在，而新的供给机制又没有完全建立，因此，出现了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严重不足，原因在于供给机制出现了失衡。黎炳盛（2001）认为，供给公共品是政府不可推却的责任。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非集体化经济改革瓦解了原来的公共品供给体系，带来了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无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在广大农村推行了村民自治制度。但研究表明，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并非由村民自治制度一体所能完成，而必须以农村行政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的改革为前提，并且还必须妥善解决由于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所带来的农村社区权力体系的新冲突。李文（2002）认为，当前我国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相对城市而言严重不足，但农村公共品的主要供给者———基层政府在公共品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却存在严重的财政困难，其原因即在于我国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违背了公共品供给的受益原则、公平原则和最优原则。我国应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和完善财政税收政策来优化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王国华，（2003）认为，限制农民增收的根本原因是农村公共品供给滞后，因此，必须重新构建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体制，增加政府投资，激活民间资本供给公共品。雷晓康（2003）认为，现行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矛盾重重，应多渠道供给公共品，改革现行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机制，引入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徐增阳、杨翠萍（2004）认为，解决农村公共短缺问题要靠供给制度创新：在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上，由“供给主导型”向“需求主导型”转变；在农村公共品资金筹措上加大上级政府财政转移的力度，同时用市场化手段吸引民间投资，拓宽筹资渠道。杨震林、吴毅（2004）认为，农民应该通过某种组织（协会）来直接参与公共品提供的决策，表达自己对公共品的选择与偏好。

在如何加强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许多好的思路和对策，可以归纳为6个方面：一是坚持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导向，加大对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力度，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支出政策，改变城乡二元公共品供给格局；二是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改革乡镇财政，从根本上改变时期延续下来的农村公共品的制度外供给方式；三是加快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充分实行村民自治，建立民主表达机制，改革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机制；四是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提供农村公共品的职责，中央政府按照公平性原则对地方性公共品给予资助，建立并加大针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转移支付制度；五是创新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建立多元化的供给主体结构，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引入竞争机制等；六是加强对公共资源使用的监督、检查，坚决杜绝权力腐败行为。

3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增收相关问题的研究

3.1关于农村公共品与税费改革的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正在进行的税费改革，对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党群干群关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公共品的短缺问题则显得更加突出，亟需探求破解之策。成世荣（2002）认为，农村税费改革的前提，是解决好农村公共品短缺问题，因此，要将农村公共品纳入国家制定政策、分配资金的盘子，从国家到地方切块给农村，将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公共工程投入向县乡延伸。熊巍（2003）在其题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税费改革》的博士论文中给出了我国农村公共品成本的弥补规则：尽量减少公共品成本的公共收费弥补方式，彻底取消不公平的农业税制，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以促进农业经济并带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并积极发挥和债券的筹资作用，补充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的不足。此外，他还通过对我国现行农业税费制度改革实践的总结，提出统一城乡税制的农业税费制度改革以及改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其他税费改革措施。邹江涛（2004）认为，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是我国现阶段农村政策的基本取向。当前，农村税费改革对原本已处于贫血状态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如何在农村税费改革过程中改变政府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的缺位状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公共品问题，关键在于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体制。林霞、刘鸿渊（2004）认为，农村税费改革是在现行的分税制框架下进行的，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出现了县乡财政的普遍困难，无论是现行农业税制还是“一事一议”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都明显存在着设计欠合理和难操作的问题，如不妥善解决，势必影响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杨晓黎（2004）认为，农村税费改革的成功推行在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给我国农村公共品的正常供给带来了沉重的压力。税费改革给农村公共品筹资方式带来了许多变化，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要克服这些问题，一是要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二是要合理界定各级政府职能；三是要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上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四是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五是要继续推进农业税收制度改革。

3.2关于农村公共品与农民负担的相关性

众多学者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农民负担之所以过重，增收困难，其关键在于政府的公共品供给制度安排不合理。何振一和阎坤（1997）认为“七五”以来，在农村乱摊派、乱收费、乱集资之风愈演愈烈，致使农民负担有不断加重的趋势。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此十分重视，为制止这种不正之风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曾三令五申，先后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但至今尚未得到彻底解决，总是抓一阵好一阵，过后又出现反弹。造成这种状况的症结并不能将其归因于各级政府部门为追求“政绩”，搞一些超越农民负担能力的达标升级活动，和一些单位以权谋私，巧立名目，私征乱摊，用于滥发奖金和挥霍浪费等等。其实，这些都是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公共分配关系不顺，乡镇财政制度不健全。不解决这个问题，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就无从规范化，农民负担问题也就不可能得到切实减轻。雷原（1999）认为，当前我国农村的农民负担问题，既不是简单的经济政策问题，也不仅仅是公共品分配问题，而在本质上是公共品的供给体制问题。因此，只有对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进行系统的制度分析，才能正确理解当前我国农民负担问题的实质，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陶勇（2001）认为，要加快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真正减轻农民的负担，必须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非均衡的城乡公共品供给制度，调整政府公共支出政策，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资本和政策投入力度：一是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确保财政支农资金总量的稳定增长；二是调整财政支农结构，为广大农民提供充足的农村公共品。赵丙奇（2002）认为，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不合理所引发的农村公共品供需矛盾突出是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农民减负的关键在于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创新：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品供给机制；建立自下而上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机制；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实行农村公共品投资主体多元化。任晓（2002）认为，农村基层制度外财政的膨胀内生于目前农村公共品稀缺的现实，然而，这并不必然导致农民负担的“加重”，事实上，农民负担只不过是农村基层政府与农民博弈的结果，问题的关键在于确认并界定公共资源筹集制度的合法性及与农村公共品的区别，从而维护公共资源筹集制度的公正。侯江红（2002）认为，当前农村对公共品的需求明显提高，但供给则严重短缺，结构失衡，供给责任不清，农民及乡村负担过重。

3.3农村公共品与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多数工业品都出现了买方市场，内需不足的问题相当突出，而内需不足的原因之一在于农民的消费能力太弱，消费能力与公共品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林毅夫（1999）认为，政府应当大力加强农村公共品如电力、通讯、自来水等的投入，通过发动“新农村运动”，既可以刺激内需，又可以有效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姚洋、荣昭等（2000）研究了农村公共品，如电力、自来水、电视信号等方面的国家投资是否可以增加农村对耐用品的需求。结果表明，作为互补品的供电情况对购买电器决策有下面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电价越低，购买可能性越高；供电越稳定，购买可能性越高。此外，“电视信号的好坏”、“是否建有电视接收锅”对农户彩色电视机的购买有正向作用，表明基础配套设施的好坏对家用电器消费有显著影响。姚洋、荣昭（2001）认为，解决内需方法之一是依靠政府的力量找出或者创造出一个巨大的能持续较长时间的社会需求，来消化掉过剩的生产能力，使供需之间趋于平衡。他们利用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1999年农村住户耐用消费品专项调查分户资料以及1998年农村住户调查分户资料的有关部分。在经过大量的数据整理工作后，从专项调查的2万多户的数据中选取了18769户作为最后进行计量分析的样本。利用回归结果表明：农村公共品，如电力、自来水、电视信号等方面的国家投资可以增加农村对耐用品的需求。廖清成（2004）认为，扩大内需的关键是要充分启动蕴藏巨大消费潜能的农村市场，而农村市场的进一步启动则有赖于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创新，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的可支配收入。苏晓艳、范兆斌（2004）分析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内在矛盾及对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随着这种供给模式的内在矛盾逐渐凸显，对农民收入进一步增长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渐加深。葛云伦、王学钊（2005）指出，在农村税费改革后，虽然农民不再交纳“三提五统”，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村公共产品短缺影响了农村私人产品的产出效率，已成为严重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郭锦墉（2004）也认为，欠发达农村地区因其自然、社会、经济、历史等多种原因造成财力不足，决定着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严重地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岳军（2004）更进一步认为，公共产品同时是一种中间投入品，或者说是一种生产要素，对公共产品的消费是可以减少生产成本的。公共产品作为一种中间投入品，其供给上的差异必然影响到公共产品消费者的生产成本和收入水平。李燕凌，李立清（2005）针对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求状况的不同认识，从理论上分析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农民消费规模及结构的影响，并提出以农民消费结构分析为基础评价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分析模型。研究产生一些有价值的结论，如：公共支出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东部地区比较明显，中、西部地区影响作用不显著；支援农业生产和农村事业费财政支出，对不同地区农民的其他享受性消费支出都有明显相关性；政府在农村基本建设方面的财政支出，对农民家庭储蓄、农村文化娱乐消费有较强的相关性。

3.4农村公共品与农村贫困、地区增长的研究樊胜根、张林秀等（2003）利用分省和分县数据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等方面的作用和程度；利用乡村调查数据，从制度保障的角度分析不同的选举结果如何影响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研究表明，公共产品投资增长率的差异已成为导致地区增长差异的主要因素，并且也是影响农民生产性投资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李秉龙等（2003）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通过分品种、分地区、分赤字程度，研究中国贫困地区县乡财政赤字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和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村基础教育是农村公共物品中财政赤字风险最大的承担者。彭代彦（2002）的研究表明，乡镇道路和农村医疗卫生设施在降低农业生产支出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具有显著作用，因此，应增加这方面的投资。李成贵（2002）从多角度透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理论内涵的基础上，详实地论证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和启动内需的重要性。刘伦武（2002）则认为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是促进农民增收的基础。

把制度作为一种公共品，很多相关文献都有所涉及。如财政制度方面，张军、何寒熙（1996）研究了乡镇财政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地位，朱钢（2000）探讨了乡镇财政在发展农业和农村教育中所起的作用，张军（2002）分析了乡镇财政与农民负担的关系，刘汉屏（2005）研究了基层财政与农民增收的关联性；户籍制度方面，张启明（1998）研究了传统户籍制度对农村经济的负面影响；张忠潮（1999）分析了传统户籍制度对农业产业化的影响；王璨等（2002）则探讨户籍制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等。另外，章辉美（2005）研究了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认为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促进了社会发展，促进了农村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社会转移，加快了城市化的步伐，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夏文超（2003）研究了建设小康社会与农村金融制度安排；姜长云（2003）研究了农村金融制度对农业结构调整的不适应性等等。

此外，李秉龙等（2003）、吴朝阳（2004）研究了税费改革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廖清成（2004）研究了农村公共品供给优先序问题；刘汉屏（2004）在其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重点研究了我国乡镇财政与基层政权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政策建议；李春根（2005）则运用新制度经济学，考察了我国农村制度变迁中的乡镇财政与政权改革问题，提出了乡镇财政与政权改革渐进式推进的思路。史玲（2005）研究了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主体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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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制度论文范文第3篇

一、推行“自下而上”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

我国传统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这种机制主要根源于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以及现实生活中基层领导错误的政绩观影响,“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产品决策机制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比较紧缺的公共产品供给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为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的问题,必须建立科学的农村公共产品投资决策机制,在制度上保证依据农民、农村的内部需求来决定公共产品投资范围及方向。与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相结合,政府可以建立农村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使一个村或一个乡范围内多数居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得以表达。对于本辖区内的公共产品供给,可由全体农民或农民代表进行投票表决,使农民的意见得以直接充分反映。

政府还可以建立一种能够准确反映农村居民需求的提案制度。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区的公共产品及服务供给现状千差万别,采取同一力度或同一标准提供的公共产品,必然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二、明确各级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和范围,完善财政管理体制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中出现相关政府缺位的现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目前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在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的划分上还存在很大的漏洞,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上的缺位以及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严重影响到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质量与效率,结合当前存在的问题可以重点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完善:

首先,要明确各层级政府而不是农村社区的村民自治组织充当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主体。各层级政府不能推卸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因为供给主体的错位将带来很多问题,如对乡镇企业汲取过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而且增加农民负担,不利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其次,根据农村公共产品构成上的层次性,合理划分全国性公共产品和地方性公共产品的界限,并由相应层级的政府予以提供。受益范围遍及全国的公共产品由中央提供,而受益范围主要是地方的公共产品则由相应层次的地方政府提供,具有外溢性的地方性公共产品则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或各个受益的地方政府共同提供。

三、建立多元化的公共产品供给融资体制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来源问题成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重点和难点。能否向农村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满足农民的需求,其核心问题还是资金问题。政府虽然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一个重要主体,但是在国家财力尚不十分雄厚的前提下,单方面地依靠政府的力量显然存在着困难。为此,我们必须创新公共产品的融资模式,采用多种手段,通过多种渠道去筹资。

首先,继续发挥政府的财政支持作用。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来源中,政府的财政投入仍是最重要的一种。另一方面,上级财政要加大对农村基层的转移支付力度,尽量保证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尽可能多地落实到乡镇。同时,要改变财力过多集中于县级以上政府的现状:使乡镇财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级财政,从而为乡镇政府向农村供给公共产品提供资金保障。

其次,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多元化筹资功能,通过市场来筹资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有偿性或可收费性。正是这种有偿性激励了个人、企业、金融机构等组织去投资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比如中央政府可以发行国债或专项国家基本建设债券等,将社会上闲散的资金筹集起来,投入到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政府也可以通过税收减免、信贷优惠、贴息补助等形式,调动个人、企业等对公共产品投入的积极性;政府还可以通过贷款、参股等方式来筹集资金。

四、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监督机制

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领域还应当建立健全监督机制,没有适当的监督机制来处理冲突和监督公共产品生产领域的运作,就会为实施最粗俗形式的政治腐败提供机会。

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监督机制可以重点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要加强对农村公共财政资金的管理和监督。加强对农村公共财政资金的管理和监督,关键是要建立绩效考核制度和政府问责制,对财政资金的使用进行切实的绩效考核,对于达不到绩效考核标准,或者出现工作差错、工作失职者,应通过政府问责制,追究责任,给予应有的处罚;二是完善农民对地方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社会约束和监督机制,提高农民的参政和监督意识,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强化农民的“集体行动”能力,从而改变他们在与政府博弈过程中的弱势地位,有效遏制政府行为的随意性,确保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的合理使用。

加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己经不适应新形势下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要求,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和障碍。因此,研究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增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顺利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客观要求。

【论文关键词】公共产品决策机制融资体制监督

【论文摘要】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为农民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存状况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受种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还存在诸多问题。本文试图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融资体制、监督机制以及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提出一定的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陈飞宇.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J].消费导刊,2009(1)

供给制度论文范文第4篇

一、中国的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

中国现行的公共品供给制度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沿袭下来的。新中国建立后，按照经典作家的“大工厂”理论，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的横向制度安排上实行政府及其公共部门集权，纵向制度安排上实行中央政府集权。政府特别是在中央政府几乎成了全社会唯一的资源配置主体，承担着包括各种公共品在内的几乎所有物品的供给职责，私人部门和市场机制不仅被完全排斥在公共品资源配置领域以外，而且私人部门的资源配置职能也由政府及其公共部门垄断行使。由于政府垄断替代了市场竞争、中央政府替代了地方政府、公共部门替代了私人部门，使得经济系统中缺乏应有的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低下，私人品与公共品均十分短缺。从根本上讲，政府及其公共部门垄断配置的制度安排的高成本与低收益，是中国寻求制度变迁的原动因。改革开放以来的资源配置制度变迁，总体上是沿着区分市场选择与政府选择、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公共品与私人品、公共品的生产与提供的思路，向着“多一些市场调节”与“少一些政府直接调节”、“多一些地方政府配置”与“少一些中央政府配置”、“多一些竞争”与“少一些垄断”、“多一些私人部门”与“少一些公共部门”的方向渐进式推进的。

配置制度变迁，取得的主要成效：（1）逐步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在经济活动逐步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资源配置主体逐步由“公共部门主导型”向“私人部门主导型”转变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公共财政资源约束下，各级政府逐步从竞争性产业部门和私人品生产的“越位”领域退出，转向填补长期欠账的各类社会公益性事业以及基础设施等公共品提供的“缺位”领域。就是说，政府与市场以及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在资源配置中的职责与活动范围已经有了大体的界定。（2）在分税制制度创新下，政府间的公共品资源配置职能已逐渐分开。目前，各级政府大体上能够在划定的公共品配置事权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各级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责任、税权税源、非税收入、政府间转移支付项目和数量的前提下，各司其职，自求平衡，各自确定其公共品提供的数量、结构与质量。就是说，各级政府以及所属的公共部门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公共品提供中的职责与活动范围也已经有了大体的界定。（3）公共品的生产与提供在政府采购制度的推行下，也已开始分开。公共品生产市场由过去的政府及其公共部门独家垄断生产经营，开始有选择地向私人部门开放，公共品市场中公与私、公与公以及私与私众多生产厂商之间的竞争格局已初露端倪。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中国经济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公共事业以及基础设施等许多公共品生产领域，必须逐步向国际市场开放的问题已迫在眉睫。事实上，近几年中国政府也已经按照国际惯例和WTO的有关条款，加快了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公共品生产领域的法律修改、立法和完善的步伐，同时，清理、废除和修改了一大批与公共品生产有关的行政法规以及行政审批制度。可以预计，在未来的几年内，外国的企业以及企业集团大规模地进入中国的公共品生产市场，并与中国的公、私企业激烈竞争的格局就会形成。

毫无疑问，公共品供给制度的渐进式变迁，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二、中国公共品供给制度的主要缺陷

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积淀的弊端并不能而且事实上也没有完全被清除，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并非一日之功，在市场功能不能有效发挥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的条件下，中国公共品供给制度依然存在许多缺陷。

1.市场准入壁垒

在中国，承担公共品生产职能的主要是各级各类国有企事业机构，私人部门和外国资本因严格的政府管制和行政审批制度不能进入公共品生产市场。以行政审批为例，根据人民网2001年1月5日报道，目前重庆市政府各部门共有1216项许可审批项，其他地方政府的行政审批项目也大都在1000多种左右，如果算上部级审批项目，数字无疑会更大。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地方各级的行政审批制度，几乎覆盖了全国性与地方性各种公共品的生产、分配与消费，而且其主要功能是保护公共品生产领域里的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阻止私人部门和外国资本的进入。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对公共品的需求数量与质量不断提高，单靠公共财政资源难以满足；另一方面，因市场准入壁垒，使得大量的民间资本又不能进入公共品生产领域。

2.产权结构单一

公共品生产准入的制度壁垒，不仅造成了资源在公共品与私人品之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以及各自内部难以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而且因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难以进入公共品生产领域，导致公共品生产领域的产权过于集中于政府及其公共部门手里，产权结构单一、僵化，竞争机制难以形成。从存量产权看，中国的电力、石油、天然气、电话、供水、运输、金融、保险、高等教育、医疗卫生、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和其他公益性事业等生产提供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性质的部门，其产权主要是由年复一年的政府财政投资形成的。从增量产权看，虽然近年来政府放松了一些公共品的生产规制，允许新企业进入，但是这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公共品生产领域中产权单一的市场结构。其原因在于：一是新加入的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少是采取对原有垄断性行业的分拆重组而成的，而这些行业又大都属于国有独资或国家控股行业，分拆的结果并不能改变单一的国有产权结构；二是在引入竞争后，虽有新的非国有企业进入，但至少在最初一段时间内，原有企业仍占据几乎全部市场，而其余的市场则由少数或多数的新进入者瓜分。垄断利益和行政权力的结合导致了极强的垄断势力，而且中国的公共品生产垄断又大都属于垂直一体化垄断，可竞争的环节和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环节，都掌握在垄断部门手中。虽然在竞争性环节引入了新的进入者，但原有的垄断部门仍可凭借独占的垄断权力（指自然垄断环节），使竞争对手常常处于非公平的地位。在这样的市场结构下，与新企业相比，支配市场的原有国有企业在竞争方面不仅具有压倒性的先动优势，如产品差异优势、成本优势、信息优势和策略优势等，而且还可凭借这种先动优势采用价格手段或非价格手段排挤新进入企业，使得有效竞争无法实现。

3.组织制度缺陷

中国公共品生产的组织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结构上，私人部门在公共品生产领域中的企事业单位不仅数量少、规模小，而且在资金、技术、人才以及财政税收政策等方面也无法与公共部门相比，难以形成公私中外平等竞争的市场格局。二是公共部门中的企事业单位又是按照“条块”分割分属原则设置的，在同一个地区或城市里往往有多个职能相同、产权分别归属于不同级次的政府公共品生产单位，资源难以合理流动，整体优势得不到发挥。以医院为例，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医疗资源是十分短缺的，而稀缺的医疗资源又主要集中在公立大医院，基层服务的卫生资源严重不足，私立医院更是“沧海一粟”。在公立大医院垄断医疗市场的条件下，大多数公立医院不可能形成真正的自我约束和自我激励机制，因此也就缺乏根据市场和社会需求调整供给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出现医疗卫生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医疗费用上涨过快、医疗服务需求受到明显抑制等问题也就不足为怪了。据统计，全国医院医生的日均诊疗人次、日负担住院人次、病床使用率均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1978——1997年，全国职工医疗费用却从27亿元增长到773亿元，增长了28倍，给国家、用人单位和职工造成很大压力和负担。

4.生产与提供、直接生产与间接生产不分

公共品以政府提供为主，但并不等于非要以政府生产为主不可。实际上，除了少数涉及国家整体利益和国家安全的纯公共品需要由政府直接生产外，大量的公共品都可采用公开招标和投标的契约方式，交给私人生产，然后由政府采购，或者干脆由政府使用公共资金在商品市场上直接进行购买。在美国，大到数亿美元军火，小到几美元的办公用品，都是通过私人生产、政府采购机制实现的，美国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每年要采购1万多种、上万亿美元的物品和服务，占GDP的18％左右，而中国的政府采购支出额占GDP的比例还不足1％。即使需要由政府直接生产的公共品，也可按照公共品的具体属性和构成，区分出应该由政府直接生产的部分与间接生产的部分，把间接生产的部分交给私人部门和市场。如社会治安安全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纯公共品，居民消费的公共安全在他们之间是不能分割的，但安全生产所需要的要素却是可分割的，也就是说，公共安全实际上是警察、警车、通讯、监狱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里，不仅警车、通讯、监狱等可以交给私人生产、政府采购，而且就连警察也大都是由“私人生产”（私立高等学校培养）、政府购买的。在中国公共品的生产制度安排中，各类公共品一般都是由政府直接生产的，私人部门和市场机制不能在其发挥应有的效率职能。

5.政府间的公共品生产资源配置不合理

中国的政府间公共品生产资源配置格局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沿袭下来的。改革开放以来的渐进式改革特别是1994年的分税制制度创新，虽然使中央政府集事权、财权与财力于一体，集私人品资源配置与公共品资源配置于一身的集权过度的矛盾有所缓解，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现行的政府间公共品生产资源配置中依然存在着各级政府的公共品配置范围和公共财政支出责任划分不清、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政府间税权、税源、税收和非税收入的分配结构不合理，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和不完善等问题。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中央政府该不该集权或地方政府该不该分权，而在于“集”什么与“分”什么以及集权与分权的度，并没有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确界定，其主要矛盾依然是中央政府集权过度，地方政府在地方性公共品生产与提供中的职责难以有效履行。

中国公共品供给的制度性缺陷，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公共福利损失。（1）公共部门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取垄断租金，损害社会公共福利。公共品由公共部门垄断生产，使得垄断行业作为市场上某类公共品的唯一供给者，控制了该物品的供给市场，据此它可以通过降低或限制产量来提高价格，或者降低公共品质量以相对提高公共品价格，从而获得超额垄断利润。这种超额垄断利润不需要公共品的生产者付出更大的努力或从事更多的生产就可以获得，这种“垄断租金”是不劳而获的利润。与此相反，广大消费者却要蒙受垄断市场上产品品种单一、价格奇高的莫大社会福利损失。鲜明的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各竞争性行业一轮接一轮地展开了激烈的价格战，就在竞争性商品价格不断下降，竞争性产业利润大幅度萎缩，部分企业濒临破产倒闭的同时，而中国的铁路、邮政、民航、电力、保险、石油、大学、大医院等全国性垄断部门生产提供的公共品的价格却不降反升，自来水、煤气、供暖、公交等地方或城市垄断的服务价格也在上升。（2）寻租行为猖獗，腐败现象蔓延，效率损失严重。一个公共品生产行业，因政府特许或因自然垄断等因素获得垄断地位后，它们就会千方百计地阻止潜在的竞争者进入，固守既得的超额垄断利润。然而，政府管制并不是免费提供的，政府管制的需求者必须向供给者（政府官员）支付“价格”，比如为能够提供管制的政党或政治家提供活动经费、竞选经费，为其当选或重新当选组织选票，该产业或该职业集团在进行了上述各种选择的成本收益比较后，必然选择净收益最大者。很显然，如果这种寻租活动所得到的收益大于其成本，那么，寻租者就会将有限的资源花费在说服官员和立法机构，以赢得有利的规则等非生产性活动之上，而不是用于生产商品和服务，从而造成效率损失。而政府“经济人”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就会千方百计地扩张其“权力垄断”，如扩大审批范围，有意识地繁琐审批手续、模糊审批程序时限、降低政府管制的透明度等，以此设置租金，催生腐败交易，获取不当利益。有的经济学家断言：如果把大部分管制取消，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可以提高30％，腐败减少50％，并呼吁要像戒毒一样戒掉政府管制。

三、几点结论

1.中国公共品供给制度的主要缺陷是政府及其公共部门的过度垄断

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政府及其公共部门规模过大、公共财政负担过重、公共经济活动中的交易费用过高、公共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过低，并由此造成社会公共福利水平的下降。

2.公共品是属于集体拥有、共同消费的物品

但是，具有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萨缪尔森“灯塔”性纯公共品，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极其少见的，大部分公共品都属于兼有公共品和私人品两种经济属性的混合品，因而具有程度不同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不同的公共品不仅在“公共”程度上存在极大差异，而且其存在形态也各不相同。国防、行政管理、法律秩序、基础教育、公共防疫等公共品，其“公共”程度较强；除此之外的公共品则大都属于混合品或“俱乐部物品”。在存在形态上，有些公共品是有形的，而有些则是无形的；在功能上，有些属于消费性公共品，有些则属于要素性公共品或中间性公共品，如新发明、公共信息、天气预报、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训等；在受益范围上，除了少数全国性公共品以外，大部分公共品则属于地方性公共品。

3.从公共品的内涵与外延看，单一的政府机制或市场机制以及单一的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均存在失灵问题，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或选择应当是政府与市场复合调节、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混合生产

其制度选择的一般逻辑是：公共品特别是混合品的资源配置，首先应由市场调节和私人部门生产；在市场和私人部门配置失灵时，由政府及其公共部门来补充。就是说，公共品供给制度安排应立足于政府与市场以及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职能互补，而不是相互替代。

4.放松政府规制，构建公共品供给的竞争机制

在区分公共品的生产与提供、政府直接生产与间接生产的基础上，通过改革政府行政审批制度和政府管制制度，有序地向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开放公共品供给市场，把政府直接生产公共品的职责限制在最低范围内，以有助于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和社会公众的福利水平，同时也有助于克服公共资源配置和使用过程中的政府腐败。

供给制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研究方法；文献综述

农村公共产品具有一般公共产品的特性，对于促进农业的发展、农村的稳定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应严重不足，这是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问题，严重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对现有文献的研究方法分析

(一)现有文献研究方法概况

关于农村公共产品研究方法的分类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但是通过对文献内容的分析，大致可以将对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研究分为理论研究性质的分析方法和实证调查式的解释方法，以及试图将二者结合的方法。基于上述的标准，笔者选取了2002～2007年间《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农业经济问题》、《农业经济》四份农村经济类的核心期刊关于农村公共产品研究的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

由表1可以看出，理论研究是分析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主流方法，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实际上，考虑到实证研究所受到的经费上的限制和技术上的难度，如果扩大样本刊物选择范围，理论研究类的文献所占的比例还会上升，实证研究类的文献所占比例会呈下降趋势。

(二)实证研究

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可以分为社会学的方法和经济学的方法。另外，还有的学者通过实地调查或者文献分析的方法对国外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在这里将这类文章也归人实证研究范围之内。

1经济学的实证分析。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一般采用构建数学模型的方式，模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某一个方面，代人权威部门的统计数据或者通过自身实地调查的所得数据，从而解释两个因素之间的相关性，提出一定的政策建议。刘晓昀等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计算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贫困农户收入和支出的影响，通过模型估计结果显示，贫困地区农户明显从基础设施投资中获益。研究还同时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户的影响往往因农户的人力资本状况不同而有显着差异。作者提出了应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建议，同时为了充分发挥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还应当改善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状况。李秉龙等将筛选出的486个国定贫困赤字县作为一个研究整体，进而计算各类公共支出的指标熵值，得出了贫困地区财政不平衡对农村不同公共物品供给的冲击程度；按照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将贫困地区划分为东、中、西三部分，对处于不同区位环境的国定贫困赤字县的公共支出结构变动进行了分析；按照财政赤字占当年财政

2对国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证研究。为了更好地完善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不仅要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还应放眼于全世界，认真总结其他各国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好的经验，并从中提炼出对我们有用的启示。许多学者从这个角度人手，对国外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进行了研究。陈家刚根据实地调研的材料，以德国乡村公共品供给为线索，对德国地方治理过程中的权责结构、财政关系以及监督机制进行了初步分析，通过总结德国乡村公共品供给的特点与问题，为中国地方治理的实践提供了经验借鉴。匡远配等总结介绍了日本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特点。

(三)理论研究

通过数据统计可以看出，理论研究是当前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研究的主流方法，74％以上的关于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是理论分析。我们同样可以对理论研究进行分类，根据其研究取向的不同，可以分为经济学理论研究、政治学理论研究和法学理论研究。本文主要介绍经济学方面的理论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与经济学理论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对农村公共产品进行研究的文献超过了从其他理论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献数量。而公共产品本身就是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重要概念，在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中，主要是应用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进行研究。

1从公共选择理论角度对农村公共产品进行的研究。公共选择理论在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基础作用，几乎所有关于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都离不开公共选择理论的支持。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产品的分析、具有开创性的以“经济人”代替“政治人”的人性假设都为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陶勇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定义和特性的分析，对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理论及其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借鉴、对如何形成良好的农村公共产品的决策机制及如何实现公共选择等论述，都体现了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作用。

2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这个角度

的研究主要应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路径依赖学说、交易费用理论等来考察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的历史变迁，解释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提出政策建议以促进制度创新。曲延春等从路径依赖的角度解释农村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原因。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解，制度变迁之所以出现路径依赖，主要原因就在于初始的路径选择造成了一种既得利益格局。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之所以处于低水平的状态，原因就在于一直延续了原有体制下偏向城市的利益格局，而处于弱势谈判地位的农民没有能力改变这个利益格局。林万龙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来解释和分析由于家庭承包制的实施而导致的中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变迁，从而为中国农村中已经和正在发生的社区公共产品方面的变迁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3从博弈论角度对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基于博弈论的研究一般将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过程看作是农民、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利益博弈的过程。赵春江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视为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村民之间不断进行利益调整的多重博弈过程。文章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基层政府和农民、农民和农民之间的博弈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了各个博弈的特点

。作者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过程中由于个体的理性行为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进而形成了一个不利于资源最优配置的方案。据此作者提出了解决农村公共产品博弈困境的政策建议。于水以博弈论为工具，分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之间的博弈关系和政府与市场、第三部门之间的博弈关系，提出了多中心供给作为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方法。

4从委托一角度对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冯海波们从委托一理论的角度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进行了研究。认为农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多层的委托关系，农民作为委托人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因而主要的解决之道在于加强农民的委托人地位对人的监督。

(四)实证与理论相结合的研究

这类研究的特色表现在：既进行理论的分析，也进行实证的调查，理论的分析与经验材料密切相关。曾福生等所进行的研究探讨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质量的指标体系构建，试图以此来评定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质量，在构建体表体系后，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林万龙、刘仙娟则在实地调查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筹资与供给机制变化的基础上，分析了改革后交易成本的变化，进而提出了一种交易成本更低的“政府筹资、村级供给”的新的筹资和供给机制，保障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五)对研究方法的评价

各种研究方法各有所长，其解释力各有特点。实证研究将视线投到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者农民那里。力求通过实地的调查获得第一手材料，了解农民对公共产品的真实需求、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和农村中存在的真实问题，或者通过数据的计算、模型的建构来更好地解释存在的问题，得出科学的结论。实证研究的调研和观察往往是个体化的，因而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其调研是否具有代表性、其结论能否推广、个别的结论能够归纳为解决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整体性的办法。

理论研究的长处在于通过理论的演绎能够提出宏观的解决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办法，但是现有的用来进行研究的理论往往都是从西方引进的，然后应用于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而中国的农村往往是非常复杂的，这些引进的概念、命题、理论能否合理地解释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就成为理论研究面临的一大问题，因而其提出的解决方案就面临着走出书斋后能否经受住实践检验的大问题。

相比较而言，理论与实证研究结合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研究方法。但是纵观目前的理论与实证结合的研究，往往是实证部分不如纯实证研究科学、严谨，理论部分分析不够深入、全面，因而其发展的方向应当是在坚实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二、农村公共产品研究观点综述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

研究农村公共产品的文献都注意到了目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的现状，认为这是阻碍农民增收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1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吴士健等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主要是农业生产性公共产品，如农村水利设施、农田道路等。徐理结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总结为五大方面：一是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不足；二是与居民生活直接相关的基本公共产品，包括道路、电网、通讯网络、清洁的饮用水、文化娱乐设施项目等；三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公共产品，如良好的大型水利浇灌设施、大型农用固定资产以及良种的培育等；四是涉及到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如基础教育、职业培训、基础公共卫生服务等；五是涉及农村恢复生态平衡、治理环境的公共产品。刘义强通过对全国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问卷调查显示，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普遍得不到满足，这也证明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缺乏。

2结构失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剩与不足并存。周青、李大胜等认为，一些农民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如农田水利设施、道路、农业科技等供给长期不足，而一些农民不需要或者需

求较少的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还存在着供给“过剩”的现象，如“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大量资金被用来修建并非急需的楼堂馆所、农贸市场等公共设施。曲延春等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的，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农民的需求，而是行政命令，政府领导者为了追求政绩，大量兴建上级领导看的见“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置农民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于不顾。

3公共产品供给不平衡发展，地区间差异较大。李大胜等从耕地的机械强度、灌溉面积比重、耕地的用电强度、农户农业固定资产原值等四个指标出发，对31个省份的情况做聚类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京、江苏等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要好于欠发达地区。周青考察了福建四个县市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差异情况。

4机构膨胀，“吃饭财政”日益严重，进一步加重了农民负担。吴士健等认为目前存在的乡镇机构膨胀、人员队伍庞大，消耗了大量的公共资源用于机构运行和人头费开支。而公共资源筹集的随意性又为这种膨胀在资金上提供了可能，最终形成“养人收费和收费养人”的恶性循环，既降低了工作效率，又加重了农民负担。

二)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的原因分析

1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投入不足。曲延春等认为，1991～2004年，国家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总体呈下降的趋势，国家公共财政资金对农村投入的不足造成了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的“缺位”。当前的财政转移力度不够是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之一，中央的转移支付主要是弥补乡镇因税费改革带来的财政缺口，实际上乡镇提供公共产品大多依靠制度外收入，税费改革使得乡镇政府的制度外收入大为减少，转移支付没有很好地弥补这一部分资金缺口。

2“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在决定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问题上，农民的需求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实际起作用的是上级政府的意志。李大胜等、曲延春等认为，在这种供给体制下，对农村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提供多少公共产品基本上都是由上级政府决定的。并且，由于政府的决策并非完全理性，这种“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并不能真正反映农民对公共产品需求的偏好，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也并不一定满足农民的需求。由于农民处于没有组织的个体状况下，其谈判能力较弱，在表达自己对公共产品需求的能力上同样较弱，不能对政府形成有力制约。

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责权的失衡。我国《宪法》赋予了乡镇政府广泛的事权，与事权相比，其财权却极为有限。何丽双认为，农村基层政府承担着许多应该由上级政府承担的支出，如基础教育。一些大型水利设施等纯公共产品，受益范围超越了区域界限，本应由中央财政提供，却下放给乡镇，而乡镇的财政收入无固定税源，只能以各种合法不合法方式增加农民负担。

4许多学者从农村公共产品生产制度变迁的角度考察农村公共产品生产不足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家庭承包制的实施是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郭熙保认为，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私人产品的供给，因为短期内激励制度的改善会刺激农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增加对土地耕作的劳动力和生产性资本的投入，从而增加

出。但是，这一制度的内在弊端在于缺乏对农村公共产品投资的激励，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张军等。认为，家庭责任制取代了集体化制度的变迁，虽然为促进农业生产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很强的激励机制，但却没有为农业基础设施、基本建设和农村公益事业的“生产”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林万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不在于家庭承包制缺乏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激励，而是在于政府主导的社区公共品供给制度滞后于家庭承包制。体制下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是高度依附于公社体制的，公社体制瓦解后，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没有及时改变以适应家庭承包制的新的生产形式，这造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

(三)打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合理选择

1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坚持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导向。从理论上看，公民纳税相当于从政府购买公共产品，在我国现行以商品税为主的税收体系下，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都是纳税人，不应人为地将公民割裂为两类，应当一视同仁地提供公共产品。周青认为，建立公共财政体制，从根本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改变非均衡的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调整政府公共支出政策，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资本和政策投入力度，是政府层面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关键。

2根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层次性，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吴士健等认为，应当明确划分各级层政府和农村社区村民自治组织供给公共产品的责任；充分发挥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的作用，村民大会作为农村社区最高权力机构，对社区事物享有最终表决权；县乡社区内的大型公共产品供给应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常规性的公共产品供给也应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检查。陶勇提出组建和发展农业利益集团，作为农民和政府之间的理解和沟通的桥梁，通过组织化的集体行动来

表达农民的意志，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

3创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单中心供给体制(即单中心的治理模式、单一的供给主体以及单一的筹资渠道)造成的。因而，构建一种多中心的供给体制是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重要手段。谢冬水将多中心体制总结为：多元化的供给主体，包括政府、私人、社区、非营利组织等；多中心的筹资渠道，包括财政、市场、个人、非营利组织四种筹资渠道；多中心的决策机制，充分调动政府、农村社区、企业、各种农村合作组织、农产个人以及其他主体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中的协作和良性互动。张军等还提出了境外筹资、村民集资、企业家捐助等多种筹资方式。赵战军等提出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化途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市场化就是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和社会为主体，以公众满意为标准，打破政府垄断，引进竞争机制，构建政府、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和私营企业、私人相互合作的公共服务体制。

4转变基层政府职能，深化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农村基层政府机构不仅作为公共产品的决策者和供给者存在，其本身供给好坏直接决定了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周青提出了改革的措施：一是要转变基层政府职能，要强化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改善经济管理职能，主要应在“市场失灵”领域发挥作用；二是深化基层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根据城镇化发展和形成区域中心的需求撤并乡镇。改变农村基层领导人全部由上级组织部门安排的做法，把主动权交给农民，建立基层政府绩效考核新机制，提高农民群众的参与程度。

5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只有通过法律规定，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相关制度法制化、规范化，才能切实保障我国农民的切身利益。李长健等论证了如何通过法律的形式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保障，建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市场主体法律制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规制法律制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可持续发展法律制度。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

(一)从研究方法上看，重理论研究，轻实证研究

研究过程中重视理论上的探讨，忽视实证的检验是我国整个社会科学界面临的共同的方法上的问题。从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来看，将实证的方法引入社会科学研究，是实证主义思潮的重要表现，体现了自然科学方法对社会科学的重大影响。尽管实证的方法在社会科学的应用不断受到西方学者的批判，认为它忽视了对意义和目的的探讨，但是重视实证方法的运用始终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鲜明特征。在和国外的学术交流活动中，我国的很多社会科学也开始逐渐引入西方的实证研究方法，重视定量研究而不仅仅是定性研究，比如经济学、社会学越来越向西方的学术方法靠拢。具体到对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从前述的抽样中可以看出，实证研究仅占了19.35％，即使加上实证与理论结合的研究，总计也只有25％左右；如果扩大样本刊物的数量，这一比例还会降低。实证研究的缺乏已成为当前农村公共产品研究面临的问题之一，应当加强。

(二)从研究内容上看，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较多，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研究较少

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不仅仅应当关注供给问题，还必须重视需求问题，只有建立良好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需机制才能真正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缺乏的问题，不顾需求而只强化供给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目前仅有少量的研究者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调查了农民的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如刘义强。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机制的研究，应当通过实证调查的方式，了解农民真正的需求，同时还必须研究需求的表达机制，建立适当的制度安排，使政府能够及时了解到农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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