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法律论文范文第1篇

许可权是最为普遍的自由裁量权字串7

许可权的自由裁量特征是由两方面原因决定的。首先，行政机关承担的管理任务日益繁杂，标准参差不齐，不可能采用"全面禁上或全面放开"的简单方式对管理对象加以调整和控制。例如，市政府不能因为行医行业个别人素质低、医术差而全面禁上该行业，也不能因为个别医生医艺高、服务好而全面开放这一行业。恰当的选择是制定统一可行的许可条件及标准，允许符合最低条件的医生从事该行业，以保证适格医务人员提供有效服务。而制定标准及审查相对人是否符合标准、决定是否发放许可证等行政行为就属于行政自由裁量问题

了。其次，法律只确定一般原则，很少涉及具体标准、条件，立法机关往往把具体标准的制定权及判断适用权赋予行政机关，让它自己决定许可的范围、具体条件、程序及是否发放许可证等事项。这就赋予行政机关在法律原则之内具有很大余地的选择权，如美国纽约州的法律只是简单地规定州卫生部门"为了促进州居民健康事业提供保护"而进行各种管理，没有规定任何硬性标准。行使许可权的行政机关有权通过制定规章或更为详细的许可条件来实施其职责。例如，在一个地区允许有多少旅店餐馆完全是行政机关自己判断和决定的事，因为不同地区经济、社会条件差别较大，决非统一的标准所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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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可权的自由裁量性主要表现在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确定许可标准和条件。要求许可机关在法定原则和范围内，考虑各方面因素，包括经济、技术条件、人员素质、基础设施状况、财政状况、管理能力以及地理、人口、环境等方面因素，制定切实可行、灵活有效的具体许可标准和条件。例如，行政机关在规定医护人员资格许可条件时，必须考虑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及现有医护人员的普遍素质水平，同时还应斟酌当地的人口、环境对医护人员的需求量。第二阶段，判断申请人是否合乎标准、条件。行政许可的最终结果在于判断申请人是否符合标准、条件，如果行政机关认为符合条件，就发放许可证或其他证明文件，反之就予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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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许可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并不是漫无节制的，首先，它必须依照法律行使，包括符合法律目的、遵守法定程序、严守法定范围；其次，它还必须恪守特定主观原则。在英国称之为"合理性"原则，在美国又可解释为"非专断、反复无常或滥用权力"原则。也就是说："自由裁量意味着根据合理和公正的原则做某事，而不是根据个人意志做某事；根据法律做某事，而不是根据个人好恶做某事"。②

行政许可权的构成

行政许可权不仅是行政机关发放许可证的权力，它是由一系列相互衔接、综合发挥作用的权力构成的完整体系。许可权由以下几种权力结合而成：字串7

核准权：行政机关对申请人的许可申请审查斟酌之后，认为符合条件就予以批准，发放许可证。核准权是许可权的主要体现，其行使必须基于以下条件：①相对人符合许可标准和条件。比如企业法人申请营业执照首先应具备资金、人员、场所、章程等营业条件。②许可申请必须在法定范围内提出.例如我国法律禁止私营企业生产军火,私营企业就无权提出这类许可申请。③申请程序合法。如申请从事食品服务业的营业执照，必须首先取得卫生许可证和个人健康合格证。④行政机关认为适当。只有行政机关认为适当，才可能最终发放许可证。如果认为核发许可证不适当，比如，因从业人员饱和就可不发某类生产经营许可证。因现有电台设置密度大就可少发或不发电台许可证。

拒绝权：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的申请审查后，认为不符合许可条件或客观环境不允许，可以驳回申请，拒绝发放许可证。拒绝是一种对相对人申请的否定行为，因此必须履行某些法定程序，如审查、核实，必要时可以公开听证。而且行政机关应该向申请人说明拒绝理由。我国行政诉讼法目前已把行政机关拒绝发放许可证的行为列为被诉行政行为，行政机关行使拒绝许可权随时可能被诉，尽管很大一部分拒绝权基于许可机关的自由裁量。字串3

中止权：这项权力是保证被许可人依法从事许可活动、履行法定义务的重要手段。许可证发放后，可能出现各种情况，如果许可机关认为被许可人活动超越权限、服务水平下降、许可数量增多引起混乱等，可以暂时停止被许可人从事的经营许可的活动，限制其行为，这就是行政机关的中止许可权。中止权不同于吊销权，因而不属于被诉行为。字串2

变更权：许可机关根据相对人请求或自身需要，对许可事项的具体内容加以更改的权力。变更的范围包括许可的条件、许可的范围、许可的具体内容、许可的期限等。例如，在经济过热时期，工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可能包含了范围较广的许可事项，一般公司可能有权从事汽车购销活动，及其他专控商品经营活动，但随着经济政策的调整可能造成经济降温，因此，行政机关可以变更核准的许可事项，以保证经济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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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销权：行政机关因相对人违反法律规定而撤销其许可证件，不允许相对人继续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力。如果相对人在许可证被吊销后继续从事某种许可事项，则构成违法。吊销权既是一种处罚形式，属于行政制裁权的一种，同时也是许可权的一种表现形式，并在行政许可制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相对人对行政机关吊销许可证的行为不服，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行政机关吊销许可证，一般应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包括公告、听证、调查、提供救济等程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59年的一个判例中这样说："如果一个洒店主人允许在其店内进行赌搏和酗洒，那么他就被认为不适于持有许可证，行政机关可以吊销之，但必须依正当程序条款进行。"③

对行政许可权的法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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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行政许可是以限制相对人行为自由为前提的管理形式。对某一行业、某一活动实行许可制度意味着首先禁止人们在这一领域内活动的普遍自由，然后规定标准、条件，允许符合最低条件的相对人从事这一活动。因此，确定许可制度，为行政机关设定许可权等问题直接关系到公民、法人在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如何对行政许可权的设定及许可权的行使加以法律控制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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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行政许可权必须由立法机关和最高行政机关设定，我国的立法和行政体制决定了行政权的设定必须遵循中央、地方利益兼顾的原则，既要考虑中央统一管理的需要，也要重视各个地方发展不平衡的现实。行政许可权作为影响公民、法人重大利益的行政管理手段必须由国家立法加以控制和约束，这是设定许可权的一项原则，不能放任各级管理机关漫无边际地为自己或他人设定许可权、确定许可范围。目前我国许可制度比较混乱，许多设有行政许可立法权的行政机关随意为自己设定许可权，这无疑是对相对人权利的限制和剥夺。为了防止类似情况的出现，可拟从立法上统一行政许可权的设定问题。法律及地方性法规有权确定许可范围，为行政机关设定许可权。国务院行政法规也有权设定许可。国务院各部委局作为法律法规执行部门，虽然也享有一定的规章制定权，但无权自行设定许可权，只能在法律法规的授权范围内规定

许可制度。除此之外、任何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都不应规定许可制度，只能根据法律、法规，通过规范性文件确定许可的标准、条件、程序等事项。

其次，虽然立法不可能规定十分具体的许可标准、条件和程序，但必须规定行使许可权的基本原则和方式。包括：许可必须遵循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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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权应局限于某一时间；受到权力侵害的人有权获得行政许可机关重新考虑的机会。立法还应规定司法监督。

证券法律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本文介绍了我国法律、法规关于内幕交易行为的规定，列举了近期发生的几起内幕交易案例并进行分析，评价了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与处罚情况，指出了监管中存在的不足，对内幕交易行为的监管提出建议。

内幕交易是证券市场中的具有信息优势的内幕人员与其他投资者所进行的证券交易。内幕交易是信息滥用的典型表现，行为人为达到获利或避损的目的，利用其特殊地位或机会获取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违反了证券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侵犯了投资公众的平等知情权和财产权益，影响证券市场功能的发挥。同时，内幕交易使证券价格和指数的形成过程失去了时效性和客观性，使证券价格和指数成为少数人利用内幕信息炒作的结果，最终会使证券市场丧失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一、我国法律对内幕交易行为的规定

我国《证券法》第73条规定“禁止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活动”。《证券法》同时定义了内幕人、内幕信息、监管机构等。

对于处罚，《证券法》中规定有：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警告等。我国《刑法》第180条规定了内幕交易罪，对于内幕交易及相关行为，最高可以判处10年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单位同样可以作为内幕交易罪的主体。监管机构制定了《内幕交易行为认定指引》便于行政监管。公安部也在证券犯罪追诉标准中作了规定。

《证券法》第76条规定“内幕交易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亦有“证券内幕交易赔偿纠纷”的案由。

总体来看，我国的法律、法规对内幕交易的相关规定是详细而可操作的，但如果与内幕交易案件事实相比，则显得相对不足。

二、我国近期发生的内幕交易案件及其处罚

2007年2月，杭萧钢构证券代表罗高峰根据所掌握的杭萧钢构与安哥拉签订巨额订单合同的内幕信息，同陈玉兴、王向东大肆买入杭萧钢构股票并获利4037万元。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定罗高峰泄露内幕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陈玉兴、王向东内幕交易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各处罚金，违法所得人民币4037万元予以追缴。在该案进入司法程序之前，中国证监会对杭萧钢构信息违法披露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杭萧钢构和5名相关人员分别给予警告和共计110万元的罚款。

07年5月23日，中国证监会公布了对陈建良的行政处罚决定。陈建良系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的前副总经理，利用尚未披露的公司内幕信息，大肆买卖自家公司股票，构成了内幕交易，中国证监会对其处以20万元的罚款，5年的市场禁入。

08年春节前夕，原南方基金管理公司南方宝元债券型基金及南方成分精选基金经理王黎敏、原上投摩根基金管理公司成长先锋基金经理唐建，因涉嫌“老鼠仓”问题，被中国证监会处以终身市场禁入的行政处罚。两人还同时被处以约150万元的非法所得罚款。

在宝新能源涨停事件中，其副总经理张剑峰违反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的规定，违规买入公司股票23300股。深交所对张剑峰予以公开谴责的处罚，并将此事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

三、对以上案件的处理进行评析

以上是我国证券市场近期发生的几起影响较大的内幕交易案件。这样的典型案例，经过查处及媒体的报道，可以起到警示的作用。但是很显然，处罚的力度是不够的。在国际成熟资本市场上，对此类问题的查处都是非常严厉的。我国处罚轻的原因，有资本市场自身的原因，由于是新兴市场，监管技术上存在一些尚待完善的地方。对于每个对证券市场稍微有所了解的人来说，在这样大的一个市场中，一年内只发生此几件内幕交易行为是令人置疑的，那些因从事内幕交易而荷包满满却又逍遥法外的人不知有多少。宝新能源涨停事件中，张剑锋之所以没有受到行政处罚，其未获得利益应该是其中原因之一。

社会心理与法律意识也对立法起到了影响作用。内幕交易往往都是政治、经济地位较高的人操作的。在人们的认识中，这与杀人、抢劫等暴力犯罪有一定的区别，也与贪污、受贿犯罪不同。在良好的社会背景的掩护下隐蔽进行的内幕交易，人们对其危害性缺乏直观的感受，公众的心理鄙视感小。这种差异导致了整个社会包括立法者、执法者甚至违法者本人的法律意识模糊，造成了法律规定处罚较轻，执法过程中也过分宽容。

四、证券市场监管的建议

（一）变革市场监管的理念

以美国为例，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众多投资者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当时国会参议院曾就此举行了听证会，揭露了上市企业、银行家、经纪人和投机商欺诈广大投资者的一些行为。随后1934年出台的《证券交易法》便将证券监管的目的定义为“公众利益”。之后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和积累经验，到1975年，《证券法》修正案将公众利益和竞争联系起来，“保护投资者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目标是增强竞争，在公平管制的环境下允许各种力量的相互竞争，允许各种操作和服务的存在”。这里理念就是：一个成熟的证券市场监管的目标应当是为了增进整个社会福利，不仅要保护投资者，还要帮助筹资者。市场监管的目标应当是消除证券市场中的扭曲现象，正确地引导市场参与者，使储蓄投资的机制趋于完善。

（二）完善内幕交易的监控

内幕交易行为主要是通过群众举报、监管部门检查或民事经济诉讼中发现的，也有因内幕交易人之间分赃不均导致相互揭发。这样的特点决定了，对内幕交易行为进行监控、追查、取证必定是异常困难且耗资巨大。因此，仅靠国家证券管理机关的力量根本难以完成，应当建立一个多方面的联合管理网络，发挥异常交易监测和调查系统的作用，建立起证券交易信息披露监视系统。在上市公司一出现股价异动、重组异样的时候，就应当进行监视，并进一步披露大举买入卖出是什么机构、个人，进行更细致的调查，增加信息披露的内容。

（三）发挥媒体的作用

在杭萧钢构案件中，其股票突然爆发并连续拉出涨停板的时候，即有媒体对其发出质疑。尽管其后公司了所谓的利好消息，但媒体并没有就此放过，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其股票的异动先于信息，说明公司正式披露信息之前已经有人先行知晓并大量建仓。紧接着，又有媒体对其公告的“安哥拉大单”提出质疑，认为存在不合情理之处。这种步步紧逼的舆论监督使杭萧钢构被推到了大众的目光之下，也促使监管部门开始对其进行调查，并最终使内幕交易者无可遁形，表现了媒体在市场监督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而宝新能源涨停事件也是被媒体公开报道后，深交所随后介入调查的。监管部门应当认识到媒体监督对促进市场规范的重要性，消除不必要的障碍。根据杭萧钢构案中媒体监督的成功经验，打破旧有观念，使舆论监督成为市场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结论

从1609年，世界上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诞生开始，证券交易经过近400年来的发展不断得到完善，在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相当水平；证券交易无疑是一种关于资金流转的科学途径。充分利用好这个市场，也在于正确合理地管理这个市场。内幕交易作为证券市场中的“毒瘤”，严重地危害证券交易原则和目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予以预防和制止。证券市场的良性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监督管理，离不开行业内的自律，离不开媒体的有效暴光。多种手段相结合以建立合理的制度框架基础，更好的发挥证券市场的融资效用。

参考文献

证券法律论文范文第3篇

剥夺政治权利制度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有效工具，它可以保证处于少数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居于主导地位。剥夺处于多数地位的被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的政治权利，不仅可以直接减少被统治阶级中反对者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其他被统治者产生恐惧心理而不敢表达反对意见，从而使统治阶级得以以寡驭众，使被统治阶级的意志在数量上从实质上的多数变成表达出来的少数。在社会主义社会，要保障实现多数人的统治，使多数人的意志能够居于统治地位，就必须废除剥夺政治权利制度，废除这一干扰民众意志的正常表达的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工具。

剥夺政治权利制度是对民主制度的破坏，它的存在使通过民主的形式得到的可能是不民主的结果，因为它剥夺了一部分人表达意见的权利。而让每一个人表达出自己的意见，才能通过全面分析所有人的意见来满足大多数人的要求。举一个例子，比如五个人通过投票决定吃什么东西，两个人想吃肉，三个人想吃水果，本来应当是吃水果的占多数，但是这三个人对具体吃什么水果意见不一，一个想吃苹果，一个想吃梨，还有一个想吃桔子，这就给了想吃肉的两个人机会，尽管他们两个人一个想吃鸡，另一个想吃鸭。他们可以首先对付想吃苹果的人，说只有你一个人想吃苹果，你是少数，禁止你发表意见。再对想吃梨的人说，你也是少数，禁止发表意见。这样想吃肉的反而成了多数。这虽然是个简单的例子，但却具有典型意义。社会的其它方面也是如此，每个人的意志都会或多或少与其他人有些差别，从某一个角度看，都有可能成为少数，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又会成为多数。允许少数意见存在，才能保障多数不被破坏，这是一种辩证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要实现民主必须要保护少数的原因。

保障每个人的权利，少数派的意见永远不会居于统治地位，多数派总能表现出更强大的力量。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剥夺的是少数人的权利，他们的意见本来就是少数，剥夺他们表达意志的权利，会使多数人的意志更加具有优势。但是他们既然是少数，我们又何必去剥夺他们表达意志的权利呢？不允许少数派的存在，会使所有人在表达意志时有所顾忌，反而使真实的多数人意志不能够表达出来。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所有假冒众人之名行一己之私的人都是使用这种强权的手段压制反对者的力量，而在他们垮台之后我们才能听到反对他们的声音有多么强烈。

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剥夺政治权利制度对于中国并不具有积极意义，因为统治阶级本身处于多数地位，不需要通过减少被统治阶级发表意见的机会来使自己的意见成为多数，剥夺政治权利制度的继续存在只会给予少数派以利用的机会。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才能使表达出来的社会意志真正反映所有社会成员的真正意志，才能使表达出来的社会意志符合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本意，使社会意志的表现和本质一致。多数人的意志不需要借助于抑制少数人表达意志就能成为多数，而对于少数人的抑制反而会影响多数人意志无拘束地表达，并且使少数人有机会假借多数人的名义压制多数人中的一部分从而使少数人的意志取得多数的假象。

在社会主义国家，理论上作为社会多数的无产阶级是国家的统治者，但代表这一阶级行使统治权的毕竟只能是一小部分人，这也就存在这一小部分人利用权力变质为无产阶级对立面的可能。而作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有效工具，剥夺政治权利制度就会成为悬在无产阶级头上的套索。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要使人民真正居于统治地位，使历来是被统治者的无产阶级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就要保障所有人有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不剥夺任何人的政治权利，才能使每一个人都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意志，才能使表达出来的多数意见真正反映出人民的意志。使所有人都能够表达自己的真实意志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坚固基石，是避免社会主义制度变质的强力防腐剂。

证券法律论文范文第4篇

权力包括公权力和私权力，国家权力则是公权力的主要组成部分。行政权属于国家权力的一种，其概念源自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权力分配理论，并可追溯至古代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在著名的《政治学》一书中就提出，政府由三种人组成：讨论的人、执行法律的人以及解决纠纷的人。英国在十五世纪时就有立法权和行政权的观念，国王行使立法权必须取得议会的同意，但国王可以自主处理行政事务不受议会的干预。(1)作为一种政府组织规范，英国思想家洛克在十七世纪最早提出国家权力应由立法权、行政权和联盟权三个部分组成，这种分权学说在稍后由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正式提出。孟氏政治思想的核心是自由，即一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行动，包括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他认为政治自由是政权正确组织的结果和目的，由此提出国家权力可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应将之授予不同的机关的分权学说。这三种权力既是独立的，又是互相牵制、互相制约的：“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于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后，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2)孟德斯鸠关于权力分享的理论为美、法等国的宪法实践所采纳，但他对行政权概念的认识则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他认为，行政权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应由国王或君主来行使，“因为政府的这一部门几乎时时需要急速的行动，所以由一个人管理比由几个人管理更好一些.....。”(3)发展到今天，人们对行政权的认识日趋科学、清晰，其中比较权威的传统定义当推布莱克的观点：“行政权（Executivepower）即执行法律的权力，它是总统根据联邦宪法第二条的规定而享有的广泛的权力......；它与制定法律及对法律纠纷进行裁决的权力相区别。”(4)我国法学界一般认为，行政权是“由国家宪法、法律赋予的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规范、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的权力，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5)

如上所述，人们习惯于从权力主体的角度来界定行政权，行政机关依法享有行政权力。在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对国家行政事务的管理只能由行政机关来进行，行政权力运行的目的被严格控制在建立一个具有同等权利的公民能够安全地自由竞争的社会秩序上，行政权力的内容和范围以及运行程序都由法律明确规定。一个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它的使命只在于保障人们的自由。由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社会事务范围相对狭小，相对简单化的行政权力也就足以满足社会的需要。但随着西方在上世纪末尤其是本世纪初的急剧现代化，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社会事务剧增，作为执行法律并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和组织的行政权力的日趋扩张成了必然趋势，其范围也不仅限于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全，还更多地从事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经济发展等过去所从未涉及的领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产业规模的激剧扩张也要求政府承担许多私人所无法独自完成的经济事务。行政权力在今天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三者之间的传统界限已被打破，行政机关不仅扩大了自己传统的权力阵地，还逐渐享有过去所难以想象的行政立法权、行政司法权，其权力行使的手段和方式也更加复杂多样。和立法权、司法权相比，今天的行政权力已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

综上所述，行政权力随着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弱小到强大的演化历程。行政权力的这种不断扩张的趋势，是其最为典型的外部特征之一。日益扩张的行政权力，容易导致如下后果：

首先，行政权力的扩张与其运行方式的灵活、外部范围的不确定性相结合，极易造成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侵害。公民个人权利又称公民权，是由宪法和法律确认的公民个人在一定社会中所享有的自由和权能。依人民主权理论，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权，源自人民的公民权，是由公民权派生而来的，其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得以充分实现。然而，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张，尤其是以运行方式灵活、范围幅度模糊为特点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不断扩大，使得通过法律对行政权力的明晰化更为困难，拥有行政权力者受到的制约与监督有限，不能有效地防止权力行为的异化，公民个人的权利无时无刻不在行政权力的阴影笼罩之下，实践中极易受到行政权力的侵害。而法律规定的滞后、僵化往往不能适应这种行政权力的扩张态势，使得这种侵害很难得到传统法律的有效保护。

其次，行政权力的扩张易于造成行政专制、独裁。

我们知道，社会发展的强烈需求导致了行政权的扩张，这种扩张意味着行政权力更多地介入了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要求政府在维持社会的安全秩序之外，还要为社会成员提供尽可能多的社会服务，并尽可能快地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传统的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的界限是清楚的，而现代行政权的功能已极大地包容着立法性和司法性功能。对后者而言，行政权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已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在向来被称为三权分立模式典范的美国，执掌行政权的总统的权力已很难被国会和联邦法院所动摇，本世纪发展起来的独立管理机构更是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于一身，在国家事务管理领域扮演着独特的角色。(6)实际上，行政专制在许多国家都已初现雏形，并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而行政专制，尤其是行政首长的独裁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破坏不同权力之间的平衡，损害社会成员的民主自由权利。

再次，权力与腐败具有共生性，日益扩张的行政权力更是为形形色色的权力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权力具有非平等性，以命令与服从构成的轨迹运行。它意味着权力关系中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同时，权力又具有可交换性，权力可以脱离权力主体、客体而发生异化，以至于发生权力商品化的现象，权力由此而演化为权力资本。(7)由于权力资本的增值功能，权力腐败便不可避免。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曾昭示世人：“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行政权力是所有公权力中涉及社会事务最为广泛的权力，其异化为权力资本而使权力者腐败的机会更多。行政权力的范围的扩张为这种权力的交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而行政权力的行使自由度的不断增加则为权力腐败提供了更多的便利。腐败已成了附在行政权力肌体上难以清除的恶瘤。

二、对行政权力进行法律控制的必要性

行政权力的扩张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是社会经济文化不断发展的要求。尤其在我国目前这种特殊时期，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加速社会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但对社会公平的追求要求我们在注重效益的同时必须加强对行政权力的法律控制。这种控制的必要性具体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1、体现“主权在民”的精神，防止权力的异化。

行政权应由法律加以限定，因为法律是由人民的代表制定的，它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这是人民主权理论的基本要求。卢梭就曾指出，主权在民，人民是真正的主权者。美国政治家托马斯.杰弗逊宣称：“构成一个社会或国家的人民是那个国家中一切权力的源泉。”(8)汉密尔顿、麦迪逊等联邦党人也都认为，“人民是权力的唯一源泉。”行政权力是执行法律的权力，它一般由少数执掌权力者行使，从一般的意义上讲易于凌驾于人民之上。权力的异化常常使得行政权成为拥有行政权力者获得个人利益的工具，完全背离其本来意旨。只有将行政权控制在法律预设的范围之内依法定程序运行，才能使行政权真正体现人民的意志，“人民主权”才不至于成为一句空话。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力包括行政权力都来源于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行使自己的权利：选举执掌行政权力者并通过立法明确行政权力的范围、内容。行政权力的存在和行使来源于人民，应该以为人民服务为其最终目的。加强对行政权力的法律控制以防止权力异化损害人民民主权利，是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内在的必然要求。

2、宪政民主建设的要求。

所谓民主，就最一般的意义而言，指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可以充分地表达并实现自己的意志，它与专制相对立。从民主的角度来看，法律的力量在于它承认和保护个人的尊严和权利。为此，人们有权利选举出代表并制定代表民众利益的法律，然后通过法律实行管理。然而，民主制度也有其弊端，由于人性的弱点，由于权力本身的固有特性，很难保证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员就一定能够按人民的意志去做。罗尔斯就认为，即使是由选举产生的政权也很容易成为非正义，“政治制度中非正义的影响比市场的不完善更为痛苦和持久。政治权力迅速地积累并成为不平等。利用国家和法制的力量，那些得到利益的人总是可以保证他们自己处在一个有利的地位......而普选制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对策......。”(9)面对民主理论的这一致命缺陷，宪政理论更多地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对公共官员的法律限制，认为法律的力量正在于其约束当权者的能力，主张对于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也要严格防范，强调通过对于政治权力的制度化的限制以保障个人权利和创造宪政秩序。随着政治实践的发展，人们已经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民主选举权力机关和对经选举产生的政治权力进行法律控制同样重要，宪政民主理论应运而生：既强调公民广泛的参与，也强调对政府权力的控制。行政权力扩张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行政专制和独裁，使得行政权力不再能体现人民的意志，民主制度遭到破坏。通过法律对行政权力加以严格控制以防止其侵害人民的民主权利，不仅是民主制度得以存在的保障，更是宪政制度的核心内容和宗旨所在。

3、保障基本人权的需要。

公民个人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享有一系列的基本权利：政治自由权利、财产权利等。这些权利的存在是公民个人得以在社会上生存、享有作为人的自尊以及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前提。由于行政权力是国家权力，不仅负有通过国家的力量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害的义务，同时还具有强烈的不平等性，享有对公民个人的支配权，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公民个人无法与之相抗衡，往往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极易受到侵害。行政权力的无所不在，使得公民很难对其造成的损害作有效的防卫，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因此，将行政权力控制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之内，并使之严格依照法定的程序行使，一方面可以防止行政权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不法侵害，另一方面权力的合法行使又起到保障和促进公民基本人权的作用。控制行政权力以防止其滥用和越权行使是保障基本人权的重要前提和基本手段。

4、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需要。

行政权力涉及国计民生，其支配力和影响力及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所有领域。如果行政权力肆意扩张不受约束，不断地侵害公民的权利，必然导致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增强，社会将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安定团结的良好社会环境就难以形成。反之，合法、良好的行政权力运行状态将有助于树立政府的守法、廉洁、高效的形象，并因此而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这种信任可以使得公众对政府的行为产生认同感并自觉接受管理、严格遵守法律，减少社会不法行为的发生机率，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关系由此而达到一种较为和谐的状态，良好的社会秩序更易形成。

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迫切要求。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内容。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意味着改变以往依靠行政命令管理经济的方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以市场为中介推动经济活动的运行。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要求政府职能明确，既维护市场主体的经济自主权利，又不能滥用行政权力去干预市场运行。首先，政府不再直接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其主要职能应转变到培育市场、管理市场并依靠各种法律手段对市场运行进行宏观调控方面来。这种宏观法律调控是政府依据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对构成市场运行机制的各个要素、每个环节所进行的调节和控制，它保证市场健康有序地运行。其次，政府的宏观法律调控应遵守合法性原则，超越法定范围和权限的不适度的干预，不仅不能发挥宏观调控的应有作用，反而会有碍市场的正常运行，对市场经济体制造成极大的破坏。由于行政权力本身固有的扩张特性和其后强大的国家强制力，这种现象极易出现，而市场主体却难以预见，也难以作有效的防卫，市场经济很容易因此而失序。只有将行政权力控制在合法的范围之内依法定程序运行，才能既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保障和促进作用，又防止其对市场运行的不法侵害。通过法律控制行政权力的运作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显得更为迫切。

三、加强与完善对行政权的法律控制机制

传统的行政权来自于权力分立理念，加之行政权行使方式的自有特征，对传统行政权的法律控制机制一般以权力制衡原理为理论依据，其表现形式是在明确行政机关的实体权力范围的前提下通过其他公权力如司法权、立法权对行政权力进行制约。随着行政权的扩张，现代行政权的控制机制有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突出表现在社会控权与行政权自控机制的兴起以及对程序控权机制的日益重视等方面。(10)下面笔者从控权主体的角度对行政权的法律控制机制作一具体阐述。

（一）对行政权的立法控制

立法权通过制定法律以体现人民的意志，宪政民主理论要求行政权力的行使不能违背人民的意志即不能超越法律的规定。因此，用立法权控制行政权这种传统的方法仍然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对行政权进行立法控制的主体是立法机关如议会等，在我国国家立法权的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立法权对行政权的控制表现在如下两方面：

1、立法机关通过立法手段控制行政权，即立法机关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行政权力的范围和运行程序，以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逾越和无序运行。首先，立法直接设定行政权的实体内容，对不同行政主体所享有的权力作具体的规范。行政机关组织法就是这种立法，行政权力只能依据其组织法才能存在。(11)具体的行政管理法律规范对组织法所规定的行政主体的抽象权力作更进一步的具体化。(12)两者结合起来，行政权力的范围一般就会比较明晰。此外，立法机关有时还基于现实需要通过授权立法的方式给予行政机关超出其组织法范围之外的权限。(13)公务员法律规范则对执掌行政权力的公务员的权限范围作比较明确的规定，并对越权者予以惩处。其次，立法对行政权力的运行程序作出规范，明确行政权力的运作过程，防止由于程序不公正而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由于法律对行政权力的实体内容的规范毕竟是有限的，而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不断扩大日益暴露了实体规则在对行政权力的控制方面的缺陷，人们因此而将目光转向更注重公正性的行政程序上来，希冀通过对行政程序的规范以达到追求行政公正的目的(14)。在西方普通法系国家，行政法的核心理念“自然正义”就是一项最基本的程序法原则。在我国，以《行政处罚法》为代表的行政程序立法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今天，行政程序立法已被看作为实现对行政权控制的更为经常和有效的手段。

2、立法机关依法在事后对行政权监督控制。依宪政原则，宪法和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行政权力的行使不能与之相违背，否则应当无效。立法机关作为立法者一般享有对行政权力的行使是否严格遵循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的监督权。立法机关的监督权一般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撤销违背宪法和法律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行政立法在法律体系的层级关系中从属于宪法和法律。一旦行政立法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立法机关有权予以撤销，从而达到控制行政权力的目的。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的实施（第63条）”，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第67条）”。二是追究行政首长的政治责任。行政机关一般多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行政首长的责任重大，权力也较为集中，其违法的可能性和危害性都较大。且不受一般的公务员法的约束，立法机关可以通过追究其政治责任而达到控制其权力行使的目的，例如质询、罢免、弹劾等。

（二）对行政权的司法控制

和立法权、行政权相比较，司法权具有很独特的地位。一般意义上的司法权指审判权由法院享有，司法独立是最基本的宪政原则之一。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126条）。”行政权力的行使如果违背了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相对方可以依法诉诸法院，法院通过行使审判权以达到将行政权约束在合法范围内的目的。行政权力司法控制的主体是法院，其主要是采用对行政权力进行司法审查的方法以纠正违法的行政行为并对由此给相对方造成的损害给予相应的补救。

由于各国的宪政体制、历史文化与法律传统不同，司法审查制度的内容因国而异。一般来说，司法审查指法院审查国会制定法律是否符合宪法以及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而言。法院审查国会立法是司法权对立法权的制约，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范围。从行政权力的角度而言，司法审查指行政诉讼，即行政权力行为的合法性受到行政相对方的怀疑而由司法机关审查并加以裁决。由于司法机关的活动奉行独立原则，加之在历史发展中法院一直享有崇高的威望，作为外部监督机制的司法审查被认为是保护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坚强堡垒。没有司法审查的有力保障，行政法治就是一句空话，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就缺乏保障。同时，司法审查的存在对行政人员也产生一种心理压力，可以促使他们谨慎地行使权力。

从世界各国的司法审查实践来看，其差异主要在司法审查的主体和内容范围两方面。司法审查的主体在英美普通法系国家是普通法院，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则设立专门的行政法院来处理行政案件；司法审查的范围大多很宽泛，涉及行政权力行为的绝大部分。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正式确立于1989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加以规范。(15)8年来，司法审查制度不仅在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促使行政权力的合法运行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改变了国人传统的法律意识，促进了人们法治观念的形成。然而，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行政行为中的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不受司法审查、无法对违宪行政行为作有效的审查等现状极大地削弱了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作用，越来越不适应法治建设的要求。我们认为对《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应尽早提上议事日程。

（三）关于行政权力的自律机制

对行政权力进行法律上的有效控制，司法权、立法权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司法控制对保证行政活动的合法性和私人的权利起着重要作用，因为这种控制由行政系统以外的人实施，按严格的程序进行，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和公平性，能够得到社会公众的信赖。立法机关的控制由代表人民意志的议会进行，具有权威性和民主性，容易得到社会的共鸣。然而，这两种方法都有其本身不可避免的缺陷：立法控制只能针对重大的行政违法行为，且不具有经常性；而司法控制则是事后的控制，加之司法审查须由当事人请求才能发生，审理程序缓慢，费时费力，难以防止行政违法的发生。当代行政权力的行使的自由裁量度很高，许多行政活动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知识性，法院和议会也难以把握。行政机关体系是典型的上下级领导、命令和服从的关系，上级可以随时纠正下级的违法和不当行为。从提高行政效率和维护行政机关良好形象的角度来考虑，行政机关有必要加强自身的监督控制机制的作用。这种控制不仅迅速快捷，效率很高，而且具有日常性和全方位性，能满足随时保护公民权利的作用以及行政机关既不影响行政效率又减少行政违法的良好愿望。这种以行政机关为主体的行政自律机制在当代得到了不断的发展。

1、行政机关对下级机关的控制。

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者的行政机关，承担着繁重的国家行政管理事务，拥有大规模的机构和成员。为有效地组织行政机构的活动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行政机关长期以来形成了严格的上下级之间的命令和服从关系，从属性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特征：下级对上级有服从的义务，上级对下级有命令支配的权力。因此，上级行政机关可以有效地对下级机关的权力加以监督，纠正其违法行为。这种行政权力的自我控制从我国的宪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国务院统一领导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改变或撤销各部、各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或命令（第89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第108条）。”这种基于宪法的一般性权力控制，通过报告、命令、指示、检查指导等行政活动形式，能全方位地保证行政机关的日常性权力行为的合法有序。除了这种在日常行政管理活动中存在的一般性监督以外，目前在我国基于这种权力层级关系存在的行政权力自我约束机制主要有如下几种：（1）行政复议制度。即当行政机关在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时与相对方发生争议，依相对方的申请，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或法律规定的其他行政机关依法对有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违法的裁决的法律制度。我国于1990年颁布、1991年施行的《行政复议条例》对行政复议制度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行政复议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内部约束机制，是由上级国家行政机关对下级国家行政机关实施的一种制度化、规范化的层级监督，是从行政命令、指挥权中分离出来的间接的、独立的监督形式，是对行政活动的违法性进行事后补救的行政救济制度。（2）信访制度。国务院于1995年10月颁布、1996年1月实施的《信访条例》，使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于行政活动之中的信访成为一项较为完善的内部监督制度。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依该条例的规定，采用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向与信访事项有关的行政机关或其上级行政机关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处理。信访制度能使行政机关较充分地了解下级机关的工作情况和群众的意见、看法并及时地作出反应，纠正自身或下级行政机关的违法或不适当行政行为，从而有效地将群众的社会监督和行政机关的层级监督结合起来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3）申诉和控告制度。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第41条）”。当公民受到行政权力的伤害时，可以向其上级机关申诉、控告以寻求救济，上级机关应当及时纠正违法、解决问题。

2、行政机关对其公务员的控制。

公务员隶属于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可以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管理，包括纠正其违法行为并给予其必要的行政处分。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16)不仅规定了公务员可以享有的权利，也为公务员设定了应当承担的义务：公务员应当依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公务。一旦公务员的职务行为违反了法律及《条例》的有关规定，行政机关可以给予其行政处分。公务员制度的这种严格管理，有助于保证公务员自觉的按照法律规定行使职权。

3、行政机关内部设立的专门机构对行政权力的控制。

为了更有效地加强对自身的监督，弥补以上自律机制控制力度不足的缺陷，许多国家与地区都设立了一些专门从事内部行政监督的机关，使行政内部自我监督机制更加完善。其中比较典型的有香港的廉政专员公署。我国目前行政机关内部设立的专门监督机制主要有两种：（1）行政监察。依1997年5月9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17)行政监察是指行政机关内部设立的行政监察机关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决定、命令的情况以及违法、违纪的行为进行监察、纠举、惩戒等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这种监督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种统一的全面监督，始终伴随着行政活动，是一种最为经常性的直接的监督控权机制。(18)（2）审计监督。审计本质上是一种经济监督活动，是由行政机关内部的审计机关依法审核、稽查被审计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活动、财政法纪的遵守情况等。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层出不穷，审计监督的作用尤为重要。199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19)正是加强这一方面监督的重要保证。（3）行政督察制度。在行政部门的内部建立督察制度是一种新的尝试。某些行政部门由于直接涉及公民个人组织的最切身的利益，往往比其他部门更易于发生滥用权力的腐败现象。在其内部设立督察机构，专门而又经常地对公务员队伍进行检查、督导，随时纠正不良行风，具有比其他外部控制约束方法更为直接有效的作用。《公安机关督察条例》所确立的公安督察制度，为行政内部监督控制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作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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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龚祥瑞《西方国家司法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2)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版1961年第1版第156页。

(3)同（2）第160页。

(4)《Black’sLawDictionary》1979年版P511。

(5)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6)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100页；136页；179页。

(7)林吉吉《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第70页。

(8)转引自《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第9页。

(9)罗尔斯《正义论》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16页。

(10)季涛《行政权的扩张与控制》载于《行政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第61页。

(11)很多国家都有统一的《行政组织法》，并有议会制定通过的一系列组织条例。我国已有《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但缺乏一部统一的《行政组织法》和国务院各部委的组织条例。

(12)如税法、食品卫生法、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海关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水法、农业法、枪支管理法等单行法律中都明确授予某类某级行政主体具体的职权，规定相应的职责。

(13)这种情况往往称之为特别授权立法。如我国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予国务院对有关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方面的问题制定暂行规定或条例的决定》；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和试行有关税收条例（草案）的决定》；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对退休退职办法进行部分修改和补充的决定》等。不过这种“空白授权”或“一揽子授权”的办法亟待改进。目前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正在起草《立法法》，学者专家们极力主张将授权立法的事项、条件、程序以及对授权立法的监督明确载入《立法法》中。

(14)二次大战后，行政程序立法高潮迭起。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1946年的联邦行政程序法，此后，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日本、韩国、及澳门等国家或地区都已制定出较为系统的行政程序法典。有的国家如加拿大、英国、法国也已有一些单行的法律法规。我国九十年代以前行政程序立法极为落后，仅有个别程序性规范散见于某些单行法律、法规中。九十年代后已有明显改进。如已经颁布的《行政复议条例》、《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监察法》等分别规定了较为详尽的行政复议程序、行政赔偿程序、行政处罚程序、行政监察程序。正在拟定中的《立法法》《行政许可法》将对行政立法程序、行政许可程序作较全面的规定。此外还将制定《行政强制执行法》以及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法典。

(15)《行政诉讼法》正式实施于1990年10月1日。此前，1982年制定并于1983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3条第2款曾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受理法律规定的行政案件。而事实上由于规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律甚少，所以《行政诉讼法》颁行之前，很难说司法审查制度已正式确立。

(16)该《条例》的颁行是中国现代公务员制度建立的标志。据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正在起草《国家公务员法》；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也正在拟定相配套的行政法规。

(17)在《行政监察法》颁行前，适用的是1990年11月国务院通过，1990年12月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再以前适用的是1957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

证券法律论文范文第5篇

权力包括公权力和私权力，国家权力则是公权力的主要组成部分。行政权属于国家权力的一种，其概念源自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权力分配理论，并可追溯至古代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在著名的《政治学》一书中就提出，政府由三种人组成：讨论的人、执行法律的人以及解决纠纷的人。英国在十五世纪时就有立法权和行政权的观念，国王行使立法权必须取得议会的同意，但国王可以自主处理行政事务不受议会的干预。(1)作为一种政府组织规范，英国思想家洛克在十七世纪最早提出国家权力应由立法权、行政权和联盟权三个部分组成，这种分权学说在稍后由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正式提出。孟氏政治思想的核心是自由，即一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行动，包括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他认为政治自由是政权正确组织的结果和目的，由此提出国家权力可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应将之授予不同的机关的分权学说。这三种权力既是独立的，又是互相牵制、互相制约的：“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于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后，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2)孟德斯鸠关于权力分享的理论为美、法等国的宪法实践所采纳，但他对行政权概念的认识则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他认为，行政权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应由国王或君主来行使，“因为政府的这一部门几乎时时需要急速的行动，所以由一个人管理比由几个人管理更好一些.....。”(3)发展到今天，人们对行政权的认识日趋科学、清晰，其中比较权威的传统定义当推布莱克的观点：“行政权（Executivepower）即执行法律的权力，它是总统根据联邦宪法第二条的规定而享有的广泛的权力......；它与制定法律及对法律纠纷进行裁决的权力相区别。”(4)我国法学界一般认为，行政权是“由国家宪法、法律赋予的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规范、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的权力，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5)

如上所述，人们习惯于从权力主体的角度来界定行政权，行政机关依法享有行政权力。在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对国家行政事务的管理只能由行政机关来进行，行政权力运行的目的被严格控制在建立一个具有同等权利的公民能够安全地自由竞争的社会秩序上，行政权力的内容和范围以及运行程序都由法律明确规定。一个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它的使命只在于保障人们的自由。由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社会事务范围相对狭小，相对简单化的行政权力也就足以满足社会的需要。但随着西方在上世纪末尤其是本世纪初的急剧现代化，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社会事务剧增，作为执行法律并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和组织的行政权力的日趋扩张成了必然趋势，其范围也不仅限于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全，还更多地从事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经济发展等过去所从未涉及的领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产业规模的激剧扩张也要求政府承担许多私人所无法独自完成的经济事务。行政权力在今天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三者之间的传统界限已被打破，行政机关不仅扩大了自己传统的权力阵地，还逐渐享有过去所难以想象的行政立法权、行政司法权，其权力行使的手段和方式也更加复杂多样。和立法权、司法权相比，今天的行政权力已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

综上所述，行政权力随着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弱小到强大的演化历程。行政权力的这种不断扩张的趋势，是其最为典型的外部特征之一。日益扩张的行政权力，容易导致如下后果：

首先，行政权力的扩张与其运行方式的灵活、外部范围的不确定性相结合，极易造成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侵害。公民个人权利又称公民权，是由宪法和法律确认的公民个人在一定社会中所享有的自由和权能。依人民主权理论，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权，源自人民的公民权，是由公民权派生而来的，其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得以充分实现。然而，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张，尤其是以运行方式灵活、范围幅度模糊为特点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不断扩大，使得通过法律对行政权力的明晰化更为困难，拥有行政权力者受到的制约与监督有限，不能有效地防止权力行为的异化，公民个人的权利无时无刻不在行政权力的阴影笼罩之下，实践中极易受到行政权力的侵害。而法律规定的滞后、僵化往往不能适应这种行政权力的扩张态势，使得这种侵害很难得到传统法律的有效保护。

其次，行政权力的扩张易于造成行政专制、独裁。

我们知道，社会发展的强烈需求导致了行政权的扩张，这种扩张意味着行政权力更多地介入了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要求政府在维持社会的安全秩序之外，还要为社会成员提供尽可能多的社会服务，并尽可能快地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传统的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的界限是清楚的，而现代行政权的功能已极大地包容着立法性和司法性功能。对后者而言，行政权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已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在向来被称为三权分立模式典范的美国，执掌行政权的总统的权力已很难被国会和联邦法院所动摇，本世纪发展起来的独立管理机构更是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于一身，在国家事务管理领域扮演着独特的角色。(6)实际上，行政专制在许多国家都已初现雏形，并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而行政专制，尤其是行政首长的独裁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破坏不同权力之间的平衡，损害社会成员的民主自由权利。

再次，权力与腐败具有共生性，日益扩张的行政权力更是为形形色色的权力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权力具有非平等性，以命令与服从构成的轨迹运行。它意味着权力关系中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同时，权力又具有可交换性，权力可以脱离权力主体、客体而发生异化，以至于发生权力商品化的现象，权力由此而演化为权力资本。(7)由于权力资本的增值功能，权力腐败便不可避免。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曾昭示世人：“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行政权力是所有公权力中涉及社会事务最为广泛的权力，其异化为权力资本而使权力者腐败的机会更多。行政权力的范围的扩张为这种权力的交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而行政权力的行使自由度的不断增加则为权力腐败提供了更多的便利。腐败已成了附在行政权力肌体上难以清除的恶瘤。

二、对行政权力进行法律控制的必要性

行政权力的扩张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是社会经济文化不断发展的要求。尤其在我国目前这种特殊时期，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加速社会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但对社会公平的追求要求我们在注重效益的同时必须加强对行政权力的法律控制。这种控制的必要性具体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1、体现“主权在民”的精神，防止权力的异化。

行政权应由法律加以限定，因为法律是由人民的代表制定的，它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这是人民主权理论的基本要求。卢梭就曾指出，主权在民，人民是真正的主权者。美国政治家托马斯.杰弗逊宣称：“构成一个社会或国家的人民是那个国家中一切权力的源泉。”(8)汉密尔顿、麦迪逊等联邦党人也都认为，“人民是权力的唯一源泉。”行政权力是执行法律的权力，它一般由少数执掌权力者行使，从一般的意义上讲易于凌驾于人民之上。权力的异化常常使得行政权成为拥有行政权力者获得个人利益的工具，完全背离其本来意旨。只有将行政权控制在法律预设的范围之内依法定程序运行，才能使行政权真正体现人民的意志，“人民主权”才不至于成为一句空话。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力包括行政权力都来源于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行使自己的权利：选举执掌行政权力者并通过立法明确行政权力的范围、内容。行政权力的存在和行使来源于人民，应该以为人民服务为其最终目的。加强对行政权力的法律控制以防止权力异化损害人民民主权利，是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内在的必然要求。

2、宪政民主建设的要求。

所谓民主，就最一般的意义而言，指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可以充分地表达并实现自己的意志，它与专制相对立。从民主的角度来看，法律的力量在于它承认和保护个人的尊严和权利。为此，人们有权利选举出代表并制定代表民众利益的法律，然后通过法律实行管理。然而，民主制度也有其弊端，由于人性的弱点，由于权力本身的固有特性，很难保证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员就一定能够按人民的意志去做。罗尔斯就认为，即使是由选举产生的政权也很容易成为非正义，“政治制度中非正义的影响比市场的不完善更为痛苦和持久。政治权力迅速地积累并成为不平等。利用国家和法制的力量，那些得到利益的人总是可以保证他们自己处在一个有利的地位......而普选制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对策......。”(9)面对民主理论的这一致命缺陷，宪政理论更多地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对公共官员的法律限制，认为法律的力量正在于其约束当权者的能力，主张对于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也要严格防范，强调通过对于政治权力的制度化的限制以保障个人权利和创造宪政秩序。随着政治实践的发展，人们已经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民主选举权力机关和对经选举产生的政治权力进行法律控制同样重要，宪政民主理论应运而生：既强调公民广泛的参与，也强调对政府权力的控制。行政权力扩张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行政专制和独裁，使得行政权力不再能体现人民的意志，民主制度遭到破坏。通过法律对行政权力加以严格控制以防止其侵害人民的民主权利，不仅是民主制度得以存在的保障，更是宪政制度的核心内容和宗旨所在。

3、保障基本人权的需要。

公民个人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享有一系列的基本权利：政治自由权利、财产权利等。这些权利的存在是公民个人得以在社会上生存、享有作为人的自尊以及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前提。由于行政权力是国家权力，不仅负有通过国家的力量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害的义务，同时还具有强烈的不平等性，享有对公民个人的支配权，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公民个人无法与之相抗衡，往往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极易受到侵害。行政权力的无所不在，使得公民很难对其造成的损害作有效的防卫，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因此，将行政权力控制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之内，并使之严格依照法定的程序行使，一方面可以防止行政权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不法侵害，另一方面权力的合法行使又起到保障和促进公民基本人权的作用。控制行政权力以防止其滥用和越权行使是保障基本人权的重要前提和基本手段。

4、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需要。

行政权力涉及国计民生，其支配力和影响力及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所有领域。如果行政权力肆意扩张不受约束，不断地侵害公民的权利，必然导致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增强，社会将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安定团结的良好社会环境就难以形成。反之，合法、良好的行政权力运行状态将有助于树立政府的守法、廉洁、高效的形象，并因此而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这种信任可以使得公众对政府的行为产生认同感并自觉接受管理、严格遵守法律，减少社会不法行为的发生机率，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关系由此而达到一种较为和谐的状态，良好的社会秩序更易形成。

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迫切要求。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内容。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意味着改变以往依靠行政命令管理经济的方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以市场为中介推动经济活动的运行。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要求政府职能明确，既维护市场主体的经济自主权利，又不能滥用行政权力去干预市场运行。首先，政府不再直接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其主要职能应转变到培育市场、管理市场并依靠各种法律手段对市场运行进行宏观调控方面来。这种宏观法律调控是政府依据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对构成市场运行机制的各个要素、每个环节所进行的调节和控制，它保证市场健康有序地运行。其次，政府的宏观法律调控应遵守合法性原则，超越法定范围和权限的不适度的干预，不仅不能发挥宏观调控的应有作用，反而会有碍市场的正常运行，对市场经济体制造成极大的破坏。由于行政权力本身固有的扩张特性和其后强大的国家强制力，这种现象极易出现，而市场主体却难以预见，也难以作有效的防卫，市场经济很容易因此而失序。只有将行政权力控制在合法的范围之内依法定程序运行，才能既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保障和促进作用，又防止其对市场运行的不法侵害。通过法律控制行政权力的运作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显得更为迫切。

三、加强与完善对行政权的法律控制机制

传统的行政权来自于权力分立理念，加之行政权行使方式的自有特征，对传统行政权的法律控制机制一般以权力制衡原理为理论依据，其表现形式是在明确行政机关的实体权力范围的前提下通过其他公权力如司法权、立法权对行政权力进行制约。随着行政权的扩张，现代行政权的控制机制有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突出表现在社会控权与行政权自控机制的兴起以及对程序控权机制的日益重视等方面。(10)下面笔者从控权主体的角度对行政权的法律控制机制作一具体阐述。

（一）对行政权的立法控制

立法权通过制定法律以体现人民的意志，宪政民主理论要求行政权力的行使不能违背人民的意志即不能超越法律的规定。因此，用立法权控制行政权这种传统的方法仍然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对行政权进行立法控制的主体是立法机关如议会等，在我国国家立法权的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立法权对行政权的控制表现在如下两方面：

1、立法机关通过立法手段控制行政权，即立法机关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行政权力的范围和运行程序，以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逾越和无序运行。首先，立法直接设定行政权的实体内容，对不同行政主体所享有的权力作具体的规范。行政机关组织法就是这种立法，行政权力只能依据其组织法才能存在。(11)具体的行政管理法律规范对组织法所规定的行政主体的抽象权力作更进一步的具体化。(12)两者结合起来，行政权力的范围一般就会比较明晰。此外，立法机关有时还基于现实需要通过授权立法的方式给予行政机关超出其组织法范围之外的权限。(13)公务员法律规范则对执掌行政权力的公务员的权限范围作比较明确的规定，并对越权者予以惩处。其次，立法对行政权力的运行程序作出规范，明确行政权力的运作过程，防止由于程序不公正而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由于法律对行政权力的实体内容的规范毕竟是有限的，而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不断扩大日益暴露了实体规则在对行政权力的控制方面的缺陷，人们因此而将目光转向更注重公正性的行政程序上来，希冀通过对行政程序的规范以达到追求行政公正的目的(14)。在西方普通法系国家，行政法的核心理念“自然正义”就是一项最基本的程序法原则。在我国，以《行政处罚法》为代表的行政程序立法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今天，行政程序立法已被看作为实现对行政权控制的更为经常和有效的手段。

2、立法机关依法在事后对行政权监督控制。依宪政原则，宪法和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行政权力的行使不能与之相违背，否则应当无效。立法机关作为立法者一般享有对行政权力的行使是否严格遵循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的监督权。立法机关的监督权一般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撤销违背宪法和法律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行政立法在法律体系的层级关系中从属于宪法和法律。一旦行政立法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立法机关有权予以撤销，从而达到控制行政权力的目的。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的实施（第63条）”，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第67条）”。二是追究行政首长的政治责任。行政机关一般多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行政首长的责任重大，权力也较为集中，其违法的可能性和危害性都较大。且不受一般的公务员法的约束，立法机关可以通过追究其政治责任而达到控制其权力行使的目的，例如质询、罢免、弹劾等。

（二）对行政权的司法控制

和立法权、行政权相比较，司法权具有很独特的地位。一般意义上的司法权指审判权由法院享有，司法独立是最基本的宪政原则之一。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126条）。”行政权力的行使如果违背了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相对方可以依法诉诸法院，法院通过行使审判权以达到将行政权约束在合法范围内的目的。行政权力司法控制的主体是法院，其主要是采用对行政权力进行司法审查的方法以纠正违法的行政行为并对由此给相对方造成的损害给予相应的补救。

由于各国的宪政体制、历史文化与法律传统不同，司法审查制度的内容因国而异。一般来说，司法审查指法院审查国会制定法律是否符合宪法以及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而言。法院审查国会立法是司法权对立法权的制约，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范围。从行政权力的角度而言，司法审查指行政诉讼，即行政权力行为的合法性受到行政相对方的怀疑而由司法机关审查并加以裁决。由于司法机关的活动奉行独立原则，加之在历史发展中法院一直享有崇高的威望，作为外部监督机制的司法审查被认为是保护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坚强堡垒。没有司法审查的有力保障，行政法治就是一句空话，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就缺乏保障。同时，司法审查的存在对行政人员也产生一种心理压力，可以促使他们谨慎地行使权力。

从世界各国的司法审查实践来看，其差异主要在司法审查的主体和内容范围两方面。司法审查的主体在英美普通法系国家是普通法院，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则设立专门的行政法院来处理行政案件；司法审查的范围大多很宽泛，涉及行政权力行为的绝大部分。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正式确立于1989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加以规范。(15)8年来，司法审查制度不仅在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促使行政权力的合法运行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改变了国人传统的法律意识，促进了人们法治观念的形成。然而，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行政行为中的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不受司法审查、无法对违宪行政行为作有效的审查等现状极大地削弱了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作用，越来越不适应法治建设的要求。我们认为对《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应尽早提上议事日程。

（三）关于行政权力的自律机制

对行政权力进行法律上的有效控制，司法权、立法权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司法控制对保证行政活动的合法性和私人的权利起着重要作用，因为这种控制由行政系统以外的人实施，按严格的程序进行，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和公平性，能够得到社会公众的信赖。立法机关的控制由代表人民意志的议会进行，具有权威性和民主性，容易得到社会的共鸣。然而，这两种方法都有其本身不可避免的缺陷：立法控制只能针对重大的行政违法行为，且不具有经常性；而司法控制则是事后的控制，加之司法审查须由当事人请求才能发生，审理程序缓慢，费时费力，难以防止行政违法的发生。当代行政权力的行使的自由裁量度很高，许多行政活动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知识性，法院和议会也难以把握。行政机关体系是典型的上下级领导、命令和服从的关系，上级可以随时纠正下级的违法和不当行为。从提高行政效率和维护行政机关良好形象的角度来考虑，行政机关有必要加强自身的监督控制机制的作用。这种控制不仅迅速快捷，效率很高，而且具有日常性和全方位性，能满足随时保护公民权利的作用以及行政机关既不影响行政效率又减少行政违法的良好愿望。这种以行政机关为主体的行政自律机制在当代得到了不断的发展。

1、行政机关对下级机关的控制。

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者的行政机关，承担着繁重的国家行政管理事务，拥有大规模的机构和成员。为有效地组织行政机构的活动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行政机关长期以来形成了严格的上下级之间的命令和服从关系，从属性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特征：下级对上级有服从的义务，上级对下级有命令支配的权力。因此，上级行政机关可以有效地对下级机关的权力加以监督，纠正其违法行为。这种行政权力的自我控制从我国的宪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国务院统一领导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改变或撤销各部、各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或命令（第89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第108条）。”这种基于宪法的一般性权力控制，通过报告、命令、指示、检查指导等行政活动形式，能全方位地保证行政机关的日常性权力行为的合法有序。除了这种在日常行政管理活动中存在的一般性监督以外，目前在我国基于这种权力层级关系存在的行政权力自我约束机制主要有如下几种：（1）行政复议制度。即当行政机关在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时与相对方发生争议，依相对方的申请，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或法律规定的其他行政机关依法对有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违法的裁决的法律制度。我国于1990年颁布、1991年施行的《行政复议条例》对行政复议制度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行政复议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内部约束机制，是由上级国家行政机关对下级国家行政机关实施的一种制度化、规范化的层级监督，是从行政命令、指挥权中分离出来的间接的、独立的监督形式，是对行政活动的违法性进行事后补救的行政救济制度。（2）信访制度。国务院于1995年10月颁布、1996年1月实施的《信访条例》，使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于行政活动之中的信访成为一项较为完善的内部监督制度。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依该条例的规定，采用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向与信访事项有关的行政机关或其上级行政机关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处理。信访制度能使行政机关较充分地了解下级机关的工作情况和群众的意见、看法并及时地作出反应，纠正自身或下级行政机关的违法或不适当行政行为，从而有效地将群众的社会监督和行政机关的层级监督结合起来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3）申诉和控告制度。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第41条）”。当公民受到行政权力的伤害时，可以向其上级机关申诉、控告以寻求救济，上级机关应当及时纠正违法、解决问题。

2、行政机关对其公务员的控制。

公务员隶属于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可以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管理，包括纠正其违法行为并给予其必要的行政处分。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16)不仅规定了公务员可以享有的权利，也为公务员设定了应当承担的义务：公务员应当依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公务。一旦公务员的职务行为违反了法律及《条例》的有关规定，行政机关可以给予其行政处分。公务员制度的这种严格管理，有助于保证公务员自觉的按照法律规定行使职权。

3、行政机关内部设立的专门机构对行政权力的控制。

为了更有效地加强对自身的监督，弥补以上自律机制控制力度不足的缺陷，许多国家与地区都设立了一些专门从事内部行政监督的机关，使行政内部自我监督机制更加完善。其中比较典型的有香港的廉政专员公署。我国目前行政机关内部设立的专门监督机制主要有两种：（1）行政监察。依1997年5月9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17)行政监察是指行政机关内部设立的行政监察机关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决定、命令的情况以及违法、违纪的行为进行监察、纠举、惩戒等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这种监督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种统一的全面监督，始终伴随着行政活动，是一种最为经常性的直接的监督控权机制。(18)（2）审计监督。审计本质上是一种经济监督活动，是由行政机关内部的审计机关依法审核、稽查被审计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活动、财政法纪的遵守情况等。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层出不穷，审计监督的作用尤为重要。199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19)正是加强这一方面监督的重要保证。（3）行政督察制度。在行政部门的内部建立督察制度是一种新的尝试。某些行政部门由于直接涉及公民个人组织的最切身的利益，往往比其他部门更易于发生滥用权力的腐败现象。在其内部设立督察机构，专门而又经常地对公务员队伍进行检查、督导，随时纠正不良行风，具有比其他外部控制约束方法更为直接有效的作用。《公安机关督察条例》所确立的公安督察制度，为行政内部监督控制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作了有益的探索。

(1)龚祥瑞《西方国家司法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2)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版1961年第1版第156页。

(3)同（2）第160页。

(4)《Black’sLawDictionary》1979年版P511。

(5)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6)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100页；136页；179页。

(7)林吉吉《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第70页。

(8)转引自《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第9页。

(9)罗尔斯《正义论》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16页。

(10)季涛《行政权的扩张与控制》载于《行政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第61页。

(11)很多国家都有统一的《行政组织法》，并有议会制定通过的一系列组织条例。我国已有《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但缺乏一部统一的《行政组织法》和国务院各部委的组织条例。

(12)如税法、食品卫生法、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海关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水法、农业法、枪支管理法等单行法律中都明确授予某类某级行政主体具体的职权，规定相应的职责。

(13)这种情况往往称之为特别授权立法。如我国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予国务院对有关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方面的问题制定暂行规定或条例的决定》；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和试行有关税收条例（草案）的决定》；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对退休退职办法进行部分修改和补充的决定》等。不过这种“空白授权”或“一揽子授权”的办法亟待改进。目前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正在起草《立法法》，学者专家们极力主张将授权立法的事项、条件、程序以及对授权立法的监督明确载入《立法法》中。

(14)二次大战后，行政程序立法高潮迭起。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1946年的联邦行政程序法，此后，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日本、韩国、及澳门等国家或地区都已制定出较为系统的行政程序法典。有的国家如加拿大、英国、法国也已有一些单行的法律法规。我国九十年代以前行政程序立法极为落后，仅有个别程序性规范散见于某些单行法律、法规中。九十年代后已有明显改进。如已经颁布的《行政复议条例》、《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监察法》等分别规定了较为详尽的行政复议程序、行政赔偿程序、行政处罚程序、行政监察程序。正在拟定中的《立法法》《行政许可法》将对行政立法程序、行政许可程序作较全面的规定。此外还将制定《行政强制执行法》以及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法典。

(15)《行政诉讼法》正式实施于1990年10月1日。此前，1982年制定并于1983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3条第2款曾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受理法律规定的行政案件。而事实上由于规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律甚少，所以《行政诉讼法》颁行之前，很难说司法审查制度已正式确立。

(16)该《条例》的颁行是中国现代公务员制度建立的标志。据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正在起草《国家公务员法》；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也正在拟定相配套的行政法规。

(17)在《行政监察法》颁行前，适用的是1990年11月国务院通过，1990年12月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再以前适用的是1957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