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博士论文范文第1篇

（一）国家对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教育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国家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程度逐渐加大，颁布了各项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远程教育的思想各方面进行规范。因此，各广播电视大学应顺应国家相关的要求，加大对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投入力度。同时学生通过对思想政治的学习，可以提高自身修养，认识到自己的思想水平的提高对国家和社会的积极作用，主动地承担起文化建设的重任。有些学生认为自己选择远程教育只是提高专业知识，对思想政治这一方面并不需要，这种思想本身就是错误的，所以在对学生的远程教育中对这种思想要加以纠正。

（二）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教育的教学方式和学生情况的特殊性决定其要重视思想政治工作

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教育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方式，具有其自身的特点。作为以网络传输为主的交流学习方式，在上课过程中，相互之间可以进行各种交流，分享自己的经验，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个性化的进行学习。但是这种教学方法也有一定的弊端，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教育因为其入学门槛较低，学生情况会出现较大的差距。不同年龄层次、不同工作背景、不同思想观念的学生聚合在一起，加大了管理的难度。同时，远程教育终究只是通过网络的虚拟平台进行学习，学生相互之间的沟通没有亲切感，只是单纯的通过电脑，使得学生之间不能真正的了解，缺乏应有的信任。这些问题都决定了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教育要格外重视思想政治工作。

（三）互联网的潜在风险决定要加强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教育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

互联网的发展在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问题。目前来说，主要是安全问题在网络平台上没有很好的规范，使得网络上出现各种低俗的、不健康的信息。远程教育基本上依托于网络，所以在日常的教学工作重，更应该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积极抵制那些不健康的内容，防止一些不健康的思想影响学生，使学生的主流价值观出现偏差，对国家和社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二、促进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教育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发展的措施

（一）发挥网络的优势作用

对网络本身进行改造，在自己的网页上制作相应的视频文字让学生观看，宣传主流的思想观念，在课堂的教学中也要把主流思想贯穿其中，积极引导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同时在课堂之外要更加关心学生情况，更多的跟学生进行交流，学校可以在网上举办一些讨论会，以讨论会的形式传播先进思想，发现问题后及时和学生进行沟通，对一些错误思想及时进行纠正，保证每个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二）提升整个教师队伍的思想政治水平

教师是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自身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因此，应加强教师整体素质的培养，开展各项先进思想的学习活动，普及相关的网络技术知识，使广大教师可以熟练地运用计算机对一些先进思想进行收集汇总和利用，掌握最新的思想政治动态，并带到课堂中去，实时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上，提高教师和学生的整体水平。

（三）加大对学校网站的整治力度

学校网站作为一个学生日常交流的重要平台，其内容是否健康向上直接影响着学生的思想水平。因此，应该加强对网站的管理和整治，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同时可以对网站进行合理利用，通过开展一些视频教学、专题讲座、时事热点讨论，让学生在互动的氛围中体会到先进思想对工作生活的积极作用，使得广大学生都能够投身到思想道德的建设中去，为国家的发展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四）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网络的安全性越来越多的被提及，许多的不法分子通过对相关网络进行恶意攻击，传播各种反国家反人类的言论，对国家和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影响。学校网站作为传播思想和价值观的重要手段，更容易受到不法分子的关注，对其进行攻击。因此，学校应该加大在网络技术方面的投入，配合技术部门的工作，对新的技术及时学习，同时加强学校间的交流与合作，共享技术资源，保证学校网站这个平台的安全。

三、结语

大学博士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超级秘书网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大学博士论文范文第3篇

开题报告主要检验博士生对专业知识的独立驾驭能力和研究能力，考察写作论文准备工作是否深入细致，包括选题是否恰当，资料占有是否翔实、全面，对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是否了解，本人的研究是否具有开拓性、创新性等。

开题报告应涉及以下主要内容：论文选题的意义；论文的主体框架、主要内容和主要观点；论文有哪些创新或突破；资料收集情况及所参阅的重要文献；论文写作过程中将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二、开题报告的完成时间

学位论文开题是研究生写作论文的必经过程，写作学位论文之前都必须参加开题报告会。博士生应在入学后第三学期第五周至第四学期第十周期间完成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并参加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会；有特殊情况的，经学院批准、报研究生部备案后可延期一年。

三、开题报告会的组织形式

1．各学院由博士生导师组组织本学科和相关学科专家3-5人组成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指导小组，设组长一位（导师不得担任）。

2．博士生在开题报告会召开之前，至少提前两周将《*财经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书》送交各培养学院和各指导小组。

四、开题报告会的程序

1．开题报告指导小组组长宣布开题报告会开始。

2．博士生陈述开题报告内容（时间约20分钟）。

3．开题报告指导小组就博士生所做的开题报告陈述，提出问题或建设性意见，与博士生进行讨论。博士生应充分考虑评审小组形成的意见。

4．博士生退场后，开题报告小组对博士生开题报告进行评议。评议后如通过，填写《*财经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书》指导小组意见。

开题报告如未通过，评审小组提出修改意见，学生在导师指导下根据评审小组意见进行修改，择期重新开题。

5．开题报告通过后，研究生应将《*财经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书》交所在培养学院存档

五、其它事项

大学博士论文范文第4篇

与国内史学研究生的培养一样，美国的史学研究生也有硕士与博士两种学位之分。从训练模式来看，两者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不同的是，在美国，博士训练的过程更长，工作量更大，要求也更高。有人将“Ph.D.”戏称为“PiledhigherandDeeper”（“垒得更高、专得更深”）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就读学位的时间而言，硕士学位一般在两年内可以完成，博士学位的完成则至少需要5－7年，有时甚至更长。与国内的硕博士培养时间相比，美国的史学硕士训练时间至少短一年，而博士训练则要比国内长一倍以上。就训练目的而言，美国的史学硕士学位基本上是一个专业知识的进修学位，强调学生在某一领域内史学知识的积累和熟练，培养学生从事有限规模的史学研究的能力。博士学位以培养大学教师和专业史学家为目标，课程训练时间更长（如从本科直接读博士，一般要选3年的课），外语要求更高（至少两门），选课结束后，要通过资格考试，然后才能开始写论文。理论上，一个史学博士不仅要系统、全面和有深度地了解本专业的知识，了解本领域的前沿研究，还要拥有一个相当广阔的知识面。与此同时，他还必须具备独立进行原创性史学研究的能力。同是学习美国史，博士生所接受的知识面和研究能力的训练在深度和广度上要非常明显地远远超过硕士生。

史学博士研究生的训练过程包括这样几个过程：（1）申请与录取；（2）课程训练；（3）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4）论文的写作与答辩；（5）获取就业和出版博士论文的机会。严格地说，最后一项不应算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之中，但研究生毕业后能否找到称心如意、学以致用的工作，博士论文能否最终得以出版，出版后能否得到学术界的认可，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与学生、导师、系和学校都有关系，直接关系到系研究生培训项目的质量和名声。限于篇幅，我在此只讨论前面四个过程的内容，并以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为主。

一、申请与录取

在美国申请读史学研究生，手续和过程要比国内简单。除GRE外，无需经过其他形式的全国性考试。选择专业和学校的自由度也比较大，只要不惜报名费，一个人可同时申请多所大学。按时将要求的材料寄达学校，申请过程就算完成。近年来网络的发展更加简化了申请手续。申请材料包括申请表、本科学历的成绩单、硕士学历证书和成绩单、GRE成绩和推荐信（3封）。母语不是英语的外国人要寄TOEFL成绩。个别学校要求附上写作样本。与国内报考研究生相比，申请材料要多一些，但这些材料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申请人的教育经历、专业基础、综合素质和接受深造的潜力。

申请材料到齐后，先经研究生院初审，合格者转至历史系，由历史系的录取委员会来做录取决定。录取委员会由本系教授轮流组成，其职责是负责阅读每位申请人的材料，逐个讨论，决定一个初步录取的名单。录取决定以集体讨论的方式做出，不存在一个人说了算的情况。如遇有争议的人选，则通过投票来裁决。初步录取名单确定之后，有的学校会邀请申请人到学校面试，然后再做出正式录取的决定。接到录取通知后，申请人有2－4个星期的时间决定是否接受录取。

一个系每年招多少研究生没有硬性的规定，但决不是“多多益善”。除申请人的质量外，录取人数的多少还受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本系的教师资源（即本系是否有足够多的称职的教师来指导研究生，或本系是否能够开出足够多的研究生需要上的课）、本系拥有的经济资源（即本系能够提供多少份全额奖学金或助学金，或本系需要多少助教或助研）、系内各专业之间的平衡(即美国史、欧洲国别史、古代史与其他非西方地区和国别史和专题史之间的平衡)、和本校的研究资源（即本校是否能为某一方向的博士论文提供相应的图书资料的支持）等。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市场对史学博士的需求量。研究生的培养与市场需求直接挂钩，这是美国大学研究生教育的明显特征之一。如果博士生毕业后找不到教职，高教市场上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院系在分配资源时就会做出相应的调整，避免造成在校研究生人口的过度积压，减少师资资源的“浪费”。20世纪90年代史学博士的需求一度处于低潮，俄亥俄州议会一举砍掉了该州一批州立大学的史学博士学位项目。

市场因素自然也导致了另外一种现象，即申请到著名大学历史系读研的人数大大增加，使进入这些学校的竞争更加激烈。1999年，我的一位学生对军事史很着迷，立志要进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去做内战史专家JamesMcPherson的博士生。他专程到普林斯顿去了一趟，被告知当年申报该系读美国史博士的有400多人，但该系当年只能录取12人。市场对著名大学历史系的录取优势冲击不大，因为它们拥有一批有名和有影响力的教授，资金雄厚，能为学生提供的较好的研究和资助条件，它们毕业生的就业率相对较高，论文出版率也较高，但正因为如此，这些学校在录取时也格外挑剔，宁缺毋滥，以保证研究生项目的质量和维护学校的名望。

要成功地获得这些学校历史系的录取，申请人除了具备相当好的基础和优势之外，还必须非常用心地准备好申请材料。申请人的个人陈述、本科教育的背景、硕士学历的质量、推荐信等对录取决定都有重要的影响。如何写好个人陈述，并无统一的模式，但必须写得诚实可信，如果所有人在读完之后一致觉得该申请人值得花功夫去培养，这份陈述就算是写得成功的。推荐信的重要并不在于写信人是否大名鼎鼎，而在于信是否写得真实和实在。美国学术界很注重和看重“信誉”（credit），一封例行公事、千篇一律的推荐信不但帮不了申请人什么忙，反而有损写信人在史学同行中的名声。

二、课程训练

史学研究生的训练包括两个阶段：课程训练和写论文。如果是读博士学位的话，写论文之前还要通过一个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关于课程训练时间的长短，各校有不同的规定，但一般来说，如果从本科直接进入博士生项目，要选3年的课才能参加资格考试，如果事先得了史学硕士再来读博士，则可减免一年的课程。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对已有史学硕士学位的博士生在理论上仍然要求3年的课程，但如果学生在第一年的必修课程中表现出色，可减免一年的课程，只需选课两年便可参加资格考试。

研究生的课程有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种。必修课多为基础课，如史学史概览、史学理论、史学方法与材料等，加上外语，这是所有人都必须选的。选修课则是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研究方向“自由”选择，但需获得指导教授的同意。学生进入研究生院后，系里会事先指定一个导师负责为学生选课提供咨询；进入论文写作阶段时，学生可根据论文方向选择主要论文导师，但两个导师完全可能由同一人担任。

专业课有3种类型：知识课（lecture）、研究课（seminar）和阅读课（colloquium），授课方式和训练重点不尽一致。知识课以基础知识训练为目的，在题目和范围的定义上很灵活。就美国史而言，有的以讲断代史为主，如殖民地史、美国革命史、内战与重建、二战后的美国史等，也有的以专题为主，如城市史、美国立宪、进步运动、民权运动、内战前的美国思想与文化、美国奴隶制的起源等。授课方式以教授讲课为主，课堂讨论为辅，教材一般包括5－6本专著和十几篇专业期刊论文。知识课在研究生课程训练中占的比重较小，但对打基础非常有用。这种课的最大优点是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关于最新研究成果的信息。教授会提供一个详细的阅读书目，将该专题的重要著作分类列出，有助于深入阅读和准备资格考试。上课时，学生可随时举手要求发言，提问题，与教授讨论。

除考试之外，知识课一般还要求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学生必须客观如实地总结所阅读的专著的内容和观点，分析其对史料和方法的运用，以及评论其在史学史上的地位等。知识课也是研究生有机会观摩著名教授教学的最好机会。至今为止，我对哥大历史系EricMcKitrick和JamesP.Shenton两位教授的讲课记忆犹新。McKitrick总是以提问开始，然后缓缓展开叙述，将前因后果娓娓道来，无论多么复杂的题目，他都会讲得清楚明了。他的语调永远是和缓的，语言富有凝重的诗意，含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Shenton则截然不同，讲课从来不用讲稿，口若悬河，妙语连珠，激情澎湃，听课的人无不感到是精神上的一种享受。两位教授都已经先后去世，但他们那种令人倾倒的讲课风格却令人终身难忘。

研究课是史学研究生训练的重头课程，其目的是边学边做，培养和训练学生从事史学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研究课人不多，通常在10－12人左右，由教授筛选，有基础者方可进入。在课上，大家围绕一个专题进行阅读、讨论和做研究。课程由教授主持，但主角的是学生，教授更多的是扮演一个协调者的角色。课程开始时，教授会指定一些阅读著作或论文，介绍本专题的史学史，指出哪些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或继续处于空白状态等。在进行这种“热身”式阅读和讨论的同时，学生围绕专题提出自己的研究题目，写出选题报告，交由全班讨论。选题经教授批准后，学生便开始收集和整理资料的工作，但仍然继续参加阅读和讨论，并将研究和思考带到课堂上来，作为讨论的内容。大家在课上交流研究的心得，分享研究的信息，并相互阅读初稿。论文初稿写成之后，一式两份，一份交教授审读，一份交全班讨论。教授的阅读非常仔细，从立论、观点、材料的质量和使用、写作风格、学术规范、直到拼写错误的改正，一处也不会放过。个别严格的教授还会花时间去查对原文，或请学生出示原文。其他的成员也会作类似的审读或质疑。最后学生综合各方的意见，对初稿进行修改，直到教授满意为止。

研究课可以说是学位论文写作的演习课，它不光训练学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一个真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学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使用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对研究生后来做学问乃至一生的影响都很大。我在宾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的同事分别从美国十来所不同的大学得到博士学位，我们所有人在开研究课时，方法、程序和要求非常相似。另外，凡是参加过美国史学界专业会议的人都会注意到，会议的参加者无论是宣读论文还是做评论，他们的学术行为和语言范式相当一致，我想这些与研究生时代受研究课的训练不无关系。

教授虽然不授课，但他的能力与研究课的效果有直接的关系。在研究课上，一个有经验的教授不光能以自己扎实的学术功底为学生指点迷津，避免让学生做一些重复或过时的研究，而且还能以伯乐识马的眼力，点出学生研究中的独到和闪光之处，帮助他们将研究课论文变成博士论文的起点。有经验的教授上研究课，组织熟练，讨论自然流动，在讨论进入死胡同时，提出具有启发的问题，使讨论能够起死回生，“柳暗花明又一村”。这要求教授必须对选定的研究题目、史学史和资料相当熟悉，并且要有很好的语言能力，能够听懂学生的问题，能够做到循循善诱。

阅读课的工作主要是读书和讨论，通过以读和讨论为主的方式来深入研究某一专题。为保证讨论质量，参加的人一般也是限定在10人左右，参加者也要被事先“筛选”。上课前，教授根据主题，给出一个阅读书目，全班每周至少共同阅读一本，或几本书的不同章节。学生在上课前完成阅读，然后到课上来讨论，从著作的内容、观点到写作风格等，各抒己见、品头论足。教授则在讨论中穿针引线，保证讨论有序有效地进行。遇到关键的问题，教授也会加入讨论，亮出自己的观点，学生也不必忌讳与教授观点相左，可以辩论。上这样的课，学生必须做到“有备而来”，不能光带耳朵，不带嘴巴。原则上，大家都要有所贡献，不能只是坐享其成。每次讨论大家轮流担任“首席讨论人”（leadingdiscussant），其任务是综述阅读的要点，提出讨论问题，抛砖引玉。这样的讨论看起来像在聊天，其实不然，要想在讨论中说出有用有思想的话，事先非得下功夫看书看资料。对外国学生来说，阅读课的讨论是一种挑战，对美国学生来说相对容易，因为他们在这方面训练很多。我认为，阅读课对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总结和提炼能力、以及表达能力特别有帮助。除阅读之外，一般还要写一份综述性的史学史报告。有的教授也会要求学生就某一专题整理出一份专题研究的参考书目，为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做准备。

就我本人来说，课程训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我有时甚至觉得在研究课和阅读课上，从同学身上学到的东西和受到的启发多于从教授那里学到的东西。

三、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

课程训练结束后，博士研究生须通过资格考试（也称“综合考试”），才能开始写论文。不同学校对资格考试的内容和形式有不同的规定。有的采用笔试，有的采用口试，有的既要求笔试又要求口试。哥大历史系的资格考试以口试方式进行的。在两个小时的时间内，考试委员会考核学生对四个领域内的知识的熟练程度。考试委员会由4名教授组成，每人主考一个领域。美国史专业研究生的四个领域中必须包括美国史的三个历史时期，即殖民地与美国革命和立宪时期、19世纪时期和20世纪时期。第四个领域可以选美国史以外的历史领域或其他的人文或社会科学领域。考试委员会的成员确定后，每位教授各自向学生提供一份阅读书目，主要是本领域的经典和重要著作。每位教授给的书目的长度不同，但每一领域大约要读100部著作左右，这样四个领域加起来一共要读400本书，另加一定数量的期刊论文。每个领域内可重点准备四个专题的阅读。譬如，在19世纪美国史领域内，我当时选的4个专题是：立宪与政党政治的兴起、内战与重建、工业化及其后果、19世纪的移民运动与政策。教授一般会尊重学生的选择，但前提是学生必须熟悉该领域内所有重要的历史发展和相关的史学研究成果。当然，没有谁能够滴水不漏地记住每一本书的内容，但到考试时至少要做到了解每本书的主要观点和熟悉重要的历史发展。知识课和阅读课的优势在此刻就尽现出来了。考试前，同学之间自发组织阅读小组，交换和对照阅读笔记，以防出现大的“漏读”和“误读”。

考试的时候，四位教授轮流分别提问，每人半小时左右。问题五花八门，无章可循。有的要求对某一历史事件进行解释，有的要求评论史学流派，有的则要求说明非常具体的历史细节。我在口试时，主考殖民地时期史的AldenVaughan教授要我列举至少两名在第一代和第二代清教徒之间起承前启后作用的思想人物的名字，并比较他们的神学观。EricFoner教授刚刚出版了《重建》（Reconstruction:America’sUnfinishedRevolution,1863-1877）一书，却要我评价重建宪政的得失。教授们基本上是抽问，并不断转换话题，表面上让人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实际上只要临阵不乱，沉着应答，一般都不会有问题。遇到的确不知道的问题，就说“不知道”，不要不懂装懂，弄巧成拙。考试结束后，学生被“请出”考场，教授们闭门讨论20分钟，然后宣布结果。通过考试者被授予M.Phil.学位（哲学硕士），成为“博士学位候选人”（Ph.D.candidate），俗称“ABD”(allbutdissertation)，即距获得博士学位“万事俱备，只欠论文”了。失败者可有一次重考的机会，如再失败，则以获得M.A.学位（文学硕士）终止在哥大历史系的学习。

采用笔试的学校，也是事先规定几个领域，由教授给出几个题目进行准备。围绕这几个题目，学生进行大量的阅读。考试通常是几个领域集中在一个星期或更短的时间内进行，学生就教授给出的题目现场写作。写作完成后，不同领域的教授分别评卷，然后综合分数。有的学校还将一部分题目用作口试，有的则是在笔试的基础上，进行口试，让学生继续阐述某些在笔试中未有机会讲清楚的问题。无论那种方式，考前如临大敌，草木皆兵，考后如释重负，宁静致远，则像是大家共有的感觉。

四、论文的写作

资格考试是对研究生专业基础知识的一种抽查考试，两个小时显然不可能问遍所有的文题，但这个长达一年的准备过程很重要，它迫使人去读书，写读书笔记，扩大知识面，实际上为写论文作了铺垫。进入写论文阶段后，学生便开始进行独立的史学研究和写作，导师所起的更多的是一个指导、咨询、检查和把关的作用。写论文过程中的基本工作－－从题目的构思、现有成果的检索，材料的收集、观点的提出、一直到最后的写作－－都是由学生独立完成。硕士论文一般100－150页，研究题目比较细小，需要使用原始材料，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可以完成。博士论文的要求则比较严格，长度没有统一的规定，一般应该在250页以上（我自己的论文最终写了538页）。长度并不是最要紧的，关键是题目一定要有重要的史学意义，思路和观点要有新意，方法和材料也要有所突破，最重要的是论文必须有原创性，要能填补现有研究的空白，或修正现有研究的错误。

写论文也有几个阶段，先是提出论文题目报告，然后是收集材料和写作，最后是修改与答辩。论文题目报告必须阐述题目，列举和评论现存的同类研究的不足，还要说明论文的构思、研究方法、章节安排、材料来源等。报告提出后，还要进行一次答辩，经选题委员会（由本专业内的教授组成）同意后，才可向系里和美国历史学会的“博士论文题目摘要”（DissertationAbstracts）注册，正式开始研究。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实际上很费神，对史学研究生尤其如此。光是评读现存研究一项就要占去至少半年时间，因为你不能重复别人已经作过的研究，如果有相关的研究存在，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去读并加以讨论，而不能视若不见，置若罔闻。审题的教授都是专家，决不会允许这种有意无意的“疏漏”。

论文选题是否得当与能否顺利完成论文有直接关系。一般来说，选题要考虑这样的因素：重要性（即考虑所选的题目是否能对本领域有独到的学术贡献，是否值得花几年的时间来做）、可行性（即在现有的时间、经费、资料资源和个人能力限制下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论文）、出版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这项研究最终可以达到出版的水平）。

除论文题目之外，学生在写论文阶段要做的第二个关键性决定是选择论文导师。能得到名师的指导自然好，但关键是专业要对口和导师要有责任心。如果一篇冷战史的博士论文由一个教殖民地史的教授来指导，其论文水平要大打折扣。这种事情也不太可能发生。在美国史学界，论文导师与学生的关系是一种长久的特殊关系。学生不仅在选题和写作论文时需要导师的指导，在争取研究基金、谋职、出版以及得到教职后晋升等方面也需要导师的长期支持。所以，对于学生和导师来说，这种关系的建立是一种非常慎重的选择和决定，必须带有强烈的信誉感和责任感。在某种意义上，学生的研究事业往往成为导师学术生涯的一部分。如果仔细阅读美国历史学家的第一本专著（多以博士论文为基础），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特殊关系的重要和深厚。

我的感觉是，美国研究生培养体制与英国和国内采用的导师制是有区别的。据我的观察，英式和国内的导师制强调“一对一”的指导方式，教授通过手把手的“传帮带”，按自己的水平和学术标准，对每个由自己精选的学生进行精雕细刻，而学生也有大量的机会和时间聆听导师的教诲，按教授的期望和建议来写作论文。美国的导师制有些“批量生产”的味道，一个教授同时指导同一级和同一班的数名研究生是经常的现象，学生与导师的见面都是提前预约，而非随心所欲，想谈多久就谈多久。因为导师花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有限，学生必须具备高度的独立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事事指望老师的帮助既不可能，也不现实。著名大学将博士研究生的录取门槛设定得很高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这种体制下，同学之间反而有可能形成一个非正式学者同盟，既相互竞争(同一专业的人尤其如此)，又相互提携。我离开丹佛到纽约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当初介绍我到美国留学的RobertD.RichardsonJr.教授送我几句格言式的话，其中一句是：“Makefriendsamongyourpeersbecausetheyaregoingto

beyourcolleaguesfortherestofyourcareer”(在你的同学中结交朋友，因为他们将是伴随你学术生涯的同事)。我后来的感觉正是如此。

研究和写作过程中的最大挑战有两项，一是资料的收集，二是研究经费的筹集。美国各校的图书馆专业服务的水平很高，主要大学的图书馆本身就是重要的资料储存地，馆际互借也会找到本校没有的书籍，但这些仍然无法取代必要的档案研究。美国史的研究如此，非美国史领域的研究更是如此。所以，落实和寻找资料非常重要。研究课的训练在这种时候会派上用场。

研究资金的筹集则更具有挑战性。一般来说，有三种获取研究基金的途径：一是争取本系和本校的论文研究基金，在这方面，资源充足的学校显然有优势；二是向校外的基金会、史学界专业组织或著名的图书馆等申请。这两种情况都是纯基金，即除了将钱用于论文研究，不含其他义务。第三种方式是从本系获得做助教、助研或开课的机会，一边上课，一边进行自己的研究。还有的人可能连在本校教书的机会也没有，则只能去找其他的工作。在后两种情况下写论文，时间上会很紧张，需要坚强的意志力和有效地利用时间，非常辛苦。许多人迟迟不能完成论文乃至最终放弃，不是因为懒惰，而是因为八小时工作之后所剩下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无法以整体性和连续性的方式进行资料研究。我的一位同学用了12年的时间才拿到博士学位。写论文时，他在一家社区大学兼职，繁重的教学占去了所有的时间，写作与研究一拖再拖。这种情形在哥大已经开始得到改正，一方面校方尽量为学生提供研究基金，一方面也规定博士学位的学习时间一般不得超过7年。

论文初稿写出后，分章交给导师阅读评审。导师的审读因人而异，严格的导师看得很仔细，主要从史料、观点、结构等方面提出意见。这个时期的写作专业性比较强，也非常规范，如果学生交上来的初稿有拼写错误、引用不规范等问题，导师是会非常吃惊的，甚至怀疑你是怎么通过研究课的。导师读完初稿后，提出修改建议。导师看过修改稿并同意答辩后，论文初稿才可分发给答辩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在哥大历史系，答辩委员会由5人组成，3名（包括导师在内）来自本系，其余2人来自外系，如果来自外校，需经系里同意。我的论文讨论重建时期的黑人选举权问题，答辩委员会除历史系的3名教授外，还必须分别从法学院和政治学系请两位专家。论文初稿提前一个月送交到各位教授手中，给他们充裕的时间阅读。答辩时，在答辩人扼要综述论文的研究思路和主要成果之后，委员会的每位教授每人有半个小时的提问时间，导师不提问，只作简单介绍。教授的提问基本上集中在论文的方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论文观点的说服力等方面。有的时候，答辩人也会被要求对论文的某些观点、章节和历史细节的处理作出说明。在有的情况下，委员会也会对论文的研究方法和论点提出强烈的质疑，此刻，答辩人必须坚定地“defend”(捍卫)自己的研究(即为自己的研究辩护)，导师在这个时候，也会助一臂之力，帮助学生解围。如果一篇论文是基于扎实的研究之上，具有独创性，是学生多年研究的结果，答辩人一般都会胸有成竹，参加答辩的教授也会立即意识到这一点。教授虽然都是专家，但他们本人对答辩论文的题目不一定做过如此精细和专门的研究，所以，对他们来说，答辩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博士论文不仅代表了博士生专业训练的最高水平，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各个具体的史学领域发展的最新水平和趋势(因为博士论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的成果，而不是对前人和他人研究的一种机械式的总结或重复)，答辩委员会的任务之一是确认这个本领域“最新”研究成果不仅的确是“最新的”，而且其产生的过程也是严格而忠实地遵循了本领域通行的学术规范的(无论本领域内其他人是否接受论文的观点，但他们至少要认可论文的研究和写作是合格的)。对博士学位候选人来说，答辩基本上是一种与同行之间的愉快的专业交流，完全没有考资格考试时的紧张，但这并不意味着答辩只是一种走过场的形式主义。答辩结束后，学生仍然要离开考场，在外面等待教授们的商议，然后被当面告知是否通过。如通过，委员会的教授会以“某某博士”相称，以示祝贺。如答辩失败，答辩人则需根据委员会的意见修改论文，再次答辩。答辩成功的论文将列入全国博士论文资料库，并由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HistoricalAssociation)每年一度出版的“美国和加拿大历史系和历史学组织指南”(DirectoryofHistoryDepartmentsand

OrganizationsintheUnitedStatesandCanada)公诸于众。

五、观察与感受

总结而言，我对美国大学史学研究生培养过程和方式有如下一些观察和感受。遗憾的是，近年来我虽然年年回国教学，与史学同行和研究生（尤其是美国史专业的）有频繁的接触，但对国内史学研究生培养的细节仍然知之甚少，在此无法做一个客观和准确的比较。

我的第一个感受是美国大学史学研究生培养过程虽然比较长，但训练很扎实。无论是读博士还是硕士，都必须选够相当数量的基本课程，否则不能参加资格考试或得到学位。在知识结构上，还是很注意广度和深度的平衡。就我所知，美国史专业的博士生毕业后，教专题史、通史都不是太大的问题。相对中国的史学博士训练过程，美国的博士学位时间太长，美国博士生刚刚完成课程训练时，同时开始的中国史学博士生已经拿到了学位。

其次，美国大学很注重史学史的训练（也许在美国史领域尤其如此）。从知识课、研究课到阅读课，无一不包含史学史的内容。论文写作的一个起码内容也是评价和分析史学史。这个训练过程非常突出。学生不仅要读史学著作，而且还要了解著作的写作动机、写作背景、方法和观点的流派归属、与其他同类研究的关系等。这种情形与美国史学繁荣、流派多，偏重解释等不无关系，但过分地强调史学史的训练往往带来对史学研究的生硬划线，阻碍人们利用积极的态度，观察不同史学流派的共同之处。

第三，美国史学研究生的训练注意对学生的专业素质进行培养。除前面提到的史学史训练之外，专业素质还包括进行学术讨论的能力和技巧，按学术规范进行研究和写作的能力，对专业学术规范的维护和遵守等。在前不久国内学术界对学术规范的讨论中，美国史学界使用的《芝加哥手册》（TheChicagoManualofStyle）被频频提及。《芝加哥手册》（或它的简写本KateL.Turabian,AManualforWriters

ofTermPapers,Theses,andDissertations）是美国大学史学研究生写作时人人必备的案头工具书之一。它其实是一本学术规范手册，本科生写作业、研究生写论文、教授写专著，都是以此为准。这种学术规范的训练从本科生开始（史学专业的本科生都必须选史学材料与方法的课），在研究生阶段又再度强化，一直到博士论文的写作，久而久之，就形成为一种习惯了。

与之相关的是，美国研究生专业课的写作练习非常多，而且很密集，写作训练也是对学术规范使用的强化。教授在评判作业时，也将对学术规范的遵守作为一个重要的评分内容。我觉得，美国大学对学术规范的强调，对学术剽窃的严厉惩罚，与这个国家长期以来的对知识产权的尊重有密切的关系。即便如此，美国学术界和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也没有能够完全杜绝剽窃（实际上，随着网络的发展，本科生的剽窃更加猖狂），但是在读研究生时，教授最忌讳的就是出现剽窃。肆无忌惮的剽窃一旦被发现，学生将无法得到学位，也很难谋得大学的教职，他在教授和同学面前的所有信誉都将丧失殆尽。

第四，美国研究生训练注重强调以讨论为主，整个学术气氛相对开放，因为教授来自不同的大学和具有不同的背景，在意识形态、研究方式、史学解释、为师风格上给学生一种多元化的感觉，对开拓思路非常有用。师生之间的关系不像国内那样亲密和亲近，但它是一种很专业的关系，较少个人因素的纠缠，表面上公事公办，但在讨论问题时，往往能够做到平等对话。毫无疑问，美国教授之间也有政治斗争，学生也有可能成为教授政治的牺牲品，但绝大多数教授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

我感到，教授的专业素质对美国史学研究生的培养有很关键的作用。教授的工作质量一方面要通过自己的研究来体现，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通过所培养的学生的质量来体现。专业素质也包含了“敬业精神”，如果是2小时的课，决不能只上90分钟；让学生准时交作业，教授必须准时在规定的时间内评改作业；如果因事缺了课，必须抽时间补上；如果自己的研究使用了学生(论文和作业)的研究成果，一定要公开如实地予以承认；如果自己的研究需要学生的帮助，一定事先做好补偿学生劳动的安排。专业素质的养成一方面是长期的训练和实践的结果，另一方面与美国大学的管理体制有关系(这个问题需专文讨论，在此不展开)。我在北大教课时曾经说过，一所具有持久影响力的美国大学都有两条生命线：一是教授的质量，二是教学的质量。我觉得这个说法同样适合于描述美国最好的史学研究生项目。

第五，美国研究生教育注重对新研究成果的跟踪。这个工作一方面通过教授的讲课来进行，一方面通过博士论文来体现。前沿研究转化为研究生教材几乎不存在时间差，转化为大学教材要慢一些，需要几年的时间。但与此同时，过快的跟踪也有赶时髦之弊病，而且有的时候会给学生(尤其是博士生)的写作造成不适当的压力，迫使学生去不切实际地“创新”，忽略了对基本知识的重视。此外，新成果的层出不穷，又导致了新出版的专业著作的平均阅读和使用寿命越来越短，随着电子资源的发展和图书馆的经费转向，博士论文的出版难度也越来越大，许多优秀的博士论文无法得以出版，新的研究成果的影响因为难以转化为教材而十分有限。

大学博士论文范文第5篇

美国的博士生教育模式在世界上是独特的。追溯历史，是在20世纪初从德国的研究生教育模式演变过来的。当时美国主流大学（比如东部的常青藤大学）的教育只重视人文知识，并不强调研究。在美国最先开创现代研究生教育的两所大学是芝加哥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过几十年的演变，美国的博士教育模式——这里讲的是经济学——与欧洲的就很不同了。但是欧洲也有特例，比如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它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的是美国的经济学博士教育模式（此外，它的经济学硕士项目亦很有名）。

近年来，欧洲的不少大学在试图改革，向美国模式靠拢。特别引人瞩目的是欧洲大陆两个地方由从美国回去的经济学家办起了“特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打破传统方式，师资主要招聘美国毕业的博士，用英语教学，移植美国的考试、淘汰方式培养经济学博士。欧洲的其它大学中尽管也有归国的留美学生，但由于每一个地方的人数不够多，还谈不上在整体上推行美国的经济学教学模式。

一个是位于法国南部的图卢兹（Toulouse，欧洲空中客车集团总部所在城市）。拉丰（Jean-JacquesLaffont）教授在70年代末从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后回法国。先是在巴黎大学，试图推行改革，但阻力太大。后回到家乡图卢兹，在图卢兹社会科学大学内办起一个“特区”，后来发展成为研究所。90年代中，梯若（JeanTirole）教授辞去MIT的教职加盟拉丰的研究所，大大壮大了其实力。目前它们已有一二十名国际知名的教授，它们培养的博士可以角逐美国的经济学学术职位。它已成为一个受到国际承认的经济学教学研究机构。

另一个是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市的PompeuFapa大学。这所大学1990年才建立，几乎与香港科技大同时建立。马斯可莱尔（AndreuMas-Colell）教授90年代中辞去哈佛大学的教职后回到故乡主办它的经济系。这个系虽然起步晚，但是起点高，学生来自欧洲和拉美各国，用英语教学。这是继图卢兹之后又一个按照美国经济学博士教育模式办学，并逐渐受到国际经济学界承认的教学研究机构。

一、美国大学中经济学科的设置

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国内的大学通常设经济学院，而美国的大学都是设经济系。经济系通常设在文理学院内（也有少数设在管理学院内的）。文理学院一般分三个部：自然科学部、社会科学部和人文部。国内习惯把社会科学和人文统称为文科。但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是很不一样的。人文主要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等；而社会科学主要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在一所大学内，文理学院是大学的核心，是最重要的部分。这是因为文理学院的主要教学对象是本科生和博士生，前者是大学教育的主要对象，而博士的培养与科研密切相关。所以文理学院是任何一所综合性大学的学术核心。这个核心之外是职业学院（professionalschool），主要的有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和工学院，这些职业学院通常只招研究生（也有例外，特别是工学院）。美国不少大学的管理（商）学院是研究生院，没有本科生。如果本科想念管理（商）的话，可以主修经济学。经济学不仅是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学科，而且在一所大学里也是举足轻重的学科。所谓重要是说，相对其它学科而言，它的教授人数比较多，主修的学生也比较多。经济系在文理学院里是大系。相对而言，经济学科在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中会被认为是最“成熟的”学科，这也增强了经济系在整个学校中的地位。

那么，经济系内部又是怎样的呢？在美国，一个系是一个行政单位。虽然经济学科内有多个分学科，但经济系内并不正式划教数研室，只是有一些组织比较松散的“领域”（field），比如，宏观、理论、计量、产业组织、劳动经济学、公共财政、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和金融等等。通常每一个领域每周有一次研讨会（workshop或seminar），请校内和校外的教授来讲论文，比如宏观研讨会、发展经济学研讨会等等。如果某人经常去某个研讨会，那末他就会被认为是那个领域的了。由于任何人可以参加多个研讨会，他可以同时属于多个领域。

管理（商）学院中的经济学科是怎样的呢？以往美国的商学院以教学为主要任务，但是最近二三十年来，较好的商学院对研究越来越重视了。一般商学院内设有多个小组（group），如金融、会计、市场营销、组织行为、管理、信息技术等。有的商学院里也有经济学小组（economicsgroup），通常远不如经济系的师资力量强，但个别的商学院中的经济组特别强。需要注意的是，商学院中的经济组与有些大学设在商学院中的经济系是不同的，前者面向MBA，后者面向本科生。商学院的某个领域研究好不好，首先看它招不招博士生。商学院的首要任务是培养MBA。培养博士是为教授研究教学提供辅助，优异毕业生则成为师资来源。商学院中的博士班（所有小组累加起来）通常比经济系的小。MBA需要学一些经济学的基本知识，主要是微观经济学。因此，商学院中经济学以微观经济学为主，教学注重实用。MBA学生是不同的群体，他们交了很高的学费，是来学技能的。MBA学生听不懂的话，他们说你教的不好；而本科生或博士生听不懂的话，他们说自己学的不好。因此，对教授来说，教MBA学生要比教本科生、博士生花更多的时间。

比较国内和国外对经济学科内的领域设置，需要特别澄清什么是金融学的问题。我发现国内和国外对金融学（finance）这一领域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一个国内学生说他是学金融的，到了国外会发现他学的在那里不被称为金融。相反，在国外是学的金融，在国内又可能不叫金融。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需要仔细地分析。

首先，国内所说的金融是指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指的是货币银行学（moneyandbanking）。它在计划经济时期就有，是当时的金融学的主要内容。人民银行说我们是搞金融的，意思是搞货币银行。第二部分指的是国际金融（internationalfinance），研究的是国际收支、汇率等问题。改革开放后，凡是以“国际”打头的专业招生分数都非常高的，更不要说加上金融二学了。这两部分合起来是国内所指的金融。为了避免混乱，我们且称之为“宏观金融”。有趣的是，这两部分在国外都不叫做finance（金融）。而国外称为finance的包括以下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corporatefinance，即公司金融。在计划经济下它被称为公司财务。一说公司财务，人们就会把它跟会计联在一起，似乎只是做做表格。之所以应把corporatefinance译成公司金融而不译成公司财务，就是因为它的实际内容远远超出财务，还包括两方面。一是公司融资，包括股权／债权结构、收购合并等，这在计划经济下是没有的；二是公司治理问题，如组织结构和激励机制等问题。第二部分是资产定价（assetpricing），它是对证券市场里不同金融工具和其衍生物价格的研究。这两部分台起来是国外所指finance，即金融。为了避免混乱，我们且称之为“微观金融”

根据这一分析，我们便清楚了。国内学生说自己是金融专业的，他们指的是宏观金融，但是按国外的说法，这一部分不叫finance（金融），而是属于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这些领域。国外说的finance（金融），一定指的是微观金融。在美国，货币银行和国际金融通常设在经济系，而公司金融和资产定价通常设在管理（商）学院。经济系也会有一些研究公司金融的教授，因为这一领域与微观经济学，特别是产权和激励理论，有密切关系。事实上，很多研究公司金融的教授都是经济系毕业的。北京五道口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学生，按照国内的说法当然是学金融的。但是在美国，他们学的就不叫金融了。可见在金融这一领域，国内和国外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别。

讲经济学科设置不能不谈及经济学与数学的关系。我是数学系本科毕业的，后来转学经济学，我想从这个经历谈谈这一关系。数学对经济学非常有用，而且越来越有用，但是经济学不是数学。数学只是经济学的工具，数学与经济学是互补的而不是替代的关系。我们用数学工具帮助做经济学的分析。现在几乎每一个经济学领域都用到数学，有的领域多些，有的领域少些。但是多数的，主要的领域是靠经济学知识，而不是数学取胜。最终是经济学的想法决定一篇文章，而不是数学推导。整体上讲，国内的大学数学水平普遍很高。相比之下，美国大多数大学生的数学基础相当差，但是他们的经济学直觉（economicintuition）却很好。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不是数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数学不是科学，而物理是科学。物理是研究自然界中的物质世界，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中的经济世界，两者都是科学，其理论都必须经过经验数据的检验。而数学是不需要用数据来检验的。当然经济学与物理学还是不可相比的，原因是经济学无法象物理学那样做可控实验。60年代时经济学家过分乐观，以为有了计量方法，所有经济学理论都可以检验了，象物理学了。现在发现并非如此。

二、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

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主要是大学本科生和博士生教育，而硕士生教育并不重要。如果说美国的本科生教育并没有什么突出的话，美国的博士生教育却已形成一套独特的、逐渐向全世界流传的模式。从课程设置、考试筛选、到论文指导，美国的博士生教育模式的成功使得美国在经济学教育上在全世界占有绝对优势，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所以美国模式值得认真研究、借鉴。

1．考大学不报考专业，考博士不报考导师

国内的惯例是考大学报考专业，考博士报考导师。这是沿用苏联的体制。比如，考本科报考国际金融专业，考研究生、博士生报考某某博导的。在美国，考本科不报考专业，考研究生也不报考导师。在美国，本科生考的是学校，本科生招生委员会是全校统一的，有一个校招生办公室。学生入校一年以后，再去选择主修专业（major）。但主修专业并不具体到诸如国际金融、财政学、保险学这样的分学科，而只是在经济学、政治学、数学等大类中选。

在美国，“研究生”（graduatestudent）是硕士生和博士生的统称。美国的主要研究型大学（researchuniversity）经济系的研究生教育通常不设硕士项目，只设博士项目，而它们颁发的硕士学位只是通向博士学位过程中的“过程学位”。因此，在研究型大学里没有“考研”、“考博”之分。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中，助理教授不是国内意义上的“助教”，而是货真价实的“博导”，因为助理教授有资格指导博士论文，一个博士生选择助理教授做论文委员会主席也是可以的。如果一所大学只有学士或硕士学位，那么就不是研究型大学。按国内的说法，只有“博士点”的才是研究型大学。而在美国的非研究型大学里，确实有以硕士为“终极学位”（terminaldegree）的经济学硕士项目，要念一、两年。

在美国的大学，报考博士是考这个学校的经济学博士项目（Ph．D．program），既不是考某某专业，也不是考某某人的博士。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人考过我的博士，尽管我带过不少博士生。在培养博士的模式上，我们可以拿美国与欧洲做比较。欧洲通常是师傅带徒弟的模式，和我国基本相同。而美国在博士生教育上有重要的制度创新。它是一种大生产的模式，像批量生产汽车一样，而不是师傅带徒弟的小作坊式的。两种模式，各有利弊。欧洲模式至少有一个优点，就是如果某个学生确实很出色，导师的个人关怀可以多些。但是实践证明美国模式，总体上有优越性，好处是博士生前期培养是大批量生产，标准化，保证基本质量，同大批量生产汽车是一个道理。而后期专业定向后又能得到数个教授的个人指导。因此，在美国，报考项目而不报考导师是有深层次的制度性原因的。

2．本科生教育

美国的经济学本科教育，一年级实行通才教育，即学生必修公共课如各国文化、历史、生物学原理、心理学原理等，代表一个受教育的人应当具有的知识。一年级经济学原理也是作为公共课上的，往往是一个学期，有时是两个学期。二年级选主修专业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首先必修中级宏观、中级微观、计量经济学（包括概率统计）、微积分和线性代数。完成以后要求修两门领域课，如国际经济学（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产业组织、公共财政、劳动经济学，一般都是应用性的领域。

本科教育通常分两轨：一是普通轨，一是优等轨（honors）。普通轨的学生一般不需要写毕业论文。而优等轨的学生水平较高，要求分数高一些，有时为他们单独开一些课，比如，介于中级微观和高级微观之间的微观经济学。优等轨的学生要写毕业论文。他们的论文比较规范，特别是在主要的研究型大学中。这是因为他们有一流的经济学家指导做研究，这一点让其它国家较难效仿。其它国家可以把课程开全，开好。但是，指导学生做规范的研究就是另一回事了。因此，毫不奇怪，中国和俄国的学生在美国学校中，往往课程学得很好，但是开始做研究时常遇到很大困难，觉得无处着手。一个基本原因是他们在本国受的本科教育中，通常来说，做经济学研究这一部分或是空白的，或是不规范的。

3．博士生教育

美国的主要研究型大学的经济系的博士项目每年招大约20—30名学生。第一年是标准化课程，有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每一门课要上一年。这些课程的考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些课程结束之后，大约在5月、6月或8月、9月，有一个综合性考试（又称资格考试），考这二门的内容。这是在美国念博士的第一关。一般给两次机会，第一次考不过，还可以考第二次。这将决定你是否可以继续学习。这是作为一个博士生基本知识的考试，通常得分B以上才能通过。考卷上不写名字只写代号，以保障评卷时没有偏向。考分也没有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这个考试是要淘汰人的，有时刷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与此相比，很多欧洲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教育中没有这种考试。

第二年选两个领域的专业课，一年后也要考试通过这两个领域。由于是分领域，这一阶段的考试人数就比较少了，方式也多种多样，可以闭卷也可以口试。可以看出，头两年的教育模式是大规模生产的模式，它的目的是要求学生在写论文以前都受到一致的基本训练，并达到一个基本的专业标准。这一年的考试不像上一年那么严格。

第三年起就要开始写论文了。在美国，学生要找导师，导师也找学生，是“双向选择”，有一个“内部市场”。学生并不是找定一个导师，通常要找三个导师成立论文委员会，当然主席是主要导师。比如你想写一篇理论上借助博弈论工具来研究中国改革的论文，那么你可以找一个研究博弈论的，找一个研究转轨经济学的，再找一个研究制度经济学的。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充分利用所有这些人的优势，又有非常大的灵活性。另一方面，这种“市场搜寻”方式也可能给你带来很大的困惑，有时中国学生不知该怎么办，因为国内那种一个导师对一个学生的关系显得比较简单。

论文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理论的（theoretical），一类是实证的（empirical）。你要写理论的，你就必须有新模型、新结果。如果写实证的，你就必须有新数据或新方法、新发现。仅仅是新观点、新思路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具体结果。论文答辩很大程度上与欧洲和国内不太一样。在欧洲和国内，博士论文答辩是一个很隆重的仪式，要把外面的人请来。这一点美国不一样，没有仪式。重要的是你的导师们决定你能不能答辩，他说你还没准备好，你就不能答辩。有的学校则要先通过“论文预答辩”（thesisproposal）。而论文答辩本身只是个形式，贴个布告，谁爱来谁来。多数情况下除了几位导师以外，没人来。美国的约束机制不是在论文答辩上面。一是靠答辩前导师们的把关，二是靠事后的市场机制，学生毕业求职时，由市场来检验质量。

美国的经济学博士教育模式已经非常规范了。不管是哪个大学，只要是主要的研究型大学，课程要求、淘汰机制、论文写作，就其模式而言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当然，教授和学生的数量和质量在不同学校是不一样的。这种博士生的筛选模式已经向全世界推广，因为它的竞争力明显比师父带徒弟的强。即便英国模式（个人关怀型）偶尔也会培养出几个天才，但平均而言，美国的模式是最具竞争力的。

三、博士生毕业后的求职过程

一般来说，博士生毕业后首选学术界。这和国内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尽管作教授的薪水与非学术界相比不是特别高，但也许收入到了一定水平，人们会更偏好其他因素，例如较好的工作环境以及周围有才智的同事，可以更好的作研究。“intellectual”――“智识”这个词就是用来形容这样一群人。还有一个特点是与国内不一样的，即博士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一般是不留校的，这只是一种文化，觉得应该经常换换环境，以体现市场价值。

新博士的就业市场在美国是一套非常规范的程序。每年的10月到次年3月是一段非常集中的找工作时间，从面试到最后签约固定学校，都在这段时间内完成。每年10月以后，学校首先将博士毕业生进行内部分类，把选择学术界的学生集中一起。11月，开始投放简历，发出相关材料。一个人的简历尤其是毕业论文决定他得到面试机会的多少，教授的推荐信也起很大的作用。但面试后推荐信就不起很大作用了，主要看你在面试中的表现。在就业市场中，有来自全世界的许多院校来寻觅师资。面试主要在次年1月份，届时正逢美国经济学会年会召开，学术气氛很浓重。时间大概是半小时，主要要求在几分钟内简单阐述一下论文的内容以及其中的贡献，然后是今后有什么研究构想，能教什么课。通过面试，接下来是校园访问，为期1个月。期间主要进行论文演讲，准聘用学校的所有教授都去听讲，然后是个别交谈。访问结束后全体教授进行投票，决定是否聘用。受聘协商在2月到3月，此时双方协定具体的工资，待遇，课程安排等。如果一个博士生同时收到几份聘书，就有资本讨价还价了。

四、经济学家的学术职业道路

在美国，只有研究型大学才有博士项目。并且，教授职位在研究型大学是具有“博导”资格的充分必要条件，只要是教授，无论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都可以带博士生。美国的经济学中没有博士后制度，与国内不同。博士生毕业后签订的第一份合同大约3－4年，之后可能被评为助理教授，如果表现突出，可能被授予“终身轨”助理教授；第二个合同也是3－4年，期满后参与“终身轨”助理教授的评定。在美国的学术进职中，与中国很不同的是，它重视终身衔的评定，如能得到终身衔，便是很高的荣誉。而中国，则是副教授到正教授的跨越，这一步非常艰难。在美国一般被评上正教授的，便具有终身衔。

五、经济学家的非学术道路

非学术界主要指非赢利组织和商业机构。前者包括国际组织、美国政府等，后者包括投资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咨询公司。经济学家在这些组织机构中同样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只是工作环境有差异，并且研究带有商业性。

六、中国学生申请留学美国攻读经济学学位时应注意的事项

中国学生申请出国学习经济学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有的是对经济学有兴趣，有的是为了将来转到工商管理或其他专业，有的只是为了出国。本节谈一谈中国学生申请留学美国攻读经济学学位时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1．知己知彼

每年美国的主要研究型大学经济系收到的中国学生申请约占总量的四分之一。过去的七、八年间，我在经济系的研究生招生委员会，发现每年500份申请表中约有150份是中国学生的。很多学校不招收直接从中国申请的学生，原因很简单，信息不对称。如果某些学校历年连续直接从中国招收学生的话，你就会发现一定是系里有与中国有特殊关系的教授。一个美国教授判断远在中国的学生是很困难的。比如让我来决定一个委内瑞拉的学生是否应被录取，我也很难判断。申请者常感到非常困惑，不知如何申请才有效。同样，看申请表的人也感到非常困惑，不知怎么挑选。两边都有信息不对称问题。通常录取的最终决定权在一个由四五人组成的招生委员会。一个教授在百忙之中，看一份申请表不超过几分钟。你可能觉得挺冤枉，准备了这么半天，这么快就看完了。但是没办法，这么多表格，看得很辛苦。

由于现在美国大学中来自中国的教授逐渐增多，因此录取中国学生时，通常会征求他们的意见，即使他们不在招生委员会里。这就需要引起国内申请人的注意。因为这些人对国内学校的情况很清楚，对申请中的技巧也很了解。

2．关于从国内申请

过去几年中，我看过几百份国内来的申请表。我觉得国内学生恐怕过高地估计了GRE分数的重要性。如果GRE分数太差，可能有问题，但是在2000以上就不大说明问题了。根据我个人观察，中国学生的英语会话和写作能力与GRE分数（如果在2000以上的话）基本无关。这是我的看法，可能别人不这么看。录取时看的几个分数中，GRE是一个因素，但现在它含的信息量越来越小了，尤其是中国学生的平均成绩远高于其他的国际学生。大学本科成绩（特别是国内名校的）是挺重要的，因为它是一个硬信息，特别是几门关键课程的成绩，像数学、统计、宏观和微观经济学等。

推荐信理应是最重要的，但国内的推荐信由于种种原因，大多内容空洞。无非是说这个学生非常用功，特别聪明，这些词没有什么信息量。具体地描述和比较，往往提供的信息量更大。如果我知道的一位教授写到，“这个学生是五年来我所推荐的所有出国学生中最好的（或第几好的）学生，我过去推荐的学生现在在美国的某某大学学习或工作”，这样的一句话就非常有信息量。

说来奇怪，“个人陈述”（personalstatement）是合有相当多的信息的。而现在有公司专门帮助申请人包装，甚至是一条龙服务，但是从那里出来的东西多是套话，没有什么内容。比如，前两年是说我们家祖宗三代，我爷爷就没赶上上大学，因为是战乱，我父亲没上大学，因为赶上，我们家只有我才上了大学，到你们大学是我的梦想。这两年又变了，开始先来一段诗，比如海明威的。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信息。我觉得，写个人陈述应简明扼要。你要设身处地想美国人看那么复杂的东西很费劲，也没那么多时间。若你说你是山西考第二名考到北京大学的，美国教授没有概念。若你说你是省里100万考生中的第三名，就清楚多了。除了说高考成绩外，还应谈你在大学的特别经历，以及对今后学习、研究的具体想法。至少要有一、两处闪光点，这样才会引起注意。另外，附上一些多余的资料，例如曾经发表过的文章的复印件，未必奏效，有时适得其反，因为你不知道哪些信息是对教授口味的。曾经有学生写文章大量援引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却不清楚现在这些教授已经不读他们的文章了。

3．关于转学

一般来讲，转学的最大优势是可以得到美国教授的新的推荐信。如果继续用国内的老的推荐信，学校就会有所怀疑。中国学生在申请转学时的一大顾虑是担心美国教授因不愿意看到刚来的学生走而不写好的推荐信。因此中国学生很不好意思去找美国教授写信。如果仍使用国内的推荐信，会被误解在目前的学校表现不佳。其实，不必不好意思，一般来说美国教授比较通情达理。你可以提两种理由。一是专业理由，可说自己的研究兴趣与这里教授的强项不太一致。你也可以提个人理由，比如女朋友或男朋友在别的城市。如果是这两种理由，经常数授会说“尽管我很不愿意让你走，但我仍然愿意推荐”。但要注意，如果你想去读顺MBA，作为在学术界工作的教授，是会有点看法的，因为那是“职业学位”（professionaldegree），而非学术学位。但我很少听说某个教授因不愿意让一个学生走而把他说得不好的。

4．为什么女生申请的成功比例远大于男生

这些年的一个事实是，国内的女生申请的成功比例远大于男生。如果从100份申请表中不看性别地挑出五份最好的话，恐怕都会是女生。女生的成绩单、个人陈述各方面往往超过男生。我在这里特别提请男生注意。过去总是说女生只是会考试，做研究就不如男生了。事实上，近几年来在美国的中国女生的博士论文水平不亚于，甚至可能超过男生。在我看来，这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女生的英语一般较男生好，因此与导师的交流也较畅通，所以在研究上容易上轨道。第二个原因是较深层次的。一些在国内学经济学的男生往往想做大战略、大问题，出国后不容易转变思路，安下心来做具体问题。这不仅浪费了宝贵时间，而且还容易给导师留一些不好的印象。而女生往往一开始就踏踏实实找数据，做模型，论文很快上路，进展也快，自然又给导师留下好印象。加上较高的话言和交流能力，她们在美国找工作时，比中国来的男生就有优势了。

二、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

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主要是大学本科生和博士生教育，而硕士生教育并不重要。如果说美国的本科生教育并没有什么突出的话，美国的博士生教育却已形成一套独特的、逐渐向全世界流传的模式。从课程设置、考试筛选、到论文指导，美国的博士生教育模式的成功使得美国在经济学教育上在全世界占有绝对优势，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所以美国模式值得认真研究、借鉴。

1．考大学不报考专业，考博士不报考导师

国内的惯例是考大学报考专业，考博士报考导师。这是沿用苏联的体制。比如，考本科报考国际金融专业，考研究生、博士生报考某某博导的。在美国，考本科不报考专业，考研究生也不报考导师。在美国，本科生考的是学校，本科生招生委员会是全校统一的，有一个校招生办公室。学生入校一年以后，再去选择主修专业（major）。但主修专业并不具体到诸如国际金融、财政学、保险学这样的分学科，而只是在经济学、政治学、数学等大类中选。

在美国，“研究生”（graduatestudent）是硕士生和博士生的统称。美国的主要研究型大学（researchuniversity）经济系的研究生教育通常不设硕士项目，只设博士项目，而它们颁发的硕士学位只是通向博士学位过程中的“过程学位”。因此，在研究型大学里没有“考研”、“考博”之分。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中，助理教授不是国内意义上的“助教”，而是货真价实的“博导”，因为助理教授有资格指导博士论文，一个博士生选择助理教授做论文委员会主席也是可以的。如果一所大学只有学士或硕士学位，那么就不是研究型大学。按国内的说法，只有“博士点”的才是研究型大学。而在美国的非研究型大学里，确实有以硕士为“终极学位”（terminaldegree）的经济学硕士项目，要念一、两年。

在美国的大学，报考博士是考这个学校的经济学博士项目（Ph．D．program），既不是考某某专业，也不是考某某人的博士。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人考过我的博士，尽管我带过不少博士生。在培养博士的模式上，我们可以拿美国与欧洲做比较。欧洲通常是师傅带徒弟的模式，和我国基本相同。而美国在博士生教育上有重要的制度创新。它是一种大生产的模式，像批量生产汽车一样，而不是师傅带徒弟的小作坊式的。两种模式，各有利弊。欧洲模式至少有一个优点，就是如果某个学生确实很出色，导师的个人关怀可以多些。但是实践证明美国模式，总体上有优越性，好处是博士生前期培养是大批量生产，标准化，保证基本质量，同大批量生产汽车是一个道理。而后期专业定向后又能得到数个教授的个人指导。因此，在美国，报考项目而不报考导师是有深层次的制度性原因的。

2．本科生教育

美国的经济学本科教育，一年级实行通才教育，即学生必修公共课如各国文化、历史、生物学原理、心理学原理等，代表一个受教育的人应当具有的知识。一年级经济学原理也是作为公共课上的，往往是一个学期，有时是两个学期。二年级选主修专业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首先必修中级宏观、中级微观、计量经济学（包括概率统计）、微积分和线性代数。完成以后要求修两门领域课，如国际经济学（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产业组织、公共财政、劳动经济学，一般都是应用性的领域。

本科教育通常分两轨：一是普通轨，一是优等轨（honors）。普通轨的学生一般不需要写毕业论文。而优等轨的学生水平较高，要求分数高一些，有时为他们单独开一些课，比如，介于中级微观和高级微观之间的微观经济学。优等轨的学生要写毕业论文。他们的论文比较规范，特别是在主要的研究型大学中。这是因为他们有一流的经济学家指导做研究，这一点让其它国家较难效仿。其它国家可以把课程开全，开好。但是，指导学生做规范的研究就是另一回事了。因此，毫不奇怪，中国和俄国的学生在美国学校中，往往课程学得很好，但是开始做研究时常遇到很大困难，觉得无处着手。一个基本原因是他们在本国受的本科教育中，通常来说，做经济学研究这一部分或是空白的，或是不规范的。

3．博士生教育

美国的主要研究型大学的经济系的博士项目每年招大约20—30名学生。第一年是标准化课程，有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每一门课要上一年。这些课程的考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些课程结束之后，大约在5月、6月或8月、9月，有一个综合性考试（又称资格考试），考这二门的内容。这是在美国念博士的第一关。一般给两次机会，第一次考不过，还可以考第二次。这将决定你是否可以继续学习。这是作为一个博士生基本知识的考试，通常得分B以上才能通过。考卷上不写名字只写代号，以保障评卷时没有偏向。考分也没有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这个考试是要淘汰人的，有时刷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与此相比，很多欧洲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教育中没有这种考试。

第二年选两个领域的专业课，一年后也要考试通过这两个领域。由于是分领域，这一阶段的考试人数就比较少了，方式也多种多样，可以闭卷也可以口试。可以看出，头两年的教育模式是大规模生产的模式，它的目的是要求学生在写论文以前都受到一致的基本训练，并达到一个基本的专业标准。这一年的考试不像上一年那么严格。

第三年起就要开始写论文了。在美国，学生要找导师，导师也找学生，是“双向选择”，有一个“内部市场”。学生并不是找定一个导师，通常要找三个导师成立论文委员会，当然主席是主要导师。比如你想写一篇理论上借助博弈论工具来研究中国改革的论文，那么你可以找一个研究博弈论的，找一个研究转轨经济学的，再找一个研究制度经济学的。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充分利用所有这些人的优势，又有非常大的灵活性。另一方面，这种“市场搜寻”方式也可能给你带来很大的困惑，有时中国学生不知该怎么办，因为国内那种一个导师对一个学生的关系显得比较简单。

论文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理论的（theoretical），一类是实证的（empirical）。你要写理论的，你就必须有新模型、新结果。如果写实证的，你就必须有新数据或新方法、新发现。仅仅是新观点、新思路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具体结果。论文答辩很大程度上与欧洲和国内不太一样。在欧洲和国内，博士论文答辩是一个很隆重的仪式，要把外面的人请来。这一点美国不一样，没有仪式。重要的是你的导师们决定你能不能答辩，他说你还没准备好，你就不能答辩。有的学校则要先通过“论文预答辩”（thesisproposal）。而论文答辩本身只是个形式，贴个布告，谁爱来谁来。多数情况下除了几位导师以外，没人来。美国的约束机制不是在论文答辩上面。一是靠答辩前导师们的把关，二是靠事后的市场机制，学生毕业求职时，由市场来检验质量。

美国的经济学博士教育模式已经非常规范了。不管是哪个大学，只要是主要的研究型大学，课程要求、淘汰机制、论文写作，就其模式而言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当然，教授和学生的数量和质量在不同学校是不一样的。这种博士生的筛选模式已经向全世界推广，因为它的竞争力明显比师父带徒弟的强。即便英国模式（个人关怀型）偶尔也会培养出几个天才，但平均而言，美国的模式是最具竞争力的。

三、博士生毕业后的求职过程

一般来说，博士生毕业后首选学术界。这和国内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尽管作教授的薪水与非学术界相比不是特别高，但也许收入到了一定水平，人们会更偏好其他因素，例如较好的工作环境以及周围有才智的同事，可以更好的作研究。“intellectual”――“智识”这个词就是用来形容这样一群人。还有一个特点是与国内不一样的，即博士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一般是不留校的，这只是一种文化，觉得应该经常换换环境，以体现市场价值。

新博士的就业市场在美国是一套非常规范的程序。每年的10月到次年3月是一段非常集中的找工作时间，从面试到最后签约固定学校，都在这段时间内完成。每年10月以后，学校首先将博士毕业生进行内部分类，把选择学术界的学生集中一起。11月，开始投放简历，发出相关材料。一个人的简历尤其是毕业论文决定他得到面试机会的多少，教授的推荐信也起很大的作用。但面试后推荐信就不起很大作用了，主要看你在面试中的表现。在就业市场中，有来自全世界的许多院校来寻觅师资。面试主要在次年1月份，届时正逢美国经济学会年会召开，学术气氛很浓重。时间大概是半小时，主要要求在几分钟内简单阐述一下论文的内容以及其中的贡献，然后是今后有什么研究构想，能教什么课。通过面试，接下来是校园访问，为期1个月。期间主要进行论文演讲，准聘用学校的所有教授都去听讲，然后是个别交谈。访问结束后全体教授进行投票，决定是否聘用。受聘协商在2月到3月，此时双方协定具体的工资，待遇，课程安排等。如果一个博士生同时收到几份聘书，就有资本讨价还价了。

四、经济学家的学术职业道路

在美国，只有研究型大学才有博士项目。并且，教授职位在研究型大学是具有“博导”资格的充分必要条件，只要是教授，无论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都可以带博士生。美国的经济学中没有博士后制度，与国内不同。博士生毕业后签订的第一份合同大约3－4年，之后可能被评为助理教授，如果表现突出，可能被授予“终身轨”助理教授；第二个合同也是3－4年，期满后参与“终身轨”助理教授的评定。在美国的学术进职中，与中国很不同的是，它重视终身衔的评定，如能得到终身衔，便是很高的荣誉。而中国，则是副教授到正教授的跨越，这一步非常艰难。在美国一般被评上正教授的，便具有终身衔。

五、经济学家的非学术道路

非学术界主要指非赢利组织和商业机构。前者包括国际组织、美国政府等，后者包括投资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咨询公司。经济学家在这些组织机构中同样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只是工作环境有差异，并且研究带有商业性。

六、中国学生申请留学美国攻读经济学学位时应注意的事项

中国学生申请出国学习经济学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有的是对经济学有兴趣，有的是为了将来转到工商管理或其他专业，有的只是为了出国。本节谈一谈中国学生申请留学美国攻读经济学学位时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1．知己知彼

每年美国的主要研究型大学经济系收到的中国学生申请约占总量的四分之一。过去的七、八年间，我在经济系的研究生招生委员会，发现每年500份申请表中约有150份是中国学生的。很多学校不招收直接从中国申请的学生，原因很简单，信息不对称。如果某些学校历年连续直接从中国招收学生的话，你就会发现一定是系里有与中国有特殊关系的教授。一个美国教授判断远在中国的学生是很困难的。比如让我来决定一个委内瑞拉的学生是否应被录取，我也很难判断。申请者常感到非常困惑，不知如何申请才有效。同样，看申请表的人也感到非常困惑，不知怎么挑选。两边都有信息不对称问题。通常录取的最终决定权在一个由四五人组成的招生委员会。一个教授在百忙之中，看一份申请表不超过几分钟。你可能觉得挺冤枉，准备了这么半天，这么快就看完了。但是没办法，这么多表格，看得很辛苦。

由于现在美国大学中来自中国的教授逐渐增多，因此录取中国学生时，通常会征求他们的意见，即使他们不在招生委员会里。这就需要引起国内申请人的注意。因为这些人对国内学校的情况很清楚，对申请中的技巧也很了解。

2．关于从国内申请

过去几年中，我看过几百份国内来的申请表。我觉得国内学生恐怕过高地估计了GRE分数的重要性。如果GRE分数太差，可能有问题，但是在2000以上就不大说明问题了。根据我个人观察，中国学生的英语会话和写作能力与GRE分数（如果在2000以上的话）基本无关。这是我的看法，可能别人不这么看。录取时看的几个分数中，GRE是一个因素，但现在它含的信息量越来越小了，尤其是中国学生的平均成绩远高于其他的国际学生。大学本科成绩（特别是国内名校的）是挺重要的，因为它是一个硬信息，特别是几门关键课程的成绩，像数学、统计、宏观和微观经济学等。

推荐信理应是最重要的，但国内的推荐信由于种种原因，大多内容空洞。无非是说这个学生非常用功，特别聪明，这些词没有什么信息量。具体地描述和比较，往往提供的信息量更大。如果我知道的一位教授写到，“这个学生是五年来我所推荐的所有出国学生中最好的（或第几好的）学生，我过去推荐的学生现在在美国的某某大学学习或工作”，这样的一句话就非常有信息量。

说来奇怪，“个人陈述”（personalstatement）是合有相当多的信息的。而现在有公司专门帮助申请人包装，甚至是一条龙服务，但是从那里出来的东西多是套话，没有什么内容。比如，前两年是说我们家祖宗三代，我爷爷就没赶上上大学，因为是战乱，我父亲没上大学，因为赶上，我们家只有我才上了大学，到你们大学是我的梦想。这两年又变了，开始先来一段诗，比如海明威的。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信息。我觉得，写个人陈述应简明扼要。你要设身处地想美国人看那么复杂的东西很费劲，也没那么多时间。若你说你是山西考第二名考到北京大学的，美国教授没有概念。若你说你是省里100万考生中的第三名，就清楚多了。除了说高考成绩外，还应谈你在大学的特别经历，以及对今后学习、研究的具体想法。至少要有一、两处闪光点，这样才会引起注意。另外，附上一些多余的资料，例如曾经发表过的文章的复印件，未必奏效，有时适得其反，因为你不知道哪些信息是对教授口味的。曾经有学生写文章大量援引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却不清楚现在这些教授已经不读他们的文章了。

3．关于转学

一般来讲，转学的最大优势是可以得到美国教授的新的推荐信。如果继续用国内的老的推荐信，学校就会有所怀疑。中国学生在申请转学时的一大顾虑是担心美国教授因不愿意看到刚来的学生走而不写好的推荐信。因此中国学生很不好意思去找美国教授写信。如果仍使用国内的推荐信，会被误解在目前的学校表现不佳。其实，不必不好意思，一般来说美国教授比较通情达理。你可以提两种理由。一是专业理由，可说自己的研究兴趣与这里教授的强项不太一致。你也可以提个人理由，比如女朋友或男朋友在别的城市。如果是这两种理由，经常数授会说“尽管我很不愿意让你走，但我仍然愿意推荐”。但要注意，如果你想去读顺MBA，作为在学术界工作的教授，是会有点看法的，因为那是“职业学位”（professionaldegree），而非学术学位。但我很少听说某个教授因不愿意让一个学生走而把他说得不好的。

4．为什么女生申请的成功比例远大于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