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中国银行业迎来了极具历史意义的一年。按照入世协议的规定，中国金融市场在*6年底实现了全面开放，这为国内银行及一些入驻中国的大型外资银行带来了扩大业务和开拓市场的宝贵机遇。与此同时，他们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大型外资银行需尽快招兵买马，加紧布局，建设其在中国市场的基础设施；国内各大银行则需解决其现有体制与创新流程之间的矛盾，力争打造世界品牌的跨国大型银行。

6月30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财经》杂志主办的“*7首届银行家高峰论坛”上，政府官员、银行业实务界和专家学者探讨了中国快速发展的银行业所面临的结构转型，展望中国银行业未来的新局面。

中外资银行的明争暗斗

上海是中国金融重镇，更是中外资银行竞争的主战场。截至目前，上海有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111家，其中法人机构13家，分行60家，支行38家；还有外资银行代表处108家。上海市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副主任方星海对上海市场中外资银行竞争态势所作的分析认为，从*5年、*6年以及今年1-5月上海的情况看，外资银行的网点扩张和业务增长速度都很快，中资银行感到了不小的竞争压力。

方星海称，针对自身的强弱项，目前外资银行把竞争重点放在以下方面：一是加紧业务扩张和网点布局；二是突出自身优势，把市场拓展重点放在优质个人和中资企业上；三是通过与中资银行的合作，弥补网点不足和渠道方面的劣势。

而中资银行则纷纷在其总行统一部署下，加快内部改革和管理创新、业务创新步伐。一是加快内部改革，在公司治理、流程再造、绩效管理等方面推出新的措施；二是加快产品创新；三是努力争取综合经营，积极开展对外合作。

论坛上，数家中外资银行的高管对各自的竞争策略和应对措施也有所阐述。花旗银行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施瑞德表示，目前该行中国市场策略的重点是参股，如花旗参股了浦发银行和广发银行。他希望合作不仅仅局限于出钱，而更多是在其他业务领域的合作，是在为客户提供服务上。他表示，外资法人银行本地化以后将面临如何符合本地市场特点从事业务的问题。而荷兰银行亚洲区首席执行官尧在思则表示将注重于银行的可持续发展，注重支持创新的企业文化。

高盛亚太区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则表示目前外资银行在华的战略投资，既是一场盛宴，也有可能面临一个陷阱。由于目前国内银行的治理结构不同，外资参与的难度较大，决策机制和程序非常复杂，还会面临文化方面的冲突。同时，监管方面的审批层次多、利率没有市场化等都是风险。再加上宏观经济调控的风险、投资风险、经营风险等，外资的战略投资确实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地方。

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表示，中国银行业目前的新挑战在于业务结构转型。和国际银行业相比，中国银行业的业务结构滞后、非利息收入很低，面临传统信贷需求下滑，利润较低，核心竞争能力不强的危险，甚至面临丢失客户和丢失市场的危险。同时，监管改革和市场化进程加快，中国银行业开始“脱媒”。但同时，随着个人财富的增长，商业银行的盈利渠道也在拓宽。新的竞争产品主要在于高增值中间业务，结构性、跨境性、批发性业务、外汇资金衍生品等。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任重道远

作为中资银行的主力军，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进展情况将直接决定其在中外资银行竞争中所处的位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认为“任重而道远”正是当前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状况的写照。

在谈到深化商业银行改革面临的挑战时，吴晓灵指出，商业银行要完善治理结构；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提高整体竞争力，提高产品定价能力，加快组织结构和管理理念的变革，健全“三会一层”的协同制衡机制，实现总分行制向垂直化管理体制的过渡。

吴晓灵强调，要使汇金公司（未来的外汇投资公司）成为真正市场化运作的投资公司。她说，未来中央汇金投资公司将被整合进国家外汇投资公司，而后者将要成为真正市场化运作的投资公司。她表示，无论今后国家在组建外汇投资公司时采取何种模式，用控股公司的方式落实出资人责任的政策取向是不会改变的。

因此，在今后的工作当中，首先要使汇金公司（或今后的外汇投资公司）成为真正市场化运作的公司，在国家投入资金的总额内，它应该具有对所持股份的处置权、分红的可支配权以及在划定的投资方向上的投资决策权。

推进公司治理改革，是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的演讲主题。蒋定之称，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进展是明显的，但较之国际先进水平，差距也是明显的，尤其要清醒地看到3个方面：一是当前公司治理的有效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特别是“三会一层”之间尚未形成畅通的信息沟通机制、有效的制衡关系和明晰的职责边界。二是现有人事管理体制还不能适应现代金融企业的发展需要。三是公司治理改革“上下联动”还远未到位，分支机构的运行机制还没有实质性转变，改革向纵深推进的任务还很艰巨。

银行业发展期待良好外部环境

吴敬琏指出，银行业的健康发展首先取决于自身的努力，但此外还需要有一个好的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目前最重要的是以下4个方面：

第一，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从短期来看，宏观经济管理当局——财政部和央行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控制货币供应总量，并且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仅仅采取短期调控措施是不够的。

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靠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所以，要稳定宏观经济，从根本上说，要靠转变增长方式，把经济增长建立在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基础之上；更不能做表面文章，指望靠行政手段来平抑房价和消费物价的上涨和抑制资产泡沫。

第二，可靠、有效的社会信用体系。今后的任务，是要放开征信市场，使民间征信机构通过市场的有序竞争，为满足社会对信用信息的需求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对于失信的惩戒必须在法治的基础上进行。目前我国有关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体系大体形成，但是司法体系还存在较大缺陷。尤其是司法地方化，对社会信用体系的有效运转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必须尽快加以补救。

第三，良好的政策环境。近年来，中国政府对银行业采取了一些类的扶植政策，但还有一些重大的举措需要研究和实行。比如为了让本土银行也能够放开手脚提供多样性金融服务，必须加快研究决定银行业的混业经营和与之相关的监督问题。

第四，审慎有效的监管。中国银监会成立以来，在完善银行监管法规、完善监管方法方面作了许多工作，有不少的提高。但吴敬琏强调，“据我观察，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赋予银行监管机关超越合规性监管范围的任务，例如信贷额度的控制，贷款是否‘合乎产业政策的要求’等等任务。这样，就把是否合规的监管变成了对银行企业活动的微观干预，不利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