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思想/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60X(2000)04-0040-07

一

1943年7月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的时候，《解放日报》上出现一个新概念——思想。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全党的共识。这一共识来之不易。

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对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要时常加以提防。这些思想并没有引起当时党中央领导人应有的重视。大革命失败后，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并在实践中逐步制定和实行了一整套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使革命转败为胜的路线、战略和政策。这一切又遭到来自右的特别是“左”的错误路线的否定。

“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他们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低估开展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相反，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以城市工作为中心，幻想通过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形成所谓的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其结果，首先造成城市工作的失败，而后使乡村工作的绝大部分也遭到失败。

“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不了解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界限，急于求成，幻想超越民主革命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他们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还主张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农村则强调反对富农。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中间阶层以至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集团都可能参加抗日，这时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仍无视已经变化了的形势，依然实行极“左”的关门主义政策，从而使革命势力被孤立，使红军运动遭受挫折。

“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不了解正确的军事策略必须以正确的形势分析为前提，不了解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开展人民战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们不去客观地考察敌我力量的对比，不去正确判断革命形势的高潮和低落。因此，在应当防御的时候由于盲目实行所谓“进攻路线”而失败；在应当进攻的时候又由于不会组织正确的进攻而失败。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企图用“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致使革命陷入绝境。

中国共产党人是在血与火的战争中，在成功与挫折、胜利与失败的鲜明对比中认识到一系列决策的正确性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丧失了全部中央根据地，不得不踏上长征之路。长征途中在遵义会议上才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路线，确立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此，在的带领下，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再次实现国共合作，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人是通过学习的科学著作，学习马列主义，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认识到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性。延安时期在科学研究和理论创造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发表了一系列科学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主义被系统地中国化了。一方面，他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成中国形式，而且还大胆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中某些过时的、不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代之以适合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革命需要的新原理和新结论。另一方面，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来观察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总结中国近百年，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3次伟大革命战争的经验，经过深入分析、高度概括和多方面展开，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彻底胜利的系统的科学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抽象原理，通过的科学著作成为中国人民容易理解和便于掌握的思想武器，成为中国共产党行之有效的一整套理论、路线和政策。这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效地促进了全党在思想上的统一。

1943年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撰文指出：“在22年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同志。”[1](P291)他认为，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是，必须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一切错误路线实质上都是假马克思主义，而则代表着真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的干部党员都应该用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用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错误思想。接着，王稼祥在1943年7月8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思想”这个概念。他说，以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22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布尔什维主义。

思想的提出是历史的必然。在此前后，、陈云等党的领导人也曾使用的旗帜、路线、方向等术语来表达与思想同样的内容。而且早在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就使用过“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思想概念提出后，1943年11月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指出，遵义会议后，党的事业完全是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思想的指导之下”胜利地发展着。为此，我们每个同志都感到很幸福，同时也深感三风不正的危害和整风的重要。[2](P88)

通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党章的总纲中明确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偏向。在党章的条文上还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当时，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我们的党，已经在中国革命的长远道路上，在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中，在思想指导下，发展了与锻炼了自己。我们的党，在今后的长时期中，还要在继续深入地认识与利用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中，在思想指导下，去为达到自己目标而战斗，并继续发展自己与锻炼自己。”[1](P341)这是全党的共识，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审慎选择的结果。

二

思想的提出和确立具有深远的意义。从实践上看，它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凝聚了全党的力量，从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从理论上看，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领域。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之后，立即把它运用于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规律的研究。这一研究取得的成果使唯物史观获得科学的证明。后来，马克思又依据人类学和历史学提供的新材料进一步探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发展，不断拓展唯物史观应用发展的新领域。这些新领域的开拓反过来又继续证明、补充和完善原有的科学结论。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不断吸取实践发展和科学进步提供的新经验和新材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所在。

然而，马克思主义仍有尚待开拓的领域。由于马克思从事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地域主要在欧洲，他自然对西方资本主义有更直接、更深切的了解。尽管他作为科学家曾敏锐地观察到东西方社会之间的差异，作为革命家又理智地关注着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但是这种远距离的观察和关注只能是概括性的、原则性的。他虽然一般地提出了“东方问题”，却没有也不可能具体展开和深入实际地解决，更不可能创造关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系统理论。

列宁主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时代特征和俄国社会，解决俄国革命问题并取得成功的光辉典范。这一典范使马克思主义由科学变成了现实。中国人正是通过这一典范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尽管共产国际曾经给予中国革命许多具体指导和实际帮助，但是由于缺乏对中国社会历史及现实情况的深入了解和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准确把握，有些指导是行不通的，有些帮助是错误的。盲目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只能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灾难。因此，俄国的经验不一定适合中国，也不应该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中国革命需要自己的理论。

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和中国命结合起来，科学地分析了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的历史和现状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诸多复杂问题。这一理论成果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普遍意义，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和社会革命的理论增添了新内容，为研究东方社会和解决“东方问题”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实例。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3]这段话同时也说明了思想对于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并且为中国人民所掌握，这正是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