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某些西方学者在思想的研究中，认为思想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因素，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伪装的民粹主义。本文概括出这种观点得以提出的四个主要依据，即所谓关于历史发展的主观唯心论、所谓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与农民自发意识的推崇、关于革命道路上对农民革命的偏爱和所谓对落后优越性的浪漫主义赞赏，并逐一对它们进行分析，从中得出结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正文】

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维系我们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是我国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思想保证。同时，思想作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日益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但是由于观点和方法的偏差，有些学者对思想有种种曲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曲解就是认为思想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因素，并有断言，正是这种民粹主义因素在某些方面左右着中国革命的进程。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在其论著《的中国及其发展》中说：“民粹观念的冲动曾是革命时代的主义的特点。”（［美］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第167页）同时他又认为，在革命胜利后，民粹主义还存在于思想中并影响社会的进程。因此他断言：“不仅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伪装下民粹主义者而且民粹主义思想和要求还深刻地影响了他修改和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同上书，第51页）有些日本学者也认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俄国民粹主义者”，象“群众路线这个后来由定型化的革命观和人生观念，可以从俄国民粹主义中找到它的背景”，“在思想背景下有俄国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作为他终生不变的思想上的潜流在持续不断地流动着。”（《日本学者视野中的》第26-30页）

这个观点涉及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扭曲或变形、甚至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相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民粹主义是十九世纪后期出现在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其一系列观点的形成和演变始终反映出小生产者的目光短浅、互相隔绝，对自己单独经营的田园生活方式的依恋心理，它充其量是一种狭隘的、落后的社会主义思潮，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在哲学上，民粹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地把适合“人类天性”的社会理想等主观意识看作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认为历史只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在历史主体问题上，民粹主义断言英雄创造历史，而视群众为“群氓”；在历史进程问题上，民粹主义否认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历史作用，主张在小生产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革命力量问题上，民粹主义否认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而断言农民是“本能的社会主义者”和“天然的革命者”，只要唤起农民、发展农民“村社”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但是，民粹主义并不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正如列宁所说的，它只是从小资产阶级立场上代表农民的利益。对民粹主义的这些思想，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批判，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扫除了障碍。

认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根据之一，是所谓思想关于历史发展的主观唯心主义因素。梅斯纳说，“强调觉悟在创造历史和革命方面的作用，这反映出主义长期存在的唯意志论和民粹主义倾向”。（［美］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第55页）他说：“主义者认为‘主观能够创造客观是首要的信念’”，（同上书，第337页）“对来说，决定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且革命的最重要因素是人们的思想和他们从事革命的意愿。”（同上书，第55页）

我们先来看看，思想究竟有没有把精神性的意识、意志和觉悟看作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曾清楚指出，“感觉和思想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哲学批注集》第145页）“世界是物质的，不是精神的。物质决定精神，不是精神决定物质。”（同上书，第296页）“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选集》第1卷第384页）“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同上书，第302页）

当然，思想并不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在坚持物质因素的首要作用的前提下，思想的确具有重视精神、意识、觉悟作用的特点。例如1936年在总结战争的经验教训时就说过：“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他又说过，“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同上书，第182页）还从哲学理论的角度指出：“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同上书，第326页）

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思想关于物质的作用和精神的作用并不是等量齐观的。思想将物质的作用看作本原性的、第一性的作用，而精神的作用、甚至决定作用是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就一定意义上讲的。如果坚持了物质决定作用就不能肯定精神的巨大作用，那就贬低了人的主体价值和作用，最终必然陷入宿命论。假如强调精神、意识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就是民粹主义因素的话，那么恩格斯的“赢得战争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232页；第16卷第211页）的论述也是民粹主义的了。

毋庸讳言，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的某些阶段，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确犯过某种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的错误，但是我们认为，这些错误并不是民粹主义潜流的显现，而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在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挫折和偏差，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社会原因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挖掘。然而从根本上说，思想关于历史发展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展开。

认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依据之二是所谓它对职业专长的敌视，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极不信任态度和对群众特别是农民自发意识的推崇。（［美］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第48页）梅斯纳说十分欣赏农民天生的“智慧”而很不信任城市知识分子所带来的知识。（同上书，第192页）永野英身把与巴枯宁作类比，断定是个民粹主义者而不是马列主义者。他说，说的“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与巴枯宁的“农民是不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是一致的，甚至他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与巴枯宁说的“只有人民自发的行动，才能创造人民的自由”是相似的，（《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思想》第30页）的群众路线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路线。

我们认为，这些观点中存在着很多误解。长期以来，我们党对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是极为重视的。早在抗战时期就指出：“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选集》第2卷第618页）“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同上书，第620页）因此，提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加强革命知识分子队伍的建设。之后还指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选集》第5卷第227页）“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同上书，第462页）“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同上书，第472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就是群众史观。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选集》第3卷第103页）并确立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与巴枯宁推崇人民自发意识的思想相反，在肯定人民历史创造作用的同时，思想也强调教育群众的重要性，克服群众行动的自发性，增强其自觉性。说，“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为解放自己而斗争”。（《选集》第4卷第1322页）

事实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本质区别在这里特别突出。民粹主义否认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它认为创造历史的是“个别杰出人物即‘英雄’；群众、‘群氓’、人民、阶级是盲目地跟着英雄走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2-13页）而思想坚持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认为，“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选集》第4卷第1260页）

对于谁是革命的基本骨干力量，西方一些学者认为特别推崇农民阶级而完全不重视城市工人阶级，从而把思想与民粹主义扯上关系。然而实际上，及其战友始终把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基本骨干力量，革命的领导者和生力军。说：“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选集》第1卷第298页）“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选集》第4卷第1479页）虽然中国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然而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