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德论坛论文范文第1篇

师德，即指教师的职业道德，是一种美德。以美德孕育人生，人生才有价值；以美德浇灌生活，生活才有意义。同样，承担着为国育才的重大使命的人民教师，他们的师德如何，直接关系到生活，关系到社会，关系到百年大计。

师德是调整教师与学校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以及教师与本职工作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具有非强制性，对教师的言行起指导和规范作用。“德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其必备的首要条件就是要具有高尚的师德。教师的职业道德素质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还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风貌产生深远影响。那么，新时期的教师应该具备哪些职业道德呢？

一、教师必须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学生是社会和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栋梁之才。当今社会，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国家之间交流日益频繁，各种不良思想与意识难免会侵害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因此，作为教师，应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提高自身政治觉悟，坚持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意义。从而用正确的思想教育引导学生，用自身的行动带动感染学生。

二、教师必须互相学习，团结协作。从表面上看，教师的职业是个体劳动。其实需要教师之间的团结协作。在教学中，各门学科都是相通的，而各个教师的教学方法各异。因此，教师之间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三、教师必须树立献身教育的信念。干一行爱一行。作为一名教师，不能被金钱所诱惑。选择教师就选择了清贫，选择教师就选择了平凡。因此，我们要全身心的得投入到工作中，一心一意为教育事业而奋斗拼搏。

二、教师必须牢固树立“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学生”的意识。作为教师，热爱学生是我们的天职。我们的工作特性就是：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学生。当我写到这的时候，我不由得想到了5．12那场大地震，震动了全国人民的心，也正是在地震中，出现了谭千秋与范美忠两位教师，他们的师德体现，引发一场关于人性的“地震”。天灾无情，人间有爱。大灾中才能体现大爱。“我会牢记你那永恒的瞬间。你那张开的双臂，是一双恪尽职守、充满无私大爱的双臂。当大灾到来时，那双手臂不是急于寻求自身的安命，而是坚强不屈地担负起保护学生的职责。”当这段话在被救的学生口中说出的时候，我们深切感受到人性的伟大，让我们感叹，这是真正的师德，从而使我们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聚焦在教师身上。谭千秋，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在地震发生的一瞬间，从死神手中夺回四个年轻的生命，而他自己却永远离我们而去了。谭千秋，伟大的英雄，更是伟大的人民教师。那一刻，是一种本能，更是一种崇高的师德体现，铸造了新时期教师的师魂。同样的一位人民教师范美忠在大难中独自逃生并说了这样一句话：“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范美忠的师德如何，答案毋庸置疑。虽然我们不能把他上升到道德败坏的程度，但是，他的这一优秀教师的身份在公众面前会大大降低。

“师德”这两个字是抽象的，我们真的很难衡量一个教师师德的好坏，虽然也有一定的标准。我们都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在当今社会，我们如何提高自身的师德修养呢？

一、张显人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作为教师，我们是学生人生的引导者，应该把他们生命中最好的一面张显出来。我们不应侃侃而谈，而应体现在实际行动中。在地震中，学生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关爱，从而体现“人性”的神圣。师德的核心就是人性，我们应该把“人性”植根于学生心中，使每个学生闪耀“人性”的光芒。

二、学校应制定职业道德规范，逐步提升教师的师德素质。作为一所学校，我们应制定适合本校的职业道德规范。规范中有明确的奖惩措施，可以作为教师的正身镜，时时检验教师的师德情怀。这样不仅可以约束教师的不良行为，而且可以提升教师的道德素质。

三、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活到老，学到老。当今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日趋加快。我们不能永远啃“老本”，否则我们就会被社会淘汰。因此，学习是教师常驻教育行业的“灵丹妙药”。在工作中，多反思、多总结。经常向有经验的教师学习、请教。因此，我们应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并拓宽自身知识面。从而成为一名有魅力的教师。

四、善于承担责任、甘于平凡。教师的职业是枯燥的、乏味的。而又是具有艺术性的。因为它的职责是在教育人，活生生的“社会人”。所以我们肩上的担子是沉重的。而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们应勇于承担这个神圣的使命。同时，我们也深知：备课、上课、批改作业三点一线式的生活日日循环。生活似乎没有一点色彩，工作没有一丝积极性，从而贻误了学生--新时期的接班人。因此，作为一名教师，我们要耐得住寂寞，甘于平凡，在平凡而神圣的工作中寻找快乐，寻找幸福。生活中中不是没有美，而是我们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师德论坛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理论建设系统性研究理论创新理论权力化

对于一个政党来说，理论成熟是政治成熟的基础，理论清醒是政治清醒的保证．理论先进是政治先进的前提。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理论建设贯穿始终。新的历史时期．党要提高其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必须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促进党的事业健康发展。

一、加强理论的系统性研究

党的历史上之所以屡屡出现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盛行．出现或“左”或右的错误倾向．其根源就在于党的理论基础薄弱，理论水平不高．主要表现为党在理论建设上过于功利化，偏重实用性而缺乏系统性研究。就理论基础而言，中国与俄国相比有明显的不足。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俄国十月革命前，大约有3O多年时间，以普列汉诺夫、列宁为代表的一批革命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和宣传．出现了一批水平很高的理论著作从而全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列宁主义。这为十月革命进行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中国在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零散的、琐碎的。中国革命者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中国特殊国情的需要相结合的情况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从一开始就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其它理论组成部分学习研究不够。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研究，为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按其革命所需取舍理论，边学边用，实用性、功利性明显。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缺乏系统的学习与研究．直接影响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体把握．使党在理论准备上显得相对薄弱，党员理论功底也不雄厚。

由于建党时理论准备不足．建党后又一度出现了轻视理论研究的倾向，给党的理论建设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使我们党长期以来理论水平显得不高。在延安时曾说：“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直到思想的成熟，党才有了革命建设理论。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理论建设薄弱，缺陷更加明显。在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基础上进入社会主义．更加迫切需要理论指导。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长期都没有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本质问题。就更不用提在其它各方面进行理论的指导了。在一无理论指导，二无经验可循的情况下，只能边建设边探索。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教条式理解；另一方面．又把过去革命时的经验照搬照抄．结果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越来越严重。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理论建设也远远落后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摸着石头过河”既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试验．也是对党的理论建设的伟大探索。邓小平曾专门强调党的各级干部，要学习和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决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是理论工作的任何巨大前进所不可缺少的”。

二、加强理论创新，减少诠释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理论创新是基础，是一切创新的先导，是引导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先进的科学的思想理论来自于不断的理论创新，守旧没有出路。只有理论创新才能使党的理论建设繁荣兴盛。不可否认，作为先进的政党，党的理论建设中还存在重宣传、轻研究、诠释多、创新不足的问题。

以前，由于条件限制，很难展开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党的理论工作者的主要工作是进行理论宣传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活动。因此．理论活动中翻译经典著作多，自身理论著述少；学院式著作多，真正深入中国政治、经济、历史和社会的著作少；即使专著也是“述”多“著”少，更多是为对经典著作的诠释。今天，这种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改变。

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理论需要灌输和宣传．但不能停留在诠释层次上。当前，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复杂问题需要理论工作者去研究，去解决，需要提出创新性的理论。但许多理论工作者却缺乏创新精神，把自己仅仅当成理论宣传员。跟着形势报，把丰富的、充满活力的社会科学理论搞得抽象玄奥和空洞神秘．既得不到人民群众的认可与赞赏，也难以产生实际的社会价值。

理论需要继承，更需要创新，创新永无止境。从党的事业出发，马克思主义更需要人们进行深层次思考．学习、宣传、研究和运用要适应时代，指导各项事业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一个基本功能，就是用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武装社会成员，为社会发展提供健康向上的思想导向。

以科学理论武装人是一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武装人，决非一般的宣传、诠释．而是包含着十分丰富的理论研究与创新，有着深刻内涵的理论拓展工作，需要理论工作者具备坚实的理论功底。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逐步丧失了理论的科学性和战斗力，导致错误丛生，各种思想泛滥。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个学风问题，如果把基本原理与具体结论、方案混淆，势必阻碍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离开本国实际和时展，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既没有意义也没有出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必然就阻碍理论发展。学习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是学习精神和方法。不断地去进行理论创新

三、克服理论的权力化现象

我们党建党以来，一种现象时有发展：谁有权谁就有理论，谁就是理论权威。具体表现为官大理论深，权大理论真；各级领导出理论，各级领导当权威。陈独秀、李立三时期如此，王明时期更为严重，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只要与他们意见不一致。就一律被宣布为“右倾机会主义”。遵义会议后，这种错误倾向得到纠正，党的理论建设逐渐形成健康发展的风气。

师德论坛论文范文第3篇

那么，如何使德育工作入耳、入脑、入心呢？如何使学生们的心灵得到大锤炼、大净化、大升华呢？当然，上好政治理论课，加强思想教育，搞好日常的一些活动，组织学生学习有关的文件资料等等，都是十分必要的，并且我们每一所高校都已经积累和正在积累着丰富的行之有效的经验。但德育工作的艺术化问题则尚未受到足够重视。德育工作“雨过地皮干”的现象务必扭转。应当指出，这是一个较普通的问题。这一问题不克服，就不能保证德育工作收到预期的效果。而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德育工作不细致、不扎实、不深入，说得严重点儿，有时甚至是应个景、应个名，所收实效甚微。表现最明显的，比如，有时的政治学习，由于学习方法缺乏新意，缺乏吸引力，读文件、讲材料、作辅导的人累得满头大汗，嘴干舌燥，可听的人呢，有的看小说，有的翻画报，有的窃窃私语，心根本没在政治学习上，致使政治学习流于形式。究其原因，重要的一条是政治理论学习方法不够灵活多样，换句话说就是，学习方式缺乏艺术性。又如，开展“学雷峰，做好事”活动，每年3月份都要掀起高潮的，可是3月份一过去，声势马上减弱了，没有保持长久的旺盛势头，所以有人说：“雷峰3月来，4月走，想留雷峰留不住，只怨活动不长久。”在高校里还有些屡禁不止的新生入学时和毕业生离校前夕，学校就刮请客风、吃喝风、老乡风、恋爱风；有的学生描眉涂唇染指甲，追求吃喝玩乐。沉湎于颓废的生活方式中；还有的学生做小生意，搞营销，想赚点小钱，学学经商的行当。诸如此类的不正常表现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上述现象必须引起我们做德育工作的同志高度重视，这说明我们的德育工作还必须大力加强和改进。那么，如何加强和改进呢？

一、政治理论学习的方式要有艺术性

我们平时采取的知识竟赛、开卷或闭卷考试、学习经验交流会、写心得体会、时事报告会、看电视或录像等等，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和措施，应当继续推广。除此之外，路子应当进一步拓宽，眼界应当进一步开阔。有的高校已经把大型文献记录片《邓小平》引入了课堂，使大学生们受到了形象化、艺术化的深刻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有的高校把全国第一部向青少年宣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绘画本读物《光辉的旗帜》发给了大学生。大学生们认为，这部以政治抒情诗般的语言和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绘画形式，讴歌了邓小平同志及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展示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践这一科学理论的成功历程。

还有的高校针对大学生中存在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经常举办形式活泼、内容新颖、格调高雅的各类活动。比如：有的高校为做好新生入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除对他们加强教育外，每个新生要轮流劳动一周，并把劳动情况载入档案，从而增强了学生的劳动观念，激发了劳动热情，使之在劳动中受到了教育，在实践中提高了思想政治素质。为了使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高校与高校之间，联合举办辩论赛、演讲赛、巡回报告等活动。这些活动强烈地吸引了大学生，很有感染力、说服力和号召力，一扫直白说教的沉闷气氛，给大学生们送来了缕缕清新的春风，使之大受教益。

二、德育工作的艺术化要围绕大学生们最关切的事情做文章

香港回归是同学们最关心的一件大事，大学校园里涌起了“香港热”。随着香港回归祖国日期的临近，这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国两制”伟大方针教育的大好时机，不少大学校园里树起了“香港回归倒计时”电子指示牌，这样便于同学们对香港回归期一目了然。有些高校还聘请专家、学者、作家、画家等有关人士，以及学校与学校联合，广大师生参与，举办以“迎香港回归，塑民族之魂”大型系列活动；有的以“东方之珠的光彩”为主题，制作香港回归的专题节目；还有的大学组织学生骑自行车长途跋涉，到达深圳罗湖口岸，沿途散发宣传材料，举办座谈会，广泛宣传香港基本法及香港回归的历史意义。通过以上各种活动，同学们一致认为，一百年前香港的割让，意味着一个王朝的衰落；英国在香港实行了一百多年的殖民统治，这是中国历史上耻辱的一页；今天香港回归祖国，这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振兴。

由此不难看出，形象化、艺术化的德育工作具有多么强大的震撼力。

三、德育工作的艺术化要紧密联系大学生身边的人和事

在进行德育工作的过程中，只有紧密联系同学们周围的人和事，他们才会感到看得见摸得着，可亲、可敬、可学，最实际，因此学起来才最有效果。有一件真实的事：太行山深处的修武县土岭村，由于罕见的狂风暴雨的连日肆虐，使韩茜家后面上崖上的一块巨石突然滚落，把韩家的一间平房砸塌了，韩茜的妈妈和弟弟不幸遇难。正当韩家陷入万分悲痛之中的时候，韩茜收到了河南城建高等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而韩家父女因无力负担学杂费而愁上加愁。河南城建高专师生获悉韩家的特殊情况后，不仅免除了韩茜的全部学杂费，大家还纷纷捐款，终于使韩茜圆了大学梦。随后，学校根据这件事，编了一个剧本《暖流》。戏很吸引人，在全校多次上演，并且由韩茜本人担当主角，这个戏演一次，满场学生感动得哭一次，学生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一次。全校一年为特困生筹措、发放补助金3万多元，先后救助了800多名学生。同时，出现了大量好人好事，有舍己救人的，有与歹徒搏斗的，有助人为乐的，使学雷锋活动开展得越来越扎实。这就是德育工作艺术化的魅力。

师德论坛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舆论监督；主流媒体

今年的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要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和行政复议制度，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总理这番话体现了中央政府“进一步奉行以人为本理念、广开言路、打造责任政府的决心。”。但同时也显示了作为舆论监督的主要职能部门，尤其是主流媒体应当承担起舆论监督的重任。

一、主流媒体观

对于什么是主流媒体，有很多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强调媒体的政治属性。如复且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周胜林认为：“主流媒体是影响力大、起主导作用、能够代表或左右舆论的省级以上媒体，主要是指中央、各省(市、区)党委机关报和中央、各省(市、区)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其他一些大报大台。”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副司长王国庆：“主流媒体就是承担重要的宣传任务和功能，覆盖面广，品牌性强，影响力大的强势媒体。”

第二类，注重对受众的关照。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认为：“主流媒体就是关注社会发展的主流问题，成为社会主流人群所倚重的资讯来源和思想来源的高级媒体。”

第三类，突出媒体的社会影响力。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邵志择：“主流媒体就是依靠主流资本，面向主流受众，运用主流的表现方式，体现主流观念和主流生活方式，在社会中享有较高声誉的媒体。”。玄洪友：“在我看来，主流媒体就是社会公认的，具备一定的规模，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主要的媒体。”。

此外，还有不少关于什么是主流媒体的讨论文章，见仁见智，各有特点，但假以传播学视角审视，则大多仍是以传者本位观来看待主流媒体。这在当下受众本位观的回归环境下，有些定义显然是值得商榷的。从本质上来说，一个媒体能否成为主流媒介，关键是看社会公众是否认可。因此，讲主流媒体就不能不把媒介的社会影响力作为考核衡量的首要标准。西方对主流媒体的理解大致有这样几个要素：严肃，报道政治新闻，能影响社会的政治进程。如英国的《泰晤士报》，美国的《纽约时报》。其实，对媒体要求以报道客观公正的新闻也好，或是要求报道严肃新闻也好，抑或者宣传主流价值观也好等等，其终极追求不外乎是取得公众信任，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以期在社会公众中树立一种良好的媒介形象。是故，一个媒体能否成为主流媒体关键看在社会中有没有较高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信誉度。

二、主流媒体与舆论监督

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和信誉度主要源自于舆论监督。

1.从理论上讲，开展舆论监督是媒介的基本功能，通过舆论监督，充当社会的“雷达”，社会风气的“守望者”，舆论监督是社会体系之树的“啄木鸟”，能起到祛邪去病之功效。梁启超在1902年《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就明确提出报馆的两大天职：“一日，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二日，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徐宝璜：“代表舆论，亦新闻纸重要职务之一。”“新闻纸欲尽代表舆论之职，其编辑应默察国民多数对于各重要事之舆论，取其正当者，著论立说，代为发表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舆论监督时，同样主张拿起舆论监督的武器。1891年恩格斯在一封信中说：“要使人民不要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作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他和马克思始终认为，批评和监督党组织的领导机关是党报的神圣权利。

2.从实践应用上看，一个媒体能否成为主流媒体，还需要看受众是否认可。实践证明，那些在重大社会事件当中，在矛盾冲突的顶端，敢于进行舆论监督的媒体，往往是受众最认可，最钦佩的媒体。譬如曾经以舆论监督而名闻当代的《南方周末》，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骤然暴起，与其强大的尖锐的舆论监督报道密不可分。如果在重大社会问题上或重大突发事件当中，出于某种利益的或者是其他原因，不能承担起媒介的基本功能，不能进行有效的舆论监督，这样的媒体，即使规模再大，发行量再多，也不能称之为主流媒体。充其量只能成为“大”媒体或集团媒体，而不是社会所承认的主流媒体。社会的主流媒体在社会重大事件当中往往能言公众之欲言、想言，站在社会公众的立场上对社会问题进行及时的舆论监督。譬如央视的“焦点访谈”栏目，人民网首次揭发广西南丹矿难的黑幕，新华社关于对中国“”事件的监督，湖北巴东的邓玉娇事件，以及近年兴起的利用网络对众多贪污分子、黑恶势力的监督等。

三、媒体如何开展正确的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的开展要讲究正确与否。开展舆论监督不是刻意“揭丑”，不是哗众取宠式的一哄而上，也不是利用手中的媒介公权进行打击报复。它应该是一种社会正义的弘扬，是对社会丑陋的揭露，对罪恶进行鞭挞的有力武器，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1.新闻舆论应对关系国计民生、社会重大影响的问题进行监督

那些关系国计民生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社会事件，是社会的敏感问题，同时也是最广大社会群体关注的核心问题。利用新闻媒介对这些问题进行严格的监督，既符合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理论，又能较好的满足最广大群众对重大事件的知情权的实现。能够在年这一领域进行较为广泛的舆论监督，既能体现党和国家勇于面对社会前进中的挫折，又极大程度地调动社会群众力量进行舆论监督，使社会形成合理监督的良好风尚。而且，对重大社会问题进行监督也往往具有示范的价值和效果。譬如对重庆打击黑恶势力的监督报道就具有非常显著的示范作用。新闻媒体在整个的打黑过程中始终能够进行合理的监督报道；同时，重庆市主要领导也能虚怀如，奋，勇于和敢于面对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意见和建议。这样的监督对配合做好党和政府的重大工作有百利而无一害。相反，那些只是在社会的枝枝叶叶上做文章，做些隔靴搔痒式所谓监督，不涉及社会的深层次的方方面面的利益的监督，是起不到真正的舆论监督功效，也体现不出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功能。

2.舆论监督要以能解决实际问题为要。

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所有的舆论监督最终都是为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服务的，是为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服务的。因此，舆论监督不能简单化，不能为监督而监督，为此，在实际监督中我们要坚持两点：

其一，是坚持舆论监督的“敢言”。所谓敢言，就是面对重大社会问题、社会现象，不为利益、权势和黑暗所屈服，敢于伸张正义，言别人之不敢言，及时道出事实真相，还事实以本来面目。让人民在解读事实真相的过程中正确认识事件是非曲直，让新闻当事人的丑态在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昭然若揭，起到鞭打丑恶，扶正怯邪的功效，最终促使事件向好的有利于社会的方向发展。2009年的湖北巴东县邓玉娇事件就是得益于新闻媒介的适时跟进监督，才使事件得到今天这样的结果。

其二，要警惕“批评就是一切”的错误认识。舆论监督的最终目的在于促使问题的妥善解决，有些问题可能一时还无法解决，这就要求监督者能认清形势，从政府的大局出发，进行适当的舆论引导，化解社会矛盾。我们反对那些只顾“为民请命”，不顾党和政府的工作实际的做法，更反对利用舆论监督之便，对被监督对象进行打击、报复，这样的监督是对问题的解决是没有任何的益处的，甚至是适得其反，造成党和政府工作的被动局面，加深群众的不满情绪。超级秘书网

3.舆论监督应该得到相关领导部门的重视和确立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保护

师德论坛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一百年 ；三农问题 ；探索 ；启示

中国共产党从 1921 年成立至今，始终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懈奋斗。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又是一个农业和农村经济十分薄弱的国家，可以说，三农问题在过去 100 年里都是制约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日起，就对三农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践探索。

 一、中国共产党 100 年来对三农问题的探索

 （一）从 1921 年建党到 1949 年建国期间，我们党对三农探索重点是解决民主革命时期的力量来源问题

我们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一开始，对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认识的深度不够。中共一大和二大确定的指导方向都侧重于发动工人阶级和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对农民的力量和工农联合重要性的认识是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而不断深入的。1927 年深入湖南农村，通过长达 32 天的实地调查，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在全面总结湖南农民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和任务，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工农武装割据、依靠农民群众争取抗日战争胜利方面进行过大量探索。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全国土地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要将生产资料收归公有，这是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战斗纲领，保证运动健康发展，为团结绝大多数农民群众积极支持和参加人民解放战争创造了条件。可以判断，建立政权前中国共产党对于三农问题的主要理论可以归结于农民是革命和建设的主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是中国革命的根据地。从某种意义上讲，领导三农工作主要是为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核心在于解决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基地和力量问题。

（二）1949-1956 年期间，我们党对三农探索重点是通过和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0 年，中央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实行，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农民获得了一定的土地权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较好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但中国共产党认为只解决了反封建问题，而没有解决小农经济的落后、分散、生产率低下等问题，并且小农经济自发发展的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化而不会是社会主义化。因此，如何使中国广大农民既摆脱资本主义式的发展道路，又能够迅速改变农村经济的落后面貌，就成为之后中国共产党考虑三农问题的焦点。为此，中央曾多次召开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等，试图通过农民互助方式引导农民走集体致富的道路。从 1953 年到 1956 年，党一直以阶级观点来看待和处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改造后产生的问题，追求自身富裕的农民成为被摈弃的对象。可以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一方面解决或缓和了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但另一方面又制造了新的矛盾 ：集体经济的低效率、城乡隔绝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矛盾。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完成“耕者有其田”和对分散落后的农民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两次历史性社会变革。

（三）1956-1978 年期间，我们党对三农探索由于大的政治环境影响在曲折中徘徊前进

1958 年发动的“”是从农业开始的，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揭开了这一运动的序幕。伴随“”[2]，政社合一的很快兴起。“左倾”的错误、“”及化运动对三农造成了不良后果，如农村混乱，干群关系紧张。全党进行了反思，决心努力纠错。过程中虽有曲折、反复和失误，但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农业总产量及粮棉产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许多农业基础设施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布局和建设的。应该说“”和初衷是解决吃饭问题，出发点是好的，但方法论出了问题，脱离实际、盲目大干快上。“”时期，“”等反革命集团认为农民的个体小生产是产生农村资本主义的源头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因此把经济有所攀升的农民作为批判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在农村大揪资本主义，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按劳分配，只准农民搞集体粮食生产，不准搞副业等多种经营。尽管以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仍千方百计落实农业政策思路，务实地对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进行了调整，使农业经济有一定发展。但总体看，农业生产仍增长缓慢，农业结构不合理，农民收入低下，经不少地方实验行之有效的包产到户也被封杀，农民普遍缺乏生产积极性。

 （四）1978 年到中共十八大召开期间，我们党对三农问题认识论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基本经营制度确立为代表的改革步伐日益加快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新的改革尝试，给农民自主权，尊重农民的选择，不再要求为国家的工业化而影响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邓小平同志曾说“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一年翻了身，改变了面貌”[3]。于是，政社合一的被废除，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取代了集体统一生产和经营，努力破除“公地悲剧”；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取代了单一公有制，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也开始松弛，小城镇化和农民异地流动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可以说，这一时期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巨大成就，为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提供了证据。在认识论上，中国共产党改变了过去长期强调的农业为工业、农村为城市提供积累的贡献型观点，将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和城镇化作为根本改造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因素。这一时期三农快速发展标志性代表之一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究其原因，家庭承包经营变革，诱发了乡镇企业这一市场主体，中央搞活经济的政策加速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可以说，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制度创新的产物。同志继承了和邓小平的三农基础地位的思想，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以减轻农民负担，在农村实行规范化、法制化管理。同志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跳出了“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的传统思维方式，同时提出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这一时期标志性成就之一是 2006 年全面取消农业税。总的看，这一时期农业农村持续发展，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束缚，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三农发展思路。

（五）中共十八以来，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日益加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推动三农事业

发展迈上快车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三农问题始终予以高度重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加强了党对三农工作领导。党的三农政策主要围绕农村改革、农业现代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赢脱贫攻坚战这几个方面展开，其目的是要实现城乡均衡化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建成全面小康。相比之前三农政策，这一时期政策更加多维。特别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不仅体现了我们党巨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勇气，同时体现了我们党深厚的三农情怀。“精准扶贫”是 2013 年在湖南考察时提出的，后来发展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核心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具体措施是扶贫对象精准、措施到户要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在此理论指导下形成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使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有机结合，推动了长期困扰我国农村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乡村振兴”战略是在党的报告中提出的，这是我们党在新形势解决三农问题作出的新战略，核心要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4]。可以说，这一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后，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深厚情怀和对初心与使命坚守的创新，是基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政治定位提出的，必将开创中国特色三农事业崭新局面。从我们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轨迹看，虽然不同历史时期依据不同特征提出不同任务，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予以保证。但中国共产党对于三农工作的重视和全面领导一脉相承，这种重视和全面领导不仅写进了各时期的历史文献中，也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三农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国共产党人重要理论和政策贡献

 回顾 100 年来中国三农革命、建设、改革、振兴的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立足国情农情，领导亿万农民艰难探索、筚路蓝缕，谱写了三农改革发展的壮丽篇章。我国三农事业取得明显成就，主要有几方面的表现。一是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粮食总产量为 2000 多亿斤，后粮食生产有了一定发展，但未能突破 4000 亿斤，2020 年粮食生产实现 1.3 万亿以上，“菜篮子”“果盘子”“奶瓶子”供给充足，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二是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5575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取得历史性成就，共同富裕取得重大进展。三是农业现代化有了质的飞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60%，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70%，主要农作物实现良种全覆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稳定在 97% 以上。四是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明显提升。基本实现村村通、通硬化路和 4G 网络，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 65%，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本实现全覆盖。五是农民收入不断增加。2019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万元，增速连续10年高于城镇居民。六是中国特色三农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不断完善，搭建起新一轮农村改革的“四梁八柱”并持续推进。三农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总结的理论和作出的政策，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关于农业地位的问题，深刻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其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

中国共产党在对农村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科学规律。在抗战时期，解放区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坚持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的方针。在解放战争时期，《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农业是基础”命题。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理论上对工业发展规模受到农业生产状况制约这一规律开始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在谈到工业与农业发展的辩证关系时，提出过“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思想。进入新时期，多次强调坚决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必须长期坚持、毫不动摇[5]。他曾谈到 2020 年的肺炎疫情十分严重，但中国社会始终保持稳定，粮食和重要农副产品稳定供给功不可没[6]。这些论述都深刻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

（二）关于农村经营制度的问题，探索出“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建国前的漫长历史中，私有制下的土地分散经营使得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缓慢。要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解放出来，第一步是将土地归还农民，第二步是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为此我党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虽然最初“一大二公”的体制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但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将安徽小岗村的经验在全国推开，并在农村率先改革，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体制使农户既有生产经营自主权，又坚持了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必要的统一经营，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可容纳不同水平的生产力，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这是我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的伟大创造[7]，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使我国农民很快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总体小康迈进。进入新时期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实践发展要求，不断丰富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的有效实现形式，提出“三权分置”并行的重大改革思路[8]，这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又一次重大制度创新，推动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更具活力，可以说是对经营制度的加强和完善。

（三）关于农民富裕富足的问题，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乡镇企业、税费改革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

传统观念认为农民生活的改善来自于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的提高。建国初同志曾深入多地调查研究，系统总结了农民增产的经验， 提出了“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农业八字宪法[9]，概括出中国农业的发展必须走“科技兴农、集约经营”的道路。土地的集约化经营，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但没有根本解决增加农民收入问题，没有达成农业强后农民富的目标。70 年代末，苏南农村兴办乡镇企业，作为城市经济的拾遗补缺，既转移了农村剩余劳力，又增加了农民收入。中国共产党对此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如对乡镇企业实行信贷、税收优惠，鼓励农民发展采矿和其他开发性事业等，并提出在实际工作中应当把“无工不富”与“无农不稳”有机地结合起来，乡镇企业在特定时期、特定区域对于农民增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中国共产党认为，农民的富裕富足，一方面是增收，另一方面还在于减负。我们党积极探索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提出通过费改税的方式，从分配上理顺国家、集体、农民三者关系，推动农民负担监管工作走上规范化、法制化轨道。进入新时期，同志也多次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 我们党在政策层面落实落细到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多个方面，可以说政策更加细化、多元、完善。

 三、中国共产党探索领导三农工作的历史启示

 回顾 100 多年来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和实践历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带给我们几点深刻启示。

（一）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既是对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史经验的总结，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实发展的需要。不难看出，在不同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点，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不断加强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健全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为三农事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和工作保障。特别是“”“”等对三农造成了一定冲击之时，全党体现了强大的自我反思和自我纠错能力，保障了三农发展行稳致远。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及以此为基础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组织动员全社会力量开展扶贫工作，解决贫困地区农民的民生和农业农村发展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突出体现。可以说，正是不断发挥了这种优势，三农工作内生动力才不断增强。

 （二）始终坚持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国家粮食安全底线

农业的基础地位是由农业性质决定的 ,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不仅适合于农业占主体地位时期 , 也适合于工业化高度发达时期。农业不仅提供了国计民生最基本的生活资料 , 还提供了工业发展的部分生产资料。因此 , 农业的基础地位是不容改变的。虽然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 但与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相比,农业和农村依然是薄弱环节。新阶段巩固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业和农村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改变对农业投入不足现状，发挥好三农的压舱石作用，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赢得主动，为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奠定基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安全则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我们有过粮食供给困难的时期，在粮食问题上不能忘记历史、盲目乐观。不能今天温饱无虞，就忘了昨天饿肚子的滋味，粮食连年增产，就看不到今后保障粮食安全的难度和压力。对于粮食安全，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和“安全账”，这是 100 年来党对三农问题探索带给我们一条重要启示。

（三）始终将三农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统筹考虑

 总书记提出，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三农工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统筹谋划和推进。这是我国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是解决三农问题战略思维的重大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 100 年来对三农工作探索带给我们另一条重要启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不能就乡村论乡村，就农业论农业，应该站在经济社会全局的高度来促进农业、农民、农村的发展，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这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在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上求突破、在解决经济社会公平问题上求突破、在解决城乡共同发展问题上求突破，努力解决制约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促进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陈金龙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历史作用与现实启示 [N]. 光明日报 ,2017-2-22.

[2]张静如 . 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二卷下）[M]. 广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2:421-422.

[3]邓小平 .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94:315.

[4] . 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 [M] .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15.

[5] . 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 [M] .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3.

[6]人民日报评论员 . 抓好粮食生产 依靠自身力量端牢自己的饭碗 [N].人民日报 ,2020-7-26.

[7]中央党史研究室 , 中央政策研究室 , 农业部 . 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 ( 中央卷上册）[M] . 北京 :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221.

[8] . 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 [M] .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