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行业研究范文第1篇

首先，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中国居民和产业对能源的需求仍会大幅上升。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进程中的国家往往会经历人均能耗和能源强度的快速增加。从2002年开始，中国能源消费增速加剧，超出GDP增速一倍有余，2013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3.7%，而国际高收入国家已达到78%左右，即使中等收入国家标准也达到61%，说明中国未来城市化的空间还很大，因此未来整体能源消费水平也会不断上升。根据预测，中国到2030年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近60亿吨标准煤，比2013年的37.5亿吨标准煤增加近60%，占世界能源总需求的近25%。其次，中国一次能源中化石能源占比较高，在短期内化石能源的主体地位是无法轻易撼动的，未来化石燃料仍将占据能源消费的至少70%～80%。从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及品种构成上看，资源禀赋结构为明显的富煤贫油少气，同时由于未来新能源开发的长期性、不确定性和巨大风险性，使得化石燃料将长期是中国能源消费的最主要原料。因此，化石能源的长期稳定供应对中国的能源安全起到最重要的制约作用。再次，中国能源的供给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能源供给的途径主要是自产和进口，随着国民能源需求的增加，自产量和消费量之间的缺口也越来越大，用以补齐缺口的进口能源量也逐年增多。2012年中国石油自产量为207.5百万吨，进口量达到271.3百万吨，石油对外依存率达到57.1%;天然气自产量为1072亿立方米，净进口量为386亿立方米，对外依存率达到6.4%。中国能源自产和进口都面临很大的风险。自产方面，随着中国能源开采量的逐步增加，开采难度也日益增加，能源开采所需的投资也迅速攀升，使中国的能源生产面临较大的风险。进口方面，中国能源的进口，特别是石油进口较为依赖中东和非洲，由于这些地区政治原因，能源进口保障具有很大的隐患，此外，进口能源运输长期依赖马六甲海峡海运，一旦此海洋运输出现问题，中国的能源供给将面临巨大威胁。最后，能源行业的巨大投入对中国能源融资提出了巨大挑战。能源行业属于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在能源的前期探寻、开采和加工期对资金的需求十分巨大。随着中国能源需求的不断增加，能源投资需求也出现了“井喷式”增长。据联合国机构评估，到2030年，中国为满足能源需求将需要投入资金2.3万亿美元以上。如此大的资金需求对我国能源融资金融机构和能源生产企业都是巨大的挑战。现如今中国能源融资面临融资渠道狭窄、能源企业负债率过高、融资成本高昂、能源投资效率低、规避风险能力差等问题，对中国能源金融安全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能源安全需要实体能源经济和虚拟能源经济(能源金融)的共同保障，而中国能源金融的发展滞后，能源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国际能源市场的定价权，能源产业都不得不承受国际能源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所带来的价格风险之痛。纵观全球能源金融市场，其市场规模和影响力日益扩大，全球能源价格波动日益加剧，中国能源企业面临巨大的成本推动的压力，金融市场被动接受全球金融财富分配，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国家能源安全也受到全球市场的冲击。能源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对于中国能源企业加强能源风险管理，更好地融入世界能源金融市场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中国对于金融风险的预警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才正式开始，目前仍然处于刚起步阶段。因此，本文的研究集中在对能源金融风险的量化分析和预测，并对中国2002～2014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作出计算和预测，希望研究结果对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管理有借鉴价值。

二、能源金融风险特征

(一)能源金融能源金融风险是伴随着能源金融而生的，具体而言，能源金融具有以下3个特征。第一，能源产品正不断地金融化。美元主导下的能源体系具有不稳定的特征，能源价格随着美元以及各种金融资产而发生改变，汇率的波动以及随之产生的美元资产的波动使石油产品越来越具有金融产品的特征。第二，能源市场在不断地金融化。能源市场金融化的最典型表现是能源衍生品市场的金融投机。如石油价格问题，除了供需等因素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金融投机所致，使得石油本身的风险程度与金融市场之间产生挂钩和强烈的共鸣。第三，能源产业在不断地金融化。能源产业的金融化最集中的表现是能源产业开发金融投资与融资模式。当前世界油气资源主要掌握在跨国石油公司(如壳牌、美孚石油、英国石油)和国家石油公司(如中石油、中石化、Gazprom)等。这些大型石油能源公司有着先进的勘探开发技术和雄厚的资金，对产油国政策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通过多种多样的融资手段，对世界各地的能源资源进行投资。借助其在国际市场良好的信用，这些大型石油公司通过发股、发债、国际借贷等各种途径获取流动资金，管理企业的财务成本，并通过项目投资等各种方式投资于油田气田，然后通过能源金融衍生品最大程度地规避风险。

(二)能源金融风险能源金融风险是指在国民经济运行中，能源行业在投资或融资过程中所面临的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能源金融的风险是多方面的，典型的包括价格波动风险、能源金融衍生品市场风险、汇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地缘政治风险以及海外投资竞争风险等。由上述能源金融的特点可以看出，归纳来说，能源金融风险主要具有以下4个特征。第一，能源金融风险受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较大。一方面，能源特别是油品的价格跟美元汇率波动息息相关;另一方面，能源企业通常容易受到全球能源衍生品市场波动的影响。还有，国内能源金融风险对冲的机制不完善，监管上也存在漏洞，价格发现的功能不能很好地体现出来，国内企业难以通过国内的衍生品交易对冲降低自身风险。第二，能源金融风险受国家产业政策变化影响较大。能源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支柱行业，更加容易受到国家政策的干预，国家对能源行业的战略部署和调控都会对能源风险产生重要影响。第三，能源金融风险受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较大。能源供给安全是各国国家战略的重心，能源的价格以及供给平衡除了市场出清等作为依据外，还是石油生产国、消费国之间博弈的结果。石油生产国对产量的管制、石油消费国对石油产地的选择以及战略储蓄，都会对国际能源金融产生剧烈影响。第四，能源金融风险还受到自然灾害、天气条件影响，具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自然灾害和恶劣的天气条件将直接影响能源企业对能源的开采、运输、储藏等各个环节，通过改变供应来影响能源价格，作用到能源企业和投资者身上，此外，气候变化等导致极端气候发生的因素也会对能源的需求产生影响(如暖冬、寒潮等)，进而影响能源供给平衡。能源价格供应等因素的变化会对能源企业经营效果产生深远影响，甚至还会威胁国家的能源安全。控制能源金融风险，保证能源金融安全即是要求在面临经济全球化和国内外不稳定因素等各种威胁下，国家能够成功应用各种手段将能源供给危机和能源产业发展危机控制在可调范围之内，力促能源供需正常匹配，满足能源行业各企业的融资需求，降低和防范能源企业和国际能源战略投资风险，保证能源行业投资目标顺利完成。能源金融风险的因素有很多种，而且往往相伴而生同时出现，故而能源金融体系的风险无时无刻不在，风险的逐渐演变决定了能源金融的安全也仅仅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安全，是各个层级的能源个体风险管控机制的动态均衡，能源安全的状态也是在这种动态均衡中不断适时调整。因此，以一种具体的标准来衡量能源金融风险，评价能源金融安全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也正是建立能源金融风险预警的意义所在。

三、能源金融市场风险

预警指标的选择全面的能源金融风险预警管理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系统，本文希望对基于市场层面的能源金融风险预警进行探索性研究。

(一)能源金融市场风险指标分析能源金融风险是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风险，宏观层面的如地缘政治风险、微观层面的如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等，本文研究的重点是中观层面分险，即能源金融市场分险，典型的包括价格波动风险、能源金融衍生品市场风险、汇率风险等。虽然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能源电力行业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会根据其所处的行业有所差别，但是大体可将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分为以下两个层面:宏观经济影响风险和投融资风险。相应地，能源金融市场风险指标也同样分为宏观经济指标和投融资风险指标。

1.宏观经济指标。包括GDP增长率、CPI定基指数、企业景气指数、货币供应量增速、财政比例以及贷款增长率等，这些指标来源局限于能源行业。

2．投融资风险指标。投融资风险受到国内外金融市场、国内外石油市场的影响，指标包括能源市场需求增速、黄金指数、美元指数、石油价格、上证指数以及银行和企业金融指数，如上证指数、资产负债率、资金成本率等，这些指标来源多元化，对能源行业的投融资风险影响很大。

(二)指标的选择对能源金融市场风险进行评价需要选择最能够反映能源金融风险的指标，通过指标的变化来判断能源金融市场风险未来的改变，为能源金融市场风险的爆发做出预警。指标的选择主要考虑的因素有:一是经济发展以及能源需求对能源安全提出的要求;二是金融市场的变化对能源风险因素的影响;三是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对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指标选取以下5个，即能源需求量增速、实际GDP增速、美元指数、股指变动率、石油价格。在5个指标中，能源需求量增速和实际GDP增速体现了能源供给的情况:GDP增长迅速，为GDP提供增长的能源需求也会随之上升。能源需求量增速在统计上的数据是每年的能源消耗量，即反映了能源的供给与需求平衡的情况。股指变动和石油价格反映了国际金融市场和能源市场的形势，其变动对中国的能源安全起到重要影响。美元指数也十分重要，美元的强弱升跌都会对油价和金融市场产生影响，进而引起能源金融风险的升降。

四、模型及其应用研究

(一)基于PCA＆ARMA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模型主成分分析法(PCA)是评价具有一定相关关系的指标组的重要方法，可以抽取各个指标的特征，以较少的变量来表征整组指标的特征，因此，本文将其应用于多指标评价的能源金融风险评价。能源金融市场风险的预警归根结底是对未来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的预测。在根据主成分分析法得出历年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后，预测模型必须能够合理考量历史趋势，即根据过去的时间序列建立模型推算未来的风险强度。ARMA时间序列模型预测方法的核心思想便是根据现象的过去行为预测未来，故而本文选择ARMA模型预测未来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模型建立的主要步骤如下:

1.指标原始数据的标准化。首先计算每列数据的均值，再用均值减去每一指标数据，最后再将其差除以原有数据的标准差。

2.计算相关系数矩阵。每个指标之间都计算其相关系数，利用相关矩阵可以进一步推算出其特征向量和特征值，从而选取确定主成分。

3.计算特征根以及特征向量，并计算一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的贡献率，将特征向量按照特征根加权。计算出特征向量Ek和特征值λk，选取λk＞1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作为主成分。

4.计算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是衡量能源金融市场风险的指标，其值越大表示风险程度越高，根据特征向量中的各个元素作为权值，与每一年的相对应指标值相乘，可得到能源金融风险强度。

5.利用ARMA模型建立回归模型。检验能源金融市场风险是否为平稳时间序列，如果不是则需要差分后再进行回归，根据回归的结果预测未来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

(二)应用研究本文选取中国2002～2013年的相关数据对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进行计算。

1.数据说明。股指标的为标普500，美元指数按照美国洲际交易所数据，二者年度数据选取年末最后工作日数据。中国GDP增速以不变价计算，数据来源为《中国经济统计年鉴》，能源需求量增速数据来源为《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石油价格选取大庆油田年末数据。

2.主成分分析。首先对5个指标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再根据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

3.ARMA模型。对表5中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建立ARMA模型，设其时间序列名为index。首先根据ACF图判断index的稳定性，结果发现极其不稳定，故而对index时间序列进行差分，得到时间序列index_d。自相关和偏自相关两个图形都呈现拖尾的现象，是典型的ARMA(p，q)型的结构。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本文通过对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和风险预警基本概念的界定，提出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的基本经济金融指标，并通过主成分分析定义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计算了中国2002～2013年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应用ARMA模型对中国2014年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进行预测。主要结论如下:

1．能源金融市场风险是一个综合变量，国内宏观经济指标、国际金融指标及能源相关指标都是重要影响变量，通过适当的方法，如主成分分析是可以对其进行量化分析的。结合ARMA模型，可以对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进行预测，进而对我国能源金融风险管理和能源安全管理提供有益的参考。

2．对2002～2014年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的计算和预测表明，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在2006年以前处于“安全”级别，此后，除在2008年短暂的恢复“安全”级别外，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风险一直在上升，但仍处于“可控”的区间。当前中国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处于较大风险区间，按照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的增长趋势，未来能源金融市场风险有可能进一步增加。

(二)政策思考本文实证研究表明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的大趋势是不断增强的，因此，为确保中国能源金融市场的稳定，保障国内经济建设的正常运行，维护国家利益，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需要一套针对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预警管理体系，及时高效地对风险进行管理。具体来讲，加强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管理应该从以下3个方面入手。

1.信息透明化是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管理的前提。当前，中国能源信息的权威公布平台少，各地各企业分裂统计，信息整合性差，市场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灰色地带过多。与新加坡的普氏价格指数相比，中国能源信息平台仅服务于国内市场，在国际市场上缺乏影响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对能源市场的定价权。虽然中国2006年就开始与国际能源信息署(IEA)合作，双方就国家战略石油储备与石油市场数据分享达成一致协议，但目前仍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因此，国内一方面要继续筹建一个多方参与的权威信息平台，另一方面也要积极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上发挥作用，争取早日实现中国的能源信息透明化。

2.能源金融市场与传统金融市场的创新合作是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管理的核心。当前，虽然发达能源金融市场在市场体系上构建了如银行、基金、债券、期货等多层次的交易市场值得中国能源金融市场借鉴，但中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能源金融市场的多元化。虽然如此，中国传统金融市场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摸索前进，在交易场所、交易制度设计和交易平台管理上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源金融市场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金融市场体系来扩大交易规模，完善交易制度。同时，金融市场有着极强的创新能力，能源金融市场借助金融市场的力量，在能源金融产品研发、交易规则设计、风险管理等方面将取得快速发展。

能源行业研究范文第2篇

（一）现存的能源体制对经济的不良影响

我国能源行业的发展问题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垄断性的市场结构、分散的管理机构和落后的管理手段。使能源又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要素。其中，垄断性的市场结构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阻碍。从建国开始到现在，我国的能源体制建设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我国能源（油气和电力）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是在计划经济时代通过各种价格扭曲和政策补贴“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背景下，集中全社会力量建设发展而成的产业。但是，对处于发展早期、资本相对匮乏的经济体而言，资本密集的能源行业并不具备比较优势，在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下也缺乏自生能力——这在客观上也要求在改革开放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政府需要以行政性垄断的方式对能源行业进行补贴性保护。一系列问题就出现了，首先是能源行业存在严重垄断现象，当前能源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不解决这些问题，不打破这些桎梏，能源生产力就不能得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其次是，行政性垄断的建立必然要求政府对行业价格进行管制，以谋求公共利益和国有企业政策性保护的平衡，电力、天然气和成品油价格仍由政府制定，价格杠杆还不能很好地引导资源配置，调节供需、鼓励竞争、节能减排、提高能效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导致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这对企业的正常发展非常不利，没有竞争的企业就无法再市场中长期生存，严重来讲，这间接损害了一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持续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急需大量能源用于生产和消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能源行业的第一要务是及时、有效的进行能源供应，保障经济的顺畅运行。而来不及就能源领域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入的改革，社会资本不容易进入，新能源和分布式能源发展受到限制。以行政审批制为特征的能源项目管理模式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为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政府也通过价格管制手段长期压低能源价格，以能源低价来保障工业发展，这就导致能源企业的官僚作风，势必影响、阻碍能源的高效利用。近年来，我国可再生能源进入全面、快速、规模化的发展阶段，可再生能源开发和利用取得了巨大成就，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我们在看到发展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战略定位尚未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可再生能源产业市场环境建设滞后，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难落实，各方利益协调机制不畅，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和金融保险服务体系创新动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仍制约行业健康发展。

（二）国家对能源体制改革的高度

支持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要求，能源领域落实改革任务时应抓住既有方向性和全局影响力，又有高度社会共识，且改革成本和风险小的关键环节，牵一发而动全身，盘活能源改革发展的全局。2014年6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的通知，指出，能源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动力。能源供应和安全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新世纪以来，我国能源发展成就显著，供应能力稳步增长，能源结构不断优化，节能减排取得成效，科技进步迈出新步伐，国际合作取得新突破，建成世界最大的能源供应体系，有效保障了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能源供求关系深刻变化。我国能源资源约束日益加剧，生态环境问题突出，调整结构、提高能效和保障能源安全的压力进一步加大，能源发展面临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同时，我国可再生能源、非常规油气和深海油气资源开发潜力很大，能源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能源国际合作不断深化，能源发展面临着难得的机遇。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打造中国能源升级版，必须加强全局谋划，明确今后一段时期我国能源发展的总体方略和行动纲领，推动能源创新发展、安全发展、科学发展。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2014年6月13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研究我国能源安全战略。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面对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国际能源发展新趋势，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必须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是长期战略，必须从当前做起，加快实施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

（三）发达国家对我国能源体制改革的启示

2014华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范围、长时间持续的雾霾天气，对人们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损害，这引起了人们对空气污染的高度重视。据科学现实，造成雾霾的原因，主要由化工厂未净化气体排放、汽车尾气排放、冬季烧煤供暖所产生的废气、工厂未覆盖所产生的扬尘等。其实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都出现过污染的现象，19世纪60年代伦敦的雾、1943年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污染事件、2011年日本核泄漏事件等。这些都是人们高速发展经济，享受科技带来的成果，但是却造成了对环境的污染，同时也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但是不可置疑的是，中国在能源体制这个问题上确实存在着许多的问题。雾霾天气只是能源问题导致的冰山一角，我国经历的这一阶段与经济发展不和谐的因素，其不合理的能源体制是经济粗放发展、能源粗放利用的重要原因。要想深入发掘能源问题，首先要分析我国与发达国家能源体制的差异。2013年世界主要国家能源消费结构，雾霾看到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韩国等属于消费数量较多的国家，但是我们可以发现，除了中国和印度是煤炭比例占大多数的国家，美国、日本是以石油为主，俄罗斯、加拿大等主要利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美国2003年至2013年各种一次能源消费的百分比，从2003年到2013年，美国的原油资源在所有能源中比重最大，约35%至40%，在10年内其比例下降了约5%。2003年到2008年煤能源和核电能源的比例相当，但是在2008年以后，煤的比例由25%下降到了20%，天然气的比例由25%上升到了30%。此外，核电和水能发电的比例都在小幅上升。另外，引起我们关注的是，从2009年开始可再生能源（生物能源）的比例由零上升到了2.6%。众所周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主要利用石油能源。目前，美国正在准备开发页岩油气，其页岩油、气开发将对全球油价及石化业将带来巨大影响，预计未来不会再看到三位数（每桶1百美元）的油价。日本是世界第五大能源消费国，但是作为一个岛国，资源相对缺乏，其化石能源几乎全部依靠进口。所以日本输送便利、发热效率高的石油，而且其核能占了很大的比重。70年代以前，日本经济高增速，能源消费弹性在1以上，受福岛核事故影响，2012年能源自给率下降为6.5%。除此之外，日本在新能源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物力财力，最近日本北海道别海町利用家畜粪便进行生物质发电的样板项目，通过利用家畜粪便发电，不仅能够获得原有方法无法获得的新能源，还能够实现有机质的循环利用，保护环境，所以用家畜粪便制造沼气的呼声在日本国内不断高涨。德国联邦能源与水工业协会2014年12月29日的消息显示，2014年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预计占到总发电量的25.8%，将首次成为德国电力供应最大支柱。据悉，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提高，是因为相应发电设备增多，并且天气有利。中国目前已经遭遇到经济发展的能源瓶颈，能源消费的总量问题、结构问题和环境问题突显。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我国化石能源储量有限，能源供应长期紧张，但能源利用却相当粗放浪费，且高度依赖于煤炭，导致大气污染问题日趋恶化，不断逼近环境容量和民众忍耐的极限。面对世界能源消费结构变化的趋势，我国应从长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出发，煤炭消费占比高达68%的能源结构迫切需要调整，要遵循发达国家经济建设的优秀经验，发展太阳能、风能、核能、地热能等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并提高它们在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比例，以达到既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要，又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目的。充分考虑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为此所付出的高额代价，积极地调整现有的能源发展政策，制定出可使我国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发展战略。

二、小结

能源行业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词:研发投入规模;研发投入强度;国际比较;经济增长模式

一种经济增长模式背后必然有其支撑的研发投入结构，并由其结构特征折射出一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寻找中国研发投资规模、强度以及结构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征，也是为了寻求未来经济增长的内在稳定机制。2012年中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1．98%，首次超过了欧盟28国的1．96%(OECD2014年公布)。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5年科学报告:面向2030》中指出，中国的研发投资规模占全球的20%，仅次于美国的28%，超越欧盟(19%)和日本(10%)，但中国企业目前的研发投资结构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别，这一差别导致中国核心技术缺乏、供给侧改革步履维艰。随着“中等收入陷阱”、“人口红利”、“资本红利”、“汇率红利”的消失，投资与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必将向创新与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这必然会带来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和升级，而企业研发投资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基础，也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工业化第二阶段后期，企业已成为创新的主体，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激烈竞争，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如何把握发达国家企业研发投资的结构特征，分析研发投资结构特征背后的驱动因素，对认识我国企业研发投入与发达国家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差距，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现有文献缺乏相应的关注。

1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关于研发投入国际比较的文献主要基于国家和产业数据，包括:赵建斌将我国与代表性国家的R＆D费用按执行部门的分配情况进行了对比，发现美、英、德、日等国家中企业是R＆D经费最主要的执行主体，高等学校是R＆D经费的第二大执行主体，俄罗斯和韩国R＆D经费最大的执行主体是企业，研究机构是R＆D经费的第二大执行主体，印度R＆D经费最大的执行机构是政府研究机构［1］。曹艳华等对中国和美国、欧盟、日本的研发投入现状和结构进行对比，发现中国的研发投入水平低，研发投入中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偏低，更侧重于试验发展，企业为研发投入的主体和执行部门［2］。宋吟秋等基于国家层面的数据对中美两国的研发支出结构进行了比较，认为中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投入低、试验发展投入比例过高，而美国的研发投入结构较合理［3］。陈实等选择了各个国家处于第二工业化阶段时期的数据，使用国家层面的数据对中国的研发结构合理性、促进中国研发水平提高的着力点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基础研究强度过低，试验开发强度偏高，造成中国研发投入强度低下的原因在于非国有企业的研发强度过低［4］。黄敬前等运用Logis-tic曲线模型研究中韩两国的研发强度增长，指出中国的研发强度进入快速增长期，韩国进入稳定期［5］。赵建斌基于研发活动的不同类型对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和美国进行了对比，认为我国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薄弱，用于试验发展的费用过高;我国的基础研究主要由研究机构和高校完成，应用研究主要由研究机构和高校完成，试验发展主要由企业完成，而美国这三类活动的主要实施机构分别是高校、企业、企业［6］。最近也有一些文献深入到企业层面进行研发投资的国际比较，例如崔维军等基于2013年欧盟产业研发投入报告数据对比分析了中国与六个发达国家研发投入规模、强度、集中度和产业分布的差异［7］。另外，崔维军等还研究了中国与美国、日本、韩国、英国、法国、德国、印度等7个国家的制药和生物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差异得到:中国制药和生物科技企业的研发投入规模虽增长迅速，但在研发投入规模和研发强度上与美国、日本、韩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国家还存在巨大差距，在研发投入规模、研发强度和盈利能力等方面，中国已落后于印度［8］。但上述研究主要采用截面数据、且局限于某一行业或者500强企业的比较，无法反映中国与多国企业研发投入规模及强度的结构特征。本文可能创新点在于:第一，首次利用较为完整的世界企业面板数据对国家之间的研发结构特征进行描述统计和综合比较;第二，从企业研发投入结构特征中剖析中国与发达国家及印度经济增长模式差异。

2中国与主要国家企业研发投资的差距及结构特征比较

为了全面反映中国企业与世界其他国家企业研发投入的差距及结构特征，使用BvD全球上市公司分析库作为本文的数据来源。该数据库提供了全球125个国家上市的全部72652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也收录了全球约3200家重要的非上市公司的历年财务数据。本文按照全球行业分类系统(GICS)①在数据库中选取非金融部门企业(包括上市企业和非上市企业)2005－2014年的数据，并按照以下原则筛选样本:(1)删除到2014年年末为止成立不足一年的企业;(2)删除员工数量少于10人的企业;(3)删除整个样本期间缺失或从未披露研发费用的企业;(4)删除存在明显错误的数据，例如，研发费用小于0或为0的数据;(5)异常数据。例如，研发强度大于1的数据。最终得到来自全球101个国家和地区18076个企业10年的面板数据。

2．1中国与世界研发投入10强企业的差距

为了反映中国与世界顶级研发企业的差距，本文计算了2005－2014年101个国家和地区的18076个企业的年均研发投入。表1列举了中国与世界研发投入10强企业的研发投入数据，从中可见:第一，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主导着全球研发，中国顶级企业研发投资规模与之相比差距较大，中国的经济增长还缺乏能够引领全世界技术创新的核心企业支撑。2005－2014年世界年均研发投入规模排前10的企业主要分布在欧美国家和日韩，其中:美国6家，瑞士2家，日本、韩国各1家。中国年均研发投入位居第一的中石油，世界排名89位，年均研发投入1489．56百万美元，只有美国微软公司(世界排名第一)年均研发投入8633．60百万美元的17．25%，这一数字较中国GDP相对于美国GDP60%的水平差距过大。中国研发投入10强企业的年均研发投入总和7896．38百万美元，较微软公司一家企业还少737．22百万美元。中国研发投入10强企业在所有18076家企业中，除中石油和中煤能源年均研发投入分别位列世界第89名和94名外，其他均在100名以外。而中国研发投资排第10的中国南车在18076个企业中排名为354位，其年均研发投入不到世界排名第10位的韩国三星电子年均研发投入的5%。中国研发投入10强企业与世界10强企业在研发投入规模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反映了国内顶级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竞争力不足，同时也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目前还不能靠引领全世界技术创新的核心企业支撑。

第二，中国顶级企业的研发投资规模反映了经济增长背后国家主导、固定资产拉动的特征，这不完全是由经济发展阶段决定。2005－2014年世界年均研发投资排名前10的企业主要从事汽车制造、制药和信息科技等高技术行业，反映了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经济增长主要靠高技术和产品复杂度较高的企业推动的特点。中国年均研发投资排名前10的企业企主要集中于能源、钢铁和建筑工程等能源和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一方面说明过去10年这些领域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巨大作用，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目前经济增长主要靠能源、原材料消耗和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为了解该特征是否由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决定，本文同时列出了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的企业数据(见表1)，印度年均研发投资排名前10的企业，在研发投资规模上与发达国家和中国存在很大差距，年均研发投入排名第1的普利维特公司(PrithviInformationSolutionsLimited)2005－2014年年均研发投入仅200．15百万美元，仅为微软公司的2．32%，中石油的13．44%，但印度年均研发投入10强企业主要分布在信息科技咨询、制药、汽车制造行业，与发达国家分布的相似度比中国高。从中印两国年均研发投资排名前10的企业比较，再深入到经济增长背后的内在推动力可以看到，目前中国顶级企业的研发投资分布更多表现为政府主导的特点，而印度市场化特征要明显一些。由此可见，中国顶级企业的研发投资分布特征不完全由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人们在质疑“自1978年开始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已经获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然而遗憾的是至今却没有塑造出一批具有强大核心竞争力的、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相反，印度自1991年改革以来在IT和生物制药等行业中已有相当数量的企业成为全球领导者”［9］时，其顶级企业的研发投资分布不同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2．2中国与主要国家研发投资结构特征比较

考虑到样本企业大多集中在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印度，且这些国家与中国同属于大国，具有一定的可比性，本文将中国与这些国家进行比较分析。

(1)企业研发投入的行业分布特征比较

为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研发投入的行业差异，按照全球行业分类标准(GICS)前两位代码将样本企业分为9个部门，表2展示了六个国家的企业在各个行业的研发投入情况，美国企业无疑是全面研发的引领者，其研发投资规模和研发投资强度均处于全世界领先地位，德国工业在全世界有强大的竞争优势，中国和印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由表2可以看出:

第一，中国能源行业的企业在研发投入规模上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差距较小，反映了国家对绿色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视。9个行业中，中国能源行业企业的研发投入规模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小，可以看出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做出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暗示了要促进未来绿色经济增长模式的实施加大能源行业的研发投入必不可少。经济低碳化发展将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各国都加大了对能源研发的支持。中国高能源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其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大国，强化能源开发与利用、污染排放与控制方面的研发投入，实现绿色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需求更为迫切。2005－2014年中国9大行业中能源行业企业的研发投入规模最大，73家能源行业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规模102．80百万美元，低于140家美国能源行业企业平均研发投资规模156．50百万美元，以研发投入与资产总额之比计算的研发强度1和以研发投入与销售额之比计算的研发强度2，分别为1．61%和2．95%，仅为美国研发强度1和研发强度2的46．80%和38．21%。2015年美国能源创新委员会建议美国国会和白宫将能源研发作为国家优先发展战略，将经费提高至现有水平的3倍，预计达到每年50亿美元，并敦促设立能源安全信托基金用于电动汽车和生物燃料的研究，以降低以电力、生物燃料、天然气或其他能源为燃料的汽车的成本，中国能源企业仍然受到较大的挑战。

第二，中国信息科技行业企业的研发强度在本国所有行业的企业中较高，但研发投入规模和研发投入强度与发达国家相比都存在差距，否则将影响产业链延伸和产业结构升级。信息科技产业作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支柱性产业，也是各国产业布局、抢占制高点的核心产业。中国与美国、英国、日本、德国一样，信息科技行业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比重较高，1243家美国信息科技企业、234家英国信息科技企业占表上美国、英国全部企业的三分之一左右，808家中国信息科技企业、623家日本信息科技企业、106家德国信息科技企业也分别占中国、日本、德国全部企业的四分之一左右，反映了这一产业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2005－2014年美国1243家信息科技企业的平均研发投资规模119．30百万美元，是808家中国信息科技企业平均研发投资规模9．83百万美元的12．14倍，以研发投入/资产总额计的研发强度13．70%是中国5．50%的2．49倍，以研发投入/销售额计的研发强度16．60%是中国8．31%的2．00倍，这反映了中美该产业中企业研发水平的巨大差异。美国在电子信息产业前沿领域具有广泛优势，拥有大批世界知名品牌，掌握一流的系统集成技术，在与其他产业的交叉渗透中将不断塑造出新产品、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这为未来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消费类电子、医疗电子等产业高度结合以及产业链分工、细化、延伸提供技术支撑［10］。从中国信息科技企业研发投资规模小、研发投入强度相对较高的特点可以看出，中国信息科技企业基本以技术水平中低端的中小型企业为主，随着全球信息科技产业链条分工细化、准入门槛降低，这些主要集聚在生产制造领域、整体技术水平低、同质化现象严重的中小企业会因竞争加剧导致盈利空间缩小，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产业链的延伸。另外，印度的信息科技行业企业研发强度高，这与印度政府始于70年代的信息产业战略导向有密切关系。

第三，中国企业在医疗保健、消费者非必需消费品行业②的研发投入规模和强度与发达国家差异较大，主要受人均收入水平决定的经济复杂度制约，这将影响中国产品品质的升级。医疗保健行业和消费者非必需消费品行业产品的技术相对复杂，技术难度较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研发投资差距较大。Hidalgo和Hausmann基于知识和能力的网络理论，构造出衡量国家及产品复杂度的指标，认为经济复杂度是国家生产产品多样化和技术能力的反映，国家经济复杂度即产品复杂程度与其增长绩效密切相关［11］。从表2可以看到: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医疗保健行业的企业都拥有较大的研发投入规模和较高的研发投入强度，四国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规模分别为132．30百万美元、198．30百万美元、154．10百万美元、214．80百万美元，其中730家美国医疗保健行业企业的研发强度高达18．00%(以研发投入/资产总额表示)，为美国研发强度最高的行业，是271家中国医疗保健企业研发强度2．33%(以研发投入/资产总额表示)的7．73倍。2005－2014年中国医疗保健行业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规模为5．94百万美元，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医疗保健行业企业的9．87百万美元。医疗保健行业中，各国都以制药企业为研发投入的重点且规模最大，德国制药业每个企业年均研发投入1648．00百万美元，制药巨头拜耳集团2005－2014年间平均研发投入规模和强度均处于同行企业之上，2015年其研发投入规模更是高达4712．98百万美元，而2005－2014年中国制药企业年平均研发投入规模7．91百万美元，期间投入最多的江苏恒瑞医药2014年的研发投入规模106．55百万美元，与拜耳集团差距悬殊。医疗保健行业中，四个发达国家生物科技行业企业的研发强度最高，其中研发强度最高的美国企业平均研发强度为31．4%(以研发投入/资产总额表示)，中国和印度生物科技行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较低，仅为2．84%、1．59%(同上)。消费者非必需消费品行业企业的研发投入规模尤以德国为高，行业中56家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规模高达688．20百万美元，其中，大陆集团、采埃孚(ZF)集团、舍弗勒集团年均研发投入高达1836．33百万美元、948．36百万美元、729．97百万美元，这三家企业都是大型跨国企业，从事机动车零配件与设备制造，技术密集、产品复杂度高。

第四，中国其他一些行业的企业与发达国家在投入规模与强度上也存在差别。一是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规模与发达国家差异较大。2005－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规模为15．52百万美元，与投入规模最大的德国工业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规模205．00百万美元差距巨大，2005－2014年德国年均研发投入最高的工业企业西门子公司年均研发投入规模达5257．38百万美元，而中国研发投入规模最大的工业企业中航科工10年平均研发投入69．27百万美元，仅为西门子公司的1．32%。中国工业企业还未构建出具备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和反映综合竞争力的品牌优势的国际领先工业企业。二是相比其他行业，中国的电信服务行业具有一定的国际优势。经过十几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电信服务业已形成庞大的产业规模，但研发投入规模仍然远低于发达国家，研发投资强度仅次于美国，为5．50%(以研发投入/资产总额表示)，这主要是由于上海明波通信技术、上海大汉三通通信、北京掌上通网络技术公司、北京天一众合科技股份等高研发强度企业带动，其中明波通信技术2014年研发强度高达35．01%(同上)。近年来，电信服务业与其他行业的渗透不断加强，电信业稳步发展，这必然会带动相关产业的诞生与发展，引发产业结构的变化，进一步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三是消费者必需品行业研发强度在各国普遍不高，各国间差异相对较小。消费者必需品行业主要包括食品、饮料、烟草等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但是中国消费者必需品行业的企业平均研发投入规模3．23百万美元，较研发投入规模最大的德国137．50百万美元差异仍然巨大。

(2)企业研发投入的年龄分布特征比较

为了分析不同国家不同年龄企业的研发投入特征，本文将各国企业按照年龄分为5组(见表3)，不同年龄段的企业在不同国家中的分布不同，在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印度，30年以上的企业占比分别为22．79%、31．77%、77．49%、55．00%、59．82%，而中国30年以下的年轻企业占比高达98．95%。从企业的年龄分布看中国与美国更接近，但二者不同年龄企业的研发投资规模与强度大不一样。

第一，中国成立10年以下的新创企业的研发投入规模最高，平均每个企业年均投入为22．49百万美元，然后随年龄的增加企业年均投入规模呈现波动特征，表现出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规模与企业规模的不匹配，也反映了企业缺乏稳定的内在发展机制。2005－2014年3家百年企业研发投入规模只有6．69百万美元，不到10年以下年龄组企业的30%。企业成长过程中研发投资规模小、研发投资强度跟不上企业规模扩张的速度，是中国企业只能做大难以做强的原因。根据“我国企业生命周期分析”课题组基于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得到的结论，我国于2008年关闭破产企业法人单位平均寿命约为7．2年，其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企业法人单位平均寿命仅为4．1年［12］。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规模扩张的特征。美国虽然30年以下的年轻企业占比较高，但总体上看，研发投资规模却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逐步增加，10年以下年龄组企业的研发投入规模为30－100年年龄组的36．24%，100年以上年龄组的10．55%。不同年龄段企业的研发投入规模和强度可以反映出美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即:一方面，美国进入和退出市场的企业规模通常较小，并且成功的年轻企业扩张速度通常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为美国经济带来了活力;另一方面，在美国企业成长的过程中，随企业年龄的增长，研发投资规模不断增加，100年以上的企业持续大规模的研发投入确保了美国的全球垄断优势，为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提供了稳定基础。与之比较，中国的年轻企业平均研发投入规模高，但随企业年龄的增长研发投入规模并没有相应增加，企业的竞争力也难逐步提高，这种情况与其他国家都不同。

第二，各国的研发投资强度呈现出不同的年龄特征。美国、英国30年以下的企业研发强度高，30年以上的企业研发强度较低，反映了资本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支持新企业研发方面的优势;德国研发强度随年龄呈现“倒U”型特征;印度10－30年的企业研发强度高，10年以下的新创企业研发强度最低;日本企业整体上研发强度不及英、美等国家，但各年龄段的企业研发强度差异较小，百年企业的研发强度也并没有明显低于年轻企业，这可能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日本存在较多百年老字号企业并且经久不衰的原因在于持续的研发强度;中国企业研发强度随年龄呈现“U型”特征，10年以下的新创企业研发强度最高，用研发投入/销售额表示的研发强度为6．52%，可以看出新创企业是我国研发强度提升的主力，李坤旺等研究也发现新进入企业在制造业增加值总量与增长率中分别贡献了7．5%和46．3%，虽然总量贡献显得无足轻重，但新企业比在位企业更具活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13］。

(3)企业研发投入的规模分布特征比较

为了比较各国家研发投资在不同规模企业中的分布特征，本文根据我国企业规模划分标准选择雇员人数作为划分企业规模的依据。按照雇员人数将企业分为三组，雇员人数少于300人的企业为小型企业，介于300－2000人的为中型企业，2000人以上的企业为大型企业(见表4)。2005－2014年中国、印度不同规模企业的平均研发投资规模和强度都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特点。中国大、中、小规模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规模分别为14．97百万美元、3．55百万美元和1．37百万美元，只有美国同规模企业的10．20%、83．14%和7．99%。在研发投入规模的分布上中国与其他国家(印度小型企业数量过少不予分析)一致，随企业规模而增加。一般而言，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容易获得内外融资，保障研发活动所需资金流，信息获取能力强，用于研发的先进仪器设备充足，研发人员更多，能够获得研发的规模经济［14］。但2005－2014年中国不同规模企业的研发强度与其他国家企业差别较大:第一，除日本外，其他国家研发投资强度1(以研发投入/资产总额计)均与企业规模逆向变动，企业规模越大的组研发投入规模大，但研发投入强度反而越低。中国研发强度与之相反，即研发强度1随企业规模的扩大不断增加;第二，其他国家企业研发投资强度1与研发强度2之间相对差距较小(除印度小型企业只有1个企业代表性较弱外)，但中国研发强度2明显高于研发强度1，在研发投入规模一定的条件下，两个研发强度的差异取决于资产总额和销售额之间的差异，二者差异大说明中国资产规模扩张大大超过企业销售额的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产规模的扩张，而不是内涵的创新与技术进步。大企业研发投入规模不大，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稳定，小企业研发强度不高，又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

3结论

本文以BvD全球上市公司分析库收集的101个国家的18076个企业为样本，比较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企业研发投入结构特征及其折射出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异同，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主导全球研发，中国顶级企业研发投资规模与之相比差距较大，经济增长还缺乏引领全世界技术创新的核心企业支撑，其经济增长由能源、原材料消耗和固定资产投资推动。第二，与主要国家企业研发投入的行业分布特征比较发现，一是中国能源行业的企业研发投入规模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差距较小，反映了国家对绿色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视;二是中国信息科技行业企业的研发强度在本国所有行业的企业中较高，但研发投入规模和研发投入强度与发达国家相比都存在差距，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产业链的延伸。三是中国企业在医疗保健、消费者非必需消费品行业的研发投入规模和强度与发达国家差异较大，主要受人均收入水平决定的经济复杂度制约，这将影响中国产品品质与质量的升级。第三，与主要国家企业研发投入的年龄分布特征和规模分布特征比较发现，中国企业没有呈现像美国企业那样随年龄增长或规模扩大研发投资规模逐渐增加、研发投资强度逐步减少的逆向变动趋势，中国高龄企业、小型企业研发投资规模小，新创企业、大型企业研发投资强度高。小型企业面对融资约束研发投资强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经济增长的活力不足，高龄企业研发投资的动机不强、规模过低，影响了经济的内在稳定机制。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结构，与主要国家差别较大不完全由经济发展阶段决定，它内生于既定规模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又被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固化。要使中国企业研发投资规模和研发投资强度的结构特征发生根本变化，关键还是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目标和内在动力机制，完善市场和制度建设。

参考文献:

［1］赵建斌，袁卫．我国R＆D经费执行部门分配的国际比较［J］．统计与决策，2008，(13):99－100．

［2］曹艳华，闫澍．发达国家科技投入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科技管理研究，2012，(24):21－24．

［3］宋吟秋，吕萍，黄文．中美两国R＆D经费支出结构的比较［J］．科研管理，2012，(4):102－107．

［4］陈实，章文娟．中国R＆D投入强度国际比较与分析［J］．科学学研究，2013，(7):1022－1031．

［5］黄敬前，陈晓咏．中、韩R＆D强度增长曲线比较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3，(19):33－37．

［6］赵建斌．基于活动类型视角的中国R＆D经费国际比较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14，(6):119－123．

［7］崔维军，王进山，陈凤，等．中国与发达国家企业研发投入的国际比较———基于研发投入50强的实证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5，(8):128－139．

［8］崔维军，傅宇，周彩红，等．中国制药和生物科技产业研发投入的国际比较:基于全球研发投入2000强企业的实证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5，(16):123－128．

［9］杨其静．企业成长:政治关联还是能力建设?［J］．经济研究，2011，(10):54－66．

［10］许爱萍．美国提高电子信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经验及借鉴［J］．中国科技坛，2014，(3):72－78．

［11］HidalgoCS，HausmannR．Thebuildingblocksofeco-nomiccomplexity［J］．ParthaSarathiDasgupta，2009，106(26):10570－10575．

［12］“我国企业生命周期分析”课题组，严明义，杨宽宽，李天渊．关闭破产企业难逃“七年之痒”［J］．调研世界，2011，(2):22－24．

［13］李坤望，蒋为．市场进入与经济增长———以中国制造业为例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15，(5):48－60．

能源行业研究范文第4篇

［关键词］高职院校;服务途径;问题;建议

新余，一个常住人口120万左右，仅辖1县1区的位于江西省西部的一个地级市，现如今拥有4所高职院校，在校高职学生3万余人。这对一个人口较少的地级市来说，新余职业教育具有一定的规模，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因而，文章以新余市为例，着重研究高职院校服务本地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以及这些途径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改善建议。

1新余高职院校服务本土企业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

1.1对准地方经济发展特点，设置对应专业

针对新余市经济布局特点，各高职院校设置配套专业。如为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各高职院校设置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光伏材料制备技术等专业，还成立了以新能源专业为主的综合发展的高职院校(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为大力支持新余传统重工业———钢铁发展，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对应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设置了相关冶金技术方面专业;为支持新余市政府与京东集团进行战略合作，大力打造电商产业，新余4所高校早已设置了电商专业，尤其以江西工程学院电商专业人数多为代表，与京东公司合作，建立电商产业基地。

1.2政府倡导，校企合作，开展现代学徒

新余市是教育部现代学徒制活动开展较早的地级市之一。2011年新余市政府下发《新余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余市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文件，指导全市职业院校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2015年，将该项工作全面在新余市高职院校展开，由市教育局负责进行年终考核，视考核结果，市政府给予各高职院校一定的专项奖励经费。

1.3校企共建企业定单班

与企业合作，共建企业定单班，也是高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新余高职院校也不例外，同样与新余本土企业建立过“赛维定单班”“瑞晶定单班”“新钢定单班”“赣锋锂业定单班班”“瑞安定单班”“腾飞网络定单班”等一系列定单班。

1.4高职院校支援企业临时急用工

企业由于生产定单临时增加，需要加派人手，无法在短时间内聚集一定数量的劳力，只能向政府部门求助。政府部门出面协调，本地高职院校派出在校生支援。一般该类临时用工时间为1～2个月，协助完成企业临时应急定单后，高职院校重新调整教学计划，为这类学生补课。

1.5政府出台政策，吸引毕业生留余(新余)就业

为了吸引高职院校学生留在新余本地就业(至少6个月)或顶岗实习(至少2个月)，2015年新余市政府办下发《新余市本地院校推荐学生留余就业创业奖励暂行办法》文件，2017年市人社局下发《关于印发新余市本地院校推荐学生留余就业创业奖励实施细则的通知》，2018年又重新延伸此政策。该政策对新余本地高职院校有一定的吸引力，各高职院校也积极落实此政策，组织了本校学生积极参加本土企业顶岗实习或留余(新余)就业。

1.6职业院校主动出击，拉动毕业生留余(新余)就业

吸引本地高职院校毕业生最终留在新余就业，也是高职院校助推本地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新余各高职院校典型的留余(新余)就业做法有:积极引进新余本地企业参加各高职院校招聘活动，推动本校毕业生参加本地企业招聘活动。

1.7发挥学校优势，协助企业培训

高职院校利用专业特色或人才优势，为本地企业开展各类培训活动，对于提升本地企业人才素质、助推企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对接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培训员工技能培训、技能鉴定、专题培训。新余其他的3所高职院校也建立技能培训中心和技能鉴定所，开展相关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活动。

1.8政府建立信息沟通平台，服务毕业生留余(新余)就业

新余市人社局于2019年12月建立了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将毕业生基本信息(个人隐私信息除外)与本地企业用工信息融合一起，实行信息平台上高效沟通与顺利招聘。

2各种服务途径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分析

2.1新余高职院校开展现代学徒制活动中存在偏差

新余市政府2011年开展现代学徒制活动的目的，是为了破解“四个难题”，即破解企业招工难、新增劳动力自身价值体现难、中小企业用工稳定难、就业者收入增加难。实践证明，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也出现各种偏差。现主要阐述三点偏差。首先，参加学徒的学生真正留在学徒企业就业的人数并不理想，即现代学徒制活动的招生即招工的目的未能完全达到。通过对新余4所高职院校就业办调研得知，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学徒制“新钢班”留该企业就业人数相对较多。该现代学徒制班在2016—2019年间，每年少则留有几位，多则留有十几二十位学生到该企业就业，其余学生未能如愿以偿。原因是该企业为国有企业，招工计划不多，且进入到该企业工作需要一定的社会关系，而部分学生之所以参加该学徒制班，多是凭借一定社会关系背景，达到进入该公司工作的目的。与新余民营企业建立现代学徒制班的其他新余高职院校学生，不愿意留在学徒制企业就业，即使留下就业，也是个位数学生。这个中原因很多，例如，这些企业提供的工资等福利待遇，不具有长三角或珠三角企业的优势;一些企业把学徒制高职生当作劳动力使用;还有一些企业没有为学徒制高职生提供长远的职业发展规划，致使学徒制高职生看不到企业发展远景和个人发展前景，等等。其次，学徒制企业并没有真正带好学徒。参加学徒的学生到企业后多是被当作劳动力使用，企业并没有真正为学徒配备好师傅，落实好带徒弟传授技能的责任。有的学徒企业干脆就没有备置师傅，仅是由带队老师参与管理这些学徒制高职生。即使配备师傅，也是一人带领几十个学徒，其效果不佳。主要原因还是企业不愿意增加生产成本，把这部分学生当作临时工而非企业员工对待。最后，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积极性不高。一般而言，新余高职院校主动联系本地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活动，而本地私企在没有用工需求或用工很少的情况下，不会接纳该活动。企业认为，在无大量用工需求和没有政府经济方面大力支持情况下，参与该项活动只会增加企业经营成本和管理难度，是一笔不划算的业务，所以本地私企一般不会主动接受现代学徒制活动，即使接受也是出于用工需求的目的。

2.2定单班学生与企业利益很难最终凝聚在一个点上

企业建立定单班目的，虽有与学校共同进行人才培养的目的，但主要目的是想通过定单班的模式提前为企业锁定所需要的人才;而定单班学生起初参与定单班的主要目的，也是想提前被企业挑选。职业院校参与定单班建立的目的，是为了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高定单班学生技能，为学生早日被企业选定。因而在定单班设立初期，企业、学校、学生三者利益基本一致，定单班能够顺利组建。但随着三方合约签订以后，在定单班建设实践过程中容易出现两个方面的偏差。第一，定单班学生容易违约。主要是定单班学生在最终就业选择时，没有选择到该企业就业，因为他(她)们认为还有更多的更好的选择机会。再者，签订的定单班协议中对学生的不诚信违约约束条款缺失;即使不缺失这些条款，但违约处罚力度不够，而致使定单班学生随意违约。相反，如果事前在定单班协议中加大对违约学生的约束或处罚力度，就没有学生愿意选择进入定单班，定单班也就组建不了。第二，企业情况发生变化。这里的变化多种多样，例如企业的用工需求不足，无法安置定单班学生就业;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与定单班学生所想到岗位不一致，有一部分学生到企业后从事一线操作工，甚至“搬运工”(注:此处是指体力消耗较大的工作)，还有加班加点工作;企业实际提供的工资福利待遇与宣传的不一致，严重缩水;定单班签约后，企业缺失定单班的培养与管理，导致定单班学生中途退出该定单班，等等。

2.3留余(新余)就业政策落实不到位，对留余(新余)就业和顶岗实习吸引力不强

新余市政府以及其职能部门出台留余(新余)就业或顶岗实习政策，其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大中专院校毕业生留在新余就业，支持新余经济发展，然而在该政策落实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该政策设置奖励对象为各高职院校，而非真正参与的主体———学生;该政策落实操作性也不强、办理兑现手续复杂烦琐;县区级职能部门落实政策工作态度值得商榷。实践证明2015—2019年，这些鼓励留余(新余)就业或顶岗实习补贴政策，仅有一笔资金申请到位，可见其中的问题所在。

2.4本地企业临时急用工求助高职院校方式，不受高职院校欢迎

新余本地企业临时急用工，赶定单交货，向高职院校求助(有时借助政府职能部门力量求助)，这种方式普遍不受高职院校欢迎，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原因:一是学生层面原因。学生从事岗位与专业不对口，经常加班加点，致使大部分学生不太适应企业作息时间，学生积极性不高，出现中途脱岗现象。二是学校层面原因。这种方式打乱了学校的教学秩序，学校为此要调整教学安排，为参与学生进行事后补课。然而，这种方式对企业很受欢迎，原因有:解决了企业临时用工，能及时履行生产契约;企业招聘成本和生产成本均能降低;企业不需要承担事后劳动关系处理成本。

2.5对应专业设置和招生数量变化与新余新能源行业调整变化存在差异

新余曾因“江西赛维(LDK)”为龙头的一批新能源企业落成而获得“部级新能源城市”荣誉称号，然而今天看来，由于国家新能源行业发展政策的调整，以及市场的变化，新余市新能源行业龙头企业———江西赛维(LDK)有限公司经营不景气，使得新余新能源发展动力大大降低，对新余高职院校招收新能源类专业学生有一定影响。但总体来看，目前新余高职院校新能源类专业学生数量下降幅度，不如新余新能源行业下降幅度大。面对新余新能源行业变化趋势，新余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上也有所变化。以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为例，2014年前，新能源类专业学生以光伏材料制备技术为主，2015—2016年以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专业学生最多，2017年起，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学生人数最多。从专业设置上讲，由最初的光伏材料加工与应用技术(2016年更名为光伏材料制备技术)、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光伏建筑一体化技术三个新能源类专业，发展到光伏工程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光伏检测技术、太阳能光热技术与应用、分布式发电技术、风力发电技术与应用10多个新能源类专业。

2.6各高职院校培训工作差距较大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主要培训对象是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员工培训需求量大，参与培训的员工、项目较多，该校的培训业务量也较多。新余其他3所高职类职业院校培训对象比较分散，整合培训资源难度较大，培训业务量不多，大多是专项技能培训，如退役士兵技能培训、农民工技能培训、登高作业培训等。

2.7新余市人社局建立就业信息服务平台的途径暂无法评价

目前还不好评价该服务途径，原因是该服务途径实施时间较短，其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尚未体现出来。

3改善建议

要合理利用地方高职院校服务本地经济发展的各种途径，克服实施过程中的不利因素，并取得实际效果，本文认为要发挥好市场主体———企业的积极能动性，显得最为重要。当然，高职院校和政府职能部门的密切配合，不可或缺。本处就企业、高职院校、政府三个方面提出一些相关改善建议。

3.1建议本地企业要增强内生动力，加强人力资源的合理规划

(1)提高本地企业竞争能力，吸引本地高职院校开展现代学徒制活动。本地企业市场竞争能力提高了，才能为本地高职院校开展现代学徒制活动寻找到合作伙伴，否则，由新余市政府倡导并出资支持的现代学徒制活动只能为市外企业培养人才。(2)本地企业要制定好人力资源战略，规划好人力资源的利用。本地企业应当制定好稳定的人力资源战略，减少临时大量急用工现象。在人力资源利用上更应该合理规划，不要把高职院校学生仅仅当成普通劳动力使用，要为高职院校学生入企就业制订职业培养计划，让这些高职生在本地企业看到发展前途，明白未来职业发展方向，才能尽可能地吸引高职学生留在企业就业。现代学徒制、校企合作定单班培养、留余(新余)就业等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途径才能取得更好效果。(3)在校企合作上，建议企业不要算小账。小账易算，且很精确;大账难算，成效难测。在校企合作方面，企业比高职院校更会算账，然而这也隐藏着一个不争的事实:高职院校不太愿意与这类太会算小账的企业合作，无形之中会把这些企业排除在校企合作名单之外，传导出高职院校学生将来也不太愿意到这些企业顶岗实习或就业等信息。因而，建议本地企业积极发挥企业的社会功能，在高职院校的专业调整、人才培养、师资交流，以及其他各种校企合作方式等方面态度主动些，支持力度大一些，形成一个良性互动和良性循环。

3.2高职院校应主动寻找校企合作机会，积极培养学生的契约精神

高职院校服务本地经济发展的途径并非越多越好，而是要选择适合的服务途径。因而，建议各高职院校主动寻找机会，调动本校资源优势，利用好有效的服务途径，并不是等待企业上门洽谈合作。针对高职学生在各类校企合作活动中的屡屡违约行为，给合给企业造成各种损失，给学校产生各种负面影响，高职院校应加强学生契约精神的培养，建立相关的教育和惩戒机制，培养学生的诚信守约意识。

3.3建议地方政府出台的吸引高职学生留在本地就业政策切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

能源行业研究范文第5篇

依据上海电力学院的“优基础、强能力、重应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对人才的新需求，依托学校电力、能源学科的优势，上海电力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坚持“宽口径、国际化、实用性、行业化”的电力特色人才培养目标，努力培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专业基础扎实、行业特色明显、综合素质高、应用能力强的有电力、能源知识背景的对外经贸专门人才。经过这几年的探索与发展，目前上海电力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主要有以下特色。

1.注重学生专业综合素质培养的同时

突出强化专业外语的听、说、读、写能力。近几年来，为了适应我国对外开放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对国际化人才的大量需求，我们加强专业基础教育、专业技能教育，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以及拓宽学生的专业知识面，鼓励学生参加多种多样的课外活动，使其成为一专多能的综合性人才的同时，更加突出强化学生专业外语的听、说、读、写能力。除了基础英语外，我们还开设双语课程，并聘请外教上专业课，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交流能力。

2.注重学生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学习的同时

更加突出强化贸易实务和金融证券业务等实践操作能力。在考察、学习国内外各层次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建设情况的基础上，结合上海电力学院人才培养定位和服务面向，我们将人才培养定位为：“宽口径、国际化、实用性、行业化”，基于这一定位，我们在注重学生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学习的同时，更加突出强化贸易实务和金融证券业务等实践操作能力。在课程设计上，我们利用学院较为完善的各类实验设施，开设了综合性的大型作业“会计模拟操作”、“国际市场营销”，还开设了“进出口贸易实务”、“进出口单证及结算”等国际贸易实践类课程，同时还开设了股票、期货、外汇等金融交易的模拟操作课程。

3.依托上海电力学院电力、能源的行业学科优势

突出体现电力、能源贸易人才培养特色。作为电力、能源行业高校，学校要求从事教学的教师必须具有相应的电力能源行业经验，不少教师都会安排专门时间在电力行业与电力企业挂职或兼职，通过校企合作模式，本专业学生每学期至少可以听到6～8学时的具有电力、能源行业背景的专家讲座。他们不仅为学生提供了电力能源经济理论、电力国际化与电力行业产品国际贸易的相关政策，也提供了来自一线的电力能源贸易实践案例。在课程设置上，本专业开设了多门“触电”课程，比如电力发展概论、电力生产概论、电力金融市场、电力系统优化与决策、国际电力市场、电力国际贸易等。在实践课程环节，安排和组织学生到电厂及电力公司等实习单位实习。通过以上途径使本专业学生在学好国际经济与贸易共性专业知识的同时，接触、了解和掌握一定的电力、能源特色知识，从而提升专业学生的竞争优势。

4.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提升专业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学生的创新思维是学生走出校门、适应社会、迎接挑战、开创辉煌事业的基因。本专业从大一新生抓起，要求本专业学生必须踊跃参加学科竞赛和创新创业活动，参与各课外兴趣小组，参与教师科研，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第二课堂。在课程设计上，开设了大型实践课程《创业之星》，让同学们进行创业模拟实践。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自2011年以来，每年至少有3个团队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和全国性的学科竞赛活动。自2011年以来，共有15项涵盖校级、市级以及部级的创新和创业项目立项。

二、实施特色国际贸易人才培养模式现存问题

1.教师的科研能力和教学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还缺乏本专业领域学术造诣深、知名度高的教学名师。大学肩负着人才培养的重任，人才培养质量取决于教师的业务素质，教学和科研水平是衡量教师业务素质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两者同等重要。教学是立足的根本，科研是保证。教学和科研应该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本专业教师在科研和教学上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但依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在科研方面，表现为高质量的论文偏少，部级、省级的科研项目还比较少。尤其是还缺乏本专业领域学术造诣深、专家级的专业带头人。这种状况的出现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在于教师普遍缺乏科研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客观方面的原因在于，繁重的教学任务和大量的事务性工作使得他们很难抽出时间静下心来关注学科发展前沿并从事科研，科研精力不够。在教学方面，本专业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教师教学的积极性不够高，与学生沟通交流不够充分，还没有形成成熟的教学团队，还没有知名度较高的教学名师。这种状况的出现也是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主观上，教师对教学工作重视不够，教师敬业、爱岗、乐教的思想觉悟有所降低；客观上，面对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大学教师的收入相对较低，影响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2.专业实践教学环节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校企合作缺乏深度。依据本专业人才培养“宽口径、国际化、实用性、行业化”的定位，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已经给予了高度重视，但由于主客观原因，这方面做得还不够，仍需进一步加强。主观上，本专业教师大多毕业于国内名牌重点高校，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依然偏好理论教学，致使教学中自然而然偏重理论教学，而淡化实践操作教学。客观上，一方面课时总量有限制，扣除各类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留给实践教学环节的课时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实践教学的场地、教学软件、实习基地等条件有限，尤其是校企合作，目前大都流于形式，仅限于实地考察、听报告，还没有真正将合作融入专业实践教学。

3.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方面仍缺乏经验

“高分低能”是当前中国大学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其核心症结就在于培养的学生缺乏独立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主要是由于大学的教学还是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学生比较被动地在接受教育，缺乏积极主动性，教和学是相分离的，同时教学内容比较陈旧、不能与时俱进，在进行理论教学时不能很好地理论联系实际。本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同样存在这些共性问题，如何发挥教师教的指引作用和学生学的主体作用，在教与学的良性互动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仍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今后亟需解决的问题。

4.专业建设经费的投入不是很充足

分配不均衡，使用不尽合理。目前普遍的看法依然是，社会科学类专业建设和发展不需要太多的经费投入就可以建好，尤其是在以理工科为主的高校，社会科学类专业会更加遭受建设经费投入的“歧视”。本专业作为上海电力学院中为数不多几个文科类专业，在专业建设经费投入上还不是很充足，教师的办公备课条件还不是很好。同时，有限的专业建设经费在使用上还不尽合理，体现在重硬件设施投入轻软件投入，一方面，因为这是可以用定量化指标进行评价和考核的。另一方面，实验室引进的部分教学软件，与现实管理存在差距且需要进行二次开发研究。

三、解决特色国际贸易人才培养模式现存问题对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