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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医学人文回归分析

当代医学人文回归分析

1医学人文回归的基本要义

医学人文回归的基本要义应该包括两个层面,即:医学人文精神的观念意识层和医学人文关怀的主体实践层。这两个层面统一于现实的医学实践活动,共同构成体现敬畏、爱护、尊重每一生命个体身心健康和幸福的医学人文回归的基本尺度;这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内在要求;是人类对自身生命复杂现象与规律不断探索与认识的又一个飞跃。

1.1关于“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

根据前述的逻辑起点,所谓人文精神,应是人类为自身的可持续性生存、发展,以真善美的价值理想为目标,不断探索与追求人与自然、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可持续性和谐互动的一种自觉的文化精神。现代意义上的人文精神在终极的意义上,应是对生命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和人类未来命运的理性关注。所以,人文精神的实质是对人的崇高品位的确认,强调人对“意义”的寻求[1]。何为“意义”?关于“意义”的理论,哲学家、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都曾从各自的立场出发给“意义”下过各种各样的定义。例如,从哲学上最早给“意义”定义的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他认为,“意义”是永恒的原型。英国哲学家洛克把“意义”看作是由词作为外在符号而标记的观念[2]。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意义”是对“真实”理想的不断追寻。“真实”的确立就是“意义”的生成[1]。在这里,哲学的境界、真实的境界、意义的境界是同一的。

面对现代化给社会带来进步的同时所造成的人文失落、人性压抑与人格扭曲这一人的异化事实,美国心理学家弗兰克认为,当代人的生活所面临的主要困境是“无意义生活之痛苦”[3]。表现为人的精神状态的世俗化、物化。而物欲的占有与满足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的“生命贫困”,反而加剧了对人文精神的渴望。正如施太格缪勒所言:“导致产生世界意义和人类存在意义问题的‘形而上学欲望’,在今天是非常强烈的。”[4]所以,人文精神回答的应是人“应当怎样生活”、怎样在“现实”生活与“真实”理想之间保持一个永恒张力的问题。“关怀”(Caring)可以解释为关心、关爱、关照,具有明显的主体性特征。如“人文关怀”、“生态关怀”、“临终关怀”等,强调的都是主体意识下的行为价值的倾向性。所谓人文关怀,就是以人为本,体现的是对人、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命运和前途的关心,是一种实践人类内心价值追求的具体的、动态的过程。从关怀的时空角度而言,有其时代性和社会历史性。从关怀的内容看,它是多元多样的。“人文关怀”可以延伸到人类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任何方面和领域。人文关怀的这种多元性与多样性特点的不断扩展与延伸的过程正是人类自身不断走向文明和自由发展的过程。

1.2关于医学人文精神与医学人文关怀

现代意义上的“医学人文精神”应以人类的身心健康生存与这种健康生存的可持续发展为价值理想,一切医学活动实践都应是这种价值理想的物化和对象化的体现。在终极的意义上,一方面,是对人的生命神圣、生命质量、生命价值和人类未来的健康与幸福的关注,另一方面,是对人类的身心健康与自然、与社会、与人之间的和谐互动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笔者以为,这应是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内在本质。“健康”意味着一种主体权利与社会责任的双重体现;意味着重组医学活动的观念、秩序、规则与之相适应;意味着一种颇具审美色彩的、具有多维和谐互动的生态健康观的生成。“医学人文关怀”是以人为本,体现的是对人、人的生命与身心健康的关爱,是一种实践人类内心医学人文精神信仰的具体的、对象化的过程。从医学人文关怀的时空角度而言仍有其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从医学人文关怀的具体内容看,它是有层次和范围之别的。

比如,医生对患者的耐心治疗,是一种起码的“人文关怀”;“周到的服务”、“优美的环境”,就是“人文关怀”的进一步延伸;政府的社会医疗保障措施、媒体对医患群体权益的关注,则是一种体现公正与公平的较高层次的“人文关怀”;公众积极参与医学高新技术在研发与使用等方面的伦理论证和价值评估、对生态保护与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关注、特别是对鼓励公众参与公共卫生事业与制度建设,使其成为构建现代医学文化的新生力量的关注……这些应是当代医学“人文关怀”的崭新内容和题中应有之义。可以说,医学人文关怀的这种多元性多样性在层次和范围上的不断延伸和扩展的历史,正是医学对人类生命与健康的探索从简单到复杂,从静态到动态,从局部到整体,从孤立到系统的人文精神的充分体现。反观时下因医学人文缺失而呼唤医学人文回归的现象,它潜在性地包含着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如何认识现代医学人文精神与医学人文关怀的学术性与现实性?另一方面,实现现代意义上的医学人文回归的有效路径是什么?换句话说,如何打通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的形上与形下的人文通道?对此,笔者以为,引入医学审美的理论与实践是实现现代医学人文回归的有效路径。

2医学审美的理论与实践

医学作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而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健康审美需求已经和正在以多元和多样的方式呈现于医学活动之中。这使人不难理解学界对医学本质的一个定位:“医学首先是一项社会事业,其次才是一门学科。医学从诞生之时直到今日,都表现为追求人的幸福这一道德责任”[5]。许多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美学家如西美尔、本雅明到鲍德里亚都一致认为:审美化正在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组织原则[6]。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指出:我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所承载的文化意义[6]。从这个意义出发,这里的医学审美的理论与实践的基本含义是建立在生态审美理想基础上的,借鉴美学(审美)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特点于具体的医学实践,运用美与美的创造的一般规律,去看待、弥补、丰富与处理一切对象事物的一种观念、态度、思想与方法。

2.1美学(审美)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特点

作为区别于其它人文学科的特点在于:美学(或审美)是从事物或现象的形式与内容的相互关系角度来认识、评价或表现的。换句话说,审美的特点总是通过一定感性的、直观的、整体的诉诸人感官的“有意味的形式”[7]的视角切入去认识、理解或表现其内容的。所谓形式,“是指内容诸要素的结构方式和表现形态,即事物矛盾运动的存在方式及其外部表现形态”[8]。所谓内容,“是指构成事物的内在要素的总和,包括事物的内在矛盾运动以及由这些矛盾运动所决定的事物的属性、运动过程、发展趋势等”[8]。二者的关系表现为:形式与内容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对内容具有反作用。世上没有无内容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内容。

它们处在具体的历史的相对统一之中。正是由于审美的这种对事物或现象的“由外而内”的认识路径,才使不少人有了美学或审美是研究形式美的印象,甚至误以为美学就是告诉人们类似怎么“美”的简单知识。然而,这种局限性的认识障蔽了建立在哲学基础上的美学对内容的“言外之意”或“象外之音”的深刻意义性、逻辑理性、隐喻抽象性关注的一面。从哲学角度看,“形式”包裹的“内容”应该反映的是合规律性的“真”与合目的性的“善”。真与善“通过具体而又光辉的形象表现出来,这个形象就是美的了。”[8]“真”是“美”的基础,“善”是“美”的前提。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真善美”中的“美”与“真”、“善”具有的不可替代性地位和意义。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倘若缺乏对医学事物或现象的审美(美的形式)关注与研究,在现实中,要么表现为对对象事物或现象的感性形式的忽略或轻视,客观上势必阻断了医学实践主体对其内在人文精神(内容)的传递“通道”,或缺乏应有的审美表现意识和能力,终使受众(主要是患者群体)无从体验与感受;要么表现为医学实践主体对对象事物的内在人文精神(内容)的淡漠或无视,在急功近利的工具理性驱使下,客观上势必导致可怕的形式主义(形式脱离了内容)。换句话说,在理论上,对感性形式和理性内容的任何一方的轻视或无视,都会影响另一方的功能与意义,在现实中表现为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的缺失。二者只有在互动中才能“双赢”,才能满足人对感性与理性的现实双重需要。这就是审美眼光的独到之处。对此,黑格尔将之概括为“表现和意义”。即:具体的、个别的“表现是一种感性存在或一种形象”,而“表现”的目的,则是“一种较广泛的较普遍的意义”。[9]

黑格尔揭示了人的这一“由外而内”(从感性形式到理性内容)的认识路径反映的却是“由内而外”(从理性内容到感性形式)的人类内在精神需求的一般动力机制与过程。可见,解读审美认识论与方法论特点的意义在于,它兼顾了现实人的感性与理性、形象与抽象、情与理、过程与目标、物质与精神、形上与形下不同维度之间辩证统一的人文特性———审美对人性的彰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著名学者JacquesBarzun在其《艺术的用处和滥用》中指出:“一个社会在同艺术结婚之后的婚后生活,就是文化;反之,每当社会和艺术离婚,就产生出野蛮”。因此,医学与艺术“复婚”是还医学以文化。

2.2医学审美有待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透过我国医学人文缺失的现象层面,其问题的实质从审美的视角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医学实践主体缺乏对人的生命个体的普遍珍视、敬畏与尊重的生命观、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观和医学科学观的深刻信仰。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求生求健康求生命幸福的欲望对每一生命个体既是一种权利又是一种对家庭、社会应尽的责任。医学应该承载和兑现这样的“权利”与“责任”。“三观”意味着生命公平、健康公平、医学公平!共同构成了现代医学生态审美理想的核心,应视为现代生态文化运动在医学领域的具体延伸。然而,现实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首先,看生命观:从社会大范围讲,“有限的医疗资源只能满足少数人的需要,这就使医疗公平问题变得异常尖锐。是首先满足有钱人?发达地区的人?病重的人?年长的人?年轻的人?贡献大的人?似乎没有一条原则是公正的……在现在条件下,如何实施最大限度的医疗公平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困难而极为重要的问题”。[10]

在我们这个以儒家为主导的社会政治伦理意识中,缺乏一种对生命的真正人文关怀。个体的生命在多数情况下不过是实现社会整体目标的一个环节和工具,对个体的责任、义务强调较多,而较少尊重个体的权利、情感等需求。比如,医患纠纷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对“知情同意”的不够尊重的事件即可证明。可见,具有文化力量的观念的转变应是重中之重。其次,所谓人类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观,意味着人的健康在社会个体之间、代际之间;在人与环境、与生态之间存在着诸多动态的复杂关系系统是否和谐互动的问题。换句话说,现代医学不仅要研究人体自身的复杂生命现象,还要将这一研究纳入到社会以至生态的大医学系统之中,研究人类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与诸如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协调与相互促进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否则,单凭生物医学模式的观念面对越来越多的环境病、文明病、心理病、生态病,医学将显苍白无力。为此,引入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观,倡导将健康的重点从治疗转入预防、从医院转入社区、社会、从个体转入群体、从诊疗高投入转入诊疗最优化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对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非同寻常的意义。

最后,关于医学科学观,这是探讨医学人文回归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因为“人们长期以来把科学的社会功能仅仅局限在物质生产和物质福利方面……而很少看到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的精神气质(ethos)……借用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的话来说,科学的理性精神的精髓‘并非在于它对原则问题毫无异议,而在于从来不是毫无异议;不在于固守驰名天下的公理,而在于不把任何东西视为理所当然。’”[11]曾几何时,科学被视为无前提无偏见、可以跨越时间和地点的永恒不变的“真理”。什么东西一旦被冠以“科学”二字就变得很吓人。然而,真理和谬误“只有相对的意义。”[12]换句话说,“科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土壤,其理论创造和事业发展深受文化环境的制约,科学不是无前提无偏见的,而有其特定的‘旨趣’(interest)……科学与人类其他文化如哲学、宗教、艺术等的对话与交流,就不是可有可无的外部要求,而是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13]中国的文化土壤产生了用阴阳五行符号来描述人体功能的“中医”文化,西方的文化土壤产生了以解剖学为基础的“西医”文化。因此真正的科学观是以怀疑、平等、多元、开放、互动为特征。“科学是一个‘三无’世界———无偶像、无禁区、无顶峰。”[11]

医学需要的正是这样的科学观:在本质上具有合规律性(真-科学理性)与合目的性(善-人文理性)的审美尺度。一个事实是,医学依靠科学尽管可以探究疾病,可以技术干预,但生命的奥秘在终极的意义上是人的知识无法穷尽的。医学就像撒拉纳克湖畔的铭言所说:“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是人文理性的睿智,也是医学人文精神的超凡境界。另一方面,从狭义的现实医学活动层面讲,医学实践主体还缺乏必要的审美实践能力、方法与技巧:就是懂得和善于运用一定的形式元素,借鉴一定的审美法则与规律于具体的医学活动,使对象事物赋予一定的感性表现形式,从而达到服务一定医学内容和人文关怀的目的。观念层面的人文信仰固然对指导人的行为起着“情感导航”的作用,但是,医学人文关怀的实施最终需要一定的诊疗技术能力和一定的审美能力、方法与技巧给予“使情成体”(英国哲学、美学家鲍桑葵语)的“表现”过程。这一点正如表现主义美学流派代表人物意大利的克罗齐的那句名言:“直觉即表现,艺术即直觉”[14]。“直觉首先是心灵的一种赋形力、创造力和表现力。”“这个形式,这个掌握就是表现。”[14]用这个美学观点考量医学人文缺失现象,就会发现,相当一部分问题出在表现欠缺或不够上,即缺乏通过一定的诸如色彩、线条、声音、文字、质料等形式元素的审美运用去表现(或呈现、传达、传递)医学主体内心的人文关怀的信息达到满足患者心理需要的目的。另外,从民族文化心理角度看,这还与以玄思、含蓄、内敛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文化品格有关,使中国人在整体上较西方人更具含而不露的气质。一个共识是:人文关怀也是一种有效的治疗,那种只相信数据分析和因果还原思维方法的“单向度”医护人员将被社会排斥。

3结语

医学人文回归在本质上是一种在新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文化背景下医学对人的生命完整性的肯定,表现为对人的生命与健康在文化传承与发展上的自觉整合性,在知识与经验积累上的动态开放性,在价值多元上的审美创造性。在这个意义上,医学审美性与医学人文性实现了殊途同归的“高峰汇合”。因此,医学实践主体是否能成为爱美、懂美、创造美的审美的人决定着“高峰汇合”能否变成现实。审美是不能没有主体的。因此,应在教育制度上致力于体现文理兼备平衡发展的人才培养机制的改革,因为,从我国国情看,没有一定制度保证,无法从根本上扭转重理轻文的现状。正如鲍健强在《科学之理》一书中所言:“大多数中国科学家在进行专业活动时并不考虑自己工作的人文意义,而且科技专家对自己哲学人文知识的无知,常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缺乏对于自身科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感。”[15]重理轻文的状况在根本上扭转不了,何谈医学审美性、医学人文回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