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时代的快速发展，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方便快捷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渗透到音乐艺术中，对音乐艺术的传播与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由于唱片、广播电台、电影艺术的引进，使得中西音乐文化在这里碰撞交流，共同造就了一副多元共生的音乐图景。本文以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对于“光韵”的理解为理论来源，第一节对本雅明一书所围绕的“光韵”一词从艺术作品的三个方面，即原真性、膜拜价值以及产生的审美距离感来分析总结；第二节主要论述了20—30年代的上海，由于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入驻，纸质媒介、唱片广播电台和电影传播媒介下的音乐艺术；第三节主要论述了机械复制时代对于上海20世纪20—30年代音乐艺术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光韵机械复制上海音乐艺术

19世纪初，石印书的发明孕育了画报的诞生，紧随其后出现的照相摄影技术实现了手的解放，形象复制的过程大大加快，然而这一复制技术的出现却给艺术带来了一个致命的冲击，直接导致了艺术作品“光韵”消失。

一、“光韵”的含义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主要讨论了机械复制技术给艺术领域带来的一系列变革，讲述了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为一种可交易、有价值、能流通的艺术产品，进行批量生产，进而成为一种公众普遍行为，但同时也造成了原作中所拥有的“光韵”普遍消失。

（一）艺术作品的原真性

“艺术作品的原真性即艺术品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一件艺术作品在产生的那一刻，便已经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艺术作品的即时即地性构成了它的原真性”。①而艺术复制品恰恰缺少了这一即时即地性。比如以前人们想欣赏名画只能去画廊，而数字媒体的出现使得作品可以离开展厅，进入欣赏者的生活中，便于大家欣赏。技术复制时代的到来，原本独一无二的绘画作品出现了高保真的复制品，实时的舞台现场演出曾经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逐渐被技术延期制作的活动影像所代替。本雅明认为“光韵”受此地此刻的约束，光韵不可以被复制，而摄影艺术的发展使得许许多多艺术品有了复制品，这些复制品使得人们可以更快捷的欣赏艺术，空间上的限制有所减弱，但同时，原作的原真性荡然无存。复制艺术品实际存在时间的长短摆脱了人的控制，他的历史证据就难以得到验证，它的权威性即原真性也就受到了影响，预示着艺术品的原真性“光韵”消失。

（二）艺术作品的膜拜价值

人类艺术起源于为宗教膜拜仪式，艺术的欣赏也带有宗教神秘色彩。“某些神像只有教堂中的教士才能接近，某些圣母像几乎全年被遮盖着，中世纪大教堂的有些雕像，站在平地上的观者是看不到的”。②将艺术作品作为神的显现，作为信仰的寄托，使得人们对于艺术作品存在一种膜拜心理。在传统艺术观念中，重复的或者雷同的艺术作品通常被人们视为在艺术创作中剽窃、无能的表现，而具有新意的独创艺术，即带有原真性的艺术作品会受到人们的膜拜，随着复制技术的发展，艺术作品的膜拜价值降低。本雅明写到：“艺术作品的可复制性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把艺术品从礼仪的依附中解放了出来”。③复制艺术品着眼于可复制性艺术品的复制，当艺术创作的原真性标准失灵时，艺术的整个社会功能便不再建立在礼仪根基上，艺术作品的膜拜价值与展示价值是艺术作品的两个极端，二者是一个此起彼涨的关系，膜拜价值的衰落意味着展示价值的繁荣。随着单个艺术活动从膜拜运动中解放出来，其艺术作品便增加了展示机会。现代复制技术的发展使得艺术逐渐摆脱崇拜基础，于是艺术品的展示价值逐渐压倒崇拜价值，把艺术作品拉下了神坛，使得艺术作品拥有的独一无二的“光韵”消失，随之艺术品变得大众化、通俗化。

（三）艺术作品的审美距离感

“光韵”的三个含义是相互联系的，含义之三是建立在前两者基础之上的，即审美上的距离感。“光韵”从时空角度解释是指在一定距离外但感觉上却如此贴近的独一无二的显现。④由于艺术作品的独一无二性，人们不可能与它同存在于一个时空，即有时间和空间的不可完全接近性，这一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感，源于艺术作品的独一无二性（原真性）和膜拜价值。“光韵”的衰竭还与特殊的社会条件有关，与大众运动的展开和其紧张强度有密切关联，大众运动要求一切艺术都变得“平民化”。

二、机械复制时代的音乐艺术

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新旧交替、日新月异的时代，不少西洋科学技术的入驻，给上海这座摩登城市披上了神秘迷人的色彩，科学技术产生的影响蔓延到了音乐艺术中，从音乐的传播方式彻底改变了音乐艺术的轨迹，为音乐艺术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音乐纸质媒介的繁荣

在机械复制的现代化进程中，上海传统的刻书业完成了走向出版业批量生产的转换，纸质媒介与当时出现的电影音乐是一对双生子，报纸上大篇幅的宣传电影音乐，期刊杂志以缤纷的色彩和丰富的娱乐信息吸引大众的眼球，其中由黎锦晖、陈伯吹主编的《小朋友》期刊，设有儿歌、历史故事、故事诗、谜语等栏目，其作品的质量、精美的插画，为当时的社会音乐教育增添了一份轻松活泼的气息。当时的报纸以《申报》为主，《申报》是上海创办最早、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报纸之一，其中有关唱片的新闻史料记载详细且丰富，是研究民国时期唱片业的宝库，《申报》以及期刊杂志都会刊登歌曲的曲谱供市民观赏学唱。

（二）唱片、广播电台的繁荣

19世纪末唱片远渡重洋进入国人视野，20世纪上半叶唱片市场的繁荣发展促使了中国唱片业诞生，唱片公司争相建立，大量传统音乐通过灌录唱片得以留存，促进了音乐传播模式的改变。1927年，上海第一家民营广播电台开播，其中音乐播报的部分由百代公司提供，受教育局之邀，上海国立音专的学生每周都会在中西电台播报一次有关中西音乐的节目。1930年，黎锦晖与上海大中华唱片公司经理商定灌制唱片有关事宜，签订合同，按照合同规定，这次灌制唱片总数为一百张，因为录音过程比较顺利，不到两个月，全部任务完成。值得注意的是，大中华唱片“一百张”与两年前南洋谱写家庭爱情歌曲“一百首”，这两个“一百”，表面上都是迫于经济压力的结果，实质上，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激发了他的创造力，将黎锦晖推向了音乐生涯的“高峰”。⑤通过唱片的传播、歌谱的出版、大众的传唱，造成了一时的轰动，传播媒介成为“黎派音乐”的重要载体。

（三）电影音乐的发展

1929年，上海引进装有有声放映设备的影院，随着中国电影有声化历史进程的推进，音乐由一开始的简单介入，逐渐与电影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不仅在推动故事情节、渲染环境气氛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还与电影艺术相辅相成，有效推进了电影音乐艺术的发展，凭借一种新的传播媒介成就着自己。随着中国有声电影技术的进步，电影界的声音意识也有所演进，人们发现有声电影其实可以利用更为丰富的声音与画面相互配合，从而表现出更多的内涵。例如，1935年由贺绿汀配乐的《都市风光》是中国第一部音乐戏剧片和“第一部全面认识并发展了音乐艺术在电影艺术所应有的作用的影片”（江定仙语）；中国电影音乐从采用现成唱片配音到由专人作曲的这一历史性的过渡，就是以这一部电影为起点的。⑥在《都市风光》中，采用了“夜曲”的体裁形式描写城市市民夜间恋爱场景，夜曲这一体裁形式节奏自由、旋律抒情，从影片的节奏缓慢、画面的蒙太奇手法、时间为夜间、人物又属市民阶层的特点考虑的，采用这种体裁恰好吻合了影片的基调，使得音乐艺术在电影中发挥到极致。

三、机械复制时代下对于音乐艺术的影响

在近代中国，上海以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政治优势成为中西交融最活跃的摩登城市，在多种文化语境的碰撞中，西方现代化科技的发展也为这座不夜城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得音乐艺术在这里生根发芽，形成了一副多元共生的音乐图景。

（一）推动近代音乐艺术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保存和传播音乐艺术的载体不断的变更，从一开始心口相授的师徒传承式，到纸质媒介的出现，再到电子传播方式的变革，不仅提高了音乐艺术的传播速度，更加使音乐艺术得以精确的保存下来，孕育出了一系列音乐艺术瑰宝，产生了时代曲、学院派音乐、左翼音乐派等。20年代末，黎锦晖作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创始者，谱写了《毛毛雨》《妹妹我爱你》等一系列时代曲，唱片、电影艺术的发展，将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第一批“时代曲”推向了社会，走出了国门。30年代后涌现出聂耳、任光等左翼音乐家，通过电影音乐来宣传弘扬无产阶级思想，寄希于用音乐唤醒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意识，随之“平民音乐思潮”风靡，其朗朗上口、短小精湛的歌曲传遍大街小巷。上海国立音专的建立，培养了一大批专业音乐家，出现了萧友梅、贺绿汀等音乐家。贺绿汀和聂耳、田汉等人常有艺术上的往来，探讨着繁多的中西文艺思想。贺绿汀在《天涯歌女》及《四季歌》的歌曲配器上，选用了对位法进行处理，这与当时国内其他作曲家创作的手法是大不相同的，显示出国际大都市上海对于贺绿汀西方音乐作曲理念的影响。在众多传播媒介的推广下，音乐在其中肆意绽放它的光彩，在十里洋场中风靡，在街头弄堂里传唱，推动了近代音乐的发展，向世人宣告了一个娱乐文化时代的到来。

（二）推动音乐艺术产业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音乐艺术的传播途径，影响了中国音乐的存在方式和消费模式，在现代化科技尚未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传统音乐只能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得以传承，通过文字被记录下来。而音乐艺术的复制技术出现后，使得音乐本身被真实的保存下来，同时也使音乐艺术变为一种文化商品。唱片、广播电台、电影产业作为一种新型载体，一进入20—30年代的上海，便吸引了一批有商业头脑和艺术理想的音乐人士去接受并尝试这样的方式，通过这样的方式摆脱了传播方式的单一，音乐作品被更为广泛的传播出去，带动了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将娱乐性的音乐变成了商业产品，通过这一手段盈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进步，也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效应，推动着整个艺术产业向前迈进。20—30年代的上海电影公司将发售电影歌曲唱片作为宣传电影的主要手段之一，当时的电影公司与唱片公司是合作关系，电影歌曲唱片的销售会与电影放映同步，双方都坐享其成，上海当时以三大唱片公司最为著名，分别是：百代、胜利、大中华，他们形成一个三足鼎立的局面，相互之间的竞争推动了电影音乐的传播与推广。

（三）音乐艺术走向世俗化

随着复制技术的发展，艺术品不仅大批量的生产，而且现代大众更具有使物更易接近的欲望，通过对音乐艺术的复刻克服其无法占有的独一无二性的强烈倾向。本雅明意识到大众的需求和艺术的系统化、规模化生产使艺术逐渐走向市场化、商品化。正如五四时期，中国文化教育界出现“平民教育”“平民文艺”等一系列以“平民”为服务对象的口号，从而使得黎锦晖萌发出推行“平民音乐”的理念，此后，他的音乐生活便从编创儿童歌舞音乐过渡到创作成人爱情歌曲，带领大家“走过而到达真正艺术的田园里”，而现代技术的引进，使得他这一理想得以实现，让音乐艺术走进平民百姓的生活中，让街头小巷的人们哼起了“小亲亲，不要你的金，不要你的银”的时代小曲，抒发了平民百姓的个人情感，表现了人民大众的平淡生活，在音乐艺术中更加突出强调个人的真情实感，满足了广大市民对于时兴歌曲的需求。

四、结语

20—30年代的上海或许应该庆幸机械复制技术的闯入，他们的闯入给我们的音乐艺术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帧帧的画面、一张张的报纸为我们还原了一个个鲜活的历史，造就了轻松活泼的时代曲，塑造了铿锵有力的抗日音乐，成就了一批专业音乐工作者，正是技术的力量造就了一副多元共生的音乐图景，使得近代音乐的历程往前迈了一步。我们或许说技术的进步于尚在启蒙期的音乐艺术来说是一件好事，与20世纪20—30年代相比，我们已然全面进入了数字化的数码复制时代，技术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当我们沉浸在技术给予我们的方便快捷时，我们的精神世界却逐渐走向虚无，被各种抖音、快手神曲裹挟在其中，艺术作品里残存的“光韵”早已荡然无存，不再善于发现身边的美，或许我们还应时刻提醒自己不能被技术左右，不要忘记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命意义。

参考文献：

[1]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

[2]张杰.技术•艺术•感知[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

[3]孙继南.黎锦晖与黎派音乐[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

[4]刘骁雷.《申报》中的民国唱片业史料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8年.

[5]张耀文.近代上海电影歌曲及其传播媒介研究（1930-1937）[D].上海:上海音乐学院,2015年.

作者：粟茜榕  单位： 河南大学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