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完整的土地权益。它包括三个方面即均衡的承包权稳定的利益权和完全的收益权在目前农村土地的承包权和承包地分配机会不均衡的情况下，如何最大限度地将农村常住人口的土地承包权和承包地的落到实处，并真正成为农民稳定的收入来源，这是大多数农民首先关注的问题。绝大部分农民对于国家的农村土地家庭经营承包三十年不变的政策都已十分清楚，并充满信心。但问题是：

如何能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或有其承包权，即同区域的所有农民的土地承包使用权何时并且如何得到真正的落实,也就是均衡承包权的落实问题。在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体的二十多年农村改革中，只有第一次土地承包是真正做到按人配地。即只要是当时的农村常住人口，都享有该村按统一标准分得承包土地的权利，土地也第一次成为农民生存和致富的依托和希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随之得到了空前的发挥，历史上第一次解决了困惑中国农民千百年的温饱问题。大多数农民开始摆脱贫穷，丰衣足食成为大多数农民为之追求的梦想和看得见的现实，土地成为农民养家活口和发家致富的最重手段。但由于农业结构的单一和受农产品品种品质和市场的制约，农产品价格的急剧下降，农产品总量由过去的长期短缺呈现相对过剩的状态，农业比较效益的开始下滑。加之农民负担的大幅度上扬，土地不仅没有带来预期收益，相反成为农民致富的羁绊。土地也由希望变成包袱，农户为急于甩掉承包的农村土地，在私下转让过程中，既无文字依据，也无转让期限，更无收回约定。跨田垸种地，跨乡村包田成为常态，由此出现账实不符的现状。土地面积的多少，承包户主的易主给谁？许多村干部都不一定十分清楚。大面积的土地抛荒，成为各级政府和乡村干部的一块心病。而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农村土地的二轮延包，也由于土地的贬值，而流于形式。然而进入新世纪，随着三农问题的日渐引人瞩目，以及国家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和资金上的投入的不断加大，农业的比较效益开始回升土地又再次成为农民关注的焦点。但由于土地二轮延包的走过场和转包过程中的不规范，给现在的农村土地冲突埋下了重大隐患的同时，使原有的农村土地均衡承包的方式被打破。面对众多私下转包承包地多年，或因土地抛荒已由村统一发包出去多年，又重新要求返回原有承包土地的农民；面对众多由于种种原因，在第一农村土地承包和第二轮农村土地延包时没有享受到应有承包权，而根据现行政策要求重新确定土地承包权的农户；面对众多在农业效益低下，种田负担最重，同时花了大量的改造资金而现在不愿退回和退回可以，但要求损失赔偿的农户；如何将他们的祈求落到实处对乡村干部是一个极大的考验。面对已经形成多年的土地承包格局，在国家明文规定不允许重新丈量农村土地，不容许重新调整农村土地，而村级又没有多少机动地的前提下，如按政策重新确权、确地，但地土地从何而来？若强行收回，一是在已缺乏行政强制力的今天是更本行不通的，而且现在承包的农户也不同意；二是提前毁约，法律责任谁负？在村级资金积累几乎为零的今天，毁约金谁出？若不执行国家现行的农村确权、确地的政策，农民要上访，各级政府的正常工作秩序要被打破。因此，各级政府如何处理好这些方面的矛盾，说到底政府如何落实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是当今农民最关注的热点问题。

如何迅速有效地遏制农村土地存量急剧下降的趋势。即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承包权如何得到切实地保护，也就是如何使土地真正成为农民的稳定的收入来源的问题。因为如果没有土地做支撑，其他的就无从谈起。目前农民对农村土地权益问题的关注，不仅表现在现在土地承包权的问题，而却还十分关注农村土地存量正在呈逐年递减趋势的问题。农村土地存量的减少，既有自然因素，如沙漠化、盐碱化、水土流失等，造成土壤地力下降的非人为因素和农村土地无节制开发等人为因素。其中，农村土地的无计划、不规范开发，是导致农村土地存量逐年减少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在：乡村干部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的贪大求洋，部分农户的盲目攀比和模仿心态，导致农村土地的有效使用率的不断降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农作物布局，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提高农业效益和农民增收的潜力。但由于调整时缺乏客观性，规划时缺乏科学性，实施时缺乏合理性，往往一个农业模式和农业品种的出现，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功利观念，使一件本来有利于农民增产增收的好事，变为大多数农民所很难苟同的带有强制性的过激行为和一哄而上的雷同模式。不仅没有给农民带来预期的收入，反而因农业模式的千篇一律和农产品结构的雷同，导致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浪费和农产品的积压。既影响了农民的当年增收，也因农民为利益的受损而讨说法，给地方政府的信用、威性和正常的工作秩序带来了影响。如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某县市的部分乡镇见珍珠、甲鱼、河蟹等水产养殖很有赚头，于是纷纷进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将大量的精产粮田改为鱼池，一时间有基础、有技术、有水源条件的乡镇是尽量扩大水产面积；缺技术、缺水源的乡镇是想办法，创造条件搞开发。于是一个个珍珠村、甲鱼、河蟹镇等特色养殖和四大家鱼等常规养殖的乡镇，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了，使粮食面积和其他本来很有发展前途的经济作物面积在短时间内锐减，其最终结果是，粮食出现供给危机，水产效益也因面积的无限扩大，导致产品的大量积压和经济效益的急剧下滑。由乡村集中调整的，乡村干部常常会受农户的怨恨与谩骂；由农户自作主张调整的，就要受到老婆、家人的埋怨。如有一个乡镇，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有55%的基本农田被开挖成鱼池，其中有3个村鱼池开挖面积达70%以上。使原本很有经济效益的特色水产养殖，因产量的剧增，带来价格的急剧下滑；因面积的扩大，导致种苗、技术人员工资等投资成本的急剧上涨。原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农作物效益的特色水产养殖，一下子的垮了下来，其比较效益甚至还不敌于常规农业生产效益。同时，巨大的前期投资，使很多农户由此背上了巨大的债务包袱。若重新恢复原貌改种其他作物，又需要一笔不菲的资金投入，对于本来就不富裕的农户更是难上加难。从此，许多家庭的经济状况也就一蹶不振而限于贫困。因此，如何科学的开发和利用现有的农村土地资源，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益，仍是农民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其次，工业化、城镇化、交通便利化等方面的建设，使非农业用地量急剧增加，大量的农用土地被逐步蚕食掉，农民的土地权益时常受到不法侵害。中国的农村和农业，从新中国成立起就一直为中国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做出牺牲。尤其是农村的土地，虽然法律规定为农村集体所有，为农民共同的财产。而然现实情况却相反，农村土地成为一块人人都想要，人人都能拿走肥肉，肆意侵蚀，任意宰割，无偿占有。特别是随着城镇规模的日益扩大，工商业经济的飞速发展，一批批开发区的出现，一个个科技城的崛起，一座座高级娱乐场所的开业，大面积的农村土地在相互勾结，相互使诈，强权与腐败中被低价甚至无偿的占用，使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受到不法侵占。低廉的补偿和再就业的困惑，使大批的农民被迫离开他们祖祖辈辈生养的地方。农民的合法土地收益权，被官僚、地痞、不法奸商和部分贪婪的的乡村干部相互勾结所剥夺。其三，基层地方政府职能的虚化，农村土地产权所有者界定的模糊，导致土地管理上的失控。农民私下的乱挖、乱占，已成为农村土地存量急剧下降的新问题。随着乡镇机构体制改革的实施，原有的管理方式被打破，村级组织的管理职能和权威已随着农村经济的瓦解而消亡，过去农村土地管理上的乡镇政府、乡镇土管所、村级组织三级联动的管理方式也随之不复存。现在在土地的管理上，是乡镇政府被动管，乡镇土管理部门无力管，村干部无权管，导致农村土地所有的虚位权，监督使用权的失控。农民承包的土地，成为农民随意处置的私有财产。一块块基本农田上，建立起了一座座私宅、经销点、加工厂、畜禽栏舍。特别是城乡接合部和省道、国道的公路两侧的基本农村的圈占和改作它用的情况更为严重。这它不仅带来了农村基本农田面积的大量减少，而且对农田水利设施的破坏程度也很大。同时，因房舍的空置率很高，既影响了土地的效益，也因很难恢复原状改为基本农田，造成了农村土地的大量闲置。所以，这种危害甚至要超过工业用地和城镇建设用地，它具有分散性、隐蔽性和不可预测性。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严重性至今仍未引起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甚至是农村土地监察和管理上的死角。农民何时才能从农村土地中真正获得土地的增值价值。即农民拥有的土地承包权的权益如何得到全面保证，也就是农民所拥有的承包土地的收益，不仅体现在土地耕种上取得的效益，而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土地流通中的增值。只有取得了土地耕种上的效益和土地流通中的增值，农民才真正拥有承包土地的完全收益权。农民在其土地的承包权和承包的土地一旦得到确认以后，农民已开始关注的是如何从土地中获得最大利润。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收益权和剩余产品的处置权不在农民手中，农民并不在意土地的收益状况。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村改革，使农民获得了收益的处置权，农民也开始关注自己承包地的价值与增值。起初农民只是关注土地的常规价值，即如何从农业收入中获取土地价值。而随着农村土地存量的减少和农业效益不稳定，以及农业效益已接近最大化的现实状况，导致农村土地的多形式流转的出现。这种土地流转的出现，让农民把增收的希望，从单纯的农村土地的产出效益上，转向通过土地的多形式流转所带来的土地增值效益。但目前，由于国家并没有明文规定农民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作为一种流通手段上市，进行转让、抵押、入股、租赁、拍卖。所以，现在的这种土地流转，一般都只限于少部分机动地和低产田的私下不规范流动。这种流动，既很难体现土地的增值效益，也破坏了土地的运作机制。

因此，如何尽快建立健全新的农村土地经营体制，全面规范和保障农民的合法土地权益，使农村土地真正成为农民增收的稳定收入来源，是新形势下农民增收所关注的十大热点问题之一。

二、农业生产条件的使用。农业生产条件包括农田水利、道路、交通、电力、通讯等硬件设施和政策、技术、信息、资金等软件设施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使用的好坏，是影响农民是否增产增收的关键。从目前情况来看，农业生产设施条件的使用不仅表现在存量和增量的不适应，而且还表现在规模、数量和布局与现行的以家庭经营为主体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上的不适应。

首先是数量不足，并多带病运行。这些硬件基础设施大多数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带病运行已成为农业硬件设施的通病。近些年来，国家虽然加大了对农业设施的投入，但大部分资金都用于大江、大河的治理，高等级公路建设和工业电网的建设上，真正用于农业生产基础硬件设施上的投入并不多。而且往往由于地方配套资金的不能及时到位，半拉子工程比比皆是。因此，总量不足和运行状况不佳，是现行农业生产基础硬件设施中最大的问题。

其次，是规模和布局不合理。现行的硬件设施大都以大集体时土地集中统一耕种为前提设计的，与现行土地分快耕种，家庭经营的方式及不相适应。如：农田水利设施中的泵涵闸，不是因流量太大，农民使用成本太高而被闲置，就是布点太远，田块的隔串，引发过水矛盾和水费计算的矛盾。再如：道路设施，过去人员和产品统一出行，一村民小组一条路，一田垸一条路即可。而现在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过去的道理交通布局显然不能适应，导致农产品不能及时运出。既造成了农产品的大量积压，又因农产品的实效性和保鲜性，影响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其三，现存农业生产条件的功能滞后于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突出表现在，面对分散的小规模经营与全球化大市场的矛盾。(1)缺乏完善的农产品交易的中介组织。由于缺乏完善的农产品交易的中介组织，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在交易中总是处于弱势地位。而他们大多数面对的都是一些临时性的中间贩子，他们既没有固定的信息渠道，也很少守信用操守。当农产品俏销时，他们一方面散步多种矛盾的信息，另一方面故意哄抬物价让，一些信息不灵的农户处于观望之中而错过了最佳销售期。当农产品滞销时，他们则故意压级压价，使一些农户的农产品不是积压乱掉，就是低成本抛售，甚至血本无归，极大的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农民的增收。(2)缺乏规范的农产品市场体系。过去，农民生产的农产品绝大多数依靠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和供销社等国有企业来收购，虽然一段时间里出现过压级压价和打白条现象，但总体来讲是规范的和守信用的。随着粮食、棉花、供销等国有农产品收购企业的改制，这些部门从收购主渠道中退了出来，取而代之的是良莠不齐的各种民间中介组织。由于缺乏规范的市场约束机制和强制性的监督管理，强买强卖，压级压价，坑蒙拐骗现象比比皆是，使农民总处于无奈与怨恨之中。同时，由于大多数地方缺乏规范、便利的农产品集散地和农产品批发市场，使得农民生产的农产品无法在最短的时间，流经最少的环节，化费最低的成本销售出去，而是因环节梗阻，不是被中间贩子的层层盘剥，利润所剩无几，就是因仓储和保鲜问题，而腐乱变质，使大量的农产品被白白的乱掉。(3)缺乏准确的农产品销售的市场信息。市场经济其实就是信息经济信息，就是时间效益，时间就是金钱。而目前农民最缺乏的就是获取正确信息的渠道和分析信息的能力，这既是农民自身文化程度不高所限，也是农村缺乏传播信息的平台和分析处理信息的公共服务所导致。这种局面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乡镇体制改革的不完善导致公共服务的脱节所造成的。

因此，如何加快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特别是面对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形式，建立小型、多点、分散、网状、灵活为特点的农业生产条件的布局与结构，是当前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重点考虑的问题。其中，农田水利、电力、交通和农产品交易的市场体系建设，更是农民增产增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

三、农产品价格的不波动。农产品价格是影响农民增产增收的关键指标，它的走向和发展趋势，直接关系着农民当年的收成好坏和来年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高低，是农民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

首先农产品价格的走向，直接影响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整体格局。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农产品价格出现过三次比较大的波动，给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第一次是1984年出现的卖粮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体的农村改革，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地调动。从1982年开始，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总量大幅度增加，粮食产量从农村改革初期的不足6000亿斤，在不到三年时间超过8000亿斤，以上一下子解决了困扰中国上千年以来难以解决的农民温饱问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总量的短期剧增，使农产品供给一下子出现供大于求的过剩状态，首次出现了农民所说的卖粮难的问题，导致以粮食为主体的农产品价格开始下降，农民也第一次感受到了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农民收入和生产模式的直接影响。因为，在时期，农民没有直接参与农村经济收入的原始分配过程，一切都是公社和生产队的干部说了算，大多数农民都没有农产品的处置权和知情权。从而产生的经济利益的好坏，与农民利益也只是间接的关系，农民也很少去关注。而家庭承包经营，打破了社队干部对农业生产经营的垄断权，农业经营状态的好坏所带来的影响，也由过去的间接关系，变为直接影响，农民开始更多地关注农产品价格的走向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影响。因此，随着1984年以粮食为主的大宗农产品的过剩的出现，农产品价格急剧下降，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也随之下降，农民开始了有生产自主权后的第一次农业结构的调整。以棉花、麻、类油类等为主体的经济作物的面积开始大幅度的增加，粮食面积开始下降。同时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多、工、副业的兴起，农村产业结构也出现第一次划时代的调整。农业生产再也不是农民生产方式和收入来源的唯一选择，农民开始摆脱对农村集体和土地的人身依附。第二次1992年的农业效益的滑坡。从1990年开始，在这一期间粮食过剩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而且由于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和国内经济政策调整的影响，棉花、麻类等经济类的农产品也因出现滞销而大量的积压，价格急剧下滑，以粮食、棉花为主体的大宗农产品全面出现销售艰难期。压级压价，“打白条”，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村个体工商业经济开始取代农业经济，成为人民致富的梦想和手段。第三次1997年开始的农业经济大萧条期。农产价格的持续走低，农民收入的连连7年下挫，加之乡镇企业的关、停、并、转带来的效益滑坡，以及农民负担的年年加码，农民不堪重负，纷纷离家出走，导致农田面积大量抛荒和农民工的出现，农村产业结构再一次进行了调整。

其次，农产品价格的走向，直接影响农民对农产品品种的选择，从而影响到粮食安全问题。这一问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显得尤为突出，现在虽然有所改观，但仍不能掉轻心。因为中国是一个十三亿的人口大国，粮食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社会稳定的大事，而农产品价格的走向，特别是主要大宗农产品的价格走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因为农民的观念是最现实的，什么样的农产品值钱，农民就会马上耕种什么，如果这种农产品一旦降价，他们也会马上改种其他作物。加之现行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体的农村体制。使家庭成为农村经营活动的基本生产单位，农民有了生产的自主权，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对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强制性约束已失去原有的效能。种什么？种多少？怎样种？都是农民自己说了算。在这种背景下，农产品价格的杠杆作用就明显的凸显出来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粮食价格的持续低迷和粮食销售中的“打白条”的现象的出现，导致粮食的种植面积和粮食总产量的急剧下降，有资料显示：199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51229.5万吨，后来连续三年下降到2001年降到45262.0万吨，2001年比1998年总量减少5967.5万吨；粮食种植面积1998年为11378.7万公顷下降到2002年的10390万公顷。其后粮食面积和总产量继续下降的趋势，仍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2002年粮食种植面积为155836.5万亩，总产量为9141.20亿斤，但2003年粮食种植面积却为149115.15万亩，总产量为8613.88亿斤，面积和总产量分别减少6721.35万亩和527.32亿斤。加之近些年，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水产、畜禽、养殖业等新兴产业的比重在农业产业链中不断加大，非口粮粮食的加工需求量呈上升趋势，致使粮食的总需求量不断扩大，给粮食安全问题带来了很大的隐患。

其三、农产品价格的走向，直接农民生产积极性，从而影响到农业的基础地位。由于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和前期（2003年以前）农产品价格的长期低价位徘徊，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致使大量的农田面积抛荒，大批有知识的青壮年农村劳动力离开了生养他们的土地，剩下的只是一些老弱病残者看守这收入微薄的田块。农业因再次成为弱质产业，而敲响了农业基础地位的警钟，三农问题也由此成为引人注目的话题。

因此，在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地方政府如何引导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建立和健全合理的农产品销售市场的价格预警机制，最大限度地规避因市场价格的波动带来农民收入增长不确定的风险，也是农民增产增收中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四、农资产品安全。包括农资产品质量安全和农资产品价格风险。目前市场上农资产品安全问题是农民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假冒品牌、假冒性能、假冒价格和假冒专卖已成为以种子(种苗)、农药、化肥等为主的农用生产资料的泛滥最严重的四假问题。因此，如何防范和切实解决好四假问题，是确保农民增产增收的关键问题之一。而目前的农用生产资料的安全现状，不仅表现在四假问题突出，而且还表现在这一问题尚未引起相关职能部门的足够重视。过去农民所需的农用生产资料，大多数来自与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和供销合作社。在这里购买的农用生产资料，不仅质量得到保证，而且有专门的农业技术咨询人员，帮助农民讲解所购买的农用生产资料的品质、用途和使用方法，既节省成本(包括价格和时间)，又能放心使用(有政府信用做后盾)，出现问题也能得到妥善解决和合理赔偿，加上政府的督办和工商部门的多环节严查，农资产品的四假问题控制的较好。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特别是近两年开始的农业税费改革措施的出台，使原有的农资市场的乡村管理体系被打乱，而新的运作机制尚未健全，导致农资产品管理上的失控，使农资产品安全问题成为农民最疼的事之一。

首先，缺乏约束机制的农资市场的放开，是农资产品安全的最大隐患。突出表现在：假品牌、假性能、假专卖等三假问题猖獗。其主要原因，是农业技术推广普及网的解散和农资产品的市场管理不力而造成的。随着乡镇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乡镇政府和乡镇职能部门的职能转换，原有的管理职能，随着改革的深入而多半被废止或弱化，而新的管理方式和服务体系尚未建立，这样就出现了管理上的真空，也给农资安全带来了管理上的漏洞。现在，农资市场的管理现实是地方政府无权，因为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乡镇干部不是执法主体，没有执法权，因此无权干预市场经营活动。应该说行政许可法的出台，对规范干部行为，防止滥用职权，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但矫枉过正的做法，也束缚了干部的手脚。在目前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尚不规范的前提下，人们的法律意识尚未建全的今天，在执法过程中，过分依赖行政许可法等法律的效能恐怕会适得其反。加上目前的乡镇机构改革，打破了原来的工作方式，许多乡镇干部从忙绿而繁杂事务中沉寂下来，面对新形势，一下子还很找到新的工作定位，对于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乡镇干部无法干，不敢干，也不愿干。消极观望，被动等待就，成了现在乡镇干部的新景观。而市场管理的职能部门，虽然有执法权，但中国是一个人治观念统治数千年的国度，人们习惯于过去的皇权和现在的行政命令的压力，依法办事在一些人的心中，仍让是一件遥不可期的事，法制效能与皇权威严在今天的社会还无法等同。何况在经济利益与部门行为挂钩的今天，部分单位和个人更多的是考虑到如何利用手中的职权，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来完成上级下达的经济指标任务和保证本单位的运转。只有在这种前提下，才去考虑其应该的服务职能。况且，或许，还可能有部分心术不正的人，希望乱中牟利，也很难说。因此，在这种情形下，管理的缺位就可想而知。当然这种现象并非那一部门所独有，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我们许多的设在乡镇的市场管理的职能部门，都是县市主管部门的延伸单位，乡镇政府无权管理和直接调动，面对农民反映的农资市场的安全问题，乡镇政府要么是花钱，或凭关系，请这些职能部门来管，要么是凭良心，去做一些明知没有作用的协调，或只能是摇头叹息而已。而农民大多也是在一阵忿怨和无奈中认栽。农业技术推广部门也由于转制和资金的缺乏，处于瘫痪状态，更无力无心去管。因此农资安全问题就成为了一个影响农民增产增收的大问题，并长期悬在农民的头上。其次，是农资产品龙珠混杂。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农资产品可谓五花八门，日益翻新。加上现在各种传媒的广告宣传，使农民眼花缭乱，不知谁真？谁假？同一种性的产品有上百个生产厂家，上百个商标名称，销售价格也各不相同，因此，参杂使假现象层出不穷。农民花钱购买的一些农资产品，不仅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而且有时还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农害。如前年讲得沸沸扬扬的假农药事件就是典型例证。一农妇因家庭纠纷，一气之下喝下了大半瓶标有剧毒的农药。当时，吓坏了全家，认为她必死无疑。但到村卫生所洗一下胃，就很快没事，参假农药对这农妇虽然是一件幸事，但化二十多元钱买到的假农药不仅浪费了农民的血汗钱，而且还影响了农作物的生产，给农民增收带来不利。其三，农产品品经销商素质良莠不分。由于现在的农资产品销售缺乏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目前一是城镇打着农资产品经销的机构比比皆是，甚至有些学术机构也打着农业科研的幌子，推销假冒农资产品，其影响更坏，欺骗性、破坏性更大。调查中发现：在2002年，由一个乡镇的三个村，就因购买了某省科研所推荐的所谓的高产防虫的棉花品种，而给这些农户当年带来了惨重的经济损失。因为这种棉花品种不仅种子要比一般的种子贵2~3倍，而且并没有明显的防虫效果，相反因产量还低于同类其他品种的产量，使农民大呼上当，当年这些农户亩平减产四成以上，户平减收1500元以上。而且这些农户因当时购买时，既没有经过当地政府和农技部门的鉴定，也没有购买的文字合同，结果是索赔无门，只好自认倒霉。后来调查发现，这是一家早已经和该省某科研机构脱钩的皮包公司。待农民索赔时早已人去楼空，而且受骗的还不只是这个乡镇的三个村，还有其他县市的不少乡镇。二是农村农资产品经销市场也不容乐观。目前，农资农村的农资产品经销商是遍地开花，这虽方便农民就近购买，但更多的是会带来农资产品安全上的隐患。在农村，现有的农资产品经销商中，既有原乡镇农技推广站中分流的农业技术专业人员，占15%；也有非专业但懂农业技术的人员，，占30%；而更多的是见卖农用生产资料有利可图，而市场准入又不严格的半懂，甚至是对农业技术完全不了解的个体经销户，占40%；其他占15%。而这40%的个体经销户，因缺乏农资产品营销的专业知识，所以对前来购买的农户一般无法解释农资产品的性能。只是因为他们离农户近，农资价格相对较低，有时又可赊销，因此销量较大。正是这种大销量，给广大农户带来了巨大的危害。突出表现在假冒商标的产品较多。即使是非假冒的产品，也多是有效成份的含量或剂量严重不足，而导致使用量的成倍增加，从增加使用成本。同时，由于现在同名不同性能的的农资产品很多(主要是仿冒产品)，同效能不同产地的农资品种也不少，因缺乏对农业生产和防治技术的了解，个体经销户既不了解，无法向农户解释、推荐，导致农户购药时不是相互模仿，就是该用的没有用，不该用的滥用，既增大了农业生产成本，也造成了不该有的农业损失。如有一农户，到一家个体农药经销户去买芝麻田里的除草剂，由于该个体农药经销户不知该除草剂会对棉花作物造成药害，在卖时没有向买药的农户讲清楚，致使在给芝麻田除草时，由于是站在上风口施药，而下风口正是另外一家的一片棉花田，导致大面积的棉花作物枯死，两家由此大打出手，造成严重的治安案件。

其次，是农资产品的价格风险问题。农资产品的价格风险在农民的农资产品安全防范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因为农资产品的价格，直接影响农民的生产投资成本，最终影响到农收收入的增减。而持续上涨的农资产品价格问题，也成为继农民负担过重和农产品价格走势之后，最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农资产品上涨的趋势，很大程度上已吞噬了国家农业补贴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好处。调查发现：现在市场上的种子、农药、化肥、农膜和农机具等基本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全面上涨，其中种子和农药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1~2成，化肥价格上涨幅度最大。过去一套肥(一百斤磷肥，一百斤碳铵)150元左右，而现在买到了280元左右，上涨100多元；尿素由去年的每吨2100元上涨到2480元，上涨380元；钾肥也由去年的每吨2050元上涨到2450元上涨400元；复合肥由去年的每吨2000元上涨到2300元，上涨300元。农民按每亩投放磷肥、碳胺各一百斤，尿素80斤，钾肥40斤计算，今年每亩仅化肥一项要多投入资金280~300元，还不算其他农资产品的涨价。另外，虽说国家加大了农户购买农机具的补贴资金，由于它有一个限制条件，即每户的粮食种植面积不得少于50亩，这对大多数人均面积不足1.5亩,户平不到10亩的农民来讲，很难享受到国家的这项优惠政策。造成农资产品大幅度上扬的原因,既有原材料涨价的因素,也有因市场管理上的严重缺位,包括政府价格干预和市场职能部门的管理不到位以及现有国家补贴方式上的漏洞等因素。

五、农业技术的使用。农业技术问题，不仅表现在现有农业技术对农民增产增收的贡献率远远低于发达的国家，而且还表现在实用的农业技术的开发和储备上的不足，以及常规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上的不到，和与现行农村经营体制不匹配。

首先，表现在农业实用新技术的开发与储备的不足。这种局面的出现，是现有农业技术的开发和使用出发点的先天不足造成的，是与我国过去的长期的农产品供给的短缺有关。过去农业技术的开发和储备多以提高农作物单产，增加农产品总量为前提，单一的以增产为目的农作物品种的种植和改良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在不断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同时，农产品的品质和种性也随之发生异变。在农产品供给短缺的时代，这种技术的出现，也许起到了缓解农产品供需矛盾带来的压力。但也为今天的农业增产不增收，埋下了隐患。因为，农产品总量的增加，是以牺牲农产品的品质代价换来的。在农产品总量全面过剩和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再也不是仅仅限于饱肚子的问题，人们更多的考虑的是有营养、多样化、专业化和优质化的农产品需求。这就需要农业技术，由原来的提高农产品产量为目的产量技术，向提高农产品品质的品质技术转化；由常规技术，向关键技术和高新技术转化；由生产型技术，向加工型技术转化。这既是现代农业的发展对农业技术的要求，也是农民增产增收的客观需要。但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常规技术产量技术仍然是当前农业技术的主流，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也因高耗费、低品质、缺营养而缺乏竞争力，从而影响农民的增收。

其次，技术推广力度的日渐势微。面对残存的现行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农民对即使是常规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也显得无能为力。对于农业技术的推广和运用问题上，从上个世纪中期开始，农民对农业技术的认知和掌握，主要依赖以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为中心支撑点的农业技术推广网络。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县市，还是乡村都有专门的农业技术科研和推广机构，以及专职或兼职的农业技术员队伍。如县市有农工部、农业局、农科所，乡镇有农办、农业技术推广站，村组有农技员。从农业技术的研发、试验到人员的培训、推广，都有专门的程序和渠道。同时，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各个重要环节，由乡镇牵头，对上接受县市农业主管领导和职能部门的监督，对下组织乡村干部和农业技术人员对农民进行农业技术培训和跟踪服务。包括农产品品种的选择与选育，栽培，伺养与管理，病虫害的防治等技术的培训与指导，农民在常规技术的使用上根本不用担心。而现在，随着国家对农业资金投入重点上的转向和农村集体经济的瓦解，从县市到乡镇到村组，用于农业生产技术研发和推广上的资金日渐减少。资金的缺乏，首先使县市农技部门的功能发生转变，对农业技术的服务开始有无偿变为有偿，由专营变为兼营，有的甚至打的是农业管理部门旗号，行的是非农业，或私人合伙盈利的勾当。其次，是转嫁服务职能。很多本应由县市承担的责任，现在全部下放到乡镇。但在下放中，给事不给权，还美其名曰下放管理权限有利于管理，是农业发展的要求。其实质上是因资金不足，而推卸管理责任！而乡村，在农业税费改革以后，随着乡镇机构改革和乡镇农业技术部门的改制，使乡镇干部的管理职能和农技部门的服务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首先是乡村干部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乡村干部和农技员由过去在农业技术管理上的一杆子插倒田头，时时管到，事事管到，变成放任自流。现在在村子和田头再也很难看到我们的管农业的乡村干部和农技人员。这一现象的出现，倒不是乡村干部人人不愿去，而是现行的流行说法是：农民什么都会干，乡村干部去了不是添乱，就是吃喝，增加农民负担。同时，现在的价值取向的和对干部的要求，也不再强调乡镇干部必须下村指导农业生产。其次，是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的管理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过去乡镇农技站有国家财政补贴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资金来源不用发愁，因此他们专心服务农业，方便农民。而现在转制以后，由于配套政策的不到位，使他们成为经营实体，靠收服务费过日子。所以，现在是给钱就办事，不给钱就不办事。谁给钱，就给谁办事。现在大多数地方的乡村农业技术服务网络大都名存实亡，而其中受损失最大的是农民。因为农民早已已习惯了乡村干部和农业技术员的现场指导。

其三，现行的农业技术很难适应当前的农村生产经营体制的需要，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可能是农民对农业技术问题的最大期望。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家庭成为主要的生产单位，农业技术的开发和运用应围绕这一新特点来展开。特别是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实用农业技术开发和使用上，要有新的突破。如农民渴求的节水灌溉技术、小型农用机械及使用技术、农产品病虫害防治的生化技术等。节水灌溉技术、小型农机具（如小型耕种、插播机械，灌溉、运输机械施肥洒药机械等）和生化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使农民的农业生产从繁重体力劳动、低水平的传统耕作方式、高耗费的生产投入中解脱出来。既有利于农民节约生产成本，降低生产费，也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从而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这是农民当前增收最热切盼望解决的热点问题之一。

因此，加大对农业技术和网络体系的资金投入，理顺农业技术管理体制，特别是要加大适应当前农村生产经营体制下的农村实用新技术的开发研制与使用的力度，是解决农民增收的又一重大举措。

六、农业风险。农业风险包括农业的自然风险、农业的市场风险和农业的防范风险三个方面。

自然风险。主要是由于气候、水文和地质变化，所引发的农业风险。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风险问题一直伴随着中国农业的发生与发展。首先是客观条件决定了农业风险的不可避免性。由于中国农业地域分布广阔，经纬跨度较大，因此，地质、气候、水文的差异与变化较大。正是这种差异与变化，带来了农业的效益差异与波动。其中，水灾、旱灾、冰雪、风灾和病虫害是构成农业自然风险的五大威胁。有资料显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平均每年水灾面积为2.25亿亩，仅2003年为3.05亿亩；旱灾面积为4.12亿亩，仅2003年为3.73亿亩。而冰雪、风暴和蝗虫等灾害对农业的侵袭也是致命的，每年给农民造成的损失屡见报端。其次，是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备是农业风险难以驾驭的重要因素。突出表现在农田水利设施落后，这是近20年来水灾和旱灾成灾面积不断增大的主要原因。有资料显示：上世纪七十年代平均成灾率为34.6%，八十年代平均成灾率上升为49.1%，而进入九十年代平均成灾率超过50%。一是农田水利设施老化、失修。我国现有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大都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部分因年久失修功能老化而带病运行。即使是在正常年景也很难保障农业生产的需要，更不用说灾害年景。因此，现有农田水利设施保障能力严重不足，是制约农业增产增收的最大障碍。二是农业灾害预测、预报系统的不完善。尽管现在国家在防灾、减灾方面的技术已非常发达和成熟，但正真用于农业生产服务，用于农业防灾、减灾方面的专业技术还不是很多，或者说还没有被农业和农民所认知和利用。如在气候的预测上，虽然天上有多颗风云卫星，地下有不少接收站，由于在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和农民急需这方面信息的地区，往往因多种原因上而无法享受的这种科学发达带来的好处，而仍受至于自然环境的深刻影响。三是农业风险防御网络的不健全。这种局面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村改革的相关配套措施不到位所产生的后果。现在，人们更多地开始怀念农业生产大集体时代的那种农业风险防范方面的服务。在大集体时代，生产队有专门的农业技术指导员，大队有专门分管农业风险防御的生产大队长，公社更有一整套组织齐备的农业风险防灾减灾的体系。从气象预测、病虫害测报，到组织人力、物力、资金、技术等方面分工明晰，组织到位。正是这一种多层次、立体式的防御体系，才使的当时的农业风险，在农业科学技术并未有现在发达的情况下所带来的损失能降到最低。而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由集体经营向家庭承包经营的转变，农村集体服务功能日渐淡化。同时，由于农村集体积累的减少和国家农村投资重点的转移，造成农业风险防灾、减灾方面的资金的严重不足，导致原有的服务网络和技术人员队伍，不是被迫解散，就是空有其名，难行其责，甚至打者服务农业的旗号，干谋取私利的勾当，导致涝灾、旱灾和病虫灾害的肆虐农业风险有增大的趋势。

农业的市场风险，主要包括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农产品及农资产品的价格因素。这种风险的存在，首先表现在农产品本身的市场竞争力不强。目前，现存的农产品大多数是追求产量最大化的特定条件下的结果，因此，无论是农产品的产业结构，还使农产品的种性、品质与人们的现实需求都存在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一是表现在农产品结构和品种的区域性雷同。导致这种雷同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经营体制的改革，使家庭成为基本生产单位，在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过程中，由于农户的经营规模大多比较小，面对新的市场环境和强大的竞争力，多数农户因经济实力较弱，生产技术较低，生产手段较原始且市场信息相对闭塞，于是，农业产业结构不是停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原地踏步，而滞后于市场的需要，就是在乡村盲目的模式推广和面积的扩张下，出现结构性的过剩和产品的积压，从而影响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加大农产品的市场风险。二是表现在农产品品质的的单一和劣质。传统的经营方式，从众而一的心态，导致农作物的布局、农产品品种的选择上的一哄而上，或一涌而下，农户往往考虑最多的是产量的增加，而不是品质的提高。于是，大路货农产品居多，原材料型的农产品居多，特别是农产品的疫病和农业残留量的问题，始终是影响农产品是产竞争力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次，是农产品价格的波动。由于过去长期以来，中国在农产品供给问题上一直被供应的不足所困扰。因此，单一的总量扩张，带来结构的趋同品质的下降和产品的积压，从而带来农产价格的不稳定。加之，中国的农业，无论使过去，还是现在乃至将来的一段时期里，受自然环境的制约的影响依然较大，丰歉之年，依然会周期性的出现。这也是农产品价格周期性波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三，农业生产资料的不断上涨带来的农业风险，仍然是农民所关注的热点。因为它非常直观的体现出了农民生产成本的涨落，特别是近两年的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可以说是飞涨。这种农业生产资料的非正常涨价，早已变相的抵消了近两年来国家对农民优惠政策所带来的经济收入上的好处。

农业的防范风险问题，主要表现在在国家政策上，缺乏长期的农业风险防范机制；在农民心中，缺乏农业风险的防范意识。首先是国家至今为出台一部完整的防范农业风险的法规和机制。如农作物保险体系和农民收入保险体系。而发达的国家这方面却做得很到位。如美国的农作物保险法规定：凡自愿投保的农民，如当农民当年的农作物收成减少达到25%后，投保者即可获得联邦政府规定的最高保额的75%的保险赔偿。特别是家庭收入保险规定：投保者收入一旦低于保险水平以下，即可从保险公司获得赔偿。这样就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农民因灾害造成的农业损失，和因农业损失带来的农民收入的减少。其次是表现在我国大多数的农民还缺乏防范农业风险的保险意识。记得前段时期，有些地方曾推出农民耕牛保险和农户房屋保险，但因一户要出10~20元人民币而被妖折。农民的短期利益行为，是导致农业保险难以推广的重要因素。当然，也存操做过程的不合理。如不按资产的总额多少计算保费，而平摊方式，或是宣传的不到位。当时推出这项服务，更多的是从追求社会舆论效应，树立政府领导和部门的社会形象为出发点，而忽视农民的实际利益和社会的经济效能。

因此，改善农业投入机制，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趋势，拓宽农产品价格提升的空间和培养农民的多形式、多途径的防灾减灾意识，是保证农民增产增收的当务之急和关键措施。

七、资金匮乏。突出表现在农村集体经济的匮乏和农民个人资金融通的艰难。资金的严重不足是影响农民增收的最大障碍，特别是许多数地方的集体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这在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地区尤为明显。

农村集体经济的匮乏，导致农村生产条件和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的速度的放慢，从而成为影响农民增收的最大瓶颈和农民增收最热切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国家投资的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乡镇政策导向，从建国以来一直延续至今没有多大的改变，这是造成农村集体经济匮乏重要原因。为建立现代工业、企业体系，国家一直采取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投资导向，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来吸取工业发展的资金，通过获取农村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农村土地资源进行工业化的积累，使大量的农村资金涌向城市和工业。有资料显示：仅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末期，农业通过税收、价格剪刀差和储蓄等方式就为工业化积累资金超过10000亿，这还不算国家财政的直接投入。正是这种牺牲农业和农村来发展工业和城市的二元投资导向，使得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速度，总是滞后于工业和城市的发展速度，滞后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时代需求，从而影响了农民增收和农村集体经济的原始积累，造成了农村集体经济的空虚和薄弱。其次，农民收入水平增长速度的过慢，也是导致农村集体经济匮乏的一个原因。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村经济实质是这种短缺经济，农民所生产的农产品在完成国家上缴任务后基本上所剩无几，加之当时的农村收入分配形式是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在农村从种子、农药、化肥等基本生产资料到大型农机具等固定资产的购置,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基础设施的投资等,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支出均由村集体(生产队)说了算数，农民作为个体的作用和资金的积累并不十分明显,农民对此并不是十分关心。而农村实行改革开放后，家庭作为基本生产单位，农民有了生产的主动权和收益的分配权，农民开始关注一分一厘的收益和支出。在改革的初期，由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空前高涨和国家多元化农村经济发展政策释放出来的空前效益，极大地刺激了农村经济的迅猛发展，农民收入短期内有了明显的提高，集体经济也得到了发展和壮大。但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乡镇企业效益的滑坡和农村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的滞后，导致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带来农产品全面滞销和积压。而“白条”现象的出现，农村经济出现的萧条使农民收入急剧下降，农村集体经济实力也随之被削弱。其三，是农村改革中的某些政策与农村实际情况的错位，加剧了农村集体经济的不足。农村改革开放在拉开农村经营体制改革，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同时，也给农村集体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突出表现在农村改革开放初不少地方在农村集体财产处理上的“三个一律”做法。即当时所有现金一律化光，能分割的固定资产一律分光，无法分割的其他财产一律卖光。现实经验证明，这种不加节制，不加区分的三个一律做法是极其错误的，极大地破坏了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农村集体经济。大多数地防的农村经济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辉煌过，这可能也是农村改革史上的最大败笔。农村集体经济的溃败，加速了农村资金流通的艰难和农村公共产品建设和服务的投入的匮乏。尤其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高息借贷几乎成为农村资金投入的主要形式和来源，这也是农村村级债务形成和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农村税费改革的实施，其最初想法是通过规范农村收费来达到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通过这三四年的实施情况来看，农民减负的目的似乎达到了，但在规范农村收费的过程中，只是堵塞了农村收费的入口，遏制了农村集体经济积累的渠道，而新的农村经济积累的方式和投资体系又未随而建立起来。虽然有“一事一议”和“两工”筹劳作补充，但由于缺乏强制执行力，很多地方对这两项收入都很难收清，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级经济的匮乏。

资金匮乏之二表现在农民资金融通艰难。主要表现在农民融资的渠道面窄和农村信用社、商业银行的信贷门槛较高。现在农民融资的渠道主要是亲朋间的相互拆借、民间高息借款和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的商业银行的贷款等三种主要的借贷方式，获得农村扩大再生产时的融通资金。其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九十年代初，农村信用社等商业银行贷款是农村最主要的融资方式，为乡镇企业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做出过很大贡献。但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家金融体制的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如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开始从乡镇撤出，农村信用社成为农村和农民唯一的贷款机构。后来，农村信用合作社也开始收缩设点机构，控制资金投放额度，变相抬高借贷门槛，从而使农村资金拆借方式发生变化，农村和农民由以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为主，转向民间高息借款。明间资金拆借方式的出现，虽然方便了资金的融通，但由于这种借款缺乏规范的管理，又多为私下交易，往往是拆借双方的地位不能对等。在借款利率、还款期限和信用担保上，借贷方多处弱势地位，这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乡村债务剧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因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农村进入新一轮的农村基础建设(如道乡村道路、农用电网的改造升级，学校、乡村医院的硬件配套，人畜饮水工程及大中型农田水利建设)和以农业综合开发为主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如农产品布局的调整，农业产业模式的调整和低产田的改造等构)，投资期这些工程和项目的前期启动资金，多来源于国家财政补贴和国有商业银行的低息贷款，而后续工程的资金筹措主要来源于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和地方的配套资金。但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切断了主要的资金来源；而农民收入这一段时期有是最低潮期，作为地方配套资金的主要来源——农民集资，因农民增收困难而自然很难到位。于是为了避免工程或项目的半路停工，只好不计利率地向民间进行高息借款来确保工程或项目的如期完工，继而带来了乡村高额的民间利息债务包袱而无法自拔。而这种债务包袱由于最终转嫁到了农民的头上，这样既增加了农民负担，招致农民的反对，又影响了地方政府和基层组之的正常工作秩序，诋毁了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形象。这是对集体。对农民个人来讲，融资就更加困难。因为在农村目前农民主要的融资渠道有两个：一是农村信用合作社，二是民间借款。农村信用合作社一是设点机构少。在乡镇设立的机构越来越少，过去一般一个4万人左右的乡镇，设有3个点，而现在只有一个点办事，很不方便。二是投放的额度小，一般每笔贷款不超过500元，即使是种养殖大户也只有2000元左右，很难解农民投资之所需。三是贷款手续繁琐。放贷时，既要看有无偿还能力，又要实行信用抵押。因此，除了关系户、种养大户外，一般农户很难在信用社贷到款。即使能贷到手，也要花费不少精力和金钱。所以一般农户也很少问津，导致现在信用社资金投放的库存量是越来越大，而前来贷款的农民的人数却是越来越少的怪现象于是农村信用合作社也只好收缩据点，农民借贷也只好转向民间。而民间贷款往往使一些低收入的农民因还偿高额利息借债，使一年收入全部搭进去后有时还还不清，导致家破人亡的例子也不鲜见。

因此，加快农村信用合作社体制的改革，规范和疏导民间融资渠道，建立和健全适应目前农村生产经营形式的新型的农村融资体系，是农民增收所热望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八、文化卫生。农村文化卫生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村文化资源的稀缺和公共卫生体系脆弱。农村文化资源的稀缺和农村公共卫生体系脆弱，是导致农民文化素质低下和农村脱贫艰难的主要原因。

农村文化资源稀缺主要表现在：一是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由于建国以来国家一直实行的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城乡异体不仅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城乡经济发展速度失调，而且还造成了农村教育资源的严重不足。首先是国家农村教育资金投入比例严重失调，是导致农村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重要原因。有资料显示：占全国中小学生70%的农村，国家财政教育经费投入不足40%。如2002年全国教育经费的总投入为5480.03亿元，而农村当年的教育总投入为1266.04亿元，农村教育经费总投入占全国经费投入比例的23.10%。当年国家财政预算对教育的投资为3114.2亿元，而国家财政预算对农村教育的投资总额为989.78亿元，国家财政预算对农村教育的投资仅占全国预算教育投资的31.78%(统计年鉴)。农村教育基本上是农民自办教育，这种情况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尤为明显。正是这种资金投入比例的二元结构，导致农村教育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软件配套，不仅滞后于教育的发展水平，而且严重滞后与城市教育资源更新速度，使城乡居民受教育的条件机会、层次产生十分明显的悬殊。有资料显示：在农村，小学文化程度占农村人口总数的51.5%，初中文化程度占41.5%，高中文化程度占6%，中专占0.8%，大专占0.2%；而城市分别占16.3%、32.4%、21%、13.2%、11.1%。并且农村中小学学生辍学率上升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和根本性的好转，这一问题在中西部地区显得尤为突出。其次，是农村师质现状令人堪忧，农村教师队伍的整体业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现在农村教师大致由三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过去的民办教师转为的公办教师，这是农村教师的主体，占75%；另一部分是从中等师范院校分配的毕业生，占20%；还有一部分就是近两年的所谓返聘的民办教师，占5%。这三种类型的教师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思想不稳定，精力不集中。民转公的教师虽然教师身份固定了，但一般多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提供者，由于工资不是很高，而且很难按时足额到位(部分地区这种情况从2003年开始有所好转)，加之多为家庭主要劳动力，还有责任田需要打理。因此，这部分教师中的一部分人客观上使他无法集中精力，投身教育加上，同时，这部分人中有一部分在民办教师岗位上呆了二十年以上，辛勤的付出与微薄收入上的巨大反差，也产生了一些的不平衡心态，也使一部分教师放松了责任心。而师范毕业生特别是农村出身的师范生，读书前多来自农村，对农村条件的艰苦和农村教师收入水平有所了解，其中一部分人从内心上将就不愿呆在农村教书。很多人都是想通过在农村小学教书，来获取教学技能和经验后，就开始想千方设百计调离农村学校。因此，这部分人中也有不稳定的因素。至于返聘教师不稳定心态就更明显，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不稳定的、临时性的职业，终归不会长久，他们也是把这作为谋求其他职业的一个过渡阶段。正是这种思想的不稳定和精力上的不集中，严重影响了农村教师队伍的稳定和农村教学质量的提高。同时还表现在现在，很多地方受市场经济观念的影响和目前改革的冲击，放松了对教师管理，导致部分教师把大部分精力不是放在教学上，而是放在从事第二产业上。如；开办有偿补习班、经商、种地甚至打牌上。既荒废了自身的业务，影响教学质量；又带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教师的形象。而开始实施的农村义务教育市场化的改革，将使本来就不景气的农村义务教育被逼上绝路。如：农村小学的合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教学成本，但因过分集中的小学校舍，与分散居住的农村居住现实所带来的学生上学的不便，将会带来更多的学生辍学。这种结果，势必应引起我们的决策者和教育的管理者的高度重视。否则，中国辛辛苦苦花费近五十年建立起来的农村义务教育体系将会毁于一旦。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目前的走向和发展趋势，将会直接影响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未来，当权者不得不慎之！而且，农村教育资源的严重不足还表现在农村教育形式的单一和配套设施的不足，这将会影响到农村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如：缺乏必要的教学试验用具、体育场所等。二是文化生活的极度贫乏。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文化活动的层次虽然不很高，内容也比较单调，但形式却多样化。那时乡镇有影剧院、文化站、广播站，有专门的文艺宣传队伍；农村有电影流动放映队和文娱宣传员。农闲时间，基本上一个月能看上两三次电影或乡村文艺宣传队表演的节目。在这一活动中，既宣传了时事政治，又丰富了人们的业余活动，起到了很好的警示教育与文化娱乐作用。虽然那时的文化内容过于突出政治，显得枯燥乏味，但仍然为今天的人们所怀想。因为现在的农村文化生活可用“贫乏”二字来形容，亦不过分。现在，乡镇很难见到影剧院，广播站也徒有虚名，乡村专职文艺宣传队更是早已销声匿迹，农民一年很难看到一两次电影或文艺节目。而乡镇虽然有电视差转台，但由于现在多为有线收费电视，人们在连油、盐、柴、米的购买都显得不很宽裕的时候，连子女上学上学都很困难的时候，那还有钱去一次性交200多元的入户费？而且每月还得交十多元的收视费才能看得上的电视节目，这种消费对一般农户是太奢侈了，一般农户很难看得起。何况农村电价又高，供电效果也不稳，一月内有好几次拉闸。现在大多数农户能利用的文娱工具也就是收音机，家用电视机多为摆设。取而代之的农村文化生活，就是整天的抹牌、和日趋盛行的封建迷信活动。打架斗殴，信佛信教活动充斥着整个农村文化市场。如抹牌、一场，就是几百、上千甚至上万的输赢。因高息借贷，债台高筑，使许多人倾家荡，农时荒废，家破人亡的事例比比皆是，给农村社会治安稳定带来了很大压力；各种教会和封建迷信活动横行乡里，扰乱了人们的思想，给定农村社会文明进步带来不良的影响。

农村公共卫生体系脆弱。首先，表现国家城乡卫生资源的比例失调。由于国家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导致国家在资金投入上的城乡差别，致使农村公共卫生的总体水平滞后于城市水平数十年。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农村有相对完备的乡村卫生医疗体系和相对低廉的就诊收费，加之，当是提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一大批高文化程度和有卫生医疗专业技术人员来到乡村，从另一个方面加强了农村卫生专业技术力量。浓厚的政治色彩，朴素的阶级感情和低廉的医疗费用，基本上能满足农村一般疾病的就诊需求。而农村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化观念的衍生和扩展，一切都向钱看成为一种流行时尚。而农村的卫生体系随着国家投资政策的改变和乡村集体经济的弱化已濒临解体的边缘，农村医疗卫生人才严重不足与现有技术人员不断流失并存，医疗设施设备老化与农村卫生投入不足并重。农村医务人员所占比例低，设施设备更新慢是农村医疗卫生现状的共同特征。有资料显示：国家近些年来用于卫生方面的投入比例不低于1.6%~1.7%，但城市与农村的投资分配比例却为7:3，而人口为3:7。也就是说30%的城市人口，占有国家70%的卫生资源；而70%的农村人口，只享用了30%的卫生资源。其次，缺乏市场监督管理，也是农村公共卫生体系脆弱的另一个原因。随着医疗卫生市场的开放，同一药品确有几种不同的药价。药品回扣和红包现象，更使本来就无钱看病的农户更望而生畏。无病拖成有病，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死亡。同时，现在有些地方，一方面是乡村卫生院的病床的闲置率在不断上升，一方面是农村看病就医难。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乡村医院就诊费太高，有技术的医务人员不多。所以，农民病后，小病能拖就拖，实在拖不了就到县城大点的医院就诊。导致一方面本来就不足的农村卫生资源在白白的浪费掉，另一方面农村因人均卫生资源的占用的不足，出现看病难的问题。

因此，改革城乡文化、卫生的二元结构体制，加大对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的资金投入，改善农村教育、文化、卫生条件，规范农村卫生管理和丰富农村文化生活，也是当前农民所急切盼望解决的热点问题。

九、贫困救助。贫困问题，是农村社会的一个永久性话题。如何解决农村贫困的问题，应该说国家近些年来在这方面加大了不少的投入，也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1992年的8000万，到2004年的不足3000万，这应该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但脱贫区域间不平衡的问题，脱贫后返贫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尤其是中西部贫困问题，仍是困扰国家经济全面、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

（一）是造成农村贫困的土壤未完全根除。农村贫困的根源，是农村资源的贫乏和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农村资源贫乏主要表现在：土地的人均占有量低并呈逐年下降的趋势(1990年农村人均土地不超过2亩，现在也不超过1.5亩)，水资源短缺且分布不均衡(占耕地30%的长江流域以南的地区拥有的水资源占有量为80%且80%的降水集中在6~9月份)，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盐碱化。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与土壤地力下降和耕地面积减少造成的巨大反差，给农村脱贫带来巨大的压力。其次，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产物。建国以来，中国一直走的是一条抑乡杨城，抑农扬工的发展路子。无论从政策的制度，还是资金的投入上，城乡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导致农村经济的发展总是在缓慢和曲折中前行。农村经济的缓慢发展和农村资源的人均占有量的不足和不平衡，是导致农村农村贫困和脱贫艰难的主要因素。

（二）是现行扶贫机制上不完善。首先是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的贫困救助功能减弱。这主要表现在，随着农村经营体制的变化，家庭成为在包括农村贫困救助在内的农村经济社会活动的独立主体性越来越强，而农村集体的社会功能却逐步淡化和削弱。如过去完整的县、乡、村三级联动的农村扶贫救助体系，变成村无人管，乡无钱人管，县无法管的混乱局面。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包括农村农村救助资金（过去叫农村五保户统筹）在内的三提五统，使五保户统筹资金、农村公积金和公益金的资金来源被堵死。虽然有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来弥补这一缺额资金，但因数额效益小，一般每村不超过万元左右；周转期长，一般年底才能拿到钱；而且不保险。因为，这方面的财政转移资金到位的前提是全面完成县、乡下大的各项经济指标，否则就将那此项救命资金冲抵。而现在，由于税费改革在完善之中，不仅户平税负分摊不完善，而且征收缺乏手段，所以大部分村很难全部完成当年所有的经济指标，只有先抵扣扶贫救助专项拨款，再由村自筹还原。在目前干部工资都无法保证的村，要想村干部先不发工资来扶贫救济，一般地方很难做到。因此，最后牺牲的就是农村的扶贫资金，导致农村贫困救助的最后一道屏障也被打破，农村脱贫艰难就可想而知。同时，现行农村贫困救助的方式，是一种充满盲目性和应付性的短期行为，缺乏长效机制。突出表现在(1)形式多于实质性的内容。因为农村贫困救助没有固定的资金来源，完全靠县乡民政部们的微薄拨款，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因此，农村扶贫是会上领导说的多，会后实质落实的少；年底应付上级督办临时性落实的多，平时帮扶解难的少。(2)表现在县乡村三级扶贫组织出现断层。目前在扶贫体系的现状是县市机构健全，乡镇基本有人，村组临时拚凑。因此，很多地方在贫困问题上还表现贫困总数不准，贫困基本情况不清。很多数字和贫困户，不是村干部摸脑壳数，就是与村干部沾亲带故，真正的贫困户很多地方并未真正完全反映出来。导致真正需要扶贫的农户，没有享受到国家的扶贫政策的好处；相反，那些并不算贫困的农户，因有官场上的各种关系，而享受本来就不多的扶贫款。(3)农村扶贫并未真正纳入国家财政预算计划，农村扶贫资金来源的重点仍然靠地方自筹。国家并未像解决城市贫困居民一样，拿出大量的财政专项资金，建立普遍的城市低保制度，而是采取临时性的救济和不多的年终财政补贴。缺乏长效的农村扶贫机制，是农村贫困成为农村问题痼疾的重要原因。其次，扶贫资金管理和使用上的漏洞，加剧了农村贫困救助的难度。突出表现在国家投入的农村扶贫资金，占当年国民经济收入的比例和国家对其他行业投入的资金比例仍是小头。有资料显示：2000年，中央各项专项扶贫资金达248亿，比1980年比增加了30倍。中央政府累计安排专项扶贫资金是1680多亿元，其中财政资金是800多亿，信贷资金是880亿。应该说这些资金的投入，对改变农村贫困状况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扶贫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国家的扶贫专项资金并未完全用来解决农村贫困的问题。大量扶贫专项资金被挤占、挪用。据资料表明，在1997年至1999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向全国592个部级贫困县，投放扶贫专项资金488亿。其中被通过挪用、虚列支出、转移资金和私设小金库等形式挤占扶贫资金43.3亿，占扶贫专项资金总额的20.43%。人祸大于天灾，管理机制上的漏洞，是造成农村脱贫步伐缓慢和返贫率上升的重要原因。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十、行政指导。是指乡镇政府的职能和作为。在大声跶伐乡镇政府作用的今天，提出乡镇行政指导似乎不合时宜，但在调查中，农民对此的呼唤程度却越来越高。突出表现在(一)农民急需通过行政指导，提供市场价格上的监管。过去，农产品价格和农资产品价格是按计划经济的运作模式操着，管得太死；而现在，是打着市场经济的运作法则运行，又放得太开。缺乏规范管理的市场，导致农民因利益群体的分散，经济实力的单薄，无法应对不法商贩的尔虞我诈，而总是处于弱势的盘剥地位，任人宰割。如就因对种子、农药、化肥等农资市场缺乏管理而形成的管理漏洞，导致少数人利用伪劣农资产品坑农害。因此，强化地方政府作为，打击哄抬物价，强买强卖和假冒伪劣是农民的热盼。(二)通过行政指导，提供获取信息的平台。在旧的农业科技信息体系被打破，新的推广、传播平台尚未建立的时候，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积极作为，十分必要。农民仍需要乡镇政府的行政指导，来获取农业增产增收的各种信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村经营承包体制，导致生产的小规模与全球化大市场间的矛盾凸显出来。而乡镇机构改革又使乡镇政府的原有许多行政职能，说的好听是为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变为市场调节，现在看来，实质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市场放任。导致新品种、新模式的新技术的推广运用无法像过去一样，及时、准确的进村入户。同时，管理方式上的极端化，也给农民的农产品品种和生产模式的选择带来混乱。即由过去为追求短期、片面效益或少数人个人政绩效应，不顾实际的强迫愚民行为，导致模式与样板的泛滥，给农民带来了惨重的损失而变为现在什么也不管，放然自流，使农民对地里种什么品种赚钱？实行什么模式有益变得六神无主，只好盲目模仿或听天由命，给农民增收带来严重的阻碍。(三)希望通过行政指导，提供融资上的帮助。资金不足是制约农民增收的最大障碍，而农村融资困难又是资金不足的最大瓶颈，突出表现在农村信用合作社等信贷机构的运作机制的不完善所造成的。一方面，信用社及其他信贷部门的农村信用贷款投放额度小，对一些急需贷款扶持的种养大户难以解决根本问题，他们不屑一顾。同时，又因贷款门槛过高，使一些贫穷和无力提供信用担保的农户，无法得到小额贷款，使他们求贷无门。另一方面，因农村信贷机构逐年收缩，使农民更难了解新的信贷政策、手续。即使有贷款发放，办起来也很不方便。因此，农民急需乡镇政府通过行政干预，简化信贷手续，增加信贷规模，降低信贷成本，提高信贷效率，让更多的农户获得农村信贷支助的机会来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四)通过行政指导，提供政策上的引导。过去一段时期，农民曾经嫌乡镇会太多，乡村干部管得太宽，现在又觉得乡村干部什么事也不做，一些政策也不知道。如对农村税费改革的相关配套政策、国家“两减三补”的惠农政策了解不深，理解不透，把握不准，导致延误了农产品品种选择的时机，种养的时机，管理的时机，销售的时机和充分享受国家其他优惠政策的时机，延误了农业生产，影响了农民增收。因此，通过行政指导，让农民及时、准确地了解和把握政策和形式的变化和发展趋势，是农民的热望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