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讲讲西方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历史。

我们预测将来，往往要从历史去看，吸收教训与经验，以此来引导未来之路的走向。首先讲一讲美国的，它的文献比较全，而且影响也比较大。其实每一个国家的发展历史，与我们都是一样的，开始时没什么专业人员，没有什么知识基础和经验，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走过来的，看到别人的历史，我们或许有一丝安慰：我们并不是孤单的，别人也是这样走过来的。美国社工教育从19世纪末已开始发展，那时大概是1890年左右。其受到三个重要发展潮流或趋势的影响而形成最初的社会工作教育。当时的社会科学成为一个学科，在大学里开始有此学科的教育，这促使对社会问题的研究越来越严谨，引发更多对社会的研究。另外他们对应用科学的研究也开始了一点兴趣。第二因素是美国当时成立了国家慈善总会，他们的慈善总会在当时团结了大部分志愿机构的工作，同时他们对实际工作做出了回应。因为他们的工作越来越系统(原先较散，后来统筹了)。他们发现机构人员往往未受培训，他们工作效能不高，于是开始重视培训，希望有一些培训给予工作人员。第三是当时许多私立女子大学在美国成立，在19世纪末，大量妇女地位低下，在家作家庭主妇。由于有了女子大学，而且生源多来自较好家庭背景的女孩，那么当她们毕业后，就不甘于留在家庭里做主妇，更希望到外面就业，而她们就业的一个最好出路就是在慈善业方面的工作(比较适合她们的身分与地位)。这帮人很有水平，也很有影响力。这几个因素综合起来影响了美国社工教育的发展道路。当时第一代社会工作的学校并非是一些大院校，而是从培训班开始的，比方他们第一个培训是1898年纽约慈善会开展了暑期培训班——算是微小的开始，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人们日益发现培训是十分需要的。短期的培训开始是比较注重实务工作培训的，但随着次数的增加，他们发现短期培训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希望长期的、比较系统的训练能开展起来，后来他们就要求一些大学开办社会工作有系统的培训课程。当时在大学里面的培训是从研究生的层次开始的，他们从应用科学出发来考虑，认为你有了好的教育背景，再参加培训，你的能力会更强。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当时需要培训的人，他们大都具有了大学本科学位。后来在1919年他们已有17所高校开设了社会工作课程，并成立了全国社会工作培训教育协会，当时这十几所高校的社工教育构成了美国早期社工教育的特点。第一，他们传播知识的学生均来自非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第二，他们全部是研究生水平，实行两年教育，他们的老师不单单懂学术亦注重实践经验，大都在基层从事过丰富的实践。他们十分注重实务为本的社会工作的培训方法。到了30年代至50年代，发展很快，学校增加了很多。当时，在30年代因经济危机导致了衰退，反倒给社工教育发展提供了契机，危机下失业问题、贫穷问题、家庭问题等均产生了，人们认为社会工作服务要增加很多——应付问题尤其是失业方面的社会工作服务已远远无法满足需求。另外也觉得要这么大量的工作人员去做这些工作，他们也要增加许多课程。另外一个影响，以前比较注重个人性的个案工作，但由于经济衰退使人们认识到引发问题的往往不是单层面，并不是因个人原因而产生的，是个人与家庭不可控的，是由社会影响的，比方有许多很有能力的、受教育的人也面临失业的威胁。所以他们也开始注重社区类的较宏观层面的教育目标。30年代一50年代，他们有一个大的争辩，社会工作的培训是应该放在研究生层次还是处于本科生层次上。原先他们是从研究生教育着手的，后来他们发现社会急迫需要大量新人才，但研究生的培育是不够的，而且比较缓慢，于是开展了许多本科生培训。当时的培训协会却不接纳本科生层次的社会工作者，认为培养的人才不够水平，故引发了辩论。到了50年代他们以承认本科生层次的教育解决了这个辩论，到了1952年他们成立了社会工作教育的议会，鉴于协会约束力不大，想通过议会方式正式规定一些评审的规则，其将统筹整个美国的社工教育的课程水平。比方他们做法官式的工作，新开始一个课程，要受他们专家评审，若不合格的话，他会让你退出的，他也把美国的许多学校排名，实行良好的评审制度，促进竞争的有序化。到了70年代，教育层次不断增加，本科、硕士等，但对博士学位还存在一些争辩，他们认为要培养好的专业社工、具有水平又有专业，那么他们就该是DSW，而不是PHD。现在在美国社会工作博士学位比较注重专业性，当然也未忽略学术性。

下面我想讲一下香港的社会工作教育。

香港发展主要是从50年代开始的，当时香港面临着巨大改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许多人来到了香港，香港的人口忽然增加了很多，房屋、贫穷、教育问题纷纷呈现。当时所谓的难民均是又穷又无住所、又无教育的。针对这些问题，香港50年代的社会福利事业一下子发展起来，那时国外的很多福利机构也纷纷来到香港帮助解决问题，那时正是香港社会福利事业蓬勃的时代。因为那时有那么多的社会需求，亦发展了那么多福利事业，但是没有专业人士从事这些工作，主要是志愿者，没受什么训练。受过训练的屈指可数，而且往往是政府派去英国接受短期培训后返回香港的人士，于是培训社会工作者的需求十分强烈，当时除了派人去英国学习外，香港大学也开设了类似社会工作课程，是挂名于经济系的，以此来解决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是一个不很正规的课程。后来到了60年代末，香港大学设立了社会工作文凭课程，这是正规的，主要是吸收已读完大学的毕业生，水平较高。现在香港的一些社工名流都在当时读了这个文凭的。进入70年代，香港的社工教育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主要因为那时香港经济大幅度好转，而且香港大力发展社会福利事业，这要追溯到1967年香港大动乱时期，它使当时政府认识到参与暴乱的大部分青年人都是没有职业，未受社会关注的、缺乏系统活动来组织他们；因此，香港大力发展了大量的青少年活动中心，来应付这个社会的具体问题。后来针对不同的社会问题，相应发展了许多社会福利工作，为家庭、青少年、老人等提供多方服务。另一影响社工发展的是70年代初政府规定所有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士均要有社会工作方面的培训，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分水岭。在社会福利署里一些相应职位的编制是要以社会工作教育为前提的，由于这种驱动，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就很快了。很多在职的做了多年社会工作的人亦要回来受教育，他们需要拿到一个专业资格，才可重新从事社会工作。70年代之后社工教育有了蓬勃发展。另外一个影响香港社会工作教育的因素是1972年，香港政府请了一个外国专家来研究香港今后社工教育发展的取向。这位专家来自英国，他作了研究报告，其中有一重要建议，他认为，香港社会问题那么多，另外香港的社会福利需求那么大，单靠大学本科生的培训是不足够的，大学的本科生人数不多，也无法吸引太多的人，应当发展社会工作文凭层次的教育，在此基础上，他建议香港设立香港社会工作训练学院——香港理工大学的前身。建议被采纳了。70年代，香港有了文凭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以此来满足社会上对社会工作服务不同层面的需求。总的来说，现在香港的社会工作教育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如今巳形成了如下的层次：一是文凭，一是本科，一是硕士这样的专业培训。我们认为文凭的课程是普遍性培训。因为在香港来说，他们是有专业资格的，这些毕业生可以成为社会工作者协会的会员，也可以成为注册局的成员。在普遍前提下，他们比较注重务实操作，执行性的东西较多。学士学位的不单单懂得实务性，也应当具有反思与社会科学的能力。对于硕士而言，我们希望其除对社会工作普遍性理解外，而且要有专门性的研究，更希望他们能发展一些适合自身的模式，并不‘定局限于别人的应用模式，可以有从自己经验出发的工作方法与模式。可见，他们的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今天社会工作教育在香港已具有相当规模，我们有六所院校提供社工的不同培训，香港大学、理工大学、中文大学、城市大学、浸会大学、树仁学院等都在提供不同层次的训练，有的是几个层次兼有的，但同时我们也面对了一些问题。比方70年代开始发展期，80年代、90年代初是蓬勃发展之时，当时政府资源比较充裕，社会需求也大，政府也较支持社会工作。但是现在我们面临了一个很大的困境，是财政紧缩问题，这个问题对我们而言可能是个机会，这种经济紧缩也强迫我们社会工作教育去走新的路，于是香港一些学校不断在寻找新的出路给学生。以前按传统我们是很依靠政府的，所有毕业生都进政府或者在政府居住区工作，而我们工作范围也是很规范的，即按传统政府规定的青年、儿童、老人服务等——恰似有了铁饭碗。但现在应更多寻找其他出路，现在我们的学生除了做传统的社会工作之外，也去劳工署、房屋署、社会保障部门等不同领域，也去企业和学校里工作，这也是很好的出路，我们的学生可以渗透到不同的行业里面。

第二，我要讲影响社会工作发展的因素

其一，无论在香港还是在美国，影响我们的是社会环境、社会问题与社会变迁，这是最重要的，这个社会变迁影响我们社会工作的回应。比如美国30年代的经济衰退，既是危机又需社会工作的回应，如果社会工作与教育不理睬的话，你就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由于这种危机需求为本科教育课程提升提供了条件；另外当时的课程也从较微观层面走向了宏观，而且它与社会关系也比较紧密。当时香港社工教育发展得那么快与政府的取向密切相关，课程变迁也符合社会问题需要，有时我们发展新的选修课就在于发现新的社会问题，如新移民等。现在我们香港遇到的危机，对我们社工教育也会有大的影响。

其二，影响在于政府政策的影响。比方香港规定某一职位的人都要受社工专业培训，这一政策很大影响了社工教育的发展。在美国，一些法律如精神健康方面条例规定，精神病人要受到很好的照顾。如果不照顾，其家人与团体就要负责任。所以一些条例也在不同层面影响社会工作与教育的发展。

其三，财政来源的影响。比方政府投资多少在社工教育上，这将直接影响我们社工教育步伐大小问题的。香港80年代是政府就给了好几笔巨资，加倍培养社会工作人才，面对社会大需求情况下，政府需要我们大力培养人才。而现在紧缩了，产生的影响亦是不可忽视的。在美国，政府亦曾有几次拨款。在美国有许多私立学校，它们受财团与富翁的影响，若后者对社会工作某一方面比较感兴趣，他们会把资金投往这方面的社工教育。比如有些基金会特别有兴趣搞健康医疗事业，他们就资助了很多这类的培训与项目；一些财团希望搞有关精神治疗或家庭治疗方面的项目，这些影响无疑是很大的。

其四，就是就业机会的影响。比方在美国最近十多年的辩论，他们有许多的私立社会工作机构，许多社会工作者面对个体需求(咨询、心理治疗)，在社会上自主择业。这也算是不错的出路。所以一些大学的培训也注重个人理疗，心理治疗等方面培训，因为市场比较大。当然不少社会工作者不喜欢这种取向的。故就业机会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工作培训的方向。另外，在香港我们还要搞一些培训，如艾滋病等。这方面既有就业机会，也有需求，但没有培训。还有社会保障方面，不少人员需要培训。就像我们文凭课程以前没有关于怎么做社会保障的培训，以前他们是不请社工的，现在就业形势不好，社工开始涉及这个领域，做一些派钱性工作。因此，在我们的课程里也有了相应的回应。

其五，社会工作专业群体和社工教育的群体的取向的影响。我们可以看见在美国的社会工作发展或在香港社会工作发展长期受到他们的工会或专业团体的影响是很大的，刚才谈及的美国的几个协会或议会，他们很大地影响了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方向，当不同院校在培养本科生还是硕士生从事社会工作问题上产生分歧肘，社会工作教育议会就出面解决了这个分歧，可见专业的团体对社工教育的影响是很大的。在香港，我们的发展好几次得益于社会工作人员协会和社会工作总工会的帮助，政府因财金短缺想“砍”大学里的一些社工教育课程，但协会与工会坚决不能让政府“砍”，他们认为现在暂时不需要这么多专业人士，但现在不培养一批人才，将来社会有需要怎么办?就算这些人暂时找不到工作，但将来一定是有用的。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协会和工会常与政府辩论，以保证社工教育不会因经济衰退而受到大的冲击。

最后一个因素在于学院的主动性和创新性，外在因素固然重要，内在因素更不容忽视，我们自己怎么想，怎么做是很重要的，在美国社工教育历史里面，有许多重要的人物是影响社工教育的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不少人扮演了重要角色，当社会有需要却没人、没钱来做时，他们就亲自动手。如第一个暑期班。另外专业取向上往往也会受个人的影响。这些社会工作教育界的重要人物怎样去改变历史，怎样去分析、去演绎历史，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讲讲有关社会工作的辩论。

这些辩论在整个发展历史里面是不断发生的，这些辩论在国外、香港都是影响我们取向的，不一定有肯定的答案，它需要我们自己查找与探寻。

第一个争辩是，学术教育与专业教育之争。这个其实是每一个搞社工教育的国家都会面对的问题。社会工作教育不仅仅是一个专业的培训还是一个学术教育，这引起了很大的辩论，比方重视学术教育的人通常会觉得社会工作应该具有很好的学术基础，他们希望做社会工作的人要有很好的社会科学基础，要有很好的理论，很好的研究水平。因为没有理论与研究你单单做实务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这一派就不太注重实务性的工作，比较注重象牙塔内的传教，他们面对社会问题就分析社会问题，然后向政府提出相关措施，却往往不参与改变这些社会问题的实践活动。美国社工教育在最初发展中，巳开始了关于这个方面的辩论，即社会工作教育应该怎么搞。20世纪初，一派人认为教育应该是很学术的，培养的人应该注重分析的能力，注重对社会科学的理解，以此提出建议，当时有些大家是以此为取向的，后来没人读，就只好作罢。而原先一些大学的课程注重社会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分析，几乎没有实务的，学生不用到社会上从事实际工作。另外一派人与此针锋相对，认为社会工作教育应当紧紧与社会实务相扣，不可仅在象牙塔里讨论问题，应该注重专业性、实务性，主张整个社工教育所受的培训应建立在实务的基础上，但是在实务上并不是简单工作，而要去分析、去反思，在实务中发展出实务理论来。在美国这一派获得了成功。我们看到在美国的社工培训中他们是比较实务的；英国相对而言学术性就要强点，实务性相对弱些。这对美国也产生了一些影响，美国社会工作的培训是一个十分注重专业性课程的设计，而且也十分注重专业的素质，如价值观培养、社会工作有关知识、有关技巧的传授’，注重整个社群的建立，这个取向一直影响着美国社会工作专业培训，按照这个基础，美国社会工作教育议会清楚规定每个课程该有什么内容。在评审课程中注重这些内容：有无社会科学基础、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工作实务课程；对于社会环境分析，社会行政和研究；实习。在英美，对实习有个严格的规定：如果要成为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你在社会工作教育课程一定要有某一时段的实习——实习不仅是出外看看，而是一定要有专业督导的。1997年香港成立的注册规定我们承认的课程，包括国外的与香港的，都有硬性实习要求，而且如果我们承认他作为我们注册对象，他若是本科社会工作毕业生，就必须要有800小时的实习，要文凭的，至少要达到600小时。其实，这个有关学术教育专业教育之争，在各国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认为专业的培训不同于学科的培训，是要建基于实务之上的，但也有很强的学术基础——它是服务于我们的专业的。虽说这个辩论暂时告一段落，但教育界还常谈及社会工作教育是否就这么窄的专业化，所以我们希望现在的院校的社工教育专业化不要太窄，希望它的社会科学的基础能拓宽一些，也希望我们社会工作不仅是学社会工作科目而是希望它是有很好社会科学的基础。比如我们学系现在叫应用社会科学学系：有社会工作、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总之以社会科学为依托，当然叫社会工作系也可以，不过要小心避免一个危机：教授的社会科学不能太窄，而且不能仅由本系老师来教。否则你的领域永远走不开社会工作的圈子，而它的好处在于利于自身强大，能建立一个很好的专业基础。两个各有千秋。

第二个争辩是微观和宏观层面的取向之争，这其实并不局限于社工专业内的争辩而是整个社会工作的争辩。最初社会工作开始之时，已经有这个问题的争论，当时美国的Richman，是社会工作之母，他的书《社会诊断》就是注重较个人化的，注重个人治疗等。当时另外一个派别则注重邻居社区的运动，注重在贫穷社区内建立一些中心，工作人员生活其中，帮助居民们，常是新移民、妇女、童工等。当时社会工作的取向还是比较注重社会改革与变迁，但到了30年代，佛罗伊德等影响较强。此后就受个人心理咨询与分析影响很大了，这在后来社会工作发展上表现为对个体关注性强。但一些社会动荡，如30年代的经济衰退、60年代的战争问题，使社会工作者认识到，我们不应太注重个人取向，而应该注重一点社会取向，如社区等宏观层面的东西，其实这十多年在美国，社会工作取向还是比较个人性的——在于不少社会工作者是私人择业，这多少会影响社会工作的专业取向。最近美国出版的一些书多是《家庭治疗》、《认知治疗》等治疗层面的，这个取向也影响到了香港，所以很多治疗的模式在香港都很盛行。常会缺乏思考地照搬外来的东西，其实这类治疗有其文化背景与社会背景，如果我们照搬过来是会产生问题的。让我们回到美国。1995年，美国出版了一本书，内容简单只涉及一个问题，但对整个美国社会工作却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本书叫《反叛的天使》，即谈及我们社会工作者已经背叛了我们以前的使命。它提醒美国的社会工作者不要再沉湎于个人的治疗并从中追求个人利益，而在美国许多社会问题是社会工作者忽略的。这本书里说其实社会工作刚开始时是基于回应整个社会问题而逐步发展壮大的，是十分关注社会贫穷、社会压迫的，但是社会工作专业却一步步在变化、变质一一为了个人利益(权威或金钱)忘记了你本来成为社会工作专业时的理想与使命，这本书对整个美国福利影响极大，引发了许多讨论：我们是否背叛了我们的使命，我们是否迷失了方向等，这也包括不少辩论，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美国的《社会工作期刊》，它有一个一百年的特刊，在这儿有很多文章反思这个问题，批评美国社会工作迷失了方向，忘记了他们本为公益、为社会改革的理想等。这也影响到我们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微观或宏观的取向是影响课程的设计的。70年代末在加拿大是分得很清楚，我是社区工作，你是个案工作等。彼此间没有合作余地，而且关系不好，他们认为我们只注重社会改革，我们认为他们太个性化，但这似乎是学校的错，而不是学生的过失。当时受欧美潮流的影响，在课程设计上分微观与宏观，然后完全按你兴趣取舍微观与宏观，互不干涉。而且往往课程的设计也影响毕业生以后的择业取向。所以微观与宏观之争其实很大地影响了我们课程的设计。比方美国最近的期刊讨论中多了许多文章关于社会发展取向方面，如何使课程设计与社会发展取向互为体现。可见这个争论是影响社会工作及其教育的，我们怎么样看社会工作的定位，怎么看社会工作的使命影响到了我们的课程设计，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使命不单单是为个人，是为社会改革、社会变迁，那么我们的课程设计也一定要包括这些方面的取向，否则会影响我们学生毕业后的取向的。以前的课程设计太窄了，宏观与微观是完全分割的，从而使学生们没有一个全面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第三个争辩是专门与普遍化教育之争。这个争辩基本上是说你的社会工作教育课程的设计应该是很专的还是普遍化的。如果专门化取向的话，我们培养的学生是很专门的，是能够抓住一个很专的问题，如青年工作、家庭治疗或者是社区工作等等。用这个取向去理解我们社会工作教育课程的，那便完全围绕它了，恰似以前我读的专业，完全是宏观的层面，从未涉及个人、家庭等问题，那时我们很专门地学习怎么做社区组织工作，而未做个人取向的个人辅导等，而我那同学是读家庭社会工作课程，她读的全是环绕个人，心理、家庭关系，家庭动力，家庭治疗等。如果是专门化培训的方向的话，结果是那帮学生会比较精专，对某一范畴了解很透彻，但他却无法适应于其他的环境。我个人就不太喜欢这种太专业化的培养。普遍性取向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培养每一位社会工作员使之成为全才，方方面面他都懂，所有社会工作的价值观，所有社会工作的知识技巧，他处于任何一个环境，无论是社区，还是面对老人或有问题的家庭，他都可以解决，但是他不可以太专，可以在具体实践中继续求知。但是基本上赞成普遍化取向的教育方法，我们会觉得不单使他成为全才，懂得社工方面所有的知识，理论、技巧，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帮助他能够学会如何转化的能力，即怎样把这个地方学的东西能应用到其他领域，这是注重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如果你相信是专门训练的话，那么通常你就要给他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人是可以自己学习的，他毕业后他还要自我学习，那我们就要帮助他一些学习的能力。让他毕业后不用再依靠你的培训，可以自由地去获取知识、技能。其实在美国或香港，这个问题差不多已解决了，即初步的培训我们基本注重普遍性的培训，使其有个基础的能力，而高层的培训才进入专门性培训。

第四个争辩，这正是我们教育者应当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教育是为谁服务，争辩是我们应不应该让我们雇主——我们学生的雇主牵着鼻子走，还是我们有自己的立场。很多时候，我们搞社工教育时，我们发现我们若要回应社会需求的时候，他们就会有很多要求，比方雇主，在内地就是政府，不同部门等，在香港还包括非政府组织，他们提起意见没完没了，当然我们要很快地回应他们的问题。如果我们被他们拉着跑的话，便会失去方向。我们常做。雇主的调查，我们学校两年就做一次，看他们的要求，看他们对我们学生的满意程度，他们希望我们增加什么内容，但我们并不会全部听他的，全听了，就不会有方向了。有些人认为我们的顾客永远是对的，永远应听他们的话，但是我们发现毕业生的雇主所说的要求是好的，但他们要求是比较短浅的，只着眼于现在问题，比如，学生要懂得评估，要懂得会计、财务等。有一阵他们要求加电脑课程，有时又要我们加一些研究多一点的课程，有时加治疗模式等。若全部听他们的话，我们的课程极易膨胀，会没完没了。如果作为社会工作教育者我们就要有一个能力去分辩什么事要做，什么事不做。当然我们不可以说我们有绝对的权威不听你的，这是不好的，是脱离实际的，但我们若全部听他们的也是不好的现象，使我们失去了独立发展的方向。所以这也是一个争辩，所以我们在顾客为主取向，还是我们教育者为主的取向的辩论上，我们也是要找一个平衡点，而不是站在任何一个极端。

第五个争辩是交代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向自己交代还是向公众交代。在香港地区、在美国、在全世界现在有一个很强的潮流：管理主义盛行(另外加上经济不好就更惨了)，给我们钱的人包括政府、公众等，他们都对社会工作教育有很多要求，也要求我们的交代。因为以前在香港交代制度很严格，我们课程方方面面包括我们教学水平、教学素质、研究成果、学术管理等均要交代。学生多了要交代，学生少了更要交代，学生就业好不好也要交代(每年都要看我们学生的就业率数字)。所以有一些同事不太喜欢这个制度，为什么我们要向外人交代，我们可以向自己交代嘛。我们常强调学术界的自由度，包括无上的权威、无上的自由，但是我们现在已无能力辩了，其实辩论也无用处，外面社会就是这样要求，什么东西都要交代，为了这个交代，在社会工作教育方面，我们有许多方面要去做评估，内地将来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要做方方面面的评估证明我们存在的价值与工作成效。通常我们的辩论是这东西有没有用，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的评估，如果我们教的好的话，其中效益是很难评估的，它往往是处于社区之中的或对人的，社会工作教育究竟能不能影响我们的学生，令他们工作有成效是更难评估的，而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些。现在对这个辩论少了，更多的是考虑如何能做得更好，怎样去证明我们的存在，怎样证明我们学生的素质是好的。我们辩论的方法是希望不用那些传统的、政府的或者是机构给我们的很硬的、非人性化的方法去评估我们，我们希望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去发展相关评估，去证明我们学生素质是好的，工作是有效率的。包括就业数字、包括个案、学生好的影响等(如他在社区中运用方法与其他人有何不同)，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第六个辩论是关于社会工作教育层次问题。在内地这种辩论不太厉害，香港有，美国就更厉害了，究竟社工教育应当放在什么层次，是文凭，本科还是研究生层面。在美国以前辩论得很厉害，最初认为他有一个基础的大学培训，先成为了有教育的人——懂思考，有人文教育基础等，然后他才进入硕士研究生，我个人来看是比较理想的，但现实很难做。现在他们也与现实协调了——需要太大了，无法一步步进入。现在在香港、美国已有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但这种辩论在内地也是需要的，至少要辩论一下不同的层次有什么定位与目标，一二层次间有什么关系，怎么交叉等。

第七个争辩，社会工作教育应不应该有立场。这是近十多年来比较激烈的讨论。因为很多人认为社会工作者是没有价值取向的，无价值立场的，但是最近的很多辩论提及社会工作是不可能无立场的，其实在我们帮助他所做的决定都是有价值立场的。比如帮他讨论一个家庭问题，他最后决定离不离婚，或你帮助一个社区如何去解决问题等，这些时候往往有价值取向的。若说工作者价值没有影响他，这是比较假的，其实我们工作的过程里，常有价值隐含着去影响他们，有时不明显罢了。香港一些机构和社会工作教育课程有很清楚的价值取向。面对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或处于边缘的人士，如果我们不去帮助他们，什么都没有价值取向，什么都没有立场的话，我们叫我们的学生没有立场的话，他们(边缘人)就永远得不到帮助。他们认为社会工作是有立场的，就是帮助那些受压迫的，处于底层的人们。这是他们的价值取向，我们不一定听他的。但这是针对辩论而言的，在香港我们还没有那么激进、进步，所以我们暂时没有什么很清楚的立场。通常，我们的立场只是帮助我们的学生去注重社会公益或者去关注社会底层的人等。但是没有英国社工教育界那层次分明的价值立场。这个，我们也可以讨论，社会工作教育是否应该有立场，比方在内地有那么多贫穷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注重社会发展呢?或在取向上帮助他们扶贫，协助他们用社会发展的方法解决问题等。这需要你们更多地去考虑。

刚才说了在社会工作教育领域里的好多争辩问题，曾有的或现在仍进行的，这些重要的议题我估计也还是有些意义，有一些问题也是比较实际的，比如立场问题、培养人才是专才还是全才、教育层次、或者是为谁而服务、社工教育是微观还是宏观、学术与专业关系等，希望我们大家都好好反思一下。

最后一点是说未来的趋势

这点比较难做，对将来的预测是无定数的，我想将来的趋势是大家一同去建构。何去何从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我只可以预测出几个比较明显的趋势。第一个趋势就是社会问题的极端化、矛盾化与复杂化，我发现在香港、在美国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贫穷的问题越来越尖锐，这些问题突出了成为很大的社会矛盾，我们看见的问题是很复杂，是很难去解决的，这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工作发展模式。在英国之所以注重社工教育，反压迫立场是与社会矛盾尖锐化离不开的。没有了这种取向，这个问题永远得不到平衡。你的立场永远那么斯文的、君子的、没有立场的、是永远无法解决问题的。我认为对于世界上很多地方，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矛盾越来越尖锐，这也强迫我们去思考社会的定位，社会工作的立场，及其使命体现。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对社会问题的掌握也要比较好一点，如果我们就是很空泛地对问题了解是无用的。李宝库部长那天说了，面临很多问题，这是我们的机会，社会问题越多，社会工作者越有事情做，如下岗问题、贫穷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等，都是越来越厉害。这对我们来说，我们触角要敏感，知道研究这些问题，并有很好的回应，而且在我们的课程里也要有所体现。若我们无充分地理解问题，我们怎么帮助我们的学生去解决这个问题呢?第二个是价值真空的问题，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在社会的一些层面里我们发现价值不见了。在美国社会，好多人迷失了价值层面的东西。许多人在文章上论及重新寻求我们的价值观，尤其是我们社会的价值取向是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就安于一些治疗模式，一些技巧、方法。难道单有它们，我们就能解决问题吗?最重要还是我们价值观，我们价值观定位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一定要去考虑的问题，所以重建社会工作价值观是另外一个趋势。在国外期刊里有许多讨论，重新谈及这些最原始的问题：价值观、使命感、定位等问题。第三个趋势就是经济紧缩和管理主义抬头的问题。这在欧美与香港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个趋势影响到我们社会工作者和搞社会工作教育的人要注重评诂，要讲效能，而不能仅讲“心”，其实对这趋势是应该肯定的，我们的社会工作实务，社会工作教育是该讲数据、讲成果的，用效益来证明我们的工作。第四个是知识膨胀的问题。整个世界，知识日益增多，推陈出新，我们有太多的东西要学，我们要加什么东西在我们课程里，常会产生没完没了的走向，比如在我们课程里雇主通常要求加很多东西，我们老师也希望能多加点，比方做了什么研究，但这不太可能，我们没时间，没空间插入，另外我们也要留一些时间让学生反思，这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包在里面的。其实知识膨胀的问题是整个社工教育界遇到的问题，现在通常我们解决的方法就是坚持持续或终身教育的观点，教授给学生们基本的知识和学习的能力，尤其是怎么做人，如何思考，当他懂得这些之后，我们可以帮他建立持续教育的途径，他掌握了这个途径之后，便能够持续地学习，而不会把什么东西都放到课程内来接受。最后一个不可不讲的趋势便是全球化趋势，很多人都清楚这个趋势，不少人说了他不好的地方，也说了好的地方。对社会工作教育来说，我认为至少有一个好的地方，比方最近出了一些书，讲全球化对社会工作影响的书，这些书从正面帮我们认识社会上的各个问题，而不是仅局限于美国或发展中国家等，注重于网络间互惠合作，看见经济资源分配的不平均，讨论发达国家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等，以全球化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比方在美国，如果影响这些企业减少破坏第三世界环境，破坏他们的就业等，就是从全球的网络去增强全球的团结，令社会问题不单是地区化解决，大家也能通力合作，共同解决这些问题。

最后，我希望大家想几个问题。刚才我们讲了社工教育的历史和给我们的启发，涉及了几个重要辩论及一些趋势，其实这些东西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些启发，需要我们从中互相学习。我们也希望从国外社工教育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反思自身的处境，去寻找我们应有的方向。当然，还没有任何可遵循的规律我们可跟随的。社会工作教育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是建基于它的文化与社会背景的，所有社工教育模式并不能单方追随美国或香港的，社工教育是服务于我们的国家，为国家尽使命的。基于这些，我想问几个问题：社会工作教育的方向、目标是什么?我们希望培养什么样的人(我们希望我们的课程培育出什么素质的人来)?如何定位我们教育者自身，如何培养我们自己才能使我们达到上述理想?我们希望社会工作教育对社会有什么影响，从历史、现在乃至将来的视野，我们的投入可以对中国有什么长远影响，这是我们要重点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