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新自由主义与实体经济中劳动和资本利益结构的失衡；实体经济失衡、美元霸权和信贷错配引发危机；新国家干预主义和资本主义体系内劳动资本的利益协调等等进行讲述，包括了新自由主义强化了资本的力量，弱化了作为有效需求主体的劳动者的力量、国际产业转移导致美国制造业衰落，劳动者就业岗位的大量流失、作为消费主体的中产阶级萎缩使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结构失衡、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自由化形成了美元供给的全球流动性过剩等，具体资料请见：

此次全球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金融全球化和产业高端化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背景下发生的，其对世界经济和利益格局的影响必然和上世纪初的大危机一样深远。因此，从制度机理和资本利益冲突的层面分析此次危机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化认识。

一、新自由主义与实体经济中劳动和资本利益结构的失衡

(一)新自由主义强化了资本的力量，弱化了作为有效需求主体的劳动者的力量。

同20世纪50-80年代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相比，以市场化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更加追逐资本的权利，主张完全的市场竞争和自由市场。在新自由主义看来，传统凯恩斯主义长期以来对工会力量的重视增加了资本的成本，已经成为资本权利扩张的桎梏。在新自由主义理念的主导下，政府和企业通过多种形式削弱工会的力量。美国工会力量逐渐丧失了为劳动者争取工资和福利的权利。从1953年到1996年工会会员的比重从35.7％大幅度下降到10.2％。随着劳动和资本谈判能力的下降，美国经济中资本所占的份额已超过60％。资本和劳动二者力量对比的失衡在经济上直接体现为普通消费者总体消费能力的下降。

(二)国际产业转移导致美国制造业衰落，劳动者就业岗位的大量流失。

作为实体经济主要标志的制造业，从1870-1970年间一直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主要就业岗位。但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使制造业生产成本显著攀升。同时作为利益集团的美国工会力量强大的谈判能力，导致美国工人的工资成本远远高于德国和日本。在国际产业竞争中，美国制造业的地位受到了挑战。由于美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显著降低，工业制成品增加值与GDP之比由56％下降到20世纪70年代的30％以下，导致能容纳大量就业岗位的制造业的衰落。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但美国的第三产业主要是以房地产业和金融服务业为主导，2007年以房地产和金融为主导的第三产业占到GDP的78.6％，由于其属于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行业，对劳动的吸纳能力十分有限。而且，房地产业和金融服务业属于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产业，对经济景气变动十分敏感，投资率和劳动力岗位需求的变动幅度很大。

(三)作为消费主体的中产阶级萎缩使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结构失衡。

从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上讲，纺锤型社会结构中，中产阶级是社会的主导力量。在中产阶级主导的社会结构下，内在地就能形成强势的消费需求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而由于新自由主义下资本的强势力量，结果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言，“美国中产阶级消失了”。“纺锤型”的社会结构逐步过渡到蕴藏冲突和危机的“哑铃型”社会结构。自里根政府以后，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减税和削减福利的措施，社会贫富分化不断扩大。基尼系数从60年代的约0.4的水平上升至2007年的0.49。据统计，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或CEO的收入与普通工人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近40年间，两者收入差距倍数由25倍上升至近300倍。资本主义体系内劳动和资本的利益结构失衡必然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持世界经济均衡，通过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创新，把资本主义体系内的消费不足的固有矛盾通过过度消费这种异化的形式体现出来。

二、实体经济失衡、美元霸权和信贷错配引发危机

虽然美元的霸权体系和金融制度掩盖了资本主义体系内劳动和资本的矛盾冲突，但金融资产供给和需求的信贷错配最终使实体经济失衡的结构性矛盾最终以危机的形式体现出来。

(一)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自由化形成了美元供给的全球流动性过剩。

一方面，通过金融产品创新形成资本账户的美元回流。自1993年以后，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例持续扩大，到2006年已超过GDP的6％。为保持资本账户的平衡和充足的国内资本供应，必须通过金融创新吸引国外(日本、中国及中东)大量的美元储备资产重新流会美国。由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传统工业的衰落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高科技泡沫，通过传统的产业竞争已经不能吸引美元的回流。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通过不断地增发债券和进行金融创新，使国外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债券和金融产品规模不断增加，从而形成了美元资本的有效回流。也正是资本账户的美元回流，对于拉动美国消费和维持经济均衡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导致全球金融资本膨胀。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长期来对金融机构的监管逐步放松，金融业逐步转向混业经营。金融业在显著提高收益的同时也累积了大量的结构性风险。根据ISDA统计，截至2007年，国际实际外汇交易额是国际直接投资和商品及劳务国际贸易额的60倍。大量的国际资本已经脱离生产领域而流向金融领域。权益类资产的衍生品面值从2002至2008年间增加了6倍。

(二)金融产品供给和需求的信贷错配最终引发了经济危机。

从美元供给的角度分析，受美元霸权的影响，美钞的大量印发、美元结算单位的形成和美元的定价体系，导致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偏离，从而使世界经济累积了更大的风险。有些经济学者据此甚至对金融衍生品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质疑。但这并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金融衍生品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风险投资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从19世纪初钢铁和化工工业的兴起，到20世纪末计算机、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的成长，都要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以金融创新为主导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与风险投资相互联动的市场化选择机制，为高科技产业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这种正反馈机制是金融资产供给和需求的良性互动模式。而此次危机的原罪并不是金融衍生品，主要是由于金融衍生品的供给和需求的信贷错配所引发，这是诱发金融危机的最直接原因。由于信贷错配，大量的金融产品需求主体并不是在风险投资和高新技术产业。而此次金融危机中，金融产品的需求主体主要是缺乏风险承受力的次级房贷主体和与实体经济不相关的投资主体，使金融衍生品不能进行有效的风险转移。这种高风险、低效率的金融产品信贷错配是引发经济崩盘的直接原因。

三、结论：新国家干预主义和资本主义体系内劳动资本的利益协调

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根本性的制度原因并不是金融“监管不力”，而是由资本运动的内在本质所决定的资本和劳动的利益失衡。在过度消费所支撑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神话中，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危机和矛盾在基本制度的层面并没有本质改变。美元霸权下消费模式的异化并不能长期维持经济的均衡。虽然美国拥有世界铸币权，拥有最复杂的金融工程和信用体制，但单纯依靠流动性过剩和金融工具支撑起来的过度消费模式从根本上并不能解决美国的经济社会问题。

这次危机进一步验证了，新自由主义所奉行的自由市场并不能使资本主义经济体走向持久的繁荣。建立一个长期均衡的劳动和资本的利益协调机制是资本主义制度稳定的必然选择。目前资本主义体系内劳动和资本的利益失衡客观上会促使新的国家干预主义的抬头。为了缓解失业、消费不足、通货紧缩和贸易失衡，以美国为主导的当达资本主义国家必然通过国家干预主义、扶持本国产业、促进就业等宏观经济政策来缓和当前危机。因此，国家干预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将成为此后一段时期全球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的主要内容。

无论是国家干预主义还是贸易保护主义，其核心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资本的权利，同时遏制自由市场机制对本国劳动者所造成的冲击，虽然从经济福利上讲并不总是有效率的，但其结果却能缓和当前资本和劳动的利益结构失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