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主导的金融自由化是世界金融危机的祸根。放松金融管制，全球化得到迅速推动，同时也使金融投机盛行起来。今天国际金融的发展与世界经济中的贸易和生产性实体投资不再有一种直接的联系，投机性交易占居主导地位，它损害了经济发展的基础。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强势发展，与美国近年来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不断上升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美国已经把全球经济与美国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了。美国自身的问题，却让世界经济受到拖累，并且影响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

[关键词]美国；金融危机；金融自由化；世界经济

一、美国的各种国债债券是金融危机的发动机

近几十年来，美国在全球大量地寻求国际借贷，引起了世界主要经济区域之间国际资本运动分配的深刻变化，而且正是从这时开始，人们目睹了金融全球化过程的出现。在20世纪60～70年代，国际资本主要以南北为轴心流动，主要是美国、欧洲和日本为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赤字提供大部分资金。由于石油危机，资本的这种运动在1974—1982年进一步发展，主要是通过国际银行体系回收石油输出国组织各国积累的石油美元，为非产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出现负债过度。1983年之后，因为利率上升与美元的泛滥使负债的发展中国家不堪重负，停止偿还债务。债务几乎压垮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为此，资本的国际流向从此按北一北的逻辑改变了方向，欧洲和日本的盈余为美国的庞大赤字提供资金。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行调整政策，以消除发展中国家的赤字数额。与之相应，全球化与国际资本流向的变化并行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际资本的借贷主要是经过银行的媒介，遵循某种国际银行债务的逻辑，美国财政与贸易赤字的上升、债务危机和国际资本流向的北一北变化使国际金融体系向直接金融的逻辑发展。从此，国际投资，贷款往往是直接地进行，而不是经过银行媒介，这种活动的新方式是适应作为金融活动的主体的借贷要求的。

新的金融逻辑的发展，机构投资者，主要指保险公司、养老基金、投资基金、国库、银行与跨国公司的财务部门都更喜欢在证券市场上借贷或投资，因为这种方式更加灵活，并且因为去掉了中间成本而变得便宜。这样，投资或借款人寻求通过股票、币种的变换与支付方式，从欧元债券到美元债券，从股票到期权合约，从期权合约到期货交易，这些方式被投资者择优选择，以实现最大的收益。这些特殊市场的金融投资、外汇交易、期权合约和期货交易，成为世界性的整体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金融市场成为一个巨大、统一的市场。

统一的全球金融市场，实现了金融自由化，由于有了现代的通讯网络，各个市场都互相连接起来。无论全球任何地方，跨越了时空，把亚洲、欧洲和美洲的金融市场都紧密相连，全球24小时金融开放，交易不问断。国际金融体系这一深刻的变化，是20世纪80年代后首先由发达国家实施金融自由化的结果。各国政府都逐渐取消对利率、贷款和资本流动的各种控制。这种控制的取消旨在发展金融市场。很明显，放宽金融管制，全球化得到迅速推动，但同时也是危机产生的源泉。资本的国际循环加快了，投机者也找到了许多冒险的新契机。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首先开放了金融体系，而后由于1990年资本统一市场的开辟，欧洲外汇市场控制体系被解除，又在美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促进下，新型工业化国家也跟着开始进入自由化的进程，这样便出现了新兴的金融市场。

新兴工业化国家同样是为了能够为其财政赤字提供资金而不得不实行金融自由化的。然而与人们的愿望相反，发达国家在推行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便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使金融投机发展起来。这种演变并非偶然，凯恩斯曾对此做出预见：“随着有组织的投资市场的形成，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新因素，它有时为投资提供方便，但有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经济制度的不稳定性”。在过去，国际金融体系的职能是为世界贸易提供资金和保证其支付的平衡。事实上，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初期，很大程度上被解释为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支付平衡方面的金融需要。1992年，全球的流动金融资产大约为32万亿美元，也就是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会员国GDP的2倍，到2005年已经达到140万亿美元，流动金融资产比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快3倍。

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际金融的流动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和发展，而这种发展与世界经济的需求并不相适应。90年代世界外贸赤字总额在每年3000亿美元以下，同时主要地区的外汇市场却大约有每日10000亿美元的交易额，而且外汇市场上出自金融活动的外汇交易额与商品和服务方面的国际贸易相联系的外汇交易相比，相差50倍之多。今天国际金融的发展是根据其自身的逻辑，而与世界经济中的贸易和生产性实体投资不再有一种直接的联系。其中投机性交易在交易过程中已经占居主导地位。

今天全球金融市场的投机活动，与N·卡尔多1939年给投机活动所下的定义极其相似：“购进、售出产品是为在以后某一天再售出或购入，并且这种活动的目的在于改变现行产品的价格，而不是通过产品的使用、改造或一个市场向另一个市场的转移获利益”。看看今天的纽约证券交易市场，伦敦、法兰克福、东京……，哪一个都与这样的投机活动相联系。这些活动的进行以实现预期的资本利润为目的，而不是直接或间接的生产和贸易。一方面，大多交易主体在市场上都只作短期的考虑。证券市场快速的买进和卖出展现这种近视病越来越严重，并且有高度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交易人在把握市场趋势过程中，倾向于忽视分析其现实基础而重视寻找有关“舆论”。市场的这种投机性偏差的出现，是因为市场变得更具有波动性，而投资者在进行预期时缺少各种参考指标。

更为具有时代特征的是，美国国债是当前全球市场投机最为活跃的领域。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国债市场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国债市场业务大大超过了其他金融市场的规模。在美国的主导下，其他工业化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靠持续性的公共财政赤字维持债券市场的繁荣。债券二级市场的增长则由于投机的影响而更加惊人，交易规模增长了10倍以上。美国当然是居全球之首，1980年美国国债交易是140亿美元，到1993年已达到日均1200亿美元的水平，到2009年初已达到5000亿美元的水平。发达国家国债市场迅速扩张的原因很简单，它是风险最小的可交换债权，国家不会破产，国债被人们认为是无风险的债券。为此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财政部指定一些国债的专门运作者，这些机构享受交易方面的特殊待遇，负责保持市场的连续性。全球债券市场，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已成为今天从事投机的主要手段。

二、美国的金融自由化是打造一个开放的金融体系还是对全球经济的束缚

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世界最大债权国的美国，如今已经沦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并且日益陷入贸易和金融失衡的泥潭之中，难以自拔。在过去短短的几十年间，美国在经济基础设施和经济行为上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由一个过去的积聚、生产并创造可观财富的社会，一个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如今却放弃了储蓄并从制造业让出市场，转向服务业。在债务方面，不管是从国家角度还是从个人角度来看，美国经济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程度，他们负债累累，却仍然沉浸在非生产性进口商品的过度消费的狂潮之中。美国现在的处境从表面上看似乎风光无限，但这种风光实际上是建立在其祖辈所积累的财富之上的；一旦这些财富被挥霍光，先前那种奢华生活方式也会随之消失。

然而，问题就在于，大多数美国人，包括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投资顾问在内，都忽略炫耀性消费所带来的危害。以消费为主的GDP增长并不是衡量一个国家创造了多少财富的标准，相反它是衡量一个国家破坏了多少财富的标准。美国现在每年有高达8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3000～4000亿美元的预算赤字，以及8.5万亿美元的国债，如果再加上无资金准备负债、社会保障金，那么美国的国债将超过50万亿美元。在过去20年间，如果美国经历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繁荣，那么它现在还会继续保持贸易顺差，并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而不是最大的债务国。令人预想不到的是美国正经历一场空前的金融风暴。

我们看到，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强势发展，与美国近年来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不断上升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随着美国债务负担日益加重，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再也不能只依靠本国的投资者，而必须求助于国际投资，特别是机构投资者购买美国的政府债券。现在几乎是全球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都有大把的美国国债。美国已经把全球经济与美国利益捆绑在一起了，并且束缚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资本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怪现象，金融资本大大优于生产资本的发展，美国企业不再被激励去进行生产投资的拓展，而是在利益的趋动下以各种形式购买有价证券进行金融投资。美国企业从传统的债务型经济，即通过向银行借贷进行生产投资的经济，过渡到一种“依靠自有资金型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企业千方百计通过减少负债和进行金融投资来实现盈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虚拟资本，也就是其价值依赖于市场，而与工业生产活动脱节，可转让的金融资产大大发展。因为这些资产在市场上是可以转让的，所以虚拟资本比借来的资本更易于流动。这样的占有方式更加鼓励投机行为，即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其目的是通过运作实现超额价值，而不是向生产资本进行投资。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史上，投机并不是一种新的现象，但金融自由化却使投机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大发展。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运作机制最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个市场上，75％的活动是投机性的。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这些投机活动起了头等重要的作用。如果投机逻辑压倒生产逻辑，我们这个时代经济发展的基础就不存在了。

凯恩斯在1936年曾经指出：“现资市场的奇怪局面使我倾向于这种主张：使购买证券成为永久性的事务。像婚姻一样，除了死亡和其他严重原因外，不能解约。这也许是治理当代弊端的一个有效手段，因为它可以迫使投资者考虑长期的前景。然而，对这一解决办法稍加思考又使我们看到一个难题，即：虽然要求投资具有流动性有时会有害于新投资的产生，但它却往往也对新投资的产生有利。此中的原因在于，每个投资者会自以为他投入的资金具有流动性；这一事实可以给投资者壮胆，从而使他比较愿意承担风险”。…在这里投机就被定义为一种对流动资本偏好和针对经济动荡的一种保护性行为。当未来的不稳定比较严重时，企业投资就会退却而出现有利于投机精神的条件。金融资本流动就因此变得比工业资本循环更活跃。

随着国际上机构投资者力量的上升，投资基金构成大部分国际资本流动的基础，它们可以扶植或搞垮某些货币，实际上它们把平均10％的投资资产用于购买外国证券，他们握有工业化国家国债的很大份额，一旦他们把这些投资从一种货币转换为另一种货币，便会使有关货币发生动荡。

过去，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下，银行控制着经济的命脉，银行发放生产性贷款以支持投资。此外，在衰退和不景气的条件下，银行还可以通过提供替代性信贷促进复苏，来起缓冲作用。现在，银行似乎再也没有能力起这种作用了，因为它被金融动荡搞得十分“脆弱”。然而可怕的是，美国的金融危机传染性极强；美国一家的问题，却让全球都不得安宁。

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确有它的进步作用，但美国在主导这一模式时，不仅仅是利用它的进步作用，同时他们也在巧取豪夺，把一个很好的模式又破坏掉了。

三、重新调整全球金融整合的方向

进入21世纪，美国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走入了死胡同，不仅美国自己，甚至使很多国家在金融危机面前都变得束手无策。由美国主导的金融规则，仅建立在对自己有利的框架上，因而导致判断上的错误，甚至让美国的一些大银行也垮掉了。为此，必须重新调整世界金融整合的方向。

1重新规范金融市场。金融自由化使美国的市场“权力”过度膨胀，连华尔街自己的货币政策作用也大大降低。到目前为止，由于美国的单边主义，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一直不很成功。因此，各国的央行要建立起有效的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在主要政策措施上协调一致，形成货币政策国际合作的新环境。这样，才能增强人们对货币政策的信心，才能使投机者无空子可钻。

2抛弃货币主义的市场教条。近30年来，美国一直奉行货币主义的政策，优先考虑美国的货币稳定和货币政策。这一政策主张反映在机构建设方面，即强调各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其实这是一个虚假的命题，所谓的独立性，实质上是要求所有国家都放弃干预经济的权力，但美国政府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干预经济的权力，实际上这种所谓的独立性是全球经济不稳定的一大要素。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导致严厉的货币政策与膨胀的财政政策并存。如我们见到的，这种政策的混合大大地促进了前二十年利率的上升，而利率的上升也引起公共债务赤字的上升。要走出这个怪圈，就要改变这种混合政策，也就是说，要进行国际合作的全面整顿，实行一种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便使利率下降。现行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机构不利于经济政策的调整，因为中央银行的独立很不利于其政策与政府权力机关的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衔接。对于这次金融危机，人们曾普遍质疑货币主义政策，主张回归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干预政策。

3制定经济政策的新原则。这次金融危机动摇了人们的信心，人们开始对金融的稳定性以及市场对现行政策解决如失业和公共赤字问题的能力持怀疑态度。市场机制是很难做到完美的，市场本身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也正是在市场的压力下，其他国家的货币权力机构被美国主导的市场机制限制住了。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首要目标是降低利率，使其回到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水平上来。在20世纪90年代初，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采用，但是至今还很不够。这方面，中国的表现可谓独树一帜。这次金融危机刚一波及到中国，中国政府立即出台了投资四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并迅速降低利率，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基本未受影响；而且还会大大促进中国经济的产业升级。

4实行有效的公共财政政策。当前，重新解读凯恩斯主义，使人突出地感到凯恩斯的财政政策思想仍不同寻常。凯恩斯曾区分两种预算，第一是日常的或一般的预算，其理想状态是完全由税收来资助；第二是投资预算，它包括长期公共投资计划，靠贷款投资。这样管理预算的好处很明显，它可以使国家在公共投资以及使用投资手段方面提出数年内优先考虑的内容。这样一种政策可以就国家的意图向全球经济主体传递一种明确的信息。这样会使政府的财政管理更为严格；可以向市场提供保障，由此带来良好的后果，还会增加人们对预算的信任；另外也会在保持国家在公共投资增长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面对这次金融危机，全球经济需要金融管制政策的协调合作，同时也要对美元主导的市场经济规则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