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学地评价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绩效是完善财政支持农业政策的前提和依据。国内学术界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数据对我国财政支农资金的运作绩效进行了相关研究。本文基于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经济绩效、结构绩效、社会绩效、生态绩效及这些绩效的横向和纵向差异问题，就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关键词：农业投入；绩效评价；综述

现阶段，我国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绩效如何?国内许多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对此问题展开了研究。本文基于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经济绩效、结构绩效、社会绩效、生态绩效及这些绩效的横向和纵向差异等问题，就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一、财政对农业投入的总体经济绩效

多数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财政支农支出总体上呈现显著的正面效应。魏朗(2006)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西部12个省的1999～2003年相关数据，得出财政支出对农业GDP的平均贡献率为18％。该学者(2007)利用C一D生产函数框架对1999—2003年我国各省农业经济增长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方财政支农支出确实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与其他要素相比，财政支农支出的平均贡献率占重要地位。刘宏杰(2008)基于1952—2006年的财政支农数据，运用VAR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理论分析财政支农支出对第一产业的带动作用。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支出明显促进第一产业的发展，且这种积极影响呈递增趋势，对第一产业增加值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最高达26.7％。孙红霞(2008)运用时间序列动态协整分析技术和相关模型，通过对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GDP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后发现，政府每投资1单位的支农支出，农业增加值平均增长约1.65个单位。总之，上述研究主要侧重于财政投入对农业增加值或农业总产值的影响。

现阶段，如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和确保粮食安全受到理论界和决策层的关注。黄小舟、王红玲(2005)基于1980—2002年的相关数据分析发现，财政支农资金每增加1亿元，农民纯收入将增加1.519元。陆文聪、吴连翠(2008)运用1978—2005年的国家统计局数据也得出类似结论。张元红(2000)对财政支农支出波动与粮食生产的关系进行探讨，结果发现两者波动明显同步，1979—1998年间，粮食产量年度增减指数与财政支农年度增减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达0.45，20年中，两者变化方向一致的年份多达17年。

有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绩效不容乐观。姚耀军等对农业财政支出与农业GDP增长进行了Granger因果检验。研究发现，尽管财政净支出呈递增趋势，但我国农业公共支出作为政策工具对促进GDP增长是失败的。温涛等运用经济转型以来的实际数据，对我国财政支农投入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显示：1978—2002年间我国财政支农资金的增加并没有成为促进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关键因素。王文普等(2008)基于我国1978—2005年的农业产出和财政农业支出数据，运用VAR模型和VCE模型发现，财政对农业的总支出对农业经济的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

二、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结构绩效

结构绩效主要反映不同类型的财政投入对农业产出影响水平的差异。在这一问题上，多数学者倾向于选择财政对农业投入的产出弹性来反映各项财政投入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贡献。李焕彰和钱忠好(2004)利用1986—2000年的数据，通过生产函数法计算出财政的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支出和支农支出对农业GDP的弹性分别为0.25、0.36和0.35。李琴等(2008)也进行过研究，但得出的结论与李焕彰等人有所不同，前者计算出的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林水气象等部门事业费的产出弹性为0.93，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产出弹性为负值，这些观点与李焕彰、钱忠好(2004)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的弹性为负而农业科技支出的弹性为正的结论完全相反。王文普等人(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对农业支出的各部分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效应存在很大差异。其中，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林水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对农业经济存在不利影响，农业基建支出长期产出效应为正但短期效应却为负，农业科技三项费支出的系数虽然为正，但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其对农业经济的增长效应都不显著。刘涵(2008)利用多元协整方程对1980—2006年我国财政支农支出构成与农业产出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其基本结论与王文普等人恰恰相反，认为支援农业生产和农林水利气象部门的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对农业产出均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只有农村救济费一项对农业产出的弹性系数为负。

财政资金从投入到开始发挥功效需要一个过程，可能会存在一个滞后效应的问题。据财政部农业司的估测，“支援农村生产和各部门事业费”投入滞延期为3年，“农村救济费”投入滞延期为2年。樊胜根、张林秀等(2002)用调整R2方法，确定农业科技的滞延期为7年、农业水利等基础设施投资投入政策研究的滞延期为6年。上述学者的研究忽视了这一点。侯安石(2004)根据农业司和樊胜根等人估测的延滞期，对我国1980—2001年各项财政农业投入对农业GDP的弹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滞后3年期的支援农业生产和各部门事业费的产出弹性、滞后6年期的农业基本建设投入的产出弹性、滞后7年期的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投入的产出弹性在统计上均不显著，而滞后2年期的农村救济费产出弹性统计上显著为正。何振国(2005)基于1990—2003年的相关数据，运用C—D生产函数分别分析了各项财政投入对农业GDP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同时兼顾了财政对农业投入效应的滞后性。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投入对农业GDP和农民纯收入的影响在滞后期限和作用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前者的弹性系数总体高于后者。孙文祥等也进行了类似研究。他们利用1978—2000年相关数据得到的回归估计表明，支援农业生产及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上的支出每增加1％，分别可带来第一产业增加值0.7770％(当年)、0.2986％(滞后两年)和0.0916％(滞后两年)的提高，这些财政支出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效应的滞后期与何振国的结论基本一致，但弹性数值总体低于后者的分析。三、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

学术界在探讨财政支农绩效时，绝大多数学者将重点都放在了经济绩效方面的研究(如农业增加值、农民人均纯收入等)。事实上，农业是一个集经济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及文化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产业，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外部性，不能忽视其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张元红分析了财政支农支出与自然灾害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增幅与自然灾害(以受灾和成灾面积衡量)的变动趋势在多数年份并不一致。但不能因此完全否定国家财政支农政策在减缓自然灾害方面的积极作用。从长期发展角度考察，国家的财政支农支持了很多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气象等事业的发展，这些都对我国农业抵御自然灾害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侯荣华利用财政对生态建设投入的增减变动与生态环境改善状况进行比较，分析了财政对生态环境的效应。相比之下，侯石安(2005)对财政投入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研究较为系统。其主要贡献在于结合相关数据度量了我国财政农业投入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其对社会效益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扶贫、促进农民就业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方面。其对生态效益方面的研究主要考察了财政投入与造林面积及水土流失面积之间的关系，基本结论是财政投入有利于增加造林面积，但对综合治理水土流失的作用不显著。

四、财政对农业投入绩效的横向和纵向差异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特征显著，各地的财政支农强度和支农资金管理水平客观上也存在差异，进而可能会导致财政支农资金运作绩效的横向差异(即地区差异)。胥巍等(2008)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采用1978～2005年的经济数据，对我国东、西部财政支农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对农业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西部地区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更为显著，无论短期还是长期的财政农业支出，对刺激西部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都较为重要，而东部地区的长期性政策则更为有效。魏朗(2006)对西部各省财政支农经济效应的研究表明，财政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西部各省相对稳定，且该贡献率在各省间的差距较小。是影响农业经济增长众多要素中相对稳定的一种因素。魏朗(2007)的研究还表明，财政支出对农业经济的绩效与农业在地区产业竞争上的优势有关，财政支农支出的平均贡献率在农业劣势地区高达63％，位居第一，在农业优势地区仅11％，位居第二。

财政支农绩效的差异不仅体现在不同地区之间，而且体现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也即纵向差异)。孙文祥等(2005)等通过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支农支出的相关回归发现，中央与地方财政农业支出效果刚好相反，中央财政支农支出对第一产业增长的贡献显著为负，对农业的财政支出每增加1％，可导致第一产业增加值下降1％；而地方财政的支农支出则可导致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提高，对农业出增加1％，可使第一产业增加值提高1.365％。李琴(2006)也认为，地方财政投入的效率较高，其产出弹性为2.04；中央财政农业投入的产出弹性为负，表明中央财政投入的效率较低，并从信息优势、可能的寻租行为等方面分析这种差异背后的机理。

五、述评

近年来，有关财政对农业投入绩效评价的研究日渐兴起。许多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有利于深化对财政资金运作绩效的认识，对今后优化财政投入结构、提升资金使用效益不无裨益。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从研究内容看。多数研究囿于既定的制度框架，对财政投入绩效的评价侧重于财政资金对相关农业经济指标的定量影响，而对现行农业投入制度本身的评价显得过于薄弱。如何运用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对现行财政投入的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的相容性进行评析有待进一步探讨。二是从研究方法看。学者们运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时没有考虑模型可能发生的结构突变，使研究结论与现实情况不够吻合，并且许多计量模型的设定过于随意，对控制变量的选择不够科学，对模型的相关检验也不充分。而且，多数学者在进行计量分析时倾向于利用时序数据，样本容量偏小，也在一定程度上了影响了结果的可靠性。三是从研究视角来看。一方面，多数研究侧重于从宏观视角考察财政投入的绩效。事实上，农户作为财政支农资金的直接受益者，其对资金运作绩效的评价对完善农业财政投入制度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但鲜有研究涉及于此。另一方面，多数学者在对财政投入绩效进行定量评价时，缺乏完整的分析框架和评价指标体系，使研究系统性不足，并往往侧重经济绩效评价，对生态绩效和社会绩效等层面的评价明显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