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元结构既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又是这些国家发展滞后的重要根源。目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本文探讨了二元经济理论的思想内涵及其对中国的适应性，并从公共财政二元分配体制的视角分析了这种结构形成及其进一步固化的原因，从而提出了相应的公共资源配置和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对策，为促使这种结构向一元同质的现代化结构转化提供指导。

〔关键词〕二元经济论；城乡二元结构；公共分配；财政支出结构

在发展中国家，二元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二元结构是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特点的一种理论概括。当前，中国处于经济结构转变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的“过渡”特征。从发展阶段看，正从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过渡，最终完成由“二元经济”向现代化经济的转变；从体制模式看，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从发展水平看，正从初步小康到较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的过渡。过渡性表明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失衡现象将会长期存在，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主要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在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将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协调发展的第一因素。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统筹城乡发展已成为关系到宏观、战略和持续发展的问题。因而，改造传统农业部门、发展农村经济，推进经济从落后状态向发达状态的转变，实现城乡二元结构的趋同是中国目前最为紧迫的任务，也必然成为21世纪前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从公共财政支出机制的角度看，以城乡经济增长和发展状况的差异体现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公共财政的投入规模与结构决定的。所以，解决城乡统筹发展问题，要求从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入手，在城乡之间合理有效地配置财政资源。

一、二元经济理论评述

作为一个术语，“二元经济”最初是伯克（Booke，1933）提出，他在对印度尼西亚社会经济的研究中，把该国经济和社会划分为传统部门和现代化的荷兰殖民主义者所经营的资本主义部门，他当时的研究既具有开创性，但同时又仅仅限于对二元经济的一种单纯的描述。典型的二元经济理论是由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Lewis）提出的，后来经过费景汉（JFei）和拉尼斯（GRanis）等发展经济学家们的不断发展、完善和深化，成为描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种典型经济发展理论，也被称为“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式”（Lewis—Fei—ranisModel）。二元经济理论明确指出了二元经济结构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即以主要为满足农村人口自我消费为主的传统经济部门与资本主义性质的以大工业为代表的现代经济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现象，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基本模式，进而研究发展中国家利用什么经济机制，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使城乡处于平衡发展状态，最终使二元经济结构变为一元经济结构的规律性。

1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有三个假设：（1）将国民经济分为两个部门：一是传统的农业部门，它使用了大部分劳动，具有自我维持、劳动人口过剩及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特征；二是劳动生产率高的现代化城市工业部门，其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来源于有着剩余劳动的农业部门。传统部门落后，但比重庞大；现代部门先进，但比重较小。（2）劳动无限供给；（3）工资水平固定不变，并具有完全弹性。具体来说，刘易斯的二元理论包括“最低生存费部门”和“先进部门”，即把现实中的农村部门列为最低生存费部门，他强调这个部门的经济特征是处在马尔萨斯的最低生存费均衡状态；把城市工业部门归为先进部门。为了追求理论的明确性，他关于两部门发展的理论采用的是农业和工业两个概念，因为农业和工业在经济理论上的特征比农村和城市更清楚。但在劳动力转移问题上，刘易斯本人明确地将其划分为农村部门和城市部门。就是说，他已注意到了农村与城市间的劳动力转移，不同于农业和工业间的劳动力转移。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农业的边际生产力为零或近乎于零，构成这个部门的成员享受平均的收入分配，与边际生产力无关。劳动者在这种“传统的工资”水平上提供劳动，无论多少劳动力，农业部门都能提供，因而存在无限劳动供给。这是促使二元结构形成并能维系它长期存在的关键性因素，具体表现为传统部门中存在着大量的隐蔽失业者。这种大量隐蔽失业人口的存在，既是传统部门生活水平低下和发展受阻的根源，又是现代部门扩张所需劳动力的源泉。同时，在提供同等质量和同等数量的劳动力的条件下，非熟练劳动者在先进部门比农业部门的工资高。这种工资差异也导致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不断地向先进部门转移，直到两者工资水平相近为止。因此，刘易斯理论也叫劳动力无限供给理论。

关于传统农业部门和先进部门的相互关系，刘易斯认为，一方面，农业部门是产生过剩劳动力的根源，即在现行工资水平下，农业部门对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超过这些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换言之，发展初期非熟练劳动力是充裕的，从而使现代工业部门能以不变的低工资得到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在这个意义上，农业部门劳动力无限地就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来自先进部门。传统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隐蔽失业和过剩劳动力的出现，使得工业部门可以形成剩余产出，而剩余产出又通过利润的再投资增加资本存量，不断扩大资本规模，从而创造更多的劳动机会，吸纳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而这正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事实上，这里隐含着这样的假设：现代城市部门的资本积累能带来固定比例的劳动力就业的增长，意味着不存在劳动力节约型的技术进步，资本积累与扩张速度越快，创造的就业机会增长也越快，也就越可能将剩余的劳动力吸收到先进部门中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先进部门吸收完毕，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不再为零，城市工业部门不提高工资水平就不再有农业劳动力的供给，这时先进部门劳动者和农业劳动者的收入都将随着投资的增加而获得提高，两部门的发展处于平衡状态，经济结构发生转变，经济中的二元结构也由此消失。

2拉尼斯—费景汉的二元经济理论

拉尼斯—费景汉（GRanisandJFei）的二元经济理论是对刘易斯理论的改良精确化。拉尼斯—费景汉提出的两部门概念是由最低生存费部门和资本主义部门构成（以下分别简称为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他们指出，发展中经济的特征就在于广大的农业部门与规模小的工业部门并存。因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的农业剩余是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把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流动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类似于刘易斯模型。第二阶段是工业部门吸收那些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于农业部门平均产量的劳动力。此时，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量为正值，他们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导致农业部门的萎缩，从而农业向工业提供的剩余减少，农产品供给短缺，使工农业产品间的贸易条件转而有利于农业，工业部门工资开始上涨。第三阶段是经济完成了对二元经济的改造，农业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工资都由其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完全取决于边际生产力的变动。经过改进后的模型更准确反映了二元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和自然演进过程。

总之，我们认为，应从两个方面来把握刘易斯—费—拉尼斯二元经济论的中心思想：

第一，劳动力在两个部门之间的转移构成经济发展的主线。二元经济发展的本质是结构转换。二元经济结构的直接根源是传统部门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因而其转化的关键动力在于不断促进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业转移。二元经济理论以新古典学派的观点为基础，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劳动边际生产力为零的隐蔽性失业，而农业部门和现代部门之间存在着工资差别，于是经济的自动机制把劳动力从低工资的农业部门推向高工资的现代部门，提高了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增加了现代部门的就业和产出，最终消除农业部门和现代部门之间的差别并达到充分就业。但需指出的是，这种转移又暗含着一定的条件，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或现代部门）的转移不能有人为的障碍（尤其是体制上的障碍），以使这种转移顺畅自然；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素质应不断提高以适应工业化的需要；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必须不断提高，以与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大体相当等。

第二，二元经济是两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经济部门构成的有机整体。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以城市产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取代传统部门的过程，就是农业、农村、农民转变为广义工业、城市和工人的过程，就是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变为工厂企业组织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终结就是现代经济的一元化格局。这已被发达国家成功地完成了从二元经济向现代一元经济过渡的实践所证明。二元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得出了一国要加速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要不失时机地实现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换的重要结论，并进一步指出要使结构转换得以均衡和持续实现，必须把握现代部门与农业部门的关系。现代部门是主导部门，但农业部门绝不是消极或被动的部门，两部门之间必须均衡互动，在现代部门快速发展的同时，保证农业部门的相应发展。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途径是提高农业生产率，因为它是保证工业部门扩张和农业劳动力顺利转移的条件。这就要求改造传统农业，特别是要依靠国家向农业进行特殊投资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确保农业生产率与现代部门生产率的同步增长。

二、二元经济理论对中国的适应性分析

任何理论观点，都有自己严格的前提和限制条件。以二元经济理论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无疑也应遵循理论本身的精神和实质。因此，在运用二元经济论分析中国状况时，最重要的、第一位的工作是，审视二元经济论的理论模型赖以建立的前提条件和限制条件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这应是我们能否采用、或在多大程度上采用二元经济的理论和结论的惟一准则。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仍然具有二元结构理论赖以成立的经济条件。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国民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尤为突出。第二，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是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因而劳动力供给是充分的。第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资本短缺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约束因素，资本需求与资本供给之间的矛盾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持续。

在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关系方面，刘易斯在二元经济的论述中指出“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国家中，情况迥然不同。我们知道在小农经济中，如果有关农民的问题为人关注，如果农业的服务体系，农业的信贷制度、道路、水的供应等的基础设施被提供出来，那么农业生产率就会迅速提高。然而我们知道，在缺乏这些措施时，农业有停滞的趋向；我们也知道，仅仅极少数国家已经采取了这些措施。如果资本主义部门与农业部门进行贸易（例如，为取得食物、原料和市场而依赖于贸易），那么贸易的扩大在农业部门萧条时将受到威胁，因为这样促使贸易条件对资本主义部门不利。实际上，小农经济增长的失败很可能是抑制世界上绝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工业部门扩大的主要原因”。这里我们看到了刘易斯对传统农业的重视，但这种重视是从它对现代部门形成及成长的重大制约作用出发的，原则上还是视传统部门为经济发展中的落后一级，这与中国的情况有很大的差距。

中国是世界上农业文明最悠久的国家，农业部门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其一，农业迄今仍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部门是现代部门的主要原料提供者。其二，农业部门构成现代部门最重要的市场，没有农业市场，现代部门的发展就要受到极大的制约。其三，农业部门利用大量劳动力，与少量的资本和适当的技术相结合形成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方式，符合中国资源禀赋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对经济现代化具有独特的作用。可见，农业部门与现代部门相互关系的主要方面不是对立，而是互补互动。一方面，农业在为现代部门提供原料和资本的同时，也接受现代部门影响，从现代部门发展中得到源源不断的技术和设备，可以在极大范围内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与实现自身现代化，从而成为经济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另一方面，现代部门只有在农业部门繁荣的基础上才可能进一步发展壮大。这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途径不是单维的，即简单地用现代部门取代农业部门，而应该通过有效的传导机制—加速农业部门的现代化来实现农业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协调发展。

就收入分配差距而言，二元经济论认为，因为劳动者有无限的劳动供给，仅仅只得到一个不变的维持生存状态的工资水平，因而劳动力转移所增加的收入主要是由资本所有者和企业家作为剩余占有。但没有指出现代部门与农业部门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别问题，并假定工农业两部门的实际劳动工资是相等的。这个假定与现实不符。在发展中国家，现代部门的工资比农业部门的工资普遍要高。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由于现代部门的工资比农业部门工资高，因此，城市居民的收入就比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得快，从而，收入分配将向城市居民倾斜。这就是说，不仅资本家阶级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大的好处，而且现代部门工人和城市居民也可以获得比农民更多的收入，结果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均。

事实上，刘易斯本人并不认为二元经济论的结论，即二元结构最终转变为现代一元结构适用于所有国家。从刘易斯发表《二元经济论》以后的若干论文的变化来看，似乎可以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刘易斯本人对二元经济论模型的适用范围加上了愈来愈多的限制条件。1979年，刘易斯在《再论二元经济》的论文中，就“许多作者对于过去20年来，不发达国家现代部门的迅速扩张，没有通过‘利润渗透’导致传统部门的同样繁荣感到惊奇和失望”的回答中，明确指明“事实上，没有理由期望传统部门总是从现代部门的扩张中获益；经济系统中既有使传统部门受益的力量，也有使其受到损害的因素。因而最后的结果，在不同的情况下大相径庭”。而二元经济论模型的结论，即二元成功地转化为现代部门的一元，是在排除这些限定条件的前提下才得以成立的。对于中国而言，恰恰是处在这些被排除的条件（及不被考虑的因素）下进行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转化进程的。由此可见，对二元经济论要有全面的理解，既不能不管具体情况随意照搬和套用某种理论或以国外经验为公理，也不能不顾理论所设立的一系列前提条件而任意引用。若如此，既能造成对二元经济论理论本身的歪曲，又会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认识和政策选择造成灾难性后果。另一方面，必须特别强调的是，中国的二元结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特殊的复杂性，既包括二元结构转化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劳动力转移问题，又涉及全面解决社会经济各方面协调发展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元经济论对于中国的实际缺乏一定的针对性，因此，二元经济论并不能成为指导、分析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完整和惟一的理论工具，正确的选择就是基于中国现实，充分吸收二元经济论关于向现代经济结构转换理论的科学成分和可贵的思想资源，从总体上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为下一步的现代化发展提供理论、战略的准备。

三、中国公共分配的二元结构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它的长期存在又是社会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的重要表现。中国在工业化初期为了实施赶超战略，受“工业偏好”思想认识的支配，对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市民和农民实行不同的资源倾斜政策。国家的资源配置在工业与农业之间严重不均，长期过度倾斜于工业，对农业公共投资严重不足，支农支出比重持续下降，导致农业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城市工业工资大大超过农业工资，造成了资本利润率大大下降，难以构成刘易斯所谓的经济增长源泉。同时，在公共产品提供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公共产品供给的城市化倾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不足和滞后。

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公共产品的资金投入或成本分摊制度上。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以来，由于制度的解体，我国农村地区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缺失，但在之后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却始终没有建立起公共产品的正常供给制度。中央政府主要以纯公共产品的供给为主，由于农村社区的边缘性、生产的分散性及公共产品受益的区域性，这类物品和服务对农村经济的发展的直接效用并不大；地方政府作为准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也没有相应地承担起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而是按照“公共产品的受益原则”将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层层下推，大部分的准公共产品，特别是“软”公共产品或者不能有效提供，或者最后由农民自己承担。这种农村个人产品和公共产品关系的模糊与颠倒是中国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之一。具体表现在最主要的地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如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水利设施、道路交通等实质上实行的是农村地区“自给自足”的政策。相比之下，城市公共产品由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提供。以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为例，现行《义务教育法》对实施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的投入责任，即中央、省、市和县级政府各应承担多少、怎么承担，表述笼统，难以进行操作。同时，义务教育筹资地方化的机制和地方政府自身财政收入匮乏的情况，必然造成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义务教育的条件、水平和质量的巨大差距，且有扩大趋势。20年来，农村中小学主要依靠农民负担的农业税、教育费附加、教育集资维持运转，乡村两级政府承担了绝大部分的义务教育投入，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的责任很少，造成了农村教育水平的停滞甚至倒退。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农村义务教育资金的投资比例中，中央政府只负担2%，省和地区负担11%，县和县级市负担9.8%，乡镇则负担了全部的78.2%.财力最薄弱的乡镇政府承担了占全国义务教育学生人数2/3以上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已不堪重负。

从对农村公共产品总体投入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总体比重是较低的，如果剔除水利气象等事业费支出，农村投入只占财政支出的3%左右。从财政投入的结构看，财政对农村的支出主要提供支援农业生产和农村水平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支出，这两项一般都占到94%左右，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所占比重不到一个百分点，而这一部分更能有效地为私人产品带来边际产出增加。即便如此，有限的财政支农资金也还不能完全到位。联合国粮农组织曾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农业研究的投资从1980—1999年每年应增加8%，投资份额应占到农业总产值的0.6%左右，我国实际上远没有达到联合国的最低要求；与发展中国家相比较，发展中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的一般水平为10%左右，而我国只有3%左右。近年来我国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但力度仍显不够。在财政经济状况明显转好的情况下，每年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占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处于4%左右水平，这一比例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算是很低的。财政对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投入的比重一直徘徊在7%—8%之间，如果扣除具有广泛外部性的水利基础设施等投入，则这一比例更低，仅4%—5%之间，这种投入力度对于增强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显然是不够的。

四、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着力点

1根据经济发展阶段，适时调整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格局

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和赛尔昆根据100多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20年经济变动的长期趋势，得出各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趋同性理论，指出人均GDP在300—1200美元之间是国民经济结构迅速发展变化的阶段，这个阶段正好也是一国从传统状态向现代化过渡的经济成长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在这一阶段，国民经济结构将发生迅速变化，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国民经济增长的发展要素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这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一时期城乡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农业不再替工业发展提供积累，工业依靠自身实现的积累加速增长，农业与工业平等发展。可见，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后，将是城乡关系开始改善和调整的最重要时期，亟需采取可行的措施，坚持城乡统筹，走城乡互动、互促的协调发展道路，消除公共分配的二元结构，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合理调整和规范财政资源和国民收入在城乡之间的分配格局，促进工农业平等发展和加速工业反哺农业。

2重视对农业的财政投入，确保财政支农资金总量的稳定增长

增加政府农业投入的关键是要形成完善的、有法可依的投入体系，从体制上保障农业投入的逐步提高。世界农业发展经验证明，公共政府财政农业投入的规模对农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论，政府的农业投入是与整个经济增长同步的，英国经济学家简。莫利特在分析了世界上88个国家的农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后得出了这样一条结论：人均收入每增加1%，农产品总值中再投入农业的比例应增长0.25%，农业才能稳定发展。农业是高度依赖土地、水、气候等自然资源的产业，维系农业的稳定发展，首要条件是农业有良好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其内部环境就是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较高素质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广泛应用的农业科技等；外部环境主要是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价格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农业税收制度的完善等，而创建良好的农业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重在公共财政投入。近年来，国家财政支农支出虽然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仍低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财政支农支出的比重仍在下降。为此，在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现阶段，公共财政投入应当坚持面向农村，注重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一方面，把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方向，加大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力度，提高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逐步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另一方面，要注意保持投入的可持续性。

3优化财政支农资金结构，建立公共财政支农资源配置新体系

公共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结构集中反映出财政资金在农业支出中的分配构成，体现了公共财政对农业的投入重点和投入方向，是财政支农政策的组成部分。不断优化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结构也是提高公共财政农业投入效率的主要途径。

（1）有效安排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农村基础设施是农村公共品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农村公路、电力和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是提高农民收入、减少贫困和地区不均等的战略之一，是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综合效益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有利于拓展农民的就业空间，降低农民生产、生活的成本与风险。目前，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同全国性、区域性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配套性差，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成为薄弱环节。从韩国“新农村运动”的经验和近年来我国加强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效看，在“十一五”期间，要注意加强同国家或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相配套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并将加强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加强财政支农的重点。在具体实施时，既应该统筹考虑城乡发展及其对中小型基础设施需求的变化趋势，注意有弹性地筛选出不同阶段、不同地区增加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和优先顺序，又要建立基础设施的绩效评价机制，加强项目管理和对建设过程的多方位监督。

（2）重视农村人力资本质量，明确各级政府义务教育的投资责任。我国义务教育发展的严重失衡是义务教育经费筹措方式的弊端造成的，要从根本上解决全国义务教育的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问题，必须在中央、省、市、县、乡镇各级政府义务教育公共投资中，重点强化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投资责任，改变当前这两级政府在义务教育公共投资中比例过低的状况。国家要制定义务教育最低财政标准，对低于财政标准的县乡，由中央和省级财政自上而下地通过建立规范化的转移支付或专项补助制度给予财政支持，以此强化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全国义务教育的宏观调控能力，提高中央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财政供给水平。

（3）加强财政支农资源整合，提高农业财政政策绩效。当前，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资金结构不合理，农民直接受益的资金比重不高。农民直接受益或者说农民得益较多的财政支出主要是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和农村救济费。这三项支出的比重由1990年的47.88%下降到2001年的30.80%.为了确保财政支农资源的有效利用，需要优化农业财政资金结构，改进农业财政资金的管理体制，加强部门整合、资源整合和项目整合，突出重点，加大向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关键领域、重点项目的倾斜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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