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福利国家社会支出与资本主义积累的矛盾

在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迁、人们需求和期望的增加等因素的推动下，现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支出呈不断上升的趋势。高夫认为有四个主要的直接原因导致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支出不断地增长：“相对成本的增加”、“人口变迁”、“新的而改良过的服务”、“社会需求的成长”。不断增长的福利国家社会支出凸显出其与资本主义积累的矛盾：一方面来说，福利国家的支出必须建立在充足的税收来源的基础上，税收必然依赖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因此，福利国家以资本主义为其前提；从另一方面来说，福利国家在运作过程中会有破坏其前提的可能性，对资本主义积累过程造成压力和阻碍。福利国家是否能够在取之于资本的同时，又保证资本积累的持续发展，成为福利国家是否可持续运转的关键。福利国家支出是否会削弱资本积累、抑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成为福利国家的主要争论点。从总体上来说，新马克思主义对于福利国家的可持续性是持怀疑态度的。在新自由主义者们看来，福利国家抑制了资本家和工人的积极性，福利国家是必然会损害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这个结论与一些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观点不谋而合。但是他们的基本预设是：“所有的税都是征收自资本的税，而所有税收的来源都是剩余价值”，因此一个必然的结果是，福利国家的支出是建立在减少资本剩余价值、削弱资本积累能力的基础之上。结果可想而知，福利国家与资本积累的矛盾被绝对化，如高夫所归纳的：“一方面，提高国家在社会服务于其他项目上的支出水平对维持资本的累积与再生产是必须的；在另一方面，国家的每一分成长却会抑制资本的累积”，而高夫本人是反对这样粗糙的观点的。新马克思主义对福利国家与资本主义积累之间的关系的讨论显得更为辩证。考虑到两者关系的复杂性，奥菲部分地吸收了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在他看来，福利国家支出的增长促进了降商品化组织形式的扩张，势必会妨碍市场机制功能的发挥，削弱市场理性，影响到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奥菲将福利国家干预对于经济的消极性影响分为三个方面：国家监督和控制所需的成本；会破坏经济部门的适应性和革新性；国家管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价格竞争，从而会导致质量竞争方面的损害。但是同时，他又反对将经济的停滞和衰退完全归罪于福利国家，反对将福利国家当作资本积累受损或中断的根本原因，福利国家至多只能算作一个起推动作用的要素。高夫在奥菲的基础上更深入地探讨了福利国家社会支出与资本主义积累之间的辩证关系。高夫并不否认福利国家支出与资本主义积累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但是他认为将这种矛盾归咎于福利国家社会支出直接取自剩余价值的解释机制是错误的。高夫认为从福利国家支出取自剩余价值出发，从而引申出福利国家支出阻碍资本积累的这种观点，“忽略了国家给付与服务回归到资本主义或市场部门的‘回流’”，只看到福利国家从资本那里收取的税收，而没有看到福利国家实际上将税收的部分又以“社会工资”或社会投资的形式回到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内的社会领域中。

国家的社会支出最终投入到社会中，通过增加就业、直接或间接提高消费能力、增加投资项目等方式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如果经济中其他条件不变时，政府开支的升高会增加总经济需要”，福利国家社会支出的增加会相应地推动经济需要的发展。然而，由于福利国家支出来源于社会税收，在这种收取和回流的过程中，“较高的税收会抵消一样多的政府支出所会产生的效果”，即抵消政府福利国家支出所带来的经济推动作用，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高夫认为“福利国家的成长既不是有害的、也不是有利的”。因此，从社会总经济需要层面上来看，福利国家从社会中收取的税收减少了总经济需要，但是福利国家支出和回流又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总经济需要，两者之间相互中和了。从再分配的层面上来看，福利国家再分配机制主要是一种“水平”的再分配，而不是“垂直”的，即其基本模式是“将工资与薪资所得阶级（大致上指的是劳动阶级）内的所得予以再分配，而不是从上层与中上阶级予以分配下去，也更不必然是从利润分配到工资所得上”。福利国家再分配机制并不是全部从资本剩余价值那里获取税收，然后再分配给劳动阶级，而是主要地从劳动阶级那里获取，并主要地用于非劳动人口的抚养以及劳动阶级内部的再分配。“透过国家来引导大部分的工资与薪资所得，使之有些回到劳工家庭、有些流向依赖人口，而有些则用来资助其他的国家支出项目，此种劳动报偿的再分配，不必然会损害总产出中的利润或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因此，从福利国家再分配层面上来说，福利国家社会支出并不必然损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是，福利国家社会支出与资本主义积累之间的矛盾是确实存在的，福利国家支出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真正矛盾在于福利国家的非生产性服务。从福利国家提供的社会服务的层面上来说，高夫将社会服务区分为再生产性的和非再生产性的两种类型。再生产性的社会服务有利于劳动力和资本的再生产，有利于社会产品的产出及经济的增长，如国家投资的建设性项目，既能扩大经济规模，又能提供工作岗位，这对于资本和劳动者来说都是有益的；非再生产性的社会服务是用于维持社会关系和社会和谐，是为了修复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后果，但并不能给社会创造新的生产力，只有投入但没有直接的经济上的效益产出，因此可能给资本和劳动者造成负担。福利国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由其社会服务支出的结构决定：福利国家的投入越多用于再生产性的社会服务，对资本积累就越有利，相反，福利国家投入的非再生产性越多，则对于资本积累的削弱作用就越大。

福利国家社会支出与资本主义积累之间矛盾及其程度由社会支出的具体结构决定。福利国家社会支出的结构又由阶级力量的结构决定，即由相抗衡阶级的经济与政治势力格局决定。虽然高夫肯定了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基本倾向是满足特定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促进资本积累进程的实现，但是这种基本倾向在某些时候会遭遇相对的反倾向。劳动阶级的斗争、对立阶级力量的格局是影响福利国家社会支出结构与规模的重要因素，而这个因素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对福利国家的压力也不同。福利国家收入取自何处、用于何处的结构都由具体的社会阶级势力结构决定，由“阶级冲突的往往返返而决定的，会随着相抗衡阶级的经济与政治势力而改变”。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阶级及其政党对福利国家的压力越来越大，资本主义社会破坏性因素及其对于国家合法性功能的需要不断增长，福利国家的非再生产性福利所占比例也越来越大，在这个层面上，福利国家支出对资本主义积累造成损害，并与之构成矛盾。福利国家支出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准确来说并不是产生于福利国家本身，福利国家支出也并不是导致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相反，福利国家支出本身就是为了维持和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福利国家社会支出与资本主义积累之间的矛盾及其导致经济的衰退的根源内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自身。

2福利国家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的矛盾

无论在古典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那里，民主与资本主义是两个互不相容的原则，虽然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这种对立性。自由主义者认为平等主义和大众民主会威胁到作为资本主义根基的自由原则，而自由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得到保护。而马克思认为，民主政治将为被统治阶级提供政治权力的支撑，挑战统治阶级的支配权力，使资产阶级的统治受到冲击，从而会加剧社会矛盾。由于这种对立对于统治阶级是如此不利，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并不相信这种能够对资产阶级统治造成威胁的民主形式会那么顺利地成为现实，因此在他们看来，民主在很多时候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用来欺骗群众的一个幌子，统治阶级从来不会将权力拱手让给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也不会建立反对自己的政治机制。奥菲认为如果把民主当作仅仅是一种欺骗的手段，那么任何关于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探讨就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民主反对资本主义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民主对于被统治阶级及社会改革的意义也是真实的。现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出现缓解了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形成和发挥作用就与特定形式的民主政治是分不开的，民主政治是现代福利国家的重要特征和合法性来源。福利国家又会进一步对推动民主进程，福利国家机制形成的政党竞争、政治冲突的缓减、激进主义的逐渐消失等等要素使民主政治更加稳固。民主与福利国家在某个时段，主要是福利国家繁荣时期，是同一个过程中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奥菲认为“大众性政党和政党竞争”与“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出现和发展，使民主与资本主义的不相容性在现代资本社会中出现了转折。这两个调节性原则将权威逻辑与市场逻辑结合起来，形成“民主资本主义”，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形式能够与民主共存。

在竞争性政党组织形式中，竞争的原则被引入到政治领域，从阶级政治转向竞争性政治，而在福利国家范畴中，权威性原则被引入到资本主义经济领域中，尤其是在分配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两种原本对立的领域互相吸收了对方的要素，相互融合。在这两种原则的调和下出现了“混合政体”、“混合经济”，避免了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竞争性政党组织形式通过正式的政治途径吸收来自民众的要求及冲突，是民主与资本主义共存的重要途径。这种模式一度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恐慌，害怕这种民主模式会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但是事实上这种恐慌是过度敏感的反应。奥菲认为大众参与形成的政党竞争并不一定对资本主义构成直接的威胁，相反，由于受到机会主义、寡头政治、官僚主义等等因素的控制，在竞争性政党组织形式下产生了三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结果，即“意识形态的非激进化、政党成员的非活跃化、集体认同的逐渐丧失”。社会权力的分配仍然主要地由经济权力所决定，政治权力的扩散并没有根本上撼动这种社会权力分配原则。竞争性政党组织形式看似给全体民众提供一个平等的准入和竞争机制，但是其运作机制仍然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经济框架的。“目前还没有哪个竞争性政党制度给出一种政治权力分配方法，以改变它所产生的资本逻辑和社会经济权力模式”，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资本积累是竞争性政党体制的成果”。民主与资本主义共存的第二个调节原则是福利国家的产生与发展。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对社会经济采取干预主义，试图同时满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无产阶级的要求，实现阶级之间至少是暂时的妥协或“和解”。福利国家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繁荣与和谐局面：“一方面，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范围的经济繁荣，使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受益匪浅。另一方面，改变了工业和阶级的冲突模式，使它们越来越告别政治激进主义，乃至革命性激进主义，而转向以经济为导向、以分配为中心的，越来越制度化的阶级冲突。”民主要求和政治被纳入资本主义的框架。但是这两种调节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原则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就出现了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自身遭遇的危机，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很快就超出了这两种调节机制的范围。资本主义竞争性政党的组织形式存在着“自我限制的倾向”，存在分裂和被其他政治实践形式所代替的危险，竞争性政党民主形式“已经耗尽了其调和资本主义与大众政治的能力”。奥菲认为三种主要的新的（包括新社会主义、社团主义、政治压制）政治实践逐渐排挤和取代了竞争性政党制度，政党制度的地位逐渐衰落。政党制度调和资本主义和大众民主政治的能力也已“耗尽”，而新出现的政治实践却并没有能顺利将这个任务持续下去。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确实控制和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问题，但不是所有问题。首先，福利国家无法同时满足资本主义的生产与需求两方面的问题，而一旦福利国家解决了社会宏观需求的问题，则生产问题就变得紧迫和严重；一旦国家着重解决生产问题，需求问题又会被抛出。其次，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改变了工人与资本的期望，抑制了他们的积极性，从而损害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再次，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使工人和资本形成福利依赖，降低了社会经济系统的独立运行能力和平衡能力。“由于外在的经济影响和内在运作模式的悖论等两方面的原因，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似乎耗尽了其潜能和活力。”随着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自身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遭遇的危机，其作为调解民主与资本主义的能力也逐渐消退。事实上，很多学者，不仅仅是新自由主义者，都认为福利国家制造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多。随着资本与民主的调节机制的衰落，福利国家、民主与资本主义曾经一度实现的结合与共存的条件也逐渐消失，资本主义与民主重新落回对立状态。而在此基础上，依赖于民主政治的福利国家与资本主义之间也无可避免地显现出其矛盾并不断激化。对此，奥菲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干预主义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有着政党竞争和代议民主的制度性框架）在履行任何国家都必须完成的基本功能（是国家的社会构成稳定化，并维护这种构成）时，总是面临着大量的要求和需要，在自由民主制度安排的限制性参量内，这些要求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发达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是不协调的。国家所要做的事情明显是不可能做到的，除非资本的私人积累特征或政体的自由民主特征被中止”。

20世纪70、80年代新自由主义独占鳌头就是以中断政体的自由民主来换取资本主义的发展，或者也可以在另外的层面上说民主与福利国家从一致性走向了分歧，福利国家与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的不相容性也暴露出来。总体而言，在新马克思主义视域下，资本主义福利国家试图通过政治、行政的手段来修复和维持资本主义商品形式，或者是通过福利国家的社会支出同时满足社会需要和资本积累的要求，或者依靠民主政体实现其与资本主义的和解的努力，均陷于一种尴尬的境地。然而，福利国家又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趋势，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福利国家的重组和未来发展的问题，福利国家是否可以与资本主义真正地共存、福利国家如何建立一个可持续的良性发展模式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现达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所存在的矛盾以及其重组的可能性及路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建设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舒建华单位：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