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篇

社会福利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社会政策研究不可或缺与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的社会福利泛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为帮助其成员更为有效地发挥功能，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进而使他们作为个人和社会成员正常参与社会生活的所有努力。一般来说，社会福利分为福利、福利和社会福利（狭义）三大层面。本文主要局限于狭义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两部分，研究范围覆盖劳动就业与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社会福利制度主要通过制度性利他主义安排解决社会，满足部分或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进而实现社会平等和社会公平的福利政策目标。在这种意义上说，社会福利研究对象是"生活问题"，而不是由劳动等问题引发的单纯"社会问题".这意味着福利政策既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又是认识社会变迁的重要角度。本文主要采取生活状况与需要满足的理论框架来回顾、评价中国社会福利研究。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社会福利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并没有获得应有和独立的地位。社会福利研究分散在社会学、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中，福利研究课题主要集中在民政工作、劳动就业和婚姻家庭等领域。本文的回顾与研究综述主要局限于冠有"社会福利"的活动与研究工作。

一、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历史回顾：阶段与特征

中国社会福利研究大体分为六个各具特色的主要阶段。其文献回顾与综合评述基本是按照历史发展阶段依次进行的，具体分析层面主要是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机构、公开出版书刊文章和全国性社会福利理论研讨会四个方面，并且有意识地将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议题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定社会环境中观察和分析，以期尽量给读者提供一个动态发展的社会福利概念和整体印象。中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文献回顾与综合评价主要局限大陆学者的中文著作与成果，港台和海外学者的中国社会福利研究状况与成果将另文论述，不在此赘述。实质上，在某种意义上说，本文又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社会福利制度与政策模式演变的历史研究。

1.1949~1957年底，这是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社会主义福利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上国家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社会文化上政府确立生活资料配给制和工作单位就业保障体系，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和集体主义文化。当时在破旧立新和百废待兴处境下，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难以纳入国家社会经济政策议程。与此同时，政府面临若干重大现实和敏感政策问题：一是如何尽快建立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福利制度与政策模式。二是如何处理和对待欧美国家津贴的文化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三是如何发挥福利制度与社会政策的社会稳定作用，为新生国家政权服务。为此，政府建立城市居民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制度。政府帮助欧美国家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实行完全自办，提出由政府接办改为国家事业，由私人团体继续经营改为中国人自办的方针，以后又通过取缔、团结、教育和改造方式逐渐演变为由国家独自兴办社会福利事业与机构。在救济工作中国家确立"生产自救、群众互助，辅之以政府必要救济"的方针。政府对无劳动能力的弱势社群给予社会救济和必要服务，对失业工人和其他有劳动能力劣势社群的生活困难问题采取介绍就业或予以转业训练、以工代赈、移民开垦和生产自救的办法解决，以确保社会稳定；这个时期几乎没有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召开过理论研讨会，但是当时几个主要的全国性民间福利组织，例如中国人民救济总会（1950.4成立）、中国红十字会（1950.9改组）、中国福利会（1950.8改现名）、中国聋哑人福利会（1955.7成立），在重组和建立新的福利工作组织体系，巩固和扩大社会福利界的统一战线，改造旧的"慈善"组织，社会主义福利工作经验，组织救灾救济和提供直接福利服务，以及开展国际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除宣传报道之外，出版书籍和发表文章数量不多，主要是工作经验总结和翻译介绍苏联社会福利两类，前者如中华妇女联合会1952年出版的《妇女儿童福利工作经验》，后者如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劳联的福利事业》。简言之，1949~1957年间既是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过渡时期，又是社会主义福利制度奠基时期，福利理论与政策模式的多元化和新旧交替过渡是基本特征。"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是福利理论、政策模式和制度创新的中心主题与主要思想取向。

2.1958~1965年文革开始之前，这是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集体化福利时期大跃进是在农业、手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一五计划成功实施，社会主义制度已稳固确立和国家初步工业化背景下开始的。集体化浪潮由扩散到城市，成为全国性社会运动。这个时期的主旋律是政治运动、经济生产、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集体化。如何推行和实施集体化福利，提高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国有化程度与比重，倡导集体化生活方式与提供集体福利，这既是福利理论关注的核心主题，又是国家政策议程的核心议题。1956年创造的"社会福利生产"概念及其特殊生产形式也逐渐得到社会和国家的认可，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大力兴办脱离实际和严重超前的集体化福利事业既是全党工作的中心，又是普通百姓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体化福利制度已成为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内容，例如1958年底内务部党组就民政部门机构设置问题在向中央的请示中，曾提出由内务部改为社会福利部的建议。这个时期在研究机构和全国性福利理论研讨会方面没有明显进展，但有关集体化福利的新闻报道和工作经验的出版空前繁荣。例如内务部办公厅1959年出版的《中国人民福利事业》，北京通俗杂志1959年发表的"人民公社怎样办福利事业"等。简言之，1958~1965年是公有制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集体化福利理论与实践迅猛发展的黄金日期。

3.1966~1976年文革结束，这是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中的批判福利主义时期文革意味着正常的生产与生活秩序被打乱，社会完全陷于无政策状况，阶段斗争和文攻武卫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旋律。与此同时，反对经济主义和福利主义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主义是指利用经济收买手段达到晋级加薪和提高个人福利待遇的行为与思想倾向。福利主义是指资产阶级当权派为达到抵制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批判，腐蚀革命群众的斗志，用大量金钱和优厚物质福利拉拢腐蚀革命群众的活动。这意味在文革和阶级斗争处境下，社会福利再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欧美津贴福利机构首次使人们将福利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形成谁搞福利谁就是想拉拢腐蚀工人阶级的社会误解。社会福利改善人们生活状况和满足需要的功能完全被人为扭曲和政治化。这种批判福利主义的对以后的福利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直接结果是内务部和其它相关国家机关被撤销，福利事业长期停滞不前。由于极左思潮把举办福利事业和福利生产说成是福利主义和唯生产力论，因此许多福利事业和福利生产被合并或撤销，残疾人、孤残儿童、老年人和普通市民生活状况普遍恶化，许多基本生活需要无法满足。在此处境下，研究机构、公开出版书刊文章和全国性福利理论研讨会无从谈起。简言之，文革十年是中国社会大倒退时期，福利事业同样遭受严重挫折。更为重要的是，左倾思潮将社会福利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将福利制度满足需要的功能曲解为腐蚀工人阶级。

4.1977~1985年六·五计划完成，这是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社会学化福利时期这个时期党和国家拨乱反正，倡导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全面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恢复生产，重建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秩序，诸多方面类似50年代早期状况。像其他工作一样，福利工作主旋律是重建各级工作组织体系，调整业务范围和明确工作任务，明确方针政策和提供福利服务，开创福利工作新局面等事务性工作。总体来说，福利决策者和专家学者根本无暇顾及基础福利理论研究。与此同时，1979年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恢复重建，1980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以及地方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大学中社会学系的大量涌现与招生，这些都是社会福利研究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全国各地社会学家开始从社会问题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社会福利问题，社会学所与社会学系也逐渐成为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问题的研究基地之一。社会学化福利研究范畴也经历了由"社会学化理论"逐渐转向"社会生活化"课题的过程。与此同时，社会学取向的社会福利研究机构开始出版发表有关社会问题和社会福利的理论研究成果、经验调查报告、书刊文章。但是以社会福利为题的全国性理论研讨会尚不多见。简言之，1977~1985年是社会福利制度、政策模式与理论研究的恢复重建时期。社会学理论与在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中扮演着拓荒者和主导性角色，重新拉开了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序幕。

5.1986~1999年，这是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社会保障时期1986年公布实施的七·五计划（1986~1990）标志着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进入全新时期，其象征性标志有二，一是首次将"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社会发展概念与意识进入国家政策议程。经济增长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促进人的发展和实现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国家应在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基础上，进一步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状况的观念获得普遍认同。这为福利事业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二是七五计划首次专章论述"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明确提出了由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与优抚组成的社会福利制度框架。人民生活状况与社会保障成为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开始出现，并迅速成为社会科学界的热门话题和重要领域。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时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的最大问题是，学者们对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概念的关系没有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与澄清，导致社会保障涵盖了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是个大概念、社会福利是个小概念的社会误解形成并广为流传，严重影响了福利理论的发展与制度建设。总之，这期间有影响的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不多，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理论与社会保险政策研究上，仍然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

这期间有关社会福利的专门研究机构不断增多，以社会保障为题的书刊文章大量涌现，全国性和国际性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研讨会日趋增多。出现的主要研究机构有：1986年9月，民政部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研究所成立；1988年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成立；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保障研究室成立；1997年华中师范大学社会福利研究中心成立。1998年清华大学公共管院NGO 研究所与社会政策研究所成立。1999年北京师范大学公共政策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成立。这些机构均直接或间接以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为目标，并通过举办会议、发表研究成果和承担课题等形式开展福利研究，成为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生力军。同时，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报刊杂志和出版工作也欣欣向荣。1986年《社会学研究》创刊，迅速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权威刊物。同年民政部机关报以《社会保障报》之名发行。1989年《社会工作研究》创刊，迅速成为社会工作研究的权威刊物。这些专业刊物为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提供对话阵地和讨论场所，有力地推动了福利理论与政策的研究。这期间有关社会保障的书籍文章不计其数，难以统计，但是直接以社会福利为题的文章书籍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其中代表性著作有张萍翻译的《各国的社会福利》，陈良谨主编的《社会保障教程》，白益华、吴忠泽主编的《社会福利基础理论》，时正新主编的《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报告1998》等。这时以社会福利为题的全国性理论研究会几乎为零，但是以社会保障与相关题目为主题的全国和国际性研讨会数量众多，不胜枚举。简言之，1986~1999年是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兴旺繁荣时期，贯穿研究活动的理论主题是社会保障与社会救济。

6.2000年12月，由民政部社会福利与社会事务司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的首届"全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讨会"，标志着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进入了社会福利时期以此为标志，拉开了以社会福利专家而非社会学家为主体、福利决策者和福利机构实际工作者积极参与、运用社会福利理论与方法、从福利角度（生活状况与需要满足）研究福利理论与政策问题的序幕。中国基础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主要是通过重新界定和"再认识"早已存在、并且是人们习以为常和司空见惯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概念入手的。长期以来，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概念已有习以为常和约定俗成的内涵外延与相互关系。这两个核心概念的社会理解与社会建构直接反映在政策文件、学术话语和国家福利政策与制度安排上。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概念的社会建构，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其原本的内涵外延和国际通则，非常不利于福利理论的研究与制度创新。2001年，第二届全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讨会以"弱势群体与社会福利"为主题，集中研讨弱势群体概念的内涵外延、弱势群体的构成与群体特征、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与福利需要、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对弱势群体需要满足的回应，以及欧美国家福利理论与政策介绍。简言之，该次研讨会具有重要理论、政策和现实意义，标志着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新。

二、福利与政策"欠发达"及其成因

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历程曲折，坎坷多难，福利实践与理论研究互动关系错综复杂。首先，福利理论与政策模式深受当时国内外社会环境、制度安排、国家政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发展水平与国家能力、以及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的。改革开放前以意识形态的影响为大，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因素的影响最为明显。其次，福利政策与服务的不发达和边缘地位，导致福利理论研究在社会和公共政策话语中处于不发达和边缘地位。福利理论研究长期缺乏独立的学科地位与研究课题，常依附在行政工作、社会学和社会保障研究之中。长期以来，福利政策研究是社会保障研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是倍受决策者和学者忽视的领域，基本是个无人触及的空白点。第三，每当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符合社会发展，将改善人民基本生活状况，满足其不断增长物质文化需要放在政策议程优先位置，福利制度、政策和服务就繁荣发达。国家就富强，社会就稳定，百姓就安居乐业。反之，就经济崩溃，社会丛生，人民基本生活需要难以满足，生活状况令人担忧。中国社会发展经验证明：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并不矛盾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社会福利既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又是社会投资的主要形式。第四，福利制度安排、政策模式、服务实践与理论研究存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关系，相互影响。中国社会福利发展说明，饱受磨难的福利事业无法产生福利研究动因，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落后和滞后又无法为常新的福利事业提供理论指导，由此形成恶性循环，进而导致福利制度、政策、服务与理论研究均处于落后和边缘化地位。

中国社会福利理论研究经历了若干重要转变，它们既从不同角度说明了福利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又从不同层面反映了福利理论研究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50多年来，中国社会始终处于激烈和快速的变迁状态，总体趋势是由非常态的革命性变革，转向常态的结构性变迁；福利事业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由次要附属和无足轻重，转向十分重要和举足轻重；福利研究从可有可无到不可或缺，成为推动福利事业发展的基本途径之一；福利研究从无到有，从小规模到大规模研究；福利研究从工作经验和实践智慧为主，转变为以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为主；福利研究者由以决策者和实际工作者为主，转变到以专家学者为主，决策者和实际工作者相结合；福利研究从质性描述和简单转变为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相结合，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多方法与多学科相结合；福利研究的理论架构由单一理论模式转变为多种理论模式并存共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福利研究机构由政府机关和服务机构为主转变为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大学、政府机关、服务机构、商业部门和国际组织多方参与；社会福利研究成果由书刊杂志文章数量稀少转变为图书杂志琳琅满目，专著文章大量涌现。简言之，50多年来，在社会经济环境转变，社会福利制度与政策不断调整的处境下，中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模式也随之发生了诸多举足轻重的重要转变。

中国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长期处于落后与边缘化状态的原因错综复杂，多种多样。首先，国内外社会环境是影响福利理论与政策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1949年时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缺乏进行大规模福利提供的经济基础。这意味社会福利落后性是以经济落后性为基础的。而且东西方对峙导致中国只能借鉴和照搬照抄前苏联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模式，福利制度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福利提供和职业福利待遇主要局限于工作单位之内，致使公共福利事业落后；其次，没有真正掌握和吸收领会马克思主义的人类需要理论与人的最大化发展思想，特别是没有处理好"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社会）与"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社会）的关系，长期忽视需要理论研究，导致需要理论长期处于无人问津的地位；第三，由于长期受左倾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否认社会主义有社会问题，将社会问题等同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将福利制度等同资本主义制度，将社会福利与腐蚀瓦解工人阶级革命斗志联系起来，把福利制度置于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并且将之定性为反革命活动和资产阶级的情调，猛烈批判慈善和福利观念，使之成为无人涉足的禁地。1952年院系和学科调整中取消政治学、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专业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反映。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党和国家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此起彼伏，思想领域的革命远比人情味十足的日常生活重要。

更为重要的是，受左倾意识形态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5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中"先生产，后生活"、"重生产，轻生活"的制度安排，生产的目的与手段完全颠倒，形成"为生产而生产"的不良局面，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和最大限度满足社会需要的根本目的被弃置一边。例如：（1）安排整个社会生产计划，不是从人民消费需要出发，而是从若干种主要产品增产指标出发。"以钢为纲"和重轻农生产次序必然挤掉轻和生产所需资金和物资，使生活资料增长困难，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和消费需要；（2）在国民收入分配上，重视积累，轻视消费。一五时期积累占国民收入的24.2%，消费占75.8%，这种比例关系既促进了生产较快发展，又保证了人民生活水平较大提高。但是1959~1960年时积累率高达世界各国少有的40%，1970~1978年平均积累率为33%.过高的积累率势必影响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购物到处排队，所有商品要票；（3）在积累资金分配上，重视生产积累，轻视非生产积累。国民收入支出结构中，资金用于生产建设过多，用于非生产建设过少。一五时期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生产性建设占71.7%，非生产性建设占28.3%，其中住宅建设占9.1%.1966~1978年，生产性建设比重高达85%以上，居民住房和拥挤现象十分严重；（4）在生产性积累分配上，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和农业，加之城乡二元社会福利结构，农民生活状况和困苦程度普遍高于城市居民；（5）在重工业内部结构安排上，重视重工业自身需要，轻视为农业、轻工业服务。人民生活必需品购买使用困难重重，形成严重的短缺经济；（6）不顾市场需求，盲目生产，追求数量经济，往往置产品的品种、规格、质量、花色、款式和价格等于不顾。简言之，为生产而生产既无助于经济发展，又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和需要满足程度的提高。

集体主义文化和社会流行价值观念中"物重人轻"的思想取向，对福利制度与福利理论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忽视个人需要。个人只有透过家庭、家族和社区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发现自身价值，满足自己的需要。过去政府主要通过政治运动和动员群众建立集体文化，时刻强调共同生活和集体主义价值，忽略多样化个人特点与个人需要。这种集体化文化导致东西方需要观念及其需要满足方式的巨大差异。而且中国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念是物重人轻，人的价值轻于鸿毛，物的重要性常高于人的重要性，人并不是社会生活和国家政策议程中心的主角，长期缺乏"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这种社会观念通过最细微和最普通的生活细节反映出来。值得庆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生活质量提高和独生子女一代步入社会生活，个人文化和以人为本的观念逐渐成为社会共识，个人需要、个人责任和个人文化有了自己应有的空间。

计划经济体制和准军事化管理模式也妨碍了福利事业与理论研究的发展。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共识是计划经济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标志。事实上，计划经济体制和管理模式窒息了福利事业的发展，使之无法及时回应多样和变迁的人类需要。国家承担完全和无限福利责任，形成国家包办福利事业的局面，没有形成国家、集体、市场、家庭、工作单位、社区和个人责任共同促进福利的多元主体格局，而且福利事业发展缺乏竞争活力与动力源泉；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受左倾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国家福利提供和职业福利待遇主要局限于工作单位之内，从而导致公共福利事业处于落后与短缺状态：生活资料严重短缺和实施配额式的票证供应管理，以及整个社会生活准军事化管理模式压抑和限制人们的消费需要。普通市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满足状况差强人意，吃饭难、穿衣难、住房难、出门难、理发难、洗澡难、乘车难、购物难和看病难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特征。不言而喻，这种生活状况和需要满足程度既说明和反映了福利事业的落后状态，又势必会影响中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发展状况。

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汇率；汇率制度；福利

中图分类号：F83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6-0008-04　收稿日期：2008-03-24

哈佛大学弗兰克尔教授指出，没有任何一种汇率制度对所有国家或任何时间都是适当的，汇率制度仅是增进社会经济福利的一种手段(Frankel，1999)。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很显然，人们关注的是人民币汇率调整及其制度改革对于国内经济主体以及国际间的福利影响。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角度看，对汇率制度的福利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是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经济学课题。

一、汇率制度福利分析的理论起点：汇率制度及其选择理论

汇率制度选择一直是国际金融领域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前，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的内容主要限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之争，其核心是何种汇率制度能够更好地实现内外均衡目标，其分析方法主要是以传统宏观经济学分析为基础的静态与比较静态的成本一收益分析。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一些学者结合国际货币体系和汇率制度的变化，提出了一些新的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如“名义锚”理论，微观经济效率论，“汇率目标区”理论，“钉住汇率不可持续论”以及发展经济学框架下的汇率制度选择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汇率制度“两极论”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讨论更加丰富了汇率制度理论丛林。在此背景下，列维一耶亚蒂、斯德森格和雷齐奥于2006年尝试建立了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来说明一个国家为什么选择某种汇率制度。他们认为，在过去40年中，关于汇率制度选择有三个最主要的方法：一是最优货币区理论，二是着眼于金融的考虑，三是从政治角度出发。他们的实证结论认为汇率制度的选择只需要归结到贸易、金融和政治变量等几个简单的因素(Levy-Yeyati、Eduardo、Sturzenegger、Federico and Reggio、Lliana G.，2006)。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会选择不同的汇率制度。汇率制度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地动态调整，相应出现一些汇率制度及其选择理论的新学说。汇率制度理论构成了汇率制度福利分析的理论起点，汇率制度福利论正是在考察、比较各种汇率制度的福利效应基础上展开深入研究的。

二、汇率制度福利分析的研究范式：跨时均衡分析及其扩展

(一)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跨时均衡分析奥博斯菲尔德和罗戈夫研究了汇率动态决定的一般均衡模型(Redux)，建立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分析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Obstfeld and Rogoff，1995)。其应用的跨时均衡分析方法从自动调节机制和动态稳定分析转向跨时预算约束和最大化的横截面条件。这一分析方法融入了微观经济基础，能够分析开放经济下政策的福利效果。在市场不完全性和名义价格刚性下，能够进行政策评估。

(二)市场分割与市场定价问题许多研究对Redux模型关于所有贸易品的一价定律均成立的假设提出了质疑。一些学者结合不完全竞争厂商的国际市场分割和当地货币定价扩展了Redux模型。考虑到市场定价(Pricing t0 Market，PTM)，研究指出PTM在汇率决定和国际宏观经济的波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PTM的引入对货币冲击的国际传导有重要的福利效应。就福利分析而言，在一价定律和购买力平价成立的条件下。非预期的货币扩张提高了所有国内和国外厂商的福利，但在PTM的条件下，国内货币扩张增加了本国福利，降低了国外福利，货币政策是一种“以邻为壑”的工具。

(三)价格粘性问题Obstfeld and Rogoff(1998)扩展了Redux模型。该模型是一个粘性价格的货币模型，其中风险对资产价格、短期利率、单个厂商的价格确定、预期的产量和国际贸易流量有影响，这种方法使其能够解决不同汇率制度之间的福利均衡。

(四)不确定性问题Redux模型没有涉及不确定性的分析。尽管确定性相等使得研究者接近于精确的均衡关系，但它不能够开展影响产量变动冲击的福利分析。奥博斯菲尔德和罗戈夫在粘性的名义工资、垄断竞争和用出口商的货币定价的条件下，建立了随机的新的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模型。其模型在不确定条件下解决了工资水平确定的问题，有利于分析不同货币制度下的政策福利含义和它们对预期产量和贸易条件的影响(Obstfeld and Rogoff，2000)。

(五)国内外产品有限替代问题Corsetti andPesenti(2001)扩展了Redux模型，考察了国内外产品有限替代的效应。模型说明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福利效应、经济扭曲的内部与外部原因(生产的垄断供给)和一国的垄断力有关。他们举例说，非预期的人为货币贬值可能使己受损，而不是以邻为壑，因为国内产量的收益被消费者购买力的损失和贸易条件的恶化所抵消。

三、汇率制度福利分析的研究视角

(一)汇率制度福利分析的经济部门视角根据开放经济的四部门，福利效应可以从四个角度分析：一是消费者角度，一般以分析消费者剩余为代表；二是厂商角度，一般以生产者剩余或利润为代表；三是政府角度，可选择政府收入、政府、政府声誉或者社会福利为代表；四是开放经济的全球视角(或者主要利益相关国家)，分析汇率制度的调整对利益相关国家社会净福利的影响。

在上述研究视角中，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角度对不同汇率制度下的福利开展比较是汇率制度福利分析中的一个基本视角。此前的研究有Chinn和Miller(1998)，Devereux和Engel(1998)等。Devereux和Engel(1998)在Obstfeld和Rogoff(1998)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模型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根据销售市场定价的模型，分析了不同定价行为下汇率制度的优劣，结论是在按生产者货币定价时，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各有利弊，浮动汇率制度下的消费波动较小，但平均消费水平较低，固定汇率制度下消费的波动较大，但平均消费水平较高；在按消费者货币定价时，浮动汇率制度总是优于固定汇率制度。

(二)汇率变动福利效应的国际贸易传导Martin

(1993)研究了汇率调整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对福利的影响，他把两国行业内贸易表示为一个古诺双头垄断模型，分析结论为：当一国的货币贬值时，该国厂商的国内销售量与出口量都增加，“对手国”出口量下降，从而使该国总供应量下降，国内价格上升。由此可知异国货币贬值，贸易使国内消费者利益受损，厂商获利。

杨明、李楚霖(1998)认为马丁的分析存在两方面的缺陷：一是马丁没有进一步分析贬值对由厂商利润加上消费者剩余所构成的净社会福利的影响：二是马丁的模型过于简化，他假设两国的国内市场需求函数是一样的，而且两国厂商的成本函数也相同。杨明、李楚霖在文章中弥补了马丁模型的两个不足，并研究了多国行业内贸易中的两国向第三国竞争出口时，一国汇率调整对该国厂商产量及利润的影响。

王晓明(2002)放松了Dombush和Martin的双头垄断模型的一些基本假设，定量分析了汇率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汇率变动对社会净福利的影响：当贸易国的货币贬值时，本国厂商国内销售量及出口量都增加，从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增加较大，即厂商将从本国货币贬值中获得更多的利润。该国国内市场将由于进日量减少而减少供应总量，引起国内价格上涨，消费者剩余减少。

(三)资本流动性与汇率制度的福利问题无论是Obstfeld和Rogoff(1995)还是Devereux和Engel(1998)都假定资本是完全自由流动的，这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国际资本流动管制不符。为此，Johnson和Tamirisa(1998)、Frenkel、Nickel、Schmidt和Stadtmann(2001)对资本管制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特别是Aizenman和Hausmann(2000)对资本流动性与最优汇率制度选择的关系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他们假定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国内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是分割的。国内企业靠贷款满足所需的资本，最优汇率制度的标准是最小化Barro-Gordon损失函数。研究发现与国际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越低，固定汇率越有利于增加福利；一国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越高，越需要增加汇率的弹性。但是，Aizenman和Hausmann(2000)采用的是比较静态分析的方法。为此，卜永强(2006)在Devereux和Engel(1998)基础上分析了资本管制情况下定价行为进而汇率制度对福利的影响。其结论为：第一，就消费波动性而言，资本自由流动时，固定汇率下较浮动汇率下大一些；但在存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情况则相反。第二，就期望消费水平而言，资本自由流动情况下，对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固定汇率制度下的期望消费水平大于生产者定价下的水平，生产者定价下的期望消费水平又大于根据消费市场定价下的期望消费水平：在资本管制情况下，这种顺序不发生变化，但此时期望消费水平低于资本自由流动情况下的水平。资本管制程度越深，平均期望消费水平的下降越大。而从消费者效用看，与资本自由流动情况相比，资本管制情况下各种汇率制度的优劣顺序不变，但各种汇率制度带来的期望效用都低于资本自由流动下的水平。

(四)汇率变动原因与汇率制度的福利问题Rol-and Straub and Ivan Tchakarov(2004)应用理论模型和实证方法考察了不是由经济基础变量而引起的汇率变动对福利的影响。以加拿大、德国、英国的数据实证分析发现其效应较小。应用二阶近似模型证明在一个存在惯性的模型中，非经济基础引起的汇率变动对可能引起显著经济福利变动的各变量的无条件均值的影响也较小。

(五)国家规模与汇率制度的福利问题姚斌(2006)在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框架下建立了基于名义工资粘性的两国一般均衡随机模型，从生产率和货币冲击角度定量分析了国家规模与对外开放度在不同汇率制度下对福利的影响。结果显示，别国相对本国经济规模与本国开放度的乘积越大，即本国越小或对外依存度越大，则本国越倾向于选择浮动汇率；反之，则倾向于选择固定汇率。Ali Dib(2006)发展了一个新的多部门凯恩斯主义的开放小国经济模型，并运用这一模型考察了商品价格波动在解释汇率变动中的作用，估算了实际汇率变动的福利效应。应用二阶矩，通过求解模型得到了福利效应测度。其得出的一般结论为，在一个开放小国经济体系中，较富弹性的汇率制度下，商品价格和汇率变动对福利的影响较小；而固定汇率制度下，其影响较大。

(六)国际货币合作与汇率制度的福利问题Chantal Dupasquier和Patrick N.Osakwe(2003)运用货币政策的结构化模型实证比较了西非经济共同体次区域中弹性汇率制度与货币联盟制度下的福利效应。其结论是，货币联盟中采用单一货币带来的交易成本减少与弹性汇率制度下宏观经济稳定收益基本上可以抵消；但在西非经济共同体次区域中，如果交易成本高于该地区GDP的1％，货币联盟要优于弹性汇率制度。范钛、陈小凡(2003)利用Benassy-Quere的福利损失函数博弈模型，从篮子货币币种的最优权重的视角，将汇率安排与各国政府的收益与成本函数挂钩，证明了亚洲各国对美元的单一钉住反映了协同的失败，而强有力的区域合作和制度安排通过改变各国的支付函数，促使亚洲各国扩大货币中日元、欧元比重，将有利于提高亚洲整体福利水平。

四、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1　汇率制度选择与汇率制度转换理论是汇率制度福利分析的理论起点。

2　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跨时均衡分析是汇率制度福利分析的方法论基础。

3　博弈论在国际汇率制度协调中的应用研究是开展汇率制度福利国际比较分析的发展趋势。

4　不同汇率制度的福利效应比较是汇率制度福利分析的核心内容。

5　从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及其综合形成的社会净福利考察汇率制度福利效应是其基本研究视角，而将开放经济的四部门作为一个整体视角分析汇率制度福利效应则较少，因而构成汇率制度福利论框架搭建的主要方向。

(二)研究展望：构建汇率制度福利论的系统分析框架

1　汇率制度福利分析：概念与文献梳理。在梳理汇率制度理论的学术文献、总结汇率制度选择的历史经验和分析当今汇率制度转换的现实背景基础上，提炼各种汇率制度理论关于汇率制度福利分析的核心观点，形成系统的汇率制度福利论理论概说。

2　汇率制度选择与转换下的福利效应：国内福利均衡视角。构建一国汇率制度福利均衡的理论模型，分析、比较各种汇率制度下的福利效应。由于“中间汇率制度消失论”的影响，以及中间汇率制度测定的困难，现有文献大都只分析固定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度两种“角点”汇率制度的福利效应。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将必须有所突破，对中间汇率制度的选择进行福利评估，以扩展理论模型。

3　汇率政策博弈与协调下的福利效应：国际福利均衡视角。根据国际经济依存性不断加深的现实，当今汇率制度选择与转换已越来越深地受到利益相关国的制约，因此，要从国际利益博弈视角分析汇率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合作的福利问题。

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西方国家；福利理论与制度；沿革与启示

文章从根本上理顺国家政府、社会和市场等介入社会福利制定和运作体系并导致的福利国家变化，学习借鉴西方福利理论与制度、政策的有益经验与教训，为当前我国社会建设中的民生保障和改善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与意义。

一、西方国家社会福利理论的沿革

有学者将西方国家福利理论、体制的产生归结为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军事权力四个方面交互作用的结果：首先，工业化初期经济的快速增长为西方国家福利理论与制度的诞生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其次，政党政治为讨好选民，使得国家福利成为必需的手段；再次，福利思想的发展为西方国家福利理论的产生提供了意识形态环境；最后，军事斗争作为所有变化因素中的强大者，加速推进了国家福利理论体系的产生进程。

二、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经验与教训

（一）西方国家福利理论的积极成果

覆盖面广、保障标准高并且内容齐全。福利国家建设体现了一个国家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是社会发展落实于民生的成果，福利理论制度以全体公民共享为特征，强调社会保障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涵盖社会每个公民的生老病死、失业、退休、教育以及住房等体制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各个方面。

（二）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及对其福利制度的反思

西方福利制度经历了30余年发展，给各国经济社会的繁荣与发展带来积极成果的同时，其长期积累的弊端和缺陷也逐渐显现，譬如劳动力成本、失业率、预算赤字、等问题。

三、借鉴与启示：探索中国式的福利发展道路

（一）加强保障与改善民生

党的十报告中强调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保障和改善民生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体现了党和政府执政的最终目的，也体现了中国迈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乃至今后几十年社会建设都要着重解决好的关键问题，借鉴西方福利国家的理论与制度模式，吸取其经验教训，对于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理论与制度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1.处理好福利水平与经济承受能力之间的关系，实现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福利制度设计应具备长期性、战略性，要与我国的经济制度变革紧密结合、与经济政策相协调，西方福利国家的实践证明，与国民经济增长相适应的福利水平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2.建立科学、公正的居民收入初次分配制度。我国现阶段社会建设中必须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建立起科学、公正的收入初次分配制度，因此，解决好居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制度是社会福利建设的宏观基础。

3.引导多种力量参与社会福利体制建设。应确立政府在民生保障与改善中的主导地位，其主导作用体现在承担起社会福利投资主体的角色方面，又要提倡企业、社会组织、家庭、个人等多种力量积极参与，并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二）努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要办好有中国特色的福利保障，既要学习借鉴西方福利国家的经验，但也不能照搬其现成福利模式。既要统筹规划，也要因地制宜，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之间、群体之间和保障对象之间的具体差异和需求，合理设定国家和地方社会保障水平。

1.社会保障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应避免理想化、高水平的”结果平等”。西方国家福利制度变迁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国家构建社会保障制度的决定性变量，如果社会保障的范围、内容和规模超过条件的允许，就会演变成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2.合理确定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责任和作用，确立有效的社会责任共同机制。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应在政府的组织、监督和有限参与下进行运作，社会保障的责任应在个人、企业、社会和政府间共同承担

3.扩大筹资渠道，实现社会保障基金来源多样化。目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进一步提高，而且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们对社会保障基金的预期使用率也将上升。 在此情况下，必须实行多样化的筹资模式，以避免欧洲福利国家单纯依靠政府财政支出维持庞大的社会保障体制运行所带来的财政危机。

4.强制参与和自由参加并举，建立多元化的社会保障模式。我国多元化的社会保障模式应由多功能的社会救助体系和包括国家强制的最低水平的社会保险、由缴费决定或自愿购买的补充保险在内多层次的社会保险体系构成。

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理论改革创新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福利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为当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贡献了有益的学术积累。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继续研究中国社会福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出符合中国实际，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社会福利思想与理论，仍是摆在所有中国社会福利学者面前的艰巨任务与挑战。

参考文献

[1] 王川.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学分析[D].吉林大学， 2008.

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第4篇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经济学历史与现状的介绍，批判了不幸福经济，分析了经济学对幸福主义的疏离、对不幸福经济学的批判及幸福主义的回归。幸福是人生的永恒追求，是人类活动的终极目的，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经济学也不例外。

经济学在其初创期，承接哲学传统，注重伦理道德，具备价值判断，表达了对人本思想的关注，体现了对人类发展的终极关怀。幸福是人生的永恒追求，是人类活动的终极目的，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经济学也不例外。

古典经济学的朴素幸福主义

古典经济学表现为一种朴素幸福主义，其主要的代表人物如亚当•斯密（1723-1790）、边沁（1748-1832）和穆勒（1806-1873）等都承继了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表达了对幸福的关注，并赋予经济学浓厚的道德诉求和哲学思辨色彩。

在亚当•斯密的学术思想体系中，《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是两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道德情操论》主要阐述伦理道德问题，《国富论》主要阐述经济发展问题。《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哲学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思想的继续发挥。斯密认为对幸福的追求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主张从经济关系中考察人的行为和情感，确定人们相互关系的道德准则。

边沁则开创了功利主义思想，为古典经济学打下了哲学基础，并成为早期效用主义的理论来源。边沁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其本性就是趋利避害，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本能。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在于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个人所获得的每一份财富都对应一份相应的财富，而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总量越大时再增加等份财富，给他带来的幸福数量就越小，只有在人们获得财富的实际比例最接近时，社会整体的幸福总量才最大。

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对幸福的疏离

古典经济学把幸福是自身研究的目的和出发点，但是对幸福的研究却又始终与物质财富联系在一起。古典经济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始终明确研究物质财富的目的是实现人自身的幸福和快乐，而且其对实现手段的讨论为新古典经济学乃至现代经济学对幸福这一终极目的的疏离埋下了伏笔。

新古典经济学对幸福的疏离以西尼尔和马歇尔为代表。西尼尔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如何实现财富增长，在对财富的研究中必须抽离掉一切难以量化的、与财富无关的因素。而马歇尔则进一步明确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财富的科学，研究的是“个人和社会生活中与获取和使用福利的物质必需品最密切相关的部分”。而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则成功地将数学方法引入经济分析，使经济学蜕变成为对特定约束条件（收入或资源等）下的满足（效用或产量等）最大化问题的研究，成为一种单调的数理推导，经济学的人文色彩不断被淡化。

现代经济学对幸福的疏离则以凯恩斯为代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革命”，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凯恩斯借鉴了马克思的“生产相对过剩”学说，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认为应加强“需求管理”，促进消费与投资，通过总需求的扩张来对冲日益提高的社会生产，从而解决就业问题。凯恩斯开创了宏观经济学，适应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他也使经济学的研究进一步简化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以国家干预主义对抗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从而也把经济学的幸福主义改变为唯物质主义。

对不幸福经济学的批判

财富经济学在物质匮乏年代有效解决了人们对物质的需求，满足了人们对幸福的低层次需要，同时也弱化了人们对精神满足的需要，从而使人们一度误以为物质富足是实现幸福的唯一手段。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财富的丰富对人类幸福的促进作用出现了边际递减效应，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个人收入和社会财富不能等同于幸福，也不是幸福的唯一决定力量，更不是人类追求的最终发展目标。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财富经济学最终沦为了不幸福经济学，成为人们批判和反思的对象。

何塞•卢林贝格最早提出了“不幸福经济”的概念，指出个人幸福与社会整体财富之间的替代效应，点明了现代经济学不幸福的本质。经济的富足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心灵愉悦。尼克松也说：“生活富裕者一生忙忙碌碌，聚敛巨大的财富，到头来却发现他们并不比原来更快乐，精神上也不比原来更富有。……个人不可能从纯粹的物质主义中得到满足”，从而对只片面追求物质财富的不幸福经济学进行了反思。

幸福作为对合理欲望的正当满足，其影响因子是多方面的，人们追求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应是寻求幸福而不是单纯的物质满足，经济学必须完成对幸福主义的回归。而最先明确这一点并作出实证研究的是美国的经济学教授伊斯特林。1974年伊斯特林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社会经济的增长和个人主观的幸福感之间的正向关系并不十分明确，因而提出了“收入增长并不一定能导致幸福感提高”的“幸福悖论”。

伊斯特林的“幸福悖论”动摇了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厘清了传统经济学不幸福的本质。西托夫斯基指出，传统经济学将人性简单地定义为“理性的经济人”过于片面单一，缺乏对影响人们主要生活方式的其他因素的深入思考，对“经济人”假定的简单接受和适应妨碍了经济学家对人类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真正动因进行进一步探索。

而理查•莱亚德认为个人幸福应包含了“七大影响因素”：家庭关系、财务状况、工作、社区和朋友、健康、个人自由，以及个人价值观，而国别平均幸福也可以用六个关键因素来说明：即可被信赖的人数比例、属于社会组织成员的人数、离婚率、失业率、政府品质，以及的自由程度。莱亚德对现代社会不幸福现象的批判和担忧被称为“莱亚德的忧郁”。

幸福主义的回归

对不幸福经济的批判有力地促成了对幸福主义的回归。对“幸福悖论”的解释融合了行为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多种研究视角，结合了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多种学科理论基础，明确了经济发展追求幸福的本质和终极目的，呼唤着幸福主义的到来。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阿玛蒂亚•森教授，表彰他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其获奖理由是森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福利指标设计和关于贫困和饥荒的实质研究，在福利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基础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表达了对社会最底层人员和财富分配问题的关注。森重新审视经济学的伦理价值，从道德层面去讨论重要的经济问题，以批判的视角来研究福利经济学，为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进一步促进经济学对幸福主义的回归。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丹尼尔•卡纳曼教授，表彰其将前沿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引入了经济学研究，使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作出判断和决策的研究开始进入经济学理论的思考范围。行为经济学弥补了传统经济学模型中的不足与缺憾，修正了传统经济学中关于人的完全理性、人的自利性、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等基本前提假设。卡尼曼主张放弃理性选择假设，更多考虑心理偏好、价值观念等心理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他使人们认识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富与快乐的正相关性在逐渐减弱，幸福更多地来自于对事物的体验，而不是物质财富本身。

经济学对幸福主义的复归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一是因为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时代，物质文明得到了空前发展，物质需求得到极大的满足，但是人们期盼的幸福并没有如期而至。这种社会现象被布瑞克曼和坎布尔形象地比喻为“享乐水车”。

二是与经济上的后工业化相适应，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潮上也出现了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的变化。“后物质主义”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并逐渐成为欧美国家主要的社会价值取向，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前占主流地位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反思和合理替代。人们从热衷于经济增长、财富占有等物质价值开始转向关注于生活质量、生态环境、人权、自由等后物质价值。社会思潮的改变反映在经济学的研究上，使经济学在对物质财富增长的基础上更关注于社会收入差距、环境问题等非收入问题。

三是与信息化相适应，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出现了多学科交叉发展的趋势。幸福的主观性曾经使经济学家退而求其次，转而研究物质财富问题。但是，心理学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以科学的方法测度主观心理感受，从而给经济学对幸福的复归带来了可能。而网络的发展也使得科学信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为社会科学的交叉提供了可能。经济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相互融合，为经济学的发展打下了心理学的基础，并赋予其浓烈的伦理学色彩。

幸福主义思想在21世纪初引起了我国经济学界的关注，2010年初温总理所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更是对于幸福理念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2.亚当•斯密.国富论[M].华夏出版社，2005

3.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商务印书馆，2000

4.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

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阿马蒂亚・森；社会福利；贡献

一、阿马蒂亚・森及其理论成果

阿马蒂亚・森（Amartya・K・Sen），1933年出生于印度，师从多布、斯拉法、罗宾逊等著名经济学家，195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以论文《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选择》获得博士学位。其后先后在伦敦经济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任经济学教授。他曾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写过人类发展报告，当过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

社会不同成员不同选择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能聚合为社会总体价值，即公平理论合理吗？主要的原理是切实可行的决策规则吗？收入不平等如何测量？我们什么时候能比较不同社会的社会福利分配？如何比较不同社会的福利分配？又如何衡量贫困是否在减少？引起饥荒的原因是什么？阿马特亚・森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作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并为后来者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他将经济学与哲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并在主要的经济问题中考虑了种族维度。（周长城，1999：50）

森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著述颇丰，其经典性的学术著作包括：《论储蓄率的最优化》、《一个关于多数决策原则的可能定理》、《帕累托自由的不可能性》、《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论经济不平等》、《贫困与饥荒》和《论伦理学和经济学》等。由于在社会选择理论、福利分配、贫困的测量及饥荒形成机制等领域取得了开创性的学术成果等。

森70年表的《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最为系统地阐述了社会选择理论（邓翔，1998：67），也是他学术地位的奠基之作（李子江，1999：25）。森在书中为福利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维度，在这本书以及他的其他文章中，森解决了多数规则问题、个人权利和个人福利信息的可获得性问题等等。（周长城，1999：51）在福利经济学中，从公平分配的角度讲，社会福利问题即为一典型的集体选择问题。鉴于其中所讨论的集体一般多指整个社会而言，因而在福利经济学中集体选择也称社会选择，有时亦称公共选择。（阿马蒂亚・森，2004：Ⅰ）社会选择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

二、森的福利理论的应用

传统的福利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家从福利观点或最大化原则出发，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予以社会评价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初期代表人物或旧福利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如庇古、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及马歇尔等人的一般均衡经济理论为基础，以完全竞争为前提，系统地论述了福利概念及其政策应用，建立起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森对贫困和饥荒问题的经济学研究以及独辟蹊径的切入点，使得贫困、不平等、生活底层的人们的利益问题，受到了学者的特别关注，而这必将影响政府的社会政策选择，直至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福利需求。

（一）“森贫困指数”及饥荒分析框架

森将福利理论运用于对贫困和饥荒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了“森贫困指数”和一套较为科学的饥荒分析框架。大量数据表明，贫困的度量不是伦理问题，而是一个描述性的问题。贫困的度量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步骤，识别贫困，其次是“加总”，也就是把贫困人口的特征加总成一个总的度量。识别贫困最常用的方法是确定一个基本的或者最低生活必需品的组合。把是否缺乏满足这些基本需要的能力作为贫困的检验标准。在森之前，也有人对贫困概念进行过辨析，森的独特贡献在于他提出了贫困指数的概念。（夏业良，2002：209）森认为，测量贫困的方法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区分和筛选，即从总人口中将“收入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挑选出来。在确定“收入贫困线”的过程中，森认为不能只考虑客观的收入因素，还必须考虑不同收入群的效用生产能力。第二步是加总，即通过一定方法将穷人所具有的特征加总起来。具体包括以某种方法根据个人收入向量进行社会排序，然后用函数形式将收入向量加总为总贫困系数。

（二）森将福利政策分析纳入了饥荒形成机制理论之中。

传统观念认为，饥荒的关键原因是食物的短缺。现代社会中粮食丰裕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产生饥荒？有些地区发生饥荒的时候，那里的粮食供应并不是特别的短缺，甚至同时还向外出口粮食。这必须考虑人为的生产、交换、分配等因素。沿着这条思路，他建立了“权利方法”（entitlement approach）。权利方法的基本概念包括：自然禀赋集合（endowment），即所有个人拥有的有形和无形资产；权利集合（entitlement set），即个人利用他的各种禀赋所获得的的直接满足消费能力；权利分布（entitlement mapping），即自然禀赋集合与权利集合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表明了自然禀赋集合与权利集合间的关系。他认为饥荒形成的根源在于“权利失败”（entitlement failure），它包括以下四个方面：自然禀赋的损失，如战争和自然灾害；生产失败；交换失败；转移失败。前两项可称为直接权利失败，这是自给自足经济中导致饥荒的主要根源；后两项可称为贸易失败，它是以市场交换为主体的现代社会中饥荒形成的主要根源。森后来修正了他的“权利方法”，不再将“权利失败”视为绝对的饥荒形成的根源，而认为对饥荒形成机制的分析，必须涉及权利失败的四大方面，特别是应当考虑该社会中为补充市场交换失败而实施的社会福利政策的重要性。（刘元春，1999：41-42）

也就是说，森指出要深刻了解饥荒问题必须有一种完整的分析方法，也就是要对影响社会不同群体的各种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进行完整的综合分析；要对决定社会不同群体的实际机会作完整的透彻分析，例如，他认为孟加拉国1974年的饥荒部分原因是遍及全国的洪水泛滥，从而引起了食品价格上涨。因为谷物没有丰收，所以农业工人的工作机会极度下降。这些原因使得农业工人的实际收入下降太多，导致农业工人这一群体极度饥荒和贫困。（周长城，1999：52）

【小结】

总的来讲，阿马蒂亚・森对福利经济学的发展找到了新的研究方向和价值，使其不仅仅关注对财富、国民生产总值、效率的探究，同时也关注人们的权利和能力、基本的价值判断，、真正意义上的人、公平、正义等问题。总之，森的研究同时涉及社会及政治学、哲学、社会统计学、规范计划理论、政策科学等多个学科的基本问题。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当之无愧的。

[参考文献]

[1]阿马蒂亚・森，2004，《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邓翔，1998，《阿马蒂亚・森社会选择理论述评》，《经济学动态》第12期.

[3]李子江，1999，《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阿马蒂亚・森的社会选择理论评述》，《江汉论坛》第4期.

[4]刘晓炜，2003，《社会选择的理论与进展》，北京：科学出版社.

[5]周长城，1999，《社会选择_福利分配与贫困_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的贡献》，《国外社会科学》第1期.

[6]刘元春，1999，《福利_公平_贫困与饥荒_评阿马蒂亚・森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教学与研究》第4期.

[7]王英、刘碧云、江可申，2011，《微观经济学》，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8]孙来祥，1986，《社会选择是永恒的难题吗？――社会选择理论述评》，《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

[9]夏业良，2002，《制度是怎样炼成的》，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0]肖卫、朱有志，2012，《村民自治的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基于社会选择理论对村支“两委”选举的案例分析》，《南京社会科学》第5期.

[11]赵定涛、扶元广，2005，《社会选择理论的新进展》，《经济理论与经济》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