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郑成功“通洋裕国”经济视域下的福建

沿海1646年8月后，因抗清失败而与隆武帝分手南下的郑成功面对时局困难，决意起兵于山穷水尽之时，誓师海上，忠君报国。他为保障供给、坚持抗清，开始利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充足的货物来源和当地盛行的外贸传统，建立起一个完善的“海上商业——军事集团”，不仅有效沟通了内地和沿海的商贸往来，而且还创造性地开通了“中国→东南亚→日本→中国”的三角贸易航线，促进了当地的文化传播和经济发展。“凡中国各货，海外人皆仰资郑氏，于是通洋之利，唯郑氏独操之，财用益饶。”不少台湾商贾也因“通外洋诸国”而“财用不匮。”至于大力推崇、发展海外贸易的郑成功，更是在德国人AllrechtWilth的眼中被认为：“……就豪华以及财富来论，他（郑芝龙）几乎凌驾他主君的唐王，而的确他已瞩目到帝位了。”生活在康乾时期的闽南人庄亨阳，则为郑成功所倡导的海上贸易成效做了这样证明：“福建僻在海隅，人满财乏，惟恃贩洋番银，……转徙贸易，每岁获利千百不等，寄回赡家。其族戚空手往者，咸资衣食，给本钱为生，多致巨富。”由此可见，在郑成功力主“通洋裕国”的“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带动下，濒临海洋的闽台人民都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最为适宜的生存发展之道。原本那个只作为漳州月港部分开禁时进出船只验船处的厦门，也在盛极一时的对外贸易中，一跃而成为当时著名的海内外贸易商品集散地，“市廛殷阜，四方货物辐辏，乎可比一大都会矣。”以至于清大臣认为：“盖厦门一窟，素称逆寇郑成功之老巢，商贾泊洋贩卖货物之薮也。想诸臣之垂涎已非一日。”于是，为了断绝大陆沿海居民对郑成功海外贸易以及抗清事业的接济、追随，清王朝决定实行严厉的“禁海、迁界”政策，但却收效甚微。一些通过秘密途径仍与郑氏政权保持往来的贸易行动，仍使“郑成功盘踞海徼有年，……凡杉桅、桐油、铁器、硝黄、湖丝、紬绫、粮米一切应用之物，俱咨行贩卖，供送海逆。”“……（违禁下海者）结党联宗，更番出没，或装载番货，如胡椒、苏木、铜、锡、象牙、鱼皮、海味、药材等项，有数百担。神偷鬼运，贸迁有无，甘为寇盗之资。”“沿海一带……或遇一六、二七、三八等墟期，则米、谷、麻、篾、柴、油等物无不毕集，有发无发，浑迹贸易，扬帆而去。此接济（郑氏）之尤者。而有司不敢问，官兵不敢动也。”这种对“禁海”目标的无能为力和对海上走私活动的防不胜防，除有巨额利润给予沿海居民的本能吸引外，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郑成功成功汲取了发展海洋经济的宝贵经验，将军事活动与商业贸易紧密结合在一起，打造出了一支南洋最大的海军部队，为郑氏家族纵横海上，控制中国东南沿海的制海权提供了强大的运营保护，不会轻易就被“禁海、迁界”政策击倒。对此，延平王户官杨英就无不自豪地认为：朝廷“没收其内地商行，仍未足以致其死命，盖在海外转辗贸易，仍甚裕如，且如通商之故而得台湾，适以延其世祚也。”而清人郁永河则对此评价说：“成功以海外弹丸之地，养兵十万余，甲胄戈矢罔不坚利，战舰以数千计，又交通内地，遍买人心，而财用不匮者，以有通洋之利也。”由此可见，“通洋裕国”作为郑成功海洋经济思想的重要表达方式和集中体现，不仅在极端困难的抗清时期帮助郑成功排除了经济和军事上的重重困扰，而且还为郑氏集团开基台湾、发展民生提供了必要的财富积累和经营基础，是对历代中原统治者“重农抑商”“重陆轻海”“以农立国”传统社会管理方式的一次成功挑战。

二、郑成功“通洋裕国”引领时代所带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契机

事实证明，郑成功创建“海上商业——军事集团”“通洋裕国”、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先进主张，不仅契合了大航海时代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顺应了明朝中后期中国东南沿海经济蓬勃发展的社会需求，而且还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福建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契机，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一）通过贸易发展

推动农业和手工业的商品化生产，促进资本主义因素在福建社会的萌芽1.以瓷器制造为例，明清之际的福建尤其是闽南地区已经形成了以制作陶瓷和运输销售为主要谋生盈利手段的、分工明确的世家大族。他们不仅接受市场订货，而且还在生产方式上，形成一种“各自制坯，合作烧窑”的联合经营方式，由商人根据市场需求，将货款发放各个作坊，作坊按照商人要求的式样、数量，制出瓷坯，打上自己的商号、款识，然后由商人集中统一烧制。器成之后，再由专门的人员行销海内外。2.在水果及经济作物收购中，不同形态包买商的活动相当活跃。以蔗糖业为例，商人在糖蔗成熟之时，就以“放赈”的形式预付资本给糖寮（即糖厂），然后收购其产品。这种包买方式切断了小生产者在销售产品这一环节与市场的联系，因而“获息数倍，以此起家者甚多。”3.由于贸易兴盛，手工业产品生产繁忙，开始出现商人直接投资进行生产的手工工场。雇主与雇工之间不存在主仆名分，雇工的身份是自由的，他们按月领取工资，有的按银计算，有的按铜钱计算。如崇安县（今福建武夷山市）的纸厂主人吴玉贵“……小的厂内雇有工人虞五开，每月工钱银五钱，并未立有文卷，议有年限”；龙溪县（今福建龙海市）的土窑雇工“欧万向在杨莫窑内做风炉，每月工钱二千四百文”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4.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一些商人也开始造船雇佣水手，投资海运。在船主与雇工之间形成的雇佣关系，也是平等的货币与劳动力之间的买卖关系。所谓“饶心计者，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富豪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故民乐轻生，鼓枻相续，亦既习惯，谓生涯无踰此耳。”

（二）利用工商业资本

培育强大的军事力量，形成能够发展资本主义的“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和“商团要打天下成大事”的社会群体倪乐雄教授认为：从西方近代史看，只有当工商资本培育出自己的军事力量时，才能对传统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发起有效的冲击，才能促成封建社会全面彻底地向资本主义转型，无论是农业社会的法国还是商业社会的英国都是如此。因此，工商资本能否“孵”出自己的军事机器，似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似应成为衡量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参照这个标准，郑成功所构筑的“海上商业──军事集团”不仅成功运用商业资本孕育出了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还成功运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对商业活动进行有效保护，进一步促进了社会资本的集聚壮大。二者所形成的互动关系，在经济结构上远比江南的丝织业更接近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在社会结构上则基本接近经济学家顾准所认定的那个能够发展资本主义的“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和“商团要打天下成大事”的社会群体，为其在17世纪大航海时代的西太平洋海域，构筑了一个几乎无人能与匹敌的强大帝国：“遣商船前往各港，多价购船料，载到台湾，兴造洋艘、乌船。装白糖、鹿皮等物，上通日本；制造铜熕、倭刀、盔甲，并铸永历钱；下贩暹罗、交趾、东京各处以富国。”“当是时，闽粤逐利之氓，辐辏而至，岁率数万人。……彼往此来，以博贸易之利，而台湾物价大平。”可以想象，如果郑成功能够活得更久一些，如果沿海经济能够照此不断发展下去，中国人的发展历史，或许将被改写。

（三）实行开海通商、掌握外情、坚决斗争、寸土不让

唤起中国人对海军和海权意识的觉醒在伸张主权、保证贸易安全的前提下，郑成功一方面积极提倡互惠互利、开放发展的贸易方针；一方面则坚决面向海洋，建设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以先进的海洋和海权军事观向传统的陆权军事观发起挑战，为维护国家的领海主权，执掌当时中国海外贸易之牛耳，奠定了难能可贵的思想基础和现实基础。对此，南昌大学陈东有教授明确指出，“郑氏集团活动时期的背景，是世界海洋经济向全球一体发展，各大陆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海上联系，并由此向内陆文明中心挑战；近代世界市场中的主体——西方商人在国家权力的资助和武装保护下，向东方逼进。对中国来说，这是机遇。然而中国政府，无论明朝，还是清朝，仍以内陆文明中心观决定一切。中国东南商民却积极地迎接了这场挑战，参与了近代世界市场的互动，把中国的海洋社会经济推进到一个蓬勃发展时期。而最大的集体行动则是由郑氏集团来完成的。”可以说，这种藉由商业经济和海上贸易而萌发出来的海军和海权意识，不仅有助于帮助郑成功掌握外情、开拓商路，而且对国家的海疆防御和财源收入也极有裨益——当荷兰殖民者窃踞台湾并多方刁难郑成功的海上商队到台贸易时，郑成功“遂刻示传令各港澳并东西夷国州府，不准到台湾通商。由是禁绝两年，船只不通，物货涌贵，夷多病疫。至是，令廷斌求通。”如此不畏强权，坚决护卫中国海上商民政治、经济利益的坚定信念，使郑成功成为了远东地区唯一能够抵御和抗击欧洲殖民入侵的代表性力量，其所具有的海权意识和开拓进取精神，已远远超过了他的那个时代，是中国那些传统统治者所无法想象的。总之，在充满希望的17世纪，在改变世界历史的大航海时代，郑成功致力于“通洋裕国”的实际行动，郑成功向“闭关锁国”“重农抑商”传统体系发起的勇敢挑战，早已为中国人开启了一个新的发展目标——“海洋与商业”，是中国走向资本时代的发端者与先肇者。

作者：陈利华单位：武夷学院思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