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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作为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之所以能够在艰苦漫长的革命岁月中，表现出一个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得心应手的斗争艺术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其中一个基本原因就在于他具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科学思维方式。学习，最主要的就是要学习思维方式及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我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进一步研究思维方式，不但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而且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思维方式是特定历史时代和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思维方式作为人类在特定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内化于人们头脑中的思维样式，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思维本质属性的显现模式。首先，思维方式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本质关系的表现，是在人类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实践方式是社会思维方式形成的主要根源，一定历史时代的社会实践方式首先是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着该历史时代的思维方式。任何思维方式都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和时代性。其次，思维方式是由知识、观念、思路、眼界等要素所构成的反映人们思维本质的特定思维模式，其最基本的内容是世界观、认识论和价值观的思维成分。因此，思维方式在本质上是具有高度抽象性、概括性的哲学和思维学范畴，是主体把握客体，整合思维内容，形成理性认识的最高层次的社会思维结构模式。思维方式是思想的本质表现，它集中地反映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思维方式是现代中国历史时代和社会实践的产物。它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熟于四、五十年代。其基本特征，可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唯实性。“唯实”就是坚持物质第一性和实践第一的观点，尊重客观事实及其规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实践，讲求实效。早在1930年5月，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937年7月，他又为着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点去从理论上系统揭露和彻底清算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写了《实践论》这部伟大著作，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卷，第296—297页）1941年5月，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再次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我们要“认真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要求我们“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有的放矢”，“实事求是”。并对“实事求是”作了科学地诠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在看来，“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就是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同上，第820页）“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同上，第853页）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同上，第820页）1963年5月，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又再次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段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唯实”、“务实”、“求实”是思维方式最基本的特征。邓小平同志曾经明确指出：“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页）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思想路线和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可以说是恢复和发展了同志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实事求是同解放思想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解放思想就是使人们的思想与客观事实及其规律相符合，认识以实践为标准并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而这正是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邓小平把“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概括为“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并率先倡导“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也是对唯实性思维方式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唯实性是科学思维方式最本质的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共产党人的本色。“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的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离开了“唯实”、“求实”、“务实”这一科学思维的基石，人们的思维方式就会从根本上失去科学形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开创性事业，必然要求人们在各项工作中树立唯实、求实、务实的思维方式，说实话，知实情，办实事，重实效，实事求是。

第二，全面性。曾经指出：“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7页）还说：“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已，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征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313页）整个世界在时间空间上都是一个相互联系、系统多维的整体，因此，“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1页）客观世界、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的系统性、多维性和整体性，要求人们必须建立起全面性思维方式。全面性思维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它的系统整体性、多维性和综合性。这是一种从思维的多指向、多视角、多方位、多层面和系统的整体结构、整体功能出发，全面地观察与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同志历来所提倡的“两点论”、“一分为二”的矛盾分析方法，正是这种全面性思维方式在实际工作和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运用。他说：“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3—414页）他教导“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7页）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人们的思维方向和方法，必须由单维化向多维化转变，由局部化向整体化转变，建立起多样性统一的全面性思维方式。邓小平的“全面改革”、“一国两制”、“三个面向”、“三个有利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思想，正是这种全面性思维方式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的生动体现。我们思考一切问题，分析一切问题和解决一切问题，都要力求全面，注意“全面性要求”，做到从事物的内在联系和系统整体出发，全面地历史地分析问题。强调全面性，并不否认重点性，真正的全面本身就包含了重点。全面而又有重点，正是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的根本特点。例如，对和思想的评价，就不单纯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必须做到完整、准确。否则，就会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严重损害党的形象。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和思想的正确评价，就突出地体现了全面性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邓小平说：“六十年一写，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7页）同时，也只有准确、全面、完整地认识思想体系，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思想，损害思想。而否定了和思想，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第三，创造性。人们思维的创造性也就是思维的独创性、创新性。创造性思维是现代思维方式最显著的特点，也是思维方式的又一个基本特征。在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陈独秀、王明等右的或“左”的错误，其思维本质都是只知照搬书本和外国经验的僵化思维方式。不怕“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嘲讽，坚信“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道路，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总路线，从而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独创性思维方式的伟大功绩。之所以“具有非凡的创造力”，首先就在于他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是所谓“马列主义加渊博的封建文化功底，浪漫性加实用性，革命加权术”。邓小平在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上，进一步发展了独创性思维方式。他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的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因此可以说，没有创造性思维方式，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同志以非凡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突破了经典作家的传统观念，拼弃了过去照搬国外经验的做法，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观点以及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目标，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独创性、创新性是邓小平思维方式最突出的特点之一。邓小平历来提倡解放思想、勇于创新，认为：“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九二年），人民出版社，第133页）在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国家现代化宏伟目标的过程中，特别需要我们发挥创造性思维，勇于解决那些史无前例的新课题。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第四，革命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就在于它是批判的、革命的。列宁说过：“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后一品质真正是马克思主义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所固有的，因为这个理论直接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帮助无产阶级尽可能迅速地、尽可能容易地消灭任何剥削。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即不仅因为学说的创始人本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列宁选集》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1页）所谓革命性就是指批判性、斗争性、坚定性，不墨守成规旧制，敢于破旧立新，敢于斗争，敢于胜利。革命性、斗争性、坚定性是思维方式的显著特征之一。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2页）早在1937年10月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就号召我们要学习鲁迅的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说：“他在黑暗和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边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方向就向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他甚赞鲁迅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鲁迅说过：“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世间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鲁迅：《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页）他不仅主张坚韧持久的革命精神，而且主张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认为：“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革命”是著作里使用最多的词汇，解放战争时期，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以及其它一系列评论文章，都充分体现出他在历史转折关头思维方式的革命坚定性、彻底性。遗憾的是，在他的晚年错误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我们应该永远记取的惨痛教训。但是，不应该把犯错误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头脑深处的封建意识遗留”。因为，犯错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国际背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今天，是不是就不需要再强调思维方式的革命性了呢？笔者认为，恰恰相反，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创造精神和开拓精神必须以革命精神为内在动力。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本身就是一场深刻革命。不树立革命的思维方式，不革除旧体制的弊端和旧社会的遗留，就无法建立起充满生机、活力的新体制和新的生活方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就难以顺利地向前推进。

第五，人民性。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主人。思维方式的核心就在于它的人民本位性和人民主体性。运用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不仅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出发点和宗旨；而且还一贯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认识路线和工作方法。他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同上，第1095页）要求我们“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同上，第1098页）是马克思主义的彻底的人民本体论者和人民主体论者。因此，思维方式最核心、最精彩的部分就在于它的彻底的革命的人本思想，把自己的一生都毫无保留地全部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即使在他晚年犯严重错误的时候，他也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这正是他的悲剧所在。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要不要提倡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问题。有些人认为，“为人民服务”已经过时了，现在搞市场经济应该提个人主体论，各人为各人，一切为了钱。甚至有人公开提出要为“个人主义”平反，重新诠释和建构“个人主义”。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的。它的根本出发点和宗旨，依然是为人民服务。因为当前人民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尽快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过更加富裕的生活。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富和国家富、个人利益和人民利益，从根本上说，是完全一致的。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首先富起来，只是为了更好地达到全体人民和整个社会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个总目标的第一步。邓小平同志在谈到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就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而且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姓“资”姓“社”问题的标准之一。由此可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须具有思维方式的人民性。

总之，为了适应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我们必须进一步研究和树立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科学思维方式，努力实现思维方式的科学化、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