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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尽管戎马倥偬，日理万机，但他仍然十分重视经济工作，他多次号召党政军各级干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并提出了一系列至今熠熠生辉的经济思想。认真学习和研究这些思想，有助于当前进一步端正各级党政干部的指导思想，强化各级干部的市场经济意识，从而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的继承性和科学性，有效地加快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步伐。

一、关于“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的思想。在革命战争年代，一切工作必须服从于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但是从来就反对单纯的军事观点，他要求领导干部要熟悉和研究经济工作，并把能否学会领导群众做好经济工作作为衡量领导优劣的重要标准之一。他强调：“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注：《选集》，第3卷，9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如何衡量党政军干部学会了做经济工作，他还提出了具体的标准：“如果哪一个地方的军民生活没有改善，为着反攻而准备的物质基础还不稳固，农业、工业、贸易不是一年一年地上涨，而是停止不进，甚至下降，便证明哪个地方的党政军工作人员还是没有学会经济工作，哪个地方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注：《选集》，第3卷，10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战争年代，对于干部的要求尚且如此，那么，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能否学会做经济工作，能否树立起正确的市场经济观念，能否领导群众走上富裕之路，更应该作为衡量领导者优劣的重要标准。如果说战争年代“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那末，完全可以说在今天不懂也不学经济工作，不懂得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不能领导群众致富的人，则更谈不上是好的领导者。因为，今天的各级各类党政干部，他们的职责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经济建设这一中心服务，特别是领导一个地方或一个经济职能部门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衡量他们工作好坏的标准，归根到底是看那里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如果丢掉了这个客观的可量化的标准，那么必然会出现企业无效益甚至亏损、倒闭或经济长期上不去，挪个窝照样做官的现象；也必然会出现不学经济学去学“关系学”，不搞经济搞关系的怪现象。如果这种现象滋长下去，必然会误国误民。

二、关于“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注：《选集》，第3卷，9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的思想。在抗战时期就科学地阐明了生产与财政税收的关系，指出了财政收入的根本来源是帮助群众发展经济，“对前者用了苦功，对后者便轻而易举”。（注：《选集》，第3卷，9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他把生产第一还是税收第一的问题，提高到共产党与国民党本质区别之一的高度上来认识。他指出：“只片面地注意少数政府人员忙于收粮收税弄钱弄饭的观点，是错误的。不知用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众要粮要款的观点（国民党观点），是错误的。”（注：《选集》，第3卷，9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学习这些论述，至今倍感亲切，实在是一语中的。在今天，如何增加财政收入，特别是在经济落后地区，成了每个党政干部十分关注和头痛的问题。许多基层干部成天忙于收粮催款，成了全部工作的中心任务，费力不讨好，且干群关系恶化。出现这个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这些地方的干部，没有真正学会怎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学问，舍本而求末，“他们不知道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注：《选集》，第3卷，8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一方面是一些干部没学会或没有把主要精力和心思放在帮助群众发展经济上，许多干部也认为“包产到了户，何必要干部”。事实上，凡是干部在帮助和指导农民发展经济上下了苦功，提供了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农民收入增加了的地方，收粮收款的问题的确是轻而易举的。相反，凡是干部对群众生产漠然置之，缺乏服务的地方，收粮收款就困难得多。另一方面是一些地方乱收费现象严重，群众负担沉重，严重影响了生产的投入。个体经营户办一套执照下来要花数百元或上千元，企业一开办就有各种收费摊派接踵而来，这无异于是刚栽树苗就向人家要果子吃，这与批评的“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注：《选集》，第3卷，8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有何区别。古人就知道：“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让利于民”、“与民休息”、“不扰民则富”的道理。深圳特区的重要经验就在于实行经济上的特殊的优惠政策，即减免税收，放手发展，而一旦经济发展起来，财政税收自然增加。这是邓小平科学地继承和发展了经济思想的成功经验。因此，不难看出，生产与财政税收是“源”和“流”的关系，是“树”与“果”的关系。“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注：《选集》，第3卷，8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要想解决财政困难，各级党政干部应当认真学习这一思想，才能真正学会经济工作。

三、关于“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注：《选集》，第3卷，8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的思想。针对当时抗日根据地“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的保守观点的“不顾此时此地的具体条件，空嚷发展，例如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等”（注：《选集》，第3卷，8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不切实际的大计划观点，尖锐地指出“这就是党在财政经济工作中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注：《选集》，第3卷，8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经济建设仍有重大现实指导作用。我们的个别干部由于不努力学习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理论，缺乏商品经济观念，不懂得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和规律，也存在两种错误观点：一方面是苦于无出路的保守观念，他们老是埋怨经济落后地方缺资金、缺人才、缺技术、缺信息，不去思考发展，不求开拓进取，观望等待，传统的任务迫使他们殚精竭虑地去收粮收款，以完成财政任务，结果适得其反，财政收不抵支，干部教师工资连续数月付不出，自己吃饭也成问题。另一方面是不切实际的冒险观，他们不是发挥本地优势、利用本地资源，不是根据本地实际和市场需求，不是搞短、平、快战略，而是贪大求洋，急于求成。言必上项目，动辄投巨资，致使许多企业负债累累，有名无实。这两种现象正是当年所反对的。从宏观上看，一些地方经济建设的大起大落，忽冷忽热，也正是这两种错误观念在作祟。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四、关于“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注：《选集》，第1卷，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和命令主义的思想。早在1933年就指出：“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注：《选集》，第1卷，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我们一定不能要命令主义”，要“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做一切经济动员的工作。”（注：《选集》，第1卷，1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早就反对过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更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敌。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我们的干部必须深入地全面地了解各类产业生产经营的实际，才能指导和帮助群众，为其准确地提供市场信息，周密地进行市场分析，科学地作出可行性论证，给予有效的经济服务，才能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如果像个别干部那样下基层“坐着小车转，隔着玻璃看”，凭文山会海研究布置经济工作，凭统计加估计来进行经济核算，那么，这种官僚主义作风不可能在市场经济中见效益。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我们的干部，都必须充分利用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根据市场需求去指导生产经营，充分予以农民和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才能获得好的效益。如果单纯为了财政收入，强迫命令农民种植什么，不种植什么；如果不转换职能，行政指令企业生产经营什么，不生产经营什么，那么，这种命令主义作风与市场经济的效益原则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在今天要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我们的干部首要的办法还是在于学习，要真正学懂市场经济理论，学会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才能做好经济工作。

五、关于“讲求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的思想。不仅历来提倡勤俭节约，反对贪污浪费，而且始终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他一生的清正廉洁妇孺皆知，堪称光辉楷模。但是，与此相反，当前一些干部却利用人民给予的权力，在工作交往中讲排场，比阔气，请客送礼，大吃大喝，彼此攀比，煽成风习，屡禁不止。有的地方，一个几百人的企业每年要吃掉几十万元，一个乡每年要吃掉几万甚至几十万元。揭露出来的那些贪污贿赂案，动辄百万上千万，令人瞠目结舌。如果把这些钱用来搞生产、办教育，那么，可盖多少工厂，可解决多少待业人员，要改造多少校舍危房，要解决多少教师的拖欠工资。因此，党政干部要学会做经济工作，必须学懂“用尽可能少的投入争取更大的产出”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必须学好“讲求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的经济思想，牢记“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的谆谆告诫。

六、关于“全党动员学习管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做生意”（注：《选集》，第4卷，13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的思想。早在30年代初就强调：“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注：《选集》，第1卷，130～1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并在根据地“设立农业研究学校和农产品展览所”（注：《选集》，第1卷，1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948年，他又号召全党“大规模地学习管理工业和做生意”（注：《选集》，第4卷，1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以适应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在今天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我们每个干部更应该努力学习经济管理和市场经济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并善于运用到实践之中去，才能成为领导和管理经济的行家里手。在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那些自恃经验丰富，排斥理论知识，厌倦理论学习者不过是浅井之蛙而已。

笔者仅从经济思想的涌泉之中，撷取了几朵浪花，这足以说明经济思想至今仍是我们用来浇灌经济建设之花的甘露琼浆，是指导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