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困境

与创作一样,海外华文文学批评也出现了一些误区与困境。尤其是大陆文学批评界的海外华文文学批评,表现得更加明显。第一,批评家人格良知的沦落。文学批评是一种科学的认识活动,是普希金所说的揭示艺术品“美和缺点”的科学。真正的文学批评,必须如鲁迅所云: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因此,批评家坚持独立自主的人格操守尤为重要。然而,在一个缺少诗意歌吟的物化时代,许多批评家纷纷放弃了客观公允的批评原则,人格、操守和道义等开始大面积沦陷。笔者曾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一个北美作家的专题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国内许多知名专家、学者。会前,每位与会代表均收到作家发给的“红包”;会后,又参加了这个作家出资的宴会。中国民间有一句谚语,“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于是,我们这些“无耻”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御用文人”,一方面努力寻找并极力放大作家作品中那些无足轻重的所谓“优点”,另一方面又极力淡化或遮蔽作品中那些致命的“缺点”。这种“红包”和“宴会”前提下的文学批评,又能有几许客观性、真实性与学术性可言?与此同时,也多多少少反映出“第三世界”批评家面对“第一世界”作家的卑微心理。第二,批评个性的丧失。这是批评家人格、操守沦陷后的必然结果。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是在对作品实事求是评析基础上的“再创作”,应该在对对象的精彩占有与深刻把握中高扬起独特的批评个性与严肃的批评态度。然而,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批评,我们的批评家(包括笔者)多扮演“友情客串”的角色,帮助“造势”。国内某学术刊物要为北美某著名作家开辟一个批评专栏,受朋友之邀,笔者为其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本欲要对这部长篇小说的叙述话语方式、语言结构模式进行尖锐批评,可在朋友的再三规劝下,笔者只好放弃,也放弃了批评应有的原则和个性,卑琐地加入了“造势”的不光彩行列。第三,“情人式”的批评模式。中国的文学批评有两种基本模式,一是“法官式”批评,二是“情人式”批评。这两种批评范式均为批评的失语状态。中国大陆批评家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批评多属于后者,夸大“优点”,甚至将“缺点”也看成是“优点”。这种批评家与作家相互抚摸的批评对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伤害是巨大的,因为在泡沫化膨胀的鲜花和掌声中,作家会误以为自己就是杰出的曹雪芹、托尔斯泰,自己的作品就是《红楼梦》,就是《战争与和平》,会在批评家言不由衷的“捧杀”中迷失创作方向。

走出困境之径

海外华文文学在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其创作与批评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尽管各个地区存在不平衡现象。但也毋须讳言,其创作与批评目前已出现致命困境。幸运的是,当我们认识到困境存在之日,也就是我们走出困境之时。对于创作而言,海外华文文学作家一定要全方位提高自身的各种素质,一定要把文学当作一项重要“志业”。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作出大境界、大气象的经典作品。海外华文文学作家虽然身处中国文学的“边缘”,但“边缘”往往是文学魅力生成之所在。对于批评来说,批评家必须坚持自我的人格操守,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批评原则,坚持独立自主的批评个性,剔除“人情”因素的干扰。只有胸怀浩然正气,笔下才能舒卷风云之色。我们不仅呼唤真正的文学创作,也呼唤真正的文学批评,因为文学创作与批评是文学天宇上两颗相互照耀的太阳,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他们的表达必须对文学负责、对当代负责、对历史负责。也许,笔者就是那个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在此发出几句真诚的“恶声”,希望能够对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与批评有所警示有所裨益。

本文作者：王金城作者单位：闽江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