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为此而着迷、为此而痴狂，他们掀起了一场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这为西方社会带来了古代社会精神的复活，带来了人性光芒的闪耀。“在经历了文艺复兴二三百年解放而又混乱的文明洗礼，经历了连年的战乱之后，企盼秩序与稳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在人的个性经过了长时间的、多向度的、较充分的发展之后，需要有一种统一的理性规范加以约束。”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一部中国文学和诗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将前人作品奉为圭臬的历史，这种思维模式为中国诗学的发展带来互逆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它使得中国诗学的发展保持了良好的延续性，前人的理论成为后人取得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它也使得中国诗学发展的某些支流陷入到盲目崇古的误区，以至于他们的理论背离了时代的特征，落入到单纯追求形式化的窠臼中。”骨气端详，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延续着这一条道路，复古的传统深深印在了中国文人的灵魂中。当齐梁的宫体诗尚在文坛苟延残喘之际，陈子昂以他独有的神韵唱出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诗句。他的心中有无限的苍凉，更有对汉魏风骨的无限向往。唐王朝本是一个极为开放的时代，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极强的创新意识。然而，文人们却热衷于向前人取法，在这面“复古”的旗帜下跃动的是一颗颗闪耀着创新意识的心灵。正是在这一思维方式的引领下，唐代诗坛孕育出了新乐府运动、古文运动。“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记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身为宋代文人，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有可以效法的唐代文学;身为宋代文人，无疑是悲哀的，因为唐诗辉煌难以超越。因此，宋代文人独辟蹊径，开创了“词”文学的时代。如何才能让这样一种本属“艳科”的文学体裁登上大雅之堂，则成为宋代词人必须解决的问题。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为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少读书，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苏、黄二人俱是词坛老手，他们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就当时人对韩、杜等前辈文人的创作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们的初衷在于打破宋诗以“流”为源的错误。将前人的创作推崇至更高的境界，形成了宋代文学注重取法前人的良好传统。

构建复古传统的文化机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文学艺术及其文艺理论，都是结晶在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之上的。”

(一)构建复古传统的文化渊源

关于何谓“文化”，学术界并无定论。考虑到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西文学的对比，笔者认识到美国学者詹姆逊的定义更为贴切。他指出:“所谓文化———即弱化的、世俗化的宗教形式———本身并非一种实质或现象，它指的是一种客观的海市蜃楼，缘自至少两个群体以上的关系。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独自拥有一种文化:文化是一个群体接触并观察另一群体时所发现的氛围。”一方面，西方文学的复古传统具有明确的指向性，或是对于以古希腊文明为主体的文化成果的模仿、学习，或是为希伯来文明创设的“圣经”题材的借鉴。而确立这一传统的理论基石则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模仿”说以及中世纪神学塑造的宗教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中国文学的复古则显得较为模糊、跳跃，我们很难在纵观古今的中国文学思想史中发现一个统一的“复古”标准。历代的文人和评论家们更多地是从特定历史时期和个人的美学体系出发，针对当时文坛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不同的诗学主张。由此可见，他们提倡“复古”的目的是为了改革当时文坛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复古的人不管是复谁家的古，都总有一套自己的文学主张，而这主张又多少与他所追慕的‘古’的对象不太一样。而且复古运动也大多是针对当时文坛上的一些‘不古’风气———比如齐梁诗风、西昆诗派等而开展的，其目的是为了改革现实，因此，也就同时具有一定的革新色彩。这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普遍存在的背反现象。”

(二)构建复古传统的思维方式

前文已经系统考察了中国古代历史上颇具代表性的几次复古运动。从唐代的古文运动到“诗新运动”、江西诗派，再到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此起彼伏的复古主张先后出现，都是以诗人们认可的诗学高峰来冲击现实的弊端。在复古的面具下革新，在革新的浪潮中效法古人，已然成为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反观西方文学的复古传统则不是如此，这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深层机理造就的。所谓“思维方式”，是人们大脑活动的内在程式，它对人们的言行起决定性作用。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几千年特有的文化密不可分。各种内讧、动乱、战争，起因在于推翻一种专制，但不管成功与否，目的仍然还是建立另一种专制，以至一直延续着绵绵古国的超稳形态。政治既内涵于文化，又高居文化之上，它驾驭着文化老车，使之循规蹈矩地沿其旧辙。专制政治须“忠君”，治下文化便少不了“一言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成必然逻辑。后来，经无数打压、围剿、杀戮，如火如荼如血，“异端”近乎赶尽杀绝，中国人“崇圣”的“既定路径”思维终成了主脉。正是受到了这一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文人将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对文学的认知都与他们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联系在了一起。在他们的心目中，必然性地存在着一个不可触碰的最高美学范式。当现实生活的文学创作与此相悖离时，他们就会在自己视为最高精神信仰的文化体系中寻觅可以作为支撑的载体。这些载体就是他们在文学创作中努力追求的“古”。

作者：朱奇涵单位：西安外事学院